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的读后感大全
《视野》是一本由48.00元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视野》读后感(一)：《北大新语〉的魅力所在
巍巍上庠，群星灿烂，百年北大，魅力无尽。百余年来，有人将北大的魅力归结为“老”和“大”，有人归结为爱国，有人归结为民主和自由，有人归结为独立的学术传统，有人归结为严谨的科学精神，有人归结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真是众说纷纭，无有定论。以致今人谈论北大精神，竟常有无法言说之尴尬。既然如此，何不看看这本汇集了众家金玉之言的小书《北大新语》。不着一字评价，却可尽览北大风流，正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视野》读后感(二)：北大的《世说新语〉——《北大新语〉
《北大新语》（严敏杰、杨虎编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乃“北大《世说新语》”之谓也。本书仿照《世说新语》的体例，分为风骨、气节、神采、德行、雅量、真趣等二十三节，配图八十余幅，后附北大人物志，采用语录体，将百余年来北大人的精彩“话语”汇集成书，在只言片语中体现百年北大的历史人物风情，读者可在细微之处体悟北大百余年来的历史传统、文化气象及精神魅力。全书体例新颖独到，叙事引人入胜，编排图文并茂，颇值一阅。
《视野》读后感(三)：北大新语·授教（一）——北大名师的授课风采
○清末京师大学堂在清政府高压之下，课程也多陈腐无聊之论，经常引起学生不满。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授“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此课考试时，有一学生孙炳文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被学校挂牌开除。孙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
○据沈尹默回忆，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次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堂上，然后退出，下课照旧如仪。而且其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被借阅。
○陈汉章于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历史教师。他教中国历史，自编讲义，搜罗资料，从先秦诸子讲起，考证欧洲近代科学中的声、光、化、电之学，在我国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早有记载。那时，欧洲列强尚处于茹毛饮血时期。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茅盾课后作“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的对联形容此事。陈闻听后解释道：“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之说。但我为何要这样编呢？鸦片战争后，清廷士林中，崇拜外国之风极盛。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有失国格人格，实在可耻可恨。我要打破这种媚洋崇外风气，所以编了这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他还说：“中华民族同白种人并肩而无愧色。”茅盾事后称陈汉章是一位“爱国的怪人”。
○冯友兰在北大上本科时，“中国哲学史”一课由哲学系陈介石讲授。他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陈就去世了。30年代史学系一位讲师讲宋史，与陈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学年下来，仅仅讲了一个王安石变法还没有讲完。40年代邵循正在北大讲元史，一个学期也只讲了一个成吉思汗。
○陈介石在老北大深受学生尊重，他在哲学门（系）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门（系）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甚至连好多浙江籍的学生也听不懂。因而上课时只好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恰好写到一个段落。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
○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他回忆说，辜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沈从文回忆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沈称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辜鸿铭在北大讲授的是英国文学，每学期上第一堂课，他都要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这是师徒大义，不可不讲；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 辜要求虽严，但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陈独秀说，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着辫子，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讲课，辜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六首十几行英诗。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诗时，称“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并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在北大教英诗时，有学生求教学语言妙法，辜言道：“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则嘎然而止。并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
○黄侃与辜鸿铭、刘师培曾被称为老北大的“三怪杰”。黄侃讲课，颇多奇行怪举。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视野》读后感(四)：北大新语·授教（五）——北大名师的授课风采
○据樊弘教授回忆，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樊弘就是当时听该课的学生之一，他回忆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是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郁达夫的这些话给樊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0多年后，他还经常生动地向他的学生谈及此事。
○汤用彤上课提一布袋，着布鞋、布大褂，数十年如一日。他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么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跟上，所以只能埋头赶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因此，在课堂上，除了汤的讲课声外，都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
○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一人就开有七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汪子嵩先后听过上述课程，感叹道：“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冯契也回忆说：“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之孙，曾在西南联大讲授“西洋通史”课。他讲课非常有条理。他讲课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他上课时要求学生画地图。每个上课的学生每学期需要画六张地图才算完成作业。著名的作家汪曾祺曾按照课程要求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帝国地图，皮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也就算通过了。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任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概论”和“财政学”两门课。他高硕英俊，鼻梁稍歪，经常口衔烟斗，以致口唇下搭，处事明快决断，不苟言笑。陈讲课颇有风度，条理清晰，出口成章，时间掌握准确，全校知名，上课均在大教室，每课必早到五分钟，立在讲台上，上课铃一响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开始讲授。因为听课同学太多，每每有人因上一趟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陈必再约略重复一次，以免迟到学生无法做笔记。据学生回忆，把陈的话按次笔记，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陈对讲课的态度异常严谨，他在每次授课前的一小时，都要把熟悉的课程再重备一次，直到9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这一习惯。有人问陈为什么还要重备熟悉的课程？陈说：“虽心熟悉，但人老了，就怕出错，误人子弟，子弟再误人，岂不罪过！”
○向达是著名的敦煌学专家，曾在抗战时期写过一篇《敦煌学导论》，脍炙人口。据周法高回忆，向曾以此为题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第一次演说时，慕名前来听讲的人有一二百人，把一个大教室都挤满了。但是由于他不善言辞，照本宣读，无所发挥，一直念到晚上十点钟熄灯还没有讲完，把听讲者都听怕了。到了第二次续讲时，前来听讲的人寥寥无几，教室里外，门可罗雀。急得当时的助教邓广铭把联大的工友杂役都请去听讲凑数，才未显得冷场。
○秦瓒（缜略）在西南联大讲授“高级财政学”和“中国财政史”。他不乐意上课时，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如果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而且上课一定先同学而到。考试时，必然坐在教室手捧报纸，唯恐前面同学吃亏。判卷最低分为89分，因而绝无一人抄袭。
○俞平伯个子不高，头方而大，镶金牙，戴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褪色的蓝布长衫。俞长于作文，也善于讲课，先后做过北大、清华的教授。俞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声情并茂地唱读一遍。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好！真是好！”然后沉吟片刻。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他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地赞曰：“真好！”后来学生忍不住问他：“先生，好在什么地方呢？怎么好法呢？”俞十分认真地说：“不知道。”因此学生欲知其中奥妙，终不可得。
○据汪曾祺回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曾在西南联大给他们讲授“词选”课，上课极有特点。汪回忆说：“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词》（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总是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到激动时，他便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唾沫横飞”。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把雨伞。”
○傅鹰讲课时通古论今且逻辑性强，语言精辟，形象生动，“风趣、幽默，有着相声演员般的口才，课堂里常常爆发大笑声”。以致学生们说傅鹰不仅是化学大师，还是语言大师。傅鹰对学生要求异常严格，实验、习题都丝毫马虎不得。他公开宣布“课堂上我的话就是法律”，不允许在测验、考试时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就毫不客气地打上一个“0”分。一位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受教于傅鹰的学生回忆道：“吾辈学生受傅先生春风雨露，得益匪浅。先生学识渊博，待人甚爱。唯其治学谨严，令吾等敬畏。记得一同学作业超过时限，迟交之即不予收留。因之，诸同学不敢稍有怠惰，皆刻苦攻读，学识日精，一应考试，比比良好优秀。先生闻之笑曰：‘不严不足以示爱’。”
《视野》读后感(五)：《北大新语·后记》：为北大编撰一部《世说新语》
后记：为北大编撰一部《世说新语》
当我们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时，已然是2006年的初冬了。出门看到往日的林荫小道已铺上了一层落叶，才恍然发现，从提出选题到成书，一年多的时间已悄然逝去。在这一年时间里，燕园的风景从春天艳丽的碧桃变成夏日清幽的荷香，又从金秋的满地菊霜变为初冬的漫天落叶。我们就是伴随着燕园景色转换的节奏逐渐完成这部书稿的。
我们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完成这部书稿的。我们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却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都来自陕西的关中平原，高中毕业后都来到北大读书、生活，毕业后又留校工作。是北大培养了年轻的我们，使我们开拓了视野，提升了境界，认识了真理，因此，我们对北大常怀感恩之心。和每一位北大人一样，我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浓郁的北大情怀。可以说，这部书是浸润着浓浓的北大情怀的。
北大是迷人的，她的一切能让每一个接近她的人沉醉不已，不知往返。这因缘于北大独特的精神魅力。北大的精神魅力何在呢？北大90周年校庆时，一本散文集《精神的魅力》畅销天南地北。里面的每一位作者，无论是白发苍苍的学界泰斗，还是甫入校门的青年才俊，无不在文中纵谈自己对北大传统和精神的理解。有人将北大的魅力归结为“老”和“大”，有人归结为爱国，有人归结为民主和自由，有人归结为独立的学术传统，有人归结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等等，真是众说纷纭，无有定论。可以说，每一位北大人都对北大精神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也不例外。但要说出来，又会陷入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一则因为北大的历史太悠久、传统太深厚，精神太丰富，无言具体言之；二则因为百余年来的大学问家、大作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均对北大精神有过非常精彩的阐述，我们再去言说，难免会贻笑大方。所以，虽然在北大呆了很久，对北大了解得也越来越多，总觉得有话可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如此，但仍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北大是丰富多彩的，是有血有肉的，也是极有个性的，而这正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真正的北大魅力也体现在优秀的北大人身上。从入北大读书以来，我们就经常听老先生神采奕奕地讲北大的历史、精神与传统，从他们的讲解中，我们知道了北大人的风骨、气概和神采；我们还曾经常听师兄师姐神侃北大人的逸闻趣事，在这种漫无目的的闲侃中，我们领略到了北大人的风趣、狂狷和洒脱；我们还经常阅读一些关于北大的回忆、评论文章，通过众人的视野，我们明晓了北大人的职责、使命和前景。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精彩的话语表达出来的。
北大是北大人自己的北大，也是社会大众的北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北大。北大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既然自己无法言说，不如将历史上关于北大的精彩话语辑录起来，以供众人饭后闲览，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能多几分理解和思考，对北大和世人来说，均为有功之举。虽然是“述而不作”，但又何乐而不为呢？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便产生了编写一本汇集北大精彩“话语”的书的念头。但百余年来，关于北大的文章、言论已多如牛毛，精彩的话语往往会陷入高文大典之中。如果采用文章汇编的形式，又不能体现我们的初衷：一则落入俗套，床上架床，重复出版，令人生厌；二则不能凸现精彩，长篇累牍，虽有金玉之言，但不能引人注意。《世说新语》又是编者之一的架上常读之书。我们受此启发，聊天之中，谈及此事，遂有编撰《北大新语》之想。
所谓“新语”者，乃是“北大《世说新语》”之谓也。本书体例仿《世说新语》而作，共分23大类，意图将百年北大人的精彩“话语”汇集成书，让读者在细微之处体悟北大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气象以及精神魅力。力求不着一字评述，却可尽览北大风流。一言以蔽之，就是想用我们有限的能力为百年北大编撰一部《世说新语》。
后来，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一次选题会上，编者之一提出了这一选题，有幸得到了梁刚建社长和诸位编辑的赞同，而且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决定出版此书。如今，在梁社长和李潇潇编辑的支持和帮助下，这部书稿终于要问世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俗话说，一本书的后记就是“百家谢”。等到我们完成这部书稿时才发现，自己也未能免俗，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梁社长的大力支持和李潇潇编辑的辛苦工作，没有二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想法至今可能还停留在聊天阶段。
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肖东发教授。肖教授是编者之一的导师，长期研究北京与北大的人文与风物传统，对北大精神有着独到的理解和阐释，曾指导编者之一参与编写了《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这为编者编写《北大新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部书的出版，要得益于肖教授的教导。
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李萍老师，她为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而且慷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图书资料。这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她的大力帮助。
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周婧、王逸鸣、王瑞霞，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他/她们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为我们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
我们还要感谢北大的很多老师、朋友和工作中的同事，他/她们也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让我们能很好地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
感谢了一大圈，其实最要感谢就是培养了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能与北大结缘，实在是人生一幸。没有北大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精神魅力，就不会有这部书的出现。能以我们有限的能力，为所有关爱北大的读者奉献这样一本书，也是我们对北大的一种回报。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以类别为纲领，以人物为中心，所收人物以老一代北大人为主，同时文理大师又有侧重，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之嫌。假以时日，日后如有机会，我们会做相应的修订。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同时要说明的是，此书在编写过程中，征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由于体例的独特和篇幅的限制，未能一一注明，仅在全书后面列出参考文献，还请大方之家见谅。在此也对这些图书或文章的作者深表谢意。
为北大编一部《世说新语》，这是我们的初衷，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读者诸君的评判！
编者2006年11月2日晚于京西燕园
《视野》读后感(六)：北大新语·授教（二）——北大名师的授课风采
○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熊在北大不好多上课，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
○熊十力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以致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的“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一如既往，闭目讲课，每讲到会心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去，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便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师培是学问渊博的旧派学者之一，被称为老北大的“怪杰”之一。他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中国中古文学史”。他上课总是两手空空，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可以从头到尾一节课原原本本地讲下去。所引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一字不差。声音不大清晰，却句句皆是经验之谈。但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写一两个，也多是残缺不全。
○林损讲课喜欢标新立异。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同时好酒而常借酒说怪话，胡适便经常成为他的下酒菜。他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时，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世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次 ，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正儿八经答：唐诗。人又问：准备讲哪些人？ 他答：陶渊明。
○老北大的一位女生描写许守白讲戏曲课的情形：“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
○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但梁却不善于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据说，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得彭基相、余光伟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旁人解释去听课的原因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也不以为忤。
○钱穆是北大学生喜爱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课程，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描述钱穆的讲课风采道：“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视野》读后感(七)：北大新语·授教（四）——北大名师的授课风采
○蔡元培在北大讲授的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了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胡适的演讲式教学方式在北大颇受欢迎，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很有新意，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同学们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很多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鲁迅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起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冯至曾先后两度听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在他看来，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但却十分中肯、剀切。譬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诗人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任北大教授。他讲课不拘一格，潇洒随意。有时干脆就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据沈从文回忆，徐有一次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对学生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
○有人描写徐志摩在北大上课时的风采：“先生在北大不穿西服，或者以为中国服，比洋服诗意较多。先生住胡适家中，每至上课，均坐人力车，并不提黑皮包，仅仅散抱几本书于怀内。先生尝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讲至痛快淋漓之际，将眼镜摘下，徐徐用手帕指拭，擦净后再戴上。……”
○梁实秋在北大上课时，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梁虽为留洋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老派学者。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继续再讲，她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梁：“您是否觉得抱歉？”梁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沈从文26岁那年，受中国公学之请，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沈竟然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10分钟。10分钟以后，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10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因此而大笑不已。课后，学生纷纷议论：“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此话传到胡适耳里，胡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据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曾在西南联大讲授过三门课程：“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课没有讲义，讲起来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总是凭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他讲话也不借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但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教学生创作，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证，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
《视野》读后感(八)：北大新语·授教（三）——北大名师的授教风采
○顾颉刚学问渊博，善写文章，乃“疑古学派”之大家。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在北大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般学生不易听懂。因此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钱穆曾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虽然顾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顾颉刚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
○杨向奎曾比较钱穆、顾颉刚、傅斯年讲课的不同特点：“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傅先生总是坐在讲桌后面，议论不休。”
○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北大任教时，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讲课出奇的沉闷。他编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与讲义上一字不差。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
○孟森心气和易，不擅讲课，江苏口音较重，加之讲课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学生缺席者便多。于是孟便常点名，但每次点名，只有少数人在堂上轮流应到。孟点完名后便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然后继续讲课。孟对考试要求十分严格，如到时间仍不交卷，则严厉批评。他在课堂上从未谈过反对白话文，但用文言答卷的同学往往得高分，用白话答题的得低分。
○朱希祖在北大任教时，操一口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一次朱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
○1947—1948学年，已经担任多年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第二次被聘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史学名著评论”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据张守常回忆：当时陈“已接近70岁了，但精神矍铄，按时上课，从不迟到或早退。天冷时穿长袍，围一暗色围巾。后来天气渐暖，穿蓝布大褂。朴素而整洁，美髯飘拂，举止从容，真使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随手打开携来的布包，取出讲稿，……都是用毛笔写在毛边格子纸上的。但开讲之后，他不念讲稿，也不大看讲稿，那讲稿对他似乎不是为了备忘，似乎是为了引申发挥起来防止离题太远。”陈讲课“清清楚楚，话不多，板书也不多，要言不烦，而又很有条理。极富‘可听性’，笔记不难。……为了说明前几种书打乱了再写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化学的’；另有一种情况，是前几种书凑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物理的’，设喻恰当，使人易解。写罢板书，他又加上一句：陈援庵生平第一次这样用‘的’字，引得大家微微一笑。他的课堂上是非常安静的，但也偶尔有这样的引人一笑，安静中又有温馨，使人如沐春风”。陈讲课时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他经常告诉学生：“著书要提笔三行不错才行。”
○伦哲如（明）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每每需要人提醒，而且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学生偶尔问及，他照例回答：不知道！
○沈兼士和从清华来北大兼课的陈寅恪上课一样，讲课时，总是闭着眼睛讲，到下课时，才睁开眼，走出教室。沈兼士的考试最让学生害怕，他教的是文字学，常考生僻字，对学生要求又严格，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
○刘半农在北大讲古声律学，经常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来分析问题，不易听懂，所以选课人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张中行一人。因此，刘考试出题便出得尽量简单，学生如果还不会，他便在一旁指点一二。结果，高分不多，太低的分数也不会有。大家皆大欢喜。
○钱玄同在北大主讲文字学时，上课从来不带书本，粉笔之外，身无长物，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一个字的含义，往往要解释好几个小时，随口引证《说文解字》、《尔雅》，原原本本，绝无差错。而且经常会发一些惊人之论，曾对学生发议论说：《说文解字》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大成的书籍。
○毛子水早年留学德国，专攻科学史和数学，回国后，受傅斯年之聘，在北大历史系讲授“科学方法论”等课程。平日上课穿一件旧长衫，衣着不整，很有名士派头。他讲课时，经常引用很多数学公式，加上口才不佳，因此选课者寥寥无几。但由于毛为人厚道，判分比较宽松。常常是各系的高年级同学临毕业时，为了凑足学分才慕名来选毛的课，因此每年来上课的学生总能维持在三、五个。
○北大在30年代开始开设“国民党党义”课，是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此课颇受学生冷落。但教党义的教师王宣，却很有办法。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党义课在备有二三百人座位的二院大礼堂上，但听课人寥寥无几。经常去听讲的只有一个人，据说是先生的同乡，不好不去捧场。但王宣很有涵养，只要有人在，不管多少，他就可以对着空空的大礼堂开讲；如果连一个学生也没有，他就坐在讲台上等下课终生敲响后才走。他又一本点名册，照例上堂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十个、二十个学生答“到”，凡有应“到”之声，即以“到”论，无应声者才算缺课。 期末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成绩按“到”多少增减分数，不过凡有答卷的最少也有60分。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军国民教育，聘白雄远为军事训练课教员。白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挂有少将军衔。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身着军服，扎皮带，蹬皮靴，一身戎装，十分威武。然而“军事训练课”虽为学生必修课，但常常不被学生们所重视。白对付学生很有一套，愣是把这课上了下来。他第一次上课就首先宣布：“只要大家按时上课，到学期考试就是一百分；如果试卷答得好，就是一百二十分！”话音一落，学生哄堂大笑。他却仍旧板紧面孔，继续说：“那个二十分嘛，给你们留到下个学期！”学生又一次哄堂。白记性极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虽在课上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一丝不苟。但课下总很亲近学生，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有时还会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得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考试时，他常是高抬贵手。一次，期末考试，他将试题出于黑板上，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他便根据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们边听边答卷，还不时地说：先生，慢些说。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蔡元培对白的评价很高，他说：“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是“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当年，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一的学生在中学时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都对金的课很有兴趣，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的很满。金上课要提问，学生太多，又没有点名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就很注意地听着，完了，便说：“Yes！请坐！”
○学生喜欢向金岳霖提问题，金不论问题难易深浅，总是有问必答。有一华侨学生，名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怪异常。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Mr.Lin Guo Da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意谓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当时就被问住。因为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一直没有笑容。
《视野》读后感(九)：北大新语•绰号——知名北大人的绰号
北大新语•绰号
○民国时期，受北大学风的影响，沙滩附近的四合院和小公寓中，常年四季都住着很多知名和不知名的学者和学生。虽然这里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学习知识，研讨学术，追求真知的风气极为浓厚。因此，沙滩附近被人称为“中国之拉丁区”。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旧派人物对新派人物多有不满，有些甚至还会谩骂新派人物。黄侃骂一般新教员附和蔡元培，说他们“曲学阿世”。后来就有人给蔡起了一个绰号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这个典故在北大教员中广为流传，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往往会在书信中提到。如“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其原因是胡曾写过一首题为《朋友》的白话小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章太炎一生门生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其中，“天王”黄侃、“翼王”钱玄同、“西王”朱希祖均曾授教于北大，且享一时之盛誉。
○黄侃在北大中文系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精彩，吸引了很多其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黄善于吟诵诗文，抑扬顿挫，讲课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都情不自禁地唱和，竟然在校园里吟唱一时，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人称黄门子弟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
○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素来轻视钱，常戏呼钱为“钱二疯子”。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待章出来。黄忽大呼：“二疯！”钱一贯尊重黄，但在大庭广众下被黄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鲁迅、许寿裳、钱玄同诸位同学，在东京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好动，常仆行不已，鲁迅戏称其为“爬来爬去”，通信时，谑号之为“爬翁”。而钱因鲁迅不修边幅，毛发蓬然，常凝然冷坐，称其为“猫头鹰”。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被聘为北大兼职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课程。任教期间，鲁迅与北大哲学系教员章廷谦（笔名川岛）来往甚密。1923年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后，特地送给章一本。当时章正在热恋之中。鲁迅便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几句赠语：
请你
从“情人的拥抱里”，
暂时抽出一只手来，
接收这干燥无味的
《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
一撮毛哥哥呀！”
“一撮毛哥哥”是章的学友给他起的绰号，自从鲁迅写了这几句赠言以后，才广为流传起来。
○某年夏天，钱玄同夜访周作人，留宿周家。半夜有青蛙入室而鸣叫不止，钱甚为惊骇，以为有鬼，连连大呼：“岂明 救我！”周闻声连忙赶来，见状大笑，顺口作打油诗两句以讽钱：“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后常以“蛤蟆”呼钱。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同时还在一封信中称林为“林禽男”（因林纾字琴南）。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关系密切，同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时，曾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打比方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丁文江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治疗此病赤脚最有效，丁就终年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朋友家中也常脱掉袜子，赤脚谈话，怡然自得。因此，朋友称其为“赤脚大仙”。
○章士钊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教育总长时，鼓吹尊孔读经，压迫进步学生，遭到鲁迅等各界进步人士的激烈反对。当时，章所办刊物复古杂志《甲寅》封面绘有一虎，故当时人送外号“老虎总长”。
○朱希祖是老北大的名教授，在北大教授里，他的绰号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名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段时间朋友便叫他作“米遇光”。由于他长着一把胡子，所以人们都称他“朱胡子”。又因《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所以北大同人多称他为“而翁”，算是“朱胡子”的文言雅称。朱多收藏古书，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擅袖攘臂，连说“吾要”，非要得之而后快。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吾要”。
○老北大的名教授中有“三沈五马”之说。“三沈”即有名的沈家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 “五马”是指马裕藻、马衡、马鑑、马准和马廉五位北大教授，他们也是五位亲兄弟。 “三沈”之中，以沈尹默最为有名。他进北大很早，所以资格较老，但有改革思想。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有沈的推荐之功。他办事沉着，有思虑，又很讲究方法，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都很起带头作用。1917年，北大改革，马裕藻是校评议会成员，积极参加校务管理。他坚持原则，鼎力协助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教育改革。于是北大的朋友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欣然接受。
○沈士远虽为南方人，但为人十分豪爽，有北方人的性格，与人交谈也很有特色。钱玄同曾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训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沈在北大有一绰号叫“沈天下”，原因是他最初在北大教预科国文时，讲解十分仔细，仅《庄子•天下篇》，就讲了整整一个学期才讲完，于是北大同学们便送他这一雅号。
○马廉，字隅卿，为老北大时期著名 “五马”中的九先生。马廉自幼家境清贫，习商谋生无成，二十四岁始发奋读书，嗜于藏书，专事搜罗研读各种小说、戏文、俚曲、弹词、鼓词、宝卷，前朝所禁行的所谓“淫书”更在所不辞，因此而名扬海内。至其去世前，藏书已达928种，5386册。他因有感于封建时代通俗文学长期受到正统文坛与学术界的轻视，遂将自己的藏书戏称为“不登大雅文库”，将自己的书室戏称为“不登大雅之堂”。又因藏有明刻孤本《三遂平妖传》，遂将书屋取名“平妖堂”。后来孙楷第写《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经“尽读平妖堂藏书”。
○老北大时期，文科有浙江“五马”之说，均为有名教授。同时又有名师马叙伦，几人在北大很受尊敬，也极有势力。因而被人称为老北大时期文科的“拐子马”。
○汤用彤为人平和忠厚，处事稳重持平，平日寡言少语。20世纪30年代，汤用彤与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梁漱溟、陈寅恪等常在一起聚会。熊和蒙二人常就佛学、力学争论不休，梁和熊常谈起政事，也有争论，唯独汤“每沉默不发一语”。当时一些朋友称汤为“汤菩萨”。钱穆称其“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梁漱溟上中学时，便常以伟人自居，“傲视群小孩”。在顺天中学时，仅佩服一名叫郭晓峰的同学，最后因崇拜至极，干脆尊之为师，平时与郭谈话，梁均作记录，并题为《郭师语录》，其他同学将梁郭二人称为“梁贤人，郭圣人”。
○许守白（之衡）曾在老北大教戏曲。许对人是异常的客气，在公共场合，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那边不看见，还要从新鞠躬。其穿着打扮也比较特别：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余桃公”。
○北大国文系教授马裕藻有一个极聪明漂亮的女儿，名叫马珏，30年代在北大政治系读书，被公推为北大“校花”。一些对马珏有意的男生便在背后将马裕藻称为“老丈人”。
○据谢兴尧回忆，20世纪20年代，北大教育系有一褚姓美女，身材不高不矮，而风韵绝佳，虽非豆蔻年华，而曲线美毕露，尤其在夏日炎炎似火烧时，常着黑纱旗袍，颇有风致，常惹男生流连观看。后男生送其雅号：“墨牡丹”。
○有一段时期，国民政府要求联大建立训导制度，联大也有规有矩地建立起来了，训导主任是教育家查良钊。国民政府确立此制度本为整肃控制学校，而在查的主持下，反把这制度变为进一步有利于关心培养学生的制度。查丝毫没有国民党训导长惯常的习气，反倒对学生极为关心，在学生中极受尊敬，因而被称为“查菩萨”、“查婆婆”、“查妈妈”。
○1931年，贺麟从国外学成归国，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同时在清华兼课。1947年担任训导长，在任期间，多次下压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通过胡适转过来的要求开除进步学生的信，对于特务学生报告的黑名单也锁进抽屉了事。他还保释了许多学生和青年，后来甚至师大、清华的学生失踪了，也托他和郑天挺打听。北大50周年纪念时，北大学生会送给他一面上绣“学生的保姆”的锦旗。
○毛子水出身于安徽的一个读书世家，精于文史之学，读书甚多，学识渊博，被誉为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吴大猷称“毛公乃罕有的读书读‘通’了的人，有广博的视野，有深邃而公允的见解”。胡适更称誉毛为“东方图书馆”。
○据汪子嵩回忆，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和汤用彤都是哲学系教授，南开的冯文潜是外文系的教授，但也在哲学系开课。冯当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汤和冯分别担任哲学系和外文系的系主任。这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职务的老师各具特色。“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时，我们做学生的，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向达潜心学术，关心时事，业余爱好踢足球，而且踢球水平不凡，后有“铁脚”之称。
○20世纪30年代，宗白华逛南京夫子庙时，以高价购得一尊隋唐石佛头，爱不释手，终日把玩，兴趣盎然。友人见之，遂称宗为“佛头宗”。此后数十年间，宗一直将这尊佛头置于案头，朝夕相处。
○罗常培秉性爽直，爱憎分明，同辈中人都称其为“文直公”。他十分关爱学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袁家骅说罗“对于培养青年，鼓励后进，那是百分之百坦率地亲切，肯呕心沥血地加以指点的。”在西南联大时，经他推荐去大学、研究所和中学任职的学生甚多。久而久之，学生就尊称罗为“罗长官”，或简称“长官”。
○阴法鲁文史兼通，一生致力于古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在古代音乐舞蹈艺术及敦煌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阴因身材瘦高，神采飘逸，被学生称为“一柱香”。袁行霈曾用杜甫的诗句“润物细无声”来形容阴的为师为人。阴的学生熊国祯曾用一副对联形容乃师讲课的情形：“字斟句酌，循循善诱，阐发经典本意；语缓音明，娓娓动听，涵养民族精神。”
○邓稼先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年龄很少，所以老师和同学都习惯叫邓“小孩”。邓26岁时便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
○西南联大时，周培源的住所离联大甚远，两个女儿每天还要去12里以外的小学上学。于是，周便买了一匹枣红色的名马，用以代步。每逢一、三、五上课之日，他5点多钟便起床，喂马备鞍，先送女儿上学，然后独自骑马去西南联大。每周二、四、六不上课，送过女儿，便驱马到山上吃草，当起马倌。周本人英俊潇洒，骑在马上，驰驱往来于乡村与学校之间，更添几分威武之气。因此，联大师生戏称他为“周大将军”。周大将军“单骑走联大”，被誉为当年昆明“一景”，在联大师生中传为美谈。
○在“文革”时期的北大，周培源因与当时的风云人物聂元梓观点不同而被对方猛烈攻击，满头白发的周因此在大字报和各种会议上被人称作“周白毛”。红卫兵的大字报“打倒周白毛！”一直从海淀贴到西直门，周对“周白毛”一名欣然受之。
○赵迺抟在哥伦比亚攻读硕士学位时，白天在图书馆苦读，直到闭馆。晚上回到所住的暮吟山仍苦读不已。还在书桌上写一字条：“会谈以十分钟为限。”极少参加娱乐活动，三年间只看过一次电影。因此，同学称其为“暮山隐士”。
○建国后，季羡林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后来季就听说，与他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给季起了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季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一级’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