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姐妹》读后感1000字

　　《勃朗特姐妹》是一本由[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264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勃朗特姐妹》精选点评：

　　●并非一本全景式的勃朗特批评，仅只是从一个侧面观察勃朗特们的小说。对于一个勃朗特迷，又长期从女性主义、作者生平、历史背景为侧重点看待勃朗特的我，起初翻开这本书很难适应，甚至觉得整体上来说“直男”意味浓厚。简单说来，伊格尔顿的论点几乎都从等级制度、现实主义铺开。首先分析夏洛蒂的三部小说：《简爱》调和了阶级矛盾又不时流露出作者自己的意识形态，让这部作品不甚完美；《教师》的主角呈现了从无根基之人向资产阶级的上升；《谢莉》堪称一部失败的小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自说自话，未能高度融合。并以夏洛蒂的三部小说为批评范式，继续检视《呼啸山庄》：通过各种悲剧性冲突呈现文明对传统的驯服过程，自耕农被乡绅驯化的过程；安妮勃朗特则无意调和各阶层和立场的矛盾，以一种高度的道德自律超然物外。PS：好期待勃朗特传记

　　●《呼啸山庄》是一部彼世小说，并不是说它拿神话和精神象征来说事儿，而是说它对其时盛行的拜物主义，无论是物质进步还是个人的飞黄腾达一概兴趣索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的脱俗让人觉得烦扰不安，而且具有一种破坏性，其核心在于一种异质的、同时也是执拗的力量，是一种拒绝充分表达的需要和激情，一种不论好歹都要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不仅如此，它还要颠覆经典现实主义文本的稳定性，颠倒时序，就像中国套盒一样，叙事套着叙事，拒绝为读者提供一个省心的画外音。勃郎特姐妹是英国特有的古怪现象之一，给人感觉像是从天而降一样。她们肯定是脱节错位的矛盾人物。恰恰是这种漂泊无着和割裂疏离的感觉，使她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为典型的人物。夏洛蒂在信中写道：炽烈的想象有时几乎把我吞没，让我感到社会，如其所是，是如此不幸的寡然无味。

　　●我猜想，中译本里的“近距离阅读”伊格尔顿用的术语应该是close reading吧…另，这本书其实挺没劲的，当然，这是一种回溯性的定位

　　●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打开勃朗特姐妹，文学的诗意荡然无存。

　　●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

　　●作为普通读者，对理论性的文学批评还是不太喜欢，翻来覆去地说那么几个观点。在我看来，勃朗特姐妹写的时候真的未必那么想，的确是现代人想多了……

　　●原来伊格尔顿也是写过来的，之前也挺无聊甚至让人不耐烦的

　　●看名字就得买系列，为了我童年第一本文学读物“呼啸山庄”！

　　●将文本中的声音道德化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在简爱一类教化小说中，情感轻易地上升到阶级矛盾。相较而言，呼啸山庄所展现的彼世神话是扭曲的，这种扭曲使得我们得以投身幻想，并且意识到神话的必要性。作家首先应当是做梦的人：当访客洛克伍德用不符身份的轻佻语调加入和声，我们如刺痛般从梦中醒来。 “这是彻底击败世界的一个极端策略，只要刻意放弃想象力就足够了。”2019-054

　　●导言最有价值

　　《勃朗特姐妹》读后感(一)：两人三足的神话

　　伊格尔顿在评价《呼啸山庄》时将结局那个结合了教化与理想的片段称作“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导致的“美学上的失策”，叙述者洛克伍德走近正屋，瞧见两个本应在希思克利夫的阴影下互相仇恨的孩子，好似在玩什么教师与学生的过家家游戏。希思克利夫死了，山庄的未来似乎正变得光明。

　　此类结局并不让读者感到意外。呼啸山庄的凄风苦雨召唤着普世价值的照入，洛克伍德自文明世界的来访本身即是一种暗示。旁观者看到，天生的矛盾在山庄内部终于达成和解，“从而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生物本能与后天教育之间达成了一种平稳互换关系”，尽管，历史与未来的“争斗会持续存在”。

　　伊格尔顿指责这一情景过于“忸怩作态”，固然，洛克伍德“银铃般”轻飘飘的场景再现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视角，即农业文化的被征服使资产阶级感到欣喜；但是当我意识到洛克伍德的声音如何以推动情节为目的加入内莉的传奇和声，银铃变成了银针，迫使我如刺痛般从梦中醒来。

“我不由自主地咬住了嘴唇，后悔自己丢掉了本该拥有的机会，现在只落得站在一旁，对这个迷人的美人干瞪眼了。”（《呼啸山庄》）

　　《呼啸山庄》可以看作一部成功的爱情小说，最主要的矛盾围绕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的爱情展开。在社会地位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婚姻的实现变得不可能，凯瑟琳在希思克利夫与林顿之间的抉择开启了悲剧的连锁反应，真爱败给了现实，资本战胜了情感。这属于我们熟知的那种神话，即资本主义面对未经教化的自然的胜利。这与结局的设置是互通的。

　　然而，洛克伍德什么时候“丢掉了本该拥有的机会”？读者也许会回忆起希思克利夫曾多多少少暗示客人与小凯瑟琳的结合将带来资本上的收益，尽管内莉可能并不赞许，但这是符合资产阶级的期待的。如同林顿的出现改变了呼啸山庄的内部关系，洛克伍德也有可能成为小凯瑟琳的“救世主”，将她从家族恩怨中拉扯出来。洛克伍德难道不是整个资本主义神话的一部分？

　　勃朗特姐妹作品中“浪漫传奇”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是伊格尔顿意图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些对立与撕扯导致了女主人公的自我分裂，也使得小说本身同样呈现出分裂的特质。成长在传统神话与工业革命的夹缝中，她们笔下怀旧与教化的矛盾始终是激烈的。夏洛蒂·勃朗特《简·爱》苦尽甘来的神话模板背后，不切实际的理想爱情成为实用主义的道具。而为了让“平等、自由”的爱情宣言在资本地位的较量下变得可信，人物的权力关系在结局发生了逆转，罗切斯特不得不失去了他的眼睛与手臂，以使留在他身边的简“既可以当他的向导，又可以当他的拐杖。”

　　无论怎样宣称“平等”，文本中的男女关系都更像是一种权力关系，似乎这才是爱情神话的本质。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勃朗特姐妹的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在本质上都是权力之争，而且这种冲突通常表现为一种施虐/受虐模式。”《简·爱》如此，《呼啸山庄》则更为明显。于是即便有金钱运作作为桥梁，洛克伍德依然只能多愁善感地“站在一旁”“干瞪眼”，访客与山庄之间的壁垒清晰地浮现出来：呼啸山庄的权力斗争中并无他的立足之地。

　　洛克伍德从未丢掉机会，因为他从未拥有机会。

　　然而那最初的刺痛为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得不痛苦地从梦中醒来的触感告诉我，洛克伍德同时也撕裂了另一个梦境，那是过于天真幼稚的属于相亲相爱的孩子们的梦境，在那里闪亮的卷发随意地交缠在一起。在那里呼啸山庄属于真正意义上彼世的暴风雨之夜，被隔绝在外的不仅仅是洛克伍德，还有权力、资本、地位、历史和未来。于是我飞快地滑落到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开头为《呼啸山庄》预设的语境，学生A评论道：“我看不出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恋爱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对小屁孩，天天为小事拌嘴。”

　　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也许只能读到这样的ABC，但作为普通读者我也还能坚持ABC，即在伊格尔顿为勃朗特姐妹所编制的权力的神话之外，在平等自由的浪漫传奇和精明算计的进步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神话，这种神话让简得以暂时栖息于荒原上的欧石楠丛中，投奔万物之母大自然：“因为我是她的孩子，我的母亲会收留我，不要钱，不要付出代价。”（《简·爱》）

　　不同的意识形态为文本提供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即便是万物之母大自然，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发音。伊格尔顿提醒我们，孩童总要承受来自成人世界的压力；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和作者继续做梦，并且意识到神话的必要性：这种神话不是权力的游戏，而是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开头提到的无聊之举——“狼来了”。

“在一个充满剥削和不平等的世界，这是唯一真实的生存形式。”

　　《勃朗特姐妹》读后感(二)：一些有感触的点

　　怎样给一本很“评论”的评论写评论呢？首先大概要有对于“评论”本身的知识储备。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我依然停留在新维多利亚小说的阶级想象这里。历史小说的阅读，可能不用那么关注“阶级”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具体的表现，而更多是关心这个“阶级”的概念如何为今人所用，如何去讨论借古讽今的当下议题。伊格尔顿对于三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不是这样一个方式，他反对新批评主义“割裂了文本与历史之间特有的神经”，所以他的研究十分可贵（因为在竭力还原/想象三姐妹当时生活的社会背景），但也读来不容易。因为当他在细细探究“范畴性结构”下三姐妹对于自身作为“激进的保守派”这样的身份，在其作品中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时，他同时带来的术语（保守派、辉格党、托利党、圣公会、加尔文主义），这些词想必也不是容易理解、只有单一维度的。这就让整个评论变得很微妙。伊格尔顿也会有文本细读，但更多的还是对于三姐妹的文学作品在这些词汇搭建的框架下的活动，这就让对于这些词语本身知之甚少的我来说，消化起来有些吃力。

　　但话说回来，“吃力”难道不正是文学评论的意义所在？或者说，是理论与哲学的意义所在？它让我们来到与自身知识之外的一个地方，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觉得不舒适的空间里，看见自己可以去探索的世界。就像三姐妹的小说，距离我们两百年，阅读它们，我们需要去看见这两百年的距离，并去承认这个距离。评论会帮助我们在不适却终是温和的阅读中，去看见两百年之间相同与不同的东西，去辨识它们，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妙过程。

　　很好读的篇目，是写到自己最熟悉的内容的，譬如《导言》和写《简爱》《呼啸山庄》的章节。伊格尔顿分析创作手法，格外精妙。

　　【一些有意思的点】

　　-序言-

　　8 “尽管乡绅还是不大愿意和工厂主家庭联姻，除非这些家庭的第二代获得了体面地位，但实际上随着工厂主购置地产，土地主投身工业项目，两方其实已经在经济利益方面产生了深度交融。”

　　Cue Gentleman Jack。煤学出没。

　　13 “她们的父亲拥有的是“终身副牧师”的地位身份”

　　什么阻止了他晋升？

　　14 “在一个被逐出中心似乎成了某种普遍经验的社会，勃朗特姐妹的“反常”（eccentric）情境由此就很微妙地变味了典型情境”

　　这里讲的“社会”是不是指勃朗特姐妹作品开始得到重视以后的社会？

　　20 “从儿时神话“坠落”到社会现实，他的姐妹们都被迫与这一决裂妥协，然而对于他而言，这是难以承受的”

　　重看《勃朗特姐妹》这部电影，对于布兰威尔的堕落印象尤深。想来在一个平庸之家，或许他的轨迹也不能叫作堕落？更会被叫作怀才不遇？有多少虚假的怀才不遇被冠以了堕落的美名？

　　21 “土地绅士和资产阶级”

　　私以为，“阶级”是一个再当代不过的话题。不过在这些古早的作品里，那时的阶级与资产的定义真是与现在有迷人的差异。为什么土地绅士就不是资产阶级了呢，绅士有地，不就是有资产吗，还是说资产阶级的资产只是部分资产，是nouveau riche，那么，如果在当今的思想里，是不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是值得歌颂的，而土地绅士，则像含着房产出生的一代？

　　-简爱-

　　24 “顺服当然是好的，但也是有限度的，CB小说要探寻的正是这个限度。”

　　33 “传教士里弗斯既是殉道者也是英雄，但简仅仅只是殉道而已。”

　　-谢莉-

　　73 “利兹是仅次于曼彻斯特的暴动中心。”

　　噗噗。好的。

　　100 “分裂自我的笨拙技巧”

　　-CB小说结构-

　　126 “要让孤独痛苦的经历完全进入小说世界，就要冒着彻底崩溃的危险”

　　伊格尔顿谈起小说创作，特别好。

　　128 “《教师》……小说悄然排除了其他价值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反讽”

　　129 “《谢莉》关注的是在面对无产阶级敌人时，中产阶级如何团结一致的小说”

　　135 “神话将非同寻常的想象力投射到由具体时间构成的世界中去……小说竭力要打造的公共神话常常变成了散漫古怪的内心独白，消解为不可遏制的孤独狂想”

　　-呼啸山庄-

　　158 “之所以说夏洛蒂的小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是因为他们往往借助虚构和语言来磨平无法解决的现实冲突问题”

　　166 “《呼啸山庄》更突出的成就是无情地对维多利亚时代家庭观念去神秘化，家庭绝非社会冲突中一个虔敬安宁之地。”

　　-AB-

　　208 “《艾格尼斯·格雷》有点像《简·爱》，不过换了海伦·彭斯作女主人公。”

　　【疑问】

　　8 “同样，勃朗特姐妹也并非英国人”

　　勃朗特姐妹全部是出生在英国的，即便她们的父亲是爱尔兰移民，这个提法还是欠妥吧？

　　9 “希思克利夫……活脱脱是19世纪英国人心目中凯尔特殖民地居民的形象”

　　不太懂。“凯尔特殖民地”指哪里？

　　19 “布兰威尔自学成才”

　　若我没记错，布兰威尔从小是由父亲自己教的，似乎不能说是自学？

　　110 “保罗·埃曼纽尔……是个可意的综合体”

　　“可意”指？

　　171 “[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保留着一种非历史本质”

　　什么是“非历史本质”？

　　【勘误】

　　3 英国北部地区 --> 英格兰北部

　　12 死亡的阴谷 --> 死阴的幽谷？

　　16 哈利法克斯 “里”“利”不统一

　　总体翻译很好、流畅。

　　《勃朗特姐妹》读后感(三)：一旦用马克思主义的眼睛看文学……

　　很多评论家都从不同角度或深或浅地解读过勃朗特姐妹的著作，《简爱》和《呼啸山庄》更是常常被拿出来比较。形式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在不了解任何文学理论和批评流派的情况下，能从小说的人物、情节本身来评价作品，就已经是极限了。有人说，分析是享受的敌人，也有人说，理论让文学赏析变得不再纯粹。但其实，文学批评就是政治批评，哪怕最简单的读后感都会带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无意识。

　　作为当代最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算是极有洞见和才华式的学者。他超前地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学术生涯，20多岁就出版了三本书，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领军人物，《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以下简称《权力的神话》）也属于伊格尔顿的早期作品之一。

《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封面

　　他还是文学理论的主要阐释者和普及者。知乎上有人提问让推荐文学理论入门书籍，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就是《文学理论导论》）90%以上会被提到，中外文学教材、硕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几乎处处可见这本书的踪影。《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评价：《文学理论导论》出版之前，英语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读教科书！76岁高龄的伊格尔顿，去年还在写书出书。2018年的《激进的牺牲》也已经引进中译本，即将在今年出版。

《激进的牺牲》

　　文学批评观点的背后常常是不同哲学观点的映射，这一点在伊格尔顿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权力的神话》这本书更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将阶级与历史、文化与社会在作品中的“政治无意识”反映，分析得条理清晰、线索分明。

一、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打开方式

　　伊格尔顿认为，“勃朗特姐妹的小说里，几乎所有人际关系在本质上都是权力之争”。勃朗特姐妹的文本背后，揭示了中产阶级下层特有的摇摆立场，“三姐妹属于激进的保守派这个怪异又矛盾的物种”。他提出“范畴性结构”的概念，把这种结构看作是“文学文本、社会意识和历史力量之间一种至关重要的调节力量”，试图确定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内在意识形态结构，并揭示它与文学本身和与实际历史之间的关系。

　　伊格尔顿说，自己的批评模式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简单地把人物化为某个阶级的代表），虽然分析出了“支配勃朗特姐妹所处世界的两大社会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绅士或者贵族之间的紧张和联合”，但主要还是想借助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分析文本中体现的施虐与受虐、控制与服从，也即勃朗特姐妹在文本潜意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观点。

　　举例来说，伊格尔顿认为《简·爱》中简与罗切斯特的关系突出地揭示了“既独立，又顺服，同时也是控制”的权力关系；《教师》中的克里姆斯沃思就像简一样，既充满活力又谨守传统；《维莱特》既无勇气成为悲剧也无勇气成为喜剧，采取了中间立场，而这也是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的普遍选择：一个折中方案。

二、“普通读者”还是“意识形态解读”？

　　同样是解读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伍尔夫代入的是普通读者的视角，伊格尔顿则是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解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这些术语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许很难产生阅读的兴趣，甚至看到就会止步不前。

　　更多没有文学理论基础的读者，大概更能共情伍尔夫的视角：“我们读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不是去找对于人物性格的细致观察——她的人物都是既生机盎然而又性格单纯的；不是去找喜剧性的情节——她的情节是既严酷又粗糙的；不是去找关于人生的哲学观点——她的观点不过是一个乡村牧师女儿的想头。我们读她的书，只是为了其中的诗意”。（伍尔夫《普通读者》）

　　而伊格尔顿则认为，“文学既非纯粹灵感的产物，也非作者感情的产物，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品，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是处于特定时空中人与人之间实际的社会互动之结果。批评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重建作者的意识形态以及他（她）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不能把她们看作是来自形而上的外太空、降落在约克郡荒野的古怪三姐妹。她们的生平恰好与英国社会一些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间相吻合。”

　　这也涉及到文学理论盲如何阅读一本马克思主义批评著作的问题。大多数读者当然可以站在普通读者的视角谈感受，但要深刻地把握作品，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仍然不失为一个辩证的评判。联系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表达来阅读作品，就多了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也能更为深刻地把握作品本身。

　　伊格尔顿坚定地选择了奥威尔谈及写作目的中的第四种：政治动机，也许这样的批评方式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学究、有些不解文学风情，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看，伊格尔顿曾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流派的新浪潮，具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意义。

　　《权力的神话》于1975年在英国出版。彼时，书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还是先锋的，至少在一片研究勃朗特姐妹的手掌尺寸的神学出版物中是另类的。《权力的神话》原书名直译成中文是《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一项马克思主义研究》，伊格尔顿在第二版序言中提到的一件事也印证了这点：“我记得有个朋友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曾经有点忧心忡忡地问我是否真打算在副标题里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字眼。当我说确实要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敬畏的表情，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非正统做法，甚至有点莽撞挑衅的姿态。”

《权力的神话》英文版封面

　　本书出版后，马克思主义批评才“风起云涌”，“开始进入大复兴时期”。随后，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包括《批评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雷蒙德威廉姆斯1977）、《文学生产理论》（皮埃尔马舍雷1978）等等。

　　四十多年来，伊格尔顿不停地对自已的理论进行着反思，这些反思有时候也呈现出一种前后矛盾、反复的逻辑状态，《权力的神话》三版导言中伊格尔顿的反思也是明显的例证：“我关注《呼啸山庄》世界怪异特征的同时，却忽略了最怪异的现象：《呼啸山庄》那神秘莫测、波云诡谲的文本本身。”“我关于艾米莉和夏洛蒂的文本“政治”之间的对比过于僵硬了。”

　　在我读来，伊格尔顿的分析方法更适用于夏洛蒂·勃朗特，对于艾米莉·勃朗特更加诗意的作品，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权力的神话》去除时代意义的外壳之后，还是有不少瑕疵的，但瑕不掩瑜，伊格尔顿涉猎的万花筒般的主题、话题和领域，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融入的各式各样的批评方法，帮他弥补了单一理论的缺项，也重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内涵。

　　经典需要不断地重读，需要新的解读，批评方法也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比起现有文学批评流派的争论，我更期待名著能不断地被年轻一代赋予新的意义，勃朗特姐妹也该是这样。

　　《勃朗特姐妹》读后感(四)：伊格尔顿谈勃朗特姐妹：用故事升华那些不堪的欲望

安妮、艾米莉、夏洛蒂·勃朗特——她们的兄弟布兰威尔·勃朗特所绘，1834年。

　　【编者按】

　　本文系伊格尔顿著《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一书三十周年纪念版导言，文中小标题为澎湃新闻翻书党栏目编者所加。

　　特里·伊格尔顿，生于1943年，英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出版著作超过五十本，代表作有《权力的神话》（1975）《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文学理论：导论》（1983）《批评的功能》（1984）《美学意识形态》（1990）《理论之后》（2003）《理性，信仰，革命》（2009）《文学事件》（2012）《激进的牺牲》（2018）。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语文学杰出教授。

　　她们是反叛者，她们是保守派

　　勃朗特姐妹可以被称为晚期浪漫主义作家，这并不单单是一种年代学划分。她们以作家身份出现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此时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已经几近尾声，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开始。这样她们就成为了转型式人物，活跃在高浪漫主义（high Romantic）革命戏剧的年代与危机丛生的新型工业社会诞生的交叠之际。这个社会发轫于勃朗特姐妹生活的英国北部地区，从这里的工厂与纺织厂蔓延开来，最终横扫全球。 由此来看，这三姐妹是名副其实地在全球工业社会的源头进行创作的。工业革命就在她们的门口开展，从教区牧师寓所的窗口就可以亲眼看见。她们其中一本小说，夏洛蒂的《谢莉》（Shirley），便取材于工业化时期的约克郡。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地点，作为地方作家，她们的写作却十分反讽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十九世纪中期，即便是远隔重洋的角落，也有不少人听说过布拉德福德和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这些如雷贯耳的地名。不过艺术家并非总是应时而生，很难简单地说一位作家归属于哪个时代：他们可能由前一时代而来，身上残存着辉煌往昔的余迹，又或许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为模糊难辨的未来发出预言。很多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兼具这两种特质，他们回溯古风素朴、生机勃勃的文明，以期从中窥见新时代的颜容。这便是《呼啸山庄》的叙事中所体现的复杂的时间循环。希思克利夫（Heathcliff）和凯瑟琳（Catherine）是浪漫复古派还是革命先驱派？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高晓玲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于勃朗特姐妹而言，作为晚期浪漫派意味着她们至少同时属于两个时代。她们的父亲是独断专行的托利党人，从小给她们讲述的是英雄事迹和神话人物，教她们敬仰威灵顿公爵，热爱一切崇高尊贵的事物。这些都充分折射出浪漫主义时期极尽浮华夸饰的革命与反革命潮流。这是很罕见的一个时期，人们亲身体验到历史的创生过程，从巴黎到波士顿，所有人都感受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的剧烈震动，一种全新的革命情怀由此诞生。这是布莱克和罗伯斯庇尔的时代，是黑格尔和杰斐逊的时代，这是令人惊叹的创新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有拜伦和雪莱的诗篇，也孕育了美国宪法和康德哲学。这也是一个后启蒙时代，把人类看作理性克制的动物的构想，让位于把人类视为充满激情与欲望的造物的观点，无限性（infinity）是人真正的家。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力得以释放，与革命政治形成一种怪异的同盟关系。 要在这个时代的黄昏崭露头角，勃朗特姐妹首先要做的便是持守一种对往日辉煌的怀旧情愫。就像法国小说家司汤达，这位后拿破仑时代的记录者，见证了可贵荣光的消逝——不再有暴乱起义的诗篇、武力征服的情节剧，取而代之的是描述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散文，寡然无趣。此时那种创造性或乌托邦式的想象就与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严苛规训形成了激烈冲突。作为这一转变的缩影，这三姐妹不得不把神秘浪漫的童年留在身后，投身于维多利亚时代女家庭教师这个严苛清苦又折磨灵魂的身份中。 与此同时，对于勃朗特姐妹而言，时势也有让人满意的一面——混乱的革命激流得到了遏制，秩序和等级也基本恢复。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武力骚乱遭到专制警察国家的残酷镇压。到了三姐妹生活的时代，它开始复兴，表现为工人阶级大规模参与的宪章运动。勃朗特姐妹既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反叛者，又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保守派，她们对这些持异见者既同情又恐惧，对当局既心存不满又满怀敬仰。本书要展示的便是中产阶级下层这种特有的摇摆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三姐妹属于激进的保守派这个怪异又矛盾的物种，从而属于一个杰出的文学世系：从约翰·罗斯金、约瑟夫·康拉德，到T. S. 艾略特和D. H. 劳伦斯，莫不如此。

三姐妹的笔名签名：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

　　这样来看，勃朗特姐妹继承了新时代的两种特质：既躁动激进，又传统保守。我想要说的是，她们既是反叛者又是反动派，既是虔诚的国教徒，又是热切的反国教分子，这些用个人性情来解释恐怕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可以看出，她们不仅身处社会冲突的集结点，而且也历经了一段矛盾纠结的历史。这塑造了她们小说的内在结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社会学事实，对她们的感受方式（sensibility）也产生了决定性的（formative）影响。

　　新人类新文学

　　如果说在浪漫主义时期，历史的形成是可见的（因此这也是历史小说的伟大时代），那么在工业革命初期也同样如此。这并不单纯是关乎纺织厂、乡村圈地运动、饥荒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一种全新感受方式的形成，这种感受方式正适合初步走向全面城市化的英国社会。人们需要学习新的规训和感觉习惯，新的时间节奏和空间组织，新的压抑、顺从和自我形塑的形式。一种全新的人类主体性模式正在形成，他们就像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发生自我分裂的主人公一样，既志向满满又挫折不断，既孤立无着又聪明自立。 正如夏洛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这种社会新秩序中典型的个体一方面冷静自利，另一方面又脆弱无助。没有人比勃朗特姐妹更具代表性了，她们教养良好，却不得不在压抑的环境中工作谋生。这三姐妹踏出约克郡教区那片文明飞地，进入无人保护的世界，她们被迫成为家庭教师，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作为商品兜售。她们身上记录了文明与粗蛮的冲突、教养与劳作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无处不彰显出社会存在的新形式。 最让人钦佩的是她们对抗这些冲突的勇气。对于狄更斯这样同时代的小说家而言，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没有过去的经验可资借鉴，只有直面现实。不过对于勃朗特姐妹来说，她们得到过珍贵传统的滋养：包括神话、传奇、民间传说和奇幻小说等等。但她们并未采取自我防御姿态，退缩进隐居世界，也未漫不经心地丢弃传统，转而热情拥抱自己的时代。相反，她们的小说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综合了两个维度：结合了哥特风格和现实主义、童话和社会纪实，从而勾勒出不可思议的新形态。论到兼具恣肆的想象力和坚定的现实主义，有哪部英语小说能比得过《呼啸山庄》呢？

《呼啸山庄》初版本

　　其结果便是——至少在夏洛蒂的小说中是如此——不同文学形式的精彩结合。三十年前，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曾把夏洛蒂的小说和艾米莉的伟大作品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在统一性方面稍逊一筹。然而，现在我已经不再把统一性看作小说不可或缺的优点，而且也意识到夏洛蒂作品的感染力恰恰源自这些表面上的参差乖张之处，所以原来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另外，我也一直刻意弱化对这三姐妹性别方面的关注，其中一个特别过分的例子就是我总是冷漠无情地处理露西·斯诺（Lucy Snowe）的痛苦经历，把她描述为一个身处异乡、孤苦伶仃的弱女子形象。在如今这个后女性主义时代，我的那种看法无疑是属于前女性主义的研究的，随处可见都是这样的例子。现在我更想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性别是本书致力于勾勒的、围困勃朗特姐妹的所有其他矛盾最深刻集中的地方。

　　爱尔兰人——勃朗特

　　对于左翼分子来说，阶级、种族和性别是神圣的三位一体关系。本书的研究不仅搁置了性别问题，而且也把种族和族裔问题放在了一边。有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值得关注：那些英国文人中的翘楚根本不是英国人，比如斯威夫特、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萧伯纳、王尔德、康拉德、詹姆斯、庞德、叶芝、乔伊斯、贝克特、T. S. 艾略特等。同样，勃朗特姐妹也并非英国人。正如很多其他为英国文学史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一样，她们是爱尔兰后裔。数百年间，爱尔兰人不仅得向英国人交赋税、送牛肉，还得把自己最好的文学作品拱手献给英国人。当然，即便没有爱尔兰移民，英国也照样能上演一些矫情做作的小舞台喜剧。这些爱尔兰人漂流到英国海岸时，身无一物，能赖以为生的只有他们的风趣机智、独特的语言天赋，还有作为外来者的眼光，对本地那些荒诞乖谬的做派冷眼旁观。 本书虽然未忽略勃朗特姐妹的混合族裔背景，但是也并未细加探究，以我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勃朗特姐妹古怪易怒的父亲帕特里克（Patrick）是来自唐恩郡（County Down）的爱尔兰人，直到今日，有的爱尔兰人提到“勃朗特村”仍然是指他成长的阿尔斯特地区（Ulster）。她们还有个任性不羁的兄弟，和他父亲一样。他短暂而又悲惨的人生印证了英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爱尔兰人形象：懒散，酗酒，好斗，叛逆，放纵，挥霍无度，满脑子纷乱虚妄的幻想。

帕特里克·勃朗特，勃朗特姐妹的父亲。

　　正如很多典型形象一样，对于爱尔兰人的标准看法很有趣，有点自相矛盾：他们既粗暴放荡、反叛不羁，同时又热情热血、独具创造力。这种双重性格在《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身上得以充分体现。老厄恩肖先生（Old Earnshaw）在利物浦大街上捡到快饿晕的少年希思克利夫时，他还是个“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黑黝黝的小孩”，“嘴里叽叽咕咕地说着没人能听懂的话”，后来再出现时被描绘成粗野蛮横、疯疯癫癫、顽劣不羁的样子——活脱脱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心目中凯尔特殖民地居民的形象。艾米莉开始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前，她的哥哥曾去过利物浦，他很有可能在那里见到了一些讲爱尔兰语的难民儿童，成百上千的穷苦孩子就这样天天在码头附近流浪。一份全国性杂志称他们衣衫褴褛、黑色毛发长得跟野兽似的——简单说，就是小希思克利夫的形象。就像当时几乎所有的爱尔兰穷人一样，他们说的爱尔兰语在英国人听来可能真就是叽里咕噜、不知所云。 就像很难证明希思克利夫究竟是不是凶手一样，同样也很难证明他是不是爱尔兰人。虚构人物没有历史：他们不过是白纸黑字勾勒出的样子罢了，我们对他们所能做出的正当判断全都囊括在这些文字当中。世上本无哈姆雷特，直到他登上戏剧舞台，才有了这个形象，而且他的尸首永远不会被埋葬。即便如此，希思克利夫这个人物的含混特征仍然至关重要。他和勃朗特姐妹一样，既是局内人又是旁观者（insider/outsider）：他兼具创造力和毁灭力；他拥有热恋者的激情，同时也有复仇者的冷酷；他的爱情固然是超俗绝世的，他的阴谋也是自私残忍的。《呼啸山庄》无意消解这些二律背反。和别处一样，小说只是为我们展示了互不相容的关于现实的叙事或者版本，并未暗示读者（夏洛蒂必然会那样做）应该相信哪一个。小说的特殊结构是在有意阻止读者对男主人公形成某种一贯印象。画眉田庄（Thrushcross Grange）有它的真相，呼啸山庄也有自己的真相，但是文本就是不让我们把两者顺畅地连接起来。

　　替罪羊：圣洁的天使，污秽的恶魔

　　用老厄恩肖的话说，希思克利夫可能是上帝的恩赐，却又和魔鬼一样恶毒，天使加恶魔的含混形象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就这样伴随着这个谜一般的外来者。即便是讨厌他的内莉·丁恩（Nelly Dean）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呼啸山庄所受的待遇，足以把圣人变成恶魔。古代社会有一种造物，既神圣又受诅、既洁净又污秽、既有致命杀伤力又具有孕育生命的力量，这种造物被称为“pharmakos”或者“替罪羊”。替罪羊具有毒性，又有祛病的功能：它象征着污秽不洁，但如果你敢完全置身于它的矛盾力量之下，它倒有可能带来不可思议的益处。 如果替罪羊被驱逐出城，城市就无法从其残暴中看到自己固有的暴力和丑陋。《呼啸山庄》中的画眉田庄是一个井然有序、温文尔雅的地方，然而掩盖在这些美德背后的是苦役和剥削。与之相对，呼啸山庄中的侵害与暴行则更为公开地进行。如果古代城市能像雅典最终接纳受诅致盲的俄狄浦斯那样，有勇气把替罪羊放进城里，那么很有可能会由此激发出一股再生的活力。从身体上说，呼啸山庄的确是把希思克利夫放进来了，但是从精神上却把他驱逐出境，正是这一点把本来可能降临的祝福变成了诅咒。如果这个阴郁的外来者确实有爱尔兰血统，那么这就有点寓言的意味了，小说似乎在暗示那个民族与其殖民领主之间那种烦扰纠葛的内外关系。

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在1939年版电影《呼啸山庄》

　　这个被称作“pharmakos”的替罪羊似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不断犹疑徘徊。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致命扭曲，同时却又揭示出某种无比真实的人类生存状况。它横穿生与死的无形界线，存在于生命白昼之外某个暮光晦暗的地带。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在这个地界停留的是受死亡驱力（death drive）操控的那些人，按照他的理论，希思克利夫便是此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对凯瑟琳矢志不渝的（absolutism）渴求有一种死亡般的决绝（absolutism）意味。正是这种决绝让他在恋人窗前木然呆立数小时之久，把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对彼此的欲望为传统社会习俗（mores）所不容，尽管他们誓死守护，但这种欲望最终还是把他们径直推向死亡的阴谷。只有这个无悲无喜（impersonal）之地，在这个既超凡崇高却又虚空冥灭之处，他们的“关系”（如果这个稍显平淡的词还算应景的话）才能最终达到完满。 替罪羊是圣洁的，也是污秽的，所以是一种高贵与卑微兼具的现象。浪漫主义的“幻觉”（vision）的观念同样如此，它非常接近“幻想”（fantasy）的理念，这会让人不安，因为后者不那么具有启示价值。在后弗洛伊德时代，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我们意识到幻觉想象如此接近白日梦那种退化式的假想。诗人叶芝用“梦”这个字时，他有时是指先知的洞见，有时又指那些天马行空的臆想。如果某个官能可以帮助你解开现实之谜，那么你也可以借助这一能力逃离现实。这样的话，既可以把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的“关系”看作乌托邦式愿景与堕落俗世之间的冲突，又可以看作一种返婴退化（infantile regression），也就不足为怪了。

　　施虐／受虐

　　还有另外一种关于高贵与卑微模棱两可的立场，在这方面，夏洛蒂的小说比艾米莉的小说表现更为明显。在这过程中，人物通过转向更为高尚的目标，得以释放和消解罪恶欲望，这个转化过程被称为“崇高化”（sublimation）。我在本书中提到，勃朗特姐妹的小说里，几乎所有人际关系在本质上都是权力之争，而且这种冲突通常表现为一种施虐／受虐模式（夏洛蒂作品中尤其如此）。顺从、驯服和掌控，控制的快感和受控的愉悦：这些在《简·爱》《维莱特》（Villette）《谢莉》和《教师》（The Professor）中都能找到明显论据。《呼啸山庄》中也有一种诡异的、无端的暴力出现，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施虐的成分多过受虐，而夏洛蒂的小说则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对两者进行了融合。她的作品中，人物关系呈现出一种焦灼的、情欲的倒错，人物的性别角色不断分裂、融合、颠倒，而这些现象在简·奥斯丁或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中是无论如何看不到的。既相互吸引又互相敌视，这两种情感建立一种奇异的同盟关系，形成一股股情感涡流，怨艾、谦卑、好斗、自残等复杂情绪在叙述过程中交迭回旋。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想通过此书说明，这些并非单纯的秉性问题或者个人心理的问题。恰恰相反，这些现象构成了夏洛蒂作品中的所谓政治无意识。它们再现了她所经历的社会冲突和两性冲突转化为小说中某种精神潜文本（psychic subtext）的方式。如果直接加以揭示，这个潜文本就会对可敬的文学构成过度冲击；因此小说必须借助其正式的故事线把那些不堪的欲望“加以升华”。一种被掌控的受虐之爱变成了一种为社会所接纳的情感——对权威的恭敬之情，而掌控他人的欲望则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

1970年版电影《简·爱》

　　施虐／受虐包含了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惩罚的快感，可以说这便是夏洛蒂版本的死亡驱力，而这一点在她妹妹的伟大小说中已经有了充分体现。两姐妹的主要区别在于，夏洛蒂把死亡看作从属于生命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说，在简·爱和露西·斯诺身上，这种自我降卑和蒙羞受辱反而成为她们在世俗上获得成功的前奏。简·爱如修女般的温驯顺从最终使她成功当上了罗切斯特太太。在夏洛蒂的作品中，唯命是从具有一种确定无疑的交换价值，能改变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财产，还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你必须得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部分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产生某种变态的快感），而且与此同时——用简·爱自己的话来说——必须保持健康争取不死。

　　这话并不适用于艾米莉的小说，她的男女主人公都没做到终享天年，反而都早早殒命。《呼啸山庄》之所以是悲剧，尤其是由于危机关头缺乏交换价值，或者说主人公的鲁莽消费没有带来可观回报。实际上，即便长眠于地下，他们也未必能安然瞑目。《呼啸山庄》是一部彼世（other-worldly）小说，并不是说它拿神话和精神象征来说事儿，而是说它对其时盛行的拜物主义——无论是物质进步还是个人的飞黄腾达——一概兴趣索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的脱俗让人觉得烦扰不安，而且具有一种破坏性。其核心在于一种异质的，同时也是执拗的力量，是一种拒绝充分表达的需要和激情，一种不论好歹都要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不仅如此，它还要颠覆经典现实主义文本的稳定性，颠倒时序，就像中国套盒一样，叙事套着叙事，拒绝为读者提供一个省心的画外音。

　　勃朗特姐妹是英国特有的古怪现象之一，给人感觉像是从天而降一样。她们肯定是脱节错位的矛盾人物，但是通过此书我想说，充满悖论地，恰恰是这种漂泊无着和割裂疏离的感觉，使她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为典型的人物。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翻书党 201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