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犹如此的读后感大全
《树犹如此》是一本由白先勇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树犹如此》精选点评：
●恕我愚昧，实在看不下去
●白先勇的文字可以用甜而不腻来形容，工整又好看。
●童年经历，昆曲之缘，求学生涯，杂志创办，艾滋关怀.......这些粗略但又不失深刻的标签，使作者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与自己的文学创作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作者。最可贵和值得仰慕的是，这种人情味不是只囿于书本文字中，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因为喜欢昆曲所以不遗余力地宣传昆曲文化，推动昆曲的发展和创新；因为关怀艾滋病患，所以积极呼吁全社会对艾滋的理性认识和安全防患。在所有文字的描述中，人也好事也好，作者的人生态度都没有自怨自艾，情感上当然流露出因为亲朋好友的离世而悲痛、因为文学杂志创业路上的夭折而失落、因为少数群体遭受不平等待遇而愤慨、但是文字中的作者却几乎不沉溺其中或任感情泛滥浮游，而是悠悠一笔带过，重整旗鼓在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给予人深厚的关怀和鼓舞。
●第一篇悼念王国祥君的《树犹如此》我站在书店读完，然后把这本书买回家又读了两遍，惊讶于如此朴实的文字蕴含的无限深情。书里其它的文章，从呼吁大家听昆曲以及关注艾滋等也是充满了人文关怀。
●新版本，白先勇亲自选文，很真挚的散文集，比上一版排布好，主题比较明确，分为怀人，文学和关爱生命（艾滋）三个章节，以前两个主题为主。文笔细腻，讲的很多内容有意蕴。
●不打分了，以后看书要挑版本，《树犹如此》可能还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的那本好些。本书中对文学的意义的探讨：令人有慈悲、怜悯之心，让我受到启发。此外对昆曲的描述格外真诚，日后有机会想要了解这门传统艺术。
●《树犹如此》那篇，谁读了不难过算我输。 还有一些关于文学的讲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但是建议读另一个版本。
●三星全给第一篇。对犀牛爱屋及乌，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太感人。也许是因此期待太高，以至于后面有了落差。但确实对昆曲产生了点兴趣也。
●艾滋关怀的加入似乎有些突兀
●除了书名本篇，其余篇章内容重复较多，阐发有限
《树犹如此》读后感(一)：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读完《树犹如此》，脑海里骤然冒出这一句。
《树犹如此》是白先生的散文集，收录了他的个人经历、情感回忆与亲友交往的文章。其中悼念挚友王国祥的一篇，堪称名篇。
说是挚友，实为恋人。但如此称呼，过于私人。够克制，够从容，方能细细密密地返璞往事。
十七岁相识，同入一所大学，相恋三十八年。
白老在圣巴巴拉住宅的庭院里种满花木。郁郁草木是王国祥同他一道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种下，满园的茶花娇红嫩白，也是他所爱。他和王国祥在庭院里蒸螃蟹，切了姜丝混醋，再烫一壶绍兴酒，便是晚餐了。
那时西隅的意大利柏树参天而立，层层叠叠地卷上去，白老不曾想，有一日竟会迎来它的枯死。
王国祥病了，很少见的一种血液病。白老为他辗转国内外，遍尝西医、中医的所有疗法，但效用都不明显。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株柏树枯死。
“如果你告诉我喜马拉雅山上有神医，我也会爬上去求仙丹的。”
王国祥走后，白老仍旧住在圣巴巴拉的宅子里，春日时，他品茶阅报，有百花相伴，人间繁华莫不如此。只是每每抬望院中的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白老是个固执且专一的人。
他始终认为曹雪芹写完了《红楼梦》，也坚定认为程乙本是最好的版本。只是，女娲弃贾宝玉这块顽石不用，“情天”自然是无法弥补的天裂。
《树犹如此》读后感(二)：树犹如此，更何况人
看完之后才发现自己看的版本好像有些…奇怪？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至念真情、文学不死、关怀艾滋。原本是冲着《树犹如此》这篇文章才买的书，读完之后却觉得跟自己的期待颇有落差，给我的印象不是最深，也没有太打动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白先勇对文学的热爱，是《翻译苦，翻译乐》里面对文学翻译的热情，是他对《现代文学》杂志的满腔热血，是许多青年才俊因文学而精彩的一生，更是白先勇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往情深。他的文字读起来不会让人在情绪上大起大落，流畅、平滑，却不觉得平淡。能看出来他对昆曲的热爱，我一边读着他的安利，一边向往着能够一睹昆曲为快，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一颗种子种在我的心间。可能是大学时期身处历史学院，身边的好友也多是学历史的，我们的老师甚至看不起文学，觉得文学作品不严谨，全凭自己意愿爱说啥说啥，以致我一度对文学失去了兴趣，也变得轻视文学。但是“不严谨”的文学作品却让我非常喜爱，优秀的作品总能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去思考人生，启发我，开导我，温暖我，给我力量。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知道的所谓“历史”知识比别人多，就看不起其他学科，这就显得眼光相当狭隘，每个学科领域自有他的长处短处，以己之长攻彼之短，非君子所为也。
回到书中最后一部分，让我对白先勇由衷地生出敬佩。艾滋病从被发现起直到今时今日，一直是一个世界难题。白先勇具有人文关怀和世界眼光，且有远见，从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力量去呼吁大家预防艾滋病，其勇气、魄力非常人所能及。别说是那时候，即使到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艾滋病依然是一个忌讳莫深的话题，因为往往与性扯上关系，特别是这个疾病又多发生在同性恋群体中。反观我所处的地区——西安，让我倍感其落后的并非是眼力所及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而是人们观念的落后。都已经9102年了，大家对于性仿佛还处于启蒙时期，对于艾滋病仍是“熟悉的陌生人”。性教育几乎是没有的，性观念，性保护也是落后的。再说到我的母校，自诩是西北地区教师的摇篮，却不知道除了教会学生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关怀吗？艾滋病在西安地区的肆虐，一群无知少男少女自以为是的青春狂欢，需要多少力气才能让你们睁眼看看这个现代的世界，看看那些早已悄然潜入身边的危险，学习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想想这也是大多数国人的悲哀。自己又该如何努力，何去何从？
《树犹如此》读后感(三)：平淡中的真情——《树犹如此》节选
白先勇和王国祥之间是友情、爱情，更是亲情，淡淡的文字之中处处有无限的哀思和怀念。私以为，世间最深刻最动人的文字莫过于将大悲大喜写得云淡风轻。这不仅仅是文字的功底，更需要人生丰富的阅历和沧海桑田的岁月磨砺……还在世的华语作家中能称为大师的已为数不多，白先勇先生算一位。
《树犹如此》节选：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学校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认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于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过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巴巴拉，夏天已过。那年圣巴巴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灌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于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建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搜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植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树犹如此》读后感(四)：构建人生的材质：爱、文学与社会责任
作家所独有的浪漫，大抵是在书的扉页题词“献给某某某”，翻开《树犹如此》，所见第一句话便是“纪念亡友王国祥君”，另附1958年合影一张，相片上眉清目朗的两人肩并肩，喜笑盈腮。对于读者而言，散文集仿佛是窥探作家私生活的公开途径，从中得以了解作品相关创作背景和思想灵光，与创作者形成更密切的精神共振。
白先勇先生曾于香港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王国祥君便是那位相交多年的挚友，首篇同名散文回忆的就是二人往事。两人是中学同学，一早建立起“异性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迁至圣巴巴拉后更是一同爬梯子摘邻居的果子、吃螃蟹烫绍兴酒、在家中后院栽柏树，在处处生活细节中含蓄勾勒起朴素真挚的情谊。相交多年，后来王国祥生病，遍访名医无果，连院中柏树都给出衰败的坏征兆，他们最后的对话止于病榻前的淡淡两句“你先回去吃饭吧”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静流下暗涌滚滚起伏的骇浪，大限终至，纷纷往事在被掀腾的记忆中突生“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寂寥。深刻的感情从来不见纵情悲恸，连带哀婉也是节制的，经年之后独坐院中，抬头忆起那里曾有棵柏树，是他当年与王国祥一起亲手种下的，如今已是空荡荡。
《树犹如此》总共被编排成三个部分，分别是“至念真情”、“文学不死”、“关怀艾滋”。白先勇先生祖籍桂林，是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之子，书中写故乡与童年，谈及桂林米粉时称“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嫩”；童年居住在上海，亦对上海有着潜意识中的眷恋，大学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上海故事；他写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为昆曲之美深深折服；写几位友人对艺术创作的独特见解和虔敬态度，从中汲取正面力量；书中最后部分是关于艾滋病的详尽科普与防治，内容涵盖座谈纪实、访谈等等，比起“同性恋”这个标签，更多的应该是扛起身为文学家的社会责任，利用文学艺术本身的能力和自身名望，试图消除社会对同性恋者或是艾滋病人的偏见与误解。这一切均成为构建生命的重要材质，令读者透过诸多宽泛议题从不同视角多方面理解作家的人生态度。
“文学不死”这个类别下，除却探讨文学的自身价值并举例分析文艺作品（譬如四大名著、《金瓶梅》、《牡丹亭》等等）以外，也顺便谈及部分故事的创作背景，更主要的是能从中窥见作家本人的文学观。白先勇先生强调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情感教育并且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必然指向某种宗教情怀。”意指文学能令人产生同理心，理解人生的错综复杂，哀矜勿喜，对他人痛苦报以理解和体恤。究其本质，这样的态度正是出于文学家的自觉，一种人文关怀和对人心的悲悯，这与他本人积极普及艾滋病防范教育、关怀艾滋病人的人性诉求的做法是相同的，这也是文学实现自身价值和责任的方式，利用文学来为被误解的群体“提供人心抚慰与支撑”，可见文学的精神力量之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白先勇先生因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而与台湾著名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姚一苇结识，他在一九九七年的《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这篇文章中谈及姚先生的文学观点，“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全盛期的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严肃，‘像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叶芝、艾略特等等，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创作的，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市场’。‘因此在那个时代，作者是为了自己而写的，是所谓的精致文化（High Culture）的时代’。相对于此，后现代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化工业。文化成了工业，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商品化了。这个现象把所谓的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弭了’。”如今看来，姚先生的观点实在极富洞见，这恰好与当代新媒体创作者们“写作去自我化”、“以用户体验代替自我表达”的创作态度得以交叉对比，也颇觉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