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读后感摘抄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是一本由[德] 沃尔弗拉姆•希曼（Wolfram Siemann）著作，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页数：11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读后感(一)：随评

　　先夸一句大开本软皮包装，纸确实有味道但可以接受，薄而且柔软。从个人视角看神罗/奥地利的各种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间歇穿插一点老梅自己家的事，比如说因为法军而失去了莱茵河左岸的资产，然后弗朗茨.乔治率领的外交使团集体失图讨回与失去的资产等价的补偿。同时也有上帝视角的欧洲事件提要，不会把视线完全局限在外交层面。从我们这个时代天然的带有民族主义观点的视角，去看当时的会议，会产生“用国家利益去做交易”的错觉，但设身处地回到当时，民族主义的观念还尚未成型，分明的国家界限也是，那是最美好的世界主义时期，而梅特涅，在当代人里把世界主义贯彻到了极致，希望现代人也能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

　　下册着重讲述了梅的政治理念，指出他其实是保守派自由主义分子，厌恶民族主义观念，极力粘合多民族国家奥地利。三月革命之前人们抱怨的警察系统并不由他所创，王朝无可挽回的经济也并不是因为他强力粘合维也纳体系的后遗症，总之弗朗茨一世/二世死了以后，这本书就变成了一个保守派自由主义小可爱，和一大群自私自利不顾国家利益的皇亲国戚斗争的事。顺带一提，他和弗朗茨二世的母亲索菲关系不错，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兼任过弗朗茨的政治老师，后者就是过于保守和妻子儿子都闹掰了那一位。

　　这本书又一次揭露了部分西方作家的虚伪，民族恐怖主义大行其道，政府下手干涉，那群人说是在扼杀自由，如果散发传单和宣传册还算是自由主义的话，刺杀和炸弹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恐怖主义了吧。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读后感(二)：一个不同于传统认知的梅特涅

　　关于梅特涅，是目前最为感兴趣的人物。最开始知道这个人源于国内的国际关系史对他的介绍，仅仅知道的信息是他主导了那场“以盛大舞会为主要内容”的维也纳会议，梅特涅和塔列朗各自施展自己的纵横捭阖，前者希望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地区的地位，扼杀德意志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件关于梅特涅的介绍就是1848年，梅特涅“身着女人的服装”，“扮作女人”，“狼狈地从维也纳出逃”。这一系列的描述，加上哈布斯堡王朝一直的历史地位，给人的印象就是梅特涅就是一个极其反动、思想保守，或许还一个肥肥胖胖、个子矮小的男人。随着对国际关系史的进一步认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阅读材料，渐渐认识到国内早期的国际关系史主要源自于波特金的五卷《外交史》，例如王绳祖的国际关系史在很多表达上都与此书相似或相近。然而波特金的这本意识形态浓郁的著作在学术性上实际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自阅读基辛格的《大外交》开始，作为现代追求均势战略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基辛格，作为佩服的人正是在咱们的话语论述中贬低的一文不值的梅特涅，就开始对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若不是被自己的研究方向所限，一直就想深入了解梅特涅此人的政治观点究竟如何。随着阅读的深入，梅特涅作为均势大师，所构建的维也纳体系是不同于后世的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甚至单就体系自身而言，比后二者能够更显稳固，这是如何地设计。本书的作者希曼显然是个梅特涅迷，在无数本对梅特涅的批判中，为梅特涅朔本正源，予以正名。梅特涅的整个外交生涯贯穿了欧洲十八世纪末自十九世纪中期的重大事件，其早期的主要经历决定了他一生致力于的就是“稳定”或者“秩序”二字，它们可以压倒一切，即使梅特涅并非是一个保守人士，恰恰相反的是，甚至早在梅特涅的青年时代，就接受了启蒙运动中有关“自由”的思想。然而，饱受战争之苦的梅特涅，认识到“自由”给传统等级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对社会整体秩序所带来的破坏，因此，维护秩序是他的首要宗旨，即使是饱受人诟病的《卡尔斯巴德协议》也是为了这一基本原则。

　　希曼并不仅仅局限于写出梅特涅的政治主张，设置揭露了整个梅特涅家族的发迹历史，梅特涅与情人、妻女的信件，梅特涅的财务、政府改革的主张和为此的事迹。整本著作犹如关于梅特涅的百科全书，梅特涅与拿破仑的周旋占据了上册的绝大部分篇幅，下册则从经济、外交、国内政治、私人生活等多个方面展现。整本书所展现出的梅特涅远非国内国际关系史所树立的刻板形象，反而是风流倜傥、知识渊博、擅于解释事物本质内涵的博学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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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读后感(三)：梅特涅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梅特涅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毁誉参半，人们对梅特涅的评价往往是两个极端，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人必须承认，梅特涅是能够改变世界，缔造或者毁灭帝国的人。德国作家沃尔弗拉姆-希曼的《梅特涅》传记是一本大部头，希曼教授有着德意志民族独有的严肃性，这套书在专业性来说是完美的。希曼本人对梅特涅的研究和认知都得到了一个新的维度，这本书的厚重感也足以超越之前的梅特涅传记，在欧美世界取得极大的成过。得国人来描写一位德意志早年的贵族，没有虚以委蛇，对梅特涅没有忌讳的，这是很难得的。在欧洲，拿破仑的赫赫威名早已传播到了全世界，人们把这位法兰西帝国的建立者尊称为欧洲四大军事家之一。而同时代的另一位德意志强人，俾斯麦则凭借铁血宰相一词成为世人追捧的对象。在中国的读者看来，大多数人对于梅特涅是比较陌生的，这个德意志贵族的故事，在国人的眼中几乎为零。实际上，在欧美世界，军事强人是一个热点，但是类似于梅特涅这样的人，关注的也是很多。德意志人的严肃行文风格，在专业性上是值得称道的，不过，这在普通的他国读者看来可读性就不高了。这本书的翻译质量，还是非常优秀的，德语文化的历史类作品，现在在中国还不算太多，索-恩选择这样一个比较陌生的角色，可谓是历史爱好者的福音。梅特涅。这位德意志出生的奥地利政治家，是上世记七十-八十年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家。梅特涅的家族本来就是德意志地区，或者说德意志兰地区的贵族外交官的后裔，在欧洲，这样的职位和爵位一般都是世袭形成的。在本书上册前两章的内容中，这位出生在科布伦茨的小贵族的早年经历就非常的精彩，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能经历的历史大变局，在梅特涅的小时候就经历过了。梅特涅就读于斯特拉斯堡大学与美因茨大学，见证了利奥波德二世与弗兰西斯二世的加冕礼。梅特涅曾在萨克森，普鲁士和巴黎担任公使。1809年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首要工作是与法国进行缓和。他促成奥地利公主，女公爵玛丽·路易莎与拿破仑的婚姻。不久后，他推动了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签署《枫丹白露条约》，该条约使拿破仑流亡。他是维也纳会议主席。随著奥地利、俄国和较小的普鲁士结盟，“梅特涅体系”持续了十数年，这是奥地利外交上的高峰。此后，梅特涅逐渐陷入国际外交的边缘。1821年至1848年他担任（弗朗西斯二世和他儿子费迪南一世）的首相。在伦敦，布莱顿和布鲁塞尔流亡后，他于1851年返回维也纳法院，任费迪南的继任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顾问。1859年梅特涅逝世，享年86岁，乃同时代知名政治家之最。保守主义者梅特涅热衷于保持权力平衡，特别是通过抵抗俄国在中欧和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野心。他不喜欢自由主义并竭力阻止帝国分裂，例如镇压在北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叛乱；在国内，他利用检查制度和广泛的间谍网络进行镇压。支持者指出，他主导了“梅特涅时代”，避免了欧洲大战。另有史学家指出，鉴于梅特涅的谈判地位薄弱，他的成就可观。他因扑灭欧洲革命之火，被称为“消防队长”。他使维也纳体系在旧秩序的气味中平衡。他的批评者认为，梅特涅本可以为奥地利做得更多，而他被认为是奥地利改革的绊脚石。梅特涅长期备受批评的是其十九世纪的政策“严重妨碍了奥地利和其他中欧国家正常的发展自由思想和宪法政治”。希曼教授认为，倘若没有梅特涅的坚持主政，奥地利可能早已改革，能更好地处理民族问题，甚至可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然而梅特涅却残忍的镇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此举终究不过是拖延其必然发生的过程，在本书的第五、六、七章是关于世界大战的，希曼教授也认可欧克雷的说法，梅特涅主张的社会保守主义反而有可能助长民族主义情绪。为了达成这不可能的目标，梅特涅牺牲奥地利的言论自由，除了严厉的审查制度外，还建设了规模庞大的间谍网作为镇压的工具。梅特涅反对选举制度，曾于1830年严厉批评英国的《改革法案》，也有人批评梅特涅是把自己的心境锁在一场与当代主流思想交锋的战斗中。奥地利历史学家维克多·比布尔形容梅特涅是“奥地利魔鬼”，是他导致普鲁士而非奥地利统一了德国，因为他一贯政策是不让德国统一。梅特涅也因为他刚愎自用、过度虚荣而受到指责，因为这个导致有些人将宪法原则朝不合适的方向发展。梅特涅假想的国际阴谋并不存在。拿破仑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他没留给梅特涅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什么选择权。越来越多同情他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梅特涅成功的预见并防止了沙皇对于欧洲的控制。欧洲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分裂，他们的竞争有一部分原因是应该归咎于自由主义者们，帕莫斯顿不愿意像卡斯尔雷在1815年那样妥协。梅特涅是19世纪保守主义的巨擘。也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家，他划定了19世纪前期欧洲发展的脉络，维持了欧洲各专制国长达30多年的专制统治。这套由索-恩系列出版的书籍，很好的把这段德意志的历史弥补起来。欧洲的局势非常复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的欧洲大陆的历史类读物，大部分都是从各个国家的高度，纵横捭阖之下，人们看的欧洲局势，只会更加的雾里看花。沃尔弗拉姆-希曼的这部《梅特涅》选择了从一个人物的视角，来看到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新意而言，足够让历史爱好者一读，不过，梅特涅本人的知名度在现在的中国还不算太高，这也是这本书在国内不温不火的原因所在。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读后感(四)：革命，解放，及均势

　　——读沃尔弗拉姆•希曼的《梅特涅》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有两个回避不了的德意志名字，一个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另一个就是本书的传主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相比俾斯麦作为普鲁士人统一德意志的铁血和外交平衡的高超手腕，作为“奥地利人”的梅特涅的名声似乎更为负面一些，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更多的是类似于“保守”、“反动”、“专制”等，尽管他的欧洲均势政策奠定了欧洲数十年内的相对和平。

　　本书的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上下两册厚达1100多页的传记扭转以往的历史学家给予梅特涅的过多负面评价，而试图勾勒一个从传统世家子弟成长为一个多情的然而又专一的“世界主义者”（或“欧洲主义者”）的忠君爱国的追求自由平等的且追求民族平等的希望通过均势达成欧洲和平的战略家和先知（正如本书的德文原书名所述的“Stratege und Visionaer”，不知中文编辑为何将中文书名改成了“帝国和世界”），乃至具有前瞻性的工业家企业家的正面形象。

　　这样的描述似乎用力过猛。在本书的著述中，作者尤其花了大量笔墨和另一位1920年代的奥地利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冯•西尔比克对梅特涅的负面评价做了筋疲力尽的缠斗，不断地批评西尔比克误导了其他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笔者没读过西尔比克的那本关于梅特涅的著作，也没读过其它梅特涅的传记。但是，只要将前一段那句形容梅特涅的句子读一遍，就会发现作者毫无疑问地矫枉过正了。作者太欣赏自己的研究对象了（似乎很多传记作者都会陷入这样的陷阱），以至于文字多少带有偏颇的视角。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本书绝对是中文图书世界里对梅特涅及他那个时代感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一个作品。因为作者几乎是翻遍了梅特涅的故纸堆。撇开作者的视角，很多内容值得反复琢磨。毕竟，中文图书世界里关于梅特涅的传记少之又少。

　　“奥地利人”梅特涅其实出生于德国的科布伦茨（今属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奥地利人”身份上打引号的原因。在他的大半生中，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尚未彰显，说德语的土地上有着大大小小数百个诸侯国，人们特别是贵族，首先效忠的是领主或君王，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名义上，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当时（直到1806年）仍然是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梅特涅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正是欧洲启蒙运动风头正劲之时，因此，梅特涅也深受影响。在作者看来，梅特涅在美因茨大学的老师福格特给予了他“欧洲国家联盟”的视角。也许在那时，梅特涅已经奠定了“欧洲均势”思想体系的基石——欧洲是由五大国（奥、英、法、普、俄）按照国际法规则管理的地区，五大国之间处于力量均衡和权力平等的关系中。

　　至少在梅特涅的生涯早期，这样的愿景多少都有些一厢情愿（这也是“先知”这个词某种程度上同时意味着“空想家”的原因），特别是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军事实力大增，扩张野心也同时大增的情况下。法国甚至攻占了梅特涅家族在莱茵河畔的领地，最终将他们赶向了维也纳，使他们演变成了“真正的”奥地利人。

　　作者也尤其强调了，在梅特涅思想形成的早期，英国之行对他的影响之大：历久弥新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埃德蒙•伯克所定义的“法国大革命”在梅特涅脑中的共振——“法国革命不过是克伦威尔式的清教徒革命的重复，两次革命都导致弑王杀君、宗教式的政治狂热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从本书的描述来看，这一理念对梅特涅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梅特涅甚至在给一位红颜知己的信中表示：“我愿意作一个英国人”。

　　正是因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负面看法——“革命的法国人就是当代的汪达尔人”（似乎本书作者持同样的负面看法），再加上革命后的法国侵占了梅特涅家族在莱茵河畔的领地，再加上对前炮兵上尉前第一执政现法国皇帝拿破仑各个角度的轻视和敌视——传统贵族世家子对暴发户的轻视、对传统欧洲的破坏者的敌视等，梅特涅将合纵连横团结反法同盟最终击败拿破仑帝国解放德意志兰并达成欧洲均势看成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

　　笔者一直对中文图书世界里对拿破仑的高度评价甚感诧异：拿破仑攻城略地，横扫欧洲，破坏性极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行为和希特勒并无二致），“一将功成万骨枯”；强行封锁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贸易，对各国的经济造成重大伤害；将自己的家族成员和亲信安插到各国去做傀儡君……至于自由平等和民族解放的理念似乎更应该归功于法国大革命，而不是窃取大革命果实并为自己加冕为皇帝的独裁者。

　　本书对拿破仑的评价也相当负面，不仅仅出于梅特涅的视角。在一些人眼中，拿破仑是“最邪恶的军阀暴君”。在梅特涅看来：“这位法国皇帝不认同自己的平民出身，总是想以贵族的荣光来装饰自己的先天不足。他的举止做派反而暴露了他的拘束，甚至狼狈不堪”；“面对政治而引发的灾难和人类的痛苦时，他却无动于衷，甚至毫无人性”；“在谈判桌上肆无忌惮地虐待弱小国家的谈判代表”；“为了在财政上支撑战争”，不可能给卫星国“带来许诺的自由”；“依靠刺刀剥削欧洲而肥”的“拿破仑的狂热及对统治世界霸业的渴望，已经无视任何限制了” ……

　　从这个意义上讲，梅特涅团结反法同盟并最终战胜拿破仑的正当性并无不足。问题只在于，梅特涅在反法同盟中的角色是否真如作者所形容的那般重要——“没有他政治上的联想天赋，没有他对军事全局的小心和注意，新建立的同盟也会像之前的所有同盟一样流产”。毕竟，作者也承认，梅特涅自己也认知到，没有亚历山大一世的沙皇俄国，击败拿破仑是几无可能的。匪夷所思的是，作者甚至声称，在击败拿破仑的关键战役——莱比锡大会战中，梅特涅甚至扮演了“不情愿的总参谋长”的角色。梅特涅在作者的笔下接近于无所不能了。

　　在击败拿破仑法国之后，梅特涅名扬后世的作品——均势和欧洲协调——问世了。按照作者的解读，梅特涅的这一作品深受他的启蒙老师福格特的影响，同时也符合梅特涅潜在的“保守的辉格党人”的理念。后世对这一作品也许最为著名的解读来自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其实可以比较一下梅特涅和基辛格所处的形势，然后来判断梅特涅的出发点是否真如作者所形容的那样高尚。

　　梅特涅所效力的哈布斯堡王朝几次败于拿破仑法国，甚至曾经被法国攻占国都维也纳。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东面是一度的盟友沙皇俄国，而后者，正如梅特涅所认知的，同样具有扩张的野心。梅特涅所心仪的盟友拥有强大海军的不列颠孤悬海外，对欧洲大陆的陆战几无帮助。如果没有均势和协调，民族多元化的奥地利帝国面临的就是帝国崩塌的前景。所以，梅特涅真的仅仅是出于欧洲和平的高尚目的来提倡均势的吗？

　　至于基辛格，在他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时代，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强力扩张，美国总体上处于收缩和抵抗的状态。因此，基辛格要强调均势，也因此，基辛格要秘密访华，寻找反苏的同盟。

　　扩张的法国不会寻求均势，扩张的沙俄不会寻求均势，扩张的苏联不会寻求均势，只有处于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奥地利和美国会寻求均势。作者用高尚的出发点去揣测十九世纪的梅特涅的动机，去解读勾心斗角的国际地缘政治，是不是有些过于天真和幼稚了？

　　至于作者给梅特涅所加的其它身份，作者同样要么是过于天真，要么如前文提到的，过于欣赏梅特涅以至于失去了客观视角。比如作者声称梅特涅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从本书的表述来看，梅特涅始终忠于集独裁权力于一身的哈布斯堡君主，即使在试图建立内阁制的努力失败之后；比如作者声称梅特涅认知到民族国家是个虚幻，认为维持团结在哈布斯堡君主周围的多民族国家才是最大公约数，可是数十年后，奥地利帝国仍然免不了崩塌的命运，最后还是形成了以德意志人为核心的今天的奥地利共和国，以及其他的民族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而梅特涅精心设计的德意志邦联架构，更是在梅特涅去世后不久，就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带领的强力的攻击下土崩瓦解，德意志兰最终在排除奥地利的情况下统一成为了第二帝国。

　　梅特涅遗产中最为关键的词汇“均势”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即处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如***，如俄国，如欧盟，不断强调世界必须是多极的，而处于第一位的某国，却变本加厉地叫喊“某国优先”。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本书去了解梅特涅和他的均势理论依然具有时效。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读后感(五)：徐之凯评《梅特涅》︱从“蝴蝶大使”到“岩石国相”

　　自古以来，评判历史人物，以激扬文字刻写时代记忆，便是历史学者的天职重任；然而，破除迷惘成见，在复杂线索之中探寻真相，却绝非旦夕可成之事，必得敏锐视野、耗费心血方可成就。慕尼黑大学近现代史教授沃尔弗拉姆·希曼执笔荣休之后，编撰的这部《梅特涅：世界与帝国》无疑正是典范之作。这部纸逾千页的德文巨制，经前驻德汉堡总领事杨惠群先生之译介润色，无论是就近代史而言，还是从外交史角度来看，都堪称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翻译佳品、学术大作。 梅特涅，可说是近代人类社会历程之中的明星大角，自其在政坛横空出世，相关研究便汗牛充栋。作者统计称，从1836年梅特涅失势至该书出版的2015年，已有传记三十余部，且都试图全面地评价这位风云人物的一生。然而，正如史家所言“一个人便是一部历史”，对梅特涅的解读本身就暗含着历史的进程。在梅氏同代人眼中，他在欧洲民族国家运动的大背景下，被描绘成一个无耻说客、冷血政客，是轻浮浅薄的贵族渣滓，营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历史反派形象。梅氏死后，这种话语因德意志历史道路的分野而趋于分裂，梅特涅被剥离出其个人身份，而被史家强行纳入“德意志问题”视角之中。归附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19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中确立了对梅特涅的形象解读：妨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民族叛徒”，总之“不是个德意志人，而是个奥地利人”。梅特涅的儿子则争锋相对地在维也纳出版了《遗存的文件》（Nachgelassenen Papiere），以家族、皇室档案等史料维护其形象，同时也为奥地利在德意志民族历史中的地位作用辩护。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间战期，震惊于一战灾难性后果的历史学界，开始出现为梅特涅翻案辩护的声音。康斯坦丁·德·葛伦瓦尔德（Constanin de Grunwald）在1938年的《梅特涅传》中认为“梅特涅作为一名伟大的外交家，很早就看出欧洲文明受到了威胁”，将其作为“拯救欧洲”的德意志人，与当时推行纳粹暴政的希特勒对比影射，并得到了同时代主张欧洲和平，反对战争的英美学界的支持。而二战后的当代史学家，出于对冷战背后“终结文明的战争”的恐惧，基于对联合国、欧洲联盟等超国家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希望，开始将梅特涅视为“欧洲议员”“第一位欧洲人”“外交场上的循循善诱者”，美国地缘政治大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ger）更在其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中，将梅特涅抬到了战后和平的调停者、新旧世界沟通者、欧洲重建规划者的高度。

　　而沃尔弗拉姆·希曼不愿将梅特涅作为一个时代符号加以简单化叙述。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汇集了梅特涅的家族史、情感史与个人历程，海量的档案材料与对各个年代相关作品的旁征博引，全方面地反映了梅特涅作为个人与帝国政治、世界近代化浪潮的互动。

　　梅特涅

　　“破茧成蝶”：梅特涅的家族史与启蒙意识

　　如果说历代史学家的历史叙事均是以梅特涅“旧贵族”身份为前提而阐发的，希曼则另辟蹊径，探究了梅特涅的家族史，从根源上解释梅特涅行为的历史动机。十九世纪初，当梅特涅与大名鼎鼎的拿破仑争锋之时，政治投机者蜂拥一时，朝秦暮楚、兄弟阋墙的情形屡见不鲜，为何梅特涅偏要看重乱世之下已如漂萍一般的帝国体系，坚持“贵族”的身份认同？1751年高等贵族牧师约翰·戈特里弗德·彼得曼（Johann Gottfried Biedermann）出版的《宗族录》（Geschlects-Register）称梅特涅家族“是全德意志最大的、也是最高贵的男爵和伯爵家族之一”（31页）。三十年战争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位选举中，梅特涅家族先祖坚决站在哈布斯堡皇朝候选人一边，助其当选，因此哈布斯堡皇室从未忘却这一历史功绩，并在其家族后人晋升贵族的诏书中始终阐明这一点，这极大鼓励了梅特涅的父兄们“在神圣帝国烽烟四起的叛乱中和由于叛乱而引起的血腥战争中”面对共同“敌人”表现勇气、建立功勋。同时，为了“本氏族世泽长久、家声长久的好意”，梅特涅家族在1620年12月19日建立了家族遗产基金，不允许直接分割继承家族财产，家族的男系血亲后裔若要取得家族基金资助，必须“敬畏上帝、培养贵族知识能力、访问外国、学习各国语言，且要习成一门宗教或世俗的谋生职业技能”，从而“通过诚实的、友好的、兄弟般的团结和忠诚可靠、亲密无间的同盟，使家族和门第崛起并保持下去”。在“家族的崛起和持续”（Aufkommen und Conservation unseres Hauses）的座右铭下，弗朗茨一世皇帝又在梅特涅祖父去世父亲尚幼的情况下亲自过问并担任家族监护人。皇室的保护和荣宠，家族自力更生维护延续的传统，都给梅特涅烙上了“帝国贵族”的身份印记。 然而，希曼也指明，这并不意味着梅特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君主旧体制拥护者。同时代人在总结他的治国之策时，提出了符号化的“梅特涅体制”，并将后来的革命运动称为“推翻梅特涅体制”之举。但这却遭到了梅特涅的驳斥。他在自传中明确说：“我在父亲家族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受到教养，帝国贵族的出身、家父供职于皇室的公职地位、法国式的社交生活、道德的软弱无力和堕落，在成长过程中为我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堕落正是风暴前那些德意志小邦国的特色，而它们也即将毁于这场风暴。”（71页）梅特涅青年时，法国大革命兴起，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激起了极大影响，甚至连梅特涅的家庭教师也“一头栽倒进革命的洪流中”成了煽动群众的旗手。但梅特涅同样以冷眼视之，“我一直是这场革命的见证人，而后是其反对派，并一直坚持反对它，因而没有被这场漩涡卷走。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天生的性格中缺少抵制那些所谓革新的或理论的诱惑性假象的力量，按我的理解和良心判断，这些假象，在理性的审判席和良好的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并会被不断地驳倒”。大革命波及莱茵之后引发的家族逃亡，以及法国王后和国王之死，加深了梅特涅“革命等于非理性”的这种认识。他不满于旧制度的“堕落”，又不屑于大革命的“狂热”，终其一生更多地是基于启蒙运动的“理性批判”行事，主张尊重历史形成的现状，在革命中施行循序渐进的改革。1814年时，他在梅特涅家族的侯爵族徽中加入族语“力量蕴自法理”（Kraft im Recht），便颇有此种意味。

　　虎穴中翩翩起舞的“蝴蝶大使” 1794年，年轻的梅特涅游历英国，对祖国的“宗法-等级制专制主义”嗤之以鼻，却对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的英国政体推崇备至，甚至声称“奥地利是我道义上的祖国……如果我不是这个我原本应该是的那个人，那我愿意做一个英国人”（189页）。希曼认为，当这位年轻的帝国伯爵离开英国时，他的政治形象已经固定下来。 彼时的欧洲大陆，尽管梅特涅所诟病的“恐怖统治”已随罗伯斯庇尔被斩首而结束，法国革命军队的攻势却没有丝毫减弱。梅特涅敏锐地看到，神圣罗马帝国陈旧的密室政治，在“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组成的“大军”（grande armée）面前，就如同面对蛮族入侵的古代罗马帝国一般脆弱。如何制衡这种力量，“保住欧洲，保住几代人的安宁”成为他之后要面对的课题。1801年，他初履公职任驻德累斯顿公使，1803年调任柏林，介入了外交谈判的第一线。面对此时几乎战无不胜的拿破仑，梅特涅认定零星的反抗无济于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其他欧洲大国团结起来。1806年，梅特涅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这一年，他成了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直面拿破仑。拿破仑亲自选定了梅特涅和他的就任时机，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力——就在梅特涅抵达巴黎的前一天，在拿破仑的推动下，十六个德意志盟邦在帝国国会上宣读了退出帝国的声明，奥地利的弗朗茨皇帝被迫取消帝号，绵延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烟消云散。在拿破仑的计算之下，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的大使”名义走马上任的梅特涅，却不得不以奥地利君主使节的身份面见“法兰西帝国皇帝”。 梅特涅眼里的拿破仑是具有两面性的，他既征服了革命，又征服了欧洲大陆；他破坏了旧制度，但也压制了大革命。拿破仑也在密谈中向这位使节坦承“在青年时代，我由于微不足道且出于虚荣心，是倾向革命的。年纪渐长，变得理智了，我遵循了理智的建议并按照我的直觉，‘践踏’（écrasé）了革命”（316页）。1807年7月9日，曾经的“革命之子”与欧陆最为保守的沙皇政权握手言和，瓜分欧洲，坐实了梅特涅的判断，也预言了拿破仑政治投机的愈演愈烈。果然，沉湎于新帝国君主身份的拿破仑并没有像一个旧时君主一般从此安分守土，也没有贯彻革命意志改革欧洲大陆，而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政治阴谋攫取了西班牙、荷兰、那不勒斯等地的王冠，以“小偷和骗子”的面貌建立自己的皇朝统治。而这通过政治讹诈和穷兵黩武建立起来的体系千疮百孔，给了梅特涅左右逢源的周旋空间。把持着法国外交的塔列朗与刚愎自用的皇帝渐行渐远，反而投入了梅特涅的怀抱——他们一致认定拿破仑谋求的“世界皇朝”无法长久，“欧洲协调”（Europäisches Konzert）才是稳定秩序的唯一办法。而拿破仑直至其政治生命终结的1815年，仍对手下这出双簧戏一无所知。 1809年战争后，九死一生逃脱险境的梅特涅获释回国，掌管奥地利邦交，与奥皇弗朗茨结成了紧密合作。从此之后，在关乎国家存亡之事上，这对君臣一度同心同德。在拿破仑威压之下，梅特涅转而采用隐忍不发的态度，对这位霸主言听计从。但在另一方面，梅特涅学习了拿破仑篡夺革命果实的伎俩，推行新闻检查，建立警察国家，加强社会控制，以求“保住核心”，维护奥地利所剩的一点点独立（381页）。梅特涅坚信，必须对内采取镇压手段，对外谨慎观望，方能在拿破仑面前将国家带往安全的境地，等待拿破仑帝国的土崩瓦解。为此，梅特涅不惜动用其所有外交艺术，穿针引线促成哈布斯堡的玛丽·路易莎与拿破仑的联姻，再谋划把这位自以为已经获取旧君主认同的皇帝赶下台来。而正是在这次盛大婚礼之中，他听到了等待已久的良机——法国将与俄国开战。

　　拿破仑与弗兰茨二世的女儿玛丽·路易莎公主成婚 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瓦解了法国与俄国的同盟，也使奥地利摆脱了孤立。在长期隐忍下做好准备的奥地利朝廷，在梅特涅的外交招数下，成了“武装调停”的核心所在。冗长而又注定失败的调停谈判给奥地利备战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时间与出兵借口，1809年几乎被裁军殆尽的奥地利，在短短三个半月里重新建立起一支令拿破仑都钦佩不已的陆军。1813年，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之中，德意志军队首次击败拿破仑，见识了梅特涅谈判手法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震惊于其在奥地利、普鲁士与沙俄君主之间的游刃有余，高呼：“您是世界的首相！”（le premier minister du monde）在拿破仑的军事威吓和求和烟幕之下，正是这位平素轻佻浪荡的“蝴蝶大使”在各国君主统帅之间翩翩辗转，怀着“拿破仑不会制造和平”（Napoléon ne fera pas la paix）的信条，督促着联军与拿破仑作战到底。

　　“我是制度的一块岩石“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一败涂地，法兰西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军事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有言：“战争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拿破仑建立其庞大帝国的征服战争，无疑是这句话的实践。不过，梅特涅对此却绝不认可，在他眼中战争是政治发生根本错误的结果。他奉行的也是“大鱼不要吞食中鱼，而是让中鱼去消化他们之前吞食的小鱼”，以建立“较少威胁和紧张的国际秩序”，在欧洲“防御性地避免战争与积极性地保证和平”（511页）。

　　沃尔弗拉姆·希曼认为，梅特涅在通过维也纳会议所实现的，并非史学家们过去曾长久声称的“复辟”（Restauration）：早年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梅特涅，虽然对革命暴力嗤之以鼻，但并不希望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教统治，恢复帝国诸侯与骑士阶层的封邑领地，将社会大众禁锢在等级社会之中。他指出，现代历史叙事中的“重建”（Rekonstruktion）或者“恢复”（Restitution）更贴近实际情况，而“重建”话语中的“改建”（Umbaus）意味尤为突出。梅特涅的观点是“如果一个旧的社会被摧毁了，要在新的基础上去重建它，将非常的艰难”。因此从当今政治视角指责“维也纳体系”未能解决旧有问题，是“原本就设计错了的东西”的做法，从历史视角而言是不恰当的——这反映的是从后来的时代回到过去时代的非历史客观性建构。当时的人们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惨烈的拿破仑战争，对未来茫然无措，以最小的代价和分歧达成和平、稳定秩序是必然的选择。在维也纳会议中，梅特涅通过主持八国会议来负责处理整个欧洲事务，并作为德意志问题委员会主席来制定新的《德意志邦联法案》也是基于此考虑。正是他在这场“跳舞的会议”中“无处不在”、四处伸手的做法协调解决了诸多问题纷争，而且作为战胜国和会议主持者的奥地利皇帝和大臣，始终抗拒着一切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诱惑，这本身就体现了他对“复辟”的克制。在新的德意志邦联中，奥地利更多作为“家族家长”而存在，其专制地位在各邦宪法中受到限制。在梅特涅这位德意志邦联“建国之父”的一手操持下，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实际成了立宪的“虚君”。这一点因为邦联的松散性而招致支持普鲁士统一道路者的诸多抨击。但在清算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罪责、见证了欧盟建立的今天，这种“组合而成、互为补充的国家体”理念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认同。 而就欧洲，亦即希曼所言的当时“世界”体系而言，维也纳体系臭名昭著的“神圣同盟”也并非梅特涅所期望。这个由俄皇亚历山大倡议，将基督教信条奉为欧洲和平秩序准则的条约固然得到了弗朗茨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首肯。但连参与签署的弗朗茨也乐于看到同盟倒台，梅特涅更是称之为“响当当的空洞无物”，认为这是一个“贬低人民权利、促进专制主义以及某种暴政的产物”（612页）。他寄希望于建立国际法意义上制度化的谅解体系，以“国家联盟”在欧洲持续性地阻止战争，但这一超前设想仅作为远景期望存在，浅尝辄止。 维也纳会议后的梅特涅身居高位，荣耀等身，但在希曼笔下，这却无疑是这位权臣失势的开始。梅特涅对整个奥地利皇朝进行现代化革新的方案落空：皇权贵族世袭领地所占的分量，将民族认同和社会合理化的标准完全搅乱，而这些标准正是其设计的分散、下放专制权力所必须遵循的。专制政权在民族社会问题上的抗拒变革，又对民族觉醒与社会变革造成了阻碍，在帝国与欧洲“为未来埋下了炸药”。而在德意志范围内，普鲁士发起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经济上步步蚕食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梅特涅在1833年的奏折中，明确警示“小德意志”的关税统一，对德意志邦联，特别是对奥地利来讲是灾难性的，奥地利将被视为与德意志利益无关的“外国”，必须同其他德意志邦国一致起来，甚至不惜做出自我牺牲，因为这是“预防皇朝最后落得从繁荣和影响力的根基上受到攻击，从而吃更大亏的唯一方式”（790页）。然而，皇帝非常清楚自己正被引到违背统治者家族利益的道路上去。此前，对这位帝国的贵族元老、股肱重臣上呈的奏折，弗朗茨皇帝历来奏准，即便不做决定也会批示“已阅”以示嘉勉，但对改革奏疏，却是一字无有；而在应对关税同盟的谏言上，皇帝更是直接予以否决：“我的皇朝无论是否加入德意志邦联，其本身永远要保持一个整体不容有失。”日后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归属上大做文章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若看到这一幕怕是会不禁莞尔。 可以说，正如希曼在书中所言，于梅特涅，弗朗茨皇帝是“一堵墙”。在卧薪尝胆的拿破仑战争时期，正是这位“灵魂坚强”的皇帝为他提供了保护和依靠，使其在朝野质疑、反对与皇亲国戚责难之下谋定而动，挥斥自如，在战时外交与维也纳会议的舞台上成就了“蝴蝶大使”的美名。但也正是这堵墙，在君臣想法背道而驰，行动出现分歧的时候，堵死了这位位高权重的帝国首相的改革之路。1835年弗朗茨皇帝驾崩，遗嘱之中将梅特涅作为托孤重臣，亲密地称之为“朕的挚友”。然而居此荣勋的梅特涅却在之后的官场倾轧、皇族攻讦之中迅速失势，孤立无援。1848年革命爆发，梅特涅在动乱中仓皇出逃，贻天下笑，而造成如此尴尬境遇的，除民众革命斗争影响外，当局的蔑视驱赶、没收财产与舆论中伤也不无关联。梅特涅被视为野心勃勃、大权独揽的“想要回到墨洛温王朝的宫相（Majordomus）丕平”“对过去应诅咒的一切负责的恶魔”，谤名传于天下，同时代其传记的污名化书写正是由此发端。 虽然之后的人生际遇多有反复，但年迈的梅特涅终究难以把握大局。晚年的梅特涅始终痛心于奥地利在1848年的坐失良机。1859年5月25日，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梅特涅一再向他的旧部重申这样一句话——“我是制度的一块岩石”（1007页）。诚然，梅特涅一生一直作为帝国大业的基石发挥着作用。在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掀起的漩涡狂潮之中，正是他出色的内政外交将奥地利锚定在大浪滔天的欧洲，未曾沉沦；而在战后开创的维也纳体系里，纵然未能如愿推行革新，也正是其社会控制、压制政策与外交努力，在遍及欧洲的刺杀阴谋与政变纷争中镇住了奥地利的一时太平。而这块以沉重手段压制抗争的顽石，并不拒绝柔性的改良进步，梅特涅对施行英国体制的一生钦羡，振兴“民族工业”与沟通德意志贸易的计划，都体现了这位启蒙改革者未改的初衷。然而，当统治者将这块碍眼的顽石当作专制统治的替罪羊从皇座下踢走，这位曾经手眼通天的“岩石国相”便失去了依凭。无论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失败，还是1918年奥匈帝国的解体，背后无不蕴含着梅特涅有心无力的预言。希曼在结语之中，将梅特涅称为“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对这样一位终其一生在革命浪潮中寻求改革未果，最终却以维护旧制度而闻名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历史讽刺。这位西方帝国的“裱糊匠”，在灭国之战中力挽狂澜，却最终在专制主义下因革新无望而无奈落幕，“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故事，在梅特涅身上无疑有着另一番体现。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读后感(六)：梅特涅：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

　　文/王绍贝

　　提起梅特涅这个历史人物，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形象是“反革命”、“狡猾”、“阴谋家”、欧洲各国民族运动的镇压者，他建立的维也纳体系是封建秩序的“复辟”……但是二战后基辛格等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对梅特涅生平及其外交思想的深入研究之后，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梅特涅：帝国与世界》系德国慕尼黑大学近代史和现代史荣休教授沃尔弗拉姆·希曼的大作，在对海量文献档案——特别是梅特涅家族档案——的钩沉考索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真实的梅特涅形象。此书的中文译者杨惠群曾任驻德国汉堡总领事，译者既精通德文又从事过外交专业，与梅特涅是同行，并且有较强的中文驾驭能力，允为良媒。

　　这部近1200页（包括注释和文献索引）的梅特涅大传是按照严谨的史学研究规范写成，通过对梅特涅早年的家族背景、教育经历，到他步入国际政治、外交舞台的思想、作为，他个人的感情生活、对家人和女性的态度，甚至是他作为家族族长经理家业，成为现代企业家先驱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希曼得出了梅特涅是一个“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的结论。

梅特涅亲王

　　希曼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明白自己的局限性，此基础上力求“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他认为：“过去的事，以及已经逝去的人的一生，是无法按原样再重构的：它不能容忍那些流传下来的残简碎片所显现的残缺性和偶然性。但是，让一个人生平的见证，与有充分理由的提问进行对质，仍然是可能的。……使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肖像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闪烁着五光十色……”这是希曼这部梅特涅大传的指导思想，他也出色完成了这个任务。

　　梅特涅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中的前现代，为什么说他是个后现代人？我将希曼的观点概括为这几方面：1、梅特涅是个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改良的政治家，他并非反革命，而是反对打着革命旗号的暴民政治和恐怖主义政治；2、梅特涅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国际秩序是欧洲均势政治的先驱，目标是建立一个避免欧洲世界大战的和平秩序；3、梅特涅的思想具有现代女权主义的色彩；4、梅特涅并非封建秩序的捍卫者，而是最早推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的企业家。本文主要就前两点加以分析。

梅特涅青年的教育背景与世界观的形成

　　梅特涅家族是历代服务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贵族，曾多次为帝国立下功勋。父亲弗兰茨·乔治具有开明的启蒙立场，梅特涅从小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熏陶。他的家庭教师西蒙是启蒙运动信徒。西蒙将《圣经》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来解读，给梅特涅创造了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大学时代，梅特涅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世界观，他师从克里斯托夫·威廉·科赫和尼克拉斯·福克特，认识到欧洲不同民族和谐相处的困难，而历史比所有规定更能治愈我们由于自负和民族偏袒而误入歧途的毛病，使梅特涅后来慢慢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福克特教授梅特涅的一种历史哲学：在尊重历史形成的现状基础上，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价值，这位老师的愿景是建立“欧洲国家联盟”。

　　1789年8月21日，亲眼目睹斯特拉斯堡市政厅冲击的梅特涅，“革命”和“人民”在他面前的表现方式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主权在民的思想，在他看来不过是打着革命口号的烧杀抢掠：“混迹在一大群自许为人民的沉默的观众中，我也看到了斯特拉斯堡市政厅被一大群醉醺醺的暴徒烧杀抢掠，这些乌合之众同样也自称人民。”而这场运动的背后策划者是梅特涅的启蒙老师西蒙，他们为了人类的理想，要求毫无顾忌做出牺牲的人，因为目的就是一切，为了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希曼认为青年的时代的梅特涅首先是个革命持续的见证人，然后才是它的反对者。革命像是一座学校，但这是一所精神错乱的、激情过分的学校。

　　为什么说梅特涅不是一个“反动”人物？这点可以从他的政治思想、立场来说明。1794年3月，梅特涅父亲弗朗茨·乔治带上他一同到英国伦敦开展外交活动，青年梅特涅亲身感受了英国的富强和政治体制。他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了近距离、细致的观察，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图表。梅特涅在英国阅读了埃德蒙·伯克的引发巨大政论的畅销书《法国革命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并深入研究了议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最终将伯克看作其政治信仰的见证人。同一个埃德蒙·伯克不仅写过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名著，还写过支持美洲殖民地、美国革命抗税的《美洲三书》，梅特涅与伯克一样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反对的是法国革命式的暴民政治、恐怖政治。梅特涅赞同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按照这种价值观，自由比平等更重要。

法国革命论8.4（英）柏克 / 2010 / 商务印书馆美洲三书9.2（英）柏克 / 2003 / 商务印书馆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但这个抽象概念在法国变成了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梅特涅对“自由”的理解是“操作主义”的，“操作主义”指的是一种能够用一些指标来测量的理论上的构想。“自由”只有进入有着自身纪律、有着军队的服从、有着确定的和合理分配的国家收入、有着公序良俗和宗教信仰、有着私有财产的确定性、有着和平与秩序、有着市民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公共权力领域，作为价值观才有意义。梅特涅还在伦敦学习到，辉煌伟大和风轻云淡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完全可以和谐相处，这座世界大都会作为权力集结的完美化身，是建立在资本和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他在这里看到了欧洲当时最现代化的国家，其历史深度、君主立宪制与最先进的经济已完美融合。

　　因此梅特涅对法国大革命进程有着与同时代大多数人不同的判断：“法国贵族想打破王朝的权力，并将这一权力与路易十六一起，以国王、贵族和人民之间在立宪上达成权力平衡的形式，加以驯服；他们失败了，因为‘民主的’人民清除了王朝并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却发展成为恐怖统治；它释放出一股呼唤一个新的暴君（拿破仑）的力量。只有通过在欧洲、在德意志以及在哈布斯堡帝国实行混合宪法秩序的‘重构’，才能扼制这个暴君的权力。看起来，1848年的革命又使1789年的这个（恶性）循环启动开来。”这个判断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锐利的历史眼光。

梅特涅登上外交舞台与结束世界大战的构想

　　从英国伦敦回到欧洲大陆，梅特涅一家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家族失去了祖业，家族财务崩溃，未来生活之路没有保障、毫无着落，使梅特涅一家陷入深深的绝望。在艰难的内外环境下，梅特涅在奥地利皇帝的帮助下完成了贵族式的婚礼，并出任帝国外交官，正式作为一个政治家参与到国际政治的大舞台。

　　沃尔弗拉姆·希曼惊奇于很少有历史学者研究拿破仑战争时，采用“世界大战”的全球性维度。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发明了全民皆兵的模式。曾有历史学家统计过，在这场拿破仑发动的世界大战里面，英国的物资和人员损失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如果继续用革命和反革命的史观来解读这场战争，就显得过于狭隘了。拿破仑将神圣罗马帝国废除，将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拆分出来，建立莱茵邦联，他几乎摧毁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秩序，将自己的兄弟、女婿、战友都安插到各国的王位上。拿破仑虽然给欧洲各国送去了《拿破仑法典》，但远不及拿破仑强制各国“捐献”战争筹款和征兵带来的危害和破坏大，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打着革命旗号的侵略战争潮水般地裹挟着近5000万人。

拿破仑大帝8.7[英]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 / 2016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就任奥地利帝国驻巴黎公使之后的梅特涅，他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的印象，是对一个“暴发户”永远挥之不去的想象。但他并没有抱着“敌意的立场”去回忆拿破仑，他更愿意将拿破仑描写成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物，这个人物有两张面孔：在私人生活中，拿破仑随和迁就，是个好儿子、好父亲，具有人们在意大利平民家庭中看到的那些特征，但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拿破仑绝不容忍自己有任何的感情用事，他自认为肩负着欧洲的使命，为了实施他的计划，不得不承担造成这些苦难的骂名，就像一辆已经进入高速奔驰状态的古代战车，不顾一切，所向披靡，路遇反抗，皆成齑粉。

　　奥斯特利茨会战拿破仑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俄国、奥地利组建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军，给梅特涅上了一堂课，使他日后形成外交政策的信条——像拿破仑的法兰西这样的帝国，只有通过一个强大的、始终如一的大国联盟，才能削弱并战胜它。梅特涅持续警告德意志、奥地利、普鲁士各国，不要贸然发动仅凭冲动就进行的战争。拿破仑的狂热及对统治世界霸业的渴望，已经无视任何限制了。

　　梅特涅外交的新路线是“考尔纳手法”，一部分是着眼一个政治目标的行动措施的详细计划（战略）——这个目标是重建（而非“复辟”）哈布斯堡帝国，最终建立能够推翻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和欧洲均衡秩序；另一部分是在实施行动的方式方法中，采取经过精心测算的、目标始终明确的行为态度（策略）。梅特涅在1809-1815年，对拿破仑的手法正是如此，在实力不足和机会未到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甚至讨好对手，孤独无援地苦熬，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让哈布斯堡皇帝（也即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玛丽-路易莎排挤掉俄国沙皇的妹妹叶卡捷琳娜，正是保存哈布斯堡帝国实力的“软”方法。但最早发动这场婚事的是拿破仑，而非梅特涅，梅特涅不过是因势利导，促成了这一宗皇室婚姻。起因则是拿破仑皇后约瑟芬不能生育子嗣，拿破仑虽然有私生子，但按照欧洲继承法，私生子不能继承家业。拿破仑这个很愿意自诩为思想进步的人，却克隆了遭人唾弃和被消灭的旧秩序的统治方式，因为他在寻找皇朝式帝祚永延、代代相传的根基，也就是在找一个血脉传人。拿破仑皇后必须是欧洲名望显赫的皇室贵胄，目的是利用嫁接而来的旁系，使拿破仑的家族血脉高贵起来，这样即使拿破仑去世或者战败，依托欧洲皇室的联姻体系，拿破仑家族也能成为不败的欧洲贵族之列，从后来看这一切算计都不过是拿破仑的一厢情愿而已。当时拿破仑分别向沙皇妹妹叶卡捷琳娜和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求婚，俄国对拿破仑的求婚并不积极回应，最终拿破仑选择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为自己的皇后。梅特涅藉此打击了法国与俄国的联盟关系，拿破仑也没打算停止对外扩张的步伐，加之法国与俄国之间因为法国推行大陆封锁政策产生了矛盾，法国企图以此孤立、打击英国经济、贸易，而俄国与英国之间的有长期的贸易关系，俄国利益因此受损，俄国执行大陆封锁政策不力，诸多因素成为拿破仑发动对俄侵略战争动机。

　　1812年，拿破仑兵败俄国，因严寒气候及俄军反攻而损失惨重。1813年，奥地利基于梅特涅从塔列朗处得到的情报，重新开始军事政策的定位，在最短时间内与俄国缔结了临时停战协定。让奥地利从拿破仑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成为奥地利与俄国、英国及法国建立联系的调停人。建立起一张外交工作网，承担起反拿破仑同盟的重任。当时的议和不过是梅特涅的一种手段和策略，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反拿破仑同盟，并通过战争彻底打败拿破仑。

　　拿破仑统治体系的本质是，皇帝是“所有力量的中心”。梅特涅说：“他那野心巨大、怪异可怕的目标，就是单独统治欧洲大陆这一霸业。”该体系是一种进行剥削的专制暴政：法国生存在严厉的君权统治、独一无二的财政管理、不堪重负的上缴份额以及贸易的完全毁灭之中，国库早已空虚。梅特涅是个务实的人，他清楚不打一仗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是不会缩回到一个莱茵河左岸“正常的”、限定在1792年边界之内的欧洲国家的规模去的。梅特涅先是采用策略，充当中立武装调停人的角色，为组织第六次反法同盟争取时间，并在和平谈判如他预期中一样失败后，让奥地利加入反法同盟，最终用战争手段结束了拿破仑发动的世界大战。

梅特涅与维也纳会议体系的构建

　　自担任巴黎公使以来，梅特涅已经认识到拿破仑的“世界霸业”倾向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梅特涅不懈地谋求按照均势的模式来恢复欧洲的秩序，而且要新建这种秩序，最终实现“欧洲和平”的愿景，如果拿破仑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这个新秩序中就没有他的位置。梅特涅的想法始终是，建立一个划分开的均衡体系，将法国的优势束缚其中。始终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追求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要将这种平衡通过持久的、由协议固定下来的和平体系连接起来；作为和平体系的支撑，同样要通过协议来确定军事预防措施和势力范围。

　　1813年6月，梅特涅在德累斯顿与拿破仑的峰会上，真贵族与“暴发户”开始了命运中巅峰对决的会谈，两人会谈了整整8个小时之久。梅特涅提出了他要求重建欧洲和平和欧洲国家联盟的愿景，要求法国必须回到亿普遍安宁达成的权力边界中去，通过明智的权力分立来制造和平，实现欧洲均势秩序。

梅特涅与拿破仑的德累斯顿会谈

　　梅特涅指出，在拿破仑自诩为一个给人类带来幸福的进步人士，与他不断进行的战争造成无数牺牲者的人道灾难之间，在道德上的矛盾和不一致，他恳请拿破仑关注法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梅特涅认为战争已经改变了它的体量，变成了全面的战争：“在正常年代，军队只是人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全民皆兵，是您号召人民加入军队的。”

　　拿破仑回应：“我是在野战军营长大的，除了野战军营，我不知道别的东西，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百万人的生命算个屁！”拿破仑的思维方式置生灵涂炭于不顾，只想要自己成为“世纪伟人”，不惜“一将功成万骨枯”。

　　通过莱比锡民族会战、滑铁卢等一系列大战，拿破仑终于被永久关押在西太平洋的小岛——圣赫勒拿岛了此残生。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国际秩序，被称为“欧洲马车夫”的梅特涅，周旋于俄、英、奥、普、法等欧洲大国之间，企图建立一种政治均势、政治平衡，通过智慧的力量分配与合理的均势产生的和平状态，为的是各个人民不再继续经受二十多年来加在欧洲身上的苦难，实现和平、幸福和安宁。

　　梅特涅认为政治平衡有一个道义的内核：互相尊重各自的利益，注重各大国间的意见协调，以及（国际）法律、对独立的需求和安全利益。梅特涅反对复仇方案，也反对占领体制，波旁王朝虽然被重建，但法国没有遭遇战败国和被占领的复仇措施，并且承认了1789年以来的财产大变革现状，拿破仑从欧洲各国掠走的档案、地图、计划和各种文件必须归还原来的国家，相反，抢夺走的艺术品则留在罗浮宫；法国不必向同盟国交付战争赔款；法国国界限定于1792年1月1日所定的边界范围内；莱茵河左岸所出售的国有土地——其中包括梅特涅家族被侵占的领土！——归属于那些通过购置而获得的购买者等。维也纳体系基本确保了此后欧洲三十年的和平，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

梅特涅对重构德意志邦联的设想

　　梅特涅的大学老师福克特曾这样评价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意志的帝国宪法最为奇特。看一下它的立宪形式就会发现，德意志是一个受到限制的贵族统治型皇朝。然而再看一下这座哥特式建筑的实际架构，则会发现，它是一个由独立自主的诸侯组成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的顶端站立的是两大强势家族，奥地利和勃兰登堡，而在它的（帝国的）中央则集中了整个欧洲的平衡。”福克特的思想对梅特涅维也纳会议体系后，如何解决德意志统一的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

　　希曼认为，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宪法早在18世纪后期就被外国观察家视为榜样了，比如美国宪法之父们。麦迪逊认识到，在那里实行的“牵制与平衡”的联邦体制，并由一个选出来的皇帝——就是说，在政治模式的顶端是一个总统——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具有典范意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他明确地建议以德意志的帝国宪法作为样板。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德意志这个国家的建设实现了他的基本思想，他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基本思想：“为了阻止权力被滥用，权力就必须给权力设置限制。”孟德斯鸠很清楚他在谈论的事物，因为他在1728和1729年游历了整个德意志。

　　德意志帝国的宪法是一部混合宪法：“对欧洲来说幸运的是，这个重要的国家（德意志）分裂成许多小邦国，又以邦联国家的形式组成了一个主要国家，这使得人们有理由说，欧洲的平衡集中在了德意志，而它的国家法律同时又成为国际法律的一部分。”……深处欧洲大陆中央旧帝国的这部混合式的、联邦性质的宪法，得以使其他欧洲国家免遭德意志的专制暴政肆虐。

　　在1813年时，歌德曾非常准确地描写过关于旧秩序所具有的进行政治训练和保障自由的品质：“涵盖许多小邦在内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内容很像希腊宪法。极小的、不起眼的，甚至都找不到的小城邦，由于有着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就要受到保护，就要维持，就必须在邻国面前捍卫它。因此，这个城邦的年轻人早早地就要觉醒，就被要求对国情进行思考。”

　　梅特涅认为，与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国家相反，一个非均质的、不同类组成的国体，比起通过战争争夺而形成的民族国家的世俗宗教，可以更好地保证许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民族和宗教的和平与安全。当梅特涅将民族性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和实质性标志，宣布为危险及卑鄙时，他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希曼指出，梅特涅之所以反对1848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因为梅特涅对“民族、语言、领土”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政治观念持批判态度，他并不是要回到封建体制，而是主张在遵循德意志帝国悠久宪法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内部改良的方式，建立邦联、欧洲联盟、欧洲共和国的模式，来解决意大利、德意志的问题。因为民族主义只会导致无穷尽的领土扩张欲望和世界大战，我们今天认识到所谓的民族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要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不是一定要依靠暴力手段来建立民族国家，相反民族国家的极端形态会催生纳粹主义，而梅特涅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也最早提出了建立类似今天欧盟的愿景，他的政治思想如此超前，难怪被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所误解，将他与“复辟”封建体制划等号。

　　梅特涅外交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也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的支持，他企图推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从封建王朝转型为以宪法为基准的德意志联邦，这个国家是中央集权的立宪制王朝，具有“多民族认同”的、“组合而成的、互为补充的国家体”。但这个方案最终因为奥地利皇帝只想将领土作为养活家族成员的财产，不敢触动权贵阶层的利益而被废止了。有鉴于这一段历史经过，梅特涅堪称德意志邦联的建国之父。弗朗茨一世去世后，梅特涅失宠于新皇帝，并遭遇奥地利权臣的排挤，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成为奥地利国内民族主义分子和暴民的目标，梅特涅男扮女装出逃，晚年定居他所心仪的国度英国。

梅特涅的和平主义思想和对现代性的认识

　　莱比锡民族会战之后，梅特涅在给自己情人的书信中，是这样写到当地的情形的：“人们只能在死人上面穿行，更可怕的是，要在垂死的活人身上穿行”他憎恨战争，厌恶这些会战。他看到，战争使灵魂麻木不仁，并因此使人们对不幸和贫困的基本反应都消失殆尽。

　　在通往会议的下一个地点奥布河畔巴尔的路上，战争暴行也没有丝毫停止，梅特涅写道：

　　“我的确是很快地来到了这里。道路上布满了死马和令人恐怖的景象，使我宁愿更快地穿越而过，离开此地。无休止的毁灭场面使人毛骨悚然，让我的内心发痛。上天造我不是为了战争，或许恰恰是为了战争：如果我是个将军，我将会坚决地支持战争，使我能够尽快地结束它，好让它长时间不会再开战。”

　　梅特涅看到最惨烈的场面是在朗格勒，这让他回忆起当年南德的一些狭长地带，1794年法国军队从不同方向多次横扫这些地方：

　　“这些地区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没有一棵直立的树，没有一匹活马，我几乎要说，没有一个活人。仅在一条小巷中，就发生了四次战斗，这里一切的人和物均无一幸免，连去埋死人的人都已没有。战斗是一个多么可恶的事情啊！它荡涤一切，甚至包括思想，而我挣扎着、抵抗着，这种事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正因如此，我丝毫不顾那些傻瓜、白痴们的疯狂叫嚣，为和平而奋斗着——我要让它早日到来。”

晚年梅特涅画像

　　最后，让我们用梅特涅回忆录《信仰的自白》中的一段话来认识这位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他的思想对今天的世界政治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什么是现代世界的特点，什么是它与旧世界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国家在相互接近并以任何一种方式加入一种社会联盟的趋势。……在旧世界中，政治在自我孤立……反复互相报复的规律，筑起了永久的栅栏并激发永久的敌意……相反，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原则和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原则，向我们展示了多国联合势力反对任何一个单一国家谋求超强实力的景象，进而阻止其势力范围的扩张，迫使其回到共同权利的道路上来。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上，在保证尊重业已取得的权利和认真执行已经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建立国际关系，是当今政治的实质，而外交不过是每天都在运用这种政治而已。……”

　　原文节选刊于《南方都市报》2019年7月28日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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