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30年》读后感精选
《中国改革30年》是一本由张维迎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37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08-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改革30年》精选点评：
●为什么评分这么低，绝对好书哇！
●看到是张维迎主编，马上就借了。
●了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好书~
●这些不是真相
●惨的是，短短几年以后，连书里这点可怜巴巴的真知灼见都寻觅不到了，关于市场改革的经济学著作从来都没办法讲到真正要害里去，只能浮光掠影地扎几针。#对宏观经济的了解实在太浅了，只能从最基础的读起
●在如今的经济大环境下，翻读七年前10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思考，分分钟有打脸的感觉。倒不是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的预测和判断精准到位，而是这些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早已有之，尽管经过无数次的论证和反馈，很多观点和道理也全部见怪不怪，甚至是麻木，感觉稀松平常，对外界的一些问题甚至开始有了“有生之年不抱希望”的念头。改革二字，对应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分享，平等和效率二个词语在如今的经济大环境下也变得滑稽起来。10位经济学家，或许在随后的几年里也振臂高呼，要改革，希望还市场与市场，激发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活力，却也只能是建议建言。政府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控制的力度也越来越强，尤其到了今日今时经济紧缩的局面，未来的路更加不明朗。重读这些学者的文字，虽忧心却感慨，良心还在。
●看的是世纪出版集团的新版本，但是搜名字搜不到。我看的版本，开篇，张维迎老师是写的很不错的，指出了经济改革的一些问题。而且他的一些观点在我的论文中也可以使用。不错。里面的各种观点，更加值得学习。怀念那个时候的经济学界了，也想起了那时候天天看央视财经频道的日子。时间啊，轮回。以为学了政治学就不看这些书了，结果还的看经济学的书。
●茅于轼老师那段最好，讲了有用的实话
●集各家之言
●2.5
《中国改革30年》读后感(一)：知其雄，守其雌
这本书是10位所谓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集。读之可知这些国内主要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观点。其中，最好的是吴敬琏、林毅夫、钱颖一、陈志武。茅于轼基本是胡扯，厉以宁有很多胡扯，张维迎做的一点也不solid，而樊纲做的有点像我想要做的，但是也很简单。有个感觉：有些经济学家想问题想得简单得让人吃惊，比如茅于轼和厉以宁；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这个学科和对经济学的学者的自信让人吃惊，比如张维迎——而这几个人是典型的市场决定主义者，似乎只要有市场、民营经济、supply-demand、政府干预行为的减少就可以解决诸如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弱视群体、公平和效率等等问题。
《中国改革30年》读后感(二)：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实践将碰到更多更严酷的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于经济学家。多为参与改革的政府智囊。对经济改革中的现实问题颇为了解。
智囊谈的内容渊博而又深刻。无论是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货币学派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影子。
在多年高速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庞然大物，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必须要提高内生发展的力量。在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钢铁需求45%，铜需求全球30%的情况下，再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世界其他国家不但经济上不现实，而且政治上也不允许。
在经济发展转向内生力量的时候，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与外向型经济不同，我们面对着生产、消费重叠的问题。同一个地区，既可以是生产者，也可以是消费者。没有外贸合同这种约束力很强的机制，交易成本相对较高。
如何建立内贸中的规则，建立内生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体制，是一个难上加难的课题。只要改革就有人获利也有人受损，解决交易成本必然伤害既得利益群体。
纯粹经济改革的难度很大，必须结合政治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内容。中国各省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各有千秋，一刀切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中央组织给政策，下级政府去执行，各地人民监督。这种方法才能合理有效。
各地政府做的怎样，看看各地的保障性住房、通胀水平、经济发展效率就可以一目了然。
《中国改革30年》读后感(三)：几个观点
一本神交许久的经济学读物，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阅读，以至于当我提笔笔记时，已经忘记了当时一些闪烁在我大脑中的观点，书中几处零星的勾画，算作阅读告别。
内部的失衡主要表现，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内外失衡导致了货币过量供应过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表现，深层次根源在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资本论
微笑曲线：上游：材料采购、研发、设计；中游（附加值较低）：加工组装制造 ；下游：品牌、渠道、物流、金融。随时间发展曲率变大，高附加值属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
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处于二三阶段之间，第三产业比重逐级提升。
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想优先发展的产业当中的企业，是不能够跟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竞争的，必然要亏损。
渐进改革优于休克疗法，双轨的方式，对于符合比较优势和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不同的政策。
快还是慢，真正对于一个社会产生好与坏的影响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潮或思想。——凯恩斯
中国的增长速度至今为止并不独一无二，而且导致它的直接因素也不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虽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很多制度不健全，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大致同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P191、194、198、199、233图表
如果把中国过去三十年跟1950年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国台湾，还有1960年以后的韩国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增长经历非常类似。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不用重复发达国家的弯路。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轻易模仿缺乏改革创新动力。
截止目前为止，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
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地区，竞争程度低，诱发暴利；
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不确定性低的地区，准入门槛低，利润率低。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的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人受益），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
公平可以理解为“机会均等”，也可以理解为“结果均等”
《中国改革30年》读后感(四)：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矛盾
这本书，我觉得吴敬琏和厉以宁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看。其余的学者和教授都写的很好。整本书对改革是肯定的，并且一致认为改革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改革中确实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只有继续改革，加大力度大刀阔斧地前进，才能缓解这些问题和矛盾。
很多人以为房地产就是因为被市场化了才导致房价过高，炒房使得房价泡沫化严重。但他们却没有审慎地思考过土地限制供应和货币滥发的情况。把矛盾归咎于市场是简单易行的。因为市场不会为它自己辩护，市场依旧遵循它的轨迹前进。可这条轨迹也是被一股蛮力弯曲变形了。这股力量就来自于计划体制的残余。这不，限购与房产税的出台，反而没有下降房价，倒使得租赁市场的价格频频攀升。看不清问题的人却总以为是市场的错。
这时越来越多的不满积聚起来，形成了一种不好的意识形态。这种情绪和观点认为改革加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各种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思维又卷土重来，使得政策不得不倾向于这些“民意”，从而改革的进程一筹莫展。（当然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是其原因之一，确实特权可以不劳而获占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社会上已然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从事集体分赃的行径。要住房权的要住房权，要免费医疗的要免费医疗，要这样那样补贴和福利的人比比皆是。凡是要求分赃的集体都是利益集团。物价上涨就打击中间商，房价高抬就赶紧限购，房租也敢涨那就限制房东提高租金。反正什么东西要涨，就使劲地摁下它的头。这套旧体制里的手段似乎越来越灵活应用了，称心应手啊。
痛苦远比幸福感要来的强烈。与富有的比，确实很痛苦。CPI过5，吉尼斯超标，大家都活的挺不容易。但也就是那么短短30年带来的翻天覆地，却被遗忘在角落。不与改革前的比，只能加深这种痛苦。对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或许丝毫没有计划经济生活的感触，盲目发泄不满倒也罢了；一些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公知和学者们也大言不惭地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甚至提出很多与改革理念相悖的观点来误导大众，混淆视听。
书中大量的数据和图表都在比对改革前后的经济差异。这对于我们了解改革到底是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对自己的不满。说白了，那么多人改革开放前都是一无所有，为什么有些人就白手起家发财致富了呢？有的下岗工人整天抱怨社会的不公惦记着大锅饭，有这个时间抱怨，一些聪明的下岗工人早就做起了个体户小买卖，日子越过越好。
也有人说那些改革开放先富裕起来的人都是权贵资本，改革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起点平衡，机会均等。提出权贵资本的人，也应该注意到这个“权”字。这个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因改革市场化后带来的呢还是它原原本本就是个旧体制内的东西？周其仁说权贵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现象，还是个问题。他可比时时刻刻爱提权贵资本主义的“吴市场”要更清楚什么是市场。茅于轼说过市场无特权。显然市场和权力不相容的。只要权力扩张一点点，市场就不得不退缩一下。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等级体制。没有私产，就会发生稀缺资源利用的冲突。计划体制靠的就是等级制度分配资源。在我们今天的市场上观察，仍旧可以在保留了计划体制特色的部门找到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痕迹，比如国企。而近几年对改革和市场不满意的呼声要求管制，这又召回了原本退却的权力触角。使得未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在市场上“变现”，腐败滋生。这也是为什么铅笔社一直反对行政管制和干预市场的原因之一。
我想我们绝不可能再倒退到计划体制。但如何解决好诸多矛盾，还需要明理的人扛起大刀阔斧改革的旗帜，再接再砺。我也提出一个特色，即计划体制的特色。如果我们可以消灭这个特色，那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了。我们的生活会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