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灭亡》读后感锦集
《西周的灭亡》是一本由李峰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一)：简单的常识
历史学家研究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要证明由社会科学家所发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通则”，而是要寻找不同地区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似性，并通过建立模式的方式来探索这种相似性背后的深层原因。至于说一个模式究竟在多大范围内能够适用，这是他们要通过研究来了解的，这才是历史学研究的真正意义。而不是首先认定一个由“经典作家”所创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通则”，然后尽一切努力将世界不同地域的历史发展装进去。-李峰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二)：西周的灭亡
对我来说时间线拖得比较长的一本书，作者是考古专业出身，书中的考古部分通常是为考据服务，而我个人对考据兴趣并不大。
作者认为西周自建国以来便是逐渐削弱的过程。一是源于它地缘政治上的外部危机，即“西戎”或“玁狁”；二是西周的土地赐予政策削弱了王室的经济基础，弱化了中央的统治力。最后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即关乎王室立储激化新旧官僚对立的情况下，王室被边境政权和外部敌人联合击败，最终灭亡。
作者通过相当多的考古资料来验证自己对史料的分析及判断，也让人们对当时西周内部各地及周围地区，西周的影响力有个把握，总体上说是考古与历史结合比较好的一本书。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三)：转引微信中某位人的评述
【转引】古罗马以农业立国，可地中海是内海，人一跑上船就跑了，对人的控制与约束力太差了。如何形成具有强力约束的法家？古罗马的粮食只是商品，四通八达的商路把粮食运进，任何人包括政府都控制不了粮食，粮食控制不了就控不了人。虽以农业立国，但他的政治人物并不握有别人离不了的资源。商人四处漂如何形成儒家的宗法？咱们北边苦寒有长城，西边高原沙漠，南边热带，农耕农民很难过去，就去了也难适应。秦地对汉人来说是其控制力的极限，四周的地理气侯农民就是过去了长久不了。另外又以上邦文明人自居，看不起别人，只能留下，忍受秦制。古罗马的粮食安全是以商路畅通来保证，这样粮食成了普通商品。古罗马的殖民地文化，商路畅通，人受政府约束力比中国小多了。从地理上讲古罗马任何一人都可以坐船离开到他处生活，这是他的地理给于他的人民自由。我们以血缘为纽带的国家社会形态，让欧美纯商业个体组成的国家的人难以接受。只是交流一下。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四)：不忍释卷的上古史佳作
相当好的历史学著作，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好到什么程度呢？哪怕在极度拥挤的北京地铁4号线早高峰上也能安下心来读。
作者对地理的熟稔让人难忘，通过地理-传世文献-考古报告-金文的完美结合，成功的还原了西周国家所面临的地缘形势及其危机。
作者还对西周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做了有益的探讨，指出了西周对王畿与中原地区的不同统治模式，分封诸侯时对地理形势的周密考量，以及周王室“赏赐换忠诚”的驭下方法所导致的王室衰微。
作者试图通过各类文献拨开西周灭亡的迷雾，将其由传统的道德家和小说家言转化为合乎逻辑的政治斗争，指出周厉王是由于与宣王遗留的政治派别斗争失败而被贵族推翻。但遗憾的是，由于上古文献的稀缺，作者的观点只能说是一个有依据的猜想，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作者还讨论了西周的遗产，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西周时期内部及与诸戎狄的政治军事互动如何产生了华夏的认同及华夷之辨。当然，留下的一个问题是，同样是非中原文明，为何南方的楚最终被融合吸收进华夏，而西、北方面的异族最终只能驱赶和对抗。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五)：从文献和考古中重建西周衰亡史
非常好的学术著作，研究的是西周的衰亡史，作者结合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引用了《竹书纪年》和《左传》的很多记载，而且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实地去考察地形，再利用最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细细梳理西周中晚期几次关键的政治危机，证据充分，逻辑清晰，说服力很强。从作者的研究结果来看，西周衰亡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是西周的分封制度和周天子直接统治区域的土地赏赐政策，对诸侯分封建国之后，早期周天子手里还掌握着大量土地可以赏赐有功的贵族，随着西周中晚期王室土地的不足，又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税收和纳贡制度，周天子的经济能力持续下滑，与诸侯之间的血缘纽带又持续疏远，导致西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而外因则是西北方向少数民族玁狁的持续入侵，商周时期的“中国”本来就是华夏族和夷狄戎蛮的混居之地，根据青铜器铭文，玁狁并非完全的游牧民族，打仗用的也是战车，与周人有着复杂的关系。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反映的是西周内部王室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严重，而周幽王的一系列动作最终导致外因和内因同时爆发，犬戎劫掠丰镐，导致周幽王身死，周平王东迁洛邑，至于褒姒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统一的国家，既不同于虚无缥缈的夏，也不同于鬼神凛冽的商，如同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兴起、繁荣、衰退、灭亡都非常有“中国特色”，成于周礼，亡于周礼，信然。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六)：非常精彩，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非常精彩，梳理了西周研究中的许多重大而又似是而非的问题。好的方面就不多说了，仅提出两点可商榷之处。 1. 第四章西周灭亡的地理考订，只分析了西申的地望，但是却没有探讨鄫国的地望，而是考察了另一个关系不大的吕的地望，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灭亡西周这个大事件上，鄫是直接的参与者，吕却不是，要想重建灭亡西周这一重大事件的整个脉络，鄫是不能回避的，即使申的地望解决了，还有鄫的地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按照传统的解释，鄫的地望位于豫南的方城， 如果西申位于作者推测的泾水上游，读者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鄫与西申相去足有两千里之遥（直线距离超过600公里，实际路程当在1000公里以上），处于这个位置的鄫是如何与西申和西戎合作的？又是如何与西申和西戎组成联军击败周师的？这个问题同样很重要，但是却被忽视了。 2. 书中对平王东迁的原因分析是很成问题的。平王与携王，一个是在申、鄫、西戎联军支持下嬴得战场胜利、紧接着又获得东方诸侯国拥戴的胜利者，一个是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王死国破的残余势力拥护的丧家之犬，两相比较，身为战胜者的平王，怎么可能去惧怕失败方的虢氏宗族势力？如果说受到西戎沉重打击、老巢都被端掉了的旧王室残余势力的虢氏宗族拥戴的携王都能够在渭河平原上站住脚，前有西戎做弑父先锋、后有众诸侯支持拥戴的平王，反倒不能在渭河平原上立足，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平王东迁的原因必定不是书中所说的他在渭河平原上不能立足、怕跟虢氏宗族支持的携王发生冲突，而是有着另外的复杂而又深层次的原因。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七)：地理与制度决定了西周的灭亡
作者通过考古资料、金属铭文和古代文献论述了西周的灭亡是政治和地理之间一种长期且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周的版图建立在渭河流域、汾河流域和东部平原上。周王室直接管理的范围仅限于渭河流域和中心洛邑的一小块地。因为维护整个国家是周王室的责任，但从诸侯得来的援助有限，只能依靠以上的直辖领地负担各方面的军事行动。而因为官员没有俸禄，王室只能依靠“恩惠换忠诚”——即用有限的土地维持官员的忠诚。王畿内的王室的土地日趋减少，而官员的忠诚却不能一直保证。到后期贵族的权利越来越高，以至于共伯和摄政达到顶峰，王权日趋没落。在沿着丰镐和洛阳的权力中枢和汾河流域的重要位置、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上大多排列着三个姬姓诸侯国。王室依靠宗法制、世袭监国和定期述职来确保周王的政治权威，但依然阻挡不了诸侯的游离。 在中后期西周失去了汾河上游的控制权，大草原上的北方农牧民族——玁狁通过“萧关道”侵扰渭河流域。西周王朝为了应付这个三四天就能抵达核心地带的游牧民族，调动了一切资源，却只能打赢不能摧毁。而西部又不像东方，有众多诸侯做缓冲，以至于淮夷和鄂侯均不能反叛成功。最终与西戎的战争，直到宣王末期依然不能结束。 幽王继位后，与重臣皇父一派失和。幽王、褒姒、虢石父和郑桓公一派取得胜利，皇父远离中心，平王逃到西申。后，幽王立伯服为太子。在太室盟会东方诸侯后，对申进攻，不料申联合繒国与西戎大败幽王军队，随即在戏杀死幽王。 平王被晋卫郑秦拥立为王，虢公拥立的携王不被承认，但占据着渭河流域，平王无奈，只能靠诸侯援助前往东方洛邑。后携王被晋文侯杀死，标志着西周的结束。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八)：札记一
相比后世各个朝代，西周往往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传世文献太少且可信度较低，近现代学者主要通过考古学和铭文的研究拨开其扑朔迷离的面纱。本书以地理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包括铭文和文献研究）为基础，构建了西周王朝在克商后建立起庞大的地缘共同体及其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的过程和原因。本书的亮点是用“地表形态”（landscape)对西周封国以及疆域的政治建构。作者罗列了诸如渭河平原、汾河谷地、洛河平原、山东地区、南方地区以及冀北平原的山川地理环境和主要交通要道，将地理作为一系列要素的论述可谓详尽。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周人将地表形态和政治理念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宏观地缘政治共同体，其幅员辽阔远非商朝可比。以位处渭河平原的宗周和位处洛河谷地的成周作为政治中轴线，其余封国多呈三角分布，且处于河流和平原的冲积过渡地带，把守着各个交通枢纽，同姓诸侯国与异性诸侯国的部署也颇具政治意味。前期的辉煌落幕，周昭王经营南方失败、周六师几乎全军覆没，权威虽得到恢复，但紧接着穆王时期的淮夷入侵作为衰败的开始成为了分水岭，周王朝逐渐出现各种混乱的征兆。不同其他朝代，地方的强大是中枢衰落的结果，在西周，正是诸侯国的日渐地方化和膨胀导致的王室的衰微。内部除了诸侯国与王室的矛盾，更有着王权和贵族的矛盾，而外部有着淮夷的入侵和猃狁的频繁骚扰。前期王室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尚可调节内外矛盾且不断进行军事拓张，中后期却逐渐捉襟见肘，仅能勉强维持现状。除了对政治军事意义上内外矛盾分析，从地理环境来看，西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已积淀结构性危机。王室处于远离东部诸侯国的渭河谷地，且接近西部边界，边界以外是猃狁等敌对部族，东部重重山脉阻隔。在这样的形式之下，王室既要维系与诸侯国的关系，又要独自抵御西部的敌人。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东部诸侯国逐渐“离心”甚至公然对抗，西部敌人更是频繁突破防御直指王畿，周王朝在东西两线疲于奔命。周厉王时期，王畿内部的贵族在王室“恩惠换忠诚”的自杀式管理模式下尾大不掉，王权与贵族争利失败，导致了国人暴乱，厉王被驱逐且客死他乡。后期虽有宣王中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积重难返的西周王朝在周幽王时期的政治斗争和错误的军事估算下最终失势，幽王兵败被杀于骊山下。随后王室与几个诸侯国的东迁，对500多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有着关键性的决定因素，终周一朝也给后世帝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遗产。
在资料上，作者主要运用铭文，辅以先秦至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如《尚书》、《诗经》、《今文竹书纪年》、《古文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史记》、《后汉书》等互为印证，再结合地理环境和各位学者已有结论做出较为合理的推论。此外考古遗址和青铜器、陶器年代类型的分析也对论证发挥极大的作用。如作者将周文化的传播情况与王室对诸侯国的掌控力度结合，虽值得商榷，但仍不失为极好的观点。在早期的铭文记载中，王室与诸侯国多有互动，且根据考古发掘，带有周文化色彩的青铜器作为贵族文化先行传播，作为平民文化代表的周文化陶器也逐渐在全国各地发掘，由此可见王朝早期对诸侯国尚在掌控。中后期铭文中双方却鲜有来往记录，且带有地方性特征的青铜器和陶器增多，说明了地方封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游离。作者对西周灭亡后地缘政治重新建构的讲述中，更是通过诗经再现了周人丧失家园的悲怆以及透露的政治背景，紧接着根据文献引出了二王并立的政治余绪和东迁原因，其中关于郑、虢、秦政治地理迁移的详细论证极其精彩。而在猃狁之战的论述中，作者更是浓墨重彩，运用极少的材料构建了百年来猃狁与周敌对的起源与最后的毁灭，以及后期几场重要战争，历史三要素具备，结合后期的诸侯护送王室东迁，战争与王朝的崩塌与重构颇具史诗感。
因为对地理与政治的强调，本书对于宗教和文化提及较少，因而不算十分详实丰富，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在迷雾重重的先秦研究中，本书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其跨学科的知识构建和严密的推理过程值得学习。
摘录如下：
为了解释衰落和崩溃的普遍模式与动力，约瑟夫坦特曾提出一种他认为可以同来解释一切复杂社会奔溃的通用模式。依照他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组织，需要不断投资新的能量来维持其运转。复杂社会应付压力的基本策略是提升自身的复杂程度，这就需要提高投资的成本。起初，人们会采用最普通的、最易达到的，并且也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投资的回报是丰润的。然而，持续的压力和预料外的挑战会迫使社会追加更多的投资，并且当最廉价的解决之道被用完后，社会就必需通过扩大其等级化和专门化的途径来进行更高成本的投资。当达到某个临界点时，每一份投资所换来的利润回报便开始下降。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克服不断增加的成本和不断减少的利润构成的曲线的话，它就必然会走向衰落。而当压力变得无法承受时，等待它的只有奔溃了。
我们目前的文献研究正在许多新发现文本的促进下迈向一个新的方向，即不再将文献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当作不同时期的层位的累积。所以，文献记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献的传统权威，事实上这种传统权威早已在古史辨派打破。由于上述的问题，即便时当代的金文和考古记录也不享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在一个与其他类型证据共有的历史背景中，彼此相互联系并揭示一个有关历史事件的潜在的和一贯的记述。而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独立的史料可以得到最充分合理的解释。
在研究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时，历史地理学家确定了四种途径：第一，“地理史”，根据历史记录来研究过去的自然地理和地理环境的变化。第二，“地理学史”，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观念极其表达方式的转变。第三，研究由人类活动而不是自然力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第四，狭义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特定时期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人类社会不同分布之间空间关系。
当有关一个地区的书面记录不足时，仅仅依据考古学证据得出历史结论一般是很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来源于物质文化领域和人类社会领域之间可能的差异，这在考古学界时尽人皆知的。
“宗法”的本质就是根据亲属结构来规定政治权力和财产的继承。
这次周人中心的东迁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开启了一场西周国家的地缘政治重新构建的过程，牵涉到众多贵族宗族的转变，他们原先坐落在西部，后来在东部成立新的地方诸侯国。这场转变进一步引起了新的政治对抗，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了中国后一个五百年的政治走向。这期间，周王和他的王廷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当然，由于中心权力的消失，用以建立政治权威的新的政治规范和策略也随着新时代的开始而诞生。在更大程度上，东迁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和种族融合的时代。东周时期，周的诸侯国发觉自己正处于戎人的觊觎之中，不是在从前的西周边境上，而是在中原的她们中间。这是由随着周室东迁，戎人就一直向周领地迁徙和渗透，从未间断。因而在东迁之后的两百年中，如何接纳所谓的“蛮族”，对于地方诸侯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原先生活在甘肃东南部的秦人，在与多戎人的斗争中，也逐步进入渭河平原。这次迁移将渭河平原变成了一个新的力量基地，未来中华帝国的摇篮。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九)：读《西周的灭亡》
《西周的灭亡》一书以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口，回顾了西周的历史生态，探究西周逐步衰落、最终灭亡的原因。这本书一共有十个部分, 绪言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目的、选用的资料性质还有研究的方法。在本书的第一章和附录一中，作者对西周的国家地理幅员做了全面的调查，考古学研究占据了较大比重。一方面借助文化因素分析法向读者展示了周文化的面貌；另一方面是借助金文考古证据进行西周行政控制范围的分析。作者同时让历史与地理进行充分结合，使得本书的论证更加充实、可靠。第二第三章考察了西周面临的国家危机并且分析了原因，这两个章节可以结合附录二进行阅读。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里，作者分析了西周灭亡的后果以及向东周的过渡。
附录中《西周历史研究：一个回复和方法论的说明》一文提及用青铜器和金文作为研究西周历史的有效资料及其准确断代的依据，还有对传世文献资料的使用。其中有一处也提到了甲骨文——他说相对于我们对商代宗教的了解，我们对西周宗教方面的内容了解得太少了，尤其是因为缺乏大量与安阳出土的甲骨文类似的占卜记录。甲骨文和金文是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两种最重要的地下出土文物材料，甲骨文的研究主要针对刻印在其上的文字，而金文铸造在铜器之上，在商周社会中发挥着复杂的政治文化作用，作为实物来考虑，在考古学和美学上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资料方面看，由于铭文是反映西周政治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证据，本书十分倚重金文，作者李峰教授也非常擅长西周金文及文献的综合研究，且注重考古学和方法论的探索，2018年作者也出版了《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一书。
首次对金文加以系统整理、考释的，有1934年郭沫若先生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上编所载西周金文共一白六十二器。其次是陈梦家先生所著的《西周铜器断代》，第三是日本白川静的《金文通释》，第四是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五是马承源主撰写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引自杨宽：《西周史》）杨宽先生在他的《西周史》中说:"要研究西周史，这是个难题。"因为现存的主要西周史料，也就是几部儒家经典，都经过战国时代儒家的选编和修订，有家派上的局限性。
其中一方面是儒家所传西周的礼书都不是原始资料，已经被儒家按照政治理想重新编定了，需要重新分辨、去伪存真。由于儒家所传西周文献具有局限性，又缺乏西周中期后期的文献，所以金文就成为了反映西周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各层面的第一手证据，金文的利用价值高于这些经过转手、由后人编纂等形式而产生的传统书面文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史料的运用上总是金文优先。
但另外一方面，金文的局限性也是其他史料难以忽略的局限性。杨宽先生认为儒家所传的西周史料大多数额度开国文献，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史料，《尚书》28篇，《周书》占有一半，大多数记载的是开国大事，其中十篇是有关周公开国大业的长篇大论，宣扬儒家崇尚的"文、武、周公之道"。儒家按照自身的政治需要进行古文献选编，讲述武王克商的《武成》篇所记杀伤太多，便不为儒家所取。目前研究西周史，关于开国大业的资料比较充分，但是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献缺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金文史料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个送行的作品很难避免虚美的成分。
李峰先生也认为，金文的长处同时是它们的短处，金文作为当代史料仅允许我们从其作铭者的眼中来接触西周的现实，而他们的视野又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他们所生活的背景，因此即使金文内容是作铭者意图的真实写照，也不可能避免偏见。关于这个观点，徐峰先生曾以夏含夷先生做的一项统计举例子，他统计的是50件以上记录军事活动的铭文，年代跨越了整个王朝的大部分，但没有一件铭文是纪念失败的。于是周人相对比于他们的对手东夷或者淮夷具有更大的文本优势，在<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中他说：“如果史学家有心注意一篇铭文它说了什么，以及它没说什么，那么，一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平衡可能被揭示”。这篇作品李峰先生在本书也有多次特别提及。与这个观点相对应的，该书中指出了西周灭亡和周幽王被杀的事情，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金文的记载，铭文记录了拥有者的荣耀与成就，“对他们的耻辱和失败却讳莫如深”。如果我们希望知道“西周都城是如何被践踏，周王是如何被杀死的”，便几乎不可能寄希望于发现一篇铭文记录了这些事。
《史料五讲》中记录了顾颉刚先生1926年在《国学门周刊》中提出的“学术平等观念”，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不因史料是帝王家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不因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史学家的眼光里，各个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都有它的来源、经历、生存的寿命。如齐世荣先生在《史料五讲》中所言：“各种类型的史料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把它们综合起来，相互参照，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因此，对于一份史料，我们不能无视它的缺点，也要肯定它的优点，明白在哪些地方可以运用、哪些地方要多加小心。如果个人希望对西周历史进行探讨，就要以西周可靠文献结合西周金文，参考儒家所传礼书，作综合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徐峰先生评价该书时说李峰先生“既意识到了金文的首要性和独到性，同时又不过份地、或者孤立地对待它，而是联合其他证据，特别是与考古资料一起使用。对于晚出史料, 该书一般只是在它们与当代史料 (即西周金文)或近乎当代的史料(如诗经中的有关早期篇章)有联系的情况下才使用;也就是说,在与当代史料和考古材料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联系、 并可以起到进一步的解释作用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比如在本书的第二章第105页，作者为了呈现西周中期穆王以后西周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冲突，首先用两篇铭文呈现出了证据，接下来又在经典文献中查证了更多的背景资料，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和作者通过铭文构建的情况基本一致，相互论证则更具有说服力。传世的青铜器是传统青铜器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铭文提供的联系进行断代。由于现代考古学得到发展，我们得以看到整群的青铜器，使学者们得以超出以往的研究，用考古学方法进行成组分析，提供更广泛的依据。在以考古学方法研究成群青铜器的同时，更应该关注铭文所能提供的信息，在《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中，作者通过铭文内容和书体研究认识墓葬出土成群青铜器的分组情况。把铭文研究和青铜器本身的研究相结合，研究器群内部分组情况，讨论组合特征和年代是作者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作者同时关注了青铜器和其他器类（尤其是陶器群）的联系，以人数当地文化特征和年代。正是因为作者尽可能全面地在利用出土文物的各类信息，才可能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徐峰先生评价此书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其有着明确的“问题导向”。作者围绕西周的灭亡这一历史事件, 以此作为切入口, “牵一发而动全身”式地回顾了西周, 尤其是其晚期的历史生态, 重点探究了西周逐步衰落、并最终灭亡的原因。对我个人比较有启发的是作者在附录中对于“质疑西周以后的资料对西周历史研究的价值”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可否认的是西周以后的资料有外墙捏造以反映后世观念的问题，即使受过基本史学训练的研究生也可以辨别其中的伪造之处，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够或者将会怎么办？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即使是同时代的资料，也可能经过后代的编辑，掺入了后代的语法特征，但我们不能据此判断；而且，即使是稍晚的历史材料也可能包含来自西周的真实信息。“究竟是要停留于对史料的不准确性的哀叹，从而冒险滑入毫无希望的学术虚无主义的境地，还是要利用这些文献来力求对古代真正发生过什么取得至少一点坚实的理解。怀疑的态度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健康的起点，但是它从来就不应该是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在作者的其他文本分析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是谁编写和铸造了西周铭文，他们在哪里铸造这些铭文，更多的问题在等待后来人日后的进一步研究，而作者对于史料的观点不失为一个积极的勉励。
《西周的灭亡》读后感(十)：地缘角度下看西周的灭亡历史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由李峰撰写，于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作者运用新史学的方法，将西周的灭亡放在时空的共同体之下进行深入探讨。该书将西周的灭亡放在地理环境的大背景下，将地理条件和政治建构相结合， “探讨西周国家衰落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再现公元前771年西周王都灭亡时的复杂政治环境”。作者的论述主要以考古、金文、文献为材料来源，思维缜密，成功构建出西周灭亡时的图景。作者以周人的政治空间作为第一章，在开篇便把整个叙述框架构建在西周时期的地理方位之上，在对西周灭亡进行论述之前，先对周王朝的国都及其封国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全方位审视。作者从周王都所在地--渭河谷地，作为宏观地缘政治结构的描述起点，由此延伸至泾河以及汾河地区，并以主要交通线进行地区间的串联，在这之后再将周人的城市以及活动范围放入建构好的格局之中，为下文的论述打下较好铺垫。而对于两千余年来地理上所发生的演变对于确定真实历史地理方位的干扰，作者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文物的发现来考证地理方位的准确无误，并且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地理演变的具体情况来构造出西周时期的准确地理构造。在完成对西周地缘政治大致建构之后，对西周灭亡的叙述正式开始。本书传递出一种观点：西周灭亡是一种必然结果，但灭亡的时机是偶然的。作者在第二章、第三章详细记叙了西周灭亡的必然原因。第一，“血缘纽结的自然松弛”以及“‘封建’制度下授予地方封国的高度自治权”导致了分封诸侯国逐渐脱离周王朝的掌控。第二，“王室对资源的不当管理”，即赏赐官员本来属于王室自己的土地，导致王室财富减少以及官员力量的逐步膨胀。由此，“中央王室与地方封国、王权与贵族力量”中，西周王朝的控制力大大衰弱，西周的内部基础垮塌。第三，在外部方面，“西北的猃狁与东南的淮夷”对西周国家形成了“两个方位的外来挑战”，以猃狁的威胁最为主要。并且因为西周已经不再有初期建国时强盛的兵力，“周人丧失了对泾河上游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导致了势力反转局面的出现。西周由攻转守，原先王都靠近猃狁似乎毫无威胁，但到了西周后期，原先不足为患的外部力量的壮大以及西周自身的衰弱导致了西周王都时刻暴露于猃狁的攻击之中，变得岌岌可危。西周末年的党派、王位之争充当了西周灭亡的导火索。西周灭亡较为偶然的部分在于宣王与幽王权力更替时政治势力的相互较量。作者通过对《诗经·小雅》中三首诗的重新释读和建构，解读出“以皇父为核心的老资历官员与新立的幽王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在皇父出走，幽王取得斗争胜利后，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宜臼出逃西申，幽王与西申相对立的局面便由此形成。在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中，并没有直接对《史记》中所叙述的西周灭亡的过程提出异议，言“西周的终结，极为戏剧化。这位风流天子的戏耍，落得自己陪一条性命，还送掉了西周的根本地盘。” [1]并且，许倬云先生根据金文与文献的资料得出“周对于西北二方外族，采防御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对入侵的反击”[2]这一观点，将周放在一个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实际的情形可能与《史记》中被传统中国史学视为西周灭亡的正统描述极不相同。”作者通过第四章的写作，从焦循的《褒姒辩》指出的在犬戎攻周时褒姒已经60岁不可能得到幽王宠幸的论断出发，通过对中国传统学者在西周灭亡中所寻求的心理平衡以及“妖女祸国“心理的分析，关于褒姒角色史学史的研究，来否认了《史记》中所描绘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的说法。而后，作者将西周灭亡的最终原因归结于“周王室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一次严重错估“。通过联合《国语》以及《竹书纪年》，作者认为，幽王在讨伐审国之前，借会盟来巩固他与东部封国的关系。并且根绝《今本竹书纪年》，提出西戎等的进攻时王师先行伐申失败以后对周的反击，幽王也因此被杀。周王偶然的错估行为，一次错误的主动进攻，终于引起了西周灭亡这一必然的结局。而周在东迁之后王朝的重构以及西周留给后世的影响，则是作者在第六与第七章所探讨的话题。周从宽广的渭河谷地迁移到略显狭窄的洛河平原，王室的力量被大幅削弱，而西迁的诸侯国同时又“极大地改变了东部平原上的政治形势”，导致了列国争霸时代的来临。在周人东迁后秦人为自身安全考虑转移到渭河谷地则为秦国的强盛以及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作者以西周的灭亡为主题，但他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西周的灭亡。从西周早期的地理分布开始讲起直到在西周灭亡后周的措施以及西周对于后世的影响，使得本书的时空感充分拉伸，从而得以在一种更宏观的层面来审视西周的灭亡问题。同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对史料的过分信赖。他跳脱出了对于单一史料的传统解释，选择结合不同的史料来进行辩证分析，并且有所扬弃。本书中作者主要使用《史记》《诗经》《今本竹书纪年》《左传》《国语》等文献进行分析。对于《史记》，作者并没有选择确信，而是通过参照其他文献以及揣摩史官的写作意图来对史记进行辩驳。就比如说对于史记中关于“烽火戏诸侯”的描写，作者通过《吕氏春秋》仅说到鼓这一点，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不存在，而司马迁对于褒姒文学性的描写，比如说描写褒姒“不爱笑”，更是使这一段描写的可信度降低。突破传统史学束缚，作者并没有把灭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幽王，而是上升到更宏观的视角来从政治对抗的方面来进行论证。而本书的论证与辩驳过程也是出彩的地方。以不同的观点作为开始，通过对于文物的研究以及评估观点的可信度，比如出自于哪本书以及出书的目的，来对对立的观点以及可能存在错误的观点进行辩驳。本书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对于地理、地缘政治的重新建构。作者通过对于考古的发掘以及史料的确认来首先确定地理方位，然后再通过对于该地区的地理区位分析，为历史进程发展的原因提供进一步解释。地理在这一本书中与历史学相融合并服务于历史学，为全书提供了完整的时空概念并且超越了单纯的时空叙述，时间与空间在西周灭亡的历史格局下都有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周王都靠近西戎，处在一个较为不安全的地理位置，在后来西周衰弱的过程中，这种地理位置的不利区位被越来越放大，最后导致西周的覆灭。而当西周迁往东部时，由于东部地区的土地之间的竞争导致列国争霸局面的开启，并且秦国的东移打下大一统的根基。通过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出，地理条件这一角度与历史演变过程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地理区位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而历史的演变过程从来都离不开地理因素的影响。这本书重构地缘政治，对西周灭亡时期地理要素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清楚的讲述，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各种文献的考据。这是对于西周灭亡问题的另一角度的审视，在西周灭亡这一具体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意义。 [1]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8页[2]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9页角度下看西周的灭亡历史（《西周的灭亡》书评）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由李峰撰写，于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作者运用新史学的方法，将西周的灭亡放在时空的共同体之下进行深入探讨。该书将西周的灭亡放在地理环境的大背景下，将地理条件和政治建构相结合， “探讨西周国家衰落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再现公元前771年西周王都灭亡时的复杂政治环境”。作者的论述主要以考古、金文、文献为材料来源，思维缜密，成功构建出西周灭亡时的图景。
作者以周人的政治空间作为第一章，在开篇便把整个叙述框架构建在西周时期的地理方位之上，在对西周灭亡进行论述之前，先对周王朝的国都及其封国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全方位审视。作者从周王都所在地--渭河谷地，作为宏观地缘政治结构的描述起点，由此延伸至泾河以及汾河地区，并以主要交通线进行地区间的串联，在这之后再将周人的城市以及活动范围放入建构好的格局之中，为下文的论述打下较好铺垫。而对于两千余年来地理上所发生的演变对于确定真实历史地理方位的干扰，作者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文物的发现来考证地理方位的准确无误，并且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地理演变的具体情况来构造出西周时期的准确地理构造。
在完成对西周地缘政治大致建构之后，对西周灭亡的叙述正式开始。本书传递出一种观点：西周灭亡是一种必然结果，但灭亡的时机是偶然的。作者在第二章、第三章详细记叙了西周灭亡的必然原因。第一，“血缘纽结的自然松弛”以及“‘封建’制度下授予地方封国的高度自治权”导致了分封诸侯国逐渐脱离周王朝的掌控。第二，“王室对资源的不当管理”，即赏赐官员本来属于王室自己的土地，导致王室财富减少以及官员力量的逐步膨胀。由此，“中央王室与地方封国、王权与贵族力量”中，西周王朝的控制力大大衰弱，西周的内部基础垮塌。第三，在外部方面，“西北的猃狁与东南的淮夷”对西周国家形成了“两个方位的外来挑战”，以猃狁的威胁最为主要。并且因为西周已经不再有初期建国时强盛的兵力，“周人丧失了对泾河上游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导致了势力反转局面的出现。西周由攻转守，原先王都靠近猃狁似乎毫无威胁，但到了西周后期，原先不足为患的外部力量的壮大以及西周自身的衰弱导致了西周王都时刻暴露于猃狁的攻击之中，变得岌岌可危。
西周末年的党派、王位之争充当了西周灭亡的导火索。西周灭亡较为偶然的部分在于宣王与幽王权力更替时政治势力的相互较量。作者通过对《诗经·小雅》中三首诗的重新释读和建构，解读出“以皇父为核心的老资历官员与新立的幽王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在皇父出走，幽王取得斗争胜利后，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宜臼出逃西申，幽王与西申相对立的局面便由此形成。在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中，并没有直接对《史记》中所叙述的西周灭亡的过程提出异议，言“西周的终结，极为戏剧化。这位风流天子的戏耍，落得自己陪一条性命，还送掉了西周的根本地盘。” [1]并且，许倬云先生根据金文与文献的资料得出“周对于西北二方外族，采防御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对入侵的反击”[2]这一观点，将周放在一个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
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实际的情形可能与《史记》中被传统中国史学视为西周灭亡的正统描述极不相同。”作者通过第四章的写作，从焦循的《褒姒辩》指出的在犬戎攻周时褒姒已经60岁不可能得到幽王宠幸的论断出发，通过对中国传统学者在西周灭亡中所寻求的心理平衡以及“妖女祸国“心理的分析，关于褒姒角色史学史的研究，来否认了《史记》中所描绘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的说法。而后，作者将西周灭亡的最终原因归结于“周王室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一次严重错估“。通过联合《国语》以及《竹书纪年》，作者认为，幽王在讨伐审国之前，借会盟来巩固他与东部封国的关系。并且根绝《今本竹书纪年》，提出西戎等的进攻时王师先行伐申失败以后对周的反击，幽王也因此被杀。周王偶然的错估行为，一次错误的主动进攻，终于引起了西周灭亡这一必然的结局。
周在东迁之后王朝的重构以及西周留给后世的影响，则是作者在第六与第七章所探讨的话题。周从宽广的渭河谷地迁移到略显狭窄的洛河平原，王室的力量被大幅削弱，而西迁的诸侯国同时又“极大地改变了东部平原上的政治形势”，导致了列国争霸时代的来临。在周人东迁后秦人为自身安全考虑转移到渭河谷地则为秦国的强盛以及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作者以西周的灭亡为主题，但他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西周的灭亡。从西周早期的地理分布开始讲起直到在西周灭亡后周的措施以及西周对于后世的影响，使得本书的时空感充分拉伸，从而得以在一种更宏观的层面来审视西周的灭亡问题。同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对史料的过分信赖。他跳脱出了对于单一史料的传统解释，选择结合不同的史料来进行辩证分析，并且有所扬弃。本书中作者主要使用《史记》《诗经》《今本竹书纪年》《左传》《国语》等文献进行分析。对于《史记》，作者并没有选择确信，而是通过参照其他文献以及揣摩史官的写作意图来对史记进行辩驳。就比如说对于史记中关于“烽火戏诸侯”的描写，作者通过《吕氏春秋》仅说到鼓这一点，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不存在，而司马迁对于褒姒文学性的描写，比如说描写褒姒“不爱笑”，更是使这一段描写的可信度降低。突破传统史学束缚，作者并没有把灭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幽王，而是上升到更宏观的视角来从政治对抗的方面来进行论证。而本书的论证与辩驳过程也是出彩的地方。以不同的观点作为开始，通过对于文物的研究以及评估观点的可信度，比如出自于哪本书以及出书的目的，来对对立的观点以及可能存在错误的观点进行辩驳。
本书最为鲜明的特征，还是对于地理、地缘政治的重新建构。作者通过对于考古的发掘以及史料的确认来首先确定地理方位，然后再通过对于该地区的地理区位分析，为历史进程发展的原因提供进一步解释。地理在这一本书中与历史学相融合并服务于历史学，为全书提供了完整的时空概念并且超越了单纯的时空叙述，时间与空间在西周灭亡的历史格局下都有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周王都靠近西戎，处在一个较为不安全的地理位置，在后来西周衰弱的过程中，这种地理位置的不利区位被越来越放大，最后导致西周的覆灭。而当西周迁往东部时，由于东部地区的土地之间的竞争导致列国争霸局面的开启，并且秦国的东移打下大一统的根基。通过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出，地理条件这一角度与历史演变过程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地理区位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而历史的演变过程从来都离不开地理因素的影响。这本书重构地缘政治，对西周灭亡时期地理要素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清楚的讲述，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各种文献的考据，也是对于西周灭亡问题的另一角度的审视。
[1]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8页
[2]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