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武人之文读后感100字
《五代武人之文》是一本由柳立言等编著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代武人之文》读后感(一)：武人新相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五代在碑志”的系列丛书。通过研究五代时墓志碑文，结合同时期的史料典籍，对一些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进行再探讨。因此，本书对于有志于了解、研究五代史的读者是绝对不容错过的一套书。在这套书中，笔者尤为感兴趣的是《五代武人之文》。 历来撰写墓志铭的人的大都是传统文人，而文人与武人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不对付。因此，我们看文人为武人所撰写的那些墓志、碑文之类的便会感觉尤为的有意思，他们究竟会隐恶扬善还是隐善扬恶亦或者是秉笔直书呢？ 《五代武人之文》对于墓志、碑文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如下的流程进行。首先是墓志、碑文的全文呈现，其中遗失、缺漏的部分会特别注明。对于墓志、碑文会有一个详细的释文，对全文内容进行一个简明扼要的分析，点明其内容所说的大体故事。然后是个案研究。其研究方法为“五鬼搬运”、“数馒头”等历史研究方法。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研究墓志主人公的生平经历与历史评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此部分的内容是结合墓志与传统史料如《旧五代史》、《册府元龟》等一起看的，对于两者冲突的部分或者一致的部分都会有一个表格来说明，尤其是对存在争议部分的研究，尤其值得一看，因为这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的一些认知。最后则是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部分。 说到五代之乱，传统观点认为“武人是主要的乱源”。但是在本书中通过编者对于五代时具有代表性的15篇墓志、碑文的研究之后，此种观点似乎颇有有失偏颇之处。例如在书中第三编中所提到的马文操与马全节事。其碑文便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赞颂两个人的武功与品德。尤其是在马全节的碑文中，除了称颂他的屡建奇功之外，还着重指出其恭恭礼仪，进退有度，居宠若惊，以荣为畏，强调他的“武才”与“武德”，那么具有这样品德的人一定是于国为君子与忠臣的，于家为孝子的。因此，虽然五代的最显著特点是武人割据专权，但是同时代的人也试图通过神道碑等来宣扬功、德并重，以武功尽忠于国家之时，应恪尊武德，于家庭则当遵守传统伦理。所以，五代虽乱，但是在上层统治者与朝廷来说，他们依然在通过各种手段去约束武人，去向他们灌输道德观念，使他们可以为国尽忠，为家尽孝。至于所谓“武人是主要的乱源”之说，主要还是来自于宋太祖，而宋太祖之所以有此言论，多半也是与其自身经历有关，其本为周将，被部将拥戴黄袍加身，成为皇帝，这段经历除了带给他荣耀之外，同时带来的还有对武将的忌惮，如此，便不如给他们加一个乱源的由头，用来打击武将，维护自己的统治吧！ 《五代武人之文》的编者通过对五代时代表武人的墓志碑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五代时武人多元的面貌，他们当然不会是我们想当然的大老粗一个，只会上阵杀敌，事实上，他们之中允文允武者大有人在，他们除了在战场上通过杀敌立功之外，在兼任文职之时，也可以守土安民，对吏治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最常见的形象应该是文武兼习、文武兼仕与文武兼治的！
《五代武人之文》读后感(二)：五代武人是否轻文？
作为唐宋之间的五代，大多数人的印象都是乱世，而其主要乱源因为宋太祖一句“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使人们认为五代是武人专权的时代，固然其指出的是真相，但其实这句话更深层的目的，还是宋太祖目睹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为了使得其政权的永固，因此以文臣代替武人对地方治理权的削藩之举，而且考察其另一番发言：太祖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也能佐证作为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其实并未认为武人是致乱之源。相反还想使得武人读书来帮其治理地方。那么五代的武人们是否如同后世史书所写的一样如此残暴不堪，道德沦丧，并且粗鄙不文，不通治道呢？柳立言先生编著的《五代武人之文》给出了答案。
本书挑选了15篇碑志来进行个案研究，分为三个主题来回答了如何通过碑志看出隐藏于五代武人外表下的文。首先本书通过四篇墓志来回答了作为隐恶扬善墓志的是否可靠的问题？作者指出墓志只要经过内部考校和外部验证这两个方法就能如同使用其他史料一样得心应手。即以史学六问对墓志书写提出问题，再辅之以：一、找出史料的结构与逻辑，二、数算篇幅之多寡抓住史料的重点，三、制作表格，将史料的重要内容纳入表格这三种方法。并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原则，如史料充足，则可使用外证，以传世史料或者是与墓主有联系的亲属的墓志进行验证，看出墓志书写中是否有隐恶扬善的情况。而如果无外证可对比的情况下，则可使用内证法，利用墓志本身的内在结构与信息，采用五鬼搬运和详细列表来找出叙述中是否存在逻辑不自洽的部分。
然后作者从武人的吏治以及品德两方面出发，指出五代虽然重武，但未必轻文，因为就算是国家与军队日常运行中，也是需要文人进行管理的，因此五代所轻之文，应该指的是不太实用的文史型士人，对于具有刀笔吏才的文吏型士人，武将们大多是比较尊敬的，而且考察五代的阶层流动和阶级流动，布衣固然容易以武起家进入统治阶级，完成阶级流动，但是在统治阶级中进行向上的阶层流动时，文物双全似乎是必备的，不少晋身高层官僚的武将，除了战功之外也有不少的吏治功绩。品德方面，作者主要从孝和忠这两方面出发，指出门第世家的消失是唐宋变革的其中一项重要变化，但是从墓志能看出，五代人仍旧喜欢标榜郡望，作为私德之首的孝，在五代仍旧受到重视，不少武将能做到如同儒家士子所要求的孝行。证明在一些普世道德上文武其实并无二致。而针对欧阳修指出的五代武人忠义观念不彰的情况，作者从忠的对象出发，指出有国家，职务和个人之分，不少武人其实是忠于职守，所以以后世的忠君观念来苛责五代时期的武人不忠实在不是没有太多意义。
最后作者从武人后代及其婚姻出发，指出不少武人其实子弟在接受武艺方面的训练时，也兼习文武，并且其出仕的职务也并非局限于军事职务，也有出任文职的情况，从五代后期开始，武人子弟转文的例子也是越来越普遍，如武二代孙汉筠。而且其子弟联姻的家族也并非出于武家，相反有不少文臣，如张全义。这更表明了五代武人不轻文，否则何必让其子弟去从事文职呢？
本书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而且作者善用史学六问，五鬼搬运，数馒头等看似简单的方法，使得墓志结构一目了然，并采用表格的形式，每段紧扣表格内容，选定相关主题进行辨析，如同老吏断案，清晰明了。并且在解读墓志的同时，对一些传世史料中存在的问题采用读墓志的方法进行辨析，如郭进自杀说。显示出了这些方法并非是只有狭窄的运用空间，相反只要善于应用，也能采用进传世史料的解读中来。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法律史素养，正如作者说的将史学训练内化于生活。
《五代武人之文》读后感(三)：严谨的考证，客观的书写，为我们带来五代史实“更多的真相”和对历史真相的思考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自立，统一的华夏分崩离析，南北对峙，割据骤起，至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立宋逐步统一南北止，历经54年，这一时期史称五代十国。对这54年的分裂，宋太祖赵匡胤总结一句话，武人是主要的乱源。于是有宋一朝自始至终都重文抑武，“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此或为其原因之一。五代之乱真的归因于武人惑乱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那么五代乱世与武人阶层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对此，《五代武人之文》一书给出了解读。
《五代武人之文》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五代在碑志”系列中的一种，该系列现已出版两种，另一种是《世变下的五代女性》。该系列“通过整理具有代表性的五代墓志碑文，并运用'五鬼搬运''数馒头'等研究方法，集中讨论了社会流动、文武交流、妇女角色，以及墓志笔法和史学方法等问题，同时涉及五代官制、宗教与司法”，可说是研究五代史实的集大成之作，是清晰认知五代历史的杰出作品。作为“五代在碑志”系列中的一员，《五代武人之文》同样秉承了这样的风格特色，以山口智哉、李宗翰等为代表的一众优秀编者，通过整理具有代表性的五代武官墓志碑文，分析五代武人的家庭结构、仕官经历、宦途升迁等，探讨并重新评估了武人在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为我们梳理出不同于“五代重武轻文”“武人是主要的乱源”等传统观点的新颖而客观严谨的论断。
常理而言，前言作为一本书的首篇，自当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本书的前言很好的完成了这样的“使命”。展列分析了至今为止研究五代史实取得的成果，简要总结了本书的写作意旨——“完全利用武人的墓志和碑铭，不是去否定学人已发现的部分真相，而是发掘更多的真相”，既为五代史研究填缺，也为中华民族由唐至宋转变的联系进行增补。
编著本书，编者着力“从四方面增加我们对武人的了解”，“第一，文人如何书写武人”；“第二，武人之文事”；“第三，武人之品德和信仰”；“第四，武人之后代和转型”。将五代时期文人与武人的关系、武人向文治的转变、武人的品性与精神信仰及其后嗣身份的转变进行了考证和推断，并与五代史事相融合，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关于五代史实的真相。
为展现五代文人对武人的书写，本书引用了数量极为丰富的碑文，并对文言书写的碑文进行了释义，以便普通读者顺畅阅读。对碑文的应用，作者还将其中人物和事件投映于五代史实中进行考证和推断，并对碑主的行为和抉择进行依托于社会道德的评价，可见客观和严谨。
对史料的运用，作者也并未一味信奉，而是通过“政治学之史学六问”对史料文献的可信性进行评估，以“排除故意造假”或“无意之失”，确保所用文献引述事件的真实性。如17页中“针对《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之可信性”的评估，再次印证作者治史态度的客观和严谨。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关于五代史实“更多的真相”，增加了我们对五代文武间的交流和武人的乱与治的了解，也让我们对何为历史真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作者在第一编最后的结论中说到的那样，“不分古今与中外，凡属纪念性的文字便多隐恶扬善……但不能一竹篙打尽一船人，更不能捕风捉影，以无为有，而应就个案分析，且让墓志自行说话，避免代言失误。”一道史料文物的门槛较高，一般读者大众不易解读，而二道史料又极容易添加撰述人的感情喜恶，难免为真相“代言”，不知“隐了多少恶和扬了多少善”，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在考证历史真相时要控制好自己的喜恶和价值取向，尽可能客观的转述史料和文物所呈现的历史真相，而作为读者，我们也要有敢于质疑的态度，要有独立思考的态度，如此方能不负文物流转悠长的岁月至我们面前。
《五代武人之文》读后感(四)：武将与文臣集于一身
对于一个少有文献记录的时期，什么样的文献才能体现它真正的风貌？广西师范大学所出的“五代在碑志”系列聚焦五代时期的武将、女性和僧侣三个群体，以可以查询到的墓志铭为基础并佐证相关的文献，让五代这个抽象的历史时间变得更加具体，真实可见。
武将对于王朝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五代时期，许多武将除了在军队中建功立业，同时也有更多文人气息在身。以后周单州刺史赵凤为例，他少时习文史曾经应举，后来投笔从戎堪称儒将。凭借武功位至地方首长，同时在《旧五代史》留下本传，并非等闲之辈。但是在两件事情上与墓志记录上判若两人：一件是吏治，墓志对他所采取的举措持赞扬态度，但本传及《册府元龟》中却将其归于“残虐”、“贪黩”一列；另一件事则是关于他的死亡。墓志记载为病逝，本传则记录为赐死。在扑朔迷离的记录中，需要我们抽丝剥茧，细细找寻字里行间的真相。
墓志中记载的往往是一个人生命中重要的历史时刻，而事件越重要则往往会使用越多的字数。在记述赵凤一生功业的577字中，读书应试占据126字，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对于曾祖父和祖父没有关于仕途的记录，但他的父亲已经任职冀州别驾--一种文职职位。而赵凤则在家学熏陶下兼习武学，然而数次科考不中则迫使他集中全力向武学方向发展，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效忠的对象是契丹，而他的故乡冀州也在战火中几度受到欺凌。
对于一个想要谋求雄图霸业的野心家来说，取得成功需要看的只是结果，而非实现的过程。在经历接连的打击后，赵凤移忠契丹，并可以称得上是飞黄腾达。而对于这段经历的描述占据了墓志的最多字数--完全不掩饰对于取得“功绩”的得意。然而成功犹如翻山越岭，想要得到的只有更多，对于赵凤而言尤其如此。
“富不过三代”好像不仅用于财富，对于钟鸣鼎食的大家族而言，维持家族荣耀是非常不容易且难以阻止颓势的--不同的势力往往左右着朝堂，而统治者的更替则意味着不断地洗牌。而萧处仁的家族自晚唐至五代末年至少六代为官，不但没有向下流动，后代的官职竟然不输于前代，对于“五代乱世汰旧换新”的通识不可谓是一种挑战。而不寻常的背后往往有独特的原因所在。萧处仁的父亲萧符四十年间刨除可能的丧期几乎没有中断任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他的任职地区除了首府汴州外还有长安和洛阳，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同时负责的还是任职地的军务和粮备，一直处于重要部门且被重视，表明萧符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认可，并且一直能够被人重视。
《五代武人之文》读后感(五)：“一旦云开复见天”——评《五代武人之文》
《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中将唐朝称为“世界性的帝国”，并认为唐朝堪称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在商业、宗教、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上所达到的成就远非其他朝代所能匹敌。在结语部分，作者陆威仪不无同情地指出了作为紧接唐朝的“五代”时期的混乱和失序，并引用韦庄《秦妇吟》一诗，意在说明其对“五代”时期混乱无序之中只有南方“湛然一境平如砥”的判断，这一方面揭示了唐朝崩溃后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裂的历史现实，也暗示了这一时期愈加明显的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永久性南移端倪的背景，另一方面也同中国诸多学人一样，将“五代”时期北方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视作乱世，而南方诸国（“五代十国”中的“十国”只是颇具规模有代表性的割据政权）则是较为安定繁荣之地。北方五代的“乱”，显然是由于当时北方“军人干政，兵变迭生”的混乱局面，而建立在军事将领之手的政权显然使得这种乱与“武人”难脱干系，但这种古已有之的价值判断是否真正反映了“五代武人”的历史全貌，五代武人又是否真如宋太祖所说“方镇残虐，民受其祸”，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也正是《五代武人之文》一书的立足处和出发点。
在考虑到古今学者对五代武人的评价或有失公允的前提下，《五代武人之文》所做的，正是试图利用墓志碑铭，并与正史、志书等已有历史材料对比参看，克服“墓志碑铭”中“惩恶扬善”、“以虚为实”书写笔法的局限，从具体的“武人”个案出发，以点带面，努力还原五代武人的生活面貌和其文武功制的历史现实。本书几位编者都为台湾的历史教授或助理教授以及“中研院”的研究员，在研究方法上自有独到之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除去前言和总论，全书共分为三编，其中包含的15篇论文并非皆是由编者执笔，不过执笔者身份并未影响文章质量，全书的体例和写作模式也是一以贯之，从文人如何书写武人、武人之文事与武功、武人的后代和转型三部分来具体分析五代武人。
书封
由于具体篇目讨论的都是不同墓主相同或不同方面的问题，其具体内容没法在此一一复述，此处仅举其体例和写作模式稍加讨论。在书中，针对具体墓志碑铭时，往往从基本资料（包含性质、题名、时间、地点、人物、关键词）、释文（具体碑文以及每段内容）、个案研究（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真伪辨析以及史料补充）、结论（碑文详略、人物事迹等反映出的历史情况及其对学界旧说的挑战和补充）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以期从墓志碑铭的内容中寻找新的结论。此外，每一篇论文中都大量使用图表和数据统计的形式，一方面从不同史料对相同事件记载的横向对比中抽丝剥茧，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从墓志碑铭中对墓志、碑文主人不同事迹记录详略的纵向对比中来克服墓志碑铭作为历史材料本身具有的局限。这些论述策略显然卓有成效，在对记录具体武人生平的历史材料的剖析中，确实可见传统评判中的笼统和武断之失，也使得在正史、志书中众多扁平的武人形象更加立体，最重要的则是为后续研究“五代史”提供了良好的切入视角和论述空间。
不过，尽管本书在史料甄别上花费了很大功夫，但作为通过寻找研究独立案例的论文之间关联而分编汇总的书来说，各篇论文并没有很明晰的联系，行文安排虽然与每编的主题相关，却也很难将之视为严密的逻辑论争。从一个非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每篇论文在对墓志碑铭的考证和解读上都可见论述者为学治学的严谨踏实，但15个具体案例的分析在我看来并没有解决前言中提出的“五代”史研究中有待商榷的问题，也很难就说这就足以为五代武人正名，认为五代武人允文允武，刀剑与诗礼并习；事实上，主流观念里对五代武人的判断或许更多是着眼于整个时代形式而非个人因素，本书的讨论提出了许多与主流看法相左的案例，但这只证明了乱世中不乏秉持操守的武将，并不能反应乱世中武人的历史全貌，或许这只能期待以后发现更多相同相似的案例作为证据，正如最后结论中所言，“五代治乱之责，应由文武双方共同承担”，不过显然，双方承担比例等历史细节则只能待来日之研究了！
宋代诗人邵雍曾在《观盛花吟》中写“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本意是为了歌颂北宋的“天下太平元事日”，但放在今日的语境来看，或也正指出了五代史研究的某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在五代纷繁乱世中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