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巴斯导演的一周》观后感摘抄
《与阿巴斯导演的一周》是一部由茂原雄二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日本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与阿巴斯导演的一周》精选点评：
●风会带我们走的，为啥没人标，bilibili上需要中文字幕护体嗷！ 阿巴斯拍电影就是不告诉演员角色，然后连蒙带哄的逗小孩。学到了
●原來我跟阿巴斯那麼相似
●跟拍一周记录《随风而逝》的拍摄过程。道具、选址、调教演员等。巨蟹座导演吗，演的时候成年演员也不知道演的是啥，而小演员就没有这个烦恼。此片能看到这位导演是在几乎什么都不拥有的条件下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的，天地为画布，多数情况下非专业演员来出演，剧组就是不到十个人，摄像、导演，其他人员，后勤司机都是导演本人。
●《随风而逝》的幕后
《与阿巴斯导演的一周》观后感(一)：中国电影：从“1984”走向“美丽新世界”
审查与资本，作为影响电影创作的外力，与导演自身的艺术追求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审查多么严苛、资本多么猖獗，导演只要把持住了自己的艺术姿态，仍然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比对资本与审查的影响，需要搁置导演内在追求艺术的趋力。也唯有如此，才能深入分析。
以审查的宽松与严苛、资本的弱势与强势为要素，可以分出三种电影创作环境。审查严苛、资本强势，这是中国；审查严苛、资本弱势，这是伊朗；审查宽松、资本强势，这是韩国。那么审查宽松、资本弱势呢？肯定也有，但弱势的资本无法建立电影产业，伊朗是特例。
审查与资本，其作用机制如同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前者以限制为手段，从源头上戗止艺术的诞生，后者以自由为诱饵，迷惑艺术家的内心。“美丽新世界”看似和谐美好，实际上比“1984”更加可怕。正如在艺术创作中，资本比审查造成的影响更大。
如果说，审查树立起的界限，还能引人反抗；那么资本则俘获并侵蚀人的内心，让人动弹不得。审查只能在外部对创作产生影响，资本则内驻到艺术家的内心，转变为影响创作的内力。资本比审查更加可怕，如同我们知道的，当下的中国更像“美丽新世界”，而不是“1984”。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为何中国电影和伊朗电影走上了不同的路途。中国电影的历史，是资本强力逐渐超过审查力量的历史，是从“1984”走向了“美丽新世界”。而伊朗电影因为资本向来的孱弱，一直都安居在“1984”中。比之于“美丽新世界”，“1984”更能激发艺术家的创作潜能。
对于审查宽松、资本强势的韩国，走上好莱坞式的电影产业道路在情理之中。美国电影，正是审查宽松、资本强势的典范。至于不少人认为这也是中国电影的方向，我表示反对。韩国电影暴露的弊病在于虚假影像的无节制生产，一如好莱坞。中国电影需要向伊朗电影学习。
《与阿巴斯导演的一周》观后感(二)：阿巴斯和他的七天时间
第一天：苹果
为了将苹果顺利的从二楼阳台滚下，阿巴斯对环境做了一些修整，苹果顺利的滚下阳台，阿巴斯的目的达到了，他也笑了。
第二天：阳光明媚的一天
一个普通的台阶，为了画面的美观，阿巴斯在台阶上布置了一些野薄荷，如果看电影的时候观众或许并不会察觉到，但阿巴斯认为这很真实美观。
贾法·帕纳西任副导，感觉这个地方有逻辑错误，阿巴斯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是日本人，当电影中的小男主角法扎面对纪录片拍摄镜头时，阿巴斯对法扎说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日本小朋友说，法扎问你们那有羊吗？阿巴斯问你还有其它问题吗？法扎问你们那儿有牛吗？阿巴斯说他们有牛，你再问一个。法扎的问题太可爱了。
阿巴斯拍戏时很会与演员互动，从演员自身的经验体会来拍戏。
整个电影制作团队不到二十人，很小规模的制作模式。
第三天：规定
饰演电视节目导演的巴扎在接到阿巴斯的邀请后，阿巴斯并没有给他看剧本，说演完之后可以给他剧本，巴扎也尊重阿巴斯的意愿。
阿巴斯的坐姿和塔可夫斯基的坐姿很像。
第四天：之字路
外景拍摄时，阿巴斯会照顾到整个拍摄空间的真实性，会安排一些生活化的场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只要画面中没有出戏的情况，他就不会喊卡，希望尽量的保证那个环境的真实性。
阿巴斯很会选演员，法扎有着非职业演员中的灵性，而巴扎的演戏痕迹比较重，这对于追求自然主义的阿巴斯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第五天：寻找外景地
在树林里，阿巴斯安排法扎的任务，但在某时法扎似乎也成了一名导演，我分不清阿巴斯和法扎谁在导戏。
第六天：准备
阿巴斯在拍摄前将原有的木桥破环掉，把它移到了另一处，移完后的场景缺少了原有的真实感，阿巴斯没有太多笑容。
第七天：拍摄
没有看到阿巴斯拍摄的画面，导演也给观众留下了一个空间去想象拍摄的画面，伴随着歌声和阿巴斯式的车内长镜头，我们也结束了观看阿巴斯剧组拍摄的七天时间。
《与阿巴斯导演的一周》观后感(三)：中国电影：审查与资本
总有人说，中国电影不行是因为审查制度。中国的拍摄环境如果像韩国那般宽松，电影艺术将大有作为。这种观点一方面放大了审查对于艺术自由的限制，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任何艺术作品都诞生于受限的环境。这样讲丝毫不是为严苛的审查制度背书，艺术自然是需要自由的，审查制度没有最好。但环境既然已经如此，而且短时间内得不到改变，与其抱怨审查制度，不如从电影人自身找寻问题。
伊朗电影取得的成绩为中国电影走出困境提供了启示。论审查制度，除了朝鲜，或许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比伊朗更严苛。相较而言，中国对电影的审查制度远远宽松于伊朗。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让伊朗的电影人拍出了当今世界最好的电影，而中国依旧深陷在虚假的影像生产中？我想除了伊朗人对电影与生俱来的一种热爱，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原因，伊朗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落后的经济生活水平。
因为审查极为严格，伊朗电影人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但严格的审查不仅没有束缚伊朗电影人的手脚，反而提供了创新的契机。抱怨既然对于改变现状没有任何用处，那么何不在有限的空间中尽情创作呢？这反映出艺术创作的某种悖论：自由看似无价，但更多时候，自由对于艺术家是另一重束缚，限制反而能激发创作的潜能。这就好比一个对自由命题束手无策的人，往往能在“命题作文”中找到表达的需求。
中国电影人总在谈论自由。如果中国的审查制度放宽或者取消了，中国的电影人真的能拍出伟大的电影吗？对此，我是存疑的。审查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自我迷惑的借口，一旦电影失败了，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审查制度。事实上，资本是比审查制度对电影影响更大的因素，这才是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根本问题。审查不会消灭电影，甚至可能激发创作的潜能（如伊朗电影证明的），但资本可以。
大多数人或许相信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电影的水准，这条规律在一定范围内成立；伊朗电影人对此做出了反驳：很可能正是经济的落后，成就了今天的伊朗电影。由于资本的匮乏，伊朗电影人于是只能选择以小团队的形式独立地拍片，虽然无缘于大制作，但至少因此获得“作者”的自由：在审查允许的范围内（甚至逾越过审查），导演可以尽情地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而不会受到资本的限制。
曾经，中国也有过好的电影，那是被称为“独立电影”的作品。独立电影，或者用另一个濒临淘汰的名词——“地下电影”，是与审查和资本双重对抗的作品。地下对抗于审查，独立对抗于资本。只是现在，独立（地下）电影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名存实亡了。原因并非审查制度的加紧或宽松，而是资本渗透在电影产业的方方面面。当年的独立导演，开始运作高成本的电影，独立电影慢慢走向了消亡。
中国的独立电影，相当于伊朗（几乎所有）的电影，这是相对于资本这一条轴线来说的。就审查这条轴线，中国电影和伊朗电影没有区别。因为资本渗透了中国的电影产业，于是独立电影在中国消亡了；伊朗电影人很少面对资本的问题，于是保持了长久的创新。中国独立电影的消亡与审查制度没有关系，有没有审查，独立电影都会存在。看来，唯有改变电影产业内在的资本结构，中国电影才有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