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帝国读后感摘抄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是一本由[美] 白桂思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假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读后感(一)：为西方中心论再加上一个源头？
看完整本，越到后面，注释里的争议越少。最有意思的是对蒙古/元朝/西夏/宋的国际关系的说明。那是中央欧亚文明历程上最辉煌的时代。
整本可以用“毁誉参半”来概括之。不是说的有好有坏，而是试图在各种主流历史叙述（不同的人/地区都有其主流叙述）中找出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这些历史真相对不同地区和人群就会产生不同的“效应”（毁或是誉）。包括黑死病，蒙古政治遗产，伊斯兰文化，和藏传佛教，蛮族等等。
历史语言学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外来语言何本地语言交汇之时，是外来的吸收本地？还是本地消化外来？这个问题的由来是因为在口语交汇时，还没有文字记载。第一次知道印度英语已经成为英语和印度语的子语言。
这本书的精华在于尾声和附录，也在于作者的正文注和附录注释，还要加上译者注。牵涉到汉唐宋元明清，译者就要出来堵枪口。
历史是当代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等等流行的话确实就能对本书下个简单的历史观结论。此书的基本结论是基于农业定居文明历史观无法消受的：游牧民族一点都不贫穷，确切地说，游牧社会中的平民百姓无论在哪方面都比周边农耕区的平民百姓要幸福的多。宕受到攻击和侮辱时，他们也会以暴易暴，和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无二致。这套说辞在另外一本讲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书中一样被“证实”。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读后感(二)：一些问题与思考
总的来说作者提出了“中央欧亚”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简述了“中央欧亚”从青铜时代至今的历史。序章和第一章以及尾声叙述了概念性问题，出现了作者的新观点，其后的章节像一部覆盖东北亚、西亚的通史，什么都讲了，也什么都没讲。 比起文献，作者更加注重语言学的推论，这也是本书甚至作者的特点之一。 再有就是，虽然中文版刚出不久，但是英文版本是09年出版的（不知是否有更早版本），所以说很多近十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都没有出现在书中。 具体来说: 1.作者提出“中央欧亚”这一地理范畴。 2.“中央欧亚意义上的“地处欧洲、中东、南亚、东亚以及寒带、亚寒带针叶林-苔原地带之间，是一片幅员辽阔的内陆地区。”（序言）.第二个是文化系统“生发于原始印欧人之中”，源于印欧人的迁徙。（第一章） 3.作者认为周人属羌族，又通过语言学分析，认为姜氏是印欧人，从而得出周人是印欧人。作者认为商朝也可能是印欧人建立的。 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是，印欧人不但曾进入黄河流域，将印欧语的因素带入当地，同时也曾进入更加西南的原始藏缅人的故地，将印欧语的因素留在了藏缅人的语言中”。（第一章） 4.作者认为“蛮族”并非刻板印象那样没有文化和残暴。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冲突在于农耕社会单方面阻断贸易。中原才是更加残暴，侵占中央欧亚的领土。 问题 1.我们知道古代的“羌”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中原以外多个族群的统称。根据“轮子”“车”单单一种词语的来源和变化（况且不知这个来源与变化是否准确）就判断这个一个族群的性质是不可取的。 作者通过印欧人的双轮车对“商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得出商可能是印欧人建立的。看来轮子和车在为作者判定一个文明的来源起到了重大作用。 事实上，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双轮车的痕迹。虽然不清楚是人或者畜生类拉车，但是肯定不是“印欧”的商人通过战争带来的。 更重要的是语言学只能是辅助研究，考古学才是重点，语言学中存在太多推断的内容。况且作者说“在商代以甲骨文写就的早期上古汉语中有大量的印欧语成分。”（第一章） 我们学过数学的都知道，一个正确的“因”才能推测正确的“果”。一个甚至没经过自证的“因”推出的“果”也是不算数的。 2.第三章，“日本–高句丽的征服”一节下出现“日本–高句丽语族”同一段又出现“夫余–高句丽民族”，不做解释令人迷惑。 3.第九章，准噶尔汗国一节，应该是也先太师，不是“也先太子”。也先是太子的话怎么利用黄金家族。 4.尾声一章:“满洲就是被虚弱、腐败的明朝引入中原，助其平叛的。他们按照明朝的要求入关平叛，并从叛军手中夺取北京。”吴三桂已经骑墙很久了，代表不了明政府。 5.尾声“因此，蒙古和明朝之间冲突的根源就是明朝蓄意禁绝贸易的做法。此事曾在明朝朝廷公开讨论过。明朝试图以军事行动（消灭蒙古）解决问题，但以失败告终。因此，边禁被解除，双方言和。Perdue（2005:63-66）。”作者认同的这一观点过于简单的归因。作者似乎忘记了明朝的前一个王朝是元朝，生活在元朝的蒙古人因为明朝的出现就立刻回到了原始状态，开始一心一意和明朝贸易了。下一句还说明朝要消灭蒙古解决问题，是对明朝有多不了解才能提出这种论调。 6.作者认为中央欧亚的特点是统治者有私兵，那么禁卫军不也算私兵吗？锦衣卫算不算？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读后感(三)：欲言又止的中央欧亚叙事
作者在“序章 英雄和他的朋友们”给读者们描绘了一个宏大而美好的叙事，这就是中央欧亚为世界各个文明带来了语言，与当时的高科技——双轮车文化。从相似的民族神话入手，用作者的本家功夫——语言学，推断出中央欧亚民族的具体迁移路线，并在迁移过程中与当地不同民族进行碰撞交融乃至取代的过程。
在这样的叙事下，作者指出中央欧亚民族并不如农耕民族想象那般作为游牧民族存在，其实也定居都市，也从事农耕，可以自给自足，更有严密的组织形态。中央欧亚民族的核心组织形态就是私兵制，私兵一切都从属于主人，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建功立业，也随着主人的死去而为之殉葬。私兵在世时通过自己的忠心获得无与伦比的地位，共享主人的财富，主人死后也跟随主人在冥间陪伴左右。由于中央欧亚民族的自给自足，问题自然来了，如果周边民族与中央欧亚民族都是自给自足，那么为什么（从西欧与中国史料来看，）这些（蛮族）胡人都要侵略掠夺呢？答案也出在这高度组织化的私兵上。由于私兵与主人的高度亲密，并且共享财富，那私兵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大，所以主人为了能够保持住私兵的规模与忠诚，也需要拿出越来越大的财富与之共享，所以这就产生了贸易的需求。中央欧亚民族需要通过贸易获得财富，但周边民族背信弃义，管理集市的官员觊觎这些经过边关的商人所随身携带的财富，肆意盘剥、欺压克扣，甚至关闭集市，所以导致了中央欧亚民族进行两地史料中记载的所谓的“侵略”。简言之，中央亚欧民族依赖私兵的武力维持秩序，所以比周边民族更加需要商贸。
这种理论当然有其一定的道理，可以帮助读者祛除对其他民族的偏见，转化传统思维。之后作者也花了大量篇幅从古代一直讲到近代，来论证自己的理论的成立。说明中央欧亚民族的商贸欲望自始至终存在，反而是周边民族始终在歪曲妖魔化中央欧亚民族。这种妖魔化显示了中央欧亚的富庶，也显示出周边民族对这片由中央欧亚民族苦心经营出的财富的觊觎。这就有失偏颇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作者如此反驳传统历史上对中央欧亚民族的偏见似乎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唯贸易论。
由于欧洲人与中央欧亚民族一样热衷贸易，所以他们也找到了他们的中央欧亚——大海。为了贸易，他们需要派出自己的舰队、自己的官员去进入港口，去帮助港口进行管理。他们本意是和平的，这点和中央欧亚民族在周边民族的史料记载中的“侵略”很像，本意都只是为了贸易，为了打通贸易，所以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而与此相对的根据作者的说法，随着准噶尔被沙俄和清朝夹击之下被征服，俄国吞并了大量中央欧亚民族的土地。两国闭关锁国，限制贸易，私兵消失，也再无如此强烈的贸易需要，中央欧亚渐渐从曾经的繁华变为如今的破败，失去了陆上贸易枢纽地位的中央欧亚，再也不可能重新焕发生机。其中，作者闭口不提的是海上贸易的繁盛扼杀了中央欧亚恢复繁荣的可能。
为了让这种观点合理，作者公平地阐述了中央欧亚民族文化的繁荣，提出“对居民的束缚上，中央欧亚民族比周边民族更加自由”的观点，也异想天开地提出了“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在同时代产生伟大的哲学可能有中央欧亚民族帮忙对话交流，进行思想碰撞”的观点，从而展现出周边民族的落后与中央欧亚民族文化的先进，这样也符合西方贸易繁荣背后的是更先进的文明，只不过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被包裹上了“中央欧亚中心”的外壳，显得更加理直气壮罢了：论贸易，我们欧洲才是中央欧亚的嫡传，所以你要心服口服，你还要承担中央欧亚衰落的责任，如是而已。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读后感(四)：各取所需的历史研究
作为一本历史研究的相关作品，本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中央欧亚这样一个似乎已经被遗忘的地区重新引入读者的视野，尝试以现当代的眼光解读已有的历史资料，尝试重新构建基于中央欧亚的历史，还原中央欧亚这一地区的真实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书开篇的前言中作者就旗帜鲜明的反对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本书的最后几个章节以及尾声部分中，作者又再一次申明了自己对“现代主义”的厌恶。然而事实上，本书的许多观点何尝不是现代主义的观点呢？
本书讨论了中央欧亚这一地区的发展，藉由早期的语言学证据为契机，模拟了一条以语言变迁为线索的演化史。随后再以反对既有观点为切入，重新构造了中央欧亚各民族历史本质特征，整部作品或者说作者对这一地区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去“蛮族”化。作者致力于通过在时空层面的对比，证明中央欧亚地区各民族并非传统观点中的“蛮族”，相反正是他们构成了历史上重要的丝绸之路，以商贸为基础联系了亚欧大陆的两端，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当代这一地区的衰落也应当归因于商路的断绝，并不能以当下揣测过去，否定这一地区的历史重要性。这种观点在普及性读物中也不算新鲜，最流行的世界通史之一《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里就有类似观点，倒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值得思考。
第一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因果关系的建立。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难以以试验的形式进行主要的调研工作。因此研究中因果关系的建立往往依赖于业已存在的研究结论，研究也更多的是一种循证研究。以本作为例，作者例举大量史料证明了中央欧亚地区民族向亚欧大陆两端扩散这一过程的合理性；但是持相左观点的研究自然可以举出相等数量的例子支持其观点。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大多是脆弱的，不过是相关关系。
第二是社会科学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以本作对应的历史研究为例，无论是当下研究对史料的选择亦或是史料本身的记载都存在主观选择，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主观干预下的选择性偏误。而影响主观选择的往往是预设的结论，在预设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研究，自然选择了有利于结论的论据，最终的结论早已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结论的客观性难以保证。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性。在第一第二的论证之下，看似我已经坠入了本书作者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的陷阱。下一步就是否认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了。恰恰相反，我倒认为这种弱因果的，预设结论的研究是有意义也有必要的。社会科学是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方方面面的研究，是对人类自身的回顾，研究本身也构成了人类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此类研究往往在不经意间以过程揭露重要的发现。以本作为例，无论其结论是否令人信服，它的研究过程始终贯穿着对贸易的高度关注与高度赞同。其所有的研究结论都可以服务于自由贸易主义者的需要。而历史的进程在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既有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思潮，也有强调市场重要性的新自由思潮复兴，同时也有反对极端现代主义的思潮蓬勃发展。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都向着复兴古典的方向前进，而古典时代的辉煌恰恰建立在自由贸易之上。因此，不同角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或有片面，但社会科学总体却是在揭示着一些过去正确的经验。
最后，聚焦本作，确实值得一读。无论是史料的选择还是解读都颇为新颖。附录和注释中更是包含了诸多的亮点。最终几个章节近现代以来中央欧亚发展的分析更是一针见血，至少对于当下有颇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