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兴都库什山》读后感精选

　　《走过兴都库什山》是一本由[英]埃里克 ·纽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页数：2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过兴都库什山》读后感(一)：米尔萨米尔峰上的云淡风轻

　　拿到《走过兴都库什山》时，刚从京西徒步归来，春末夏初的京西到处是清新的味道，便想看看书中所谓的蛮荒之地是怎样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对于阿富汗的印象，更多与宗教和战争有关，带着一丝神秘色彩，普通人极少涉足的阿富汗内陆更是吊足了我的胃口，迫不及待翻将开来，阿富汗走起。

　　本书作者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1919-2006）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旅行作家之一，攀爬兴都库什山之前的经历也颇为传奇。他曾经以学徒的身份，在芬兰的四桅帆船上参加了从澳大利亚经美洲南端的合恩角前往英国的“谷物运输大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辗转印度、北非和地中海的意大利海域；被捕入狱然后逃脱最终重进战俘营。很难想象有过如此多丰富刺激经历的他，后来会在妇女时装界从业长达十年之久，在如何出售高级女装的问题上大费周章。若不是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若没有大牌做派十足的坎德尔马斯小姐，若没有出乎意料爽快响应并迅速安排好前期准备种种的外交官朋友——休·卡莱斯，攀爬兴都库什山貌似只能源于梅费尔区的一时兴起，无法成行于努里斯坦边境的米尔萨米尔峰了。

　　不同于其他游记的浪漫成诗、风景如画，书中记载的所有景色无不透露着惊险荒芜，更多描述了充满着自嘲的、矛盾的、戏谑的、谦卑的、时而激昂时而疲惫的，心路历程。此行的目的地是努里斯坦，但也花费了近一半笔墨于攀登米尔萨米尔峰。途中经历了高温、极寒、冰川、巨石、急流、险谷、饥饿、干渴、病痛，要在出发前临时抱佛脚练习攀岩，要躲避被掉落的巨石砸中脑袋，要一边行走在冰川一边翻书学习如何凿出台阶，要周旋于不同信仰却又语言不通的人们之间，一切过程艰难的常人难以想象，但从纽比的笔下写出，娓娓道来，好似他可以抽身事外，只是个不相干的旁观者，向读者描述一部几日前看过的戏剧罢了。想跟随作者欣赏沿途景色的话可能会感觉失望，倒是可以从主人公的内心挣扎、身体煎熬和与仆人、原住民们斗智斗勇中领略一路的风土人情。

　　斗争了两个回合，最终止步于距离顶峰200多米的山脊；拖着疲惫和伤病的身躯，走过了努里斯坦的村庄。整本书中仿佛没有一件世俗意义上的胜利，但是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旅程，谁又会过多地纠结攀登了多少千米、是否到达顶峰呢？首先映入脑海便是那最陡的冰川，和当时心中百感交集后的云淡风轻吧。

　　《走过兴都库什山》读后感(二)：一切都笼罩在浩瀚的寂静之下

　　说起阿富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帝国坟场”，近现代以来数个大国在这里打造势力范围持续交锋，至今纷杂的局势，仍是世界上“和平禁区”之一。 不过在上世纪40年代到1979年这个时间段内，阿富汗存在过一个短暂的平静期，其夹杂在中亚和印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以及神秘又有历史感的兴都库什山，吸引了很多西方旅行家的目光。 由于自己走过丝绸之路的缘故，对西方旅行探险家们的事迹，不管其动机如何，我都对其保持了一种敬意，并且在这份敬意中，尤以在阿富汗探险过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旅行家等人为甚，因为那次丝路行我没有去过阿富汗，并没有亲身感受到兴都库什山到底意味着什么。 英国作家埃里克·纽比的《走过兴都库什山：深入阿富汗内陆》也许能解答这种疑惑。埃里克和朋友休抵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从土耳其东部阿勒山进入伊朗高原，一路前行抵达阿富汗，开启了在阿努斯坦的旅行经历。 我坚信，埃里克走的路线同亚历山大大帝相似，旅途中的核心要道，也曾不乏蒙古大军以及帖木儿军队的身影，历史和现实在埃里克的经历中交汇，给人一种强烈的以小见大的沧桑感。 近代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赞叹个人的英勇事迹，斯坦因、李希霍芬等都是西方人眼里的著名学者，自我挑战本来就抓人眼球，再加上成果非凡，绝对能引起轰动效果。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中，能看到作者对城市生活和职场的遗憾，也能感受到从伊斯坦布尔一路到阿富汗东路的艰辛。不过，埃里克并没有把大部分篇幅放在行路难上，仿佛长途跋涉渺无人烟的高原山地戈壁等都是家常便饭，也并没有抱怨同时展现优越感，而是重点描述心境以及遇到的人和事。 比如在买装备时，提到了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虽然内容点到为止，却能让人嗅到世界市场上的微妙变化；在旅途中，为了过河，雇佣当地人用拖拉机拖车，关于费用的对话让人忍俊不禁。埃里克用一种幽默的心态，来展现自己的豁达与坚韧，这也许是读者们最爱看到的:他强任他强，明月照山岗！ 亚洲腹地的广博与复杂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不同区域的人类定居的密度相差很大，但在埃里克的眼里，这一切都是鼓舞他探索未知世界的动力。通过一件件事和一个个人，《走过兴都库什山:深入阿富汗内陆》展现复杂地理环境下阿富汗的荒凉，以及当地浓郁的部落人文环境，给人以“世界尽头”的即视感。 这本书最大的震撼，在于潜移默化地告诉西方读者:西风尽吹并不是化解文化冲突的良药，并且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最远只能抵达帕米尔高原西缘，传播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 一切都笼罩在浩瀚的寂静之下，对于以中亚大陆为代表的亚洲腹地，世人应多一些敬畏与尊重，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文化的和善。

　　《走过兴都库什山》读后感(三)：“天啊，你们两个娘娘腔”。

　　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波谜罗川”，被地理学家称为“帕米尔山结”。因它将一把举世闻名的群山大川攥在手中：北面天山和阿赖岭，中间萨雷阔勒岭，西面兴都库什山，东面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①

　　昆仑山冰川，帕米尔高原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有强烈的“帕米尔情节”。因为前一段时间看《行疆》着了迷，对于边疆特别感兴趣，冰山大川也是心向往之，关于边境外的另一边更是充满了好奇。最近重温了《指环王》123，对于中土世界的一切，重新燃起了兴趣。冰川、冒险、英国人、两个小伙伴、这些元素都能撩动我，它们都能在《走过兴都库什山》里找到。

　　因为机缘巧合，看到这本小书《走过兴都库什山》（A short walk in the hindu kush ），很开心看到英国作家的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游记，深入阿富汗探访未知的神秘之地“兴都库什山”和“瓦罕走廊”。这本小书，小巧精致，语言诙谐，埃里克笔下的冒险之旅，充满了英国人的讥讽和乐观精神。他一边吐槽一边记录，特别轻松的讲述了一次艰难的失败的攀爬之旅，最后快乐的告诉我们旅行和冒险的意义是享受当下并吐槽当下。虽然不能出国远行，但是跟着作者一直在路上，感受到的一切都是那么好玩，好笑。

　　埃里克·纽比在全书的吐槽和讥讽给我的印象远超过美丽壮观的风景、新奇怪异的食物和当地人的异域风情。全书结尾终于被老实的阿富汗人塞西格吐槽，全书戛然而止让人会心一笑，真的是痛快至极，想不到埃里克自己也会有今天。

　　“天啊，你们两个娘娘腔”。塞西格说。

　　但是这两个娘娘腔的疯狂旅行，是我近期最快乐的一次阅读体验，再结合视频感受会更加震撼。②

　　ps: ① 吐火罗人与走马行疆：《帕米尔高原隐藏了多少秘密？ 》搜狐网，2020-02-13，https://www.sohu.com/a/284112649_120073554.

　　②骑游兵李白：《你从未见过的阿富汗（一）-美丽的兴都库什山脉》哔哩哔哩，2020-06-27，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C4y187Lq？from=search&seid=5613500868727174627.

　　《走过兴都库什山》读后感(四)：【转载】罗新读《走过兴都库什山》｜他对一切危险和困难都轻描淡写

　　走过兴都库什山：

　　深入阿富汗内陆

　　[英]埃里克·纽比著

　　李越译

　　商务印书馆

　　2021年5月即出

　　━━━━ 文︱罗 新

　　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1919-2006）是二十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旅行作家之一，《走过兴都库什山：深入阿富汗内陆》（A Short Walk in the Hindu Kush，以下简称《走过兴都库什山》）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如果这个断语还不够醒目，我们必须再加一句，那就是英国旅行文学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无可匹敌。大概正是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任何一种有关旅行文学最佳作品的排名中，这本小书都赫然在列。 纽比少年时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接受基础教育，十六岁进入社会谋生，先在广告业工作两年，之后当了海员。1938年，十八岁的他以学徒身份，在芬兰的四桅帆船“莫舒鲁”号上，参加了从澳大利亚经美洲南端的合恩角前往英国的“谷物运输大赛”（the Great Grain Race）。这个经历对他很重要，十六年后他尝试写作时，首先就想到描述这一经历，而第一本书《最后的谷物大赛》（The Last Grain Race，1956）的出版使纽比获得成为职业旅行作家的信心，由此启动了前往兴都库什山的冒险——他显然是为了写一本书才去爬山的。旅行写作的神秘力量在这里得到验证：登顶米尔萨米尔峰的计划失败了，可是这本记录一次不成功冒险的书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经历是作家最大的财富。纽比参加远洋帆船竞赛的第二年就入伍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既危险又浪漫。先是驻扎在印度，学了半年乌尔都语，之后转往北非，最后被派往地中海的意大利海域，1942年在西西里岛被俘。从此他的戎马生涯主要是在意大利的战俘营度过，其间一度脱逃，并在一个从斯洛文尼亚来到意大利的姑娘的帮助下躲藏德军搜捕，直至再次被抓获，重进战俘营。战后，纽比找到那位救助过他的斯洛文尼亚姑娘旺达·斯科夫（Wanda Skof），和她结婚。这段经历，他在1971年出版的《亚平宁的爱与战争》（Love and War in the Apennines）中有极为生动的描述，这本书也成了他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还拍成了电影（In Love and War，2001）。战时经历的重要，可从一个事实得到证实：印度和意大利成为纽比后来最主要的写作题材，当然，旺达一直陪伴他沿恒河游历印度，后来他们长期生活在意大利。 战后很长时间里，纽比都从事妇女时装业，这当然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因他父亲经营一家服装公司，母亲当过服装模特。不过这个工作显然不能让他获得安身立命的满足与宁静，《走过兴都库什山》的前两章对他在伦敦时装销售业的挣扎有素描般的简述。1956年春，纽比得知《最后的谷物大赛》书稿被出版商接受，而且收到二十五英镑的预付稿酬，他下定决心抛弃时装业，做一个职业旅行作家。那时旅行写作的题材普遍具有“异域风情”“绝地探险”的特点，可能受此影响，纽比仓促间就对出版商承诺自己接下来要到“未知地区”（unknown territory）旅行，那是他的下一本书。去哪里呢？纽比想到了阿富汗，想到了努里斯坦和米尔萨米尔峰，因为他的外交官好朋友休·卡莱斯跟他说过几年前攀爬兴都库什山失败而归的故事。一个近七十年来没有英国人去过的地方，一座据说还没有人征服过的六千多米的高峰，至少完美适合出版商所能想象的旅行文学主题。 《走过兴都库什山》记录了纽比从时装业退出、一变而成业余登山者并几乎成功爬上米尔萨米尔峰的历程。纽比在回忆录《一个旅行者的一生》（A Traveller’s Life，1982）里追忆往事，说那时自己已三十七岁，“头发渐稀”，四顾茫然，所以一把抓住这个最后一搏的机会。而我们读《走过兴都库什山》，只感到他是乘兴而行，出奇的好运气，不仅休·卡莱斯一呼即至，而且兴都库什山的落石都长着眼睛不砸他——要想成行并活着回家，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当然，透过书中写了的、暗示了的以及有意不说却可以想象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次即兴郊游，休·卡莱斯和埃里克·纽比两人认真做了几乎一切应该做的准备。1956年夏天在兴都库什山间的一个月，凝聚着他们此前几个月的精心安排。除了未能成功登顶，他们达成了所有目标，包括进入神秘而危险的努里斯坦。而从读者的角度，谁在乎他们是不是最后爬上了米尔萨米尔峰呢，只要一路上足够惊险刺激、足够好玩有趣，这就是一本好书。 绝域风物并不是纽比此书最突出的亮点，事实上很多评论家都说他不擅长描写风景，对异域文化也缺乏深入理解，这两点通常正是大多数旅行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不过《走过兴都库什山》在另一些方面有其他作者难以企及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是他那种对一切危险和困难都轻描淡写的叙述风格。书名把这次历时一个月的艰难跋涉说成a short walk，与书中对许多次生死边缘的遭遇淡淡一说，完全是同一个风格，仿佛这不是他的真实经历，而是他道听途说、他也未必真信的一些故事。要达到这个效果，离不开那种近乎不诚实的自嘲与谦逊。他嘲弄一切他遇到的人和事，毫不客气地、轻率地评判别人，对阿富汗山间的文化与风俗过于隔膜，甚至有时暴露出欧洲人的优越感——这在今日的旅行写作中会成为优先避免的事项——然而，你随时可以感觉到，他嘲弄得最彻底的人是他自己。如同山道的起伏隐显随时变换，埃里克·纽比的他我之间也处在瞬息转换中。这也许是读者不去追究他到底怎么看本地人民和本地文化的原因。 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甚至体现在纽比的写作布局上。这本书有一个令所有读者都难以忘记的结尾。在一个月的艰险危难之后，终于要走出兴都库什山区了，毫无预兆地，仿佛从天而降，前辈名人、英国探险传奇威弗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1910-2003）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任何别的作者（更不用说亲身经历者）都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可是纽比却在这里突然停止了叙述（读者会怀疑手中的书有残缺），只是用了一句塞西格对他和休·卡莱斯二人的嘲笑：“天啊，你们两个娘娘腔。” 很难有比纽比更好的旅行同伴了：他嘲笑一切，但他主要嘲笑自己；他对一切都有兴趣，这些兴趣总是转向对他自己的审查。他诚恳、谦卑地邀请读者和他一起冒险，那种冒险想起来很吓人，读起来却是轻松愉快的。

　　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TdQ9aIhgFsNH2-iKYd21tA

　　《走过兴都库什山》读后感(五)：不完美的旅行也许才是真正属于自我的旅行

　　1956年，一个妇女时装业从业者决心抛弃旧业，成为职业旅行作家。为了写一本书而进行一次“未知地区”的旅行，关于目的地选择，受到好友几年前攀爬兴都库什山失败而归的启发，选择了阿富汗，一个近70年没有英国人去过的地方，一座无人征服的米尔萨米尔峰，一个完美适合出版商想象的旅行文学主题。（推荐序VIII-IX）

　　尽管作者最终并未登顶，但这本《走过兴都库什山》记录的这一月之旅的一段行走显然功德无量，让无数不能至的人可以通过阅读来感受半世纪以前的阿富汗与旅游经历。

　　文笔风格显然是这本游记的一大特色。作者以第一人称又隔岸观火似的嘲讽一切人和事，举重若轻，对异域文化的隔膜也仿佛是一种色散解读，作者放弃了故作高明的客观叙述或掉书袋，而是用一种非常接地气的，真诚或是掉地下大实话的主观来记录这一次不同寻常的游记。

　　我们热爱旅行到底热爱的是什么？

　　对未知的探索？一种不经意间流露优越感的谈资？一种异域风情的感受？一种不同生活的浅尝辄止？

　　在推荐序中，“远方译丛”主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欣这样评价作者：“很难有比纽比更好的旅行同伴了：他嘲笑一切，但他主要嘲笑自己；他对一切都有兴趣，这些兴趣总是转向对他自己的审查。他诚恳、谦卑地邀请读者和他一起冒险，那种冒险想起来很吓人，读起来确实轻松愉快的。”（推荐序X）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从纽比的个人经历中，我们也许更能共鸣他的文字风格。这位出身衰落中产家庭，16岁就辍学做航海学徒，后来做服装批发，最后转型成为冒险旅行作家，一生写作了25本旅行文学，《兴都库什山中的一段旅行》是作者最喜欢的一本，在沮丧时读一读，会感觉好多了。（见作者的朋友，也是启发作者选择阿富汗旅行的休·卡莱斯在此书2008年50周年纪念版后记）这大概就是旅行与阅读带给人们的精神给养和精神力量。

　　2006年，《经济学人》对纽比的讣告中，提到了纽比热爱旅行的原因：一种身处自由的感觉。这种自由于纽比而言是矛盾的：因为二战，他的一生两次陷身于战俘营（转运过一次），在栅栏之内的冥想，某种意义上他感应到了一种另类的真正自由，无需工作、无需挣钱、无需思考吃什么、穿什么——这种自由看起来很廉价，但是在消费主义时代和充斥着资讯、变化和人与人之间交流与比较的讯息洪流中，又很奢侈。纽比在阿富汗山地上顶着职业冒险家塞西格“娘娘腔”的嘲讽，执着的和同伴吹着自己的充气床垫，也是一种自带闪光的自由。

　　阿富汗这个旅游保险不保国家列表排名第一的国家，在20世纪中叶并不是今天的样子，个中原因纷繁复杂，也许此生我并没有机会去阿富汗旅游，但读过此书，最大的感受是，人的一生，虽不能至的地方有很多，但总有某些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实现自己的心向往之。

　　属于自我的旅行，永不设限。

　　附

　　2006年《经济学人》纽比讣告全文及链接：

　　Eric Newby

　　Eric Newby, travel writer and fashion buyer, died on October 20th, aged 86

　　BY THE standards of many British explorers, Eric Newby was not particularly intrepid. He could not bear the thought of pain, and would faint away in any film that featured an operating theatre. Horses terrified him, especially when, in Italy, a reluctant mare he was riding was persuaded to clear a ditch by having a lighted cigarette inserted up its backside. Forced to sleep on rocks—to Wilfred Thesiger's huge disdain—he would blow up an air-bed to cushion the ordeal.

　　But then Mr Newby did not see himself as an explorer in the Thesiger mould. He was a traveller to whom things happened, and he would set off in that inquiring, ill-prepared, innocent way that has characterised Englishmen abroad from Chaucer to Evelyn Waugh. He was an amateur whose 25 travel books—most famously “A Short Walk in the Hindu Kush” (1958) and “Love and War in the Apennines” (1971)—were full of serendipity and surprise. A sudden view of a ravine with a grey heron winging across it; the moon rising “like a huge rusty coin”; Parmesan cheese, eaten after days of hunger, with “hard, salty nodules” of curd in it; the shock of blue and green phosphorescence dripping from his oar. Possibly only Mr Newby could notice, while treading water off the east coast of Sicily in 1942 and trying to avoid being shot at by Germans, that the plume of smoke over Etna looked like the quill of a pen stuck in a pewter ink-pot.

　　Well-equipped he may seldom have been, but he was usually well-dressed. For Mr Newby had another life. For 20 years, to finance his travelling and writing, he worked in the garment trade. After helping run the family firm of Lane and Newby Ltd, Wholesale Costumiers and Mantle Manufacturers, he joined the John Lewis Partnership in the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meaning that he checked whether trousers fitted or not. After this, he was promoted to “Model Gown Buyer”. If this life of pins and patterns seemed a come-down to a man dreaming of the Ganges or the Sahara, he certainly did not admit to it. To make “The Journey” as a sales rep through industrial Britain, rattling north overnight unsleeping in a third-class seat and then staggering up the back stairs of department stores with wicker baskets full of suits, was every bit as exciting.

　　Besides, he loved clothes. He had been drawn to travel in the first place, as a restless child growing up in suburban south-west London, by the pictures of foreign boys in petticoats in Arthur Mee's “Children's Colour Book of Lands and Peoples”. His first unaccompanied journey, following a Devon stream down to the sea through nettles and cowpats at the age of five, was made in brown lace-up shoes and “a hideous red and green striped blazer with brass buttons”. Apprenticed at 18 on a four-masted barque that ran the last great Grain Race from South Australia to Ireland, he first ran up the oily rigging, teetering 160 feet above Belfast, in grey flannel trousers and a Harris tweed jacket.

　　All this sounded rather upper class. And Mr Newby cut such a figure, handsome in immaculate safari suits and, in London, a trilby hat. He had a gentleman's cavalier attitude to expenses when, from 1964-73, he was the travel editor on the Observer, and a gourmet's approach to his later journeys. (“Had a delicious mini-picnic under a tree,” he noted during a bicycle ride through France in 1971; “small, ripe, melons and a bottle of cold Sancerre.”)

　　Yet he himself was “middle-middle class”. He had been to St Paul's, not Eton, and had left school at 16 because his family could no longer afford it. His time as a prisoner-of-war, from 1942 onwards, was diverting to him not only because it led him to his future wife (a tall, blonde, determined Slovenian girl who came to visit him when he was transferred to an outside hospital) but also because he could observe those strange creatures, the English upper classes, up close. Before that he had mostly met them in Harrods, small boys like him braving the “unending, snowy-white wastes” of the Linen Hall and the “savannahs” of Model Gowns, “endless expanses of carpet with here and there a solitary creation on a stand rising above it, like lone trees in a wilderness.”

　　In his travelling life he had many a narrow escape. On the great Grain Race, he was almost washed away in a hurricane. Hunting with princes in Andhra Pradesh he was charged by a bear, but failed to shoot it because he dared not use a rifle (a .465 Holland & Holland India Royal) that had cost £800. In Italy during the war, a fugitive prisoner, he woke from a sleep on a mountainside to find a German officer standing over him. But the officer wanted merely to chat and catch butterflies. “The last I saw of him”, he wrote, “was running across the open downs with his net unfurled...making curious little sweeps and lunges as he pursued his prey.”

　　Mr Newby was often asked why he loved to travel. It was, he said, to do with being free. But his attitude to freedom could be ambivalent. Twice, when he had got out of prisoner-of-war camps, he found himself musing that “real freedom” lay back inside the fence. There was no need, he wrote,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there: no need to work, to earn money, or to think about what to eat. Or, indeed, what to wear.

　　https://www.economist.com/obituary/2006/10/26/eric-new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