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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气黯然》读后感摘抄

2021-01-26 03:11:37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王气黯然》读后感摘抄

  《王气黯然》是一本由秦晖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页数:20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气黯然》读后感(一):王气但黯然,民气仍堪歌

  

今天读完《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秦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1版1印,精装16开460页,定价108元。本书原本是《陕西通史》秦晖所负责编写的明代部分,加补了宋元的部分而成。

本书主要是陕西在宋元明代的政治军事史,对于以陕西为主体视角的叙述还是较为中肯的,自然,语句的叙述中依然有过去年月那种语调,强调农民起义的天然正确性,同时也略带了少量较为“现代”的描述,这与本书的来源和略加“修订”有关。总而言之,能够看出秦晖还是科班出身,史学功底还是有的。 陕西关中,一直都是秦晖研究的对象,其提出了“关中模式”的新探索以及“关(中)学”的新概念。作为六朝古都,西安的辉煌当然是在秦汉期间,但是正如序言里说的,历史不能切断,只讲辉煌不讲衰落,难说是真正的历史。

尽管政治经济中心已经不再在陕西大地,但五代以后的陕西,依然对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北宋期间,陕西是对夏、对辽的边域,尤其是对夏的长期抗战,可谓艰苦卓越;及南宋时期,陕西又成为金、夏、宋三方竞逐之地。宋军仅能以陕南作为四川的前哨屏障勉力支撑。到了蒙元时期,关中成为忽必烈实行汉法的试验地,也正式建立了陕西行省。到了明代,陕西又成为御蒙的边塞,在满清崛起之前,重要性远大于辽东。 书中提及不少的历史细节值得去了解,毕竟不是谁都能通读一遍宋史(中华书局40册)、明史(28册)以及辽、金、元等官史,相对于前四史而言,细节就了解的不多了。通过阅读此书,增加了一定的了解,如: P107 “筑城迫城,移寨攻寨”的对夏战略,充分发挥了宋人守强攻弱的特点,小范老子能看穿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不愧是名臣。韩琦那种只会“置胜败于度外”的纸上谈兵者,结局当然与好水川大败后“大哭”相绝配了。范仲淹经营的陕北,就是一个“囚笼战术”的大工地。几百年以后的曾剃头也是这种战术,提倡打硬仗、打呆仗,硬是一步一步地把太平天国起义给镇压下去;一战也是,二战初期马奇诺防线也是这个思路。当然,武器进步了不少。另外,P130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很多条款都是仿照陕西的试验模式,但是,陕西是对夏作战的主要战区,是“高度军事化的战时社会”,所以,王安石的变法都是“从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一元化控制着眼”,换句话说,也就是准备推行一定程度的秦帝国模式了。司马光等反对派所反对的,也就是这种“雷霆手段”,提出应该以“道德”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前者霸暴,后者迂腐,可叹可叹。这个观点应该有其积极的意义。另外,以前在宋金采石大战时被虞允文取代,没有出场的李显忠(生病),居然是曾经在北宋、金、伪齐、西夏、南宋五个政权中担任过将领,没有被认为是叛服无常的乱将,反而成为南宋抗金名将,也是一位奇人了。其事迹居然不显,亦为可叹。

本书虽然近500页,但是文笔还算通畅,四天读完,也算是近期读的最快的一本了。推荐阅读。

  《王气黯然》读后感(二):秦晖新著《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元代部分勘误数则

  

页200,蒙古汪古部人马庆祥。按,马庆祥即马祖常之先祖习里吉思,据元好问《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其家族系出回鹘,至后世始自认汪古,其中隐含政治认同,故称其为汪古部人不妥。参见马晓林《金元汪古马氏家族先祖史的书写与认同》一文;

页208,“尤其是巩昌汪民一军”,“汪民” 或为“汪氏”之误,失校;

页208 ,“汪世显是汪古部人”,非定论,如胡小鹏认为汪氏系番化汉人,且论说有理。参见氏著《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页169;

页233 ,伊斯兰教(元代所称的“也里可温”与“答失蛮”),按,也里可温(Erkeun)系元代对基督徒称呼,参见陈垣先生著《元也里可温考》,答失蛮(Danishmand)系波斯语对有知识人之称呼,元代指伊斯兰教士、学者,常用于回回人名,故前者与伊斯兰教无涉,后者亦不可等同于宗教名称;

页236,蒙古贵族祃祃,按祃祃(Ma ma)为突厥化回回名,即今之买买提,其人为元代首任丞相,为回回人,非蒙古人;

页253,引《昭忠录》载汪世显投蒙以前结交“回回、西夏十八族”,秦著认为金末就有入陕的回民。按,此处“回回”是否即是元代入华的西域穆斯林,颇为可疑,更可能为“回鹘”,元明文献多将二者混淆,且金末关陇地区如临洮确有回鹘迁入,如前述马庆祥家族,临洮祁氏等;

页253,倒数第二行“史籍”当为“《史集》”之误,失校;

页249—254,关于阿难答的信仰问题,历来争讼不休,《史集》所载不知史源何出,可谓孤证。但从汉文文献来看,认为阿难答信回教,是可找到反证或逻辑上存在问题的。其一,关于忙哥剌、阿难答的信仰,张维《陇右金石录》收录元人商挺撰平凉崆峒山《宝庆寺碑记》,于父子二人信仰佛教事甚详;其二,《史集》载阿难答部下十五万人归信,若真如此,为何如此庞大人群在汉文文献中从未出现,查《元史·兵志·屯田》所记《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条史料,记有安西王所属军民屯戍之范围,后论者多以《万历武功录》卷一《回夷列传》为据,因该文开篇“回夷,西、延、庆、平、凤、汉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曰回夷。”与安西王屯戍范围吻合。然忽略了瞿九思在文末的喟叹:“始回夷至关时,彼众不过四五百人,有如疆吏驱逐之则已,何如有今日哉?”可见瞿九思知道这批回回人的来历,是明代内附而非元代遗民。其三,以安西王府地基中的幻方来说明其归信更属牵强。元代回回阴阳人多出入于王侯府第,辟邪求福,幻方应属此类用途,如《通制条格》卷29《杂令》“各位下阴阳人条”载:“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中书省集贤院呈,至大四年(1311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岳学士特奉圣旨,有的汉儿、回回阴阳人每,诸王、诸子、公主、驸马、大官人处,都休教去者。数行文书、禁约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不能说用回回阴阳术者皆信仰回教,忙哥剌亦同理。参见Ruth Dunnell(邓如萍)2014年在Central Asiatic Journal 发表的The Anxi Principality: [un]Making a Muslim Mongol Prince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一文。秦著默认阿难答为伊斯兰教徒,在此前提下将其政治博弈简化为为“回回法”与“汉法”之争,并认为元代陕西回民人口可能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页254),或值得重新商榷。

  《王气黯然》读后感(三):【序】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

  

20世纪80年代末,陕西有关方面商量组织主要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集体编写多卷本《陕西通史》。90年代初,以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前辈领衔主编,各卷正式开始撰写。1997年,这部14卷的大部头著作终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当时我主要的治学方向是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而关注的时段主要是明清(不含近代)。所以在三位前辈召集下我参与其事时,开始自报的任务是明清卷。但后来决定不设近代卷,明清卷一直写到清末,这样原来写近代史的两位老师就承担了清代,而由我承担明代部分。又由于清初抗清运动与明末农民战争连为一体,我当时也就此有些著述,所以主编决定这一节也由我写。而明清卷的文化一章,近代史两位老师认为不好分割,也就全章让我写了。

我原来并不治宋元史,但当时的陕西史学界除近现代史外,古代史是言必称周秦汉唐。其实也不仅是陕西如此,中国古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特别发达,而每个地方又多以当地历史上最辉煌(首都所在就是一个标志)的“断代”为研究重点。就像南京研究六朝史、明史、民国史和太平天国史的人多,河南、浙江研究两宋史的人多一样,周秦汉唐时代陕西为天子所居,天下枢纽,王气所钟,京兆重地,汉唐雄风,够多少陕人研究一辈子的了。而国都东迁、王气黯然的五代以后,则似乎成了陕西史家的“鸡肋”。尤其在当时的陕西史学界,宋元这一断代研究力量很薄弱,而本校研究宋史的一位老师又患病。于是主编又动员我整个接下宋元卷,说实话我有点勉为其难。但是我当时研究明清以下关中农村社会有些心得,提出过“关中模式”的概念,也对明清以前这一模式的源头有些想法,于是也就接下了这一任务。

我原来研究的不是“断代史”而是“专门史”,所以对各代都有涉猎,这或许是主编要我写这一卷的原因。但是当时《陕西通史》的编撰体例又规定经纬并重,全书14卷中除10个断代卷外,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历史地理四个专史也各成一卷。而且规定内容尽量不重复。这样一来,各个断代史卷就只能以政治、军事以及(不含思想史的)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我那时其实是以经济史为主要兴趣的。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原来承担魏晋南北朝卷的同仁另有高就离开了陕西,他提出未写的该卷农民战争部分也交我补写。朋友之请,敢不从命?这样一来,《陕西通史》我承担的部分最后就变成:《宋元卷》全卷(我为作者)、《明清卷》明代半卷、明清文化一章、清初抗清运动一节(我为该卷第一作者)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农民战争部分(我为该卷第二作者)。我当初参与其事时是没有想到会如此安排的。

不过,我接受这些任务也并非只从“集体主义”和朋友之情考虑。我对中国社会在宋元明清这段历史中的变迁在当时也确实有些想法,所谓“关中模式”其实并非仅仅意在关中,我写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感谢三位主编和编委会,对我并未提出什么修改要求,能够在这样一部大型集体著作中允许我进行个性化的表述。

另外,我也确实认为中国古代史领域过分突出“断代史”,尤其是各地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重点随“王气”而转移,这确实是一个缺点。历史是不能切断的,只讲辉煌不讲衰落,难说是真正的历史。何况王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近代以来全球王气不再,历史更加异彩纷呈。帝王缺位,历史便成鸡肋,这种状况也应该改变。

14卷《陕西通史》1997年出版,至今已经20多年,当时这么大部头的书印数不多,现在已经难以看到。而且我散在三卷书中的一些想法读者也难以把握。何况时过境迁,无论我自己还是当时的同仁们都有了很多新的考虑,学术的进展也今非昔比。所以20年后,陕西史学界同仁又成立了新的《陕西通史》编委会,重拟体例,重新分卷,扩充内容,重新改写,并且把原来专史的内容充实到各断代卷中,作者也大幅度易人。将来问世的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部《陕西通史》了。我在这一项目中将只写宋元一卷,内容也会不同。

但一些朋友认为我当年散在各卷中的表述仍有价值,而且希望能集中为一书以便读者理解。我觉得也好。《魏晋南北朝卷》中我写的部分篇幅不多,价值不大,而且与宋元以后也没有多少联系,就不再收入。现把《宋元卷》与《明清卷》中我写的部分辑为这本《宋元明陕西史》,除了做些两卷连缀的工作、对注释做了些规范化处理以及订正了个别细节错误外,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包括我如今已有改变的提法(如“封建社会”之类),本书中也不做改动。心路印迹,留待读者批评指正吧。

由于前述原因,本书虽以“宋元明陕西史”为题,宋元文化与明清文化的两章却有点特别:就范围而言不含思想史,就时限而言却下延至晚清。这是当时多卷本的分工所定,好在全书的论述逻辑还是清晰的,以后倘有余力,再作弥补吧。本书能够问世,应该感谢的师友同仁很多,从当年主编多卷本的三前辈,到此次促成出版的编辑朋友,恕不一一。还有我当时的博士生,现已在上海大学任教、专攻宋史的张呈忠君,连缀两卷与校订注释的琐碎工作多得助于他,也应在此致谢。

当年写五代以后的陕西史,常想起刘禹锡的诗句:“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其实金陵六朝,吴后有五,孙氏虽亡,王气尚在也。隋以后六朝金粉化为寒烟衰草,王谢堂前变作寻常委巷,后人黯然之叹更甚。然六朝仅偏安,金陵二度为一统之都皆在其后。虽帝气之倏忽更甚王气,而没了帝王气的江南,才真正掀开了精彩篇章——请看今日之“长三角”!比之六朝后江南,宋元明陕西就此翻过帝都一页,长安王气才真是黯然收了。但鉴之江南,陕西应该也有真正精彩的一天!正所谓:

王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万木超病朽,千帆越沉舸。众生仰北斗,一夫梦南柯;关河漫空锁,潮涌连天波。

秦 晖    

2019年3月于北京蓝旗营

  《王气黯然》读后感(四):难以逆转的“王气黯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史学界掀起一股撰写区域通史和专题通史的浪潮,借此梳理各地区和各个行业的历史发展脉络,丰富宏大国别史和断代史的多元维度,对于地方和各个行业来说,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文脉整合和回溯的意义。区域通史的撰写,一般按照既有的行政区划(主要是省、区、市)对书名进行范围框定,并对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集体组织、分工化完成。这一组织撰写过程持续至今,累积问世数十套多卷本的地方通史著作。

肇始于80年代,出版于90年代的《陕西通史》,应是国内最早一批完成的省级地方通史著作,当时集合了陕西历史学界的骨干力量参与完成。最终秦晖在其中完成宋元卷(全部)、明清卷(明代部分和部分专题)、魏晋南北朝卷(农民战争部分),鉴于目前国内出版界对秦著作的特殊关照,现在主要以旧作结集的形式出版,本书则汇总了秦在《陕西通史》宋元明部分的内容,辅以这一时期陕西政治史的一大特征为名旧著新作。

本书绪论勾勒出全书内容的主旨,首先对当代陕西行政区划的范围和形成过程作了简单梳理,并对宋代至明代陕西历史演进的最大影响因素——军事与战争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也可看出本书对这一时期陕西历史的分析描述是建立在政治军事层面基础之上的。具体来说,以党项在陕北一代的崛起为始,经宋夏之间在陕北地区的长期军事对抗,促发宋夏双方在陕北及关中一代成立密集的军事化行政系统,北宋灭亡之后的宋金对峙之际,南宋治下的陕南依然有强烈的军事行政化体制。蒙元统一中原之时,虽有忽必烈“汉法治关中”并确立了行省制,却保留了藩王平行执政的“省藩二元制”。明代陕西作为和蒙古对抗的重要地区,卫所、军屯制度将更大范围的土地和人口纳入军事系统之中。

之后各个章节均通过这一时期强烈的政治军事化色彩按照时代的演进进行描述和分析,穿插介绍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演变情况,其中社会经济受政治军事化影响非常强烈,在国内经济版图相比汉唐时期王气汇聚之时不断边缘化,地区经济发展受制并服从于军事化的行政组织,社会活力也遭到抑制。思想领域倒是有区域特色,以张载的关学和道教思潮为其代表,但保守复古色彩,逐渐小农化和反功利主义浪潮虽在关中地区有生存的土壤,但在全国范围内却无法与心学和朴学展开竞争。

作者在序中提及“写宋元明的陕西,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这表明秦晖对于地方史的基本态度和学术研究的胸怀,即某个区域的特征和历史规律往往不局限于此时此地,在其他地区也可能有相似的情形,以寻求它们时空相似性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超越一般行政区划的界限,在更大区域、国家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特征和规律,地方史同时也具备了比较史的意义。

就陕西通常按照自然地理特征以纬度地带性进行三分,社会经济形态通常也呈现陕北、关中和陕南彼此差异的特点。长期以来关中作为陕西人口经济的核心,在秦汉至隋唐的“王气鼎盛”之际也是全国政治、人口的重心所在,陕北和陕南相对来说人口和经济权重较小。宋代陕北军事化色彩加深,并伴随军屯边粮的密集投入,人口得到较大增长,生态环境逐步有农牧交错带向纯粹的农耕地带转变,到了明代程度更为加深,产生的部分环境问题影响至今。与陕北地形、军事投入类似的地区为晋北和陇东及元明之后的云贵,或许能够在比较史视野下发现类似的规律。

对宋元明的陕西而言,可以考察相关军事组织化特征的区域是否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特征。就宋夏对抗最为激烈的陕北开启数百年陕西军事行政化的先声,同时代作为宋辽边界的冀中和晋北地区,是否都执行了类似的军事行政化体制,两者在北宋经济社会地位和政策偏向上有哪些差异,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又多大程度受到军事化对抗的影响。明蒙之际陕北重新作为军事对抗的主战场,与北宋相比行政制度的演化是否导致军事对抗优势的转变。引申的一个问题还包括宋代及其后军事化色彩浓厚的时代和区域,他们的军事行政化组织的强度、具体模式的演变动力是什么。陕北饶有趣味的一个问题是,在北宋之后历代对陕西军事投入都不曾减弱甚至加强的情况下,从宋夏对峙甚至北宋逐步占据优势并取得熙宁拓边的功绩之后,为何宋金、宋蒙、到明清易代之时,来自北方的民族政权推进的一次比一次快,影响程度也一次比一次的深入。

关中地区的“王气”自秦汉始而隋唐终,随后“王气”东移并成南北移动的趋势,长期与关中共享“王气”的河洛等黄河中下游地区也逐步丧失“王气”,“王气”在这些地区的丧失往往伴随“富气”的同步流失,在全国经济地位占比也随之下降。黄淮一代还遭受关中少有的黄泛问题,在军事对抗情形下常作为军事工具造成人为的频繁改道,产生越来越失控的流民和区域整体贫困化问题。在明代嘉靖年间的关中大地震对陕西长期经济的损害一直持续到晚明,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催生了反税监斗争,军户-屯田制度不断败坏,陕北也出现大规模的民户逃亡,间接导致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关中地区小农模式的深层思考和研究催生另一部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的生成,其探讨的关中模式可否在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非常类似的黄淮海一代得到验证。

陕南则在全书着墨较少,历史上陕南人口相对关中偏少,与关中相比缺少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历代对陕南的投资也较少,即便是元代之后将陕南划入与关中同一行政区,对陕南地缘政治考虑的上升,在经济版图的投资也相对提高,着重在招民垦荒、茶叶管理上。本书对宋元明陕南社会史的描述主要包括明代川陕流民起义,人口激增、土地兼并、资源矛盾尖锐的情形,这与自然灾害频扰的陕北关中十分相像。

本书采用政治-战争框架来阐释唐朝灭亡之后陕西“王气黯然”的历史演变过程,虽然清代部分不是秦晖执笔,但可预见在清朝完成对亚洲内陆边疆的军事行动完成大一统格局之后,陕西不处于沿边的政治情势下,对于陕西的军事行政化组织度有所下降,并且军事行政化组织特征最为浓厚的区域转移至内陆边疆(也可以说在任何时代,军事行政化组织特征最为浓厚的区域都是在各自的边疆地带),八旗驻防制度却引入陕西,其多大程度继承并受到宋元明三代制度遗存的影响。

若说秦汉至中唐关中富有“王气”的同时,也存在浓郁的“富气”,而在中唐之后,关中华北战乱的冲击,国家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到晚唐之时虽然还保有些许“王气”但“富气”已几乎流失殆尽。北宋之后政治形势也不断受到军事化影响,国内的“王气”和“富气”作了区域的再平衡,即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不再重合,且在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趋势下,在保有华北的情形下选择将“王气”置于北方,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对于陕西而言,宋代之后的“王气黯然”导致的是“王气”与“富气”均远离了自己,在国内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也呈不断下滑的趋势。在更大的视角来看,当一个区域在“王气”与“富气”二者均不染的情形下,该如何面对自身边缘化的形势。

站在当代来看,陕西面对的是不可逆转的“王气黯然”,现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去追逐“王气”?“王气”在不断强调资源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分配的情况下,它还能对本地及国内各个区域造成多大的影响。站在陕西史的视角下,就需要将秦汉至隋唐“王气鼎盛”的历史与宋元明“王气黯然”的历史拉通进行审视。

编纂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陕西通史》作为最早问世的地方性通史著作,书写的风格也是依赖于传统史料,重于政治史的发展。本书也不例外,《宋史》《元史》《明史》的脚注来源占据绝对比例,甚至可以说是一套以政治史为主线串联的包罗甚多的区域断代史。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国内外对地方史料的深度挖掘和对意识问题的强调,社会经济史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传统的政治史会会更为细致且充满比较视角,这套地方通史编撰思路已完全不合时宜。在秦晖所写的序里曾提到,近年来重新组织撰写新版《陕西通史》,又会呈现什么样的全新风格去展现“王气黯然”的面貌和历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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