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经典读后感有感

　　《文化失忆》是一本由[澳] 克莱夫·詹姆斯著作，理想国丨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816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失忆》读后感(一)：时间的边缘，记忆尤深刻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在书还没有现货的时候就关注到了，牛牛的作者，牛牛的名人记录，无不让人致敬和好奇。

只不过，在十月底前一直在忙，没有腾出来时间专门阅读它。

但是，看到当当和京东都卖断货的时候，实在是忍不了了，这才上架几天啊，定价不便宜的啊，5000册没有了，魔力大师，魔力内容？看到当当和京东现货后，我也终于拿到了它。

撕开塑封，看到封面上这四个字的字体设计--文化失忆，有空有实，就已经让人感慨万千。正如文化自身一样，在经历的过程中我们意识不到什么，但是沉淀下来却意义非凡，而留下来的更是具备极大的影响力。副标题，写在时间的边缘，确是让我们不能忘却的，那刻入心里的时间边缘，才是最凝结发光的记忆。而文中众多名人的记录，我想更是众多闪耀的时刻，这本书带着我们找自己的文化沉淀，也扩展着我们对历史和对世界的认知吧。

再往下看封面上的这些石像，有青年（男人和女人），有婴儿，有儿童，有老人，在怀抱里，在肩上，凝望着“我们”，尤其是看到男子怀抱里的婴儿，看到男子肩上趴着的孩子，触动着内心最柔软的那根弦，不由得在想这本书在讲什么？历史发生了什么？历史经历了什么？历史想告诉我们什么？而这又是“文化失忆”...那我们忘记了什么呢？

感谢这个牛牛的作者（通晓多国语言，采访过众多的名人，我想他内心早已被那沉淀的记忆打动着，震撼着，同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历经四十年的书写和记录，帮我们书写下来）。

抛开这书是理想国出品的，就单单这个作者和封面，都觉得买这本书赚到了，比小时候买到刘德华的原版磁带都激动，接下来就是细细品读了。

　　《文化失忆》读后感(二)：摘抄和感悟（随着阅读进度持续更新）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国诗人。作为大革命前彼得堡风采的化身，因诗歌成就不朽，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俄国诗人。她的作品是先锋的，她的人则是妖冶的。（可参考《娜塔莎之舞》）

--皮特·阿尔滕伯格（1859-1919）：奥地利作家，诗人。他的作品《收获（Fechsung）》中说：能把一个健康人搞垮的也就两样东西：情感问题、野心，还有经济上的大麻烦。

福斯塔夫式：福斯塔夫式背景就是指广阔的社会背景。《亨利四世》剧本中的福斯塔夫是破落骑士，作品以这个人物的活动把社会的上层和下层联系起来。他一方面是贵族，和上层有联系；一方面是破落的贵族，又和下层有联系。因此，把这个戏剧广阔的社会背景称之为福斯塔夫式背景。

摘抄：俗话说，男人玩弄爱情是为了性，女人玩弄性是为了爱情。这后半句更可能让人感到有趣，因为前半句更接近事实。

天才的年龄越大，爱慕的对象越年轻。

常常轻易坠入爱河的男人应该为全世界做件好事：不要把自己的激情太当回事。

在他那个时代能够毁掉男人一生的两样东西的长单子上，不妨也可以加上：缺乏自知之明。（太赞同了！放在今天也同样试用。）

--路易·阿姆斯特朗（1901-1971）：他的一生对美国历史带来的改变不输给林肯之后的任何人。艺术无法对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这种说法的好处在于免得有人想入非非，但是谈到阿姆斯特朗的直接或间接成就，这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没有他，爵士乐就会是另一幅模样，而这段艺术史与最终导致民权运动的美国政治史并非远隔万里。如果我们看他一手催生的音乐，会发现他本人费名师无视肤色的。

代表作：《What a wonderful world》

蓝调音乐—爵士乐的起飞之地---更是一个悲哀事实的体现：美的诞生是为了慰藉无可弥补的痛。

--雷蒙·阿隆（1905-1983）：法国社会学家。《知识分子的鸦片》是阿隆思想乃至整个现代思想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阿隆是我们继续将巴黎尊为政治哲学之都的最大原因，他是犹太人。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出生于威廉二世时期的柏林，在西班牙边境自杀。他本人被誉为对评估艺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地位作出原创贡献的功臣。现在他被公认是”理论“的早期元老之一。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本雅明这里，”气质“是关键词。在他广为人知的二三事中，人们记得他曾经说过，他的祖国不是德国，而是德语。这句话包含血泪，有着对统一的新欧洲的展望希冀。他选择自杀，因为他深信自己无法逃出纳粹的势力范围。他穷其一生都在纸上写作，但是最终未能找到出路。

马克·布洛赫（1886-1944）：参加过一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他认为：知识必须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说，理解必须从一开始就与知识携手并进；理解也只在唯一一个前提下才能取代知识，即关于知识的纯洁记忆永远不会被抛弃。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日内瓦病逝。如果我们认为拉丁美洲文学对西班牙语世界至关重要，而把西班牙语世界看作是整个人类世界中一种充满生机的复兴力量，那么这与博尔赫斯有很大关系。他的对话录和散文可以被推荐为学习西班牙语的捷径。

罗伯特·布拉西亚克（1909-1945）：法国人，因通敌叛国罪被执行死刑。他是一个纳粹崇拜分子。

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英语散文作家。

　　《文化失忆》读后感(三)：克莱夫•詹姆斯的文艺世界

　　

对谈：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丁骏

主持：陈以侃

2017.8

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在英语世界中几乎无处不在。电视、广播、唱片公司、大报、小报、文学诗歌刊物上处处有他的身影。令人惊讶的是，这样鼎鼎大名雅俗共赏的文化偶像，竟然在中文世界中悄无声息。理想国（imaginist）为弥补这一空白，引进了克莱夫·詹姆斯的《文化失忆》（Cultural Amnesia），预计明年问世。在上海书展期间，《上海书评》邀请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的资深编辑托比·利希蒂希和《文化失忆》的中文译者之一、复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丁骏在友谊会堂聊克莱夫·詹姆斯，并邀请克莱夫的中国首席铁粉陈以侃担任主持。

陈以侃：克莱夫·詹姆斯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我一直想在中文世界中找类比让大家有个概念，因为要凭空想象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如果要用技能点来形容他，我得把高晓松、梁文道、张定浩他们的技能点加到一起，才有可能塑造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还有些照顾不到的技能点得靠见多识广的大家补充。下面我们请托比给大家介绍一下克莱夫·詹姆斯涉猎的领域多么广。

托比：克莱夫是一个全能型人物，《纽约客》曾经形容他“是一群才子的集合体”。他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回忆录，他还是文学圈里的社交名流，经常和文艺界人士在伦敦著名的酒吧里喝酒聊文学，喝高了会闹事，然后还会写出来。不过他在英国最知名的角色是电视主持人，在1980-90年代，他在BBC有一档很受欢迎的《周六晚克莱夫谈》节目，主要讲名人文化，而且正好是在英特网兴起前夕的名人文化。他风格很幽默活泼，特别喜欢拿人们干过的傻事开玩笑。今天的英国老百姓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些搞笑节目，如果他们发现其实他还是位杰出诗人会很惊讶的。他曾经将但丁的《神曲》译成英文，而且他在主流的大众文化之外也是位极重要的文学人物。他既是搞笑节目主持人，也是严肃的学者，他有许多面相，每种面相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克莱夫是澳大利亚人，1960年代来到英国，所以一直有点儿外来户的感觉，他不介意当外来户，但也积极融入英国文学传统。在他的许多愿望中，将知识普及给大众是他最致力于实践的，他写作的时候总是很注重趣味和可读性，对他来说，沉闷的写作是一种犯罪。

陈以侃：我们今天要介绍克莱夫的一本书《文化失忆》，应该算是皇皇巨著，英文本有七八百页。丁骏老师是译者之一，目前译文已经全部完成，出版社已经在编辑之中，希望明年能够问世。下面请丁老师谈一下翻译中的感受。

丁骏：我得承认，克莱夫·詹姆斯可能是我翻译过的作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一位。他的作品在中文世界还没出过，不像我以前翻译的塞林格、纳博科夫，都是读了很喜欢以后才去翻译。我接受这个翻译任务也是比较巧合的，因为这书很厚，由四位译者合作完成，当时是最好的朋友邀请我一起做；一般我不太和人合译，但这本书我看了觉得合译没有问题，它不是小说，而是从A到Z字母顺序编排的对各位历史人物的评介文字。平时翻译很少能有这么轻松的感觉，说轻松不是说没有翻译难度，而是就像刚才托比讲到的，克莱夫讨厌无聊乏味的东西，他谈任何文化问题都力图谈得有趣，他是个很能跟上时代节奏的作家。他想象的对象就是普通读者，而不是大学里的学者教授，所以我翻译的时候也觉得很有趣。

陈以侃：我是研究生的时候读到《文化失忆》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句座右铭一样的话：“如果我的写作停止有趣，读者就会停止阅读。”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博学和宽广的视野，为我打开了一种值得向往的境界。我们请托比谈一下英文读者对这本书的印象。

托比：《文化失忆》的反响非常好，不光评论界叫好，读者也喜欢。我好像没有读到过一篇负面的书评，有一些好评文章里会提到一些有争议的小点，但无伤大雅。我想读一段他写战前奥地利的文字，这段之前写到了咖啡馆文化，人们在咖啡馆里谈文学和艺术，还写到了犹太人，即便在纳粹上台之前，犹太人在奥地利也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们不能进入学术圈或是当公务员，于是许多有才华的犹太人就当了记者。

“所以几代犹太文人都不用把精力浪费在撰写深奥晦涩的博士论文上，他们反而转向新闻工作，使用朴素的语言进行直接观察，发现取悦的必要。取悦的必要有时会成为学习的敌人，但学习的敌人更多时候是写出仿佛除了导师之外不会有人再读的东西，而导师之所以当上导师也是因为写了同样的东西，这真是一种致命的写作自由。”

陈以侃：我在读克莱夫的文字时感受到一种音乐性，他自己描述写作特点时这样说：“我不停转动文字，直到它抓住光。”读他的前半句和后半句会看到一种承袭的联系以及转动的转折，在联系和转折当中有一种光芒。比如刚才这一段，他先是说娱乐读者是对学习的伤害，但接着又说写那些艰涩的只有导师会读的论文也是对学习的伤害。

托比：你提到了他的“转动文字”，这可能因为他是个诗人。写诗是他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他的诗非常讲究，用节奏、韵律去传递诗意。他还认为诗歌和随笔有着相通之处，从某个点开始，然后朝不同方向展开，但都有空间的限制。他将诗歌事业和随笔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诗总有过目不忘的金句，他的随笔也一样，金句处处可见。比如他在电视上说过施瓦辛格像个“装满核桃的避孕套”，虽然这是玩笑话，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运用意象的能力。他的诗都是很严肃的。

陈以侃：之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玛丽莲·梦露，有人说她很擅长演绎抽象的迷茫，然后克莱夫说：“你这样夸她就好比说一个侏儒演矮子演得好。”因为当电视主持人，他很懂得如何娱乐观众，知道把哪个梗放在哪里是观众最喜欢的，他在写作中也按捺不住这种冲动。但这也是困扰他的问题之一，因为八九十年代他是英国最为人熟知的面孔之一，他的诗歌和文学评论在评论界往往会有人质疑，说他是媒体人，不是真正的文人，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上电视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所以才有机会知道我的诗歌和文学评论。你们说我浪费了才华，但在我开始浪费之前，你们并不知道我有才华。是我的电视节目让你们知道我有才华。”高雅和低俗之间的张力和对抗，是他事业生命中的一个主题。他说“他们抱怨我一边聊布朗宁、艾略特，一边报道F1赛车”，这种多样性也是《文化失忆》的主题之一，请丁老师谈谈这方面的内容。

丁骏：我觉得他说话特别直接，夸人夸到天上去，贬人就贬得一文不值。他写到自己的时候也不会谦虚。可能克莱夫·詹姆斯的记忆力特别惊人，所以这本书信息量特别大，因为每一篇是对一个人的评论，但评论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扯上一群人物，我很惭愧这方面积累有限，他提的大多数人物我都不熟悉，所以可能会错过一些好玩的言外之意。刚才托比提到诗和随笔的关系，那么他是在用写诗的要求写散文，他对语言的要求是很高的。用句老生常谈的话来说，他的文章真的做到了形散神不散。他写的时候很散漫，会跑得很远，但在序言里他提到了一条一意以贯之的线索的重要性，这也就是书名中的“失忆”，这本书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过去发生的人和事，这对人文传统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他记忆力特别好，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以前学过的古日语都忘记了，所以对“失忆”的执念也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表现。他说相比前面几代人，他很幸运地没有亲历二十世纪的几场重大灾难，他身处的社会也有表达的自由，所以他充分利用这种自由，畅所欲言。

陈以侃：克莱夫学习语言的能力的确特别惊人，他在回忆录里提到过学语言特别快。中文世界里别说电视主持人了，哪怕文人里也几乎没有谁能流利阅读五六种语言。下面请托比说说语言能力是如何影响他的写作的。

托比：克莱夫应该能读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日语。他娶了一位意大利文学专家，杰出的但丁研究者。他是澳大利亚人，但自己觉得是欧洲人，他对欧洲历史特别关心，虽然在《文化失忆》写到了日本导演、中国政治人物、拉美作家，他总是回到欧洲，他学了那么多欧洲语言，因为欧洲是他最迷恋的地方。

陈以侃：说到语言能力，中文世界里的确无人能敌。克莱夫还写歌，作为词作者出过五六张专辑，他还出过十几本评论集。他说自己写什么都全力以赴，刚出道的时候一个编辑叫他写埃德蒙·威尔逊的评论，只要两千字，结果他一口气写了一万三千字，而且是像写诗一样讲究。文章出来后，亨利·格林到处打听这是谁写的，他听说以后立刻给亨利·格林写了一封文采飞扬的长信，不过格林没有回他。中文世界里好像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渗透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去，我前面提到的张定浩文学评论写得很好，也会写诗，但他翻不了神曲啊。下面请托比谈谈克莱夫翻译但丁《神曲》的反响。

托比：克莱夫最近几年身体非常差，但他工作强度却比以往更甚。2011年他被诊断出白血病，当时医生告诉他还能活六个月，他还患有肺气肿、肾衰竭以及白血病的各种并发症，他能活到今天的确是个奇迹。在那六个月里，他在濒死的激励下写出了大量精彩绝伦的诗歌，还完成了《神曲》的翻译。前面提到过他娶了一位杰出的但丁学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但丁研究者，他在巨大的压力下（家里隔壁房间就有一位但丁权威能对你指手画脚）做翻译，让我觉得可能压力正是一种刺激。他的译本受到好评，不过他太太好像没有评论，肯定会有一些但丁学者觉得有更好的《神曲》译本，但就可读性和普及性而言，他的译本肯定是好选择。在他被诊断出绝症后，还被曝光了一段婚外情，被妻子赶出家门，他在很多诗里都写到了内心的愧疚以及独自面对死亡的悲苦。

丁骏：这个八卦我也是最近刚听说，关于他垂死多年的消息很早就知道了，每次有澳洲学者来访学交流，都会说：克莱夫啊，他还在忙着死呢。大家都知道他不会介意的。关于外遇，他应该是有罪恶感的，他是个人文主义者嘛。我翻译的部分里有提到他妻子，还提到他妻子的导师，是一位意大利语世界的大师级人物。他说如果你去意大利邮局办事，工作人员迟迟不出来，可能就是在隔壁背《神曲》呐。他的意思是，《神曲》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高大上的经典，普通人不会读，但对意大利人来讲大概就像我们中国人从小要背《三字经》一样，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滋养。他还说过：“我深信不疑的是，学点三脚猫外语比忙活文学理论对我有益的多。二者耗时相当，但后者最终会让我一无所获而不是收获不够的问题。”

陈以侃：我记得《神曲》英文版刚问世的时候，汤姆·斯托帕说过：“克莱夫·詹姆斯是个疯狂的自学者，他译意大利语我根本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怎么不去译俄语和中文。”他在文化圈里是这样一个形象。

丁骏：他对自己俄语水平其实挺骄傲的。前面提到他说话特别绝对，我记得他讲到俄语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非常绝对的话：“有些语言本质上就比其他语言更美丽，俄语就是最美丽的语言之一。”我当时翻译这书时就在想，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一本书，网络这么发达，你想知道阿赫玛托娃是谁，上维基百科一查就能知道大概了，为什么还要看克莱夫·詹姆斯写的阿赫玛托娃。后来译完我发现，他的视角的确是相当独特的，你读到的是克莱夫·詹姆斯眼里的阿赫玛托娃，不是维基上随便就能找到的那些信息。

托比：的确，《文化失忆》中写到的人物都是二十世纪中他觉得重要的人物，或是对二十世纪有影响的前辈。他写人物不是传记式的，而是通过点评、回应来勾勒一幅自画像。比如他在多年里反复读普鲁斯特，书页边的笔记也越来越多，他的自画像也越来越清晰。这也是蒙田随笔的传统，“带着想法去散步”。《文化失忆》是按照姓氏字母排列的，所以前后人物可能看上去毫无关联，比如美国导演特里·吉列姆（Terry Gilliam）后面紧跟着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他写吉列姆的时候写到了希特勒和戈培尔，写戈培尔的时候提到了在索尔仁尼琴的长诗《普鲁士之夜》中，入侵的俄罗斯士兵对辉柏嘉铅笔的完美工艺啧啧称奇，“而这种对西方好东西的反应正是斯大林所畏惧的”。所有这些都不是堆砌散漫无章的无用信息，而是带着想法去散步，服务于那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陈以侃：说到散文这个形式，《文化失忆》问世的时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过一篇书评，题目就叫 “克莱夫·詹姆斯是不是新蒙田？”，对他的文字评价如此之高。不过蒙田写的是日常生活，而克莱夫更多关注的是贯穿二十世纪的政治、历史、文化，他可以从香奈儿写到阿姆斯特朗，从诗人写到记者写到演艺明星，每位读者应该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体味克莱夫的独特见解和文字风格；不过他更希望的应该是大家能够按图索骥，不断深入学习，分享他对那些人物和作品的热爱。今天我们结束在学习这个点上，也算是对克莱夫的致意。

　　《文化失忆》读后感(四)：如果不能全部记住，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

　　

一，一群才子的集合体

2019年11月24日，澳大利亚作家、诗人、新闻人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在英国剑桥逝世。消息传来，《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纷纷发表纪念文章，《泰晤士报》更刊出长文《向伟大的克莱夫·詹姆斯致敬》（A Tribute to the Great Clive James）。

然而，大多数试图给詹姆斯写讣告的记者都会在提笔的一刹那遭遇一个基本障碍——如何定义他们所要缅怀的逝者？

詹姆斯是那种今天已经很难想象的全能型文化人，这个横跨大众媒体和严肃文学界、在英语世界几乎无处不在的人物，在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实在披挂了太多身份：

他主持BBC电视节目，因其幽默犀利的访谈在英国家喻户晓；在大众文化之外，他又是一位重要的文学人，文艺圈里的社交名流，与马丁·艾米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人是终身挚友。他写诗歌、文艺评论、回忆录、旅行文学、小说和媒体专栏，出版的著作多达五十余部，包括十部文艺评论集、九部诗集。他通晓7门语言，曾把但丁的《神曲》译成英文。他也写歌词，作词的唱片专辑就有五六张。

从广播电视，到大报小报，到文学和诗歌刊物，似乎没有詹姆斯的才华无法渗透并留下醒目标记的领域。2008年，克莱夫·詹姆斯因为在广播电视新闻业的成就获得“乔治·奥威尔特别奖”，在2010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2012年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

他被誉为“当代的蒙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折衷高眉与浅俗的大师”（《洛杉矶时报》），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曾称赞他“博学多才到令人嫉妒，慷慨的书写包罗万象”。《纽约客》杂志形容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才子的集合体”，而著名评论家德怀特·加纳也说：“当英国失去克莱夫·詹姆斯，就好像一架载有五六名最优秀作家的飞机坠毁了。”

事实上，噩耗传来时，不少人以为只是误传。毕竟，仅仅两个月前，詹姆斯还在接受专访，畅聊菲利普·拉金的诗作；一个月以前，还有他的文章见诸报端。

早在2010年，詹姆斯就被诊断出绝症，开始接受长期的治疗，但他依然积极在媒体发声，发表诗作，其间不断有新书出版，还完成了但丁《神曲》全本的翻译。2015年，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诗集《死亡判决》（Sentenced to Death），同年开始为《卫报》撰写《我的死亡报告》（Reports of my death）专栏。

因为死亡的频频跳票，此后他的处境有点“尴尬”，每每为新书做宣传，他都会调侃自己：抱歉我还活着。詹姆斯在病中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一度成为英国文坛的一个老梗。

但其实，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詹姆斯已经几乎失明，无法阅读，也无法再提起笔来。他一生都在记诵诗歌（他曾说“诗歌是诗歌的样子，就是为了被记住”），于是转而向记忆的宝藏室搜寻，将八十余首诗歌与病榻上的口述评论，结集为最后一部作品，名为《欢乐之火》（Fire of Joy）。班维尔在詹姆斯逝世之后为《欢乐之火》写的评论中说：

“他的人生燃烧到最后一刻，而非逐渐凋零。”（burning out, not fading away）

而他的书写，也如暗夜里的炬火，失忆年代里的“石油大火”，为我们点亮了一片永不熄灭的人文主义星图。

二，关于20世纪的历史人物辞典，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纲要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是詹姆斯酝酿四十年、花了五年时间完成的巨著，中文版长达816页。这本书的内容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一样丰富庞杂，如果要给它一个概念，可以称之为一部“关于20世纪的历史人物辞典”、“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独出机杼的核心纲要”，由近百篇纵横评点历史人物的文化随笔组成。

这些人物包括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批评家，等等，按照姓氏首字母从A到Z编排，从第一篇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到最后一篇茨威格（Zweig）。所有文章遵循同样的体例框架：起首是人物小传，接下来摘引这个人物的语录，然后以语录为起点展开论述。

但詹姆斯写这些历史人物并非传记式的，他没有系统评述人物生平和创作，而是从人物的某些特征、生平事件、语录片段展开批评与分析，将其为人处世、成就乃至生活小事，与作者的观点和结论综合为一体。他比较同类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艺术创作活动，试图说明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似在咖啡馆与读者谈天说地，不拘一格，进行一场又一场深层次交流。

这本书的副标题直译为“写在时间边缘的笔记”（Notes in the Margin of My Time），詹姆斯的风格也属于蒙田随笔的传统，常常偏离人物主线，甚至跳脱出人物本身，去谈论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本雅明一篇，讨论学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问题；海涅一篇，文章主体是关于名人文化；米沃什一篇，谈的是基督教圣经作为一种欧洲文化传统。

书中包含的信息量极大，但并非散漫堆砌无用的信息，看似旁逸斜出的阐发，并不是为了八卦，而是服务于一以贯之的主题。通过这样的形式，他把历史、传记、文艺评论和回忆录结合在一起，以宽广的视角审视20世纪剧烈而蓬勃的精神生活，营造一个有可能抵抗文化失忆的阵线。

《文化失忆》跟詹姆斯长期关注与反复书写的一个主题有关：人类的文化记忆与集体失忆、创造与破坏、文明与残暴之间旷日持久的缠斗。书中涉及20世纪发生的两次大战、革命、各种灾难和人道主义悲剧，而在这些悲剧和灾难中间，人类的英雄和智者们没有停止思考和行动。詹姆斯认为，正是他们的创造力和这些创造力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结，共同构成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

入选“辞典”的人物大部分来自20世纪，也有一些来自更久远的年代，因其前瞻力而与20世纪历史的某些重大主题深切关联，比如孟德斯鸠，詹姆斯说“他在时间的纵深中代表了我们，好像他的头脑是现代世界建造的空间站，放置在过去的地表上方的观测轨道”。

这些人物也未必拥有公众知名度，不一定是在寻常《名人录》中会遇见的名字，事实上，其中收录的不少人，今天的读者甚至会感到陌生。但关于这些“陌生人”，詹姆斯的评述往往尤为精彩，读罢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了不起的人生，最终竟会湮没无闻，被大多数人遗忘。

詹姆斯能够阅读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日语，出色的语言能力让他能够轻易渗透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去，也塑造了他广阔的视野。在《文化失忆》中随处可以感知到作者广博的学识、驾驭众多话题的能力、非凡的艺术洞察和叙述激情。

但就风格气质和文学性而言，这部作品更接近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而非历史传记或学术著作。这本书的“序章”名为《维也纳》，詹姆斯也像茨威格一样，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看作一个理想时代，认为“在纳粹熄灭维也纳的华灯之前”，那座城市的咖啡馆是“一所天然的大学”，培育了繁荣的文化和层出不穷的天才。他也看到维也纳的华灯四周散落了层次复杂的阴影，比如即便在纳粹上台之前，犹太人在奥地利也受到重重限制，他们不能进入学术圈，于是许多有才华的犹太人就当了记者，结果造福了新闻和文学界。书中会反复回到那些天才人物后来各自的命运，及其对整个20世纪历史走向的影响。

三，我不停转动文字，直到它抓住光

詹姆斯事业的两个面向——媒体人和文学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他终身实践的一项事业：将真正的人文艺术文化普及给大众。他的写作深受德国和法国格言家的影响，纵贯其职业生涯，始终保持着一种智性的娱乐精神，哪怕谈论严肃的内容，也总是尽量注意趣味性和可读性。

对他来说，沉闷的写作是一种犯罪。曾经有人抱怨过他怎么能“一边聊布朗宁和艾略特，一边报道F1赛车”？事实上，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这种高雅和低俗之间的张力，正是他写作的一个主题。

相较其他同类作品，《文化失忆》首先是用一种明白晓畅、机智风趣、充满格言金句的文体写成的，没有超出普通读者的理解力和欣赏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 M.库切称赞《文化失忆》是“充满格言警句和启发的文明史速成课程”，特别看重詹姆斯锻造金句、直击人心的能力。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詹姆斯的诸多身份中有一个是诗人，写诗是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文学编辑托比·利希蒂希在谈到詹姆斯的诗歌和随笔风格时说：“他的诗非常讲究，用节奏、韵律去传递诗意。他还认为诗歌和随笔有着相通之处，从某个点开始，然后朝不同方向展开，但都有空间的限制。他将诗歌事业和随笔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诗总有过目不忘的金句，他的随笔也一样，金句处处可见。”

詹姆斯描述自己写作的状态，说：“我不停转动文字，直到它抓住光。”他称赞法国诗人、电影导演让·科克托，说科克托“迅速削出箭身，装上翎羽，他口中笔下的句子仿佛一往无前的箭穿透时间”。

事实上，詹姆斯本人在他那些才华横溢的时刻，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他[保罗·策兰]是那个带着一首情歌从火焰中走出来的人，这首歌以唯一可能的方式救赎了人类——承认这里没有救赎。他[贝内代托·克罗齐]认为，一颗摆对位置的心，比受过最高等训练的头脑更可能产生真理，也是创造力的唯一来源。海明威商业成功的一大秘密正是百发百中的书名，这些书名就像无声的音乐在书店中回荡，攫住顾客的心。圣伯夫的意见像下水管道的流水那样在街道下面持续奔涌，普鲁斯特从中看见了一条让他自己向前的途径。作家很乐意看到同行浪费天赋，尤其是天赋显而易见的时候：这样他们就能借鉴他的笔调，而不是抄袭了。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会有巨大的失败，而菲茨杰拉德太了不起了，他甚至可以把致命的个人缺陷变成诗歌的素材。黑兹利特的评论太精彩了……弥尔顿的原文装点着他的评论。足够集中的暴力可以抵消任何数量的文化，无论那种文化散布得多么广泛。如果我们要在人的尊严中寻求安慰，而不是仅仅接受人性的弱点的话，我们必须面对她[丽卡达·胡赫]，并努力记住为什么犹大很难直视基督的脸——不是因为那里有神圣的宁静，而是因为那里没有追逐私利的算计。

四，建造记忆大厦，抵抗文化失忆

我们或许可以把《文化失忆》想象成克莱夫·詹姆斯建造的一座记忆大厦，他心目中的男女英雄在此齐聚（其中也有一些恶棍）。而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听见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我们可以想象说话者全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虽然现实中的他们从不曾如此。又或者他们是在一个露台上，在星空之下”。

记忆和失忆是贯穿全书、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詹弗兰科·孔蒂尼》一篇中，詹姆斯花了大量篇幅讲述以记忆为载体进行普适交谈的重要性。他谈到孔蒂尼那一代以在不同文化间传播文化为终身志业的人，“他们都携带着一个宝藏室，装满了默记于心的诗歌。一人引用奥登、燕卜荪、华莱士·史蒂文斯，另一人总能接上下一句。这一代人正是通过这些共同的记忆，建起属于他们的典故世界”。

在《希特勒》一篇中，他说：“如今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要么不知道他是谁，要么对他的所作所为只有模糊的认识。由此也暴露出自由民主的一个缺陷：它的众多自由当中也包括遗忘的自由，忘记是什么曾经威胁过它的存在。”

20世纪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国际事件，“简化的代价就是失真”，詹姆斯说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抵抗文化失忆”。他不断提醒读者，我们生活的世纪脱胎于20世纪，而让人类文明成其为文明的自由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于过去的记忆。

每一代人身上都包含着此前所有世代走过的路，但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记忆”，是由经过拣选甚至修饰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构成，而在那个过程中，很多声音消失了。他试图让其中一些声音重新回到普通读者的耳中：

人类大部分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关乎其所爱。倘若这也要谴责的话，我们每个人迟早都逃不过。如果说要从这场灾难中学到什么，牢记那些与我们怀着相同热忱的人们曾经遗忘的事，无疑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们不能全部记住，起码也要了解一点我们所遗忘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全部忘掉也没关系，享受轻装上阵的便利亦无不可；但一种与爱无异的深刻直觉提醒着我们，效率的代价就是空虚。最后，我们保持思考是因为一种感觉。如果可以，我们要留住那份纯粹的感觉，如果我们丢失了它，就要把它找寻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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