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天经典读后感有感

　　《那年那天》是一本由朱叶青 著 / 袁运生 绘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那年那天》精选点评：

　　●那个情怀啊

　　●就像我居住的地方一样，这本书的怀旧似乎让我看到了这片土地的过往。

　　●我还记得那个少年。

　　●随着朱叶青离开国美，重新走进江湖，这本书越来越变得有趣。

　　●读完才有四星的感觉

　　●都是戏弄！

　　●一半都没看到就看不下去了，没意思，废话太多给他的同学看到是有意义，对外人来说有点枯燥。不过在书中可以感觉到文革以及社会的黑暗。

　　●写书的由头不错。 最早的国立艺专，后来的浙江美院。

　　●因为管建新老师和陆琦老师，在今日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一出管老师办公室就直奔博库书城去买了这本书，我想了解那段77历史。

　　●有些人死了，其实依然活着，有些人活着，其实早已死了。

　　《那年那天》读后感(一)：我们都曾有过

　　喜欢袁运生的速写

　　虽然没有77/78级那样的经历，但是曾经的青葱岁月每个人都曾经走过。看完后甚至都动了念头，编写一个我们自己的那年那月。结果当然是三分钟热情，因为在MSN上面问询了几个朋友的意见，大家现在都在家庭、工作的重压下，一想起来好像觉得工作量巨大。

　　若干年后，我们班会不会也出现林琳、陆红这样的人物呢？

　　以后再次走过时代广场，看到那些街头画像的中国人，心里或许会想起这本书中的人物曾经在这里流连。

　　《那年那天》读后感(二)：什么东西比艺术更有意义

　　2005年的初夏，只看一本书：朱叶青的《那年那天》。

　　朱叶青在卷首写的那些字，写得真好。

　　“本书不关心什么是艺术，仅仅讲述一些在艺术名义之下发生的故事。但是，我又想知道：有什么东西超乎于艺术之上，比艺术更有意义。”

　　《那年那天》是群像式的描述。触机新中国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但叙述却呈现出一种细碎而感伤，纯真而倔强的表达，我喜欢从这本书里透露出来的淳朴、腼腆、倔强、执着和狂妄，喜欢那些琐碎而细小的事情，那些曾经的青春年少和伤悲绝望，背后其实暗藏着宏大叙事，也即在艺术之名义下，让我们看见不同的人生和人生价值。

　　“77、78级艺术院校的学生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与艺术创作的理念，便如前面所言的花蕾，早在含苞以前，尚未出现花蕾，即被限定在一个特定框架之中，亦如有一个无形主宰，早就勾画了一种花瓣的开放形态和色彩的鲜艳程度，好让这些花蕾按部就班地完成由绽放而凋谢的过程。如果说给这些花蕾带来麻烦的是时代的变化，毋宁说时代的变化给这些花蕾带来了幸运。但“突如其来的时代变化，使得匠人与花蕾皆处于茫然无措的境地。花蕾凭借环境而意欲自由地生长，匠人们依照脑子里的陈规继续为花蕾们进行既定模式的修剪、捆绑，于是，就在匠人与花蕾之间产生了颇具禅意的公案，大家的记忆，就这样共同增添了丰富的一页。”

　　——朱叶青《那年那天》

　　《那年那天》读后感(三)：《那年那天》预习笔记

　　我想读《那年那天》。朱老师说：“记忆一如花蕾，并非尸体，也是个活物，还是生长着的”。

　　孙杰的书评《那人那书》，称此书“整体色调鲜明，局部刻画深入，体例结构不落俗套”，好像在评一幅画，拼贴画。他/她问：“在重整河山的激荡岁月中，77、78级同学们的手印留在了校园内，但在他们之中又有几人能知晓曾回荡在校园内国立艺专的第一首校歌呢？”

　　[google说：1930年林文铮写的校歌是这样的：莫道西湖好，雷锋已倒。莫道国粹高，保叔倾凋！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不有新艺宫，情感何以靠？艺校健儿，齐挥毫横扫！要把亚东艺坛重造，要把艺光遍地耀！]简直是一首艺术救国的战歌。

　　孙小宁并举此书与《退步集》，题为《两人记忆另一种美术史》：陈丹青写了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美专和80年代的中央美院，朱叶青写了77、78级的浙江美院，而这样的写作，有助于恢复“常识与记忆”（“我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要紧的是恢复常识和记忆。”-退步集）。

　　我想看《那年那天》，并非出于堂皇的研究兴趣，诸如视其为内在视角的历史写作的一个案例琢磨作者与文本的关系。这是学院中论文的腔调。这回我是真的好奇。浙美、敦煌、袁运生、吴大羽、查立、黄永ping2、曹意强......，这些都是吸引我的tags。

　　84年的夏天，我整天在看一本辗转借来的《运生素描》，但是我不知道这位袁老师当时在哪里。后来，我无数次经过首都机场，从来没有看成过‘泼水节’，那壁画，还在么？先祖父一度执教浙江美院，每周往返沪杭而从来不允我随行，生生给浙美画上光环：他把自己在上海任教的学校说成“一块草地的小学校”，还是小学生的在下于是把吸引老人家不顾舟车劳顿的浙美想像成无形的圣地。

　　北京电影学院1977年招了100位学生，迟早会有一本百人谱问世，或是一本研究生论文，停尸于某校的图书馆。

　　《那年那天》读后感(四)：那年那天

　　回首往事，无论是将那年、那天记忆得多么清晰，每个人最终仅能对自己说是造化弄人吧。而且记忆的清晰未必就是什么好事，愈是清晰，愈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伤害，或许伤害得久了，自然而然，上了瘾，成就了一个个在人体内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想戒也难矣。

　　对于某些事情我可以忘却精光，而对于某些事物我却牢牢铭记，如同魔鬼附体，想甩也难。

　　——《那年那天》

　　3天，我把图书馆借的5本书全部看完，最喜欢这本《那年那天》。它讲述了一段历史，一段关于艺术关于梦想与激情的过去。因为一起多年前的肖像画，作者回到过去，故事娓娓道来。

　　袁运生老师为浙江美院77、78级的同学画了一批肖像画，5分钟一张，潦草却颇为传神。于是那些青春年华被永远定格在81年。20年后，为了这本书，为了给这些画加些文字说明，多年前的朋友再次相见，历史再次重逢。

　　我发现我对父母那一代的事情颇感兴趣，在我看来那个纯粹的年代，一切都是纯粹的，包括理想和热情。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在自生活中的变故之后，他们仍纯粹的坚强。即使年华老去，在他们身体中寄居的仍然是当年那个年轻的灵魂。

　　91年，这个怀揣着梦想的艺术家的梦想化为泡影。讽刺的是，这个喜欢黑人，想融入黑人社区的人却最终倒在黑人的枪下。林琳更像是一个殉道者，为了梦想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林琳的一生就像是艺术，上帝借黑人的手最终召回了他。他的同学多年后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好多偶然性因素凑在一起导致了悲剧。这也就回到一个最古老的话题上，太有天才的人可能就埋没了。历史上也是这样，所有的成功者都不是一流的天才。一流的天才是绝不妥协的，而且永远也不会合作，只能导致社会去淘汰他。稍微差一点的天才就会懂得去妥协，懂得合作，懂得社会选择艺术家的基本道理，也就会成功了。基本上都是这样。绝对的天才则是绝对的自我，往往与社会是很难妥协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定律，谁也逃不掉的。各个领域的成功这其实都是会妥协的人。”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在那个纯粹的年代，理想使人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感性带来感动。很遗憾，我没能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新时代，我们从出生就注定了衰老。

　　《那年那天》读后感(五)：Zt时间的永恒性 - 中国美院油画系77届的记忆碎片（查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0a6480100c77a.html

　　昨夜西风凋碧树，1977年中国的大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招生，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和专制恐怖，但时不时地还要经历寒流的袭击。中国美院，这所前生为“国立艺专”—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学院中77届油画系13个同学，是“文革”后从全国几十万考生中挑选出来的尖子中的尖子，最后，他们竟然被开除的开除、被发配的发配，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离奇而曲折的晦涩故事。

　　回忆在中国美院的大学生活，时常会联想到“The Dead Poet Society”《死亡诗社》这部电影，故事讲的是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所修道院式的贵族学校中，外来的新思潮在一群学生中产生了火花，从而引发了和校方权威之间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

　　说不尽的第一次

　　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第一次。

　　第一次听西方音乐

　　记得那天我借到了一台袖珍三洋录音机（几乎就象现在学生用的复读机那样的大小）和几盒贝多芬和肖邦的磁带，我们一个个无声无息地躺在寝室床上听录音，大家第一次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后来被隔壁宿舍的同学听到了，他们呼吁在学校里搞一场音乐欣赏晚会，于是工艺系的同学合作设计了一张海报……全校的学生围着这台小录音机听贝多芬，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西方音乐欣赏会。

　　第一次看西方电影

　　《007，来自俄国的爱情》是我们看的第一部西方原版电影。几十个学生，老师和家属及孩子挤在蚊子飞舞臭汗滚滚的小礼堂中盯着8毫米电影机投在墙上的帅哥康纳利风流稠谠的形象……那时候哪里想得到今天我们可以在家里躺在沙发上一张又一张地看盗版DVD？

　　第一次喝西方“可乐”

　　无数次地读到象征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无数次幻想它是多么可口，以为喝了可乐会令人欲欲若仙。可乐刚出来时好象特贵，大瓶装的要五元还是十元一瓶，那时每人一个月饭钱总共才十来块钱，于是同寝室的同学凑钱买来一瓶，每人倒了一杯，各自开始喝起来，许久，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乐，良久之后，终于有人打破沉默：“怎么味道象咳嗽药水？”于是，大家开始可乐了起来。

　　第一次看西方画展

　　当时在上海举办过好多次人山人海的外国画展如《法国农村风情画展》和《波士顿博物馆藏画展》。《波士顿博物馆藏画展》中有七幅现代派作品，这是第一次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原作。其中一张Helen Frankenthaler 的丙烯抽象画题为《新大陆》，令人久久不愿离去。这也是第一次听到“丙烯”这种神秘的画材，看到这种水彩式的抒情的近似于音乐的大幅自由抽象画，在我们很多人心里都引起了一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回声效果。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就这样被打开了一到缝隙，随之洪水就涌了近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中国艺术的今天就是如此走过来的。

　　波士顿博物馆的艺术总监Kenneth Moffett先生在画展结束后来到美院做现代美国艺术的讲演。讲演是在雕塑系旁边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举办的，听众拥挤得水泄不通。Moffett先生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首席鼓吹手之一，在讲演结束的时候，我给Moffett先生递了一张字条，Moffett先生看了一眼就将纸条放在了口袋中。这个小小的动作，引起了几双在黑暗中窥视的眼睛的注视，第二天就传出了我“给外国人递情报”的传闻，外办、保卫科、系里都接踵而来进行调查。

　　Moffett先生回到美国后给我数次寄往美院的来信我从未收到过，因此我也不曾给他写过回信，所以他以为我可能被关进了监狱。多年以后，我到美国康州去看他，他兴奋地亲自来火车站接我，与我拥抱时还激动出了眼泪。美国人也常常会因此产生英雄感来，希望能给黑暗带来火苗，希望能主持正义和公道，就象我们在电影中常看到的那样。

　　他不无感慨地回忆了他那一次中国之行，尤其是我递纸条所引起的那一段插曲。他说因为我给了他那张纸条，当晚在他下榻的酒店里，来了多位便衣（他说不清这些人是公安还是学校的外办人员），对那张纸条进行盘问，索取那张纸条，但Moffett先生始终没有交出那张条子。

　　那张纸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这个谜底其实我早就与系里、外办、保卫科一而再再而三，原原本本一字无差地交代过：我向Moffett先生打听一本艺术理论书，这本书我在所有的图书馆里都找不到，想通过他看看是否有无办法找一本。一件小事，平凡的事，只为了好好学习的目的，并非是某些人猜测，想象甚至希望听到的那么一出离奇的惊险反特肥皂剧。那年头在美院最麻烦的是这些政客老师们从来就不准备听你讲真话，也不相信你讲真话。在一个法律不完善的环境里，人们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是“burden of proof”(证明清白)。

　　入学的第一张素描

　　77届的每一个学生在入学前都经过了极为良好的基础训练，比如当时班上的林琳，焦小健等都是美术中专出来的，本来就是搞专业的。我进美院前在少年宫美术班正规学过6-7年，虽然经过各种技法的训练，但进美院还是令人兴奋的。终于进入了这个艺术殿堂，心想会得到更好的指点和训练，画大卫，画凯旋门……

　　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进教室上第一堂素描课，一进门我们都楞傻了：老师把刚摆好的古希腊石膏像从画台子上拿了下去，换上了一个鸡蛋似的毫无结构和表情的东方女孩石膏头像，说是第一张作品必须画中国人，不能画外国人。所以进美院上课的第一天，第一张作品就人为地在我们的一腔热情上硬是泼了一通冷水，让我们几个星期无精打彩地在这张平板一块的脸上磨呀磨，我们不明白老师的真正动机，但这件事在我们的心头隐隐约约地埋下了一个巨大的说不清的问号……

　　1） 为什么美院的教学大纲中从来没说过第一张作品必须是画中国人，而不能画外国人的？

　　2） 有些艺术家人家不给你戴手铐，自己给自己戴，这是不是畸形的变态心理？

　　3） 为什么别的系里都没有这样的规定，油画系却有这样的规定？

　　4） 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美术学院的素描课都用古希腊雕像？这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因为希

　　腊雕像聚集了全世界人类公认的美感？

　　5） 好好的希腊雕像放着不让学生画，硬是让画毫无生机的“工农兵”形象，能让学生学好吗？

　　自从进美院的第一堂课开始，我们就陷入了与日俱增的迷茫。

　　嵊山岛体验生活

　　79年上半年我们班去嵊山岛体验生活，当时去嵊山岛要从上海坐船，我们到上海时正遇上了台风，轮船不开，大家便连续几天在风雨中逛街，最后便哪儿也不想去了。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A先生（为了尊重他人的面子，名字且用字母代替，下同），那天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兴致，要和大家无拘无束的谈谈对各种时事和思潮的看法。

　　记得那天我们住在上海戏剧学院，我们睡的是集体统铺，因为天气冷，大家都坐卧在被窝里。A先生总是严肃的，严肃的使人敬畏，使人无法轻易起齿。A先生说“今天我们大家来谈谈……畅所欲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讲错了也没关系。”同学们还是沉默，于是A先生自我解嘲似的做了抛砖引玉的开场白：“你们是如何看待雷锋的？”

　　还是沉默，好象没人愿意听A先生说话，也许这是一个没人敢回答的问题，也许大家都预感这里面有圈套。我还是开口了，其实我并不想说话，只是我从来都是个好学生，从来都是在人群中充当Cheer Leader，所以我说了：“雷锋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将来‘四个现代化’了，人人都有了小汽车，老太太不会在漆黑的雨夜里打着伞走着泥泞的小道去看儿子，那时候雷锋会不会不存在了……”，“放你的混帐狗屁！这是什么思想，这简直是无法无天，胡说八道到了极点……”没等我说完，A先生突然的嚎叫了起来，洪钟般的声音如同炸雷把大家都惊呆了，他咆哮完了便扬长而去。

　　且不谈关于雷锋的争论谁是谁非，你A先生自己没事干闷得慌想找人聊天，讲好无话不说，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学生一开口，你便无限上纲骂娘，连做老师的基本素养都没有。第二，我说的话不是毫无逻辑的，你连我的话都不让讲光，我认为雷锋精神在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会回有不同体现，50年代雷锋体现的可能是扶老携幼的好人好事，将来到了2000年代，雷锋精神可能体现为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勇敢反恐……总之A先生破口训人，他无法令人折服；他这种当年社会上人人痛恨的“引蛇出洞”的伎俩，也从此使这位A先生在我们班上失去了个人的信誉和同学的尊敬。到了嵊山岛之后，很少有同学愿意与这位老师一起出去写生，大家各走各的，都与他默默无言。

　　A先生的偏执狂在嵊山岛体验生活结束时又发过一次高潮：

　　A先生对“艺术”的执着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扔一块调色板就当不成艺术家，人家梵高连耳朵都要割下来扔了呢。A先生如此珍爱与艺术有关的一切，但不晓得他为什么画不出一幅精彩的令人叹服的作品，大概这种艺术上的压抑使他也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虐待狂。嵊山岛之行以一骂查立开场，二骂林琳闭幕，A先生自导自演了一出骂街戏。

　　政治课风波

　　那天不知是上课时间通知错了还是人人都因天气热得发昏忘记了下午的政治课，上课铃响过半天教室里只到了两个学生。政治课老师B先生等待戈多似的站在讲台前，我猜他的心情是复杂的、痛苦的。上课时间早过了，没见再有人进来，另外那位同学站了起来，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出去离开了课堂。B先生眼泪汪汪地和我对视，我心里可得意了，我是多么优秀的一个学生呀，竟然是你课堂里唯一的一个学生！

　　先生尴尬着脸问我是否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来上课，我想了想便对B先生说：这样吧，我明天告诉你答案。当晚我激扬文字写了大概七、八页纸的一封长信，综述了为什么现在同学对政治课提不起兴趣的原因。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讲的可能不全正确，但也不全无道理。第二天我将此信交给了B先生。

　　我在大学二年级对哲学开始了兴趣，最初是从读朱光潜的《美学原理》开始的，追根溯源，开始钻研古典哲学，从黑格尔追踪到康德，从康德到毕达哥拉斯，后来发现哲学是一环套一环的，接下去又钻研现代的，尼采，叔本华、佛罗伊德、维特根斯坦，直到法兰克福学派和青年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手稿”中的才华横溢和意气风发对我的印象尤其深。记得我在给B先生的长信中第一个要求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放到西方哲学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讲，而不是完全将其孤立地抽出来进行灌输。就我自己来说，从马克思的著作延伸出去，我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和深邃的近代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学校里的政治课就不教这些内容呢？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觉得当时从学马列著作的开始，阅读了许多西方近代思维的著作，使我一辈子都受益无限，比如亚当•思密经济思想中关于“无形的手”的学说，今天我在经商和企业管理中，还会常常不断地引用，来教育团队。

　　总之，我的这封信的内容并非什么警世危言，而是反映了当时不少大学生所面临的一些迷茫。对于做老师的来说，首先应该感谢我对他的尊重和诚意，花了一晚上的心血来写这么一封充满真诚和建议的信。我把信交给了B先生，他说让他好好看一下然后来和我讨论。

　　但不幸的是：他食言了，他从此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过了大约一个多星期，有几位当时对我比较关心的老师突然惊异地责备我为什么写出这样的东西？我当然也非常疑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院办工作的老师那里看到了一份文件，这是在美院领导内部传阅的由B先生打的小报告，其中把我的那封长信中的许多话，断章取义一段段地摘录出来，不少关键字下面还加了下划红线。于是就构成了我“有系统、有理论的反对马列主义”这么一个罪名，从此以后我在美院的日子便不得安宁。因为以前艺术观点上的分歧还属于学术上的讨论，现在把这种分歧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那问题就严重了，是一个质的转变。

　　我想，无论我的信中有那些东西写的对不对，老师有必要和学生进行全面沟通来帮助学生提高认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B先生从未找我谈过关于这封信的事，他作为老师是失责的。美院领导是否也有严重失责的地方？学校了有个学生在“有系统、有理论的反对马列主义”，为什么从来不安排人来帮助这个学生？或者发出正式警告，或者早些开除了得了！

　　印象派/野兽派/表现派/抽象派

　　1980年《美国时代/生活书展》在杭州举办。这次展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成书，放在西湖边的外文书店的二、三楼展出；另一部分是Poster（招贴画），放在美院的陈列馆展览。这个招贴画展有几十幅画，多数象诸如莫奈的“日出印象”，马蒂斯的剪纸一类的大众性的作品。要知道《时代/生活出版社》在美国是出通俗书籍的出版社，用中国话说，出的都是“下里巴人”式的作品，但是在当时中美两个俨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价值观念是无法横向移植的。美国的“下里巴人”变成了美院的“洪水猛兽”，无数先生老师再三关照，这些画是只能看，不准学的，也有人明确宣布：这些画全是垃圾。使我们这些小年轻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在西方生活水准如此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开着车，住高楼大厦，喝牛奶，吃牛肉，艺术素养却如此之低，竟会把垃圾当艺术，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

　　于是，我们开始躲在寝室里“试验”现代艺术了。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有了很强的写实绘画基本功，你一试印象派就会感到一种超越，当你又试了野兽派，你马上又会感到又一次飞跃，当你熟悉了野兽派之后，你会马上迫切地主动向表现派进化，然后抽象派、抽象表现主义新写实、后现代、观念艺术……真的很过瘾，不信你试试看！现代艺术是有思想性的，而非所谓一句“形式主义”可以概括的。

　　1980年的夏天，我终于搞到了一本康定斯基的原著《论艺术的精神》，我花了一个暑假，把自己关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买几个星期的食品，从早到晚就凭几本字典硬是把这本书翻成了中文。手稿先是在同学中传抄，后来北京社科院李泽厚的一套美学丛书将其编了进去。但是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几经周折，当时有过几次左倾运动，如“反精神污染”之类，硬是将这本书从印刷厂里给撤了下来，直到1983年才正式出版。欣慰的是，二十年后的2003年这本书又一字未改地再版，20年证明不错，大概不会是错的了。

　　以下这段话是我在1983和2003年两版《论艺术的精神》的前言中的话：“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的，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同样都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够成整体的生命。”

　　毕业创作

　　鉴于油画系77届学生们对于现代派的追求，似乎从学校、系、到班主任都极为担心我们在毕业创作时可能会表现到了极限，以至于会闹到会让学校不可能收拾的地步。

　　因此在毕业创作尚未开始时就不断有人来打招呼，甚至警告：毕业创作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可能不给予毕业等等。到了毕业创作正式开始时，系里面三令五申地定调子，毕业创作的题材，写实的比变形的好，现实的比历史的好等等。个别的老师在和学生作对的过程中也算是出尽了风头，所以也有一种变态的潜意识心理在故意地在毕业创作过程中挑逗和激化学生的对立情绪，以便引发一出好戏，他们可以大做文章。

　　其实到了毕业创作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已经非常成熟，对于个别老师故意地兴风作浪式的表演已经毫无兴趣，我们私下都平静地讨论过了对策，绝对不搞出如毕加索“格尔尼卡”式的杰作。我们对症下药，老师说写实题材比变形的好，于是我们中没有一画变形的；现实题材比历史题材好，我们个个都是画的现实题材。到了毕业创作展开幕的那天，当看到了我们的作品时，那些本来想来籍次机会吹毛求疵、兴风作浪的老师变得嘡目结舌：

　　林琳用天真的儿童画方法画一个少女在阳光明媚的窗口弹钢琴，标题：“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查立用“照相现实主义”画的是一批科研工作者（当时第一次把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商学兵相提并论，科学家第一次成为社会生产主动力的一员）在进行空气污染的检测，黄永砯用喷枪画的是一群工作中的炼钢工人，徐进画的是美丽丰满的织地毯女工，焦小键画的是怀斯式的抒情现代写实工业风情画，陆琦是壁画式的渔民生活……你们不是要求歌颂表现现实生活，儿童画法可以吗？照相写实比现实还现实可以吗？喷枪可以吗？同学们的创作题材是无懈可击的，用的手法嘛，就是有的人会看不顺眼的，不过他们成天假惺惺高喊“百花齐放”，此时此刻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油画系77届毕业创作是一个没有高潮的争吵的休止符。

　　最后的班主任C先生

　　C先生凭着自己在艺术上和政治上的经历，被历史性地推到了油画系77届担任最后几学期的班主任。

　　C先生是华侨，怀着一腔热血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革命，我老是把他想象成聂耳、冼星海式的革命文艺战士。C先生在文革时坐了牢，据说在南方流放劳动之余他趁空隙秘密制作了一条木筏，在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黑夜，他顺水而下，他要逃出这个抹杀正义和人性的时代和国度。但人算不如天算，他误算了距离，在他以为已经游出了国境线时他上了岸，于是马上又落入了边防民兵的法网，被捉拿回监狱，直到文革结束他才走出牢房，回到美院。

　　林琳的被开除不能不提到C先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林琳有一次在寝室中与同学的辩论现代艺术中的某些话，被我们班的一个工农兵学员留校的助教偷听了后断章取义地汇报给系里。有一天林琳在教室里与那位助教发生了口头争执，他要和那助教当面对质澄清事实。但是在场的C先生先光了火，说林琳不尊重老师，还要林琳向那助教道歉。

　　我真的不能接受这种处境，太不公平了，那时的老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死大权，无论成绩、评语、档案、分配等等，每一个关口上都具有绝对的权利，那时的学生从心底怕得罪老师。老师是有着强权的，那天C先生和那助教把林琳置于了死地；简直就像日本鬼子把刀按在你的脖子上，还要你说“太君好！”然后让你含笑请他们把你的脑袋砍掉！

　　这时林琳被逼得只能自吞苦水委曲求全，向那助教鞠了一躬（！！）并表示道歉。这事本来应到此结束，然而C先生不知为什么还是气不消继续发他的火，那狗助教继续打他的小报告，乐得院里的一群政客老师咬牙切齿，终于找到了时机来开杀戒，导致了林琳的被开除。

　　开除与发配

　　C先生对林琳的怒火一夜之间成为那些政客艺术家们开戒的号令，当然，C先生自己是没有亲口下开除令，是那群政客画家在借刀杀人。“连C先生都发火了，那一定是太过分了，一定要开除。”于是林琳被开除的布告以最高的工作效率张贴出来了。

　　就在林琳被开除的公告贴出来的当天，院长王德威先生和我父亲打了招呼，说“你儿子是搞现代派始作踊者，明天开除的就轮到你儿子了，做好准备吧”。我父亲就马上将我叫回家问了情况，虽然没打没骂，但家中的气氛极为压抑，所以我没在家过夜，赶回了学校。

　　正值毕业之际，同学们再过一周就要各奔东西了，照理大家都应在餐厅里聚餐，互送临别纪念礼物，但由于下午宣布林琳的被开除，油画系77级的同学都不知所措，在寝室里昏暗黄色的灯光下发呆。我回到寝室和同寝室的同学讲了王德威向我父亲透风这个情况后，记得是尹呈忠第一个建议要起草封信给系里，反对开除林琳和我。后来由黄永砯执笔，写了一封给学院的信，要求学校收回林琳开除令并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当晚黄永砯、徐进、陆琦等几位同学挨寝室请别的同学签名，最后这封信经过有五十几人签了字之后，交到了系主任处。大概是这封全体77届学生签名的信使学校没有第二天马上贴出要开除我的布告，我的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以免在同学离校前引起更大风波。

　　不久，我被事实上开除出学校，我不被授予学位证书，不被给予分配单位（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是无法自己找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也没有什么自由职业者的概念，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是没前途的）。一周后，同学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学校去工作单位报到，最后一天学校收走我的寝室钥匙，从此美院便意味着与我无关了。

　　林琳

　　我被美院开除后去了贫穷落后的阜阳农村混了三年，林琳开除后回上海在大街上卖袜子，77届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个个都是时代的轿子，企业机构部委都来抢着要，相反的，美院里那几个最优秀的学生却都给废了。

　　我和林琳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是在1985年的夏天。那天非常巧，我们事先都不曾约过，却同时在美院的操场上不期而遇，而且到学校来办同一件事情：拿成绩单申请出国。

　　也许我们俩的经历相似，特别是离开学校几年在社会上看了无数红尘，一见面有许多话说，谈得很投机。我们各自看了一下对方的成绩单，都忍不住无限感慨的笑起来。我们各自的成绩单上大部分是三分，也有不及格的，还有不少空白处。这学校真是不要脸，不把我们这些最优秀的学生视为骄傲，反而视为仇敌，走着瞧吧。

　　林琳当时的目的地是美国，我则去欧洲。那时候世界上的交通和通讯都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似乎两人一别下次见面又可能会是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似的。所以那天我们聊了许久，我们不约而同地道出了各自的心愿，第一是出国后要把美院的一切都仍掉，重新学一遍，一定要去搞清楚什么是现代艺术，找到其真谛；第二是发誓再也不回来了，这地方太令人伤心了，好汉走遍天下！

　　我出国前一星期在北京接受了几天当时每人必须的出国培训，记得当时放了一个介绍西方国家的记录片，那记录片有一个镜头是伦敦马路上的人因为空气污染，行走的时候戴着防毒面具，看完我心理很紧张，以为出了飞机自己就会被空气毒死。在北京街头逛了几天都没有见有买防毒面具的地方，心想也只能船到桥头自会直，到时候再说了。我到英国时是8月下旬，秋天最美好的季节，蓝天，阳光，参天的大树，遍地的鲜花，回想到在北京看的记录片，心想我这前半生就全上当了。不久后与林琳第一次在国外见面时，没想到我们竟不约而同地讲了这句话：“我这前半生全上当了。”

　　我与林琳在海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自从我们在国内分手后，因为当时都不知道对方未来的地址，所以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有一天傍晚，我经过纽约的时代广场时遇上阵雨，我便在马路沿街的商店门口避雨，屋沿下有几位艺术家在给游人画像，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林琳也是其中一位，于是我们打了招呼，高兴地约定晚上等他画像结束后一起去吃夜宵。

　　午夜时分，我又回到时代广场来找林琳，他还没画完，于是我就在周围游逛等他。这时迎面过来了一个穿风衣的黑人，双手各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塑料。因为他走的急，我没来得及避让，两人的肩膀撞在一起，他的手一松，一只塑料袋重重地落地，发出沉沉的破碎声。原来塑料袋里装的是两瓶酒。那位黑人老兄耸耸肩膀对我说：“倒霉，运气不好！两瓶好酒全完蛋了。是你撞我还是我撞你，我们是跳进哈德逊河也争不清的，但我的两瓶好酒泡汤了是事实，我有直接损失，你没有，这不公平。我们能不能好来好散，你赔我一瓶酒，我自己砸了一瓶，自己倒霉，我们各人损失十块钱，如何？”此人声如洪钟，不一会引来周围很多人看热闹，我听这黑人这么一说，觉得不无道理，各人损失十元钱，也算公平，所以从口袋里掏出了十元钱给了那个黑人。就在这时候，林琳提着他的画具和折椅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个黑人一见林琳出现，转头就走，林琳问是怎么回事，我把原由讲了一遍，林琳说我上当了：这里每天都有不少黑人从酒吧里搞些空酒瓶灌满水在路边撞不知真情的游客骗钱。说完他要拖着我要去找那个黑人讨回那十块钱。虽然我一再说算了算了，但林琳坚持要去追讨，他拖着我朝那黑人走去，那黑人拔腿就跑，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百米赛跑，从马路上追到地铁里，最终因为我们各自手里都提着不少东西，跑不过那黑人，他终于还是逃走了。

　　然后我们搭地铁去Canal Street吃宵夜，一路上林琳讲了许多由这一黑人引起的有关中国人不喜欢“Confrontation”(正面冲突)的内容，他讲到在街上画画总是会有黑人来捣乱，大部分中国画家都是忍让和逃避，从不敢站出来阻止，而林琳说自己则是决不让步的，谁来捣乱就和谁干。他还讲自己曾在住地（林琳住在曼哈顿哈林黑人区）附近数次被黑人勒索，然后他寸步不让，和黑人干，以使黑人勒索不成，林琳十分自豪。

　　当然，我们很快自然地把这“Confrontation”的主题延伸到了过去美院的经历。我们的认识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在国内都吃了不少苦头，被挤在善恶势力之间，两者又不敢“Confrontation”，以至于我们成为牺牲品，也许这是永不能磨灭的心灵创伤的潜意识情结。林琳在过去是很超脱的，不大愿意介入各种“Confrontation”，我感到他这种勇于“Confrontation”是他出国后最大的性格变化。我可以保证如果这时候再发生毕业前林琳被要求向那位助教道歉的事情，林琳是绝对不会道歉的，他会“Confrontation”到底；也许我们还会集体共同上诉，将这位造谣中伤的助教送上法庭！

　　我们的潜意识中总是充满了中国情结，尽管我们时常主观地希望压制中国情结，让自己能脱胎换骨地思维。林琳搬到哈林不久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Billy Harlem。他的解释是：Billy是一个最普通的美国人名字，Harlem则是曼哈顿的黑人区，Billy Harlem就是一个住在环境最险恶的黑人区的最普通的美国人。他希望人们在他的作品前只看到他的名字而没有见到他真人时是无法想象到这些作品是一个中国人画的，看不出任何中国人的烙印。

　　我最后一次和林琳见面那天上午一起去SOHO看画廊，下午在Whitney 博物馆泡了一下午，然后我回了芝加哥，回到芝加哥的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徐进从纽约打来的电话，说林琳被枪杀了，当时我非常惊奇，因为两天前我和他还在一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

　　对于林琳的死的经过，我所听说的版本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在时代广场画像时有几个黑人来捣乱，把鸡骨头仍在林琳头上，林琳起身去追那黑人，一直追到一家黑人的酒吧里，并发生了口角。林琳回到他的画架前继续工作后不久，那黑人又来了，他到了林琳跟前朝他开枪……当我一听说这个经过便想起上次我和林琳在时代广场追赶那个砸酒瓶的黑人的经过，这会是预兆吗？

　　林琳在敦煌“成佛”

　　在海外

　　离开了中国最初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小时候在少年宫学习时一位老师的话：“要看遍高山，看遍大海，才能懂得世界。”所以我给个自己设定第一个任务：走遍欧洲，一放假便跨上了个大背包，打一张欧洲通行的火车月票，到处转悠。

　　欧洲是美丽的，欧洲的人文有着无比的魅力。

　　我第一次去德国便直奔了在德奥边境附近的小城特利尔，那是卡尔.马克思的老家。这个迄今还保留着罗马遗迹的小城，绿树城荫，古香古色。我去马克思的故居参观，没想到马克思的家很大，有很多很多房间，再听讲解后知道，马克思父亲原来是在这里做房地产中介生意的，靠买进卖出赚了不少钱，也算是个当地的大款。我站在马克思家的房间里，想象这位革命泰斗当年的生活，也很茫然，是什么力量吸引他离开这个安逸的家和这个美丽安宁的小城，去领导全世界的穷人和无产阶级推翻包括他自己父亲在内的“剥削阶级”的呢？

　　有一次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观当地的一个叫“麦金塔”的建筑史名作，到了那里发现这个建筑属拉格斯哥美术学院的一部分。这个美术学院里曾经有过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后来出去却变成20世纪最著名的歌星，“披头士”乐队四人之一的列侬。我非常喜欢列侬这个人，读过很多关于他的书，但我后来很惊奇的是，林琳也是一个列侬迷，尤其是当林琳被枪杀之后，我总觉得历史是否在向我们表述一些什么暗语？怎么如此蹊跷？

　　英国的大学教育是论文制的，平时上课没有学分，你想上就上，不想上你就不上，全是你的自由，课程却照开，一切全看你的期终论文，学艺术的就看你的毕业展览作品决定是否给予毕业学位。我的学校在伦敦市中心，伦敦有几十所大学，大多属于伦敦大学，学生可以到各校去听课，于是我去电影学院听课，政治经济学院听课，甚至还去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课程，认识了各学科的中国同学，我感到我们应该聚起来干点事儿，86年底，在大伙儿们的鼓捣下我们创立了伦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的联谊会，我被选举为首任主席(这可是100%民主选举的啊，不是老师指定的），这个学生会组织马上扩大到了全英国，后来又发展到整个欧洲。逐渐地，我意识到在艺术之外还有着一个很大的精彩世界。

　　我在英国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被评为英国的10位Most Prominent Young Artists（10大青年艺术家）之一在皇家学院举办展览。有许多家画廊代理我的作品，卖得也非常不错。我的一个老师是个很著名的色彩画家，叫John Hoyland。他有一次开玩笑故意嫉妒地说我怎么将画卖到他家门口了——他住在Prudential 保险公司的欧洲总部旁，那保险公司总部的大厅正中 至今还挂着我的一幅巨大的作品《Forbidden City》（禁欲城市）。

　　后来，我终于决定走出艺术家狭小的画室，去看看外面更大更加精彩的世界。中国看遍了，跑去了欧洲，欧洲看遍了，又决定跑去美国，看遍世界，开始创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在离开中国十几年后的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回到了中国，以后便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里，投资创办了无数个公司，业务从互联网软件技术，教育培训及网上认证，游戏，电视，出版，广告和无线增殖应用。在和艺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再来看它时，我不再被迷惑，特别地充实。

　　站在桌子上，永不后悔

　　我现在每次经过美院大门的时候，看见那些背着画夹进进出出的学生们，感觉离他们非常地遥远，他们是多么的自由自在，世界真好！

　　许多年过去了，77届的这13个学生一个个走上了一条条不归的大路，每人都创作了各自奇特的故事。回首当年，从远距离看过去，谁错了？我相信我们还是没错。我相信学校和老师都曾有过迷茫，很多事情不该发生的但却无情的发生了。老师们没必要如此担心这帮出色的学生会走入歧途大逆不道，因为任何一代人都会走他们自己的道路；老师们也没有必要担心学生超越老师而恐惧，因为新的一代一定会超越老的一代；但老师们永远是老师学生们永远是学生。

　　假如学生生活还会再来一次，我们不会反悔，还是会走同样的道路，就象电影《死亡诗社》的结尾一样，这一班的学生还是会一个个默默地站到桌子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