《庚子救援研究》读后感1000字
《庚子救援研究》是一本由冯志阳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庚子救援研究》精选点评：
●一、二、四、五章
●导论，一二章，第六章，余论。为了义和团而读，庚子救援写得很细啊。人物日记和盛宣怀档案资料可以写出一二章，很赞呀。史料，视角，坚持。
●未来努力的方向
●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看上去是一本学术著作，其实是一个绝佳的好剧本啊！如果能搬上大银幕，那绝对是一大片！
●三星半。问题意识太滥肯定不行，但没有或不彰也会带来很大的缺陷。
●本来为看东南互保而来，本书十分扎实，对庚子救援的起因经过结果、庚子时清廷的政治通讯网络、江南/香港士绅与救援的关系都写的很详细，绅权及“省”的意思这里感觉还能深入，有点意犹未尽。
●考索之功扎实，复原历史图景，历史细节丰沛，用力甚勤。也很注重当时东南士绅的话语逻辑和南北差异，有全景式的视角。略可申论者，则在当事人的行动逻辑、内心价值观，以及越出“庚子勤王”这一事件，从前后历史变迁中理解这段历史。
●按需。
●这本书需要细品，阅读是有点门槛的，不能读太快。引文多，人物也多，事情本身也头绪极多，但仔细读就能读出味道来。第一、二章讲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社会失序，特别震撼，尤其是拳民引发的最初的暴力和失序，这是以往很少讲到的，但是完全符合常识的历史。余论一章写得尤其好，显示出一个成熟学者的眼界和深度。不过我个人感觉余论中还少了“官绅”这个关键词。这方面内容其实前面已经谈到很多了，包括李鸿章和陆树藩的关系、刘鄂之死、李鸿章幕僚团队在中间起到的过渡作用，其实可以颠覆我们以往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分。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上海以一地救一国，在上海出现跨地域的救援祖宗商会组织不是偶然，一上海靠租界起家，思想先进，近代出口占绝大部分。浙粤商业巨人都在上海。二上海是移民社会，都是江浙粤移民，所以容易形成跨越原籍贯地域市民意识，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标签上海人。伟哉上海
《庚子救援研究》读后感(一)：完整呈现庚子救援的来龙去脉
庚子救援是过去研究中甚少论及的一个题目，志阳2007年读博开始，即以此为题，从一点点蒐集相关史料做起，不疾不徐，一步一个脚印，把相关档案、文献，以及散见于当年上海报刊上的各种有关救援的公启、章程、公函、电报、捐款清单、载回被灾官民名单、杂记等资料一一找出来，并加以系统梳理、排比与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前后历时五年撰成三十余万言的博士论文，比较完整地把这次救援的全过程呈现出来。论文于2012年答辩后，经过数年沉淀，去年志阳又集中精力花了大半年时间对原稿进行全面、细致的增订删改，最终定稿。志阳在《后记》中叙其缘起：
记得那是刚刚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课，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在讲授上海史时突然提到，庚子国变前后北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从京城迁居到上海，这极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动，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数千人被从京津地区救援到上海。然而，对于这次救援行动，不但学界研究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周老师因而向听课的学生们建议，有兴趣的可以试着去关注关注。我当即便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极大兴趣，此后便尝试着收集相关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并复印了陆树藩的一卷《救济日记》和五卷《救济文牍》，同时又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刊上发现了大量相关史料。知道我有了这些史料基础，周老师又建议我将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于是我的读博生涯便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为一体。
志阳讲述的这个过程，我自己已不太记得了。但我的确认为，与庚子年次第发生于南北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役、庚子西狩、东南互保、庚子勤王、庚子议和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研究的众多和深入相比，庚子年间由上海绅商发起、组织和实施的大规模救援则显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众多近代史著作几不著一词，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就庚子之变的整体研究而言，缺庚子救援这一块，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当我得知志阳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不免有点喜出望外。
我的“喜出望外” 除了对志阳的耐心和毅力表示惊讶外，更基于我对这个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的认知。庚子救援发生在京津沦陷这一被时人称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之后，与上述一连串重大事件深度交缠，互为因果。而且因为这种“深度交缠”，又不能不跟世纪之交中国的南北、官绅、华洋、新旧诸重关系深相勾窜缠绕。因此，讲清楚庚子救援本身的始末原委已有难度，要厘清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上述诸重深相勾窜缠绕的关系，则尤属不易。
志阳此书最着力和最用心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在于“尽量完整地呈现这次救援事件本身”。但要讲清楚这一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得对事件发生前后的具体时空情境有足够的了解。这一点，志阳有充分的自觉，他在《导论》中说：庚子救援行动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讯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在铸造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志阳依据自己艰苦搜寻所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上海图书馆藏陆树藩《救济日记》及相当于救济善会“征信录”的《救济文牍》，盛宣怀档案中有关庚子救援的各类史料，以及《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当时上海报刊上所刊登的相关资料，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各有侧重地详尽论述了这一史所罕见的大救援的缘起、组织、过程及其影响，其中对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这两大救援主体组织的发起人、幕后支持者、宗旨、章程、组织机构、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各级成员、成立过程、具体的救援活动、救援成效等各方面内容的梳理，尤为细致入微。此外，书中对救济款项的来源，特别是对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及旗籍官员的独立捐款及其动机、成效，以及救济款项在京官间的分配方式及其原因、效果的考察与分析，亦颇有所见。至于对沦陷时京城世相与京官生活的摹写，对救援场景的叙述，更是历历如绘，每每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欣赏的还是书中的“余论”部分，即“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 与前六章偏重于叙事不同，这一部分的立意则在于阐释庚子救援这一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及其意义。志阳在完整叙述庚子救援的全过程之后，特别从中拎出丝业、京官、省籍意识、东南意识、义赈等贯穿全书的五个关键词进行深入讨论，并以这种讨论来对庚子救援进行总结，不仅形式新颖，亦必有助于从更深广的脉络中理解庚子救援这一事件的由来及其演进。如此大规模的救援，而且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下展开的救援，绝不会是一个突兀的事件，在它的背后实际上浓缩着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区域社会的变迁历史。这正是志阳想要追踪的历史脉络。他发现庚子救援的实际主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丝商：最早倡议庚子救援且一直主持救济善会救援工作的陆树藩是丝商，负责东南济急善会日常事务的庞元济、施则敬是丝商，另一个救援组织“协济善会” 的创办人杨兆鏊也是丝商。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几乎全是由江南的丝商们筹划组织完成的。任何救援都得耗费财力，特别是像庚子救援这样大规模的救援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丝商成为庚子救援的主力，跟开埠以后上海出口的大格局有关。由于地近江浙产丝区，上海出口贸易以蚕丝为最大宗，丝商因此而逐渐累积的巨量财富，“成为晚清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最为显赫的财富拥有者”。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庚子救援全程中丝商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在庚子救援中，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都以京官为首要的救援对象。原因何在？志阳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时人的笔记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几乎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有学者以各省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诟病庚子救援，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已背离了“救济”和“济急”的初衷和本旨。我以为这是一种苛责，毫无道理。且不论庚子救援本身并不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广泛地泽及普通百姓，救济善会“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中并非都是京官。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显然也并非仅针对京官。实际上，救援以“乡谊”相号召，以“省籍意识”为底色，更容易“一呼响应，事集众擎”，这是国情，无可厚非。更何况当年倡议和主持救援的绅商，后来也并没有因为曾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的利益回报，有的还曾因此而负债累累，如陆树藩就因庚子救援而亏欠巨万，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悉数售与日本还债。其实，无论是救京官，还是救百姓，对那些慷慨纾难、不顾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觉得还是应当抱持起码的敬意。
另外，关于“义赈”在上海华人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志阳在分析这个关键词时，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
就上海的华人社会而言，无论何种力量想要参与到义赈事业中来，都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中来。在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形成之前，上海义赈界的联合和统一，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显然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的。十九世纪的上海，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各省各行商帮的各自为政。正是长期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济活动，使得上海华人社会逐渐拥有了一个有别于官府的公共领域，并形成了能为上海各省华人都认可的华人领袖。庚子救援之所以能够调动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东南社会的力量，与统一的华人社会及其领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上海的出现密切相关。
当然，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形象不可能因为几次义赈就能成型，但义赈在增进帮派林立，互不统属的各移民群体的上海认同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志阳这本书是厚实的，也是有见地的。厚实而有见地，一方面说明他在这个题目上下过切实功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肯下功夫又勤于思考，这样写出来的著作虽未必炫目，但一定不会是过眼烟云。
周武
2018年6月14日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庚子救援研究》读后感(二)：【转】周武：完整呈现庚子救援的来龙去脉——冯志阳《庚子救援研究》序言
庚子救援是过去研究中甚少论及的一个题目，志阳2007年读博开始，即以此为题，从一点点蒐集相关史料做起，不疾不徐，一步一个脚印，把相关档案、文献，以及散见于当年上海报刊上的各种有关救援的公启、章程、公函、电报、捐款清单、载回被灾官民名单、杂记等资料一一找出来，并加以系统梳理、排比与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前后历时五年撰成三十余万言的博士论文，比较完整地把这次救援的全过程呈现出来。论文于2012年答辩后，经过数年沉淀，去年志阳又集中精力花了大半年时间对原稿进行全面、细致的增订删改，最终定稿。志阳在《后记》中叙其缘起：
记得那是刚刚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课，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在讲授上海史时突然提到，庚子国变前后北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从京城迁居到上海，这极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动，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数千人被从京津地区救援到上海。然而，对于这次救援行动，不但学界研究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周老师因而向听课的学生们建议，有兴趣的可以试着去关注关注。我当即便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极大兴趣，此后便尝试着收集相关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并复印了陆树藩的一卷《救济日记》和五卷《救济文牍》，同时又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刊上发现了大量相关史料。知道我有了这些史料基础，周老师又建议我将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于是我的读博生涯便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为一体。
志阳讲述的这个过程，我自己已不太记得了。但我的确认为，与庚子年次第发生于南北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役、庚子西狩、东南互保、庚子勤王、庚子议和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研究的众多和深入相比，庚子年间由上海绅商发起、组织和实施的大规模救援则显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众多近代史著作几不著一词，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就庚子之变的整体研究而言，缺庚子救援这一块，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当我得知志阳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不免有点喜出望外。
我的“喜出望外” 除了对志阳的耐心和毅力表示惊讶外，更基于我对这个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的认知。庚子救援发生在京津沦陷这一被时人称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之后，与上述一连串重大事件深度交缠，互为因果。而且因为这种“深度交缠”，又不能不跟世纪之交中国的南北、官绅、华洋、新旧诸重关系深相勾窜缠绕。因此，讲清楚庚子救援本身的始末原委已有难度，要厘清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上述诸重深相勾窜缠绕的关系，则尤属不易。
志阳此书最着力和最用心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在于“尽量完整地呈现这次救援事件本身”。但要讲清楚这一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得对事件发生前后的具体时空情境有足够的了解。这一点，志阳有充分的自觉，他在《导论》中说：庚子救援行动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讯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在铸造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志阳依据自己艰苦搜寻所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上海图书馆藏陆树藩《救济日记》及相当于救济善会“征信录”的《救济文牍》，盛宣怀档案中有关庚子救援的各类史料，以及《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当时上海报刊上所刊登的相关资料，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各有侧重地详尽论述了这一史所罕见的大救援的缘起、组织、过程及其影响，其中对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这两大救援主体组织的发起人、幕后支持者、宗旨、章程、组织机构、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各级成员、成立过程、具体的救援活动、救援成效等各方面内容的梳理，尤为细致入微。此外，书中对救济款项的来源，特别是对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及旗籍官员的独立捐款及其动机、成效，以及救济款项在京官间的分配方式及其原因、效果的考察与分析，亦颇有所见。至于对沦陷时京城世相与京官生活的摹写，对救援场景的叙述，更是历历如绘，每每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欣赏的还是书中的“余论”部分，即“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 与前六章偏重于叙事不同，这一部分的立意则在于阐释庚子救援这一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及其意义。志阳在完整叙述庚子救援的全过程之后，特别从中拎出丝业、京官、省籍意识、东南意识、义赈等贯穿全书的五个关键词进行深入讨论，并以这种讨论来对庚子救援进行总结，不仅形式新颖，亦必有助于从更深广的脉络中理解庚子救援这一事件的由来及其演进。如此大规模的救援，而且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下展开的救援，绝不会是一个突兀的事件，在它的背后实际上浓缩着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区域社会的变迁历史。这正是志阳想要追踪的历史脉络。他发现庚子救援的实际主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丝商：最早倡议庚子救援且一直主持救济善会救援工作的陆树藩是丝商，负责东南济急善会日常事务的庞元济、施则敬是丝商，另一个救援组织“协济善会” 的创办人杨兆鏊也是丝商。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几乎全是由江南的丝商们筹划组织完成的。任何救援都得耗费财力，特别是像庚子救援这样大规模的救援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丝商成为庚子救援的主力，跟开埠以后上海出口的大格局有关。由于地近江浙产丝区，上海出口贸易以蚕丝为最大宗，丝商因此而逐渐累积的巨量财富，“成为晚清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最为显赫的财富拥有者”。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庚子救援全程中丝商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在庚子救援中，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都以京官为首要的救援对象。原因何在？志阳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时人的笔记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几乎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有学者以各省京官为最主要的救援对象诟病庚子救援，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已背离了“救济”和“济急”的初衷和本旨。我以为这是一种苛责，毫无道理。且不论庚子救援本身并不仅限于救援京官，也曾广泛地泽及普通百姓，救济善会“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中并非都是京官。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显然也并非仅针对京官。实际上，救援以“乡谊”相号召，以“省籍意识”为底色，更容易“一呼响应，事集众擎”，这是国情，无可厚非。更何况当年倡议和主持救援的绅商，后来也并没有因为曾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的利益回报，有的还曾因此而负债累累，如陆树藩就因庚子救援而亏欠巨万，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悉数售与日本还债。其实，无论是救京官，还是救百姓，对那些慷慨纾难、不顾安危、仆仆于途的施救者，我觉得还是应当抱持起码的敬意。
另外，关于“义赈”在上海华人社会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志阳在分析这个关键词时，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
就上海的华人社会而言，无论何种力量想要参与到义赈事业中来，都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行动框架中来。在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形成之前，上海义赈界的联合和统一，对于整个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显然是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的。十九世纪的上海，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各省各行商帮的各自为政。正是长期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济活动，使得上海华人社会逐渐拥有了一个有别于官府的公共领域，并形成了能为上海各省华人都认可的华人领袖。庚子救援之所以能够调动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东南社会的力量，与统一的华人社会及其领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上海的出现密切相关。
当然，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形象不可能因为几次义赈就能成型，但义赈在增进帮派林立，互不统属的各移民群体的上海认同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志阳这本书是厚实的，也是有见地的。厚实而有见地，一方面说明他在这个题目上下过切实功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肯下功夫又勤于思考，这样写出来的著作虽未必炫目，但一定不会是过眼烟云。
2018年6月14日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庚子救援研究》读后感(三)：最后的施善者
1900年（庚子年）夏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狩，直至两天后才在途中布置京城留守事宜，然而他们却不知自己任命的三位留京办事大臣没有一个身在京师。此时通信系统瘫痪，音讯断绝，北京城中陷入大乱，没有任何力量出面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只能各谋生路。在这危急关头，江浙的一群士绅组成救济会，通过各种渠道将北京城中的一些官员救出，史称“庚子救援”。由于这一堪称史诗般的救援，原本居留北方京津地区的数千名政治、文化精英在很短时间内南下上海，极大地促进了上海随后在文化上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尽力复原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可以想见，在那时的兵荒马乱之下，好整以暇的系统记录原本就比平日难上十倍，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些，又不能深切理解这一救援行动是在什么情境下展开的。正因此，冯志阳在《庚子救援研究》中承认，自己“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构建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上”，这样的碎片拼接不仅需要耐心，也相当考验基本功，但只有这样，才使这项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这一救援首要的意义当然是它在极其危难的时刻拯救出了以京官为主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但这本身就是后来争论的重心之一。因为显而易见，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在实施救援时都是有选择的——简单地说就是更偏向于救助在京的南方省籍同乡。有些人因此诟病庚子救援背离了“救济”和“济急”的本旨，所救助的只是本省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本书也同样强调了各省京官与省籍的利益相关。不过正如周武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不免有几分道德苛责：救援以“乡谊”相号召是国情使然，当时主持救援的绅商也没有因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利益。在此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同乡所构成的社交网络本身就构成了救援的边界，因为救援者从南方乍到陌生而陷入混乱的京城，对那些平常没有往来的外省精英，恐怕他就算想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住在哪里、如何联系。
一如本书所指出的，当时一个普通的京官，身上往往会有四重人际网络：同乡、同年、同事、师生。庚子救援以一种极端的情形表明，当社会秩序崩塌时，一个人所能依靠的还是那些传统社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本身具有潜在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政治变动并不能瓦解它们，反倒使它们行动起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过，以往的乱世中，中国人的自救往往更多依赖宗族、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而庚子救援则表明一个超越熟人社会的公共组织已隐然成形。这也可以解答一个问题：为何这次救援是由上海的江浙绅商发起？其它各省为何没有相应的救援行动？答案恐怕在于：上海作为晚清中国最大都会，各省各行的商帮长期以来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济活动，已经在官府之外创造出一个公共领域，作为行动主体的绅商已在其中自觉扮演起社会赋予的角色。
毫无疑问，这样大规模的慈善救济行动耗资巨大，庚子救援主事者之一的湖州丝商陆树藩因此差点破产，后来不得不将自己的皕宋楼藏书转手。本书也花费不少笔墨来探讨这些绅商的经济实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对这次慈善性质的救援行动来说，财力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妨试问：一个人具备财力和“省籍意识”，就能参与、组织这样的救援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又回到之前那个问题：为什么财力充裕如四川等省没有类似之举？安徽不算富裕省份，但在李鸿章亲自安排、布置下，对皖籍京官的救援仍得以顺利协调展开；但对四川京官的救援，却“因为缺乏素具威望的川籍官员主持其事，导致在捐款上各行其是，互不统筹”而宣告失败（本书页215）。凡此均可见庚子救援的成功还有赖于更深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简言之，这些江浙绅商实施救援的动机是什么？既然像陆树藩这样为此投入十几万两银子，几乎身家难保，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固然，当时参与庚子救援的刘鹗曾致函陆树藩说：“人才为国之元气，京师为人才渊薮，救京师之士商，即所以保国家之元气。”但就算他本人认可这样不计回报的崇高动机，又如何说服所有参与行动的绅商？毕竟，商人在传统认知中都是“逐利”的。
或许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文献支撑，冯志阳并未对此多做展开；不过，尽管他再三强调这些绅商的自我组织能力是在近代上海的环境中生成的，在我看来，他们身上传统的痕迹至少与“现代”的一样多。梁其姿在《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一书中着重强调：当时慈善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而是源于施善者界定身份、凝聚阶层、整合社会的目的；因而看似奇怪的是，越是富裕的地方，反倒有很多的济贫组织。施善首先是为了满足施者的需求，体现出施者自身的身份认同，而救济则是世俗化的儒学观念向下渗透的结果，其动机一为教化，二为积德，最后才是救济。不难看出，这些植根于传统价值观的“义举”本质上与受施者无关，而是施善者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社会资本、道德资本的努力。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传统所说的“义”——事实上，从庚子救援时的社会评判来看，人们也都是在这一价值观的层面来加以理解的。如1900年夏七月《申报》刊登《粤人好义》，表彰广东绅董救援之举；十月，协济善会奉到两江总督刘坤一批示，嘉奖其善举“实属乐善好义，造福无穷”；十一月，李鸿章也称赞“各绅民好义乐施”。从陆树藩自己的《救济日记》看，他几次提到自己救援途中“必为神明护佑”、“冥冥中诚有为之呵护者”，还说到天津富户王奎章在城破之后，吝啬不肯供应饷银，结果因小失大，破家丧产，“嗟乎，世之见小失大唯利是图者，其以天津之王奎章为戒鉴也可。”在此可以看出，施善者所注重的并不是私有财产权利和公共利益，而是一种儒家道德化的价值评判。
东南绅商这么做，既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也是传统社会演变的产物。所谓的“义”的概念，正是社会网络中跨越熟人社区边界的产物，同时又由这种社会价值的肯定提供内在驱动力，其组织能力也由此发展而来。当然，1870年代在江南社会兴起的“义赈”是一种新型的慈善赈济模式，因为其救助对象超出了江南这一地域范围，且“民捐民办”，“不必受制于官吏，而听其指挥”。但它之所以在此时兴起，与其从这些绅商的经济力量增长中找原因，倒不如注目于国家力量的衰退：这里值得再次征引梁其姿的看法，她认为慈善组织受到“权力场”的影响，当权力介入民间组织后，组织终会衰落。就此而言，慈善组织在晚清的活力再现，本身恐怕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后国家力量不振，因而民间力量得以自觉地填补这一权力真空。
本书所提到刘鹗在庚子救济后的遭遇也可印证这一点：八国联军破城后，刘鹗开太仓之米赈济难民，当时政治秩序崩溃，“许多本来应该由官员办理的事情转而由绅士经手，这在非常时期实属正常”，但事后这却成为权臣整刘鹗的借口，理由是“私售仓粟”。冯志阳正确地指出：“当官权处处受限时，对于绅士的越界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一旦官权得到恢复，绅士曾经的越界之举则随时可能成为获罪的借口。”问题在于：这个边界在哪里，并没有清晰的界定，而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博弈的结果，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可以说，这些施善者面临着多重困境：传统价值观中那种要求人们“好人做到底”的无限责任制，让很多人在庚子救援之后倾家荡产，因为财力再雄厚也难经历这样的透支，这又潜在地阻止人别人效仿追随；他们原本的施善义举是基于一种儒家道德观和社会肯定，但这在时代剧变之际也很快成为绝响，新的价值观、语汇和行动逻辑都迥然不同；不仅如此，他们救援的行为本身可能被重振的官府权力视为越权。这都意味着，如果他们要再往前走，那势必就得开放社会力量参政。对比英国的情形也可看出：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艾德礼在1904年踏上社会后在伦敦东区的见闻让他确信，私人慈善活动永远不可能减少真正的贫困现象，为此他加入工党，开始投身地方政界，主张国家必须进行干预。
领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按说是得益于上海近代化进程、并大大推动省籍意识高涨的庚子救援行动，却没有后继的余音。1905年动员和组织整个上海华人社会抵制美货的上海总商会，其行动的逻辑已是相当现代的组织、抗议，这和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组织网络和儒家价值观的庚子救援相比，可说是革命性的变化。武洹宇在《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一文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公益”的理解是基于“义行”、“义举”或“善举”等儒家概念，但到19世纪末则生出一系列新的语义，承载了政体转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实际张力，“致使原本发挥治理补充作用的慈善转变为主动引导社会变革的公益”，带动了“新型公共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兴起。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看，庚子救援时期那一批绅商可说是最后的施善者，是从传统到现代、从个人积善到公共慈善的过渡。他们推动了变化，但却无法在之后的新时期继续扮好角色，因为整个舞台都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已刊2019-02-20“澎湃新闻”之私家历史栏目 ------------------------------------------------------------------------------------------------ 勘误： p.65：太后素性狠鹫：鹫=鸷？ p.75：任丘县东梁州地方：当时无“梁州”或“东梁州”地名，疑是霸州 p.231：雍剑秋，名涛，以字行，江苏高邮人，“15岁时学习英文，后到英国教会学堂念书，不久考入新加坡大学，他学习的第二外国语是德文。23岁读完大学”：按，雍剑秋出生于1875年，23岁读完大学则是1898年，但新加坡当时并无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前身均只能追溯到1905年，“新加坡大学”的校名直至1962年马来亚大学新加坡校区独立才真正出现 p.307：陈舆昌、刘贯记等丝栈：p.311脚注则提到“陈竹坪的陈与昌丝栈赈所”，疑前一处“舆”当作“与”，以繁体字字形相近而误
《庚子救援研究》读后感(四)：【转】冯志阳：“庚子事变”中的“救援行动”是如何开展的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悄然西逃。只有极少一批王公大臣获知消息，随扈西行，绝大部分京官身陷危城。其中不少京官在城破之初还以为光绪帝并未出逃，而是留京与洋人议和，直至八月初才最终获悉两宫均已西狩。随后，一些京官追随西去，大部分京官苦于盘资缺乏，而坐困愁城。
朝廷不复存在，京官们无处领俸，生计来源断绝。雪上加霜的是，联军破城之初，抢劫成风，洋兵、京民轮番抢劫当铺、米房、钱铺，导致“街市无行人，菜蔬自此断绝”。四川籍京官高枏、高树兄弟及其家人，一部分逃到昌平，一部分留守京中寓所。高枏事后追忆：“七月城破后，日食维艰。昌平寓中，皆食小米。七兄勒令京寓吃稀饭。半月后，余手足起泡，奇痒。七兄买红苕五斤，与拱璧同珍，加一条于稀饭，秤其分两而减米焉”。江苏籍京官叶昌炽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采南同年全家在京，仅存十日粮，市中粮食，抢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绍甫同年希廉，短衣买盐花生度日，国子先生至此，真不忍闻矣”。叶昌炽带着家人逃至昌平，境况也堪忧：“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渐增至八百余文，尚不可得。今日籴五斗，每斗价九百二十文，其余油盐蔬果，无不倍蓰，长此迁延，填于沟壑不远矣。”
叶昌炽及其手迹在秩序正常的太平岁月里，京城是天下利薮之所在，皇权对于全国各地统治权的主宰和支配，使得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金钱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因而，尽管京城位于北方，但南方各省人士之在京城为官经商者也为数众多。作为一个消费性城市，整个京城的繁华都仰赖于这种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实施。而京城一旦失去皇权的庇佑，同时又处于敌国军队的控制下，留守京官的命运可想而知。一些南省京官不顾一切，踏上回乡之路，不但遭受颠沛流离之苦，更有可能行至中途便资财耗尽，再也无力前行。留守京官以及京城难民们的悲惨境遇，通过《申报》、《中外日报》等上海报刊的渲染，引起了南省官绅商民极大的同情心，尤其是亲朋故旧身处北省险境又杳无音信的南省人士。
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陆树藩、潘炳南等东南绅商提出了创办救济善会，前往京津地区将南省被难官绅商民援救回南的主张。该主张得到即将赴京议和的全权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高度赞许，并指示长期追随自己的盛宣怀和江南义赈领袖严信厚、施则敬等人，尽快展开救援行动。严信厚等人因此成立了济急善局，与陆树藩等人创办的救济善会分头展开救援。按照当时的约定，从德州到清江一带的陆路救援由济急善局负责，京津一带的海路救援则由救济善会负责。不久，济急善局又扩充为东南济急善会，领衔主持者变为盛宣怀，而东南济急善会与救济善会的分工，则又变为“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即陆树藩），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即盛宣怀）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
陆树藩（左三）与刘承幹、席锡蕃、杨赞卿等人合影于刘承幹双清别墅李鸿章一行抵达京城后，发现情况比之前预想的更为严重，因而专门致电盛宣怀，指出“京城遭变，官民荡然，米贵天寒，碍难存活”，要求盛宣怀“速电东南各帅及司道，广筹协济”。事实上，此前盛宣怀便已经向各省“制台、抚台、河台、漕台、提台、镇台、藩臬运道台、各局所、各统领、各商号领、各商号”发出“东南各省同人公电”，请求各省捐款，并由“李傅相照会驻京各使，在京设局，由各省同乡经理”。在李鸿章的直接号召和动员下，各省官绅士商纷纷解囊。这些捐款分为三种形式：公济、指济和专济。公济是指捐款用于接济各省被难京官，以及赈济平粜、掩埋尸骨等方面的经费；指济是指“就各省来款内，指定助济某省某府某县京官”；专济则是指“专寄京官某人者”。专济即李鸿章所言“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指济则是“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只有“公济”才是面对京城全体难官难民的。
举例而言，四川成都矿局的陈光弼先以“规银五千两”指济四川同乡，后又“续捐万金”公济各省；香港通商银行董事冯厚光对于广东京官区湛森、梁士诒、颜廷佐三人的专济等。甚至李鸿章在通过盛宣怀等人发起对于各省京官的统一救援行动后，还曾亲自致电三位安徽籍藩司（江西布政使张绍华、四川布政使周馥、云南布政使李经义），表示“同乡困苦万分”，要求他们迅速筹款接济。对于留守京官而言，有人最多则可以领到三份或以上的救济金。以叶昌炽为例，他先是得到两位友人“康吉、允之”的“专济”“二百金”，后又领得盛宣怀为江苏同乡京官所筹“人各得百金”的“指济”款项，最后还领到“合肥所筹津贴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
在李鸿章发起的救援行动之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另行筹集资金，拟资助留守京官奔赴西安行在，“每人给一百五十金为出京赴陕盘费，言明务须赴行在，不赴陕者止给百金”。后来因为担心公然推行此举，“有碍于和局”，乃改变资助计划：“以二万分济留京者，尽数酌送，以五千尽数分济赴陕者，作赴沪到鄂用资。其赴陕者似宜托名回籍，请傅相转商英、美、日照料到沪，由盛京堂备船到鄂。其赴陕用资，于过鄂时由洞计人数酌送。”这项救济款项被京官们称为“三帅款”，高枏、叶昌炽等留守京官的日记中都有他们领取“三帅款”的记录。
盛宣怀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疆吏领袖发起救援行动的同时，庆亲王奕劻发起了完全针对旗人的救援行动，即捐款者限于“在旗督抚”，救援对象为在京旗员。江苏巡抚松寿九月十六日致电奕劻表示：“旗员困苦情形，久切恻念，谨遵极力筹济，已分电各省旗籍司道二十二处，候得复电，再竭绵薄，一并由汇丰汇京，以副钧属。”十一月二十六日，奕劻又致电盛宣怀表示：“旗员济款，待放孔亟，现计到者：粤、晋抚，川督绅，江西抚司道，浙、宁藩，皖司道，镇关道等，荆、伊两将军，共七万有零，不敷尚多。希查松抚前次切电各处，除已到外，余代电催，速为筹复。倘难一时交汇，先将数目电知，以便贷款垫发。”在朝廷尚无力为留守京官们提供生活来源之时，无论是汉族京官，还是八旗官员，要想生活“尚可支持”，便只能通过各自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一种非政府渠道的方式筹集资金，均匀散放，以弥补朝廷之虚空。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身负倡导之责的权势人物，如李鸿章、奕劻、张之洞等，几乎就等同于一个个无形的朝廷。旗汉分别筹款、分别散放，又意味着人心中的满汉畛域将愈加分明。
在李鸿章等朝廷大员通过筹款、汇款接济留守京官的同时，陆树藩率领中国救济善会的救援人员，其中包括严复、陈季同等著名人士前往京津一带，展开实地救援，举措包括平粜施衣、治病救人和掩尸埋骨，但最重要的还是将想要回南的被难官民援救回南。其中显赫者，包括礼部尚书廖寿恒、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曾广銮等。这场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辛丑年初，陆树藩再次派人前往京津地区将上年来不及登船的被难官商援救回南，其中包括聂士成的母亲等家眷。最后，救济善会还将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浙江三忠”的灵柩运送回南，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庚子救援行动虽然是依靠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倡导和支持才得以展开，但救援的经费主要来自民间捐款，具体负责其事的大多是江南丝商。救济善会的创办人、主持者陆树藩，作为浙江湖州人，其财力主要来自于丝业。济急善局的五位发起者中，庞元济、施则敬两人均出身丝商。济急善局以及随后扩展而来的东南济急善会，其日常办公地点便设于“盆汤弄丝业会馆”；有关济急善局或东南济急善会各种信息的发布，也均以“盆汤弄丝业会馆庞元济、施则敬”署名。可以说，东南济急善会的具体救援活动主要便是由“庞元济、施则敬”两位丝商筹划。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中，除了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两大救援组织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救援组织即协济善会，其主持者杨兆鏊也是丝商出身，协济善会也正是设在杨兆鏊的泰康祥丝栈中。
庚子江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整个十九世纪，茶叶和蚕丝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贸易和商业报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其中，茶叶长期占据第一位，蚕丝占居第二位。同治九年（1870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9%，蚕丝占39%；光绪元年（1875年），茶叶占53%，蚕丝占36%。虽然茶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却一直是蚕丝占据首位。因为茶叶为多口岸出口，浙、皖茶多由上海出口，两湖茶多由汉口出口，武夷茶则由福州出口，而蚕丝的出口几乎都集中在上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蚕丝产区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中尤以浙江湖州为最。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四年（1878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表示，该年“出口商品总值28303976两，其中1800万两为蚕丝，800万两为茶叶”。次年，副领事阿连璧在“上海贸易报告”中直接指出，“蚕丝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列于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则列于首位”。江浙丝商的巨额财富就是在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下获得的。
不仅如此，庚子年间的南北殊途，与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也关系密切。以丝茶为主的出口格局使得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东南各省，因为丝茶产区主要集中于东南。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轮船、电报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利益分化，东南因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与文明，北省反之。久而久之，南与北，新与旧，俨然对立。进一步探讨，还可以发现庚子救援虽然是以“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的形象面世，但本质上仍是以乡谊为基础的救援行动，李鸿章称之为“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庚子救援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而正是“省界”意识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并最终改变了历史。
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
虽然是研究“救援行动”，但本书的问题意识既不因为它是兵灾引起的救援而归属于灾荒史的范畴，也不因为它是由善会实施的救援而归属于慈善史的范畴。本书首先是将这次救援行动视为一次事件，有开始有结束，有施救者有被救者，有详细的救援过程，有丰富的救援细节，即尽量完整地呈现这次救援事件本身，是本书最为着力的地方。
李鸿章这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救援事件。从组织者来看，救援行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救援组织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前身是济急善局）可以说是直接秉承时任全权大臣李鸿章的意旨而设立。东南济急善会的京局更是依托李鸿章进京议和时所带幕府人员而设，且就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办公。此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留守京官实施了独立于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之外的救援之举；庆亲王奕劻也电谕各省在旗督抚捐款接济在京旗籍官民。完全可以说，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王公大臣与封疆大吏大都参与了这场救援行动。
盛宣怀从动员范围来看，盛宣怀作为东南济急善会的首要主持者，利用其掌控的电报局以李鸿章的名义向“各省督抚河漕提镇藩臬运道”发电呼吁“设法劝助各省同志”，后来也的确得到了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可见，这次救援事件的动员规模事实上是超越了东南各省的范围，直接面向全国。从救援效果来看，据救济善会创办人兼主持者陆树藩言，“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实际上，将被难官商士民救援回南不过是此次救援行动的计划之一。随着京城秩序的逐渐恢复，两宫回銮的传言不断，许多京官并不愿意渡海回南，因此在朝廷俸禄尚无法指望的庚子秋冬之季，留守京城的京官们主要依靠东南济急善会通过各种方式筹汇至京的款项度日，据李鸿章奏稿言，东南济急善会“先后汇款至五十余万两”。此外，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还在京津地区开办平粜局、施衣“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规模的救援事件，就其本身便已具有独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笔者看来，且不论庚子救援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单由救援行动牵扯进来的各种问题或视角，已足以令我们对庚子国变产生新的认知和观感。既然是一次救援行动，那么下面这些问题便不得不进入我们的视野：庚子国变期间的北京城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况中？大批来不及随扈西行的京官们，在俸禄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如何求得生存？数量更多的京津平民百姓，在八国联军占领下何以过活？南北之间的交通何时中断？交通中断后，一些寓京南省籍人士如何克服重重障碍逃回南方？南北之间何时开始音讯不通？通讯中断后的东南社会如何获悉或想象北方境况？概言之，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一个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国变。
庚子救援行动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日常世界中，并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制约。因此，要更好地叙述庚子救援事件，就不得不进入这个救援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中，深入探讨庚子国变前后南北间交通方式与通讯方式的变化、京城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京官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此外还包括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中外贸易与江浙丝商群体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上海乃至江南经济的宰制性影响，京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色，以及华洋之间、官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与庚子救援事件直接相关的历史情境。这些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比救援事件本身更为简单，因此笔者相当多的精力都在铸造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如果说本书在尽量完整叙述庚子救援事件之外，还有什么企图的话，那就是希望通过呈现庚子救援事件的来龙去脉，来见叶知秋，即感受和体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常中国及其变化。
张之洞事实上，对于这些日常世界及其变化的关注，反过来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重要政令何以出台？尤其是某些重要的历史进程何以能够成为现实？例如庚子年八月三日（1900年8月27日），行在军机处发布上谕，“现在已派庆亲王奕劻回京，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崑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均著作为留京办事大臣，随时商办一切事宜”。辅助奕劻议和的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中，只有陈夔龙一位汉大臣，而以陈夔龙当时的官阶品秩而言，显然是轮不到他作为留京办事大臣的。陈夔龙当时署理从三品的太仆寺卿，且不论正二品的各部院左右侍郎，单从一品的各部院汉尚书，当时在京的就有吏部尚书徐郙、兵部尚书徐会沣和礼部尚书廖寿恒等。为何是陈夔龙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据《梦蕉亭杂记》，八国联军破城后，陈夔龙借寓黑芝麻胡同胡砚孙宅，而胡宅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舒文之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陈夔龙派仆人前往舒宅探听消息，而舒文早已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成为当时中外得以接触沟通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渠道，崑冈、敬信、裕德等满大臣也多聚集在舒宅“会商要事”。用陈夔龙的话来说，“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陈夔龙因此参与到崑冈等满大臣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是向行在报告他们与赫德会晤的情形，并请派庆亲王奕劻回京议和。该奏摺共有十人列名，除了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的八人外，还有舒文和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许佑身,而许佑身之所以能够列名，当是因为他和陈夔龙作为姻亲而同在胡砚孙宅避难之故。这封发于七月二十九日的奏摺，八月二日到达行在，是两宫自七月二十一日西行后，首次获悉来自京城的信息。行在军机处于八月三日向奕劻、赫德和崑冈等分别发布了三道上谕，内容完全与崑冈等人的奏摺相呼应，清廷中枢指挥下的中外沟通和联络由此正式开局。陈夔龙正是由此机缘而被派为留京办事大臣的。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正在逃难的两宫而言，明确知道仍留守在京的满汉臣僚，就是“均住东四牌楼迤北”的这十位列衔者，留京办事大臣从中产生合情合理。陈夔龙事后追忆，表示“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郭则沄更在《庚子诗鉴》中将陈夔龙被任命为留守大臣一事，称之为“异数”。不久，升任顺天府府尹的陈夔龙和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的兵部尚书徐会沣联衔上奏，便自称“兵部尚（书）·兼理顺天府兼尹事务臣徐会沣、留京办事大臣·顺天府府尹臣陈夔龙跪奏”。
南北之间的信息不畅成全了东南互保
再以电报通讯为例。当承平之日电报畅达之时，人们对于电报之于朝政大局的重要性可能没有太大感觉，然而一旦有事，则其重要性立刻凸显出来。前文所述清廷中枢在逃难初期，与各省督抚、留守京官的短暂失联所带来的人心动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东南督抚在策划中外互保时，南北之间电报通讯状况的不断恶化，恰恰又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发布“宣战诏书”，并谕令“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由于京城与外界的电报通讯在五月十二日前后便开始出现问题，上谕以“六百里加紧”的形式传递，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济南。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当即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表示“是以大裂”，并询“从何收拾”。盛宣怀当天便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东南互保”的倡议，并强调“须趁未宣战之先”，由刘坤一、张之洞“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盛宣怀所谓“未宣战”，可由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袁世凯的电文只是略述上谕大意，特别强调朝廷“饬各省招集义民，成团御侮”，令盛宣怀误以为朝廷尚未宣战；二是或许在盛宣怀的意识中，只要各省督抚尚未接到宣战诏书，那对这些督抚而言，就是尚“未宣战”。后来盛宣怀《愚斋存稿》收录的电文便是更容易理解的“须趁未奉旨之先”。也就是说，李、刘、张“东南三大帅”从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获悉朝廷旨意，到正式接奉朝廷谕旨，其间有一个时间差，而“东南互保”正是在此期间筹议开局。从五月二十七日盛宣怀正式向刘、张二督提议，到五月三十日上海道余联沅奉刘、张电令，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开议“东南互保”，“双方有机会互陈立场，彼此有所谅解”，时间虽然相当紧迫，刘张二督作出决策也很迅速，但兹事体大，决策者的内心不可能不反复考虑、多有踌躇。刘坤一在复电赞同前，曾专门致电张之洞探询“是否可行”，而李鸿章为鼓励刘张二督，也于五月二十九日致电盛宣怀明确表示态度：“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嘱咐盛宣怀“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
毕竟是抗旨不遵，如果这只是个别督抚的单独行动，结果可想而知；但如果是实力督抚们的集体态度，则另当别论。因而这些督抚们在“举大事”之前联络沟通，协调立场就显得相当必要。或许正是由于“东南三大帅”经过私下沟通达成了共识，刘、张二督于五月三十日“东南互保”开议之时，又会衔电奏朝廷，表示长江一带“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并请求朝廷“亟思变计”。上海道余联沅在“东南互保”会议上的发言，首先便是以“现在南北消息断绝，朝廷意旨未明”，为刘、张二督异于清廷中枢的决策提供必要的前提，并强调只要章程“由各领事调印生效”，则“不论朝旨如何变化”，刘、张二督都“必恪守章程”。显然，刘、张二督的如意算盘正是，在“宣战上谕”正式递到之前，造成“东南互保”的既定事实。在此期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还联名致电俄国外交部，声明彼等“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另外，盛宣怀一方面致电江鄂粤三督和苏浙皖三抚，指出宣战诏书“若一传播，则东南保护之议全裂，立刻危变”，请求“各大府飞饬各局，不准宣扬”；另一方面致电各电报局，“暂勿宣泄”宣战诏书，“致碍东南大局”。可以说，恰是南北之间的信息不畅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东南互保。
本文摘录自《庚子救援研究》，冯志阳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地址：
https://news.163.com/18/1208/09/E2G9OLNV000187UE.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4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