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保障

　　【按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诞生，意味着“法治中国”的开启。于此有必要厘清由于认识上的舛误，将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主因归至“市场经济”本身，折损市场经济现代化定分的错误。其实，在我国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主要根源来自腐败尤为官员腐败。“依法治国”因应而来，将法治纳入政府、纳入市场，建设“法治政府”、完善“法治经济”，就是要实现“法治中国”，为现代化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正文】

　　“两个百年目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总坐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无疑离不开改革开放，面向现代化当是首选，引鉴先进性则是必然，使之中国化方可达成。

　　我国改革肇始于经济体制改革。面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从发轫到党的十四大完全确立，至今业已经历了“而立之年”的成长过程，如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这是30多年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准确清晰界定。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要求，今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具体地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两个建设”总目标，与之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啐啄同机，必将为构建“法治中国”、“法治经济”，打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提供制度保障。

　　“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同属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符号、必备标签，是现代化国家标识的彰显。如果将市场经济比喻成现代化重器，那么依法治国就是现代化利器。现时代二者齐头并进，现代化的中国梦指日可待。

　　●“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带来更为广阔的前景

　　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毋庸置疑，更多带来的是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福祉。不过在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过程中猬集的问题也非常棘手。凸显的官员腐败，主要的是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扰，是最令人切齿的，天下多少不公不平之事，追本溯源，毫无疑问皆源于此。在我国，官吏腐败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有史以来的古代社会，可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却在以世道公平为己任、以反腐倡廉而着称的我们党执政下尤甚，着实令人堪忧。官员腐败看似自毁了自身形象，其实危害莫过于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正常运行，为了既得利益，不恤百姓，恣意瓜分颛民切身利益，甚至罔顾国家，大肆吞噬国有资产，严重危及到国家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今天“法治中国”帷幕的全面拉开、“依法治国”猷裕全方位实施，准备了充分必要条件。这次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要从过去“静态的法制”转向今天“动态的法治”，在法治的轨道上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尽快“完善法治经济”，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把官员腐败桎梏于“法治”的枷锁中，把觊觎权力关闭在“法治”的牢笼里，让权力腐败无处遁形。用强有力的法治驾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消弭人为制造的藩篱，让“无形的手”受到规范、迸发活力；用强有力的法治整饬权力，使之尊重市场规律、服膺市场经济，让“有形的手”依法行事、受到约束，还市场经济一个清新、净化的环境，进一步拓展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市场空间。

　　●“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注入更加强大的活力

　　市场经济本身绝对不是什么“潘多拉魔盒”。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生来便存有许多难以弥补的缺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加之它在发展中出现的漏洞，确实给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难以规避的沉疴以至于诟病。

　　利益驱动，追逐利益最大化，让许多有良知的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勇立潮头而成为佼佼者、排头兵，敢于担当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任而成为时代先锋，令人钦佩和折服。然而，也有不少人趁市场经济伊始不成熟、存在种种弊端的时机钻空子，投机取巧；也有不少人把追逐利益最大化视为金钱至上，从而不择手段，以至道德沦丧；也有不在少数的官员跪倒在金钱面前，拜金主义猖獗，利用商贾苦心钻营或者主动勾结商贾而中饱私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要求除了主要依赖市场本身的“无形的手”的自发自我调节，还需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积极引导和宏观调控，此外还亟须厉行法治这只“有形的手”的全方维系和全面规范。市场经济能否朝着有规范、有秩序的健康方向发展，而显得更有活力、有动力，关键在“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经济”完善的如何。只有“法治政府”和“法治经济”，才能让“法无禁止即可为”成为市场主体，从而发挥市场主体最大能量与市场经济最大优势；只有“法治政府”和“法治经济”，才能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成为政府尺度，即用法治来制衡权力，从而遏制过多干涉市场经济的“咸猪手”，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防范市场利益的诱惑，进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治中国”正是让“法”有所规范，使之趋于合理，易于实施，让全体公民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扞卫者和积极参与者，在法治呵护下权利义务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相反，使那些不法分子、腐败官员忌讳以国家法治名义力量的震慑而人人自危。“依法治国”就是要在方方面面、时时处处有法遵循、有法依靠、有法实施、有法治理、有法惩处，对那些不法分子、腐败官员零容忍、严惩治；而让那些有良知有作为的时代楷模，由衷地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有更多的用武之地可以大显身手，有广袤的市场空间可以大展宏图。

　　●“依法治国”推动“市场经济”沿着法治轨道前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不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假如市场经济衰变成“市场社会”，就是说人为的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让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这样的“市场”岂不成了“鲍鱼之肆”，抑或是不法分子、腐败官员的“诺亚方舟”。

　　孙中山早年发现：欧洲近百年的文化，既是科学的文化，也是功利的文化，更是霸道的文化。市场经济推动人类进步的同时充满矛盾，物质富有了，精神却匮乏了。这些年一些妨碍社会进步的腐败消极落后的东西，让党内政治文化受到一定程度“污染”。腐败是破坏政治生态的最大毒瘤。从腐败现象可以窥见，一些官员价值观扭曲、道德观旁落，地方政治生态出现严重倒退，并由此而演发、滋生出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市场乱序和社会乱象。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一味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如何将法律与道德、依法治国与道德教化有机结合？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结合起来？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的问题，既是检验和谐社会文明程度所面临的课题，也是关乎市场经济成功与否所面临的考验。必须承认，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后面，还有“良好道德人”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人本身就是理性与激情的统一体，道德存在是人的最深层、最本质的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只有在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奠定法治的基础，进而化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悖论。

　　至于说到政治生态，直白地说就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政治学里有一个叫“塔西佗陷阱”的说法，意思是说当公权力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正所谓一为不善，众美皆亡。事业成败关键在人，优化政治生态关键在“依法治党、从严治吏”，这同样也是在市场经济中建设法治政府、完善法治经济的关键所在。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而领导干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市场经济能否沿着法治化轨道前行，要看官员腐败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的遏制和预防，同时还要看干部素质问题能否得到应有的加强和提升。这皆缘于承载道德力量的法治力度。官员腐败，概而言之就是不作为、伪作为、乱作为，所有问题的出现都可以归因于此，而如此则必然会束缚法治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经济的完善，成为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一手抓腐败，市场乱序、社会乱象就能得到有效控制；一手抓素质，市场乱序、社会乱象就能得以减免发生。这些既是“依法治国”的前奏，也是“法治中国”推动“市场经济”沿着法治化轨道前行的先决因素。近两年来，习近平、党中央在全党狠抓“正风反腐”和“群众路线教育”，其意义大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