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传》经典读后感有感

　　《唐宪宗传》是一本由李天石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页数：5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宪宗传》精选点评：

　　●很不错，不过基本就是当年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修订版

　　●西京谋杀宰相案～～东京圆净谋反案～～李愬雪夜下蔡州～～最好看的三个地方

　　●唐宪宗的研究相对较少，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的传记，当然有些细节错误，部分观点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是一本了解唐宪宗与元和中兴的力作。

　　●中规中矩的传记，无甚出彩之处，但严整详实，补宪宗史'这一空白，也有足多者焉。

　　●还可以8

　　●分太高，拉低一下。问题有几点1体例旧，这种各个领域都介绍一下就没新意了 2对史料少辨析，李绛为啥显得那么伟光正，他事后塑造啊，换我塑造我也牛逼 3没吸收新成果，对问题思考也不深入。翻完后有新的认识 1 宪宗的真正考验其实始于元和四年的王承宗问题，之前西川这些都是次要矛盾，没有直面核心问题，这一点和德宗很不同，德宗一上来就是成德问题。2 宪宗两次征讨成德都很毛躁，但是德宗的教训他是亲自经历的，所以也就罢兵休战。宪宗只能靠解决河北以外的问题推动河北问题的解决，这还得靠魏博的归顺，所以没有坚实的基础。3 王承宗有点牛逼，成德王家中晚唐独一份，一直苟到五代，忠诚！要想深化唐庭与河北关系的研究，还是要搞清三镇内部转变和消长。成德前后就很不一样。

　　●主要还是对宪宗朝征淮西和成德的战争比较感兴趣，这时期战争比较复杂。但总的感觉，小太宗名声太过，其实魏博田兴的反正是对宪宗莫大恩赐，换成另外几个姓田局面就难说了

　　●唐宪宗还是很猛的，从唐代宗到他爹顺宗，都是被藩镇玩弄，甚至泾师之变，军队直接端了皇宫自称皇帝。宪宗以太宗为榜样，虚心纳谏，以各种技巧搞定惹是生非的淮西、平卢、成德，几乎完全扭转了唐朝历史。当然，魏博田兴的反正，也是重要契机，说明他运气好。宪宗崇佛，柳宗元、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都生活在他的时代。

　　●中唐历史也好精彩。降三镇平淮西的大局之外，还有刺客袭杀二宰相，东京僧圆净造反（“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李愬雪夜下蔡州这些近景深描的华彩细节。羊胜公孙诡刺袁盎也不过如此了。好好拍出来不比1566差。

　　●中规中矩

　　《唐宪宗传》读后感(一)：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

　　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329页居然出现了李光弼，

　　《唐宪宗传》读后感(二)：《瑕瑜互见的唐宪宗》

　　如果说我们在文学史上读到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等都是一连串中唐的符号记忆，那么，翻开南师大李天石先生的《唐宪宗传》则目睹的不是如此温文尔雅的时代。八年的安史之乱将盛唐洗净，后玄宗的肃、代、德、顺四帝苦于宦寺与藩镇的两相折磨，虽有改革终难有成。可以说，他们留给宪宗的江山是风雨飘渺的，稍有不慎便是深渊万丈。“诗到元和体变新”，“新乐府运动”这些风雅情趣的背后，是一个帝王在衰乱之世凭一己之力剥开的光亮。

　　但他终究逃脱不掉时代的宿命。收魏博，平淮西，服成德，有欣欣然望治之象，然藩镇仍是大患；对宦官态度的暧昧，朝局党争的激烈仍是不可控的；崇佛佞道，迎佛骨于法门寺，帝王的私欲及个人的局限暴露无遗。宪宗这种外向的性格，使其极易成事也极亦败事，用虎头蛇尾四字形容毫不为过，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明宪宗正德皇帝亦然如此。

　　通过本书读者大概一览元和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但一些本可写得出彩的章节却也平平，如很期待的李愬雪夜破蔡，刺相案就颇让人失望了。总之，作为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人物传记它完成了开拓的使命，填补了宪宗研究的空白。

　　《唐宪宗传》读后感(三)：关于唐宪宗与元和年间的平藩镇

　　关于唐宪宗与元和年间的平藩镇 文 和运超

　　唐宪宗李纯继位不久，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发生一件大事：前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副使刘辟回到蜀地后，意图擅自接替正使职务称留后，出兵对付东川节度使李康，把他囚禁，西蜀很有成为像北方那些不听命藩镇的危险。鉴于德宗平藩镇一路跌跌撞撞，加上蜀地历来号称天险，确实需要慎重。

　　年仅十七岁的宪宗得到元老大臣杜黄裳支持，认为刘辟不成大器。更重于的是，朝廷不能没有西蜀这个财富之地，天下各地藩镇林立，很多只是表面遵从朝廷，假如西蜀再这样，那么京师失去后方钱粮供应，大唐前途堪忧。宪宗觉得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坚定讨伐刘辟的决心，并接受建议派遣神策军大将高崇文出兵，为了尊重大宦官俱文珍，让其负责监军。

　　高祟文出身河北幽州（被视为渤海高氏后裔，当然属于唐代延续门阀习气的点缀），本为平卢军将领，代宗出奔陕州，有过营救之功。德宗平定各藩镇后，高崇文跟随韩全义入神策军行营，尤其在贞元五年（798），以区区数千人在佛堂原击破吐蕃三万众立下大功，受封渤海郡王，后加开府仪同三司，最终接替韩全义为西北夏、绥、银、宥四州节度使。

　　正因高崇文在代宗、德宗时有过出色表现，得到朝野信服，高崇文领军南下西蜀，顺利解决刘辟。李康提出要雪耻，俱文珍指责他不能抗击敌人反而将其杀了。凯旋后，俱文珍因功升迁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总管宫内事务。后与众宦官不和，离开宫廷到元和八年病故。

　　高崇文在西蜀发掘不少原来韦皋手下的官员，荐房式、韦乾度等人。段文昌也在蜀中，但高崇文当时并没有推荐他，而是回到朝廷的李吉甫深知段文昌有大才，决定提携他。不过，笔者认为可能没那么简单。

　　高崇文离开西蜀，正是段文昌的亲家武元衡来接替。武元衡与李吉甫的关系很好，武元衡又是段文昌岳父，所以具备疏通关系的机缘。而段文昌之所以能够尝试疏通，源于段文昌早在李吉甫在忠州做刺史（今重庆忠县一带）时就以诗文去拜会过，相隔数年可能李吉甫不会有太深印象，需要有人提醒才想起提拔，这个中间人，应该就是前去西蜀坐镇节度使的武元衡。

　　高崇文返回京师，于元和四年（809）身故，年六十四岁，追赠司徒，赐谥号“威武”。他的儿子有两个或三个之说，且名字互相矛盾，但孙子高骈后来还是晚唐有重要作用的人物。

　　顺宗李诵及俱文珍都在元和前期身故，由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对大宦官俱文珍不少褒辞，反而对顺宗短暂的皇帝生涯很多批评，引发后世很大非议。不仅如此，俱文珍生前，韩愈对他刻意攀交情。很早就作诗歌颂俱文珍，如《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客观来说俱文珍在地方监军确实有能力，也用人得当，所以才会提升很快。

　　之后写《永贞行》又称二王八司马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要知道八司马中像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到底交情怎样，尤其韩柳千百年一直并称，但说一句至少他们是文友恰如其分，如此形容他们，显然韩愈不可能随便为之，的确他站在俱文珍一边，对顺宗及二王八司马有相当大的意见。

　　说到整个唐代的文学，韩柳都是无法绕开的坐标，可关于韩柳的交情实在误解很多。前半生中，柳宗元和韩愈并无太多交集，但他们认识的确很早，在科举进士期间就已经认识，韩愈是贞元八年，柳宗元是贞元九年，柳宗元比韩愈小五岁。且不说当时参与王叔文的是非，韩柳一生多数时候的志向兴趣都不同。

　　比如韩愈是坚定的儒生，而柳宗元却开明得多，崇佛一面还比较突出。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的家族堪称崇佛之家，父亲柳镇、岳父杨凭都是天台宗俗家弟子。多年来受他们影响，柳宗元的许多碑文、塔铭、序文都专为寺庙所写。如《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就是受岳父杨凭之托而作，碑文写完接着又写了一篇《阴记》。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曾重修大云寺，撰有《柳州复大云寺记》。而韩愈在贬谪期间，众所周知还坚决上书反对宪宗迎佛骨，几乎丢了性命。

　　柳宗元和刘禹锡前面交情更深，一度称得上志同道合。哪怕谈论“天”这个哲学和唯物观混合的意象，他们与韩愈的分歧也很大。柳宗元有《天说》，刘禹锡有《天论》，这个论说的大背景就是柳宗元批评韩愈唯心色彩的学说，痛批老天能“赏功而罚祸”的幼稚观点。

　　柳宗元主无神论，反封禅；韩愈崇儒虽然说不上多么错误，但他的为人表现一直很功利，他请封禅意图讨好宪宗，好比他写《顺宗实录》和《永贞行》流露的观点也很明显。韩柳论史官，论为师，论从僧游种种看法见解全都不同于柳宗元。

　　由于多年以来，韩柳几乎被认为是推动古文发展的主力，这一行为初衷也被解释为意图通过一些论说文字恢复纯正的儒家思想，即便都是崇儒，韩柳双方也有很大分歧。

　　后来从清代到五四时期，再到新中国以后的近百年里，韩愈一直被各种批评，柳宗元一直被称颂，虽然不同历史阶段的出发点不同，甚至有不少误读成分（比如六七十年代在韩柳二人身上能找到儒法之争的矛盾），事实上都公认韩愈的文和人是颇为割裂的，也就是儒家精神所推崇的种种，韩愈并没有做到。柳宗元并不像韩愈那么只推崇儒家，反而他的文和人比较统一，符合儒家士大夫的高洁品格，千百年来才一直被后人景仰。

　　在思想根源上，韩愈推崇所谓道统，唯心色彩很重，这是继承汉代以来儒家神学化、迷信化的古板特色，标榜孔子是“通天教主”（就是后来明代著名小说《封神演义》的大反派），这也是当时论天的背景。

　　柳宗元在儒学方面比较开明，之所以参加王叔文的团队，就是希望实行“致君尧舜上”的现实角度。他曾向儒士陆淳求学，另一志同道合的吕温也是陆淳弟子。而陆淳又是经学家啖助弟子，是唐代《春秋》学的重要传人，他们都不是刻板的尊周，柳宗元在贬谪以后写《六逆论》就是批评古板的用人和评价人才的观念，他的古文始终充满求变的精神，在复“古”的形式一面可能比韩愈还深奥难读，柳宗元的用典经常多过韩愈。

　　韩愈的《原道》《师说》等文章坚持阐明道的重要，比如阐发孟子“浩然正气”等内容。儒学本来只是古代各种学问之一，但后来不少人有鉴于儒学的没落，为了恢复其地位，把儒学的功用往往加油添醋地“神化”，所以像韩柳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是有重大分歧的，《天说》是最重要的思想论据。

　　从柳宗元自身出发，某种意义上，他代表唐代文化包容多元的一种典型。之后到宋代古文，儒家学说被进一步正统化、理性化。那么，在中唐阶段柳宗元与韩愈之间的大辩论，正为宋代理学的出现奠定最重要的一环。柳宗元为儒学去神学化，还原思想本质的意义正在于此，可见陈弱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的转型》一书对韩柳关系与思想特点的分析。

　　另一方面，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关系，两人从年轻时就要好，据说一起向皇甫阅学习书法，同为贞元九年进士，还一同结交王叔文扶持太子李诵。虽然没多久就同遭贬谪，刘禹锡要侍奉母亲，柳宗元主动提出互换，自己去永州，足见那种肝胆相照的义气。

　　柳宗元不管是在永州还是更远的柳州，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坚持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整顿风俗，取消弊端。如针对买卖奴婢，柳宗元实行奴婢做工积累时间，最终可以通过努力恢复自由，这就是真正儒家宽仁为怀，重视民生的体现。柳宗元被贬之后，与韩愈的书信诗文往来才逐渐增多。

　　韩愈的确关心问候柳宗元，但柳宗元从不提及无辜或委屈，这是韩愈、刘禹锡终生无法企及的。像刘禹锡刚到湖南朗州，就向受宪宗加封宰相的杜佑套近乎，写长信《上杜司徒书》洋洋洒洒表示受到冤枉和蛊惑，希望杜佑能看在自己曾为他当幕僚的份上施加援手，跟着还向李吉甫拉关系。

　　刘禹锡通过诗文结交像武元衡、裴度、令狐楚等实力派大臣非常频繁，与另一著名诗人白居易相交，甚至超过早年和柳宗元的交情。到晚年穆宗长庆二年在夔州写《谢上表》，提到贞元末年的王叔文称弄权之辈。在《子刘子自传》提到对方更贬称“寒酸王叔文”，对早年投身顺宗李诵的往事显得十分懊悔。虽然刘禹锡有才，论风骨比柳宗元差太多了。

　　元和十一年（816），韩愈通过裴度赏识，官拜中书舍人转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不久拜刑部侍郎，跟随裴度讨淮蔡，终于渐渐升高地位。韩愈在袁州刺史离任时，曾举荐当年八司马之一的韩泰，对文学上号称挚友的柳宗元一字不提。并非韩愈不当柳宗元是朋友，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交情恐怕并不是后人想象那种志同道合的亲密挚友。

　　韩愈对平定淮西这等大事非常积极，居然孤身前去说服毗邻淮西的汴宋宣武军韩弘出兵相助，包括提出以千余人突入蔡州擒获吴元济，足见韩愈的确有胆色，也有眼光。最终都知道是由李愬出色完成任务，令韩愈没能亲自立下大功，始终耿耿于怀。

　　闹得沸沸扬扬的《平淮西碑》风波，就是韩愈所写碑文只为他的伯乐裴度说话，丝毫不提李愬的功绩，可见他的“郁闷”，甚至碑文都忘了要给皇帝留面子。韩愈为获得上级欢心太过功利，最终宪宗也对韩愈不满，又让段文昌重新写碑文，还提拔加制诰。

　　以上种种就可以看出，韩愈绝不是偶尔或无心，生平始终都如此。甚至拿钱说一些违背原则的话，实在有损儒家士大夫的名声，这就是后世很多人都批评韩愈的关键。之前贬官江陵，荆南节度使裴均看重韩愈，对他比较好。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他为裴行俭、裴光庭一门后人，史称荒纵无法度），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韩愈竟“为序饯锷（裴均之子），仍呼其字”表示关系亲近，为此遭大臣批评。

　　柳宗元贬谪以后，因无人提携，最终早逝，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称：“士穷乃见节义”，对柳宗元的人格由衷钦佩。论文学水平他们可以切磋高下，可韩愈一生推崇儒家的精神道义，饱尝浮沉，于节操品格这一点他和刘禹锡等注定不及“独钓寒江雪”的高士柳宗元。

　　元和二年（807），杜黄裳出镇河中府，李吉甫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协助宪宗积极求治。杜黄裳年过七旬，虽然老成持重，但已经不符合宪宗的雄心。

　　关键杜黄裳是韦执谊岳父，韦执谊从元和元年就被贬崖州（今海南岛三亚），经常念叨营救女婿，临终前还上表（杜黄裳死于元和三年）。宪宗虽然对杜黄裳很尊重，对韦执谊参加王叔文一伙却很不满（当时宪宗李纯才二十岁，毕竟还是血气方刚），元和七年韦执谊死于海岛，仅四十八岁，这才同意将其归葬家乡。

　　这一年还有一场危机，就是宗室李锜在润州准备起兵，幸好没有酿成大祸。李锜属于比较远的皇亲，是高祖李渊的从兄弟，比较有名李神通后人。在德宗年间为润州刺史，兼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属于掌管苏杭湖一带经济的肥差。德宗到宪宗是唐代财政最艰难的时期，巴蜀和江南是支撑唐朝的支柱。李锜这个职务可见非常重要，可他在那里非常贪婪，利用经济之便私下武装了亲兵，培植势力。

　　顺宗在位虽然只有半年，但为调整弊端做了各种努力，尤其王叔文本人就主要抓住财赋这一根源，免去李锜的观察使和转运使职务，为了安抚，另安排浙西节度使头衔。宪宗继位，李锜一直疏通希望恢复转运使职务，没有获得同意，李锜就谋生反抗之心。

　　但李锜本属宗室纨绔子弟，哪有什么韬略或能耐。当各地兵马在往润州进发时，属下张子良已经联合李锜外甥裴行立将其擒获，李锜和儿子李师回押赴京师问斩，妾侍郑氏、杜氏入宫。这两位妾侍在晚唐都很出名，郑氏被宪宗一度宠幸，生下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宣宗李忱。而杜氏被宪宗儿子李恒收纳，后来李恒为穆宗，杜氏负责照顾皇子漳王，但漳王卷入风波被贬，杜氏流落民间，被大诗人杜牧写进诗歌哀叹，就是著名的《杜秋娘诗》。

　　李吉甫之前外放十余年，深知百姓疾苦，鉴于藩镇贪婪，便奏请皇帝让节度使属下各郡刺史负责理事（为后期藩镇军划归刺史掌握奠定基础）。李吉甫还建议禁止州刺史擅自谒见本道节度使，禁止节度使以岁末巡检为名向管内州县苛敛赋役。

　　李吉甫了解宪宗的目标，拉开元和年间解决藩镇的大幕。在高崇文平定刘辟后，李吉甫就建议高崇文、严砺分别节度西川（治今四川成都）、东川（治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使两川相互制衡。他在一年多时间内调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的节帅，使得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

　　李吉甫回京师一年多，气象大为改观，宪宗非常欣赏。元和三年科举考试，李吉甫却无心惹出一段著名公案。当时，李宗闵、牛僧孺、皇甫湜等几个士子不约而同借考试发表对时局的议论，为长达四十多年的朝臣派系纷争点燃导火线。

　　从当时的实际来说，牛僧孺等文章应对，建立在总结德宗以来天下税赋方面逐步破坏，从现象背后讨论相关原因，附带进行一些相关批评，言辞各有锋芒，主要矛头指向君主身边“小人”，明面肯定不是李吉甫，那是指德宗年间宦官用事，当然有无暗地指向，根本无法说清。

　　不过李吉甫当时风头正劲，对士子文章很敏感，认为就是借题发挥，把李吉甫同德宗时期负责理财的“小人”联系起来，担忧会影响他的宏图大业。一时欠缺考虑就把几个新人统统贬谪出去，结下所谓牛李两大阵营的恩怨。

　　毕竟李吉甫这一鲁莽行为反而落下口实，感到身处是非旋涡，就推荐裴垍为相，出任淮南节度使。裴垍正好接手调整税收，获得宪宗赞赏。跟着裴垍推荐了李绛、韦贯之、裴度、李夷简等人，全都为宰相。而李吉甫在地方三年也做了许多好事，领民众修筑富人塘、固本塘、平津堰（在江苏高邮）等工程，灌溉农田万顷，还奏请朝廷免去当地百姓数百万石欠租。

　　元和六年（811），裴垍病重，宪宗又把李吉甫召回任宰相。经过数年深思熟悉，从开源节流角度建议裁汰繁冗官员。唐宪宗采纳，减少官员八百余人、属吏一千七百余人。同时建议把宗室婚嫁收归自主，当时宗室嫁女基本由内侍宦官掌控，为所谓门当户对，全要贿赂宦官才能达到目的。唐宪宗同意给诸王之女统一升为县主，有朝廷有关部门安排嫁娶，避免宦官从中谋私。

　　在这期间，唐宪宗李纯完成了第一次对河朔藩镇动武，结果花了一年多时间，却灰溜溜的收兵。

　　历来评价宪宗李纯，都认可他志向远大，力主削平藩镇，也因为大体做到一些成绩，认可元和年间的中兴。但是，宪宗作为一个比较杰出的皇帝，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吗？对于唐代藩镇的出现已经几十年的事实，宪宗时期的军力财力都非常有限，如何可以一蹴而就？

　　宪宗需要清醒判断的是，到底是要彻底解决天下所有藩镇，还是重点削平几个出头不服朝廷管束的藩镇，然后以此重塑朝廷威权？显然，宪宗真正着手的是后者。可以看到，元和年间主要对付的就是成德、魏博、淄青平卢、淮西几大地方，与德宗年间并无什么区别。

　　当时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为德宗四镇风波后期归顺的勇将王武俊长子）于元和四年（809）死，年五十一岁，儿子王承宗被军士推举自领留后，向朝廷申报，长时间没有回音。当时其他淄青平卢势力壮大（算是合并为一个藩镇），李师道从兄长李师古接任时宪宗刚继位，无法对其处置。王承宗这边等来服软的迹象，还表示让出德州和棣州，局势看起来对朝廷有利，宪宗就想拿成德镇作为一个突破口，这才册封为成德节度使等头衔。

　　宪宗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期作为监督，分管德州和棣州（辖区变化比较大，北朝属于沧州乐陵郡，隋代始设棣州，从原渤海郡分出一部地方，偏今山东滨州市境内）。薛昌期为薛嵩第六子（薛嵩是初唐名将薛仁贵之孙，参与安史，著名说唐系列演义小说《薛刚》的人物原型，史朝义失败后，薛嵩领相卫等州归顺），这时田季安联络王承宗，认为献出两州地盘可亏大了，王承宗确实心有不甘，就私下囚禁薛昌期不让他赴任，重新占据德州、棣州。

　　宪宗大为震怒，于是削夺王承宗官爵，派心腹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军讨伐，聚集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等六镇兵马协助讨伐，号称二十万进军成德镇。

　　魏博镇田季安、昭义军卢从史实际都不肯出力，私下联络王承宗，甚至卢从史的军中每晚都赌博游戏。当然，吐突承璀毫无军事才能，卢从史本就是通过疏通吐突承璀启用效力，害得神策军将领郦定进战死。宪宗非常恼火，宰相裴垍建议令吐突承璀逮捕卢从史，吐突承璀约卢从史赌博，暗中埋伏壮士生擒卢从史，押往长安问罪，次年流放途中赐死。

　　这一次出动征战大半年劳而无功，吐突承璀只能灰头土脸回去复命。此前吐突承璀领军出征，朝中就有不少反对意见，以新近翰林学士白居易最为激烈。宪宗起初信心满满，将近一年疲软，反对声音又起，还是白居易最为突出，认为对王承宗继续用兵只会拖延时日，耗费钱财，建议罢兵。

　　宪宗当然不肯听从，战事又拖了几个月，王承宗上表把责任归罪卢从史的挑拨离间，并表示愿输租赋，许其悔过自新。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也上表说情，宪宗为了缓和局面，避免周边藩镇与成德又汇聚一起，就同意王承宗兼管德、棣二州，因此，这一次对藩镇动武要算失败收场。

　　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要求严惩领军的吐突承璀，可他是李纯从皇子时就跟在身边的心腹，只贬为军器使作为象征性处罚。随后还外放做淮南地区监军，到李绛死后又回到京师继续受宠。

　　元和七年（812），魏博镇田季安病逝，年仅三十三岁，其子田怀谏继任。季安按说是字，本名貌似田夔，但史书基本都称田绪儿子以季排行，比如他两个哥哥是田季和、田季直，没有留下本名。

　　田怀谏的排行颇有争议，他有田怀理、田怀询、田怀让等一众兄弟，《新唐书》认为他和父亲田季安一样是幼子，《旧唐书》却认为是长子，考虑到田季安的成长背景和婚嫁情况，虽然田怀谏是嫡妻元氏所生，但恐怕是幼子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不过，就算是长子接班也不到二十岁，要控制魏博军有相当难度。

　　魏博镇从代宗开始，就要算唐代中期以后的历史故事最重要的配角。田季安之父田绪是田承嗣亲子，杀了继承田承嗣事业的从兄田悦夺回魏博镇基业。

　　田绪尚代宗第十女嘉诚公主（贞元时安排，出嫁时德宗亲自送别长安，在望春亭为嘉诚公主饯行）。嘉诚公主虽嫁给田绪，但没有生孩子，田绪为人粗鄙，公主嫁他本出于笼络和监管，两人关系并不亲近。由于公主看出田季安为幼子很得宠爱，所以亲自管教，希望为田家培养一个忠诚唐室的接班人。

　　田季安继承田绪位子时只有十五岁，嘉诚公主在的时候，他还很小心谨慎，元和初公主薨逝，田季安开始肆意妄为，发泄多年的压抑。当时担任衙内兵马使的田兴（也是田承嗣的侄儿）经常规劝，田季安很反感，认为收买人心，贬去地方任职，甚至还不安，想借故害死他，田兴以伪装风湿病躲过一劫。

　　由于田怀谏接班也年幼，田季安的夫人元氏希望众人拥戴，上奏朝廷称留后。李吉甫劝宪宗出兵收复魏博，推荐薛平为义成节度使。但另一宰相李绛反对，李绛为人刚正不阿，人品其实无可挑剔。

　　谁知朝廷还在辩论纠结的时候，魏博那边已经发生变故。田兴受田怀谏招揽，回到魏博希望安抚局面，田怀谏想借重田兴帮助处理事情。结果另一心腹蒋士则经常坏事，众将都很痛恨，决心拥戴田兴为主帅，杀蒋士则等一伙十多人，占据节度使府衙。

　　田兴上奏朝廷有意归顺，唐宪宗也感意外，但田兴肯尊重朝廷，又得军中支持，就让田兴为魏博节度使，改名田弘正。田弘正成为几大藩镇少有主动表忠心的，尤其魏博自田承嗣数代以来都给朝廷添乱，受周围不少藩镇拉拢，所以宪宗对魏博不再像之前成德那么鲁莽，采取比较现实和稳健的策略。让田弘正负责魏博镇，至少这一河朔重镇暂时没有危险了，田怀谏母子则迁往长安居住。

　　在李吉甫与李绛都在朝廷期间，不少史书记载他们关系不和，经常争吵。但这个时候谈不上互相针对，他们之间并非意气之争。李德裕后来在文集中对此有过分辨，不少人觉得他是对父亲回护，但若分析唐代朝臣争论的发展，李吉甫等大臣在宪宗时的局面和文宗、武宗、宣宗时的局面绝不一样，李德裕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李吉甫又绘制《河北险要图》呈献，宪宗将地图挂在浴堂门壁上，每逢议论河北局势，都对李吉甫大加赞扬。李吉甫在地理图志方面是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很早就志向远大，留心各地地理，最终在元和八年（813）完成《元和郡县图志》，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

　　这部图志继承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传统，除了记录地理各项内容，还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内容，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李吉甫的这个创新在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都有所继承。

　　李吉甫于元和九年（814）病故，年五十六岁。之前李绛也因为腿脚有病调离相位，安排为礼部尚书。宪宗继位后前往西川治蜀七年的武元衡于元和八年回朝拜相，接手李吉甫的任务，由于魏博镇这一要害比较顺利地解决，唐宪宗开始准备大展拳脚再动手处理其他藩镇。

　　就在李吉甫身故的元和九年（814年），淮西镇吴少阳病故，其亲信义弟吴少阳（姓名相似，实际两人是结拜关系）杀掉吴少诚子嗣掌握淮西。当时唐朝官军大张旗鼓讨伐成德镇王承宗失利，一时无力解决其他藩镇，就承认了吴少阳接替吴少诚的身份。

　　除了淮西之外，还有地盘更大的淄青节度使，德宗贞元年间招抚李纳（属于辽东营州的高句丽人，父为李正己）以后兼任平卢镇，控制有十二州的范围。李纳死的很早，儿子李师古之前在元和元年死了，由弟弟李师道接班，也是唐宪宗时期不服约束的主要藩镇之一。

　　吴少阳死后，儿子吴元济自领淮西镇留后，还保密丧事。朝廷听到风声，按传统遣使吊祭，吴元济拒而不纳。当时朝廷以武元衡和裴度两位得力大臣主事，认为淮西位于中原腹地，地位重要，不过辖区范围却不比河朔藩镇大，可以趁机削平，推动唐宪宗拉开第二次讨伐藩镇行动，最终成功，这一战事时间却长达四年。

　　对是否要动用武力，朝廷本来又一次争论不休。尤其几大藩镇都对用兵不满，很有声援吴元济的势头，以淄青的李师道和成德的王承宗表现最为突出。

　　元和十年（815），吴元济为自保，骚扰舞阳、叶县、鲁山（今属河南平顶山市）等地，朝廷任命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负责讨伐（忠武军在河南中部，又名陈许节度使，辖许州、陈州、郑州、颍州等地），另让田弘正、韩弘等进行支援。

　　李光颜为突厥将领，其父阿跌良臣出身朔方军，李光颜与兄长李光进自幼长于中原，武勇非凡。姐姐嫁给舍利葛旃（史书记载属于鲜卑族），隶属辛云京，所以两兄弟都跟随舍利葛旃。

　　宪宗继位之初，李光颜曾跟从神策军大将高崇文入西蜀平定刘辟立下大功。元和五年讨伐王承宗，李光颜、李光进兄弟与沙陀大将朱邪执宜（这一战为沙陀部成为唐军北部边军主力的标志性起点）再次立功，李光颜名声鹊起。

　　到平定吴元济时，李光颜就成为独挡一面的主力。从三月到五月小有胜绩，进展并不明显。宪宗派裴度前往行营慰劳，五月下旬，李光颜组织时曲之战（大约今河南漯河市东南沙河与澧河会流处下游），打了一个胜仗。当裴度返回长安以后，就发生与武元衡被袭一幕。

　　元和十年六月里，武元衡、裴度于一天清晨各自从家里出来去上朝，在前往大明宫途中遭遇几个刺客袭击。武元衡被家仆簇拥着骑马刚出靖安坊东门，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连发数箭，守卫仆从惊慌四散。武元衡被围，拉走马匹，被杀身亡，连首级也被取走，年五十七岁。

　　裴度在另一处遇袭，身上中了三剑，跌下马滚到一旁水沟，仆从王义拼死护卫，被砍断右手。刺客误以为裴度已死，趁乱逃走。裴度是贞元五年（789）进士，在田怀谏被送来长安以后，朝廷派裴度为使者去安抚魏博镇，田弘正任留后拒绝享用逾越规制的车辆、服饰、住房，仍住在原采访使官厅。他请裴度在墙壁上写下题文，以记述自己遵奉法纪，裴度遍行魏博所属各州传达旨意，回朝以后升御史中丞。

　　在武元衡被害以后，不少人建议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等藩镇，宪宗气愤说：“如果罢免裴度，就是让奸计得逞，朝廷纲纪如何整顿？朕任用裴度一人，足以击败这两个贼子。”裴度养伤期间，宪宗派卫兵到裴度的家宅值夜守卫，内宫使臣前往他家问候探询络绎不绝。

　　之前武元衡为宰相期间，同时还有韦贯之为副相。但武元衡遇害后，宪宗器重裴度，韦贯之与他经常意见不合，宪宗干脆把韦贯之罢免。另外提携段文昌授翰林学士升祠部郎中。跟着又提拔另一宰相李逢吉（祖上是李世民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李玄道，李渊的同族子侄），同样各方面对裴度非常不满。

　　在宰相遇袭后，李光颜也遭遇一次失败。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幽州范阳人，高崇文部将，两人同姓同乡，高崇文视为子侄）于铁城败绩。官军连连受挫，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纷纷对策延英殿建议罢兵，李逢吉与他们相呼应，反对声浪一时高涨。

　　眼看如此劳师动众，又要像五年前讨王承宗一样无功而返，宪宗深感颜面挂不住，唯有裴度认为应该坚持，宪宗决定再赌一把。由宰相裴度亲自挂帅领军出征，这就是韩愈充当幕僚跟随讨淮西的背景。当时韩弘等已经基本停止支援官军，韩愈孤身犯险去说服韩弘继续出兵，还是颇有胆色。

　　最终吴元济在蔡州被神策军李愬奇袭入城擒获，堪称一项军事奇迹。

　　李愬是之前神策军大将李晟的次子，哥哥李愿也是宪宗比较倚重的大臣，当时防范淄青，出任徐州刺史兼武宁军节度使。李愬加入平淮西的阵营本来是为了干扰裴度，因为李愬恰恰是李逢吉举荐，实在教人非常意外。

　　李愬曾经在官军几次平藩镇行动受挫下主动自荐，虽然都知道他出身将门，之前也仅在地方担任过刺史，从没有实际领军作战。李逢吉与李愬按说也没有特别过硬的交情，仅仅出于李愬的家世背景和知道他多次主动请缨，他的目标很纯粹——为了干扰裴度建功，硬将李愬安插到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刺史领随唐邓三州节度使，和李愿以徐州刺史领武宁军节度使一样，体现宪宗开始调整地方军归刺史管辖的一个证据。

　　由于官军连战多时，士气低迷，加上李愬虽是将门之后，并无实际功勋。李愬先笼络将士，表明心迹，认为自己名声不高恰恰可以用来麻痹吴元济。然后上书朝廷策划突袭蔡州，请求增派兵力。

　　这一策略几乎同样有裴度身边韩愈建议过类似奇袭方案。因为裴度虽然是堂堂宰相，同样并无军功战绩，完全也可以施展麻痹对手，采取突袭的行动。宪宗对双方规划其实都算认同，但由于征讨已经两年，还是有一些怀疑情绪在滋长。所以坐看他们成败，同意将昭义、河中、鄜坊的步骑兵两千人拨给李愬，似乎还是有些倾向李愬来完成行动，但不意味宪宗不信任裴度，可能还是希望宰相不要冒险领军作战，以督导为主。

　　元和十三年（817）二月，李愬派马少良率骑兵十余人巡回侦察，遇到吴元济的捉生虞候丁士良，将他擒获。李愬感化丁士良，探听蔡州情况，接连用计捉了陈光洽、吴秀琳等人。最后擒获李佑，制定出偷袭蔡州的行动。

　　蔡州是淮西节度使治所，这一州的辖区历史变化很大，早年是著名的汝南郡，过去偏今天河南地区，也称豫州。但唐代安史之后为了避代宗李豫的名讳改为蔡州，为何这个名字会变成蔡州？因为当时豫州治所为新蔡，后设淮西节度使，实际辖区更重南部，蔡州治所在今天汝南县。

　　李愬经过半年多时间准备，裴度改领彰义军节度使（彰义军就是西部泾原军的军号，德宗时泾原镇地方军曾在长安酿出著名的祸事）、淮西宣慰招讨使，在前线负责督战。李愬开始清除蔡州周围一系列据点，与北线郾城一带唐军兵势相接。元和十三年（817）九月，李佑见条件成熟，向李愬进言淮西精兵都在洄曲和边境（洄曲一说就是李光颜作战的时曲），守卫蔡州的全是老弱，可以出其不意，一举擒吴元济。

　　李愬派人赴郾城将奇袭密呈裴度，获得赞赏，同意出兵。到十月初十，天降大雪，李愬以风雪为掩护，偷袭蔡州一战功成，名留青史。李愬初入军中，虽经过一年多时间谋划，但并没有闲着，重新操练士卒。所以，李愬的成功并非出于侥幸。即使他是李逢吉派来干扰裴度，但两人都是品格高尚的人，与裴度合作没有明显矛盾，而与裴度不和的李逢吉则被宪宗调离京师，去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任上。

　　十一月初三，宪宗下诏任李愬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及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使（辖区偏今湖北境内），加勋上柱国，封凉国公。这是唐宪宗等候多年的佳音，特命韩愈撰写一篇《平淮西奉敕撰》，歌颂大捷，并在蔡州汝南城北门外刻石立碑。

　　之前曾提过，由于韩愈是宰相裴度的下属，全文基本都在称赞裴度调度谋划的功绩，几乎没有提到李愬的功劳，甚至连皇帝宪宗对这一行动的支持都没怎么涉及。李愬就算脾气再好也感郁闷不平，其妻韦氏在京师为此闹到宫里要求皇帝给一个公道。

　　李愬部下石孝忠（据说出身不好，危害乡里，投到李愬军中才逐渐改变，为李愬的先锋猛将）气得将《平淮西碑》砸毁，官兵来抓人时，石孝忠还把人打死，闹到宪宗那里，石孝忠愿意获罪，也义愤填膺地指责碑文不公。宪宗当然也对韩愈的文章很失望，又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平淮西的经历，段文昌是御前文人，当然借机又大赞皇帝的运筹帷幄，然后还原李愬军士的功劳，段文昌反而凭此机会露脸。

　　元和十三年底，唐宪宗又命李愬为凤翔、陇右节度使，要求他从京城经过可以入宫面圣。适逢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生事，原本吴元济败死之后，李师道想献地归顺，并以长子入侍京师为质。可据说手下一众将士都不愿臣服，李师道为了从大流，只有负隅顽抗。

　　宪宗李纯下诏魏博镇田弘正及义成、宣武等藩镇军联合征讨李师道，又改李愬任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接替其兄李愿统领大军主持这次行动。李愬与平卢军连战十一次，俘杀上万人，一举攻克平卢重镇金乡。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攻陷鱼台县，二月又攻陷丞县。平卢军阵脚大乱，属下都知兵马使刘悟（世代平卢将领，祖父刘客奴在天宝年间是节度使柳知晦手下，柳知晦接受安禄山任命，刘客奴杀其归顺朝廷。刘悟起初在叔父刘逸准的宣武军效力，后投奔李师古逐渐得到任用）擒斩李师道，搅扰多年的淄青平卢地方算初步摆平。刘悟因此受封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彭城郡王。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宪宗任李愬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使 ，在长安兴宁里赐宅院一所。这一年十月，在成德顽抗许久的王承宗也死了，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听命朝廷，顺利移镇镇州。李愬刚到潞州，又改任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

　　到这一刻，从代宗时开始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带数个反复无常的藩镇，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折腾，相对都回归朝廷掌握，唐宪宗终于迎来作为元和中兴的最显著的标志。但同样显著的是，并非唐宪宗当真把这些藩镇全都撤销，实际是替换了一些朝廷任命相对听从号令的另外一批节度使而已，比如擒杀李师道的刘悟当时归顺，久而久之也并非完全相安无事，实际后期还是颇为骄纵。

　　在宪宗平定淮西、平卢过后，元和十四年（819）大胆变更军制，把多数地方藩镇军划归州刺史统领，扭转藩镇军不听朝廷号令，往往擅自拥戴统领的局面。随着功业大成，唐朝气象确实朝着好的方面恢复。宪宗李纯个人却并没有再接再厉，而是迅速开始骄矜自得，生活奢靡，大修宫殿。既崇道服食丹药，又崇佛搞迎佛骨，仅两年就落得一个神秘暴亡的下场，让后人非常惋惜遗憾。

　　从元和中期开始，既要大费周章不断出征，又要满足各方面奢靡，唐宪宗提拔了皇甫镈、程异任度支使、盐铁使，专门负责敛财。这二人大肆掠夺民间，帮助宪宗营造宫室。宪宗还以程异、皇甫镈在平淮西时供给粮饷充足，授二人同平章事之职。裴度三次上疏论析此事，甚至请求免除自己的相位，宪宗根本不听。

　　元和十四年春天，宪宗举行了一次非常隆重的迎佛骨活动。当时官员抬出一个三十年举行一次的离奇“传统”，凑巧宪宗平藩镇的功业初成，以中土密教仪式而言，正代表佛门保佑大唐中兴的体现。宪宗欢喜雀跃，非常重视，要将这一迎佛骨活动办的大张旗鼓，朝野皆知。

　　唐宪宗派出三十人的官员团队迎接佛骨，其中就有韩愈为迎接副使。从法门寺到长安宫中，上至王侯公卿下到黎民百姓，人们争先恐后施舍钱财表达诚心和祝愿。宪宗更斋戒沐浴数日不理朝政，眼看朝野上下都陷入一片痴迷状态。

　　韩愈是纯正的儒家士大夫，对此佛门仪式迷惑官员、百姓的癫狂现象非常排斥，写了一篇著名的谏表希望劝阻宪宗。这时候的宪宗李纯正感自己的成就终于配得上追随历代先帝，飘飘然正在兴头上，韩愈的谏表惹得宪宗非常恼怒，叫来宰相裴度质问。

　　当时宪宗已经在服食丹药，脾气暴躁易怒，一顿火起就有意处死韩愈。裴度是韩愈的伯乐，也知道按理说进谏不当也罪不至死，极力劝说，最后将其流放潮州。韩愈途中大病一场，几乎死掉，全靠侄孙韩湐前来探望及时，赠送丹药才救回一命。

　　千百年来，天下人都知道韩愈的著名侄孙韩湘为后世流传著名的八仙人物之一韩湘子。韩湘的确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但根据其事迹，他参加科举中穆宗长庆年间进士，与韩愈关系很好的诗人贾岛等，都与韩湘有诗文交往。历史上的韩湘并没有流露崇道修仙的经历，实际修道的是韩愈另一个侄孙韩湐。

　　韩愈以传统儒家先生的规矩曾督促韩湐努力学习，叮嘱他参加科考光耀门楣云云，韩湐根本不感兴趣，最后逃离家庭，云游四方。韩愈一生崇信儒家教条，甚至刻意逢迎上级，但触怒皇帝就差点丢了性命。韩湐看似不听长辈良言，一生无心为官，但在韩愈的危急时刻却得到崇道的韩湐救了一命，是不是颇有讽刺意味。韩湐道号云阳子，活到至少咸通年间，有六十多岁。

　　韩愈来到偏远的潮州也努力为百姓做事，当地毗邻海边，渔民众多，有一条河流称“恶溪”多年来深受鳄鱼骚扰，经常危及渔民生命安全。韩愈写下一篇著名的《祭鳄鱼文》，试图压制其气势，然后带领百姓消灭驱赶鳄鱼。据说当时的鳄鱼就是至今东南亚还能见到的湾鳄，以习性来说是咸水鳄鱼，非常巨大凶猛，后来百姓为纪念韩愈，将这条河流改称韩江，流传到今天。

　　因为裴度在元和后期屡屡阻止宪宗一些所为，尤其皇甫镈等非常嫉恨裴度，就与李逢吉联合加油添醋，让宪宗开始厌倦裴度。元和十四年，裴度、崔群等正直宰相大都放到外地任职。

　　皇甫镈深知宪宗痴迷求长生，还招来方士柳泌炼丹制药，而柳泌是宗室李道古向皇甫镈推荐。李道古在地方任职时曾配合皇甫镈大肆盘剥民间，满足宪宗的需求，两人建立交情。更重要的是，李道古本人就好炼丹服药，熟悉江湖方士，这个柳泌声称是从天台山而来的高人。

　　皇甫镈将柳泌带去见宪宗，柳泌早编好一番说辞，宪宗让他居住在兴唐观（最初是一片菜园，位于长安西市以东不远，从开元十八年修建为道观）。可柳泌在住了一段时间，没有炼出什么丹药。他向宪宗解释是材料欠缺，需要天台山所出的药材，希望让他可以出任当地官职，方便寻找药材炼丹。

　　且不说炼丹这种事本来就荒唐，以历代官职制度来说，也没有方士出任地方官员的道理。皇甫镈希望皇帝答应，而正直的朝臣纷纷劝谏，包括宪宗当年非常倚重的宰相武元衡的弟弟武儒衡。

　　但宪宗居然同意了，柳泌跑去台州（即天台山所在浙江境内）任职，折腾了一年多，交出一些丹药。显然对宪宗丝毫没有好处，宪宗不是玄宗，不懂药理，无法自己祛毒。加上柳泌也不是孙思邈、张果老这种懂得药理秘方的高人，结果宪宗服用下来脾性大变，实际丹药对人体毒害主要是指神经理智方面，情绪十分暴躁，精力也越来越差，对宫里的宦官、宫女十分野蛮粗暴，动辄庭杖、斩首。

　　元和十五年（820）春，宪宗已经不能上朝理事。身边围绕的却没有几个正直大臣，宫廷中得势的是王守澄、梁守谦两大宦官，另有刘弘规、郑注等。有点资历声望的是李逢吉，当时并没有主事，他通过子侄李仲言，也就是之后的李训在宫中办事。哪知道事发突然，很快宪宗意外身亡，史书指是内侍陈弘志所为，宪宗的太子李恒登基，成为穆宗。

　　不过，李恒登基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受到的干扰并不小。都知道，宪宗身边的宦官不少，本来的心腹是吐突承璀，虽然一度离开宫廷，但在册立太子的元和六年（811），吐突承璀就回到宫廷。

　　宪宗之前的太子李宁十九岁夭折，围绕新的太子人选产生过一番风波。吐突承璀提议次子澧王李恽，不过李恽的母亲身份卑微，遭到很多反对，宪宗本人据说也有心动。翰林学士崔群站出来谏言，最终遂王李宥胜出，改名李恒成为太子。

　　但是，吐突承璀毕竟深得宪宗信赖，在宫廷也有一定势力，例如皇甫镈这类投机的人就倾向支持与宪宗私人关系更密切的吐突承璀（最后太子李恒继位胜出，皇甫镈由于深得众多大臣唾弃，被贬崖州，死于海岛）。

　　另一著名宦官王守澄当时是从地方回到京师，虽然掌握了神策军，和之前的俱文珍类似，毕竟也是新势力。另一宦官梁守谦也是跟随裴度出征过淮西的监军，后来因功勋受到宪宗倚重，但论和宪宗的关系，他们都与吐突承璀有较大差距。相对而言，梁守谦在宪宗登位不久就在掖庭局，还算服侍皇帝比较久。

　　最终敢于对宪宗李纯进行加害的凶手陈弘志，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使一直是非常隐秘的悬案。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陈弘志是受后来掌握朝局的王守澄安排，因为王守澄要抢在册立新君之际占得有利地位，他在宫廷的背景还不如梁守谦，所以先下手为强。尤其王守澄敢于这么做，据说有一个潜在背景是，早年他和太子李恒有过一些渊源，他服侍过李恒，然后才外派出去监军。所以，假如王守澄是指使陈弘志的人，这件事就与太子李恒脱不了干系。

　　如果说是陈弘志是在宫中服侍时，恐惧害怕受到宪宗责罚而一时冲动，为何会找王守澄商议？为何还用毒药？从下毒来说，一般都算是有计划，反过来说就不似一时冲动的鲁莽行为。所以，宪宗之死的确不像是因为丹药中毒的意外，而是被害身亡。哪怕今天只能做一个含糊笼统的推断，陈弘志不管是被王守澄拉拢，还是自己单独谋划为了向太子新君邀功，总之，他找到王守澄求助，除了同为宦官的背景，那就是为了搭好太子新君这一层桥梁。

　　王守澄由于早年服侍过太子，所以更加急于在定策一事上获得关键话语权，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王守澄领宫禁神策军除掉了澧王李恽和吐突承璀。然后再找来梁守谦、刘弘规等其他神策军有影响的人物（实际宪宗时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宦官是仇士良，不过当时还并不大引入注意），共同确立对太子李恒继位的辅佐。

　　因为不管怎样，太子李恒是早就定好的，此时澧王已死，那么如果不公开支持扶立太子，就意味着居心不良。所以王守澄与梁守谦达成合作，李恒才顺利登位成为唐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