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读后感锦集

　　《大转型》是一本由[英] 卡尔·波兰尼著作，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转型》读后感(一)：除了《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什么经济史著作比《大转型》更具影响

　　一直到19世纪之前，经济都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经济运行要服从于政治、宗教和社会目的。但在19世纪，市场突然从人类社会中“脱嵌”出来，从从属地位变为支配地位，这是人类历史的“大转型”。

　　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人是“经济人”，人天生倾向于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

　　一直到19世纪之前，经济的主导运行模式，都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家计原则之所以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它在时间上要晚于互惠和再分配，只有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农耕文明才有可能出现。英语中“经济”这个词 economy，就是来源于希腊语的“家计”（oeconomia）。你可以把家计理解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主要为了自家生活所需而生产。

　　工业革命一直存在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就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贸易量不断增长，就业机会增多，英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涨，然而，社会底层的赤贫者却越来越多。穷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这个社会现象，像《雾都孤儿》《悲惨世界》等等。真正的原因，是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制造了穷人。工人原本是农民，后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但是，干着干着，突然就由于市场波动而失业了。这些失业工人没有任何的社会安全网络，也无法再回到故乡务农。

　　《大转型》读后感(二)：2020版导读——市场扩张就像病毒侵袭，“反向运动”就是免疫反应

　　本文微信版编辑摄于武汉家中

　　时隔13年，恰逢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时期，新修订的《大转型》出版上架了。这当然是巧合，但似乎冥冥之中也有某种理论关联。10多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翻译出版这本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的时候，“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非常多，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反思还远没达到今天的水平。很快，全球金融危机用现实教育了大家，而对市场经济作出最具原创性批判的波兰尼，也迅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成为炙手可热的思想家。如今，不管是政府、学界还是公众，对市场都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如今问题的复杂性似乎又超出了单纯的市场经济对社会的破坏所能涵盖的范围。当下，我们还能从波兰尼那里学到更多东西吗？

　　让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主要知识贡献。

　　《大转型》的主题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批判。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并不是有市场、有市场交易，就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是一整套的市场构成的体系，除了我们普通人熟悉的商品市场，还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等，后者也就是金融市场。这些市场相互勾连、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自发调节”、自我运转的体系，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并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发秩序”，而是高度人为的，根据波兰尼，它也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那么，在这个人为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实质是什么？它大致建立之后，产生了什么后果？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波兰尼作出了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知识贡献。

　　波兰尼与《大转型》英文版

　　通过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和对人类学资料的研究，波兰尼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研究市场供求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和分配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主义经济学”，就是看产品和物资实际上如何在社会结构中流动。他发现，人类经济交往方式，可分为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三种。典型的互惠就是“礼物经济”，相对平等的家庭、部落之间双向的或循环的礼物馈赠带来的物资流动；再分配就是政治上分层之后，物资向首领、王室集中然后在根据需要分配的物资流动方式。这两种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主要的，市场的方式则一般是补充，而且市场也是分类且严格区分的，小的地方集市与远程贸易之间，在原则和范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即便是进入近代，西欧各国在绝对主义王权下推动的重商主义全国性市场，也是受到政府严格监控的商品市场，土地和劳动力都并未市场化。

　　波兰尼对此的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人类社会经济功能（及物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满足，并不独立于社会、宗教或政治功能，人们的行为中也没有一种单纯为“逐利”的动机。换言之，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相反，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之后，经济“自发调节”、自我运转，就跟社会“脱嵌”了。

　　那么，为什么要“创新”出这样一个从未存在过经济体系呢？波兰尼的解释是，西欧当时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变成了机器大生产，而机器很昂贵，开动起来就不能停，因此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随时处于待售状态，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只有形成关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市场，才能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看到，生产资料（在古典经济学中，用土地来表示）和劳动力变成商品，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当时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也必须被当做商品，其制度化表现即为国际金本位制。波兰尼指出，这三种东西都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它们要么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要么是人所负载的，而贵金属的供应量并不能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随意调节；现在为了市场经济的运转而把它们当作商品，这就是“虚拟商品化”。由于这三种“虚拟商品化”，市场经济不仅脱嵌于社会，而且使社会反过来被嵌入于经济的起伏波动之中。

　　社会被反向嵌入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成为《大转型》整个后半部的主题。波兰尼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靠强行“虚拟商品化”、靠人为而搭建的体系，而市场经济一旦开始运行，却实实在在引起了各种自发的“反向运动”，因为社会被反向嵌入经济带来了大家都无法忍受的后果。三种虚拟商品化对应三个阶级主导的反向运动：劳动力的虚拟商品化引发了工人阶级主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土地的虚拟商品化引发了土地阶级（包括地主和农民）主导的农产品关税保护运动；而从市场中受益最大、本最应支持市场经济的工商业阶级也主导了针对货币的保护运动，因为严酷的通胀通缩时常让他们濒于破产。三大阶级固然是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但也是某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担纲者”，代表社会推进反向运动。

　　不同领域的保护运动相互激荡、相互加强，导致受损的经济无法通过市场体系的自发调节恢复，不得不通过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来释放国内经济张力。众所周知，对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争夺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反向运动与19世纪晚期以来选举权的扩张相结合，加剧了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对立，挫败了一战后各国为恢复金本位制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努力，最后为法西斯势力上台扫清了道路。

　　全书最后，波兰尼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未来方案（本书初版于1944年）：保留商品的竞争性市场定价，但将劳动、土地和货币重新嵌入社会，即让其定价机制移出市场之外，同时其价格仅仅作为成本要素参与其他商品定价。

　　波兰尼通过《大转型》提出了“实质主义经济学”、“嵌入（脱嵌）”、“虚拟商品化”、“反向运动”等重要概念，20世纪下半期以来，启发了众多学科的研究议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回头可以看到，尽管仍然存在种种严重问题，波兰尼提倡三大“去虚拟商品化”如今在西方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程度上的实现，如工会和劳动保障、农产品的关税保护、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等。

　　但是，今天在部分地由于波兰尼的贡献而得到改善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推进他的事业。

　　借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2.7章）中提出的区分，系统中运行的要素，有些是它可以再生产的，有些则是它不能再生产而必须从系统外引入或假定的。在波兰尼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分析中，三种虚拟商品都是从自然和社会引入，本质上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自己再生产的。换言之，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基底是市场所不能再生产的社会和自然。相应地，脱嵌所引起的反向运动，大体上是属于社会领域、自发形成的，处在“（经济）系统”之外。

　　但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中，由于国家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深度融合，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虽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纯的市场定价，但通过公共教育、公共卫生（针对劳动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环保（针对土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针对货币）等，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人为制造的产物，这里的人为制造主要是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联合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成为系统（虽然不是单纯的经济系统）自身能够至少部分地再生产的东西。用波兰尼的概念开考察，市场经济引发的反向运动，部分地被扩张了的（经济+政治）系统所囊括，反而成为系统再生产的一部分。

　　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市场经济的扩张就像病毒的侵袭，社会自发的“反向运动”则相当于人体的免疫反应。病毒的毒性过强或免疫反应过于激烈，造成宿主全都死亡，对病毒的繁衍也没好处。而反向运动被系统所吸纳，则正如人们通过疫苗而获得抗体，使病毒能够与人类能够长期共存。这种抗体首先当然作用在于抑制病毒，但客观上也支持了病毒的长期和更大范围的生存和繁衍。当然，新的、没有疫苗吸纳的病毒仍存在，人体针对它的免疫反应也仍存在。

　　这样，在当代社会，针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就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在政治-经济系统内抑制市场扩张的层面的反向运动，在系统内维持乃至扩大系统再生产层面的反向运动，以及仍存在于系统外的反向运动。

　　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市场经济的扩张就像病毒的侵袭，社会自发的“反向运动”则相当于人体的免疫反应。病毒的毒性过强或免疫反应过于激烈，造成宿主全都死亡，对病毒的繁衍也没好处。而反向运动被系统所吸纳，则正如人们通过疫苗而获得抗体，使病毒能够与人类能够长期共存。这种抗体首先当然作用在于抑制病毒，但客观上也支持了病毒的长期和更大范围的生存和繁衍。当然，新的、没有疫苗吸纳的病毒仍存在，人体针对它的免疫反应也仍存在。

　　这样，在当代社会，针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就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在政治-经济系统内抑制市场扩张的层面的反向运动，在系统内维持乃至扩大系统再生产层面的反向运动，以及仍存在于系统外的反向运动。

　　刘文和李文却在公立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发现了问题，即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在地位、资源、人才、权力等各方面被临床、医疗板块挤压，而且这个问题尤其因为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而恶化。正如公卫专家李玲所指出的，“新医改”10年，并未解决公立医院“创收”逐利的问题，公立医院的扩张，既提供了抗疫的医疗力量，也阻碍了具有真正公共性的分级诊疗系统的建立（《疫情演化至今，是制度不足还是人的问题》，2.10）。也就是说，在公立医疗卫生系统内部，也存在亲市场的临床医疗与更具有反向运动性质的公共卫生之间的“裂痕”问题。

　　以上两组文章讨论的，都属于政治-经济大系统内部，公共卫生作为反向运动对市场的扩张倾向的抑制和对社会的保护问题。其实，如前述，还有公共卫生维持乃至扩张政治-经济系统再生产这第二个层面，黄文谈的就是这个层面。我们平时都笼统讲“公共基础设施”，黄文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前些年基础设施投资较多，但教、文、卫等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低，基础设施投资只有30%转化为当年GDP，而投资公共设施转化率达到60%到70%，因此提出“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划出2000-3000亿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这样的投入，本身就有经济产出，同时可以避免像非典、新冠肺炎那样“带来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的公共卫生事件。

　　最后，作为第三层面、即在政治-经济系统之外的反向运动的公共卫生存在吗？或许国人自发的捐赠、自组织的医疗物资采买运送，还有中医药的抗疫作用都属于这个层面，因为它们都是现行的政治-经济系统所无法再生产的。

　　将来反思和重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恐怕需要区分这些层面并厘清它们的相互关系。

　　《大转型》读后感(三)：刘阳：疫情之下，我们还能从波兰尼那里学到更多吗？丨译者导读

　　2020年伊始，我们推出了波兰尼的经典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为活字-雅理书系的第二本）。这本曾在200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的“大书”，早已在市场上脱售多年，当年的原版在旧书商那里已经三位数起拍。

　　此次再版，经历了译者的修订，我们也邀请译者刘阳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导读这本书，并结合当前的疫情反思这本书同我们当下时代的相关性。

　　市场经济扩张就像病毒侵袭，“反向运动”就是免疫反应！

　　时隔13年，恰逢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时期，新修订的《大转型》出版上架了。这当然是巧合，但似乎冥冥之中也有某种理论关联。

　　10多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翻译出版这本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的时候，“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非常多，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反思还远没达到今天的水平。很快，全球金融危机用现实教育了大家，而对市场经济作出最具原创性批判的波兰尼，也迅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成为炙手可热的思想家。

　　如今，不管是政府、学界还是公众，对市场都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如今问题的复杂性似乎又超出了单纯的市场经济对社会的破坏所能涵盖的范围。当下，我们还能从波兰尼那里学到更多东西吗？

　　让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主要知识贡献。

　　《大转型》的主题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批判。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并不是有市场、有市场交易，就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是一整套的市场构成的体系，除了我们普通人熟悉的商品市场，还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等，后者也就是金融市场。这些市场相互勾连、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自发调节”、自我运转的体系，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并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发秩序”，而是高度人为的，根据波兰尼，它也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那么，在这个人为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实质是什么？它大致建立之后，产生了什么后果？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波兰尼作出了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知识贡献。

　　卡尔·波兰尼与《大转型》英文版

　　通过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和对人类学资料的研究，波兰尼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研究市场供求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和分配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主义经济学”，就是看产品和物资实际上如何在社会结构中流动。

　　他发现，人类经济交往方式，可分为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三种。典型的互惠就是“礼物经济”，相对平等的家庭、部落之间双向的或循环的礼物馈赠带来的物资流动；再分配就是政治上分层之后，物资向首领、王室集中然后在根据需要分配的物资流动方式。这两种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主要的，市场的方式则一般是补充，而且市场也是分类且严格区分的，小的地方集市与远程贸易之间，在原则和范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即便是进入近代，西欧各国在绝对主义王权下推动的重商主义全国性市场，也是受到政府严格监控的商品市场，土地和劳动力都并未市场化。

　　波兰尼对此的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人类社会经济功能（及物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满足，并不独立于社会、宗教或政治功能，人们的行为中也没有一种单纯为“逐利”的动机。换言之，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相反，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之后，经济“自发调节”、自我运转，就跟社会“脱嵌”了。

　　那么，为什么要“创新”出这样一个从未存在过经济体系呢？波兰尼的解释是，西欧当时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变成了机器大生产，而机器很昂贵，开动起来就不能停，因此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随时处于待售状态，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只有形成关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市场，才能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看到，生产资料（在古典经济学中，用土地来表示）和劳动力变成商品，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当时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也必须被当做商品，其制度化表现即为国际金本位制。

　　波兰尼指出，这三种东西都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它们要么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要么是人所负载的，而贵金属的供应量并不能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随意调节；现在为了市场经济的运转而把它们当作商品，这就是“虚拟商品化”。由于这三种“虚拟商品化”，市场经济不仅脱嵌于社会，而且使社会反过来被嵌入于经济的起伏波动之中。

　　社会被反向嵌入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成为《大转型》整个后半部的主题。波兰尼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靠强行“虚拟商品化”、靠人为而搭建的体系，而市场经济一旦开始运行，却实实在在引起了各种自发的“反向运动”，因为社会被反向嵌入经济带来了大家都无法忍受的后果。

　　三种虚拟商品化对应三个阶级主导的反向运动：劳动力的虚拟商品化引发了工人阶级主导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土地的虚拟商品化引发了土地阶级（包括地主和农民）主导的农产品关税保护运动；而从市场中受益最大、本最应支持市场经济的工商业阶级也主导了针对货币的保护运动，因为严酷的通胀通缩时常让他们濒于破产。三大阶级固然是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但也是某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担纲者”，代表社会推进反向运动。

　　不同领域的保护运动相互激荡、相互加强，导致受损的经济无法通过市场体系的自发调节恢复，不得不通过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来释放国内经济张力。众所周知，对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争夺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反向运动与19世纪晚期以来选举权的扩张相结合，加剧了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对立，挫败了一战后各国为恢复金本位制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努力，最后为法西斯势力上台扫清了道路。

　　全书最后，波兰尼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未来方案（此书初版于1944年）：保留商品的竞争性市场定价，但将劳动、土地和货币重新嵌入社会，即让其定价机制移出市场之外，同时其价格仅仅作为成本要素参与其他商品定价。

　　波兰尼通过《大转型》提出了“实质主义经济学”、“嵌入（脱嵌）”、“虚拟商品化”、“反向运动”等重要概念，20世纪下半期以来，启发了众多学科的研究议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回头可以看到，尽管仍然存在种种严重问题，波兰尼提倡三大“去虚拟商品化”如今在西方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相当程度上的实现，如工会和劳动保障、农产品的关税保护、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等。

　　但是，今天在部分地由于波兰尼的贡献而得到改善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推进他的事业。

　　借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2.7章）中提出的区分，系统中运行的要素，有些是它可以再生产的，有些则是它不能再生产而必须从系统外引入或假定的。在波兰尼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分析中，三种虚拟商品都是从自然和社会引入，本质上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自己再生产的。换言之，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基底是市场所不能再生产的社会和自然。相应地，脱嵌所引起的反向运动，大体上是属于社会领域、自发形成的，处在“（经济）系统”之外。

　　但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中，由于国家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深度融合，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虽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纯的市场定价，但通过公共教育、公共卫生（针对劳动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环保（针对土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针对货币）等，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人为制造的产物，这里的人为制造主要是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联合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成为系统（虽然不是单纯的经济系统）自身能够至少部分地再生产的东西。用波兰尼的概念开考察，市场经济引发的反向运动，部分地被扩张了的（经济+政治）系统所囊括，反而成为系统再生产的一部分。

　　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市场经济的扩张就像病毒的侵袭，社会自发的“反向运动”则相当于人体的免疫反应。病毒的毒性过强或免疫反应过于激烈，造成宿主全都死亡，对病毒的繁衍也没好处。而反向运动被系统所吸纳，则正如人们通过疫苗而获得抗体，使病毒能够与人类能够长期共存。这种抗体首先当然作用在于抑制病毒，但客观上也支持了病毒的长期和更大范围的生存和繁衍。当然，新的、没有疫苗吸纳的病毒仍存在，人体针对它的免疫反应也仍存在。

　　这样，在当代社会，针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就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在政治-经济系统内抑制市场扩张的层面的反向运动，在系统内维持乃至扩大系统再生产层面的反向运动，以及仍存在于系统外的反向运动。

　　我们回到公共卫生。它当然是反向运动。按照波兰尼，市场经济以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颁布、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为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并不偶然的是，8年后的1842年，英国公共卫生学家查德威克发表了著名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1848年英国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法案，明确政府在供水、排污、垃圾处理和住房等问题上的行政干预职责。市场经济与公共卫生立法在时间上的前后相连，为波兰尼关于反向运动是“自发”反应的论断提供了新的佐证，不过既然如今的反向运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那么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厘清这种反向运动中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指向。

　　从公共卫生角度反思这次疫情的文章，笔者所见具有较高价值的包括《疫情下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刘爱国，2.22）、《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只相当于夜里12点》（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组李立明等，2.21）、《疫情之后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要花两三千亿补短板》（黄奇帆，2.18），此外还有一篇传播量较大的文章《抗疫前线一床难求，当反思“严控公立医院规模”》（杜建国，2.6）以下分别简称刘文、李文、黄文和杜文。

　　在抗疫的语境下，杜文的逻辑大概是最简单易懂的，公立医院是政府办的，民营医院是属市场的，疫情一来，还是要靠公立医院的医疗力量和床位资源，所以控制公立大医院发展为民营医院留空间，就是错误的政策，用波兰尼的术语说，等于是扩张市场、打压针对市场的反向运动。杜文并不严谨，但确实在一个层面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刘文和李文却在公立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发现了问题，即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在地位、资源、人才、权力等各方面被临床、医疗板块挤压，而且这个问题尤其因为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而恶化。正如公卫专家李玲所指出的，“新医改”10年，并未解决公立医院“创收”逐利的问题，公立医院的扩张，既提供了抗疫的医疗力量，也阻碍了具有真正公共性的分级诊疗系统的建立（《疫情演化至今，是制度不足还是人的问题》，2.10）。也就是说，在公立医疗卫生系统内部，也存在亲市场的临床医疗与更具有反向运动性质的公共卫生之间的“裂痕”问题。

　　以上两组文章讨论的，都属于政治-经济大系统内部，公共卫生作为反向运动对市场的扩张倾向的抑制和对社会的保护问题。其实，如前述，还有公共卫生维持乃至扩张政治-经济系统再生产这第二个层面，黄文谈的就是这个层面。

　　我们平时都笼统讲“公共基础设施”，黄文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前些年基础设施投资较多，但教、文、卫等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低，基础设施投资只有30%转化为当年GDP，而投资公共设施转化率达到60%到70%，因此提出“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划出2000-3000亿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这样的投入，本身就有经济产出，同时可以避免像非典、新冠肺炎那样“带来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的公共卫生事件。

　　最后，作为第三层面、即在政治-经济系统之外的反向运动的公共卫生存在吗？或许国人自发的捐赠、自组织的医疗物资采买运送，还有中医药的抗疫作用都属于这个层面，因为它们都是现行的政治-经济系统所无法再生产的。

　　将来反思和重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恐怕需要区分这些层面并厘清它们的相互关系。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英]卡尔·波兰尼 著 / 冯钢，刘阳 译 / 当代世界出版社 · 2020年1月

　　《大转型》读后感(四)：经济学家告诉你，《寄生虫》中的贫富差距何以成为现实？

　　继去年在戛纳电影节摘得金棕榈后，韩国电影《寄生虫》更是一举在今年的奥斯卡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项殊荣，足以见得，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全球普世性焦虑。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7-2009年的环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层出不穷的经济危机为我们一再戳破自由市场神话。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究竟如何？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上被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在冷战结束后宣告“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制”，为何没有让我们迎来“美丽新世界”而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今天，活字君向书友们介绍活字文化最新出品书籍——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一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大转型》一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揭示了伴随这个过程所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波兰尼不仅精当指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还准确预言了这种“市场经济”对人、自然、生产组织的严重破坏及其悲剧性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仍极具启发与参考。

　　本文是斯蒂格利茨为《大转型》2001年英文版所写的前言。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2011)得主，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而著称。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英]卡尔·波兰尼 著；冯钢，刘阳 译

　　能够为卡尔 · 波兰尼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一件荣幸的事。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型，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

　　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与 1999 年和 2000 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骚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在麦基弗(R. M. MacIver)为这本书1944年首版所写的导言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存在还仅仅限于纸面， 他以一种与波兰尼相似的预见能力写道:“这本书在当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们揭示了历史教训。”如果这些人当时真的读了这本书，并认真对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训，那么他们鼓吹的政策将比实际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1964年4月23日），是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他离开了出生的匈牙利，成为英国公民。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

　　试图用不多的几行字来概括这样一本复杂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部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其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是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的，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即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

　　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y)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对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

　　不过，今天，争论的焦点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观察到的，如今只有顽固分子还肯——在一个极端——为自发调节的经济辩护，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为政府运转的经济说话。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遵从于它的局限。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重要的区别。

　　其中有些观点差异是容易辨识和摒弃的，比如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推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发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再一次地，人们很少会不同意，在许多国家，规制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规制应该被剥离掉。但“自由市场分子”走得更远，并给遵从他们建议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是在最近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 这样的自由化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支持这样的自由化会促进增长的证据— 往好里说——却是明显不足的。

　　韩国电影《寄生虫》台词

　　不过，与上述例子不同，还有一些问题的结论远非清晰可见。自由国际贸易使一个国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增加平均收入，尽管它会使一些个人失去工作，但在失业率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贸易自由化而毁掉的工作机会可能明显要比它所创造的要多。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捆绑起来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使得创造工作和新企业成为不可能。

　　没有人可以宣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中转移出来进入到失业状态会减少贫困或者增加国民收入。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在内心信奉某种形式的萨伊定律，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会对工人的工资需求产生压制力量。

　　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体现的是一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压倒性证据。自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但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经济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的对象。它涉及的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例如，我们现在谈论社会资本。我们认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污秽，已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的出现乃至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食品补贴的取消，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并且确实已被预见到)的政治和社会动乱。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非常明显。

　　俄罗斯黑手党是全球势力范围最广的黑帮组织之一，崛起于1980年代末期，自苏联解体后，借社会转型之机，俄罗斯黑手党滋生蔓延，暗杀、抢劫、走私、贩毒、收取保护费、贩卖人口等等恶迹累累，臭名远播，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尽管有些比较脆弱)造成了历史悠久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影响。投资者不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社会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绝大多数社会都演化出照顾穷人和弱势者(the disadvantaged)的方式。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于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确实，一个农民可能会失去他的收成 ，并且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可能会因为要为一个阴雨天气(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为一个干旱季节)储备钱财而倍受艰辛。但他从来不会缺乏有报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

　　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个体会遭到他们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打击。如果失业率很高——像大萧条中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情况一样——那么个人所能做的就极其有限。他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场分子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很重要(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自己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良好效果。

　　英国电影《我是布莱克》台词

　　明显不能成立的是 ，通过让自己接受更低的工资 ，个人能立即获得就业 。效率工资理论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论，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没有像自发调节市场鼓吹者认为的那样运作。但无论这些解释是怎样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失业不是一种幻觉，现代社会需要有应对它的方式，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没有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这样做(甚至对这一点也是有解释的，但讨论这些解释会让我离题更远)。快速的转型破坏了原有的应对机制和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提出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来自 19 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过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它是自由主义教条的现代版——的鼓吹者们遗忘了。

　　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 25 年，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一件是前面我已提到的作为东亚危机一部分的印尼灾难。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该成为解决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措施:不偿付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向私人借贷者提供的贷款，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本来处理这一情况的标准办法是破产——破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说不，因为这将造成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然而这种对更为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的侵犯，他 们却全然没有一丁点儿顾虑。他们更喜欢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国债权人得以解套，尽管这些人在出借时并未曾持守应有的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政策让那些局外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是工人和小企业，对危机的发生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截图

　　更具戏剧性的是俄罗斯的失败。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又一次成为实验对象。这个新实验就是，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时，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正如大约 70 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这个国家的人民得到承诺，一旦市场力量被释放出来，经济就会繁盛，正如资源配置的扭曲、由于社会所有而导致激励不足的低效率中央计划体系，将被分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一样。

　　然而繁盛并没有发生。经济大约萎缩了一半，贫困率(以每日4美元为标准)从 2% 上升到接近 50%。在私有化使少数寡头变成亿万富翁的同时，政府甚至没有钱给穷人支付养老金——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被认为是在向世界表明这里是一个吸引人投资的场所，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无底洞。所以，资本成群结队出逃也不足为奇。由于私有化进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财产权的背后并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把钱留在俄罗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一个新政府上台，他们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在西方的怂恿下，幻想解决苏联社会数十年弊端的“500天计划”横空出世，这就是“休克疗法”的前身，该计划得到戈尔巴乔夫的首肯，由一帮各怀鬼胎的激进政治改革派提出，计划以大规模私有化为基础，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变为西方市场经济，

　　即使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不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理性投资者会将他的钱放在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而不是投在一个处在真正萧条中的国家。如今，尽管有点太晚，但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识到，但想要把逃逸了的资本重新吸引回来，几乎已经不再可能了，除非能够保证，无论财富是如何获得的，都能够保有下去。可这就意味着——实 际上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

　　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正教导发展中国家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它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性: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的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

　　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它们的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 1842 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 和扩展服务。在西欧，关于投资的规制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比如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美国公司在加勒比海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

　　尽管有时这些干预可以得到正当化，因为它能被当作针对其他政府所进行的干预的应对措施， 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干预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在农业方面的那些。在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鳄梨，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国的铀。香港长期被作为自由市 场的堡垒而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毁坏它的经济时，它就对两者都展开了强有力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不过，香港的干预胜利了——它成功地稳定了这两个市场，消除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一笔。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让价格就位”，并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而且即使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开出的简单药方意味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如果他是在今天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一个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以及不仅致力于保持而且还努力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量减少。东亚的成功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市场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才在东亚危机期间几乎表现出某种愉悦的心情，因为他们觉得这场危机暴露出积极政府模式的致命弱点。尽管他们的说教一方面确实包括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承认，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更大的市场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消除那些社会契约的代名词，而正是这些契约提供了保障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两大塑造东亚奇迹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经济安全。

　　当然，事实上东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市场的失败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正是短期资本流的解放，在全世界晃荡、想寻找最高回报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它们只受情绪的理性和不理性变化的支配——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

　　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台词

　　让我通过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中心主题来结束这篇前言。第一个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纠葛的复杂关系。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代表了对自由政治传统的偏离。新自由主义信条的鼎盛时期大概在 1990—1997 年，也就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东亚危机爆发之前。有人也许会说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的终结标志着市场经济以及自发调节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相信，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毕竟，在发达国家内部，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于所有地方都发生了对这些信条——里根-撒切尔自由市场信条——的拒斥， 以及对“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者“新工党”(New Labor)政策的欢迎。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冷战期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过是无法承担采取这些政策的风险，即如此伤害穷人的风险。这些国家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它们同时被西方和东方所追求，西方处方的失败可能会使它们站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则别无选择，具有巨大风险的信条于是毫无顾忌地强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一万种暗地里的方式来拒绝它。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

　　韩国电影《寄生虫》中，底层生活的半地下室

　　波兰尼把市场看作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作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作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记分卡被用来记录不同国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却从来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无非是把财产分给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对方回报以租金。但总是没有记分卡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于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或者暴力、不安全感、无力感的增加。波兰尼谈论的则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在波兰尼写作时同样清晰可见。

　　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经济时，他们却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政治进程)倾向于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被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必去管它;为了保证你确实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银行的措施，诸如以固定比率扩大货币供给;当一种措施未能奏效时，就搬出另一种，比如通胀目标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在我们左手看起来在通过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个体赋权的同时，右手又把它拿走了。

　　波兰尼非常允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仅谈论了那些古典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 及信仰自由)，也讨论了免于恐惧和免于饥饿的自由。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能促进另一个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

　　大萧条时期求职的工人

　　不幸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不管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并不代表着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因为穷人面临着比其他人更大意义上的不安全，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罗斯，处在贫困境地的人的数量急剧上升，生活标准已然下降。对这些人而言，自由越来越少了，免于饥饿、免于恐惧的自由越来越少了。如果波兰尼在今天进行写作，我相信他会认为，全球社会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能不能救济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