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生命》的读后感大全
《追怀生命》是一本由伊沛霞 / 姚平 / 张聪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追怀生命》读后感(一)：谁说墓志是冰冷的？
如果用冰冷的语言介绍这本书，它是一部关于墓志的学术论文集。所收论文大多是从某篇墓志出发探究人物命运和历史背景。墓志是冰冷的，学术也是冰冷的。
但是这本书实际没有那么冰冷，首先说我的第一感受是这个开本宜人的小精装，封面设计水平高出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常规水平。
其次，看一下所收的文章，绝大部分篇什都温情脉脉。就像其他很多汉学家的文章一样，这些文章大多都重视微观视角。比如《蒙古统治下的小吏升迁》，从墓志出发讲元代的苏志道从一个胥吏被提拔进入官员行列的故事。为他撰写墓志的是大书法家虞集。《妻子的深情致敬》讲清代晚期一位官员曾咏的墓志，墓志是他的妻子撰写的。曾咏曾经做过江西吉安知府，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在安庆入伍抗击太平天国，不久病故。妻子为丈夫写墓志，本身就是一段佳话。《自撰墓志铭》讲唐代王绩、王玄宗为自己写的墓志，我们从传世文献中看到为显旷达而自撰墓志铭的古人不少，但是出土的墓志并不多。这两方是出土墓志中比较早的自撰墓志。
墓志的兴盛是中国古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案例。曹操不提倡厚葬，禁止立碑，这个传统延续到魏晋两朝，但是厚葬之风在基层很难刹住。不让立碑，人们就把碑立在地底下，墓志遂蔚然成风。如今墓志成了研究中古史的重要资料，越发受到学者注重。很多进不了正史的人物、很多传世文献无法呈现的历史细节，都仰赖墓志在这个世界上保留了一丝痕迹。
记得前几年帮仇鹿鸣老师编《读闲书》时，书中收录了《复数的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墓志悬测》《题有剩意的上官婉儿墓志》三篇文章，从上官婉儿墓志出发探讨唐史问题，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读来有味儿。
这册《追怀生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的一种。从勒口上的预告看，这套丛书分五个专题，“思想文化史卷”“妇女史卷”“宗教史卷”“上古史卷”“中古史卷”。小丛书从内容到装帧，都十分令人期待。
《追怀生命》读后感(二)：《追怀生命》：墓志铭的古往今来
当我们的至亲因为疾病离开我们，为了祭奠他们，我们会为他们立个碑，每到清明就会去祭拜他们，表表相思之苦。
但是，在古代，他们的亲人、朋友、离去，该如何祭奠他们呢？往往会立一个墓志铭，因为它能详细的记入人品操行、家庭生活、地方世态以及社会文化风俗，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志主所处时代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
对于早夭的孩子很少出现在家谱或父母的传记中，但父母却是墓志中被其父母和家人殷切怀念的对象。
《追怀生命》的作者伊沛霞、姚平、张聪。三人合力著写了此书。书中分了三十二章的内容，有自撰墓志铭、有妻子写给丈夫的墓志铭，还有关于小吏升迁的墓志铭，作者用简单的话语，带我们走进古人的那段不平凡的一生。
01最早的女性墓志铭
《马姜墓志》成文于106年，1929年出土于洛阳，是至今出土最早的墓志铭。从其墓志铭上不仅提供了志主的生平信息，而且对于她的美德大加赞赏。在那时男权社会，女性墓志铭的出现是极其罕见的，更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的不同寻常。
但是在历史上还有一位最有名的墓碑是武则天的无字碑。它不像其他的墓志铭刻着墓主人的生平、家庭、生活习惯，以及能代表其身份的话语。因为武则天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她的一生是寄人篱下，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寻常的遭遇，造就了其性格，而成就了武则天。世人对于她的评价有好有坏，她也是聪明的，关于她的一生还是留给后人去评价。
02最早妻子追怀丈夫墓志铭
在古代，妻子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在整个家庭中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是在书中就有这么一位妻子给自己的丈夫写了墓志铭。在《曹因墓志》，曹因出生在世家，三次科考都没有中榜，因而以一介平民终其一生。因曹因屡遭挫折，而英年早逝，它的妻子周氏却并不为这些常人视为命运不济之事所干扰，认为这是自然现象。周氏在嫁给曹因的时候，曹家已经处于上层社会，道家修真养性和回归自然的理念可以使周氏对生话泰然若是。
03最早小吏升迁的墓志铭
在蒙古军征服中国之后，一个小小的汉族文人，尤其是不起眼的小吏更能看出当时朝代的变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很少能找到有名有姓的胥历。他们道德低下，官员对于他们保持着戒心。他们欺压百姓，很是讨厌，但他们的存在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衙门小吏不需要科考，也不会像品官被调往外地。
在墓志铭中的苏志道就是这样一位担任了几十年书历后被提升而进入官僚体制的人。苏志道德早期生涯是在华北度过的，在升任官职后，他就被调到江南一职。
《苏志道墓志》反映了汉人的行政管理在蒙古境域是如何执行的，这也包括了向和林疏运粮食以赈饥荒，向当地的牧民和从内地迁徙至此的农民提供救灾措施。而在《苏志道墓志》中列出了他所从属的官员的名字，这就很好的说明苏志道已经自己作为了体制中的人。恰恰这说明了深受高官和要关信任的胥吏以他们与上司的关系为豪。
写在最后
不管是最早女性的墓志铭，以及妻子为了纪念丈夫的墓志铭，还是关于小吏升迁的墓志铭，能更好了解墓主人的社会背景，生活习惯，让我们后人更能了解那段历史。
《追怀生命》读后感(三)：《追怀生命》：墓志铭的古往今来
当我们的至亲因为疾病离开我们，为了祭奠他们，我们会为他们立个碑，每到清明就会去祭拜他们，表表相思之苦。
但是，在古代，他们的亲人、朋友、离去，该如何祭奠他们呢？往往会立一个墓志铭，因为它能详细的记入人品操行、家庭生活、地方世态以及社会文化风俗，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志主所处时代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
对于早夭的孩子很少出现在家谱或父母的传记中，但父母却是墓志中被其父母和家人殷切怀念的对象。
《追怀生命》的作者伊沛霞、姚平、张聪。三人合力著写了此书。书中分了三十二章的内容，有自撰墓志铭、有妻子写给丈夫的墓志铭，还有关于小吏升迁的墓志铭，作者用简单的话语，带我们走进古人的那段不平凡的一生。
01最早的女性墓志铭
《马姜墓志》成文于106年，1929年出土于洛阳，是至今出土最早的墓志铭。从其墓志铭上不仅提供了志主的生平信息，而且对于她的美德大加赞赏。在那时男权社会，女性墓志铭的出现是极其罕见的，更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的不同寻常。
但是在历史上还有一位最有名的墓碑是武则天的无字碑。它不像其他的墓志铭刻着墓主人的生平、家庭、生活习惯，以及能代表其身份的话语。因为武则天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她的一生是寄人篱下，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寻常的遭遇，造就了其性格，而成就了武则天。世人对于她的评价有好有坏，她也是聪明的，关于她的一生还是留给后人去评价。
02最早妻子追怀丈夫墓志铭
在古代，妻子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在整个家庭中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是在书中就有这么一位妻子给自己的丈夫写了墓志铭。在《曹因墓志》，曹因出生在世家，三次科考都没有中榜，因而以一介平民终其一生。因曹因屡遭挫折，而英年早逝，它的妻子周氏却并不为这些常人视为命运不济之事所干扰，认为这是自然现象。周氏在嫁给曹因的时候，曹家已经处于上层社会，道家修真养性和回归自然的理念可以使周氏对生话泰然若是。
03最早小吏升迁的墓志铭
在蒙古军征服中国之后，一个小小的汉族文人，尤其是不起眼的小吏更能看出当时朝代的变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很少能找到有名有姓的胥历。他们道德低下，官员对于他们保持着戒心。他们欺压百姓，很是讨厌，但他们的存在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衙门小吏不需要科考，也不会像品官被调往外地。
在墓志铭中的苏志道就是这样一位担任了几十年书历后被提升而进入官僚体制的人。苏志道德早期生涯是在华北度过的，在升任官职后，他就被调到江南一职。
《苏志道墓志》反映了汉人的行政管理在蒙古境域是如何执行的，这也包括了向和林疏运粮食以赈饥荒，向当地的牧民和从内地迁徙至此的农民提供救灾措施。而在《苏志道墓志》中列出了他所从属的官员的名字，这就很好的说明苏志道已经自己作为了体制中的人。恰恰这说明了深受高官和要关信任的胥吏以他们与上司的关系为豪。
写在最后
不管是最早女性的墓志铭，以及妻子为了纪念丈夫的墓志铭，还是关于小吏升迁的墓志铭，能更好了解墓主人的社会背景，生活习惯，让我们后人更能了解那段历史。
《追怀生命》读后感(四)：“乞一言以托不朽”：墓志铭是如何发展成名利事业的？
文 / 萧轶
墓志铭是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传记体文学体裁，记录着人品操行、家庭生活、地方世态与文化风俗等。古代文人为逝者传主编纂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行为，也成为了家族史、人口史和社会史等方面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但是，由于墓志铭致力于塑造亲者效仿、尊者赞颂、后世流传的道德典范，往往存在着夸大过誉之嫌，进而模糊了传主的真实面目。然而，由于墓志铭的执笔人往往是饱读儒家经典的贤达人士，这就使得墓志铭不仅是追念故人和稳固家族的文化传统，也是提升墓主家族社会地位的文化工具，还是强化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载体。
由于传主不同阶层的不同身份，在不同时代里的人生故事，尤其是小人物的故事，填补了正史以外的历史面貌，能够让我们窥探到不同行业的社会网络等。譬如二十五史中，记载的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且主要偏向于职务及其事迹方面的内容，对于性格刻画与生活细节等方面往往付诸阙如；但是，尽管墓志铭的书写会呈现歌功颂德等方面的弊端，但作为传记体与回忆录相结合的独特问题，它也经常会记录生活琐事、性格癖好乃至社会交往等多维度的私人性内容，这对正史编纂与人物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丰富作用。尤其是中国历史往往对于女性采取忽视的态度，并且当时的社会伦理也让女性缺乏公共生活，而这些鲜活的生命反而在墓志铭上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记载和追思。女性志主的墓志铭，也能够呈现不同朝代的女性婚恋观念、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等级观念，乃至生死哲学观念。甚至，还有一些墓志铭本身就出自女性之手。
在谈论中国古代历史时，我们往往会陷入汉文化中心论，这源于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很多都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正统书写，尤其是在异族统治时期的书写往往会刻意强化或忽视某些文化意识形态，进而导致我们对历史真实面目的观感陷入了单一化的视角。而少数民族的墓志铭出土，能够帮助我们从正史以来的角度去思考与文化和民族有关的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对金辽等朝代的书写往往源自宋人的视角，导致留下的传世文献受到了既定意识形态的左右，强化了“中国性”理念或大汉中心的视角，但少数民族墓志铭能够让我们了解辽代的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窥见不断变动中的地缘政治与历史人物的抉择问题。尤其是改朝换代前后，汉人身份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在动荡格局下的政治立场转变动机，或者当时的社会精英如何在两难的抉择中既自我保全又护佑家族等隐秘心声，包括他们对种族认同的复杂心态。比如“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金辽之际”或“明清鼎革”等特殊时期的墓志铭，其所记载的生活琐事与婚恋网络等细节能够丰富我们对古代社会世系与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地位等方面的研究，甚至能够捕捉到他们借助策略性婚姻来达到政治上位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族群、阶级与性别等方面有着探幽访微的重要作用。
此外，墓志铭撰写者对志主的关注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在唐代，由于世族门阀在中古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唐代墓志铭往往更关注志主的显赫家世。而在唐宋变革之后，社会精英的身份由贵族门阀演变成为“读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墓志书写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宋代文人的文集中，墓志铭的书写就与唐代的书写大相径庭了，往往更加强调志主的教育、性格和职业成就，突出的是志主自身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在宋代，墓志撰写和墓志碑刻已成产业化，精致的词组和古典的修辞随时备用，易于复制。这就导致后来出土的墓志铭，经常出现重复的句子，抄袭或洗稿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在墓志碑刻的文化产业之中。
到了南宋，通过儒家教育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当时的社会，为了确保家族内人出人头地，兄弟子侄会集力供一人走科举之路，其余人等则会走经商的治生之道。不管是经商还是科举，迫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丧葬礼仪也变成了强化宗族纽带的重要手段。在儒与商的地位不断融合之际，通过复杂而严格的礼仪遵从，能够让真正的儒家学者及其家族与社会其他族群区分开来，更能维护儒家知识分子的体面。而到了明末之际，儒家正统所确立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也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使得士商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潜在的竞争逐渐变成了“士商合流”。士大夫们开始为商人提笔作传，商人们也希望能够高金求得儒家学人们为自己立传，希望自己也能像读书致仕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青史留名或光耀门楣，从而留下了很多商人的墓志铭。在这些墓志铭中，儒家知识分子在描述行商坐贾时，多少会在歌颂商贾与崇尚儒家之间表现得有点扭捏作态。但是，商人的崛起并未对既有秩序形成真正的挑战，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依然紧靠儒家意识形态，在商人的墓志铭中，往往会表达志主在万般无奈之际选择弃儒从商，新贵暴富之后仍要回归故里进行宗族建设和襄助儒学。
除去追怀先祖的悼念意义之外，墓志铭的撰写碑刻也是名利双收的重要产业。比如，在唐代，墓志铭已经是一种显要而富有声望的文学创作体裁，墓志铭的文本也与其他题材的文本书写一样，越来越成为流行的书写体裁；在丧葬碑刻之外，还会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网络中传阅开来，当然也会被收录到文集中出版。对于逝者家族而言，墓志铭的流传，不仅能够维系家族声望，还能让活着的人享受社会声誉。
从唐代下半期开始，墓志铭竟然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崭新的行孝方式；到十一世纪，为父母先祖求得一篇由名家执笔的墓志，这已是宋代士大夫的重要追求。很多人在此过程中的某些突出表现而备受赞誉。更有人子公开渲染丧亲之痛以求感动墓志作者，另一些人为了等一墓志铭，长期搁置父母丧事，最终反为墓志作家树立为孝子的典型。即使是最有成就的北宋作家，往往也倾向于请求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或文学家为其父母亲作墓志。毕竟，由亲朋或名家来歌颂逝者的道德功业比人子自身执笔更为恰当；何况，墓志铭作者名望越高，作品传世的几率也更大，家族名望流传也更广且更久远。当然，宋代的士大夫为他们认识的或是听说的人撰写墓志，总在文章里表明其作者的身份。
所以，墓志铭的书写，对于逝者、逝者后人与墓志铭执笔人这三方而言，都是一笔名利双收的文化生意。概而言之，就像当年李时珍乞求比他小十岁的文坛泰斗王世贞给《本草纲目》作序一样，意在“愿乞一言，以托不朽”；苦等十年之后，李时珍终于得到了王世贞的那篇序言，而王世贞也倚顿辰星，直呼李时珍为“真北斗以南一人”。墓志铭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如此重要，某种程度也多少携带着“乞一言以托不朽”的因子。
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编辑而成的文集，但涵盖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选择的墓志铭及其解读也往往能够四两拨千斤，对不同朝代的墓志铭及其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乃至对于墓志铭背后所渗透或隐藏的时代密码，每一则墓志铭都可以拓展开来单独成书，综合起来则能够窥探到墓志铭所涵盖的诸多议题。在每篇正文之外，都附录了相关的推荐书目与文本，这些推荐的书目清单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期待出版人们能够引进出版。
* 本文原载“燕京书评”（公号ID：Pekingbooks），经作者授权，转载于此。感谢！
《追怀生命》读后感(五)：《追怀生命》勒石为记，他们从历史的幕后缓缓走来
“制度、观念和重大事件是还原历史的最基本条件，但只有当我们聚焦个体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时，历史才变得鲜活起来。” 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次出版，发行的中国历史上的墓态铭《追怀生命》的开篇前言。这本不到三百页的精致古朴册子，采用的是繁体字简介与古文原文，我这个外行人，花费了一天一夜时间才努力读完。 这本精品古籍著作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字里行间，我清晰地看到了二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王公贵族、将军、士大夫、儒商、家庭妇女、僧尼道士，携带他们的生平志向，正从历史的幕后缓缓走来，向世人展现他们的感情世界，他们的骄傲与遗憾。
一 高贵的夫人与王女 《马姜墓志》成文于106年，1929年出土于洛阳，很可能是至今己发现的入土墓志中年代最早的一篇。志文开头写道：惟永平七年七月甘一日，汉左将军特进胶东候第五子贾武仲卒，时年廿九。 夫人马姜是忠成候马援之女，明德皇后之姐，年仅二十三岁，就开始守节明志了。他们生育有四女，女儿长大后，其中有两个也嫁给了王候。马姜以母仪之德，为宗族之覆。享年七十三岁，死后皇帝闵悼，两宫赐赠礼物，风光下葬。 “马姜墓记”刻石，质为红沙石，现藏辽宁博物馆。《贾武仲妻马姜墓记》，成为我国志铭刻石中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品，有“中华第一志＂之名。 墓志起源可以追溯到秦汉，富贵人家有墓志序与铭，贵重的随葬品，向阴曹地府通报墓主生前的地位和特权；普通人家只有砖瓦文字简报名字、户籍、出生与死亡时间而已。 在《追怀生命》里，还详细记录了两度守寡的北魏王女元纯陀，一生未嫁的唐朝高官之女支新娘子，先入佛门再入道门的故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二 为外族服务的汉族将军与小吏 1979年元月，在河南省孟州市发现的北魏司马悦墓志铭，为我们探索司马懿家族在南北朝时代的去向，提供了机会。在这个政治分裂的时代，鲜卑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大融合。 建康时期，将军刘裕称帝，司马家族的许多成员被害了，司马悦祖父司马楚之逃往北方。为了对抗刘宋朝皇帝刘裕，他与北魏皇帝结盟，后娶河内公主，成为北魏官员。他的儿子司马金龙更是融入了鲜卑精英阶级，与陇西王女儿结婚，司马悦是他的第三子。 这个时期正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他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缩小鲜卑人与中原汉人之间的文化鸿沟。司马悦的墓志铭说，他对北魏政权的坚定忠诚，只是延续他祖父与父亲所倡导的忠实服务传统。 司马悦参与了保护淮水以南北魏郡县的战役，为了表扬他協助击退梁朝的军队，司马悦被任命为豫州刺史，结果被下属谋杀了。他的头被割下，交给了梁武帝。两年半后，北魏的将军再度夺回领地，以谈判交换的方式，才得换回头颅下葬。 仔细阅读司马悦的墓志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转变政治忠诚的动机，精英声望的脆弱，种族认同的复杂性，以及那些与草原有着深厚文化汉族人民与那些拥有华夏文明传统价值观的人民彼此相遇的结果。 在《追怀生命》里，类似这种不同文化的相遇的墓志铭，还有蒙古统治下的小史苏志道，身为汉族的旗人清代治水专家靳辅。
三 士大夫精英层的政治联姻与幻灭 在《追怀生命》里三十篇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墓志铭里，让我最为感叹的是高官权德兴的痛哭与欣慰。 权德兴是唐朝宰相、文学家。他来自名门望族甘肃天水权氏，自幼聪明好学，“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十五岁有文章数百篇。官途顺畅，婚姻理想，是个人生赢家。他写了两篇铭文，一篇是悼念出嫁的女儿独孤氏，另一篇是悼念小孙子。 大家不妨猜一猜，他在为谁痛哭？谁为欣慰？ 女儿嫁给望族孤独及的儿子，孤独及对权德兴有知遇之恩。在亡女铭文中，也可以看到，权德兴在任命宰相时，其家族的女性成员得以召唤入宫。 在这篇铭文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唐代精英的出身，策略性婚姻，以及政治上位。权德兴为爱女早逝，中断了两大家族姻亲关系而痛哭；对于早夭的小孙子，则是欣慰他的懂事与品行。 四 儒商的倔起 自汉代以来，儒家正统便将士大夫列为四民之首，商人则为社会最底层。但是到了明末，这两个阶层的接触却日渐增多，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了。 士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加深，新兴富裕阶层（商人）的出现，并力图和旧有的精英价层（士人）分享社会地位，体面，影响等资源。 与西欧社会不同的是，在中国，潜在的竞争最终变成了“士商合流“。商人在经商之前，大多是业儒，失意后才经商；在明清时代，并没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世袭贵族，人们都要经过科举进入社会精英层，这让科举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 很多家族为了最大可能确保，其已有的或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让兄弟子侄中一人或数人走科举道路，其余走包括经商的“治生”之路，所以明末以来，许多士人与商人同出一门。在当时，对于一个商人的最高评价是：他的行事举止更像个儒者。因此儒商出现了，时之今日，我们看到，儒商仍然是世人衡量商人的最高标杆。 在《追怀生命》里，就收录了明末文坛领袖王世贞为一个“布衣”徽商程惟清撰写的墓志铭。
五 存世稀少的女性之声 在《追怀生命》中，我欣喜地看到的是存世稀少的，由女性给亡夫撰写的墓志铭。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还是许多上层家庭培养女孩读书写字，也有不少女性成为出色的作家和诗人。在这些存世稀少由女性执笔的墓志铭中，我们有机会窥测她们对传统文学和哲学的理解程度，她们的婚姻观，社会性别角色观，社会等级观念，以及她们对生死的思考。 这里收录了现存最早的由女性撰写的墓志。分别是唐代的《曹因墓志》与《何简墓志》。曹因出生世家，但三次科举均未登第，以一介平民终其身。何简却是家族中第一个以科举进仕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唐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曹因一生屡受挫折，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妻子周氏却而为这些常人视为命运不济而干扰，她坦然道：“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文字之间反应了，道家修真养性和回归自然的理念，可以让她对生活一切泰然处之。 何简的妻子辛氏则嫁给了一个新晋统治阶层的进士。她在墓志铭中把丈夫描写成一个真正的君子，其一生所做所为无不体现了儒家的美德伦理，并用“柏舟之誓”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的坚贞不二的信念。 这两份风格迥异的墓志铭，生动表达了儒家提倡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奋斗赋于短暂的人生与道家则是通过与大化同流同在，人与自然合一，人生于自然又其死于自然的大道。 周氏和辛氏谙熟传统文化哲学精髄，并将之融会贯通在生活之中，不禁让今天的我们发自内心肺腑的佩服。 看多了男性作者的一板一眼的正统铭文，冷不丁看到由女子撰写的铭文，觉得她们既有不输于士大夫男子深刻的思想，又有民间女子款款的深情。 清同治年间女诗人左锡嘉给浴血奋战太平军，最后病亡的丈夫曾咏墓志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妻子对丈夫深情致敬。
曾是吉安知府的曾咏1862年安庆前线病故，在他死后第二年，爱妻左锡嘉一介文弱女子，为了将丈夫的灵枢运回靠近成都的四川老家，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沿长江逆流而上，开始了一段艰苦的旅程。1880年，曾咏病故十八年后，终于家乡华阳下葬，左锡嘉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长篇墓志铭。
呜呼！此我夫子之墓也。君殁后，家室转徒十有八年，今始得一亩地，葬君故乡。欲为状，乞当代大人先生彰君行事。然握笔追思，零泪如雨，状久不克成。嘉今年益衰病，恐遂奄忽。使君坚志苦心不垂于家乘，嘉之罪也。……君讳咏，字永言，号吟村…君生而聪明，长而孝友……君长身玉立，鬚鬑鬑然…… 阅读至此，我早已泪目盈眶。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不到三百页的小册子，居然涵盖了这么多的人间百态。这本《追忆生而》的思想之深遂，内容之丰富，牵扯历史事件之多，社会层次之广，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价值预期。这里还收集了黄庭坚，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撰写的铭文，大家想不想知其中又涉及了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与思想呢？ 不妨购买这本以一抵十的小册子，一睹为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