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锦集

　　《俞平伯说昆曲》是一本由俞平伯 著 / 陈均 编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一)：白首相将度岁春

　　近些年随着昆曲成为世遗（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知道白先勇先生对昆曲非常推崇，后来才知，原来早在白先勇先生之前，诗文大家俞平伯先生与昆曲也非常有渊源。

　　俞平伯先生一生爱好昆曲，与其自幼研习中国古典文学有关，古典文学家学渊源；也与夫人杭州才女许宝驯息息相关。俞平伯岳家一家都爱好昆曲，俞夫人填词度曲唱腔，诗书画无一不通。在昆曲上，俞家是妇唱夫随，用俞平伯的话说，“偶闻音奏，摹其曲折，终不似也”，虽然自己唱不好，但不影响他对昆曲的热爱和钻研。

　　1930年10月，在清华园南院七号，俞平伯将书房取名为“秋荔亭”，是他们的读书生活之所，也慢慢成为清华昆曲爱好者的活动场所。1935年俞平伯在清华园任教期间，成立“清华谷音社”，推广昆曲。取名为谷音社，也是取“空谷足音”之意，针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时局。

　　作为最古老的传统剧种之一的昆曲，唱词优雅，韵律舒畅，舞蹈华美轻盈，非常具有可观赏性。《俞平伯说昆曲》一书，收录了俞平伯先生对昆曲痴迷热爱与研习的文章，包括一些与其他昆曲大家探讨的逸事等。内容庞杂丰富，并非昆曲成系统成系列的学术文章，却从亲历者角度再现了上个时代老一辈人对昆曲的传承故事。

　　在晚年，与好友叶圣地陶频繁就昆曲讨论通信，这些都是他们对昆曲的至情。叶圣陶一次受邀去听俞平伯自录的昆曲，回信中说，“真朋友相值，暂时不寂寞，斯至乐矣。”曲子是俞夫人作词，友人谢锡恩作曲的《鹧鸪天·八十自嘲》：“少小不谙世俗情，老来犹乏应酬能。躬逢盛世容吾拙，白首相将度岁春。心寂寞，意沉吟。天涯芳草倚阑人。如梭岁月无知过，试问新来学习增。”八十自嘲，何曾不正是老来心路的写照，昨日一去不复返，开心自得其乐比什么都重要；在昆曲的世界里，平凡的日子没有寂寞。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二)：感悟昆曲之美

　　昆曲，原名昆山腔，中国汉族传统戏剧中最为古老的剧种之一，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自明代以来独领中国剧坛将近三百年。

　　对于昆曲的最初知晓，其实是来自于央视的一期节目。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也记不得是因何缘故而放的小长假。只记得是打开电视机后无意中看到了一档专门讲述昆曲的节目，不过是只听了几句便深深的被吸引。昆曲的梦幻、苍凉、深情、悲壮被节目中的解读人娓娓道来。于是接下来的几天便一直盯着这专门介绍昆曲的节目看，事后更是疯魔的专门买了这期节目的讲稿整理书来阅读回味。

　　那时候，主讲人于丹风头正劲，而陪坐在一旁的马东脑海中怕是还没有“奇葩说”的概念，这本书的名字用了一出最为知名的昆曲名来命名，名字就叫做《游园惊梦》。于丹精彩的讲解也的确使人会有一种身处于昆曲迷梦之中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二人和这本书，开始对于昆曲有了模模糊糊的认识。不过很可惜，这些年来对于昆曲的了解也仅限于这本书的内容，之后对于昆曲的了解再也没有比这本书中所知道的更多多少。

　　在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烈的今天，“昆曲”这一传统艺术也变的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有关于昆曲的研究与评说也渐渐多了起来。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有一位著名作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权威，因为热爱痴迷昆曲而写下过多篇与昆曲有关的散文，后来集结成册出版为书。这人便是红学家俞平伯，这书的名字便叫做《俞平伯说昆曲》。

　　相比较于于丹的那本《游园惊梦》中小儿女情感细腻的讲述分析，这本《俞平伯说昆曲》的气概明显的要大气许多，所涉及的内容也丰富许多，让人不由的感叹，原来在以情感的角度解读昆曲之外，还有这许多不一样的天地在其中。翻看之后，才发觉，原来这个已经有个几百年历史的剧种的魅力，是远远大于之前对于它的想象的。

　　如果说当年于丹的那本《游园惊梦》将我带到了昆曲艺术殿堂的门口，让我得以一窥其中的光景并被其深深的吸引。那么俞平伯先生的《俞平伯说昆曲》则是将我领入其中看到了另一番别样的光华。新一代的学者能走出独特的路径，而老一辈的学者的治学精神则更为严谨。二者皆为佳作，并不需要作出取舍，或许交替阅读品味，更能够体会到那精彩的昆曲之美。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三)：那人/那剧，都已远去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四)：探求“百戏之祖”的“内心世界”

　　今天的很多传统戏曲，其中都可以“见到”昆曲的影子；准确地说，在不少剧种的形成过程中，都曾吸收过昆山腔的成分。毕竟，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自明代中叶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 在它以后的各剧种都曾从昆曲中汲取过营养，所以昆曲又有“百戏之祖”的美誉。

　　事实上，当昆曲于14世纪发源于苏州昆山的时候，一开始只是民间的清曲、小唱，流传区域，也仅限于苏州一带。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戏曲革新家魏良辅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海盐腔、余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某些特点，对流传于太仓昆山一带的戏曲唱腔进行加工整理，将南北曲融合为一体，终于形成了一种格调新颖、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腔”，这样昆山腔才从一隅之地扩展到了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万历末年甚至还流入北京，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作为知名的“红学家”，俞平伯同时还是一位昆曲家，曾经创建了北京昆曲研习社，对昆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他的这些成果，就体现在《俞平伯说昆曲》这本“大家小书”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均把俞平伯对昆曲的研究成果分为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曲事为主，评论较多；第二部分以曲学为主，主要探讨昆曲的音韵、唱法、改编等；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的是俞平伯与昆曲《牡丹亭》之间的不解之缘。

　　对昆曲有研究、有了解的，或许读起《俞平伯说昆曲》里的文章来说，会有一种熟悉之感；读之后，对昆曲的理解会更进一层。而对于仅仅只是听说过昆曲之名的诸多“门外人”来说，认识、理解这个已有600余年历史的剧种的魅力，那还真是具有相当的难度。假如实在不是很懂，那就非得再额外地多做一些功课，再返过头来读》俞平伯说昆曲》里的诸篇，或许才会相对容易一些。

　　中国传统戏曲现在应该是又到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时代，毕竟现在对于传统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具体到昆曲，爱好者也是越来越多。所谓爱好者，大概是学习戏曲本身、昆曲本身的要多一些，而对于昆曲理论，特别是俞平伯所喜欢的昆曲的音韵、唱法、改编等，或许不见得能有多么热衷——这可能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更多的昆曲专家来作更多的普及。有了深且厚的根基，昆曲的未来发展道路才会越来越宽广。不仅昆曲如此，对于其他传统戏剧，哪怕是诸如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评剧这些已经在全国有了影响力的大剧种，都无疑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让更多的人首先要喜欢听，才会继续传承下去，而不只是成为了稀罕之物、受保护之物。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五)：俞平伯的昆曲人生

　　如果你喜爱中国文化，就很难不喜欢昆曲，因为昆曲做为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你很难不接触到这种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的剧种，这是出现在《红楼梦》里的《豪宴》、《乞巧》、《仙缘》、《离魂》，是《陶庵梦忆》里曲会盛况，是《海上花》里的袅袅余音，《游园惊梦》中婉丽妩媚的《牡丹亭》，昆曲精美雅致、悠扬婉转，是中华文化中雅俗共赏的重要部分。也是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文人雅士多有为昆曲创作的，白先勇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推广昆曲，而俞平伯先生更是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看他的《俞平伯说昆曲》则令我们了解了他与昆曲的一段缘。

　　俞平伯先生为人所知的是红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对于诗词的理论研究，但是他对于昆曲的涉猎研究可能就少为人知了。我倒觉得昆曲与他的生活维系更为紧密，且是一生的爱好，少年时迎娶许宝驯，从此与昆曲结下了缘分，他曾先后两次组织结社谷音社以及北京昆曲研习社，改编与排演全剧《牡丹亭》，为《振飞曲谱》作序，对于昆曲的音韵唱法也颇有研究。《俞平伯说昆曲》中就收集了历年来俞平伯先生创作的关于昆曲的文章。

　　书中分为三辑，分别为曲事、曲学与牡丹亭，曲事选取的多为先生为昆曲结社诸事所写的文字，文章顺序是按照年代顺序编辑的，其中可以清晰看出作者的昆曲生涯，两次结社，对于昆曲作品的评点，与叶圣陶先生往来信件，这一辑中的文字也最有年代之感，且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曲学则是作者对于昆曲的音韵、唱法的研究文章，其中对于《琴挑》中“华”与“花”字音的辨析，令人印象深刻，是将考据功夫用在了昆曲的研究之中，虽一字音也不轻易下结论，对于古谱的辨析与对于习俗的探究并重，可见出俞平伯先生所具有的学者的“深思而慎取”。而对于《胖姑学舌》一节的理解，也很有趣，虽然带有时代的印记，但是却有穿透时间的力量，今时今日看来犹有启发。《牡丹亭》是昆曲中最重要的典范，也是俞平伯先生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排演节本历经三年并且成功试演的剧目。对这部剧的喜爱与心得必定更为独特，在《牡丹亭赞》中我们似能感受到这种喜爱。

　　从书中的文字，我们能感受到俞平伯先生对于昆曲的热爱，他敏锐地感受到昆曲式微，从开篇的《论研究保存昆曲之不易》中的“昆曲之亡是必然也”，可见出他对于昆曲的热爱与深入的研究，否则不会有此痛切之语，也积极为昆曲的改良而努力，而文字中透露出的对于昆曲的赞赏与音韵唱法的研究，则既可令人感受到“百戏之祖”的魅力，也令人感佩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精神。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关于阅读这件小事儿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六)：吴组缃：清风明月高山流水——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大家小书之《俞平伯说昆曲》 俞平伯 著

　　俞平伯先生过去了。他享有九十高龄。照中国的旧说法，应该说这是“顺事”，但是俞先生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还是不胜悲戚。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他的新诗《冬夜》、《西还》等书，当时许多篇可以背得出来；“养在缸中，栽在盆中，你的辛苦，我的欢欣。”像这样的诗句常常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启发，因此我至今还能记得这些诗句的大意。朱自清、俞平伯是五四运动的两位新作家，新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广大青年有深刻的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30年代初，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俞先生是中文系的讲师。我要在这里说明，在我们那个时期，讲师和教授在我们脑子里是一样的崇高，没有什么高下。那时俞先生住在南院，他同余冠英兄住处同院，我常到南院去。俞先生往往热情地要我到他屋里坐谈。谈的时候完全把我当成朋友，虽然我比他年小很多。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而且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成学生看待。他主动地写条幅字给我。那时他同周作人特别亲密，并代我向周作人要了四张屏条。他们的字都写得认真工整，可惜以后多次搬迁都丢掉了。他有个人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昆曲。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呆一整天。我很喜欢他们唱的曲子。以后清华请了溥侗（红豆馆主）先生，开了教唱昆曲的课。我受俞先生的影响，也选了这门课。可溥先生对学生要求过严，我慢慢地就退下来了。俞先生知道了，也没有责备我。我选过俞先生两门课，一门是“词选”，他讲的内容绝不是考证和诠释词句，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我们来欣赏这些名作。比如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我们问什么是“伤心碧”，他讲了足足有半堂课，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的感情加上他自己的联想，使我们能在一个广阔的领域来体会作品丰富的情思。他的这些见解都收在他的《读词偶得》这本书里。他对我的重要影响，就是叫我拿起一种古代文学作品来总是先从鉴赏方面来探索，而对当时流行的考证或注释不怎么感兴趣。朱自清先生也说，“你不适宜做考证工作”。这不能不说当时是受俞先生的影响。有一次余冠英兄告诉我，他做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两瓣黄叶走墙荫”，自以为这句词很好。但俞先生说，好是好，可不入格。可见词是有“格”的。而我还没有学到这水平。 大家小书之《槐屋古诗说》 俞平伯 著 蒙木 编

　　俞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小说史”，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别，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如鲁迅的“小说史略”，胡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进行思考和研究。甚至同顾颉刚、胡适之一封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他自己要上课的话，就叫注册课贴一张布告说俞先生那天上课。不贴布告，他就不上课。他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你们对小说研究有什么收获？我这两个星期对小说得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说完了，他就点头下课，往往不过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当时我们对俞先生这种教法是最欢迎的了。因为他安排我们和他一块儿来动脑筋，读作品，收集资料，研究作品，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动的受教的地位。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他巍然自主，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们达到目的。这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设身处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建立欢喜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1954年忽然来了个《红楼梦》研究批判，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像平常一样，不显出紧张和反感。他说，“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 　　回顾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 大家小书《红楼梦的艺术生命》 吴组缃 著

　　大家小书《史诗红楼梦》 何其芳 著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七)：张卫东：《俞平伯说昆曲》背后琐事

　　俞平伯先生已经过世三十年，却没有见过有关昆曲文字的合集。虽有些文字在各种文集中刊载却未成体系，现在陈均编辑《俞平伯说昆曲》出版了。见到此书很是兴奋，既可以一气读完，亦可重复翻阅。此书按“说”字的主旨安排，又以时间顺序调整分类，让读者一看就会明白，昆曲背后的古典文学支撑是根本。书中的篇目有文言也有白话，在用浅文言介绍昆曲的篇目中，我们还能看到俞老先生对保护昆曲很执着；而后针对昆曲改革创新方面，他用白话文字表达的情绪却显得很是无奈。其中就理，虽属客观历史条件所造成，但背后一些琐事说来却也有些故事。

　　初见俞平伯先生时，他已经八十多岁，曾患中风半身不遂，后略有好转。自从搬到西城三里河南沙沟的高级公寓楼，老人已不能自由自在地经常走出大院门口啦。此时，也没有多少老朋友来看望他，身边是长女俞成伺候起居生活。我与他的二女俞欣关系很近，管俞欣女士叫二姨，管俞平伯先生叫俞老太公。这是因我的陈颖干娘与其要好的缘故。陈颖干娘中年时代长期在俞家居住，对其家里上下大小事情了如指掌。我们每次去看老太公时，他总是过问曲事，但再也没有听过笛声。大姨俞成不爱多说昆曲的事情，总是唠叨生活上多么艰辛。不过有时大家也干唱几句聊以自娱，老人用带着污垢的左手，热情地在小瓶子里抓出几粒花生仁儿，还很庄重地对我们说：“唱了曲子再吃！”

　　为什么后来他家里再也没有响起笛声呢？一来是没有条件招待众多曲友前来曲叙，二来是因为俞老夫人许宝驯老太太过世的原因。老太公在朝阳门内老君堂居住时，经常请大家来，搬到永安里的楼房比较窄小，为了老太太消遣，便请曲友崇光启擫笛唱几首曲子。在晚辈中，俞老太公最疼爱光启，这不仅是能给他们擫笛伴奏，也是他惟一自幼失学而能诗词的弟子。

　　此时，唱曲参与最频繁者当属朱复，他曾与光启是形影不离的好友。许老太太的内侄承甫、声甫也常去唱曲，还有张允和、周铨庵等老人们也是座上客。可是，在许老太太过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俞老太公的面容憔悴好似心里很是孤独的样子，从此就再也没有响起那幽咽的笛声。曲友王湜华先生曾告诉我说许老太太住院期间，老太公竟在一个月内写过二十二封信。俞老夫妇相亲相爱六十四载，前半世幸福美满，后半世却吃尽苦头。老太太年长老太公四岁，从青年时代就影响着他学唱昆曲。许老太太的娘家唱曲水平极高，殊不知俞平伯先生却是受太太影响，不离不弃深爱着他的昆曲。他们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听不到老太太唱曲，就是他永远的心恸。

　　谷音社，原是他在自己家庭曲社基础创办，书中的那篇《谷音社社约引言》中可知因果，也是为他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竖立的根基，这就是从个人消遣昆曲活动发展成影响社会的起因。北京昆曲研习社纪念成立四十年之际，楼宇烈社长个人出资印制百衲本曲谱选用“谷音”定名，这套四册《谷音曲谱》没有高调宣扬其自身为昆曲做什么事，其实质意义则是用来纪念前人，也是为北京昆曲传承生生不息的历史留痕。此时，俞欣、陈颖等老人将自己珍藏的线装古谱拆开复印，还有不少老太太与太公早年常用的曲谱，上面还有不少标注文字以及“秋荔亭拍曲”的印迹。

　　俞老太公的弟子在学界诸多，晚年往来最密切的当属上文提到的王湜华先生。他们是老世交，从老王先生伯祥公（王伯祥[1890-1975]，苏州人，现代文史学家，与顾颉刚、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并称“姑苏五老”），再到汉华、湜华姐弟等，都经常往来。前两年，湜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出版《俞平伯的后半生》，很受读者欢迎，可惜不幸的是去岁却又身归那世去了。玉如公（吴玉如[1898-1982]，生于南京，久居天津，现代学者，书法家，藏书家）之子吴小如先生亦有时过来探望，一般必然带着几篇京剧评论的文字留下，而且还用墨笔端正写上“平公夫子大人诲正”题签以及落款“受业小如奉敬”等文字。一次与傅润森和陈颖等老人去看俞老太公，在书桌上放着中华书局刚出版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俞老太公拿起来说你唱老生，很好的一本书拿去看看。此时，并不是他不大看这些书，而是此时他的精力已经不能看什么东西啦！临走时我却也没有在乎这件事，自然也就忘记拿上这本书。又过了些日子，老干娘陈颖见到我发怒说：“太公给你的书也没拿，再去时还嘱咐给你带上，好好看看呀！”

　　俞老太公是腊月初八的生日，在他九十岁诞辰时我们曲社为他祝寿，但他却不能来见诸位曲友。楼宇烈社长倡议举行寿庆曲会，地点在西四羊肉胡同民盟中央礼堂，由我和朱复先生主持当天的活动。那天，除了很多曲友到场外还有老学者吴晓铃先生即兴讲话。会后，我们还用一个大册页，每人写了几句祝寿词或是签了名，转天就送给了俞老太公。他的神情好像没有什么愉悦，只是表示感谢大家而已。

　　《俞平伯说昆曲》或许没有多么系统的昆曲文论，但它所描述的曲事却是那一代的人生文化。我们今日也有好古之人，相信若从昆曲方面好古入手陶冶自己的心，那将是幸福一辈子的好事。

　　本文首发《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12日

　　推荐阅读 《 昆坛求艺六十年——沈世华昆剧生涯》

　　《俞平伯说昆曲》读后感(八)：俞平伯的另一幅“肖像”——昆曲爱好者与传承人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湖州德清人，出身书香世家，是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俞陛云之子。俞平伯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古典文学学者、作家、现代诗人、红学家。他曾与朱自清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的诗刊《诗》月刊，还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

　　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俞平伯居住在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因院里有大槐树，遂为他的书斋命名为“古槐书屋”。他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词、戏曲、小说、中国诗歌名著选等课程。他的著作主要包括《冬夜》、《燕知草》、《古槐书屋问》、《杂拌儿》、《红楼梦辨》、《唐宋词选释》、《论诗词曲杂著》等。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突出的成就之外，俞平伯还酷爱昆曲，并且一直致力于昆曲的传承和保护。

俞平伯——“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昆曲家”

　　对俞平伯来说，曲学也是家学。在北大读书时，他幸得戏曲理论家、昆曲大师吴梅亲自指点。他的夫人许宝驯同样出身书香门第，先世八个兄弟竟出了五位翰林，并且全家皆擅长昆曲。许宝驯自然也雅好昆曲，自幼随名师习唱。在夫人的熏染之下，昆曲也成了二人婚后的共同爱好。他们虽是旧式婚姻，但平日常切磋书画、诗词唱和、唱曲吹笛、填词谱曲，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1956年，俞平伯创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旨在研习传统昆曲艺术并力图推陈出新。由俞平伯担任主委，其他社委主要包括许时珍、伊克贤、袁敏宣、陆剑霞、周铨庵、他的夫人许宝驯及其妹妹许宝騋、张允和、吴梅之子吴南青等。这个由委员们业余义务组织的曲社持续活动了八年，后因故自动解散。

　　北京昆曲研习社最值得纪念的一次演出活动，便是于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在西单长安戏院演出了缩编全本《牡丹亭》。这也是当代昆曲史上的一桩大事，并且，这场演出全部由业余演员完成，这在昆曲史上可能是头一回。为了追求更高的演出水准，在十周年演出之前，曲社还专门延请四位传字辈艺人入京传授，并在1957至1959年间，经过多次的试演，对这次演出下足了功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昆曲界齐名的“南赵北俞”，指的就是创建上海昆曲研习社的赵景深和创建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俞平伯，可见北京昆曲研习社在当时的影响力。

　　除了亲自参与研习社活动之外，俞平伯也写过不少关于曲社的创办事宜以及昆曲研究的文章，还有些诗词以及和友人的探讨等，收录在《俞平伯说昆曲》这本书中。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辑曲事，主要包括剧评、序论、在清华大学期间组织的谷音社以及北京昆曲研习社等内容。第二辑曲学，主要包括谈论音韵、唱法、改编等度曲的内容。第三辑《牡丹亭》，专门收录关于《牡丹亭》赏析和探讨文章。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昆曲虽然只是俞平伯的私人爱好，并非主业，但他对昆曲的研究非常专注和深入，在表演、作曲、音律、编剧、剧目赏析各方面，均有独到见解，还常常与友人在书信之间认真探讨具体问题，为昆曲的研究和传承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陈均在《俞平伯与昆曲》中称俞平伯是“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昆曲家”。这是俞平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是他的另一幅“肖像”。

传统艺术珍品昆曲

　　昆曲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6年，昆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昆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昆剧”，原来叫“昆山腔”或“昆腔”，是南曲的一派，最早发源于14世纪的苏州昆山。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一位鼎鼎有名的戏曲革新家改变了昆曲的命运，这位高人就是吴梅村诗“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中所说的魏良辅。

　　魏良辅在致仕也就是退休之后搬到了江苏太仓地区，经常与南曲专家过云适、北曲戏剧家张野塘等人切磋技艺、讨论乐理，有所心得，进而对昆曲进行大胆改革，吸收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等不同曲调的特点，将南北曲融合改良，形成了水磨腔，即今天的昆曲。魏良辅也因此被奉为“昆曲之祖”、曲艺界的“曲圣”。

　　之所以起名“水磨腔”，是借用了古时做家具的工序概念。吴下红木作打磨家具时，工序精细繁琐，最后要用木贼草蘸水进行打磨，所以极其细致润滑，俗称水磨工夫。取名“水磨腔”正是以此来比喻新腔唱法细腻圆润的突出特点。俞平伯在《<振飞曲谱>序》中这样介绍水磨调，“以宫商五音配合阴阳四声，其度腔出字，有头腹尾之别，字清、腔纯、板正，称为三绝”。

　　昆曲虽然名字叫昆山腔，但它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一地的地方戏。经魏良辅改良后，昆山腔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万历末年还流入北京，最终发展成了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剧种，在剧坛兴盛了近300年。直到徽班入京，京剧兴起，昆曲才逐渐衰落。戏剧理论家董每戡在《中国戏剧简史》中谈到昆曲衰落的原因。他认为，到了清代中叶，雅部的昆曲词曲过于华丽风雅却毫无新意，远离大众，不如花部的秦腔、汉调、皮黄等唱腔灵活风趣，广受民众喜爱，遂被后者超越。

　　昆曲的字音很独特。字音跟工谱密切配合也是昆曲的一大特点。但如果因为昆曲起源于南方就认为用南音都对、用北音都错，就是一种误解了。实际上，直接用南方土音或者北方土音都不对。昆曲的字音，自有一套正规、传统、习惯的念法。

　　对昆曲的作曲，俞平伯也深有体会。他在《论作曲》中讨论了昆曲作曲的三个关键点，即立意、遣词、合律。要作曲首先要立意，明确主题，定下要表达的思想基调。立意是曲子的灵魂所在，是决定一部曲子能不能成为传世佳作的关键，这是文学类作品的共同点。有了新颖的立意，也需要运用适合的方式来表达，比如适当用典、用谐谑增添文字机趣等，都是遣词的技巧。所谓立意遣词，把遣词放在立意之后，这也明确表示，遣词的所有技巧都是为更好的表现立意服务的，绝不可本末倒置。另外，昆曲都是要演唱出来的，是否符合音律自然也是作曲时必须考虑的标准。当然，立意、遣词、合律这三点，还属于可言的，在《论作曲》末尾，俞平伯还提到了不可言的一点，那就是气味。气味这个概念有点玄妙，大概是指曲子的味道、给听众带来的感觉。这种可意味不可言传的妙处，就需要作曲人自行体悟了。

　　当然，无论多少创作技巧，都需要恰当运用，不能勉强为之，失之生硬。昆曲作为戏曲的一种，最核心的一点还是要满足当行的要求。当行的概念，王季思在《古典戏曲略说》中讨论过，简略来说，就是指要合于当时戏曲这个行业演出的要求。

那么多才子佳人的故事，为什么《牡丹亭》这样感人？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昆曲的经典曲目，几乎成了昆曲的代名词。大家闺秀杜丽娘与俊朗书生柳梦梅缠绵悱恻、穿越生死的爱情故事，直到今天仍然打动着观众的心。“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段深情的话，也成为千古名句，被反复引用。

　　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是古代传奇、戏剧的常见题材，并不鲜见。那为什么独独《牡丹亭》能够超越其他作品大放光彩呢？

　　俞平伯非常钟爱《牡丹亭》，他专门撰写一篇长文《<牡丹亭>赞》，来赞美《牡丹亭》的艺术美。文中，他盛赞《牡丹亭》是“直接《诗》三百之法乳者”，是“思无邪”的化身，是天下之奇才的手笔。

　　在他看来，《牡丹亭》之所以如此感人，就在于它的“尽情”、“尽美”，把情和美都表现到极致。

　　俞平伯用一句话总结“尽情”，“尽三春之情以归一女子，尽一女子之情以归一男子，此《牡丹亭》全部之提纲也”。

　　《牡丹亭》中反复出现杜鹃、荼蘼。《惊梦》中有“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饮”一句，可以看做是丽娘以杜鹃隐约自况。[冥判]净唱[后庭花滚]有“划地里牡丹亭，又把他杜鹃花魂魄洒”，这是判官以杜鹃来比喻丽娘。《旁疑》中[尾]“锁春寒这几点杜鹃花下雨”，是陈师傅用杜鹃来比喻丽娘。《硬拷》生唱[沽美酒]中“才提破了牡丹亭杜鹃残梦”，又是柳郎用杜鹃比喻丽娘。

　　众人反复以杜鹃比喻丽娘。杜鹃，看作花则开于二三月，是晚春的花，看作鸟则是哀鸣啼血的子规，是尽情之物。以二者比喻丽娘，就是把丽娘看作尽春、至情的化身。而丽娘又把全部的情都给了柳梦梅一人，生生死死，一往而深。

　　当然，柳梦梅也非俗物，在《欢挠》中自许“一味志诚”，丽娘在《婚走》中也道“志诚无奈”，这便是作者以其厚德来配丽娘的至深之情。因而，独他一人可以占断丽娘的尽三春之情就顺理成章了。

　　《牡丹亭》中的丽娘能死而复生，而《红楼梦》中的黛玉最终会死，生死虽然相反，却是“尽情”的两面，因而她们的死与生，是必然结果。

　　丽娘无疑是美人。但古往今来文人笔下创造出诸多美人，丽娘又胜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俞平伯又一语道破，“尽人世之情于一美，尽美人之美于一叹”，这一叹，便是警醒了黛玉以及观众的那一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黛玉听曲子，听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句，就忍不住心神摇动；即使其他部分未留神去听，却偏偏把“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听得一字不落。易逝之美，融入丽娘相思而亡、死而复生的故事背景，多添一份惊心动魄，总是更抓住人心。

　　《牡丹亭》中，汤显祖也巧妙运用虚实结合等各种表现手法，穷尽美人之美。比如《幽媾》[夜行船]中，“瞥下天仙何处也？影空濛似月笼沙”几句，善于化实，让人拍案叫绝。把美丽女子比作天上仙子，早成了熟套，可汤显祖偏偏能用出新意。在《冥誓》里，柳生还惊心未定之时，丽娘反驳道：“不是人间，难道天上？”而柳生则顺口接上：“不是天上，难道人间？”这样化用，偏偏把熟套化为神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怪乎俞平伯赞《牡丹亭》是天下之奇才的手笔。

　　能够把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写到如此尽情、尽美，集深情、至美于一身，令读者、观众大快其意，的确堪称奇才。那么，《牡丹亭》能够成为昆曲代表作，甚至成为戏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就不足为奇了。

　　2020.01.16雾凇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