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摘抄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是一本由[美]亚当·霍赫希尔德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2.00，页数：5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一)：无关国籍 为信仰而战

　　在这之前，西班牙内战在我脑海里是一些模模糊糊的标签，比如格尔尼卡、国际纵队、佛朗哥，又比如卡帕、奥威尔、海明威等等。 本书作者以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当然也有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为主轴，拉出了一副战争的全景图。在理想和信念的驱动下，梅里曼、费舍尔、格尼、奥威尔等众多他国之人，甚至违背母国、家人的阻挠下，自发赶赴西班牙战场。 但理想终究要照进现实。 共和军一方的国际支持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将我国武器库中那些外国装备——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处理干净”的苏联。 国民军一方的国际支持是不遗余力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有石油公司德士古。 硬件上的实力悬殊最终也决定了战争的胜败，正如加缪所写的“将西班牙铭记于心......他们在那里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他还是会被击败，武力能征服人的精神，很多时候，勇气不会得到褒奖。” （当然，作者对这句话的引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作者的立场和本书的倾向性。）

　　本书我的的泪点留给了为信仰战斗到底的梅里曼，他赢得的尊重和敬意业已超越了意识形态，更多是其人格魅力。 扯句题外话，《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一书的作者也和本书作者一样，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海明威的负面评价。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二)：理想主义者的许应之地

　　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在大萧条的环境下，3400万美国民众失业，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共产党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左翼组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权力，纳粹德国的影响力逐渐蔓延到整个欧洲，苏联成为了无数人寄托希望之地，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政府面临着内战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以罗伯特·梅里曼等人为视角，以小说式的叙事来为我们叙述这十几位来自美国各地的人们在西班牙的故事。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并在西班牙内战中扮演者不同角色——军官，士兵，医生，护士，记者，艺术家，文人等。他们都坚信着自己所参加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读者跟随着作者所演绎的故事，一步步地了解到这些人是抱着什么样的理想来到西班牙，而他们的理想在这场战争中是如何受到挑战，他们的结局又会是如何？

　　如书中所说的，本书的内容并不是对这场战争的完整记录，甚至都算不上美国人参战情况的完整记录，而只是十多位远离故土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的集合。本书并没全景式的为我们介绍这场内战的来龙去脉，而是把笔墨都集中在主角们身上，为读者提供了一场精彩而又值得深思的群像剧。作者的写作水平值得赞赏，十多位主要角色，人物切换如丝滑般柔顺，并没有同类作品人物切换时的顿挫感。人物刻画到位，到故事的最后，我被深深的感动了。

　　故事之外的一些东西——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一个疑问:海明威和奥威尔，他们为各自的著作《丧钟为谁而鸣》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面对自我审查时做出的不同抉择，二人会同对方说些什么呢？偏向主旋律的《丧钟为谁而鸣》，相对更全面记录事实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革命的环境下，究竟哪一种更值得称道？联系到今天的现实，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再一次思考。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三)：理想主义的英雄史诗

　　提到西班牙内战，可能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甚至弗朗哥。预料之中的是，这些“大人物”都会在本书中如约而至。 但是，《西班牙在我们心中》绝不是一部属于“大人物”的英雄史诗。相反，正如本书的主角鲍勃梅里曼少校所代表的，许许多多看似平凡的，甚至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根本不会听说过的“小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远渡重洋，并肩奋战，共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壮丽史歌。 本书以梅里曼少校的传奇经历为主线，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如果说以梅里曼少校为代表的“国际纵队”成员每个人的经历就像一块块形态各异的马赛克，那么本书作者恰好就将这一块块马赛克拼接成了一幅描绘西班牙内战的炫丽画作。通过描述他们在战争期间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反衬出了西班牙内战的坎坎坷坷。

　　我们常说，理想总是要有的，说不定就实现了呢？ 80多年后的我们，远离战争的硝烟已经很久了，或许很难理解当年投笔从戎，远渡重洋，怀着一腔热血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成员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呀，很多时候一句“关我啥事？”似乎足以让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远离尘世的喧嚣而逍遥自得。但正如书中提到的，“今天是西班牙，明天就是你们了!”这句话推而广之，如果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迟早一天灾难还是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法国，比如英国。

　　虽然，不得不承认的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用书中的话来说，“西班牙内战的结局取决于巴黎，伦敦甚至华盛顿。”但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绝不能沦为谈判桌上的游戏。将战争的成败依赖于政治博弈并不可取，就像国际纵队成员们所彰显的，纵然身处逆境，只要是为理想而战，为自由而战，即使坦然接受失败又何妨？毕竟，他们为了理想与自由战斗过。 理想万岁，自由万岁。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四)：谁的青春不热血

初识西班牙内战，还是由于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之前曾经读过霍赫希尔德著的《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他出色的叙事能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继续拜读他的新作《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作者高水平的写作能力把12位主角的事迹穿插在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背景中，林春野老师的翻译也非常流畅，读起来相当过瘾。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的副标题是“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顾名思义，本书是以个人的视觉介绍西班牙内战这段历史，记载了梅里曼、海明威、奥威尔等12位主角参与到西班牙内战中的前因后果，无论你之前是否了解过这段历史，读完本书后你都会对这场内战有更深刻的体会。

20世纪30年代，美国正经历大萧条，失业人数不断增多，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的苏联正蓬勃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美国国内一些激进的左翼开始了意识形态上的思考，通过工人运动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但由于整体环境所限在国内难以实现其初衷。恰逢此时西班牙内战的发生让他们找到了可以挥洒青春，实践理想的试验场。他们怀揣着极大地的革命热情，踏上异国他乡，为自己的信仰而战。书中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来自塞里格曼，他出身名门望族，本来前途大有可期，但却为了信仰，不顾家人的反对，通过化名等多种途径拜托束缚，毅然决然选择为理想而战，最后牺牲在战场，年仅21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书中亦有多处描绘，比如佛朗哥军队大量来自德、意先进的武器与共和国政府的民兵组织低劣武器装备的对比；再比如，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时期创建的“乌托邦”，到后来还是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行为恢复正常秩序等。作者没用过多的溢美之词歌颂英雄主义，而是通过梅里曼、海明威、奥威尔等人的亲身经历以及记者的现场报道，使读者对西班牙内战有更真切的体会，他们有狂热、也有冷静；有对建立新世界的美好憧憬，也有对残酷现实的彷徨迷茫，这就是真实的人。

虽然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对抗佛朗哥的行动失败了，但他们也用自己的信念与鲜血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我想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五)：五星好书：个人视角下战争的无数个侧面

有别于教科书般的老生常谈，本书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西班牙内战，而是通过参战的美国人的个人视角，描写他们眼里的战争细节。如果你大概知道西班牙内战的框架，这本书就是在框架中填补砖瓦水泥。翻译的确实非常好，通顺流畅，代入感强。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了解这场战争的全景。1931年西班牙君主制倒台，共和国成立。掌握着庞大话语权的教会，左右政治的军队，努力保护自己特权的特权阶级，命悬一线的工人，渴望土地的农民，没有人对这个新政权表示满意，先后更换了28个政府的西班牙共和国摇摇欲坠。这个国家像一个跷跷板，意识形态加剧分裂，1933年战争爆发了。作战双方都谈不上道义，甚至可以说是场“全员恶人”的战争。作者既不偏袒共和军，也不偏袒国民军，两方阵营做得肮脏事都如实记录的明明白白。书中列举了密集的战争细节：孕妇一字排开被枪决。一名神父在忏悔室里枪杀了跪在他面前的共和国民兵。激进工人掘开神父的坟墓，作为对教堂向众人承诺的“永生”的嘲讽。国民军将迫降的共和军飞行员肢解后放在箱子里空投回共和军地盘。某地区农民将一个地主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还吃掉他几头牛，国民军重占此地之后，这个地主每次挑10个被俘农民枪毙，为自己的牛报仇。作者也如实记录了作为国民军主力的摩尔军团，虽然一直被共和军妖魔化，但他们自己也是贫困的受害者。甚至“国际纵队”的野心也毫不遮掩，“一切都与弗朗哥无关”一名战士说，“我们要对付的是希特勒。”

这本书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同情左翼的。全世界思想独立的左翼分子源源不断的到来，将西班牙作为革命桥头堡，这场战争同时囊括了右翼势力主导的军事政变和左翼力量发起的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而本书高明之处是把“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这句枯燥干瘪的句子下沉到每个鲜活的个体。例如作者笔下的一些美国知识分子，他们既对自己深陷经济危机、到处都是“胡佛村”的国家不满，又厌恶法西斯政权，一心向往共产主义踏上西班牙的热土，又对唯一的盟友苏联的残酷专制充满失望。这一点在下和作者产生巨大共鸣：号称“世界反法西斯战斗第一枪”的西班牙内战，真相是双方阵营乃至双方阵营背后两位老大哥都令人厌恶。但这些志愿奔赴战场，愿意为反法西斯战争肝脑涂地的每个战士个体，都是可爱的。他们光彩夺目，反客为主，甚至今时今日说起“国际纵队”四个字，听到《国际歌》的旋律和山呼海啸的“NO PASARAN !”，并不会首先想起什么共和军国民军或肮脏的战争，而是国际主义情怀充盈于胸——眼见一群直奔战场而去的青年，他们肌黄骨瘦，勾肩搭背，饥肠辘辘，高唱着国际歌，眼眸闪烁纯真正义的光，踏风而来，踏风而去，隐匿在历史塌陷的一角。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六)：热血浇灌的理想主义之花

　　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中幽深阴暗的影子，新制度的建立，旧制度的废除，那些凡是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政权更迭或社会改革，都会掀起一阵血雨腥风，杀戮、征服如影随形。西班牙内战是二战的预演，也是后来交战双方武器性能的试验场，德、意、苏将领获得宝贵实战经验的地方，还是一个吸引国际众多反法西斯人士目光的焦点。许多反法西斯战士不顾自己祖国、亲人的劝阻和反对，宁可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冰雪覆盖，巡逻密布的比利牛斯山，也要支持西班牙共和军。本书讲的是这些英雄往事，这些胸怀理想，并且肯为之行动，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年轻人，用热血铸就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本书在交代战争背景时，侧面提及了1929~1933年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萧条比经济衰退更严重，也更可怕。有一个并不好笑的经济学笑话：“当你周围的人失业，就是衰退。当你自己也失业，就是萧条。”失业、饥荒、社会动荡，生活陷入绝境的人们到超市打砸抢，连动物园的动物都被杀了吃肉……西方国家陷入危机时，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了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希望借鉴苏联的经验，为本国摆脱危机寻找出路。 1936年2月，西班牙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大财团支持的右翼反对党，赢得了多数席位，承诺做出一系列社会改革，并把佛朗哥等军队中的反对势力发配到了边疆地区一一这个失误的决定正好给了反对派在边境谋划搞事情的大好机会，然后他们就反了。内战打响。 海明威、盖尔霍恩、考尔斯都作为战地记者在本书出镜，参战文豪乔治·奥威尔的经历尤其浓墨重彩，本书还提及了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缘由。笼罩着战争阴影的西班牙一时间群星璀璨。 本书从不同层面对这场战争作了立体描绘：西班牙本土上的隆隆炮火与短兵相接的白刃；国际政治舞台上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步步紧逼，英法美等国的步步退让与妥协；宣传舆论阵地新闻媒体之间以笔为刀枪的论战，甚至时常有假新闻登上头版头条，其目的往往是为了影响敌方对战况的判断，鼓舞己方士气，或是有着更深层的政治目的。本书指出，西班牙内战决定胜负的关键并不在西班牙本土，而在战场之外，在国际会议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国手中。 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法西斯的痛恨，对以“中立”为名袖手旁观毫无作为的大国的愤慨，对饱受战火摧残的西班牙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讴歌了国际纵队战士舍生忘死、为理想信念而战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作者也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写了共和军控制下西班牙城市的变化：从乌托邦式的无现金即自行运作的公有社会到经济自循环断裂、崩溃，不得不回归市场经济、承认私有产权；共和政府人民阵线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战争的进展，内部矛盾也愈加尖锐，连奥威尔也险些被内部矛盾吞噬。作者在书写这些史实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出疑问：废除现金交易的社会真的能够持续运作吗？无政府主义者构想的社会蓝图真的可以实现吗？从事实上来看，这些都失败了，但是也真真切切的曾经存在过。西班牙在内外交困环境下进行的社会改革实验像一朵昙花，盛开了美丽的一瞬，又凋零枯萎。那是无数鲜血灌溉而成的美丽花朵，曾经有那么多热血青年为守护它宁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国际纵队的标志是三角星。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七)：伟大的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曾有这样一场战争：它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正义却最终败给了邪恶；它是一个国家的内战，却卷入了大量的国际力量参战；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大部分国家却对它袖手旁观，丧失警觉，最终吞下自己数年前种下的苦果。它就是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绝不是一句“民选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与德国、意大利以及弗朗哥叛军为主导的法西斯势力作战”可以概括。它包含复杂的势力斗争，复杂的地缘关系，它的结果甚至影响和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所以，想要真正了解西班牙内战，必须“回到”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回到欧洲各区域，回到各大的工厂和公司中，回到各国政客的台前幕后。

当然，我们最关切的地方可能还是国际纵队的战壕，这可能也是大部分人最注意的部分——人们不会忘记数万人曾主动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排除万难奔向打击邪恶势力的第一线，无畏地奔向伤痛和死亡。从《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一书中，我们得以知道，在这些人中，有当时就闻名于世的海明威，有当时默默无闻的奥威尔，有达尔文、伍尔夫的后人，有1932年奥运会的赛艇冠军，还有中国人熟知的白求恩大夫，当然，还有众多普通工人、水手、学生。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的开篇一幕发生在1938年4月4日，当时共和国军败退到埃布罗河北岸，共和国控制区域被法西斯军队分隔成两块，绝地逃生的两位国际纵队战士游过埃布罗河，巧遇和救助他们的正是海明威与赫伯特·马修斯（著名记者）。这样的画面正是国际纵队的缩影——不同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并肩作战，而且即便这一幕的背景是共和国军的失败，也能让读者激动不已。

其实，类似背景下的激动一直贯穿整个西班牙内战。本书作者亚当·霍赫希尔德选取了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国际纵队林肯营的指挥官罗伯特·梅里曼作为“穿针引线”式的人物，他的经历形象地描绘出国际纵队成员的参战轨迹。此外，他也是本书思考西班牙内战的重要角度。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纵队背后苏联的扭捏与触角，看到共和国军内部的矛盾与争斗，看到美国官方的愚蠢，看到普通民众和士兵的慷慨与激情，看到国际纵队的步履维艰。而他最终的结局也是吸引本书读者的元素，出于希望和感动，我们自然希望他没有牺牲，但面对现实，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极大可能是悲剧。这像极了我们面对西班牙共和国结局的感觉。

除了通过罗伯特·梅里曼的经历呈现战场与共和国军内部的情况外，本书还通过奥威尔的战场记录和战后文字理解这场内战。奥威尔并未像前者那样战至最后，共和国军内的斗争与自我戕害让他最终被迫离开了想为之战斗的事业，但他仍然对这种正义内部的不正义给予理解，这种理解比海明威以及更多人选择的视而不见更深刻，也更像我们今天理解西班牙内战中尴尬的方式。

尴尬不仅存在于西班牙国内，诸多作壁上观的国家也永远逃脱不了尴尬和耻辱，英、法、美官方都选择了漠视法西斯的肆虐，再不唱他们爱唱的民选政府赞歌，国际纵队的重要人物路易斯·费舍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用无所作为的方式，选择了自己支持的一方。”不少人感叹，西班牙的战事结果并不决定在战场，而是决定于巴黎、伦敦、华盛顿，政客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最终改变了战争的结局，也同时把更多人推向了他们一手培养出的战争怪兽。他们将在数年之后的二战中亲手给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另外，在遗憾的同时，我们也自然不会忘记书中写到的美国德士古公司（Texaco）及其CEO里贝尔，他们在支持弗朗哥叛军的同时大发其财，最终还逃脱了罪责，甚至我们还难过地知道攫取西班牙民选政权的弗朗哥最终得以善终。这些都让人不住抚卷长叹，也让我们明白理想不仅有紧握拳头的激动和豪迈，也有袭向拳头的风霜雨雪和自身懈怠。

西班牙内战永远地结束了，它结束在人类故步自封的偏见中，虽然正义最终没有在战场上战胜邪恶，但也没有败给邪恶，它只是人类文明前进的代价，无知和愚蠢永远会阻碍先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一场伟大的失败。所以，可以说，西班牙内战又永远不曾结束，它在我们心中，那个人人为之奋斗的西班牙在我们心中！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八)：《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一代人的理想与幻灭

在其广受好评的“年代四部曲”第四部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称为“极端的年代”。的确，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以其释放了不亚于尖端武器的暴力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视野与道德愿景，并成为反思工具理性和极端思想绕不过去的事件。殊不知，其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块土地上同样见证了一战式残酷战争场面，并预示着二战式的末日景象，那块土地的名字就叫西班牙。

在“极端的年代”之前，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革命的年代”：工业革命、暴力革命、思想革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班牙，即便不是避开了革命的年代，至少也是极大地削弱其影响。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的是，在工业革命迅速改变世界的时候，西班牙几乎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农村施行庄园制度，大地主掌握了大量土地，普通农民生活困苦，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构成了国家主要的精英阶层。然而，就是这个国家在闪电式政变之后成立了共和国，。

但是，守国不比建国易。共和国本身屡屡面对挑战，新生的政权并不稳固，政府频繁更迭，直至第二共和国成立。此时，被共和国放逐北非的将军们（其中一个名叫佛朗哥的将军正在逐渐成为核心人物），在长期的暗中酝酿下发动叛乱，共和国仓促应对，西班牙内战爆发，那是1936年7月。在叛乱开始不久，佛朗哥就得到了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和法西斯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的大力支持，各种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用来，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第二共和国将何去何从？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学术著作数不胜数，但《西班牙在我们心中》的作者采取了独特的视角，从志愿到西班牙参战的美国人的角度来书写这段历史，当然，从这个角度切入并不等于仅仅关注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相反，世界各国的志愿军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毫无疑问，由于一战后的美国在当时世界的影响力，美国如何应对成为这场欧洲战争，或者说二战预演的未知因素，毕竟，大西洋对岸的英国和法国，都在看着她如何行事。

尽管一贯坚持“门罗主义”的美国政府选择中立，禁止本国武器出口至西班牙，但是，不少美国人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对自由的无限追求，对西班牙共和国表示同情，先后或公开或隐秘地出国，加入共和国的军队或成为国际纵队的成员参战，或为战争努力做出贡献，比如成为卡车司机、医生和护士（主要是女性）。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都长眠于异乡的土地，留给大洋对岸的家人无尽的思念。他们当中，有人是伯克利的高材生，有人是普通劳动者，有人是地位低下的黑人……

虽然掌握了国家的财富，但第二共和国发现自己的钱几乎派不上用场。英国和法国都不提供武器装备，只有苏联开启了绿色通道。然而，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苏联提供的很少是尖端科技，反而是些老旧武器，有的甚至是沙皇时代的。很难想象用这些武器装备起来的士兵，如何能够对抗佛朗哥的“非洲军团”那种钢铁之师，更别提在纳粹德国供应了俯冲式轰炸机之后的情形了。就像很多人逐渐认识到的那样，没有美国的支持，第二共和国命不久矣。

同样无助于第二共和国赢得战争的，是境内的反叛乱势力之间的分歧。第二共和国名义上是合法政府，但是，西班牙重要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素来有自治传统，无政府主义在这里占据着重要地位，秉持这种信仰的人长期以来苦于西班牙的重税，共产主义设想的未来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他们长于破坏，但远远不善于建设。更何况，他们之间时不时还会发生流血冲突，这更无益于击败佛朗哥的叛乱势力。

本书作者的匠心之一，就是着重强调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要素。换言之，这既是西班牙内战，又是一场世界大战（或世界大战的预演）。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像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未来其实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由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共同决定，是国际政治博弈的棋子。另一方面，希特勒还将西班牙战场当成了试验场，考察各种新式武器的摧毁能力，并训练了即将“大放异彩的”空军飞行员们，这些将在不久的闪电战中释放其可怕的战斗力。

阅读历史的一个诱惑在于，后世的读者可以提出种种假设：如果苏联能真心实意地供应新式武器，而不只是主要兜售库存，如果美国一开始就准许武器出口至西班牙共和国，或及时地解除武器禁运，西班牙内战恐怕会有另一种更光明的结局，而不是第二共和国的覆灭和漫长的军事独裁的开始。但可惜的是，历史永远没有“如果”。一代人为了西班牙的自由而前赴后继的理想，最终幻灭了。同时幻灭的，还有对自由、进步、文明等宏大观念的坚定信仰。然而永不凋零的，是这些人身上曾经闪耀，并通过文字、影像至今仍在闪耀的人性的光芒。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九)：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80年前的1936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西班牙内战打响。世界各国对这场战争的反应是空前未有的强烈，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 一时间，各种意识形态和国际势 力在此较量，来自全世界的热血青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激情纷纷奔赴西班牙援助参战。这其中不仅有人们熟悉的海明威，奥威尔等人，还有2800多名美国志愿军参战，其中700多人牺牲在异国他乡。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千里迢迢、不惜付出生命而投入这场战争？

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 牙如同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政坛呈两极对立的局面，左翼与右翼针锋相对。左翼 偏向公有制，右翼偏向私有制；左翼较能容忍地区自治, 右翼要求“统一西班牙”； 天主教是左翼摒弃的对象, 却是右翼生命的一部分。这个现状亦分裂了民众，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内战一开始，马德里政 府立刻向苏联和第三国际要求支援，尽管国家间的支持主要通过武器贸易，但一大批左翼志愿军蜂拥而至，而右翼得到了德意等国的支持，西班牙突然就成了一个国际战场，各方势力均涉及其中，上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 斯大林领导 的苏联政府坚定地站在左派共和派的一边；英国和法国则担心会再次引起世界大战，实行“不干涉”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内天主教压力下，对西班牙内战亦采取“中立”。“不干涉”和“中立”政策，表面上是“不援助内战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从西班牙内战爆发的那一刻起，这些国家就未停止过对佛朗哥的支援。英国准许佛朗哥军队使用直布罗陀的电话线，和德、意、葡联络；葡萄牙则提供 港口、电话及铁路给叛军；美国在1937年就 有将近2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通过德意卖到佛 朗哥军队手中；德国成立了 “时’特别司令部, 专门向佛朗哥输送武器和专家，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就提供了 650架飞机、200多辆坦克、 700门火炮和5万多德军；意大利手笔更大, 不仅给佛朗哥贡献了巨量的武器，更是派出了15万意军。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热心支援佛朗哥的叛军，一方面缘于二人极端仇视左翼政权, 另一方面则想为不久后发动世界大战实验新式 武器。最新式的飞机、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 炮等武器，都一一在西班牙战场上亮相，而且 首次使用了飞机轰炸坦克的战术，发明了对不 设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地毯 式的摧毁性空袭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以 至于德国将军莱希劳无耻地说：“德国把西班 牙当成了自己的练兵场和最高等的军事学校。”此时，这些西方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和各自的盘算，又慑于德意的武力，均以“不干涉”为由，断绝了西班牙人民购买军火自卫求生的权利，任凭德意法西斯将西班牙当作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这巨大的不义，触动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良心。人们开始对法西斯不断对外扩张感到焦虑，许多人预感世界大战风暴即将来临。法国 作家马尔罗立刻募款组织了一个飞行队伍，亲自到马德里参战；英国作家奥威尔投笔从戎, 纵身于西班牙战壕；智利诗人聂鲁达那时正在 智利驻西班牙大使馆当参赞，他说：“我要使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来抹去 他们悲痛的汗水。”美国记者拉德纳到西班牙 拜访海明威等作家后，决定自己报名参战，他 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全世 界的年轻人都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置身不顾？ ” 此时，马德里没有像样的军队，民众却热 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一 个除了打垮佛朗哥而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一场内战，一夜之间突然转化为法西斯与 反法西斯的国际战争。 1936年11月8日马德里街头响起了用法语、英语、德语等唱起的《国际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支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在保卫新生的共和国、保卫西班牙的独立与自由的战斗中，国际纵队立下了不朽功勋，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国际主义之歌。1938年10月，根据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决定，国际纵队开始陆续撤出西班牙。

就在国际纵队离开后 的第二年，西班牙便沦陷了。半年后，国际纵 队的预言终于应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6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人间变成火炼的地狱，5000万生命断送在法西斯的手里。 德、意两国正是借西班牙内战检验了自己的综合国力，使其野心膨胀，给法西斯主义对外蔓延和扩张提供了一个恶的开端。历史中，总有一些人的故事会戛然而止， 或被淡忘或被湮没一一这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们，他们为抵抗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守卫劳 动者的自由与权力而英勇出战，展现了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荣光。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是，在行动上也是， 这就是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真正原因。

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了一个陌生国度人民的苦难，为了理想中的信念，会有这么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前往相助，带着青春和热血凛然地走进死亡的阴影中。为祭悼这些阵亡的国际志愿军，作家海明威曾写下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读后感(十)：横跨大洋彼岸的理想主义之歌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书评

（好评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记在豆瓣书评重启之日）

一、革命人永远年轻

西班牙内战前夕，美国正经历着大萧条后的不幸，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看起来，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最后阶段。” 罗伯特·梅里曼，这个日后成长为国际纵队林肯营指挥官的美国年轻人，在见证了福特汽车车间工人的非人待遇和目睹同一面工会旗帜下白人、黑人、华裔美国人团结一致罢工的壮观景象后，觉得“自己有房子住，就该将它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似乎觉得该为这触手可及的自由和平等做些什么的时候到了。

彼时，苏联更像是灯塔。“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告诉收音机前的美国听众，‘大船当中，既未在波涛中颠沛流离，也不必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的，只有苏联这一艘。’”事实上，在萧伯纳之前，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受邀或慕名前往苏联探访“新世界”，茨威格就是其中一例。在其自传体作品《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茨威格写道：“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

梅里曼是一个坚定的行动者，“相较那些在教科书中出现的，与被大萧条所困扰的世界没什么关系的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图，他对一个正在进行自我重塑的社会显然更感兴趣。”可想而知，收音机、报章上播放刊载的那些由知识分子带来的二手消息，让人莫衷一是，也并不能为一个不止于认识世界更寻求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引。对一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而言，革命，干就对了。

二、“必然之战皆正义”

在韦斯卡，一百人被当做共济会成员遭到枪决；在北部的纳瓦拉省，1/10曾为人民阵线投票的人遭到了处决；在格拉纳达，约5000人被枪杀，包括著名的持“异见者”、诗人洛尔卡；在巴达霍斯，成千上万名民兵和平民被赶入斗牛场，等待他们的不是往常的斗牛表演，而是机关枪。1937年4月26日，纳粹德国秃鹰军团对格尔尼卡的空袭更是将无差别袭击推到了极致，“欧洲第一次有城市几近被空袭摧毁”，讽刺的是，仅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算作军事目标的小镇格尔尼卡，轰炸过后，城中唯一无可争议的军事设施兵工厂和供前线撤退的共和军部队通过的桥梁却都毫发无伤，战争的荒诞可见一斑。

共和军对国民军的复仇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发起了“净化”行动，破坏、摧毁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革命和战争如同各自的催化剂，混合后便爆发了巨大的能量。仅仅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就有约7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屠杀就没了边界，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共有超过49000名平民在共和国控制区被杀害。

主语和宾语显得如此模糊不清，屠杀在越界，复仇在升级，曾经的师出有名早已被肉体消灭所超越。不管是佛朗哥试图恢复的旧秩序还是共和国希冀重构的新世界，这些战争之名一旦被拉入战争的现实，都要让位于眼前的目标——杀戮和消灭。如同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言，必然之战皆正义，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

三、走出战争的荒诞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书中谈到自己写作的四大动机，即自我表现的欲望、唯美的思想与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政治上所作的努力。与大名鼎鼎的奥威尔相比，弗吉尼亚·考尔斯显得太过名不见经传。但从亲历者还原战争本貌的角度看，考尔斯至少在“历史方面的冲动”有着与奥威尔同样的写作志趣。这位26岁的女记者，除却有着令人艳羡倾心的长相和身材外，还兼具一种“超乎寻常的智慧”。她先是深入共和军一方做战地报道。或许是源于记者对客观事实报道的本能追求，或许是在格兰大道宾馆地下室餐馆见证了一场“马德里最大的刽子手”和海明威之间对暴力的炫耀式对谈，或许是在共和军一方浸淫日久觉得战争并不那么简单，这个在作者笔下呈现出一种“富贵和贫穷的奇怪结合体”，后来成为西班牙战场上最好的记者之一的年轻名媛，做出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选择，在国民军一侧报道战争。

与奥威尔相比，考尔斯的“出走”显得更加纯粹。奥威尔是在见识了共和军内部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暴后才完成了从一个“来到西班牙，是为了参加一场对他来讲再清楚不过的那种善恶对决的道德冲突，并不想让过多的政治因素困扰他”的懵懂青年到真正的反极权主义斗士的蜕变。考尔斯的纯粹与其说是考验智慧不如说是考验选择自由的勇气，这种勇气更大的价值在于在被战争分割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状态下，不站队、不依附、不骑墙，将自己抽离出去，始终以中立的眼光看待战争。

同样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誉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以他那张“决定性瞬间”的照片《倒下的士兵》闻名于世。如果说，卡帕用照片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那么考尔斯可以说是撕开了战争荒诞的面纱，当一个人选择超越阶级属性，摒弃党派门户之见，她就不再受困于伪善、谎言和遮羞布了。所以，当受邀去格尔尼卡采写报道时，一旁佛朗哥的忠实信徒不断劝诫，“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那么写”，考尔斯显然不为所动，正是这种“第三者”的心态，“格尔尼卡”那些试图被掩盖的真相，战争试炼下各方种种的劣迹与不堪以及缝隙中依旧残存的人性微光，才能借由考尔斯等人的文字永远留存下来。

相较奥威尔和考尔斯，罗伯特·梅里曼，这个直到内战褪去半个世纪才在其幸存战友林肯营老兵的书信中被得知曾在埃布罗河战役中战斗到最后一刻并不幸饮弹身亡的美国年轻人，把自己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带到了生命的尽头。相比面对庸常生活侵蚀下的淡定，罗曼·罗兰那句关于英雄主义的人生箴言其实更适用身处极端战争环境下被不断打磨雕刻的梅里曼。作战经验丰富的梅里曼不可能不知西班牙内战的残酷与复杂，他只是在认清战争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直面战争，回归那份对自由平等的纯粹热望。这是精神和价值观层面上的“出走”，是对人类最朴素情感需求的笃定和坚守，诚如本书作者霍赫希尔德所言，“梅里曼虔诚信徒的本性才是使他成为一位令人备受鼓舞的指挥官的真正原因所在。怀疑论者或一直试图为政治的复杂性做文法剖析的人，很少有能够成为优秀的勇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