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后感100字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是一本由[德] 约翰内斯·弗里德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80元，页数：4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后感(一)：为中世纪所正名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后感(三)：被定义的中世纪——《中世纪历史与文化》前言

中世纪末期，有人开始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形态有所改变。正如荷兰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指出的，该时代划分模型可能建立在15 世纪在宫廷宣谕官中普遍流传的三分法基础之上。这种三分法把极富传奇色彩的远古时期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区分开来，并在其间插入一个“中间时期”（temps moien），换句话说，也就是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历史记忆的时期。像这样对现在、鲜活的记忆和理想的史前时代的区分，当然与这种观念相符：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和世界各文化中有不同称谓的英雄、诸神时代或族长、女族长时代之间，存在一段历史时期。然而，单单识别出这个过渡时期本身并不导致“中世纪”概念的产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采取了比他那时所有的尝试（无论是宫廷宣谕官还是大众想象中的）都更明确、更具学术性的方法，在撰写于 1439 年至 1453 年并于 1483 年付梓的《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历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decades）中，他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中间时期”，即410 年野蛮的哥特人占领罗马到作者生活的时代；1469 年，受过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科西嘉阿莱里亚主教安德烈亚（Johannes Andreas）致信大学者、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时，赞美收信者精通三个时代—“较早时代”（priscae［tempestates］）、“中间时代”（media tempestas）、“较近时代”（nostratempora）—的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知识，表明安德烈亚理解这种概念。

1493 年，通过拉丁语编年史作者哈特曼· 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这个说法传到了德意志人文主义者那里。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单独的时期。直到百年后巴洛克和启蒙时期的作者们才提出这个概念，不过他们对中间时期的时间界定并不严格且不统一，有些观点认为从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或从 500 年或 600 年）到宗教改革时期，有人认为截止时间为 700 年，另一些人认为是 1100 年左右，还有些人以 1453 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为结束时间，而这些只是众多时间界定中的几个而已。这使中间时期成了一个久远的封闭时代，不再与现在相关，从而得以确定该时期自身的特征。马上，人们就为这个严格的时间框架贴上了特别的标签。自此以后，中世纪的特点从野蛮、黑暗的变化到富有意义、光明的，这种发展本身带来了特殊的危险。事实上，直至今天，各种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都热衷于按照自身的需求来定义中世纪。

因此，可以说这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富有争议，由矛盾和对立的传统塑造而成。本书并不假设存在统一的中世纪的图景，也不想构建独立的封闭整体，而是更多地想要尝试追寻中世纪千年的发展轨迹。本书中对中世纪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划分与界定仅受德国大学惯常做法的影响，在德国，从约 500 年到约 1500 年这段历史时期都由教授中世纪的授课人员负责；在其他国家与地区，中世纪的时间界定有很大的区别，这对“中世纪”观念的价值倾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如果在以下的行文中间提到“中世纪”，并不指任何建立在某种统一性上的实体，它仅仅指如上所说的 1000 年左右的时间范围。

需要交代的是，本书涉及的内容虽横跨千年，但也希望向读者呈现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而非仅仅是一些历史发展趋势和结构，因此无法顾及整个时代所有的细节。这就要求对内容做特别严格的甄选，而这种选择不免带有主观色彩。本书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连带讲述一些典型事例，它们可以被视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的文化演变的征候，或者是有助于观察知识文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同样基于这种处理方式，本书选择了一些历史事件的重要时刻，旨在呈现政治和政权领域事件的复杂性。全书刻意避免使用如僧侣、骑士或市民这些过于抽象的概念，而是聚焦于具体的单个历史人物，如这部分以某个教宗为线索，另一段落以某个国王、学者、传教士或勇于冒险的商人为中心。他们与陌生文化和人物的接触与交往，他们对新的观念、宗教运动和科学法则的反应，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知识文化的扩展，这些都被置于诸政治势力、“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复杂性增长及社会功能分化的框架下来进行检视。

本书主要将目光投射到文化演变及其持续与断裂的方面，就像自然演变一样，它的发展并不带有目的性。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文化的演变在历史学家看来才是线性的、有逻辑的和朝向进步方向的。它因此是一种构想，必然带有主观性，不同于我们人类所航行、移动与行动于其中的所有现实领域。它是一种假说，其可行性取决于无法证实的假设、个人的经验和所熟悉的构造模型。一个普遍的统一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此不存在与“我的”现实一样的“你的”现实，即使它们都是“现实”。同样，由于诸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记述，因为一旦要做这样的记述，述者就总是陷入只能面向过去的困境，只能是后续对一些东西做出考虑、合并或描述，而它们是同时发生且相互影响的，并且互为条件产生影响。这符合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它没有赋予我们在事件发生的同时直接直观地去理解事件的能力，而总是让我们只能在事后回顾反思，经过第三方信息的补充，且运用各种各样必要的方法和巧妙手法来进行构建。倒叙、事情还未发生便做出预示，还有离题插入少量文字等，这些都只是不尽如人意的文学手法而已；出于相同的原因，简短的重复是不可避免的—那完全是有意为之的。尽管如此，我们始终关注着一个整体，即此前提到的文化的演进，它从相互影响的政治、社会、宗教以及最广义的文化、经济、科学和各种自然力量中汲取动力而得以发展，而指引着它穿过各种偶然与必然、计划与反应罗织的迷宫的，正是那些所谓“中间”世纪中的理性文化的发展。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后感(四)：为什么说“黑暗的中世纪”？

01.

不论在我们的教材里，还是很多有关中世纪的著作中，作者们基本都会用“黑暗”来形容这段历史。但是随着阅读量的提升，甚至就是随便的几个历史事件，都可以发现，这段历史并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黑暗”。

究竟为什么说中世纪是黑暗的？

原本以为这个概念是西方社会民众普遍达成的共识，看了《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这本书后才知道，原来“黑暗”就是一个概念，和过去史学家们提出的“中世纪”“远古时期”一样，因为说得多了，就似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实则，是由一个人先说，最后变得口口相传的一个概念。

那“黑暗的中世纪”也同样如此，提出这个说法的人也是从一位到多位，最后变得人尽皆知。

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那里。他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在对这位大帝的教育中，威廉一世非常重视儿子的历史教育，唯有一条绝不可沾染，那就是学习古代史和中世纪史。

在他看来，古罗马史还有可以借鉴的东西，而中世纪，对于新教徒来说，过于迂腐、无用，且天主教色彩太浓。

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分量，当然不是看他说话的态度，而是他本人在遵照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际功勋有多重。

威廉一世本人从父亲手里接过普鲁士，又大大加强了本国的军事实力。借助军事，他推行了很多政策，比如解放农奴，废除世袭租佃制度，提倡重商主义，发展工业。从后世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都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就功勋来讲，威廉一世是成功的。

而在教育上，他并不鼓励自己的继承者培养对文学、音乐的兴趣，也不让他与英国王室联姻。这位特立独行的王者，虽然因此与儿子产生嫌隙，儿子还几度想离家出走，到临终俩人也没和解。但是，威廉一世的教育却催生出新一任强有力的国王。

这样一个强者，你能说他的判断有错？

第二位说中世纪黑暗的大人物，是康德，大哲学家。

他比威廉一世更激进，对中世纪是全盘否定的态度。

他有一本，出版超过八个版本的哲学书《论优美感和崇高感》里写，“关于诗歌、雕塑、建筑、立法甚至道德领域的优美和崇高的真诚之感，古希腊和罗马人生活的时代已表现出明显的特征”，“罗马皇帝的统治”无疑改变了许多事情，然而最终“剩下的一些好的品味随着帝国的衰落”而消亡。

听听这话说的，比尔冬升的毒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而且我们要知道，文化的力量比强硬的军事力量，对人的影响显然更大。上面说，康德的书已经出了好些版本了，当时的超级畅销书。所以中世纪是黑暗的这个观念便就此在散播看来。

这个观点，得到了大诗人席勒的推波助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位判定中世纪黑暗的大人物。对席勒而言，中世纪到处吹着“北方蛮族人的精神压抑”之风。

所以，启蒙时期，人们一致觉得，中世纪是倒退、愚昧、断裂、不思进取的时代，好想把这段历史从记忆里擦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样的认知真的是对的吗？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一书的作者约翰内斯·弗里德给出了否定答案。

02.

约翰内斯认为，康德得出的那个结论，显然是思维模式受到限制的结果。他只是照搬了西方人对中世纪固有的成见，完全相信具有欺骗性的文化记忆。他只是模糊地认为，16、17世纪更适合作为转折的时间点。

“没有理论基础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约翰内斯以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看似“轻易”地驳倒了康德的观点。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史学家约翰内斯必须给出有力的说明，证明自己是对的。

因此，他打破了以往史学家以时间轴为线索的写作模式，他选择以个人的、微观的史学为切口，借此来讲述公元500年至1500年这段历史，以证明这段时间内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科学、宗教是呈发展态势的。没有这段发展，欧洲根本就看不到现代世界。所谓的“启蒙运动”推崇者，如果没有“黑暗”做对比，哪里来的什么“启蒙”呢？这样言之凿凿的判断，似乎有几分道理。

中世纪之初，即是高度文明的古罗马被蛮族人消灭之时。如果这是一场事件，那确实可以说文明没落了。但它不是，古罗马的文化遗产并没有被蛮族人舍弃，和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正统文化一样，他们靠武力征服，却不得不吸收比自己发达的文明以实现更好的治理。

作为古罗马最后一位智者，波埃修斯的作品在蛮族人中间被广泛传阅。古罗马的文化遗产才不至于就此被毁灭，中世纪持续发展才有了可能。

有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问题：

西哥特国王阿陶尔夫（Athaulf）在哥哥去世后，沿袭了哥哥的蛮族作风，洗劫西罗马。所以在多年征战中，他和他的军队大肆地抢掠与焚烧所经之地，本以为只是劫掠钱财，过过瘾就可以。谁知道时无英雄啊，灭了人家的王室，百姓没有饭吃，你就得负责。

汉初，刘邦采用无为而治的政策，休养生息，让长期饱受秦政重压的百姓喘了口气。汉这才得以兴盛百年。但阿陶尔夫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是继续试图以武力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他拿着把剑，很直白地要求罗马皇帝给解决问题。

罗马皇帝很不屑，江山都被你拿走了，我还得帮你治国？想得美！

哥特人只好自食其力，与当地人民妥协。（但是并没有向王室妥协哦）

阿陶尔夫俘虏了西罗马帝国公主加拉·普拉西提阿，迫使公主嫁给他……

在于公主的婚礼上，阿陶尔夫讲了这么一段话：他，阿陶尔夫，曾热切期望将罗马的名字抹去，把罗马帝国变为哥特帝国。然而旋即他发现，他的秦兵仍是无拘无束的野蛮人，拒绝服从法律；他也意识到，没有法律，任何国家都不能长存。

无论这段话是不是他本人说的，从后来的历史看，蛮族人吸收古罗马文化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哥特人、法兰克人就是在波埃修斯与大格里高利的思想引导下，与教会结盟，从而走上权力巅峰的。中世纪宗教之所以能够发展，在此也找到了根源。

03.

成也宗教，败也宗教。宗教对王权的“好心”扶持，实则夹杂了很多私利。

十字军东征、教权与皇权的争斗等历史事件，让教权渐渐坐大的同时，也让欧洲各国陷入混乱。法理被人们所忽视。

中世纪显然陷入了人类发展历史的低潮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是绝对“黑暗”的。

但是切勿以为，理性之光的中世纪以后的事儿。实际上，中世纪就有理性思想，有启蒙。

查理曼时代就已为理性的到来鸣金吹号，查理曼本人也参与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算术受到推崇，因为算术是历法制定的必要条件。人们渴望理性，年轻人争先恐后去学习新知识，进行逻辑训练。

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就此逐渐受到重视。宗教神秘性质与象征色彩的世界观对精神的束缚，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并非易事。

但是也许正应了“历史的发展是向前”的那句话，理性之光打破宗教的束缚是迟早的事，就差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正是鼠疫。

宗教不再能成为人们的避难所，所有人都被这恐怖的氛围所笼罩。这场人类的浩劫，确确实实是一场灾难，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也确实为瓦解宗教对人们的桎梏产生了积极影响。

除了思想与文化上，客观来讲，中世纪的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例如，他们懂得巧妙运用凸轮轴和齿轮，用新方式转化水能，除了研磨谷物，还有漂洗缩绒、捶打粉碎、抽水，以及地下开矿技术，这些都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直观证明。

再说建筑，中世纪人建成了骄傲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经梦想建成却不得的圆形穹顶。这需要艺术家们仔细观察与推断，才能发现其他发达的文明从未发现的焦点透视法。

……

这些种种都证明了康德对中世纪认识的片面与狭隘，“黑暗”实则是对中世纪的误判。

而这，也是这本书中作者最想传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