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的衰败以及记者的堕落：报纸的洗牌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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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报业在经历了21世纪初期的短暂“繁荣”之后，不过十年时间，现在已经到了真正的衰落时期。作为一个行业，从巅峰到谷底的间隔如此之短，在世界报业史上，大概是不多见的。
中国报业的衰落，2017年是标志性的一年。此前，这种拐点在十年前就已经露出端倪。而2017年，以京华时报的停刊为标志，进入了大规模的爆发阶段。据可靠的判断，在未来的三年内，还有一大批的都市类报纸，将面临着关停并转的风潮。以北京为例，原来那几家曾经在市场上上叱咤风云的都市报，如法制晚报、娱乐信报、北京晨报，乃至在报界有良好口碑的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都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
应该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未来中国的报业，将会出现西方早已存在的“一城一报”的格局。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最后只剩下一家都市类报纸，或者由某一个报业集团控制的报纸。其余同类的报纸将会消失。
与世界上的报业相比，中国的报纸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党报”或者称为机关报，以及行业报的存在。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党报还涉及不到倒闭的问题，而行业报（也就是中央各部委办和行业协会主办的报纸），也会像都市类报纸一样，逐步走向衰亡——尽管时间会稍晚一点。
报业的衰落，不仅仅是中国的独有存在。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的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同表现。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报业的衰落，除了互联网的冲击，以及同质竞争的惨烈以外，新闻队伍的堕落，也是这个行业迅速衰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中国的现代报业史虽然不算太长，加上政治制度的特殊原因，我们的新闻人从总体上确实缺少了世界性的“名记”。但是，即使如此，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还是出现了像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等这样的，真正有职业追求和正义理想的记者。
不过，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新闻队伍，主流上还是缺少了一种真正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精神是：对事实真相的穷追不舍；对正义事业的崇高追求，对邪恶世界的无限憎恨和对美好事物的热情欣赏。
坦率的说，中国的新闻队伍可以分为三类人群。一类是有点追求的，对新闻事业充满激情和敬意的；一类是完全堕落为掮客和散发着铜臭的；一类是出于虚荣心或者仅仅把新闻工作当成谋生手段的。
第一类的人不多。第二类比第一类多；第三类最多。
在第一类人中，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一种是坚持到底的，有一种是刚入行时候的。坚持到底的，少之又少；刚入行的，后来又有了分化，一部分堕落为第二类，一部分沦陷为第三类。
第二类是记者队伍的败类，人数虽然没有第三类多，但影响极其恶劣。这类人常常打着“记者”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手段主要有：一、以曝光为要挟，要钱要物；不给就以“见报”恐吓当事人，给了，相安无事。二、给企业当吹鼓手。底下收受企业的钱财，回去想法设法给人家发稿子；三、到企事业单位，以“上报”为诱饵或者交易条件，拉广告，做“专版”，回去报社拿提成；四、利用采访之便，跟权力部门高关系，拿工程，走门路，以此获利；五、直接赤裸裸的坑蒙拐骗。
第三类，只是把记者当做谋生的手段，没有任何职业追求。平时跑跑会议，拿点红包；或者把别人的材料掐头去尾当做“新闻”挣稿费；或者干脆在通讯员的稿子上，放上自己的名字，完成报社规定的发稿量。他们去采访，就是听听单位里的宣传部门的人高谈阔论，拿着准备好的材料，走人。对于事实的真相，他们不会花力气的深挖的。
这就是当今新闻队伍的普遍现象。
有人把新闻队伍的堕落，归结为“制度性”的逻辑结果。在我看来，这并不完全符合逻辑。
不管怎么样，记者队伍的堕落已经成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互联网的冲击，报纸的衰落，也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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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胡富
Fu Hu
广东雷州人士
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曾担任北京多家报社总编辑；
2007年弃文从商，于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