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族》读后感100字

　　《将军族》是一本由陈映真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4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将军族》读后感(一)：《将军族》书评：我们总是在哭泣，偶尔被安慰

在看到《将军族》之前，我没想过我能在这本小说集里看到这样一个纯爱的故事。

这本书里的大多数故事充斥着绝望和愤怒，稍有间隙即被那种苦难中独有的促狭喜悦塞满，大多数人面目可憎，剩下的人可怜又可恨。但《将军族》的男女主角不一样，他们被描绘得良善到刻板的程度，以至于我不敢多读这个故事，怕惊扰了他们纯粹的结局。

一个是在动乱中逃离家乡的男人，他的青少年时期被时代用血烙印下马贼、内战和私刑；一个是被家人卖掉的少女，她还没长大就被贫困杀死了童年。他们是痛苦的儿女，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诠释人间至苦，甚至即使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也密密麻麻地被捆绑着含示着防备、欲情、利用与欺诈的锁链，他们的对话时而流露真情，时而半真不假的暗讽，生动而极具张力。

他们总是在哭，无论男人还是女孩，月亮是他们眼泪的引子。无论圆缺，这颗孤寂了四十五亿两千七百万年的地卫一总是能被联想到所有悲伤的事，也许是故乡，也许是不配为人的原生至亲，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一把火烧掉家园之后不再回头看而是种下新生的花，故土故人牵扯着他们烂在泥里的过往凑成一把枪，在每个有月亮的夜一下一下地对着他们的脑门扣动扳机——砰砰砰砰砰地打到他们头昏脑涨双眼黑朦流出热泪来。他们的生活就是两堆屎，而他们每天做的事就是从屎堆里挑出勉强成形的开始屎上雕花——夜半的谈话，哄女孩开心的故事和歌声，擦亮洋火时细微的声响和沉默着旋转升起的烟圈是两段被强硬地毁掉的人生里仅剩的安慰，也是支持他们继续走完此后依旧烂透了的道路的唯一念想。

故事的结局不难猜测，文章的开头就已经给出预示，这是一场葬礼，这又是一段最纯粹的爱，我想不到这样的两人的更好的结局。所有征兆线索全都指向死亡，死亡是逃离，是解脱，是救赎，是找寻平安喜乐的探索之路，他们像两位将军一样，身着制服，挺直腰板，在最后一刻摆脱世俗凝视的所有不堪和肮脏，圣洁而威严地躺进蔗田里，挺拔笔直的甘蔗将依凭清风拂动摇摆排列组合出四十五亿两千七百万个来世，他们会在其中一个可能性里再重逢，那里可能没有月亮，所以他们不会再哭泣。

　　《将军族》读后感(二)：读《将军族》

三点感想：

第一，之前读《赵南栋》时就有种感觉，读《铃铛花》时这种感觉更甚，就是陈映真的小说写得并没有太好。或者更准确的，他的小说其实不太合于我的审美。读他小说时，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两个字是“笨拙”。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小说里那种经营感确实很强——每一篇故事你都能很清晰地看到背后大纲和结构安排是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的小说本身就是在展现“笨拙”。我们看惯了与知识和知识分子完全无关的文章，也看惯了那些熟透了的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文章，但很少见如陈映真的文章，他笔下那些还未成熟（并且大多未成熟即夭折）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着苦苦挣扎。这种挣扎所带出的天真，让我这样生活在大陆，生活在周边都是“成熟”的“知识分子”人群中的人，真是既羡慕，又感动。陈映真会把这种挣扎调侃为“幼稚病”，我想更直接地称其为勇气。

第二，陈映真的小说，读得越多越能体会其好处。就像大卫哈维所说，你得完整读完《资本论》才能理解《资本论》。陈映真也是如此。我想其中道理也简单：他的小说家身份背后更是个关怀社会的理论家，他的小说不过是他关于社会的理论的载体。而对社科理论来说，无论是哪一派，当然是读得越多对之前所读理解也越多。另外我还扭转了自己过往的一个看法。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到，早期文学家也要是社会理论家，典型的像托尔斯泰，但在社会科学正式出现以后，分工之下，文学家就没必要再担当讨论社会问题的重任了。今天重读陈映真后我觉得，这种看法只是源自我的浅薄，也表现了我的浅薄。

第三，提到陈映真就不能不提到马克思，以及关于马克思理论的那些纠结。最近一直在读的另一本书是大卫哈维的《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其中的分析部分我几乎每个字都认可，并且认为该书是近两年来读过的让我在思想上最有增进的书。但是，一个非常大的但是，书中提到的所有改革方案，用作者的话来说，“另类的政治主张”，都令我困惑不已。那些主张看起来都显见的太幼稚，太乌托邦，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性。陈映真《山路》里有一处讲到，如果大陆革命失败，台湾那些为马克思主义赴死的年轻人该如何与自己的理想安处？所以，包括陈映真在内（也许也包括我在内）的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认同马克思理论的人，对实践问题始终是茫然不解的。但无论如何，到今天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我们走向自由，直至彰显人性的理论之光，其批判部分及其指向当然如此，其实践部分，那些真诚的努力和探索（即使结果或是微小或是注定无望），更是如此。

　　《将军族》读后感(三)：乐园在何处

看毕，一时竟不知如何下笔，写下复又删减数次，单整理这本厚重的书各篇的主题就花费不少时间。陈映真以真挚悲悯的文字和坦荡的襟怀述说我们陌生的台湾。绕不开的主题之一是乡愁，和余光中，白先勇一样，他对故乡也有深深的思念，让我纳罕的是，他生于台湾长于台湾，而竟也有这般的乡愁。在看了施宗成的《陈映真谒祖记》便懂得了，清乾隆年间，陈家自泉州府安溪县（今福建省安溪县）迁居至台北，二百多年来，代代皆知祖地在安溪石盘头。陈映真的父亲不顾儿子因主张“民族整合，中国统一”而入狱七年的“教训”，回到故乡，找到了先祖的根源。也使陈映真决心也要回去看看。他日后果然去了，对故乡连连称赞，并自然地把台湾与故乡联系在了一起。在书中，涉及乡愁的地方不少，很多时候一句话隐隐藏在一大段里你就能感受到。遥远的距离不但无法阻隔岛屿上的一批作家心里的文化认同，还令他们更殷切地阅读、写作中国文学，陈映真是这一批作家中不大为大陆人所知的。读完这一本书，再补充了解一下，是很能感受到点什么的。 比乡愁写得更多的是理想的追寻与破灭，也更精彩。《乡村的教师》中，战争结束了，吴锦翔出人意料地安全返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师，这让他重燃了知识分子的热情，但是学生们对他的诚挚没有回应。他担心的中国的愚而不安，慢慢成为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自己之所以为一个中国人”的佐证，而使自己感到亲切。作家真的深深地了解中国人。结合理想与宗教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更有一种宿命般的悲剧感，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一开始我以为犹大是那个极聪明的人，这样的人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高智商与狡黠，而是既有心怀众生的悲悯又有做大事者的不安命。而这不得不导致他对心目中理想的那个人——耶稣的幻灭。矛盾的是，他和耶稣都不全是这样的人。耶稣竟愤怒地驱逐在圣殿的谋求生计的人，而犹大认为推翻罗马人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事，也是为奴的罗马人的事，最终却出卖耶稣，把他交给罗马兵丁，以期深爱耶稣的群众因耶稣之死推翻罗马人，却也心受熬煎。然而，这些汲汲于宗教的人的追随与反叛喧嚣地来复又去。经历了一切的犹大感到这样“广大而和乐的王国”才是伟大的， 唯有爱世人，才能受众人爱，为包容普世之民而奋不顾身，不能不说是高尚的宗教情操。 书中关于男女爱情的描写多带有时代色彩。《将军族》的纯真，《猎人之死》的挣扎，《永恒的大地》的压抑都是特殊年代下的产物。另一篇《祖父和伞》第一遍没有看懂，再看时注意到一句话“乡愁并不就是爱。然而容我开始罢!”，藉由怀念祖父而生的乡愁，通过对一个女子的爱来一点点填补。白先勇说“有时候一点点的相濡以沫，就是人生的一点温暖吧。”深以为然。即使是《永恒的大地》那样强使的爱，也有渴求的人。这几篇故事结局悲哀却不致使人过度沉郁，始终能看到温情的那一面。即使身死想必也能进入作家期盼的美好时代:“无恐怕地、自由地、独立地、诚实地相爱”的安稳的时代。《唐倩的喜剧》——女知识分子的爱情这一篇也精彩，她在虚浮激越的知识分子中周旋，对三任丈夫从耽于才情甘为其下到费劲心机只为自己走得更远，她是明白的了，爱情是稀求，没有面包的生活不值得。更因那解放的时代还未到来，解放的爱情无法开花结果，许许多多的平凡人也得不到幸福的生活。 书中作品多写于1955~1975年，期间作家大量阅读左派思想书籍，结交进步人士，因此获罪。在那个恐怖的时代，人人皆活得谨小慎微，很多作家都选择抑制苦闷或远走他乡而噤声，他却勇毅地留在危险的地方用文字发表他的意见，创造一个庇护天下苍生的乐园。此后的年岁里他仍笔耕不辍，也时时关注台湾文学和海峡三边社会的发展，主张以放眼世界的眼光和民族的文化书写众生相。这大概是我们很能从中感受到些什么的原因，而对于一个作家，这就足够了。乐园不是去悲哀的，而是包容所有悲喜的，也许不存在于现实，但应该存在于所有人心里。

　　《将军族》读后感(四)：将军族

　　“死亡是他相当关切的一个题目，他是一个基督徒，又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理应是个无神论者，因此这中间的矛盾我想可能也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一个人若是没有矛盾，就很难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似乎又常常在这中间摆荡：宗教的超越、与社会主义的世俗性。陈映真又是个极富浪漫情怀、极理想主义的一个人，这样矛盾的因素加总起来就构成了他小说中的一种张力，文章最后经常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升华，像是《将军族》当中的超越，就是他小说中深刻的地方。他对人的创痛感受很深，所以有时候我想也许他自己写出来的文章，是他的不能承受之重。他看着社会上这么多的不平、痛苦，要怎么去拯救？” —白先勇

《将军族》收录的是陈映真写于1959到1967年的早期小短篇，是我阅读的集子里的第二本，头一本读的是《夜行货车》，收录的是他写于1967年到1982年中短篇，另外还有一本《赵南栋》是写于1983年到2001年的中短篇。

阅读陈映真的小说，一定会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愤怒，而《将军族》是早期作品，另有一份虚无在里面。陈映真是基督徒，教义不允许杀死自己，但是他小说里的人物并不爱盛装灵魂的这个“器皿”，肉体的泯灭非常随意和诡谲：《某一个日午》里房处长自杀的儿子、《将军族》里殉情的三角脸和瘦丫头、《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弟弟、《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妻（虽然文章里没直白的提到自杀）、《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第一件差事》里旅店的客人......小说里的角色肉体上一次次的自杀是陈映真一次次精神上的涅槃吧，他政治上的抱负和对祖国统一的热情，统统被麻木腐败的社会和人群扼杀。

《将军族》里有段文字可以说明陈映真对当时社会的“怒其不争”：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居民是过着如何非人的生活，至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功夫去讲究“人的”与“非人”的分别。他们只是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地生而为人，而且又死不了，就只好一天挨过天地活着。因此之故，生活对他们既无所谓失意，也就更无所谓写意什么的了......哀乐等等，对它们是不成意义的。

鲁迅曾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即便是娟子和祖母，也一个在肉身享乐时，一个寂寂走向肉身的灭亡；或是康先生濒危的欲望遇到阿金的母性；或是侥幸未战死的吴锦翔热烈的抱负被村民们的摧毁；或是告密者犹大以人性不能理解耶稣的神性......继而总总，都是无法逾越的巴别塔。

比较有趣的是这本书里描写的女性大多俗丽、肥胖、精明、世故：《我的弟弟康雄》里客寓的主妇、《某一个日午》的彩莲、《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阿金、《苹果树》里廖生财的疯老婆、《将军族》里的小瘦丫头、《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高小姐、《永恒的大地》里被赎的妓女、《唐倩的喜剧》里的唐倩......和《夜行货车》里面冰清玉洁的女性形象有很大不同。

彼时的西风渐进，我相信在亚洲一带有巨大的抵抗，陈映真是代表中的代表，他对众多向往美国的月亮以及一头扑进物质主义怀抱的人们是失望和叹息的，比如小说里的唐倩和李玉英们......吕正惠的导读非常细致，但唯一的后遗症是读完导读再回头看小说总要对号入座。

陈映真1968年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逮捕移送绿岛时31岁，到1975年“特赦”出狱，狱中7年，让他从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变成忧国忧民、内心悲悯而大爱的文化前沿者，为底层和边缘人群发声，从狱中前后的文风可以明显看出。

《将军族》的序是他1976年发表的“鞭子和提灯”，写成于本集收录的短篇之后，文笔更加温柔和谦韧，他写道：“我是个平凡的、充满了许多矛盾和缺点的人。但愿他们的关切和他们对我的，超乎我所能驮负的期待，都成为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使我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

个人觉得不论把陈映真放在哪种社会形态里，他的内心都是愤怒的，因为他敏锐、有天然的洞察力，更能感知苦难和边缘群体的挣扎。他有风骨、有狭义之心、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将军族》读后感(五)：陈映真：诗意的烂柯人

我总以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虽然难以描摹，但是一读起来，就会知道这就是那个作家的作品。也许这种独特来自于描摹状物的手法，也许来自于句式的使用，但更多来自字里行间流水般潺潺的一种氛围。

读完《将军族》的第一个故事，我眼里的陈映真的作品，就变得很淡而很旧了。

这种淡，并不是用词不加修饰的自然，也不是情感难有波折的平静，甚至也不是“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即使是写“止不住淌下极热辣的眼泪来”，读者却很难跟着“热辣起来”，留在印象中的还是那种“歌缓缓，鼓咽咽”的淡，是“月亮在海水中碎成许多闪闪的鱼鳞”那样的淡。

第一遍读，陈映真写故事与人物，哪怕再悲伤，再坎坷，哪怕半生飘零，生命陨落，却都像是从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落笔，像是含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的一口气，虽然故事里的人会有穷途之哭，有精神荒原上的流浪，有生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顶，但是写到最后，总有一种流动的情绪，冲淡了那些杜鹃啼血的悲怆或者“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的哀嚎。

“但是你倾听那推车似乎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面摊》）

“而于今两年了。我变得懒散、丰满而美丽。”（《我的弟弟康雄》）

可是读完之后合上书却发现，这样淡的行文下似乎隐藏着极深沉的惶惑与无助。就像我看电影《一一》时方仿佛昏昏沉沉度过了三个小时，却在某一个无关的时刻被其中深藏的复杂情绪贯穿。儒家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陈映真笔下的喜怒哀乐更多的则是一种戛然而止的留白，他总在结尾加上一些后来的故事，像是给你希望，或者相信时间可以冲淡一些似的，可是又在读者心中埋下“悲剧已然发生，而未来没有出路”的阴影。

直接写悲伤，写极乐，写惊惶与无望很容易吸引读者，但这样的故事也往往只在情感最浓烈时具有高光。而陈映真这种“浓极则淡”的千钧之力的克制与收束，却能在百般锤炼之后自然的生出诗意。

《将军族》的故事背景距今已经很远了，现在再读这些文章，难免的有一种难以回返时代的“旧”，就像是雾里看花，虽然能看懂却很难代入自身。不过除去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时间差距，文本本身也隐喻透露着一种“旧意”，一种怀旧的，想要回到过去的冲动。

关于陈映真的小说研究，很多人都放在其时代性的体现上。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来看，这种怀旧的梦想不难理解——在动荡的时代里，向前求索的希望是如此渺茫，因此只有回去，回到一种被美化过的，可以暂且作为记忆中“桃花源”的过去，因此，在故事中，叙述的时间总是超前的，而目光却是像后的。

“他应该记得故乡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的。”

“伊站在阳光里，将身子的重量放在左腿上，让臀部向左边画着十分优美的曼陀铃琴的弧。还是那样的站法啊。然而如今伊变得很亭亭了。”

乡愁和怀旧交织，作者成为了烂柯人，用笔缓缓讲述曾经的故事。

读完《将军族》，我不禁自问，除了文学研究者，我们这些“门外汉”读在如今这个时代读陈映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除去大家的文学熏陶之外，是否还有更多未被发掘的意义？写完这篇书评，我想到，也许读陈映真，就是为了作者那颗惶惑不安而又上下求索的心吧，而今时代虽然不能说风雨飘摇，却也不能算上海晏河清，英雄死去了，纪念碑被填平，信息时代日渐麻木的人和混乱的前路，破除消费主义和商业广告的虚影，人难免又要陷入新一层的虚无——这种迷茫何时止休？这种痛苦又何时消散？读陈映真，并不是在寻找一种屡试不爽的答案，而只是得到一句遥远的回应——原来所有的迷茫都已经迷茫过了，所有的痛苦都已经痛苦过了，止休与消散终究是遥远的梦，但是现在还有将苦涩酿成醇酒的诗意的解药，仍可一醉自救。

　　《将军族》读后感(六)：蒙昧的那几年 刘大任：蒙昧的那几年——怀念与映真一道度过的日子

那几年的台北，在一些人心里，不像巴黎，不像纽约，不像东京，也不像上海，却又都有一点，青涩地，晦暗地，朦胧地，各自藏在彼此互通声气的想象中，偶尔发酵：有人天天上月光，坐明星，泡田园；有人在台北破旧的屋瓦上，看见波德莱尔；有人在西门町、中华商场寻觅保罗·克利。在脚踏车和牛车争道的延平路上，有人听见普罗科菲耶夫。在宝斗里、江山楼，有人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福克纳的乱伦……

那几年，每个人都在想，也许，有一天，某个角落，某个时刻，某一种缘分，不期而遇。爱情像飘过树梢的云，悄悄搭上你的肩膀。也许，有一天，几个朋友，互相把心交出来，摊在面前的咖啡桌上，成就一种事业。

那是一段走投无路的日子，现在已经遥远，却永远挥之不去。

映真写《面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可能，我写《大落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然而，很快，暗夜中闪电照亮的刹那，商禽的《长颈鹿》，痖弦的《深渊》，方思的《夜》……一个个起床号唤醒的汉子，老大不愿，在黑夜与天明之间，被不明所以的力量催促，睡眼惺忪，出现在荒原似的红土操场上，形成了台北的一道风景。然后，秀陶说：“我们在鞋底写了一个大大的‘天’字，看尘埃散漫，在一九五九的末端……”

第一次见到映真，就是一九五九年某一天的晚上，在新公园门口衡阳街某号二楼，一家古典音乐茶座。

不记得是谁介绍的。那时候，还不认识刚健，天骢也不熟，所以，应该是《文艺新潮》地下流传，《笔汇》革新号发刊不久，《现代文学》正在酝酿，《剧场》和《文学季刊》都还没有影子的那段日子。

“那就是写《面摊》的那个……”

记不清楚的那位朋友说，也许是陈振煌，也许是康翔。

接着，走过面前的映真，被拦下来，我起身，我们握手。

“我是陈永善……”他说。那时，他还没用过陈映真这个名字。

我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因为读过《面摊》，心里便明白，这是“自己人”。

那个年代，“同类”是唯一让人心安的标准。

跟映真的认真交往，是一九六四年夏，我从夏威夷流窜到香港，又不得不逃回台北之后。

一九六四年的台北，第一个现代传播事业的国华广告公司出现了。电视好像也已开播。“走投无路”的时代，向着“跃跃欲试”转化。

在夏威夷那两年，我写了几首诗，生吞活剥，吃下大批左翼文献，一事无成，但却因缘际会，结识了当时同在夏大研究现代戏剧的刚健。六四年回到台北，就因为这点因缘，给刚健拉进他创办的《剧场》，开始与他合作将贝克特的《等待果陀》译成中文，并推上舞台。“果陀”这个译名是我的得意之作，尤其是“陀”字，当时联想到的是“佛陀”，加上“果”字，暗藏着的显然是自己无法抗拒的时代反讽。由于参加编务和演出，跟映真之间的交往日益深化，其中还有个思想路线因素。《剧场》在台北开始冒头的小小新文圈子里，引起一些骚动。负责设计的黄华成在颠覆传统方面势如破竹，刚健又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两人带动的思潮，主宰着杂志的方向，却引来一些反省。映真和我，代表这种逆向思维。我们头脑里面的社会历史观点，终于成为《剧场》同人后来分道扬镳的起因。维持原观点的《剧场》，在陈耀圻加盟后，又陆续办了若干期。我和映真则加入了天骢的《文学季刊》。

回想那段日子，最难堪的是后来几年由文学改道政治的发展。

映真在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狱，我在一九七〇年投入海外保钓运动。映真坐了七年黑牢，我也有十七年名列黑名单，无法回台。那一段友谊，从此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然而，生机断绝，原应发育滋长的嫩芽，全部摧毁。彼此一生，不免弯弯曲曲。

那段历史，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有关映真的部分，一共写了七篇，原发表于我在《壹周刊》的专栏《纽约眼》，后收入印刻出版的《冬之物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参考，此处就不再多说了。

于今，尘埃即将落定，有些事情，必须还原归位。

文学方面，映真和我，虽然风格不同，基本都是鲁迅的道路，却不能代表台湾当前的主流。

政治方面，映真和我，涉入程度不一样，但基本反映“内战延续论”的观点，也不能代表当前台湾的主流。

历史究将如何验证？我们只能等待。

我仍然坚信，非主流终有转化为主流的一天。我相信，病中的映真，必然也有这个信念。

我们的信念，已经不再是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中国文明从起源到绵延数千年所表现的性格规定了的。

想不到，多年前走投无路的路，就这样，毫无惊艳之感，平凡展露出来。

转载自刘大任《蒙昧的那几年——怀念与映真一道度过的日子》，《文讯》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页58～60。）

　　《将军族》读后感(七)：蔡康永采访林怀民：这几年看陈映真的小说，看他的《山路》《铃铛花》，仍然要哭泣

蔡康永：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书已经很多年的人，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所崇拜的作家、所崇拜的偶像多年来会有所转变，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所崇拜的作家，到了后来有点觉得没那么了不起，或者甚至有点加以鄙视或者唾弃，这都是常发生的事情，只是表示你的成长而已。我在看我手上的这一本以林怀民为封面的《印刻》杂志时，里面对林怀民做了一个访问，访问年轻的林怀民他年轻时候阅读的文学杂志有哪些，当时林怀民提到说《文学季刊》《现代文学》都是我们的圣经，而且他提到了“明星咖啡屋”，林怀民说那时候看到咖啡屋里面坐的那些人，他会停止呼吸屏息以视，尤其是看到陈映真坐在那里的时候，他都快要吓死了。年轻的时候的林怀民如此地崇拜陈映真，隔了这么多年，林怀民竟然还会愿意用陈映真的小说来作为题材编一支舞，我不太知道这是表示你对于陈映真的崇拜没有改变过吗？

林怀民：不是我的崇拜没有改变，因为他所坚持的事情没有改变，而且他越写越好，他仍然在写。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非常同意，的确我们年轻都有一个偶像，后来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他可以更好。在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常常是断断续续，然后就再也看不到，譬如说川端康成死的时候，他从年轻的时候写到白头发，那我们的社会很奇怪，这个环境下的创作者本身是没有办法一直下去。那我想陈映真是这样的一个作家，让你从心里面来佩服他。

蔡康永：蒋勋先生说陈映真是台湾这些作家里面，他唯一不断回去阅读的一个作家，你呢？

林怀民：我当然也是这样子。我讲我第一次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十七岁我在台中读书，暑假的时候到台北来，一个人来动鼻窦炎的手术，住在台北桥附近的林耳鼻咽喉科，动这个手术要从嘴巴里面割开，完了以后一个脸肿成这个样，那个时候季季来看我，然后给了我《现代文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映真的小说，肿着一个脸，然后眼睛瞇成一条缝，然后一面哭，哭完了以后再继续看，然后再重新地来看。一直到这几年看陈映真的小说，看他的《山路》《铃铛花》，仍然要哭泣，就是他对于弱小的人、边缘的人，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他年纪大了仍然还有火气，仍然非常委婉地有效地表达。杨照今天我碰到他，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陈映真那个时候书是禁书，所以他是自己手抄，黄春明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宜兰当小学教员，第一次看到《我的弟弟康雄》，他躲在房间哭，怕家人知道他在哭，所以在房间里头憋着哭了一个晚上，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感动你的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受感动，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仍然有被感动的能力。”我想刚刚讲陈映真这么久以来他仍然在感动着我们，必然他仍然没有丧失被感动的能力。

蔡康永：以前云门舞集在做创作的时候，其实采取过一些文学作品作题材，比方说《红楼梦》或者赫尔曼·黑塞的《流浪者之歌》，好像一般看云门舞集或者看舞蹈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林怀民用已经不在世或者是遥远的异国文学来做创作题材，当你忽然选择了一个依然健在，而且在我们身边的作者陈映真的作品来作取材时，大家就会比较讶异。有的人会问说，这是可以的吗？或者有人会说，为什么到现在才做这件事情？你自己有答案吗？

林怀民：是刚刚好到了时候。答案非常清楚，在八十年代就很想把陈映真的一篇小说，叫作《兀自照耀着的太阳》，这小说它讲魏医生这个小镇医生，大概光复后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下午不看病，拉下窗帘喝酒，听古典音乐，看印象派的绘画，同时跳探戈，那他所处的地方是一个矿坑，有一天他院子里头躺了三十个尸体，他女儿就贴在玻璃窗上看着这些尸体就哭了，那整个故事是发生在女儿小淳要死掉的那个晚上，所有的大人们忽然间良心发现，就觉得自己所过去所过的日子是荒谬的、不对的。那陈映真这里面在讲很重要的小说核心，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哪里。小时候我看了很感动，到八十年代以后慢慢地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天哪，他把窗帘关起来不看外面的事情，事实上跟五十年代整个二·二八以后所掀起的白色恐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想做这样的一个舞，甚至想说整个舞台铺了榻榻米，因为那个时候刚光复，里面有很多台湾中产阶级的生活，刚好那一部分我很了解，所以我很想做，可是做不来，因为用舞蹈来讲故事讲不清楚，所以慢慢，它就转换成为现在我叫作《陈映真·风景》，除了从《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像《山路》《将军族》《哦，苏珊娜》这一些，我都抽取故事里面的篇章，整个舞蹈它自成一个风格，从每个小说的某种精神来贯穿，使它自成为一个我希望有普世感染力的舞蹈。

George Balanchine是纽约市芭蕾舞团的编舞家，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芭蕾舞编舞家，他说，舞蹈讲事情讲得很难。意思说如果一个女儿跟父母亲这样的关系可以交付，女孩子碰到一个男孩子说是情侣也可以交付，但芭蕾舞讲不清楚谁是丈母娘，可是人到戏院去看跳舞的时候，不是要看节目单的，舞台上要把事情说清楚，所以我一直，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终于过滤到可以不必读陈映真的小说，而可以看得懂《陈映真·风景》这样的舞，我是一道一道的手续弄到今年，我觉得终于可以试着做做看，仍然很害怕，但是可以走出这一步。

蔡康永：如果你曾经读过陈映真的小说，可能会觉得在现在年轻一代的小说家当中，比较少看到像陈映真这样子的作者，他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跟那个时代连结在一起。那林怀民在选择陈映真的小说作为取材对象时，是看中了这一点吗？

林怀民：每一个陈映真的故事都跟他那个时代连得很紧，而不像现在的小说可能就只是一篇吊在半空中的小说而已，第一、他非常地反映这个时代，譬如说台湾人被日军、日本政府征召去南洋打仗，终战之后逃亡过程中间，必须吃同伴的尸体活过来，回到台湾以后，做一个乡村的教师发疯了，从这样的故事一直经过二·二八白色恐怖、越战时的台湾，黄春明的小说里面也写过，一直到华盛顿大楼，讲跨国城市，然后一直到民进党当选、政局改变，的确整个时代都在那里。但是陈映真作为一个大作家，不只是他反映了时代，而是他是一个文体家，他文字非常地优美、委婉美丽，同时浪漫。好吧，说是颓废、荒凉，通通地夹杂在一起，陈映真的小说永远在陈述着某种思想，而没有变成样板，正是这种非常暧昧的观点，他的文字好得不得了，我念一段好不好？

蔡康永：好，请。

林怀民：这是《哦，苏珊娜》里面的一段，它结尾的时候说：“月光照着李的头发，他的清秀的睡脸，和他美丽的肩膀，我感动地靠近他的双臂，便立即像食人树般地抱住了我（他的手臂是永远不会睡觉的）。我顺着他的肩看到一轮七月的月亮，而我仿佛看见了亲爱的彼埃洛先生文雅地骑着单车渐去渐远了，我闭下眼睛，在暗黑里，吻着李的皂香的胸脯，一切都已就绪。我决定在清晨、偷偷地、离开他。”

我觉得这是情欲小说第一名，有肥皂香味的皂香，不是胸膛喔，是胸脯，有肉的感觉呼之欲出，这是陈映真感觉到味道，视觉的味道，乃至于肉欲的。有时候我都觉得陈映真小说里面的人的革命，更是情欲癫狂到一个状况，他就变成炽热地必须去革命，去做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像《山路》里面的蔡千惠，她因为爱上了男孩子，所以她永远用爱情在支持她革命的情操，这因此变得非常地不绝对，意识形态完全交错在人之常情里面，因此陈映真动人的力量跟小说的张力是从这里出来的。

　　《将军族》读后感(八)：抽离出故事看文字

陈映真总是善于描述环境，寓情于景，把每画面都描绘的很细致，每一个故事都写得温暖和煦，却在字里行间藏着最简单粗暴的剧情。这些故事中的人，都背负着道德压力，和人性做着抗争，那些心中压抑着崩挤出的爱和勇敢，是感动我尤其深的地方。

每个故事其实都有触动心弦的细节，都需要从字缝里扣出来。为了不让那些故事情节，淹没在浮藻般浓密的写意里，为了能让我唤起阅读此书时的感动，我把故事梗概抽离出来了。

《面摊》

夜晚时分，摆摊的一家三口，孩子病了，女人抱着孩子，男人在忙活。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善良的城管年轻人在他们摊上吃了碗面，给了钱多的也不用找了，女人追上去退钱，年轻人没要。夜色阑珊，一家三口收摊回家了，轱辘声传来，孩子又咳嗽了…

一切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唯有流淌着温情的文字，讲述着生活里平凡的力量。

《我的弟弟康雄》

是弟弟死后，姐姐读了弟弟留下的三本日记之后的随笔。缺乏阅历和时间沉淀的年轻人的心，蓦然闯进哲学的殿堂，是会被各种主义引入歧途的。生命的意义这种重大纯粹又高屋建瓴的问题，应当在混乱嘈杂、充满市井气的闹市里谈论，这样才“相得益彰”。姐姐在弟弟死后算是彻底妥协，拜倒在消费主义的石榴裙下。文中有句话很犀利：

另外，台湾和大陆在语言文字用法上还是有很多习惯不同的，最主要表现在翻译英文名。读这篇文章，我搜了四个名词：

新德烈拉姬：即辛德瑞拉，灰姑娘。 仰药：指服毒。 青酸加里：即氰酸加里，氰化钾。 安那其：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

《家》

这篇是家里父亲死了，母亲和妹妹把哥哥当做了一家之主，可哥哥一直也还只是个孩子，在这种身份变化之中，感受着生活周遭的压力、妹妹与母亲对他的爱的方式的转变，以及对父亲的想念。

负笈：意为背着书箱，指游学外地。

《乡村的教师》

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一个古朴偏远的小山村里，回来了一个在战争中生还的士兵。士兵担任了乡村的教师，再一次学生的吃席期间，说了自己打仗的时候吃过人肉和人心的事。从此村里人对他有了偏见，他也深受被战争的梦魇折磨，最后割腕走向了毁灭。

《故乡》

弟弟与哥哥之间的情感，父亲死后变得紧张起来。不仅是哥哥由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变成了赌坊老板，也是弟弟的疏离，使得没了父亲的家最终不是家，弟弟终究成了一个没了故乡的旅人。

《死者》

父亲病故，儿子返乡参加葬礼。整个过程并无发生什么大事，但细如发丝的心事通过背景的逐步铺开逐渐发酵，当你明白这个简单事情背后的线索，你就不再纠结于故事本身，而体会到这是作者的一种悲悯的情感宣泄。

《祖父和伞》

恋人静静依偎间讲述的故事。祖父成了旷工，时间让他年迈了。祖父死了，祖父的伞，成了女孩淡淡的乡愁。

《猫它们的昨天祖母》

娟子的祖母病了。娟子痴心于与丈夫的情欲，忽视祖母。那晚祖母死的时候，正是她与丈夫欲情最浓的时候。

《那么衰老的眼泪》

康先生的保姆阿金升级成了家庭主妇，却遭到康先生儿子的反对。康先生心里只有一个儿子，想做母亲的阿金便为康先生流产。但是这次，阿金的乡下哥哥终于要带走阿金，这次，阿金要做母亲了。

《伽利略人犹大的故事》

从犹大内心的角度，讲述了他的爱情、他寻求耶稣与出卖耶稣的始末。又一番见地，另一种解读。

《苹果树》

苹果树见证着一个胡同，几家贫困邻人的生活，干瘪乏味的生活。房东先生廖生财、晒着太阳的大老头、瘦小的抱着婴儿的母亲、修车的黑小伙都看到了新来的租客——一个不得志的文艺学生。一个晚上，学生拿起吉他唱首民谣，房东先生似乎忘了精神病患者的妻子、大老头忘了儿子给他捡垃圾回来给他吃、母亲忘了酗酒家暴的丈夫，每个人似乎都憧憬着…连学生自己也忘了，自己花着父亲与官府勾结挣来的钱，以及他的母亲由于少时受了父亲的冷落哭成了瞎子，以及他的侄儿如何因为兄嫂沉迷赌博死于乏人照顾的斑疹里等等。

那夜陪着她的是房东太太，那夜，他成长成为一个男人。第二天，秽闻暴露，赤裸的疯妇死在了他的床上，他被警车带走。

过了时间，一切又归于平静。胡同还是那个胡同，乏味、枯燥。

《文书》

他，看过冯炘嫂因被他的二叔糟蹋而上吊的场面。又在战争中被排长关胖子虐待，因为他的长辈曾吃过关胖子胸口剜下的一块肉。他遇到了她，结婚了，一切都那么幸福，然而有一天他听她说起，她曾有个死在监狱的哥哥。而他终于回想起来，那张被自己执行枪决的脸，竟和她那么像。

《将军族》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小瘦丫头曾被父母以三万元价格卖给他人，后逃了出来。三角脸一时热肠，将自己的三万退伍费偷偷塞给小瘦丫头，便跑了。几年之后，二人重逢。小瘦丫头当年用三万元赎身却重新被人捉住，弄瞎了左眼，后又出逃，沦为娼妓，攒够了还三角脸的钱。

今天，二人共赴黄泉，相约来生再见，尸身伟岸如两个将军。

《凄惨的无言的嘴》

精神病人还有几天就出院了。突然发现了一具女尸，他第一次看见满是伤口的裸体的女尸，想起莎剧中将伤口比做嘴的比喻。

《一绿色之候鸟》

借由一只绿色的小鸟，牵引出周围一圈人个性的转变，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贴近与疏离。

《猎人之死》

这次是源引希腊神话维纳斯与阿都尼斯的爱情故事，一个结束了古希腊淫乱的众神传说，开启人间爱事的故事。行文一如文艺片，看得人直打瞌睡。

《兀自照耀着的太阳》

亲友和医生围在小淳的病床前，一夜守候。太阳升起，小淳死去。太阳兀自照耀着一切。

《哦！苏珊娜》

她爱着李的肉体，却沉醉于彼埃洛。彼埃洛先生突然离世，伴随着那首“哦！苏珊娜”，她决定离开李。

《累累》

这次的视角是军队里的大兵们。一个乱世逃难至此的苦人，把半生都留在了军营。这个月开饷，一众士兵们也把半生的苦涩都扔进例行开荤的安排中了。

《某一个日午》

房先生读着自杀的儿子留给自己的信，意识到，是自己的思想将儿子引向死亡，也同时得知儿子与女佣的私情。这时，女佣来访。女佣放弃了金钱，选择了与他儿子的骨肉。

《永恒的大地》

父子俩苟延残喘，儿子与妓女悲惨过活，妓女身体里却孕育着新生命。

《最后的夏日》

几个教室办公室男人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说实话没看懂，只记得那个为自己乳房起名字的女人。

《唐倩的喜剧》

一位作家圈子里的交际花，如何一步步为自己镀金，继而走出国门，过上富贵生活。可以看出，她并没有刻意为之，但她似乎也知道，在哪个时机对哪个男人出手最为适时，她就是这样一个敏慧的女子。

《第一件差事》

一个厌世者死了，这是这位警察的第一个差事。通过警察对死者生前最后见面的几个人的盘问，逐渐展开和解释了死者的死因：一个深深思索着人生意义的人，从认清欺罔，到走向死亡。

　　《将军族》读后感(九)：陈映真：鞭子和提灯

初学写作的几年，用了许多的笔名，差不多是一篇文章一个笔名罢。也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才开始固定用陈映真作小说的笔名，以许南村作论说、随想的笔名。

我有过一个形貌、心灵都酷似的双生的哥哥。我们曾在共同编织的幻想中驰骋；曾在上学的途中，蹲在一块，讨论田埂上一朵清晨的、方开的小野花；或者一块追逐在稻田里飞跃的、翠绿色的蚱蜢，而往往都得迟至早晨的第二节课，才到达那所古老的莺歌小学。我们也曾在墙上、地上画满了图画，互相评判；曾把捡到的，死了的昆虫和鸟雀，埋在门口的菜圃边，用竹枝、树叶和碎石，搭盖小小的墓园，并且日日去供些采来的野花……

由于形貌的酷似，幼时另一个深刻的记忆，是不断地有亲戚和长辈，打断我们正热衷着的游戏，睁着好奇的、兴味的眼睛问：

“告诉我，你们哪个是阿真、哪个是阿善？”

我们于是只得停下游戏，耐心、或者竟不胜其烦地做一番解释和说明。幼时这种对于自己的认同不断的、意识的说明、解释和确认，似乎使我对于名字和其所指谓的实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兴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使用一个又一个笔名；为什么每次要为故事中的人物取名的时候，总是感到盎然的兴味的缘故罢。

我的小哥，在九岁上，病死了。

两岁许的时候，我过继给我的三伯父—父亲的三兄。光复前的一年罢，生家和养家都疏散到莺歌。我们这一对双生兄弟，便一块儿玩、一块儿上学，在那小镇上和国民小学中，成为诧奇的、有趣的话题。

有一个清晨，我正要到生家去邀小哥上学，却在路上看见比我早到，想要到养家来约我上课的小哥，青苍着脸，蹲在人家的廊下。

“肚子疼。”

他细弱地说。路上的行人还少，远远地有叫卖油条的恹弱而抖颤的声音，在小镇清晨凉冽的空气中传来。我大约陪他回生家，便径自上学去了。

其后的几天，我一个人上学、下学，一个人默默地玩耍。我还记得几次到生家去探望小哥，看见他沉睡在榻榻米上。有一回，榻榻米上没有了他，说是送了他到台北住院去。

记不得又过了多久，当我眺望着养家门口通向车站的大街，远远地看见父亲捧着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渐走近，又沉默地走远。有些人伫足，有些人嗫嗫地耳语，有些人小心地叹息。

小哥死了。

我始而流泪，继而出声哭泣。那时，还记得谁在说：

“唉唉，难为他也知道悲伤呢！”

那是我一生中初尝死别之苦的。这以后，我一步一步地成长。但数十年来依稀总是觉得他的死，遽而使我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却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一刻，与我重叠为一。这或者是无稽的玄想罢。我曾一半出于怀思、一半出于青年的恶戏，使用过好几个族中已经亡故的人们的名字作笔名。直到有一回，我用了小哥的名字，竟也蓦焉感到满足和安定的情绪，就此沿用了下来。

“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父亲曾问过。

“不知道啊，”我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

父亲笑了笑，便不复说什么。　

我真不知道，如果小哥尚在，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前不久，家人闲谈，说起我前此的一次久客远行，父亲沉思地说：

“要是真儿也在，怕不也跟着你去走那一遭……”

我沉默不能语。

如果小哥是个与我全然相同的人，那么，我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养家和生家都疏散到小镇莺歌。村镇的童年生活，即使是战时，也是充满着欢乐的。忽而有一天，我看见了前所未见的景象：喧天的锣鼓，令人目瞪的舞狮队，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大人们哄传：“日本仔打输，台湾光复了！”

两个驻在附近的日本老兵，和邻人闲谈着。其中有一个抚摸着隔壁小孩的脑勺子。

“想家啊，”他说，“出门的时候，我的娃儿也这般大。”

“你们就要回去了，高兴罢？”有人问。

两个日本兵沉默着。然后，那另一个日本兵，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嗫嗫着说：

“日本已经残破了，回去也难于生活罢。”他于是哼哼地笑了，“军部，家伙！早说过没有好下场的！”

问他以前干什么，他说：　

“我是佃农，他是木匠。”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真愿意留在台湾种田、做工。对罢？”想家、想儿子的那个日本兵说。

另一个日本兵没说什么，两人默默地走了。

动乱

小哥死后几年，屋后迁来一家姓陆的外省人。陆家小姑，于今想来，是二十上下的年纪罢。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闽南语，养家的大姐不识“国语”，但是借着手势和有限的笔谈，她们竟成了闺中腻友。

她陪我为一小畦我所种植的绿豆浇水，几乎每日，她看着我做功课，她教给我大陆上的儿歌……曾几何时，她成了我生活的中心。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陆家大姐，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日间的种种。

一个索漠的、冷冽的早晨。我大约因为发了高热早退。回到家，高烧已使我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书包，几乎习惯地往屋后跑。

陆太太怀抱着那方甫出生的婴儿，哀哀愁愁地哭着。陆家大姐在一边絮絮地、温婉地劝慰着些什么。然后，她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她看见了我。她的丰腴得很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她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我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

这以后的几日，我再也不曾看见陆家大姐。接着，陆太太也搬走了。

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一个人默默地蹲在绿豆畦边，看着它们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延，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

大约是快升上六年级的那一年罢，记不清从哪里弄来了一本小说集。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着一个可笑的乡下老头的可笑的冒险经历。当他被人家揪着辫子，在冷硬的墙上捣打，待人走远了之后，他就对自己说那凌暴的人是他的儿子，然后认真地为一个儿子忤逆的时代，摇头叹息，于是他的屈辱便得到了安慰。

那时候，对于书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唯独对于这一篇，却特别地喜爱，当然，于今想来，当时也并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这以后的几年，我耽读的书、相与的朋友，像一个又一个紧密相扣结的环节，构成了现时的我，也打成一条命运的链条，使我拴锁其中。

我时常怀着深切的、谦卑的感谢，回忆这些曾经这样、那样地点燃了我内里的，并不辉煌的火光的人、书本、事物和经历。陈映真的一些小说，许南村的一些议论，便是这样卑微的我的形成过程中，所留落的足踪。　

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父亲头一次来看我，在那次约莫十来分钟的晤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记得我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唯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

回到故里，深刻地感到故旧、新知，以及许多遥远的，不曾谋面的朋友们所加予我的温暖的友情、关怀和激励，使我感激，使我羞愧，使我惶恐。让我对这些错爱于我的人们，表示无言的、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着实不愿意他们不知道：我是个平凡的、充满了许多矛盾和缺点的人。但愿他们的关切和他们对我的，超乎我所能驮负的期待，都成为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使我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

　　《将军族》读后感(十)：王安忆：乌托邦诗篇

他与我相隔很远，我无法将他脑子里的问题一一套出来。我是以我的对一个人的怀念来写下这一诗篇。

相隔很远很远地去怀念一个人，本来应当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这种怀念无着无落，没有回应。可是在我，对这一个人的怀念却变成了一个安慰，一个理想。他离我多远都不要紧，多久没有回应也不要紧。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在我心里，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物；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又是一个援引，当我沉湎于纷纭杂沓的现实的时候，它救我出来瞭望一下云彩霞光，那里隐着一个辉煌的世界；对这个人的怀念，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一双假想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表现得完善一些。这是一种很不切情理的怀念。我从来不用这样的问题打扰自己，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他的形象从来不会浮现在脑海中。在我的怀念活动中，我从来不使用看和听这些器官，我甚至不使用思和想这样的功能，这怀念与肉体无关。这种怀念好像具有一种独立的生存状态，它成了一个客体，一个相对物，有时候可与我进行对话。这怀念从不曾使我苦恼过，从不曾压抑过我的心情，如同一些其他的怀念一般。当偶然的，多年中极少数一二次的偶然的机会里，传来关于这个人的消息，则会带来极大的愉快，这愉快照耀了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怀念，使之增添了光辉。我的怀念逐渐变化为一种想象力，驱策我去刻画这个人。这是一种要将这种怀念物化的冲动。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这含有将我的怀念歪曲的危险。我写下每一个字都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体会到语言的破坏力，觉得险象环生。要物化一种精神的存在，没有坦途，困难重重。

所以我要选择“诗篇”这两个字，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这是由我创导的最新的划分，创造新发明总是诱惑我的虚荣心。就是这种虚荣心驱使我总是给自己找难题，好像鸡蛋碰石头。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是在一本书里。

我就想，具有这样的情怀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能将情感体味如此之深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心中的情感的源泉是什么？来自何处？

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喜欢做爱情梦幻的游戏，可是即使是这样异想天开，我也不对这个人的情感有所希冀。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是一种类似神灵之爱的情感，而爱情是世俗之爱，世俗之爱遍地都是，俯手可得。像我这样生活在俗世里的孩子，有时候却也会向往一种超于俗世之上的情境。我也会为这种情境制造偶像和化身，这种制造活动会延续直至成年。在开始的时候，却是情不自禁，不知不觉。

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故事，一说出口就要坏事似的，立即会变成一个凡夫俗子的甚至伤天害理的有悖传统伦理的街头传闻。为了保护这个故事，我长期以来把它缄默掉了。当人们议论它时，我总是掉头走开，从不参加。

这是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在一本传阅了多人，翻得很旧的书里。这个人有一种奇异的爱心。这爱心奇异地感动了我。它是我认识这个人的一颗种子，埋在了我的经验的开初阶段，在这开初阶段，我广泛地接纳各种印象。有浅的，如蜻蜓点水；也有深的，成为一个身心的烙印。在这个阶段，我的身心都处在一个建设的时期里。我要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基本建设。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正在走向这个人。我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为认识这个人作准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对我会有什么意味，在那时候，这是未来的事情。

我被我的经验纠缠个不休。我曾经用文学来将自己从这些经验中解救出来。可是我发现文学无法将我从经验中解救，我的文学没有这样的力量，我的文学充满了急功近利的内容，它渴求现世现报，得不到回应它便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又记起来，我是那样喋喋不休，抓住空子就向这个人诉说我的经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麻烦这个人。这个人难道对倾听我的经验有什么义务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义务强加给他？我几乎把我给这个人最初的好印象全砸了，如果不是我是彻底的诚实，我就要把事情全弄砸了。要是事情全弄砸了，那是多么糟糕啊！我现在想起他脸上流露出的，对我无话可说的表情，这表情使我又伤心又委屈。我非但没有知趣地改变话题，反而加倍地诉说我的经验，我的经验在我反复的叙述中越来越偏狭。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冥冥之中，我选择了这个人作解救我的力量，我觉得他能够解救我。当他试图制止我时，我的态度就越发激烈。我那时是多么危险啊。

许多细节在此时此刻浮起在眼前，又退下去，好像潮汐，夜长日消。怀念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可筛选我们繁杂的经验，留出那些最最宝贵的，聚集在一起，在我们时常经历的那些暗淡的日子里，鼓舞我们。怀念还具有一种很好的功能，它可使我们的经验，按照比时间空间更真实的原则，重新组织，让这些经验得到转变，成为最有益的记忆。它好像一块磁石，将一系列松散的事情和人物，吸引到一起，组成一个诗篇的结构。构成这个重要事件的，其实仅只是一句话。

一切事情的缘起，其实，仅只是一句话。

当我写着我的诗篇的时候，怀念一个人使我陶醉。我发现怀念是这样完美的一种幸福。这是一种不求回报、不计名利的纯粹的精神活动，这是完全只与自己有关的精神活动，它不需要任何别人的承诺，它使人彻底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里。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多少次怀念的机会呢？

我用怀念来虚构这个人的诗篇，怀念具有想象和创造的能力。没有人可以限制我的怀念。我的怀念很自由，它想怎么就能怎么。怀念可使我们获得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可去深深怀念的？我们日益繁忙，并且实用，怕吃亏的思想使我们和人交往浅尝辄止，自我的扩张与发扬使我们对身外一切漠不关心，我们几乎失去所有的建设一个怀念的对象的机会，怀念变成奢侈品一样，开始从大众生活中退出。我庆幸我拥有怀念这一桩财富，我要倍加珍爱，不使我的怀念受一些儿玷污。

我处在一个不那么自信却又不承认的时期里，于是我需要一个意见作驱策，作逼迫，作诱惑，我选择了这个人的意见。我选择了这个人作我怀念的对象。可是他给我出了多大的难题啊。

我们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他只是背对着我，然后就走进了电梯，这几乎不像是分别，分别总归要难过一下吧，就算不掉眼泪，也应该相对无言一会儿。况且这一分别，聚首的日子遥遥无期。

我想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这个人呢？见到不见到这个人是无所谓的事。他所居住的那个岛是我从来没有经验的，我想象不出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活动。我忙忙碌碌地过着我的奋斗的生活，那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时期，似乎背负着很要紧的责任，我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

我的做一个大人物的妄想，本能地拒绝小故事。

他的告别的那一个挥手的背影，令我有一股哀绝的悲壮之感。这是在我成熟的年头，这样的年头，已很难崇拜谁或者仰慕谁，这年头缺乏精神领袖，是最孤独的年头。我力图排除一切影响，要建立自己独一无二的体系，我否定有谁曾经或者将要指导我。我不免有些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我一点点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潜伏再来，正伺机待发。只是我尚有自卫的本能，那便是在我心底的深处，卫护着对这个人的怀念。

我所以冥冥地卫护着对这个的怀念，是因为我预告到了什么吗？我预感到我所身处的那一个成功之圈，其实是一个假象？我还预感到假象终会拆穿，真象将要来临？我预感到真象来临的时候，对这个人的怀念可以使我勇敢地直面并超越？我对这个人的怀念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些和信仰类似呢？

而我只有一些后天的原则，告诉我要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做。我所以遵循原则，是为了避免遭到损失，损失会令我痛心。我的诚实的天性，使我对人坦率，这保留了我对人间事物的一些信任。我的信任是因人而易，因事而易，比较灵活，也比较现实。它不是那么确定无疑，不屈不挠。它有时候难免会带给我们失望，但这失望也不会使我们太受挫，我们可以调整方向，并以我们的阅历为这失望做一个注解。而信仰却是比较坚固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多的回旋之地，一旦它被决定，可说就不再有退路。它无法变通，无法折中，它平白地取消人的自由。使人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信仰这东西太庄严，太郑重，于我们轻浮的个性很不合适。因为它是那样绝对，不由就虚妄起来，因人间事物没有一桩不是相对存在，有什么事物是绝对的呢？

我想象“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姿态是否有些接近冰上芭蕾，冰上芭蕾简直美得不可思议，不像人间的形态。我头脑中的俗念过多，像这样抽象的东西，必然找到具体的对应物，才可被我理解并接受。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还念他。怀念他的这一种心情，有时会使我觉得，开始往哪个神灵世界接近了。这纯粹是一种感觉，待我要以逻辑的推理去证实和挽留其存在，这感觉便不翼而飞，烟消云散。我如今的工作实在是一桩危险的工作，我要想以现实的语言描绘这一种感觉，失败就在眼前。可是怀念他是唯一的通往神灵世界的可能。那神灵世界使我向往，我试图沿了对他的怀念跋涉。前途茫茫，对他的怀念是唯一的指引。在我对他怀念之际，还生出许多希望，不要消沉，不要悲伤。

我一年一年地长成，时间与经历日积月累。我无法不感觉出这重荷，我只是想脱卸掉。一旦脱卸，又觉出它与我血肉相联。谁能承得起它呢？谁又有承起它的义务呢？我不知道。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而那时候，我无忧无虑，一帆风顺。我样样努力都有回报，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使得我轻薄狂妄，目中无人。那是一个任性孩子的快乐时光，我想怎么就怎么，谁也拿我没办法。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太开心了！我听见也装作没听见。我完全不需别人的支援，倒有许多人要我对他们作支援，支援别人的感觉无比美好，高高在上。那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我其实生活在一个假象中，没有人预料到那假象转瞬即逝。这是一个忘本的时期，我渐渐远离我那些较为沉重的经验，而获取了欢乐的经验。我享受现世的成功与快乐，宣扬人的永恒的困境，这带有隔岸观火的味道。由于我关于人和世界的困境的新发现，便又享有了一次成功与光荣，这又带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我在开拓个人经验的旗帜下，放弃了我个人的经验。那日子是十分的好过，我兴冲冲地过了一日又一日，毫不知晓这日子已临近终点。我完全记不起“月满则亏，水满则盈”的古训，深信不疑好景长在，好宴不散，彻底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于是，当那消沉的日子来临，我一无准备，束手无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坐在那里，赌气什么都不干，等待着事由转机。

对这个人的怀念被我消沉的心情埋没了。情绪消沉其实时有发生，这一次未必特别严重，也许会如从前的每一次一样，安然度过。这一次情绪消沉的发作其实是长期积累，好像积劳成疾。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很急躁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我，使我马不停蹄，欲罢不能。从此，我的生活漫无轨道，迷失了目标。我应当去哪里？做什么？我每天都问自己好几遍，得不到回答。

这时候，对这个人的怀念还没有破土而出，它被许许多多俗事压埋着，见天日的一天还没来临。对这个人的怀念在黑暗中等着我的寻找，我其实有几次险些儿摸索到了它的温暖的手臂，却又万分之一毫米之差地错过了。它很耐心地、宁静地、不出一声地等待着我的发现，而我总是发现不了它。这时候，我是多么多么绝望，我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一桩事能拯救得了我。我奇怪我这么多年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地过着没有目标的生活，我奇怪我这么多年自以为很有目标其实没有一点目标，我还奇怪这么多年有目标的生活却像一场梦一样转瞬即逝，睁开眼睛才发现那目标是一个梦境，这个梦境醒来之后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记忆。我有时候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次普普通通的事件会对我的处境有这样致命的破坏力，它几乎将我瓦解，难道我竟是这样脆弱，不堪一击，就好像一棵外表完好、内部已经蛀空的树，霹雳一声，便将它拦腰击断。

我的事件并非偶然，而属必然。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安排，我无法回避，无论我怎样强调客观原因。我想，要度过这次难关，首先要承认与接受命运，然后向命运挑战，这是唯物主义者的人生态度。

这一认识的过程相当漫长。

生活在小说的世界里，我生产种种情感，我已经将我的情感掏空了，有时觉得自己轻飘飘，好像一个空皮囊。当我在现实中遇到幸或不幸，都没有心情为自己作一个宣泄。我的心情全为了虚拟故事用尽了。我没有欢乐，没有悲哀，我有的只是一些情绪的波动。最初充实我心中的是不快的情感，是因为不快的情感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它们可冲破半截的地块。我轻松了许久，最初的充实使我感到不堪重负，我难免要夸张我的不快情感。夸张不快情感使我心生怜惜，这是一个自怜自爱的可悲的小家子气的时期。黄土地的功绩在于击碎了我的这种蹩脚的自怜的情绪，它用波浪连涌的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无古无今的荒凉和哀绝来围剿我的自怜，最后取得了胜利。至此，对这个人的怀念的一切准备，已经成熟。

终结的部分又像是开头的部分，因为没有这部分，以上所有段落都不会存在，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头的。我终于得到虹桥机场候机室的电话，电话打去，回答说这个人的飞机刚刚起飞。我不知道这样阴霾浓厚的天空里是否还能飞行，也许阴霾之上竟是阳光普照。

放下电话，我竟然很平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他在，第一句话我应当说什么？从这日起，我一直在想，见了他，第一句话当说什么？

第一句话说什么？

我感到这真是困难的一刻，我简直有些知难而退。我想这一刻一定有些难过，还有些害羞。我记得我曾经托那个外国人带给我一盒录音带，我在那录音带里说过想念他的话；他还写过关于我的文章。一想起这些，便觉得见面的一刻困难重重，窘迫万状。

等人是一件最令人着急的事情，它像火一样，烤干了人的所有耐心和信心，使人口干舌燥，坐立不安。关于等人有许多诗篇，写到“等待戈多”终告完成。“等待戈多”最终是根本没有戈多这一个人，将“等待”这一桩苦事写到了尽头，同时，“等待”其实就悄悄消失了存在，好像负负得正。

上海是极少下雪的城市，这又是个暖冬。大学来得很 突然，接连十天阴霾天气过后的第十一天，早上，睁开眼睛，已是一个银白的世界，太阳高照，晴空万里。现在好了，这个人可看见新鲜的雪了，我欢欣地想到，新鲜的雪就像鲜花一样，转瞬即逝。可是这个人，赶上了。

见面的一刻非常平常，犹如分别的一刻。分别的时间忽然凸现起来。我强使自己做出平淡无奇的样子，却语无伦次。我想，这其中的事情怎能说得清呢？那是说也说不清，说也说不清的。对这个人的怀念，就在这一刻内，迟到地觉醒，充满在我意识中，成长为一个理性的果实。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能否如这个人所良善愿望的那样变化，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人的心里，应当怀有一个对世界的愿望，是对世界的愿望。我的源泉来自于对世界的愿望，对世界的愿望其实也发生于这世界诞生之前，所以，这愿望也是起源。我觉得从此我的生命要走一个逆行的路线，就是说，它曾经从现实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虚妄的世界，今后，它将从虚妄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对不对头，也许是后退，也许前边无路可走，也许走到头来又绕回了原地，也许仅仅是殊途同归。

我不知道命运如何，可是我却知道，无论前途如何，我已渡过了我的生命的难关，我又可继续前进，我又可欢乐向前。我还知道，无论前途如何，这是我别无选择的道路，我只可向前，而不可回头。

我要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