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恤的全球之旅读后感1000字
《T恤的全球之旅》是一本由皮厄特拉·里佛利著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恤的全球之旅》精选点评：
●一般了
●奇怪，怎么在图书馆看到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哪看到过很多人读的
●可惜有删节！！美国的棉花以及中国的T恤制作优势都是建立在损害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美国还额外有补贴，而应该受到所谓保护的非洲市场却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而使得各方获益，所以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或许和事实正好完全相反。更进一步，用蒙面骑士马克斯的话说，所有的对立选项都是陷阱。
●大一时读过的书
●很好,视角纵深都不赖
●游历本身比事实更重要吧，太偏重于实施细节了
●看着挺容易
●读书工程
●一滴水里看世界，从一件T恤了解全球化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Pietra Rivoli
《T恤的全球之旅》读后感(一)：规避也是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
在中文版标题为“美国棉花的历史——通过压制劳动市场而获胜”的第二章中，描述了农场主为确保大规模的棉花生产取得成功，通过奴隶制、佃农、公司城（the company town）成功地对劳动市场的规避而不是市场竞争。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市场竞争的方式，关键是劳工是否接受雇主开出的条件而已。对于同样的工作，如果哪位雇主开出的条件对于劳工来说更有吸力，劳工自然会选择投靠谁。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进，制度本身具有“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属性，要求社会、劳工、雇主都要为此而改变，只不过每个时期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当然，这些形式都与当时的制度等息息相关，而作为雇主首先考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仍可以从中获益。
《T恤的全球之旅》读后感(二)：自由贸易的真相
自由贸易的真相
读《T恤的全球之旅》
07-7-1 小满
美国经济学家皮厄特拉－里佛利教授在作品《T恤的全球之旅》中揭示了一个我们从未曾了解到过的世界，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从来不会想到一件普通T恤的在它的一生中要辗转于几个大洲之间，而更让我们惊讶的是隐藏在这件普通T恤背后的故事，其中包含政治与经济的角力，甚至还有强权和血汗！
从棉花到棉线，再到成型的T恤，尽管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但它已经经过了两个大洲之间的旅程。等到销售出去直到被丢弃回收、再出售，它更是要经历更多新的行程。而作为普通使用者，又有谁能想到我们身上T恤所使用的棉花竟然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种植出来的！而这些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本质是美国棉花产量第一的背后，是最严格的贸易保护，仅仅如此么？当然不是，先进的科技令美国仅25000棉农（不知道还应不应该这样称呼他们为农民）的棉花产量连续几十年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而在棉纺业几十年来从美国到日本，再到香港台湾，再到中国大陆的兴旺过程，除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也有着更多的其它因素……
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本来非常无聊的经济和历史问题变得非常引人入胜，并抽丝剥茧一般将自由贸易的真相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令我们对这个概念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读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实远非我们想像那样简单。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而言，这本书同样有意义，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分子，应该如何面对挑战和如何保护自己。
总之，虽然这本经济学著作读起来并不是那么严肃，而读后回想起来却又觉得有些沉重。就像在小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很简单，但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了解它的时候，却增加了很多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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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恤的全球之旅》读后感(三)：从问题中产生的新问题
一本关于国际贸易的书，一位美国终身教授写的一本关于她T恤的国际之旅。她很好奇一件从沃尔玛买回来如此便宜的T恤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来到她手上的，对此她作了深入研究，从另一个侧面看，揭示了现代生活中实质的国际贸易。
这学期学了国际贸易原理，从这些以前完全闻所未闻的理论当中，给我的第一大冲击是国际贸易是一件好事情，对贸易国双方的人民都有利。而且是无论从古典贸易学派的凯恩斯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现代贸易理论中的市场规模理论，偏好相似理论等，这些理论的论证都指向同一个相同的结论：贸易对此安于双方利大于弊，甚至是只有利没有弊。这是，我的心中就浮现了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经济学家都这么推崇的理论，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操作的，贸易壁垒处处皆是，各种各样。课上也论证了这些贸易壁垒的破坏力，出口补贴明明是百害无一利的，每个国家却仍然上演着这一幕，这又应该作何解释。难道所有政府都是经济白痴嘛？！The answer should be not.
带着这些疑团我翻开了这本书。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T恤的最basic原料棉花竟是产自美国，真滑稽，自己产的棉花，不自己生产，而是千里迢迢运往国外，有国外生产，进口成品时还要限定配额，抬高商品价格。Why，这不是很荒谬吗？原来，美国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国，因其鼓励创新的政治，使产棉机器一一面市，解放了人们的劳动力。而且对棉农主的保护政治，使棉花这一受自然天气变化影响很大的产业把这类风险转移了，由政府补贴，立法保护棉农主，使其产品物美价廉，成为世界第一大面产国。而关于廉价劳动力这一块，共创总是不断追逐更大的利益而压榨工人，扩大规模。毫无疑问，为了走出农村，大多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国家拥有最多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工作，于是他们劳动力大且便宜。因此，生产T恤的这种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到了目前师姐最大的工厂——中国了。
作者在这里分析了一组矛盾的动态平衡，即不断追逐最大利益的厂家经营着“血汗”工厂，而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发达国家要求停止“向谷底的赛跑”（即生产成本越来越低，也就是工人被剥削得更严重）他们拒绝穿这样的衣服。“血汗”工厂其实是每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即将腾飞的必经阶段。英国的羊毛纺织品曾经是其本土最大产业，也带领着英国的经济起步。这类“血汗”工厂也曾在英国出现，解决了从农村出来要求进步的农民的生存问题。这样的“血汗”工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直至其发展完成，这里的劳动力价格上海僧，工厂即发生转移，将带给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而那些“正义”的人如此迫切地呼吁平等，要求立法保护工厂里的工人，又使得这些“血汗”工厂环境得到改善，工人福利得到提高，其本意是减缓向谷底赛跑的速度，谁知为了弥补给工人的福利，也由于福利上升，工人书目增加，工作热情上升，赛跑的速度反而有增无减。这两者相伴相生，对方彼此都想消灭彼此，却不知道大家是相互依赖着而存在的。（这不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学说吗，理解起来一点也不难，可是作者却是用了很大篇幅去说明）
当在中国生产的T恤大量涌进美国市场的时候，由于其价格低廉，对比美国本土产品竞争优势十分明显。迫于衣服贸易商的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包住美国工人的“饭碗”。对各地实行配额制，而且项目种类极其繁多，税收高，以此来保护本国的纺织业。这种错事是否真的有效？ 其作用使中国的产品不得不抬高价格，以弥补出口数量下降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更进一步促进“血汗”工厂的工厂主压榨哦给你个人的劳动。而美国工厂的工人由于获得政府的保护，没有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认清自己的劣势，不改善他们的生产方法，不解决根本问题而只一味把问题强加在别人身上，会使得美国纺织业逐渐衰败。当然，食物都具有两面性，虽然配额使像中国这样的生产大国收入有所减少，配额数限制了其出口，但配额却给了一些在中国身后苦苦追逐的落后的小国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如果没有配额制的存在，这些效果完全不能和中国竞争，其技术、质量、数量与中国的生产不可同日而语。可当配额制的出现，这些效果有了固定的配额，可以发展本国的纺织业或者偷偷出售配额从中获利。
美国政府也知道自由贸易的好处，可是迫于棉农对政治的影响，政府不得不给棉纺织业开小灶。渐渐地形成了日益复杂的对外贸易制度。
当然，别以为T恤终于在美国市场上出售了，T恤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当美国人购买越来越多的新衣服，很多旧衣服就需要处理，腾出空位置给新衣服。这样就有了收购二手衣服的产业。这些衣服多数捐往慈善机构，从这些机构拿来，卖给较落后贫穷的国家。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能穿得得体一点。在这里，二手衣服并非歧视，不公平对待，只是各取所需而已。二手市场展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更接近于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问题，没有太多政府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干预。人们对信息的掌握也很透明，完全开放的市场更具有活力与魅力。在T恤的生产到流通过程中，只有到了二手市场才遇到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而在此之前，一直是由政治而非市场操控的贸易过程。
本想了解更多国际贸易理论的问题，却得到了一个关于政治操控的市场的贸易问题。难怪，按照各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所说，贸易能够使人们生活更好，而其中却没说明白是对谁更好，当好处全归别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政府的干预也是无可厚非的吧，like America.
《T恤的全球之旅》读后感(四)：像一件T恤衫那样复杂
皮厄特拉·里佛利买了件T恤衫，上面印了个彩色的鹦鹉，才5.99美元。
但厄特拉·里佛利是位经济学教授，她并没急着穿上它，而是拿着这件T恤，开始了一次全球贸易的旅行。
我最近又把厄特拉·里佛利的这本《T恤的全球之旅》翻了出来。上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去年，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战正打得特别热闹。为了查资料，我把这本书笼统地浏览了一遍。现在翻出来才发现，至于这本书的观点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个妙趣横生，并且险象环生的故事。美国的棉农、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工人、美国的足球妈妈、二手衣服批发商以及坦桑尼亚随处可见的二手衣服，都在这个故事里被联系在了一起。
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我们或许真能摘掉各种变色镜，来平静地看待中美乃至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看待纺织服装业的各种发展问题。
朗玛尔也是个商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位美国棉农的儿子。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中国似乎是大人们永远的聊天主题，那时候，中国、棉花价格、天气都是的克萨斯农场主们一生中的未知因素。
这是五十年前。这时候，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棉花大国。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很可能还会到未来的很多年。虽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棉花的补贴政策耿耿于怀——其金额甚至超过了很多非洲国家的GDP总量——但他们却只说出了美国棉花的一个方面：“狮子”（凶猛）性格。而其“瞪羚”（灵活）的那一面却羞于看到。
美国棉花成功的原因却确实很复杂。一个多世纪之前，美国棉农通过奴隶种植园、佃农制度等压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规避风险成本。和财产权所有制的激励，以及风险投资的存在，使得众多想法变成成功的发明。比如，农场主们曾经从巴西买来猴子，教他们摘棉花；还曾经养很多鹅来除杂草。
德克萨斯技术学院被称为是全世界的棉花“硅谷”。现在，在他们的努力下，除了生产上的全部机械化之外，从种子到棉布，棉农们几乎在每个环节都能获得利润。饲料、生日蛋糕、圆珠笔、香肠、钱币……几乎生活中的每一种产品都可以从他们生产的棉花中找到原料。
这些都是美国棉农们“瞪羚”的一面。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住美国棉花的冲击，但他们却经常被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商搞得头疼。因为那里已经成为全世界纺织品生产新的“谷底”。
三个世纪中，纺织品生产一直都是在向成本最低的“谷底”奔跑过程中进行全球转移的。英国——新英格兰——美国南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这便是“谷底”的转移轨迹。今天，“谷底”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大陆。
当美国和欧洲在用“血汗工厂”来指责中国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记住，这只是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另一个翻版。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19世纪末，中国曾是美国纺织品出口的第一市场，当时美国生产的半数以上的衣服是中国购买的。
而且，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这些试图阻止中国“向谷底奔跑”的激进分子们，其财富其实也来自于这种奔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血汗工厂”正是他们的遗产。
于是，当这件T恤在从中国向美国旅行的时候，在边境遇到了麻烦。这是各种利益主体相互缠斗的结果。
首先提上台面的便是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但矛盾的是，中国10年之中在纺织业里丧失的工作岗位比美国多了10倍。同样，美国纺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面对中国的利益诉求都有所不同，从而也导致了这个奇怪的状态：50多年来，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各个方面做着平衡术。以至于，“出口服装到美国”在华盛顿已经成了一种货币，一种与选票交易的货币。从艾森豪威尔到布什，他们以各种方式让纺织业者们安静。
当然，获得好处的永远是政策制定者，比如，他们会以与巴基斯坦的纺织品贸易博弈为筹码，来换取沃尔玛的几百万美元赞助费。况且，《多纤维协定》实际上以经常造出了一个新的行业，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创造着支撑它的官僚机构。
但以大的范围来看，这些保护机制却造成了诸多意外的结果：政策变幻增加了本国企业的风险成本；促使中国等低端生产者走向高端；促进了腐败（香港配额非法交易的绝大多数利润都投向了地产）……以至于《金融时报》曾经批评：因为要频繁更换壁垒更低的生产国，服装业的全球化其实是对贸易壁垒反应的结果，而不是对开放市场作出的反应。
不过，在这件T恤最后的日子里，“自由贸易”便不再是乌托邦，而是现实。“二手衣服”是一个非常适合小企业进入的全球贸易。从日本到坦桑尼亚，美国“救世军”们收集上来的衣服被重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系统来进入流通。这时，一件引有“滚石”签名的破T恤在日本会被炒到50美元，而在坦桑尼亚则很可能被贱卖至5美分。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流通系统。
毕竟，这最后的历程，对美国而言，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建立在市场逻辑之上的简单商业故事，而不是复杂的政治阴谋。
《T恤的全球之旅》读后感(五)：在向谷底的赛跑中
在向谷底的赛跑中
关于贸易全球化的争论一直是两极分化的，即全球化市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会促进财富的增长，结果（至少最终）会水涨船高，大家都会得益；然而反对的观点担心的是持续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劳动者的影响。通读全书，深有感触，对于国际贸易有了很多新的想法，但是如果仅仅从宏观上去分析全球贸易的前因后果，未免显得过于笼统和宽泛，因此我想从中国为逻辑起点，以我们国内的这个T恤之旅的一部分过程以及其中出现的、发生的种种现象来谈谈我的解读和思考。
一、个体视角——人的“物化”抑或“人化”
早期的纺织厂厂主雇佣儿童和农村的妇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数量的丰富和价格的低廉，还因为那些工厂主发现他们在性情上更适合早期纺织厂里让人麻木的体力劳动。他们发现男性劳动力更难管理，而妇女和孩子跟男性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差无几，而且惹得麻烦更少。如果用两个词语来形容他们的择工标准的话，就是“温顺”和“绝望”。这与我们之前对于工厂手工业的发展的记忆吻合，在我们看来，最早工厂的劳动力是来源于失去土地的农村的闲暇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及善于手工业的熟练技工，是一种自然分工后的结果，过去乃至现在进入棉花纺织工厂的工人选择工厂并不一定是他们做出的最优选择，而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和缺少其他替代选择的原因。这本质上是一个人被“物化”的过程。
但是其实现实中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在家还是有土地可以耕种，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放弃“家业”，投身到打工行列，难道仅仅是因为工资比务农的收入更高么？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而言，背井离乡往往是个十分伤感的词语，而且还会时不时遇上拖欠工资的情况，很多工人的工作条件连监狱都不如，就如在书中提到一位曾经参观过工厂的内科医生写道“在监狱里工作时间会更短，午餐时间会更长，而且通风设施还要更好”。在这样的环境和境遇下，理应产生一种痛苦乃至反抗的情绪，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事实却是相反，对于这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而言，工作的工作不仅给了她们改善生活状况的台阶，逃脱农村那些让体力和精神都极其疲惫的劳动的机会，同时还给了她们第一次自主选择和自由生活的机会，以及由每个月尽管不多的薪水却能带来的一系列可能选择的快乐：例如对有些人而言，可以摆脱在传统习俗束缚下的婚约，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给了他们开拓眼界，享受更多的娱乐方式的机会，而这些在农村几乎是不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和谢乐尔.五敦发现：在亚洲那些受到贫困干扰，不得不去拾垃圾，当妓女或者根本是没有事情可以做的人们来讲，一份在“血汗工厂”的工作，如果他们自己没办法获得，甚至渴望着自己的孩子在以后能够获得。而这都是贸易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整个社会的对于“人”的关注，一个看似人被束缚在流水线后“物化”的过程却实际上变成了某种“人性”的解放，从农业时代和传统社会中挣脱出来的过程，称得上是“人性”某种程度的回归。这可能也是贸易全球化隐隐带给我们的对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积极地一面。
二、政府视角——无力的政策“保护”
随着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多核引擎动力逐渐加强，但是随之带来的问题却也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最常见诸报刊媒体的就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很多人会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于“资本家”的贪婪与邪恶，当那些人在花天酒地的时候，农民工少的可怜的工资却怎么也不肯施舍，同时也批评政府与这些企业“官商勾结”，不制定强硬的政策规范来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当然，再去追究背后的原因，为何农村劳力能有无限的供给，就又会回到上一个问题，也即是“人性”的回归，以及农业在工业化的时代变成了技术、规模密集型的产业，而非传统的人力密集型。
三、国家视角——险恶的“骗局”
2005年1月1日，根据乌拉圭回合纺织品服装协议（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ATC)）要求，纺织品服装数量限制被取消，配额的取消意味着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进入了后配额时代。然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却仍不断升级。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之前的配额时代，中国的廉价纺织品被美国政府人为地限制出口额，国内的生产能力远大于实际的供给量，在配额取消后，囤积多年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从而给美国本土相关产业以一种强烈的威胁感；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和美国国际收支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不同，如2004年，据美国统计，美方逆差是1619.78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字为800亿美元，因为美国用的是“原产地”原则，中国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算中国的出口。而美国通过韩国、日本等国出口到到中国的商品却未统计到美国的出口。其次，美国使用的是到岸价格，中国的统计是按照离岸价格，中间差了运费和保险费。再者，由于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的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如果美国放宽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在附加值极大的技术贸易的推动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就可以大大减缓。最后则是由于在棉纺织产业问题上，美国的国内相关产业由于在政府的补贴、利益集团的游说及被部分政客当做政治议题作秀的背景下，停滞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并未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相差甚远，从而使产品的冲突直接显现。所以中美纺织品贸易磨擦的根本原因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深层次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冲突，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对此，中国不应仅仅停留在双边的谈判上，而应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解决机制，通过产业升级，出口市场多元化等分散贸易风险。
四、历史视角——昨日的循环
在《向低谷的赛跑》一书中，作者艾伦.汤尔逊质疑中国数量庞大得“过剩”的劳动力将会损坏世界范围内工人的利益，因为国际竞争会给工资持续降低以及工作条件恶化以无尽的压力，使得能供给最廉价产品的严酷的生产者能再该行业以极低的成本来获取竞争上的优势，从而获取暴利。而这种向低谷的赛跑在自由贸易体系中比比皆是，今天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
自从1770年珍妮纺纱机的诞生，纺织业的向低谷的赛跑就此开始。几百年来，纺织品生产一直都是在向成本最低的“谷底”奔跑过程中进行全球转移的。英国——新英格兰——美国南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这便是“谷底”的转移轨迹。而在今天，带领跑向谷底的领头羊换成了中国。当美国和欧洲在用“血汗工厂”来指责中国的时候，他们不该忘记这些他们祖辈们都做过，甚至比今天的更“血汗”，这只是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另一个翻版。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从中国潮水一般涌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差不多就是相当于一个世纪前美国涌入中国市场的情形，一个典型的贸易流向的对称性逆转。而且，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这些试图阻止从中国进口廉价纺织品的利益集团，他们所维护的固有的利益其实就是传承自一百年前他们的“血汗工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血汗工厂”正是他们的遗产。
每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都会经历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剥削，而这最好的实现形式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英国、美国到日本、韩国，直到中国，“血汗工厂”都是他们经济起飞的起点。当完成转型的那些发达国家带着“人权”、“正义”的面纱来指责我们，迫使立法保护工厂里的工人，又使得这些“血汗”工厂的环境得到改善，工人福利得到提高，其本意是减缓向谷底赛跑的速度，以减少==减少资本流向我们的速度，但是谁知由于福利上升，更多的劳动力被吸引到工业领域，工作热情上升，赛跑的速度反而有增无减。要真正解决“血汗工厂”的问题，回望历史的痕迹，我相信，只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中国产业全面升级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告别“血汗工厂”的那一刻。
五、双重博弈的出路
在双重博弈理论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赢集（获胜集合/win set）博弈的胜负取决于博弈双方掌握的赢集的大小。而赢集的规模取决于三层次：
1、国内层次选民间的权力分配、偏好和可能的联盟。
2、国内层次的政治制度。
3、国际层次的谈判者的战略。
归结起来主要就是集中于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博弈：国际层次将经贸政策视为本国与其他国家行为体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产物；而在国内层次强调国内社会中主导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偏好，以及各利益集团或政党争斗对其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作用，突出了长期存在的国内结构性关系和政府官员本身对政治制定的约束。
以中美贸易博弈为例，在国内层次，美国社会由于是真正的选举社会，为了获取相关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国内棉纺织产业工人的支持，不断会有议员以此来在国会内部游说，建议讨论相关议题，保护美国棉纺织产业，同时由于政治制度不同而导致的意识形态问题又会在这个时候起推波助澜的隐性作用，再者美国社会的第四大权力——媒体又会抓住这个问题，纠结于表面的中美贸易的巨大顺差，感叹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批评中国政府控制汇率、支持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这三股力量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美国国内的巨大“赢集”；反观中国国内，由于没有来自选举的直接压力，以及棉纺织业在整个工业中比重较小，而且中国很少有产业联合形成利益集团的习惯，从而对于政府的游说力度远远没有美国同行业的程度，再者因为对于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比比皆是，远非纺织业一家，因此媒体、社会对此亦为多加报道、宣传，到此，舆论上也被比下去，最后获得“赢集”很小，而且这反而被国外视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砝码，因为一个在国内都少有强烈呼声和民众要求的政府又有什么理由让其他国家认为这个问题是关乎本国重要国家利益的呢？在国际层次，由于欧美各国都处于相似的对华贸易状况，因此，“相互团结、紧密合作”，对中国轮番进行反倾销、设置贸易壁垒等行为，在国际上形成一种围堵之势，并且利用由他们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一次次挫败中国无奈的申诉。在此背景下，国际层次的“赢集”空间更是狭小。综合而看，结局对中国不容乐观。
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博弈。
国内：1、产业整合升级，控制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形成独立于它国的强有力的竞争力；
2、形成集中的产业联合，提高整体竞争力，同时协调各自的行动，国内利益保持一致，避免无谓的“内斗”，对外形成合力，在政府的支持下充分保护和争取本行业的利益；
3、开拓国内市场，鉴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最近几年劫难重重，将重心放在刺激国内巨大市场的消费空间，并且树立良好的民族品牌，利用民族心理占据市场；
4、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管机制，并争取更多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国际：1、出口渠道多元化，充分挖掘发展中国家市场，分摊出口风险；
2、与同处贸易争端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紧密联合，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并努力改变某些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在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情况下，尽力掌握、运用国际法律规则，增强我国的法律话语权，以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
3、加强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进行跨层次的互动，树立正面积极地国家形象，让国外民众充分了解中国外贸的真实情况及其缘由，从而减弱发达国家国内的“赢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