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什么？》读后感10篇
《政治是什么？》是一本由蔡东杰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34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一)：政治是什么，请从概念谈起
文/郑渝川
19世纪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时代。在当时，很多政治和社会形态还停留在古代状态的国家，因为被动卷入全球化体系，民族主义潮流勃兴。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杂居组成的国家，也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民族主义神话。20世纪中后期，民族主义观念促成了亚非拉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发展。
民族主义事实上是有关政权正当性的理论。而美国学者安德森更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尽管这番定论不无偏颇，但全球各地流传的民族主义确实很难经得起科学考察和理论辨析。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团结功能，稳定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秩序，也让人们获得相应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民族主义会在21世纪消亡吗？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民族国家会在21世纪终结吗？一些学者曾乐观的下过这样的断论，似乎也能找到很多方面的依据。例如，全球经济、贸易、文化、环境而今已经更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问题的解决超出一个甚至多个特定国家，需要集全球之力。而媒体革命、网络全球化、移民潮也在加速解构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结构。这被归结为国界透明化、无国界现象。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作家、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蔡东杰认为，认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将很快消亡，还为时过早。蔡东杰在其所著的《政治是什么？》一书中分析指出，近几十年来全球许多地区确实出现了交流与融合加速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族群冲突以及因此导致的内战也变得更为频繁。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的结合，给地区甚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已经造成了严重威胁。
另一项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在国际经济竞争因全球化现象而越发激烈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不管是狭义的种族动员或广义的族群主义）依旧是许多国家用以凝聚团结与向心力，以便迎接外界挑战的重要心理工具”。蔡东杰还谈到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接受福利国家支持政策的对象，分别对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强烈依赖。
民族主义在这个时代受到的最突出挑战，更主要表现为移民潮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会在很多国家造成双向的民族主义对立。19世纪甚至20世纪之前，来自亚洲、非洲等大洲的移民流落到欧洲、北美及拉美之后，会尽可能的融入当地社会。尽管如华人等群体会保留部分对故土和共同祖先的认同，包括中国字（繁体字）、民族传说、家谱等文化痕迹，但总体上会建立起对迁入地的国家忠诚，接受当地的社会制度、主流意识形态和宗教。近几十年来，移民融合问题在欧洲许多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巴尔干危机及近两年来的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分别造成大批难民迁入欧洲国家，这些移民的封闭性更强，通常会拒绝接受当地的文化、经济甚至法律制度，还会强化彼此之间的群体联系。特别是在最近，叙利亚危机给欧洲国家带来的移民，已经频频在迁入国与当地居民引发冲突。
民族主义对应的政治概念是区域主义、全球化，蔡东杰在《政治是什么？》这本书中对此也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他看来，区域主义的特征在于多面性（同时从事不同方向、利益导向的整合）、复杂性（无论是动力或阻碍，都有不同的复杂背景，例如东盟内部，东盟+中日韩三国之间，都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及相应的历史关系背景）、流动性（对成员加入采取开放性政策）与非一致性。这很大程度影响了区域主义、区域化整合国家力量的能力，事实上，从国际安全、国际金融秩序的议题讨论及重要决定的决策权限来看，少数大国的影响力仍然超过区域组织。当然，正如上段所提到的，大国在应对复杂移民问题及关联的双向民族主义对立问题上，尽管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很少能够找到足够的施展空间。
《政治是什么？》这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致力于解析社会、制度、领袖、国家、民族、革命、民主、选举、政党、制衡等基本的政治概念，书作者分别从历史（概念的形成及演变）角度、现实角度（概念在现实政治领域的一般理解和应用）对这些概念作出评析，分别结合不同政体、发展状态的国家（或社会）分析同一概念甚至同一类型的制度、政体在不同环境下，呈现的理解和应用差异。在介绍并评析上述政治概念时，书作者尽可能保持了中立客观的态度，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于基本政治概念及其发展演变情况的了解。
中篇则引入了若干组对立的政治概念，如理想与现实、人民与政府、群体与个体、企业与国家等，客观公正的辨析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形成对立矛盾的焦点所在，分析了人类文明史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不同时期，这些对立概念被应用到政治现实中产生的影响（积极作用或不良影响）。以书作者对“理想与现实”这组对立概念的辨析为例，书作者首先介绍了政治场域的“现实”与“理想”不同倾向的来源，再引介了两个概念的合理性，强调指出两个概念其中某一个被过度应用产生的偏差，以及“摆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必要性。《政治是什么？》中篇的各章对于读者调整思想认识的谬误特别是极化思维，更为客观、公允和冷静的审视历史议题（例如法国大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政治是什么？》一书的下篇中，蔡东杰提出了对现实世界政治运行、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政治的理解和参与的深切反思，并提出了信息革命、社群政治、全球化、虚拟国家、网络民主五股潮流下，政治、政治参与得以改善提升的期望。
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一书曾谈及，互联网进化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发生完全开放、虚拟网络与现实关系实现无缝对接的变化，更没有上演因国界、地理限制淡化而实现不同群体的广泛包容。相反各类网络群体的“疆域化色彩”变得更为突出，这使得群体极化、群体对立现象更趋普遍性。在我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欧洲国家，因为不同群体的极化和对立而导致的公共讨论困境，绝非孤立或个别存在，这甚至让很多人对网络民主和社群政治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意义，产生了深切的怀疑。要走出现有的困惑，重建对基本问题的共识和底线立场，需要回溯基本政治概念的本义及其演变。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用相对很短的篇幅，深入讲清了基本政治概念以及应用法则，紧紧围绕政治发展史、政治学说演变历程，对人们提升政治认知和参与水平具有重要帮助的杰作。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二)：【KD剪贴】
您在位置#61-6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25日星期一 上午12:00:47
所谓社会科学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其实永远无法从所观察的对象中去得到结论，因为例外始终存在；这也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际之间一直存在差距的缘故。这个差距也让许多人讪笑学者不过是一些根本跟现实脱节、只会讲空话的人（或者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驴）而已。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确如此。
您在位置#64-6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25日星期一 上午12:01:54
我想第一个原因是来自“理想性”的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理想，学者也是如此，但关键是他们（或我们）经常忘了所谓理想是要靠努力与时间去实现的，而非本来就应该存在的。第二个原因则可能是因着一些“僵固性”的关系，也就是某些学者忘了人类的历史不但一直在演变当中，而且根本也不存在终点的问题（除非接受有世界末日的观点）；因此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时，其实并没有“最好”而顶多只有“较好”的办法；所以，如果把自己所学的理论都当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的话，麻烦当然也就跟着出来了。
您在位置#104-11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26日星期二 上午2:56:57
例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便指出，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性是：组织普遍瓦解，既有政治与社会制度也逐渐丧失其正当性，一方面，人们倾向于根据“相信自己是什么以及要什么”来重新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具有交换功能的全球网络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来打破传统排他藩篱，并正建构一个更大的群体。换句话说，当前的社会正陷入网络（全球化）与自我（分子化）的两极对立结构当中。讲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有愈来愈多的人们，虽对既有制度产生了疏离或排斥的反体制倾向（政治冷漠感不断弥漫开来），却又似乎正被吸纳进一个更具力量且更为普遍的体制（也就是全球化的世界）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结果虽使得愈来愈多的人自认为是可游走四海的“世界人”，但他们其实仍是无法超越国界的“政治人”。 没错，类似困境确实是整个20世纪政治生活的常态。
您在位置#197-20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下午6:09:05
类似意见同样出现在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论点中，他强调集团成员所以愿意集体行动（甚至放弃部分个人利益），前提必然是因为这个团体能够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因此，相对地，任何组织如果没有办法增进其成员所预期的利益，则必然将无法避免地走向消亡的终极命运。
您在位置#235-23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下午6:15:43
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看起来似乎是定居生活的必然结果，但由此而衍生的三个问题也相当让人伤脑筋：首先是该如何分工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把不同的工作适当地分派给愿意共同生活的人（由此形成所谓的职业）；其次是如何在分工后进行“交换”的问题，亦即在分配所得时如何让大家能够公平地取长补短，且各取所需；最后，则是如何维持既有分工状态的问题，也就是在大家都愿意长期共同定居生活的前提下，怎样让社会秩序更稳定。
您在位置#239-24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下午6:16:28
我们必须再度确认一个前章提到的观念，亦即“社会乃是人类经验性需求下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既然并非先验性地需要一个社会，当然可以在自以为需要的另一种情况下，决定弃绝或改造社会内涵，这正是社会秩序总是不稳定的主要由来。进一步来说，社会如果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话，后者当然会想办法加以对抗——谁愿意生活不快乐呢？
您在位置#316-31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下午7:17:22
总之，要说人性到底倾向于善或是恶，单单就任一方面来看，显然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只能说人性的确超越了善恶的单纯界线。至于前面所谓“人性的不可测”，一方面既根基于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善恶兼具的现实，也来自于人性的无法解释与不可度量；例如像英国的罗宾汉或者中国的水浒式人物，究竟是好人还是坏蛋呢？相信多数人都答不上来。
您在位置#406-41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0日星期六 上午8:24:14
可以这么说，不合格的精英所以能滥竽充数或占着茅坑不拉屎，是由于一般民众的三个心理特征所致：首先是人民在能力（或至少是意愿）上就和这批人存在着差距，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在可忍受（通常很大）的范围内秉持着得过且过的保守心态，让政客们得以利用这种心理弱点继续玩弄政治；其次，从理性上来讲，尽管人民希望政府满足他们的需求，但事实是所有需求的充分满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在政客不断高声呐喊“再给我一点时间”的“合理诉求”下，落实政策的时间差也就一再成为他们摆弄民众耐心的惯用手法；最后，如果真的出现具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其实这种魅力经常也是来自人为创造，特别是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后，更使政客习惯在镜头前扮演荧幕英雄），他们就更可以顺理成章地利用民众盲目崇拜偶像的心理，将后者操纵于股掌之上。
您在位置#449-45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0日星期六 上午8:45:46
所谓权力关系是由两段行为共同组成的：首先是通过诸如战争等手段实施强迫的过程，其次则是多数人默认领袖具垄断性地位的心理过程；总之，目的是取得对分配资源的优先或独占性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关系也可能来自某些生物性本能。例如我们发现，只要是具群居倾向的动物，其内部大多数都存在一种“统制服从关系”，而且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盘；于是，争夺首领地位（通常在雄性动物间）与抢夺地盘便成为经常可以看到的自然现象。
您在位置#463-47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8:11:28
对政客们来说，象征性权力的重要性远高于强制性权力，其理由是：位居权力金字塔上层的政客或精英，其实只占人群的一小部分，在未必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长期用强制手段压制人民的结果，终将不断累积阶级冲突能量，最后可能被迫面临反噬的命运；相对地，如果能通过意识形态来产生催眠效果，则可兵不血刃便收到服从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值得注意的是，政客们不仅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来进行说服与控制，他们更常运用的是威望性仪式或排场手段，例如过去皇家进出宫廷时出警入跸，富丽堂皇的卤簿仪仗，如今连民主国家总统出门也必然有警车开道与保镖贴身随侍，其理由美其名都是为了“保护元首安全”，但实际上哪真有那么多人会有闲工夫去刺杀他们呢？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塑造政客高人一等的权力形象，以便无须强制便可得到心悦诚服的效果。
您在位置#487-49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8:13:53
首先出现的是领袖终身制，然后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世袭制。当然，通过集体催眠使大家相信没有更好人才，以至取得不断执政正当性的终身制度，以及通过基因筛检建立“一家一姓天下”的世袭制度，都不能满足政客们的权力欲望。因为不管是终身还是世袭制，都是欺骗大众、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政治结果，一旦需求未能被真正满足，骗术被戳穿，其权力基础也将受到威胁。为建立更稳固的权力基础（即使骗术被戳穿也能继续混下去），政客们进一步发明了所谓“君权神授”学说，强调他们之所以能锦衣玉食受人供养，并不是因为具备什么能力或人民觉得非他们不可，而是老天爷的意思，亦即他们拥有所谓“天命”，中国的皇帝们在圣旨“皇帝诏曰”前先说明自己是“奉天承运”而来，便是这个道理。
您在位置#525-52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8:18:08
但现实（同时也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人类在加入社会后不但被迫顺从强制性的权力（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形式来表现），而且没有自由进出社会的机会，甚至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政治精英们还会不断设法垄断或扩张自己的权力，包括取得终身与世袭执政的“合法性”在内。 很明显，在人类自愿组成社会之后，到现代国家制度成形以至人们无法自由进出社会之前，一定还有些被忽略的事情存在。
您在位置#545-54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8:24:00
但若是想找出一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强迫人民加入特定社会（例如一生下来就得去报户口）并接受既定规范（接受“恶法亦法”原则），可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换言之，人类最初加入社会或许是理性且自愿的，但社会的扩大与建构，却未必以同意为基础。
您在位置#569-57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9:27:37
世袭制所以能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人民保守不敢反抗的心态所致；可以这么说，当政府需求有限的时候，人民不反抗的原因是反抗成本（或许就是死亡）经常超过不反抗成本（缴税），但在国家由于卷入长期战争，以至被迫无限制地要求金钱与人力协助后，人民会不会继续乖乖地出钱出力就大有疑问了。
您在位置#625-63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9:33:00
正如卡立（Rene Albrecht-Carrie）所言，所谓“主权”，就实质意义而言，是对任何更高权威的否定（主要指基督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换言之，欧洲君主自此不对任何人效忠，而他们的行为与决定也不对任何人负责，否则他们就不是个名实相符的君主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特别是中欧）君主国家所以强调主权，是由于其领主一方面得应付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但辛苦征来的税收却被两个理论上的更高权威（教会与帝国）分享，以致心生不满。正因如此，所谓主权的最关键概念应该是“不干涉内政”原则，也就是让所有国家都能够自由处置它们领土上的人民与财富；不过，既然有前述外部干涉例证可循，对于这种好不容易通过共识才争到的权力，欧洲君主们自然希望它一方面可以成为国际永久惯例（亦即成为国际公认的法律规范），同时更希望所有目前存在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国家，都能接受这个原则；为保证此期盼得以兑现，于是借由相互“承认”以取得主权便成为一种国际惯例。讲得更清楚一点儿，只有在接受其他国家都具有主权独立地位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才能够相对地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
您在位置#665-66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9:37:47
当下存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几乎大多数国家内部都存在区域间发展差异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条件差异（包括语言、风俗习惯或社会需求）这么大的不同区域，却处于同一个屋檐下？
您在位置#675-67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下午9:39:20
不过，另一个同样也必须被承认的现实是：无论少数族群的发展受到何种程度的忽视，国家的多族群特性却依旧被保持下来。所以如此的原因有三：首先是这些少数族群可能缺乏反抗的意志与能力；其次是中央政府或许真的提供了足够的福利与公共品，以致超过这些族群的反抗成本；最后，则可能是由于操控集体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结果所致。特别是最后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更详细的说明。
您在位置#850-85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上午8:57:07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便认为，由政客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首先会声称现行的规范系统是正当的，同时也会极力地避免这些规范的有效性受到大家的普遍检定（这也就是学术与媒体自由经常受压制的原因），其结果使得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被不当地以普遍利益的形象出现（例如主张家天下的君主制或现代法西斯独裁政权，都希望相关概念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真正的普遍利益却消失不见。由此形成所谓“阶级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在人群中区分出哪些应该统治大家而哪些应该被统治的人。
您在位置#860-86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上午9:00:29
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其实并不常见，因为“聪明的政客”既不会乱开支票（除非地位遇到严重挑战），也不会随便明目张胆地奴役民众（最好是适度响应社会要求以交换人民的忠诚，这样比较保险）。革命更常见的原因其实来自某种“不均衡感”，也就是当政治系统连大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没办法加以响应的时候，那么人民当然只得诉诸“自力救济”；这也是陈胜与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时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国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便认为“多重功能失灵”经常是革命爆发的主要来源，它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多少世代以来不断忍受折磨，最终还是起来反抗”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至少能提供“稳定秩序”这个公共职能的话，未必会激发出人们冒险犯难的精神。
您在位置#882-88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上午9:05:29
在历史上，政治领袖从以同意为基础到争取终身与世袭制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以分权制衡概念为出发点的美国联邦制度，从最初的“双轨式联邦主义”（中央与地方各自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力）发展到现在的“强迫式联邦主义”（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与预算控制，使得州政府日益顺从中央的指令），也不啻是个警钟。
您在位置#895-89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下午12:46:37
从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例证看来，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发生天灾（因水旱虫灾致使农产歉收）或人祸（内战、发动对外战争或遭遇外国势力入侵）之后，由于统治者无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往往因国库破产而使政府失去应有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在执政威望下降之余，又因为统治者也仅能不断向人民征税来弥补财政短缺，最后终于在引发普遍不满后带来“正当性危机”，革命也由此揭开序幕。
您在位置#926-93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下午12:50:23
在那些受精英利用而掀起的叛乱或政变例证中，一般人民则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那些因（分赃不均以致）心生不满而想推翻既有政府的军事或政治精英，其实多数都不太反对现有的权力分配“架构”，而只是无法接受目前的权力分配“比例”而已。例如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研究冷战初期发生于拉丁美洲的几十次军事政变后发现：军事政变的最常见结局，就是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除了更换执政团队的一大堆名字外，其余一点儿都没变。正因为这种现象，比较严谨的学者才会试图区隔“造反”与“革命”这两个目的迥异的类似行动；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便将社会革命研究的焦点放在几个真正发生彻底变革的国家身上，例如展开欧洲首度民主实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结千年帝制的1912年中国革命，以及企图实践共产理论的1917年俄国大革命等。
您在位置#1034-104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下午1:09:20
简单地说，正如我提到现代国家架构出现的历史背景时所讲的：在火药摧毁了城堡这个中古欧洲最仰赖的安全凭借后，宗教改革又提供了思想与精神层次的激发力，各领地于是陷入长期混战的兼并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筹措资金是决胜的重要关键（如同曼恩所言：“国际贸易可说是18世纪国家增加财富的普遍途径”），奖励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也就成为此际欧洲各国的政策主流。 尽管如此，如果要让整个商业体系的运作快到足以应付国家不断或无限膨胀的需求，显然还要有其他几个条件的配合：首先，统治者必须使人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就是让更多人从操持农业转而投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其次，政府必须赋予人民“私有财产权”，以便让他们有不断赚钱的诱因；再者，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政府必须善尽保护者的责任，以便本国人民在从事经济时有更大的安全空间。可以这么说，这些条件都提供了政治变迁的动力，并成为瓦解数千年贵族统治的最重要潜在因素。
您在位置#1114-111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下午1:31:03
尽管如此，保护式民主的忽略“平等”原则不能不说是一大弊病。更何况它的缺点还不只如此；就好像法国学者卢梭批评英国宪政时所指出的：“英国人民相信他们自己是自由的，这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其实只有在投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出国会议员后，英国人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奴隶了。”这样的批评听起来或许有点尖酸刻薄，但却是到现在为止都值得大家深思的一句话。
您在位置#1150-115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 下午9:44:54
退一步来说，就算“人民同意”与“多数统治”都成为被大家所接受的民主政治原则，正如我们在前面强调过的，少数统治是另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发展结果。问题出现了：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多数统治“理想”与少数统治“现实”间的矛盾呢？我们该如何在高举“人民同意”的旗帜下，真的将人民引入决策过程呢？如果我们最终被迫只能将权力交给少数人的话，到底应该怎样去选出素质比较好的“公仆”，又该如何让他们乖乖地为人民服务呢？是否可能设计出一种制度，来保障少数统治者尽量不腐化呢？ 这些问题显然都不容易回答。
您在位置#1228-123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21日星期日 下午4:15:23
正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民主的方式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所作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借由激烈竞逐获取人民手中的选票，同时得到作决定的权力。”由此，则所谓民主基本上不过是个“程序正义”问题，也就是只要符合“人民同意”的程序设计，大体就可被称之为民主。 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满意的答案。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反映民意”的理想与“作出决定”的现实是政治学者们永远无法加以平衡的两股力量；其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也就是个别欲望差异）实在太大，真正响应社会需求很难实现，就算想出一个最起码的共识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以想见，如果想让政府不断作出决策以维持有效运作，任何一个决策势必都会牺牲或抵触某些人的利益（盖垃圾焚化炉的例子便是如此）。而且，如果只是为了作出决策而选出若干代表进入政府或国会里，却没有给予这些代表积极而有效的限制，能叫做民主吗？
您在位置#1242-124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21日星期日 下午4:16:10
它们点出了今日代议政治的大麻烦：仅有人民同意的程序与形式，骨子里根本没有民主的成分。
您在位置#1412-141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2月22日星期一 上午6:15:51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假如政党过少，则无法反映社会现实，事实上人民经常只是提供政党执政正当性来源的工具而已；但如果政党太多，又容易因为七嘴八舌无法达成共识而造成政局瘫痪。
您在位置#1465-148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上午1:17:56
除了负责落实社会集体目标外，政党最重要的象征功能应该是所谓的“代表民意”；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允许政党利用政治游戏“顺便”满足政客们的权力欲望，但他们至少要能够正面回馈人民的需求，亦即通过政党组织设法去了解人民到底要什么，然后再归纳总结搜寻到的结果，把它们化成竞选政见或是执政后的政策方向。如果真能如此，其实就像我们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一样，只要商品符合我们的需求，就算奸商们故意提高点价钱也勉强能忍受。 但政党是否真的做到了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如果政党真的努力去吸收并了解民意的话，它们应该有类似机制存在才对；但事实上，在多数自我标榜民主的国家当中，几乎看不到政党散布在各处的地方支部频繁而主动地去探求民众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相反，它们平常若不是大门紧闭，找不到人，就是只会被动地去因应若干人民的请托（也就是“不告不理”原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只是扮演着竞选期间的动员机制而已。 而且，就算在“比较先进”的欧美国家里，政党事实上也很少扮演汇聚民意的角色；它们更常做的事情是把人民当作是“教育的对象”，然后通过包括所谓“置入性营销”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宣传办法，将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灌输到人民的脑子里，然后说服那些被催眠的民众把票投给自己。这样的思考逻辑不仅充满着自以为是的精英特征，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问题：政党的目标（催眠民众以获取选票）与它们所该展现的功能（反映民众真实需求）是否一致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政党政治”是当前民主运作的特征，但就像我们走到餐厅里头，如果墙上的菜单实在没有一样让人看得上，但老板又逼你非得要点餐吃饭才能走出大门，我们该怎么办？政党政治正是这种不折不扣的“黑店政治”。
您在位置#1598-161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下午5:26:09
宪法之所以经常遭到人们的忽视，主要原因是：宪法虽总是通过法律形式展现出来，却根本是个政治妥协的产物。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法律的主要目的是排解人际纷争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因此它就算够不上是个“真理”，最起码也必须是个讲得过去的“道理”；可惜（同时也荒谬得不得了）的是，相对于一般民法或刑法的尽可能符合上述原则，理论上作为国内所有法律“母法”的宪法却经常离这个原则相当遥远。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比较一下的话，将会发现，在所有国家的宪法里，不精确、阙漏或曲解之处经常出现，“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除少数维持专制君主制者之外，全世界98%以上的国家都拥有一部标榜人民至上的宪法，但能确切落实者只是相对少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正如海伍德所说的：“宪法变迁不过是权力与政治权威的重新分配”。由于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往往并非政治稳定下的产物，而是为了因应政治或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例如政治革命或社会转型）；更关键的是，尽管人民权利的保障是讨论宪法内容时的重头戏，但形塑制度无论如何都是宪法的工作焦点。进一步说，通过制宪或修宪所带来的政治变动，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只是某种制度选择的问题，但因制度本身隐含着权力如何分配的意义，于是在宪法变迁过程中也就必然会出现得利者与失利者；当然，由于扩张与掌握权力是所有投身政治者的最大目标，这也使修宪过程成为竞争激烈的角力场。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是没有任何一部宪法是完美无缺的，再者，正因为如此，所有宪法便都有再解释的必要。由此亦衍申出所谓“司法审查”的概念。
您在位置#1618-163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下午5:27:19
首先，宪法需要解释的原因在于它是以文字来表述的。有人或许会问：这么说真有点奇怪，宪法如果不用文字来表述，又该怎么来表达呢？当然，用文字表述确实是宪法最好的表达方式，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文字虽然是人类所发明的表意工具，发展迄今也有上万年的历史，但它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成熟，亦即尚未达到充分准确无误表意的地步；换句话说，我们所想的与所说的还是远比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多得多。正因为文字本身的不成熟，出现“法律漏洞”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再者，文字运用能力的明显不对称也是一大挑战。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由于想增加精确度以减少漏洞，法律所使用的文字也比一般大众所使用的语言来得难懂；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漏洞或许被补起来了（又或者根本没有），但多数人民由于文字理解力的限制，跟法律的距离更遥远了，反而让那些政客有机会“知法玩法”或通过诡辩曲解法律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反正人民也搞不清楚。这时候，法官能不能适时出来主持公道便相当关键。 最后，面对变迁却无力及时响应是宪法的普遍困境。从长远的历史看来，一方面由于人类的社会内涵可说不断处于变迁当中，另一方面，所有制度都必然是社会的产物，或者必须配合社会变迁的脚步，因此一旦出现明显的变化，一般法律甚至宪法当然也有跟着改变的必要性。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过的，每一次修改宪法的过程都必然存在激烈的政治角力与冲突，想获致妥协与共识是件高难度甚至不可能的任务；如果这时候宪法又偏偏非改不可，那么由法官根据时代意义来重新诠释宪法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便利选择。
您在位置#1722-172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下午5:37:01
这些既得利益者不但是许多冲突的来源，由他们创造的“规矩”也深深镶嵌进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是，部分规矩只是为了满足极少数人利益而设计的，甚至为了满足少数私欲，有时即便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尽管在历史上不乏针对这种运作模式而爆发出来的愤怒抗议，但可以想象且能预期的是，自私自利依旧将是这批少数人的主要心态。
您在位置#1804-181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下午5:42:39
可以这么说，支撑我们不断披荆斩棘、克服万难进行演化的，是人类追求的两个永恒目标：“长生不老”和“进入天堂”。首先，无论是“护身符”的发明（例如写着神秘难懂文字的一片纸张，或是画着危险动物的牙齿和指爪的一幅图像），对所谓“仙药”的追寻（例如派遣使节团去搜寻仙境，或者根据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秘方去炼石补丹），还是对“死亡仪式”的遵循（例如对死者尸体进行特殊的处理，或者将墓室布置成有助于追求永生的样子），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举动不仅指出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最大差异，同时也凸显出建筑技术与社会习俗等文明的主要内涵，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盲目追求，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进入天堂”的目标直接反映出人类在自然界奋斗过程中既不满又无奈的艰难处境。在信仰发展部分，几乎所有宗教都有关于天堂、桃花源、乌托邦，或者是极乐世界的记载，其内容大同小异，总之它们都极力描述一个无忧无虑而且没有时间感的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它们对所谓天堂有怎样的想象空间，都构成人类不断修正政治制度过程中的思考来源。换言之，由于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以及究竟该怎么进入天堂，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类只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自己来创造一个类似的虚拟天堂，这也正是“自然法”观念的渊源。
您在位置#1860-188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下午6:40:59
对某些人而言，学习哲学的目的便在活用前人智慧，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但我总觉得，哲学不过是一面用来观察自我的镜子。就像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所说的，我们完成一个目标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评估自己以及身边其他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决定目标的前提经常是“我要”，而非“它是”，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计划通常源自于我们想要过怎样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我们决定想要过哪种生活时，它的前提又是：我们到底对自己了解多少？就像在前面提到过的，虽然身为主要灵长类动物的人类拥有对自然环境最敏锐的触觉，却往往不自觉或无可避免地在无以数计的误解、错觉与偏见当中去建构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由此也引发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能够看清楚眼前的世界，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然后据以建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吗？ 答案当然是令人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 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哲学论战中，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人类具备着强大的创造能力，可以通过无穷的想象来自由设定对于周遭环境的感受。“心静自然凉”就是一个例证，不管现实温度有多高，也不管每个人有多么不同的耐热能力，有时只是一种心境上的转换，也就是换个角度去想想问题，好像世界立刻变得截然不同；事实上环境根本不可能变得这么快，但人类用心理而非生理机制来适应环境的能力的确让人惊讶。 更重要的是，无论哲学家们对所谓自然状态有什么不同的诠释，厘清自然状态到底长什么样子并非重点所在。 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洛克和霍布斯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人类正身处于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里，而且到当下为止还找不出解决的办法；但人类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只是屈从于自然演化力量，而是具有以智慧对抗挑战的特质，他们竭尽所能地寻找突破困境的道路。只不过洛克倾向用“托古讽今”（就像孔子笔删《春秋》，或者清朝末年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考》一书来反击保守派等）的办法来说服大家，霍布斯则通过赤裸裸地揭露人类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本性，先将最根本的问题定调，然后再提出他自己的解决建议。 我们必须强调，这些想法既凸显出人类即使面对艰难环境，依旧不屈不挠的奋战精神，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人类面对的理想与现实差距甚远的困局。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人类间确实存在斗争的必然性（未必是天性），但同时也存在合作的根本需求，这也是人类创造出各种制度的缘故，其目的本来就在于提供合作架构以创造多赢的机会；尽管这些制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让人满意，但制度内涵的持续进步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需肯定前人智慧累积的成果，也须切记不能自满于现状，因为自满经常是人们原地踏步甚至走回头路的原因。
您在位置#1916-191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上午10:12:12
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些什么，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便是一例。事实上，国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真正能做事而且有义务帮人民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政府才对。
您在位置#1941-194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上午10:16:51
总的来说，把国家、政府或元首予以“父亲化”固然是相当不理性，而且根本不应该被接受，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甚至为了保障所谓的集体利益，不惜以个人生命作为牺牲品的做法（在两次大战中无辜牺牲的上亿人正是如此），根本上也是莫名其妙的。除此之外，马克思派从经济层面着手来分析政治问题的理论，或许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麻烦在于，他们其实没办法正确指出一条“从现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也就是理想到几乎想不出有什么实践的可能性）；最后，目前居于主流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也犯了跟马克思派类似的毛病，亦即过于理想化，只不过他们的差别在于，相较于马克思派企图建构一个“理想的未来”，自由派则以为目前有个“理想的现在”。
您在位置#1952-195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上午10:17:36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个政府管得很多的时代，不管被称为“万能政府”或者是“奶妈国家”，政府都深深地渗透进每一个人衣食住行育乐的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有时候使我们真的觉得很方便，但经常也会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或许它不像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那样惊悚可怕，但也绝不像是个乖乖站在主人身旁，谦卑有礼且谨守分寸的公仆。
您在位置#1967-197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上午10:19:01
事实上，提出从经济面向来思考政治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比他早将近一世纪的卢梭也有类似看法。后者认为，社会的形成是人性贪婪的结果，因为“从人们发现拥有更多资源的好处开始，平等便消失了，私有制则跟着出现”；接着，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有钱人迫于情势想出一种堪称深谋远虑的办法，即利用那些可能攻击自己的人们（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就是将原来的敌人变成自己的保卫者，然后向他们灌输一些格言（政治意识形态），并替他们建立一套制度，当然，这些制度都是对富人有利的，正如强调平等原则的自然法对富人有害一般”。大体而言，卢梭的想法一方面响应了国家源自于“限制性政策”（特别是政治限制）的现实，同时亦进一步指出这些限制性政策的来源，也就是那些既贪婪又有能力的富人（过去一般被称为贵族阶级）。
您在位置#1985-199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上午10:20:57
当然，统治者（政府）光靠“生存需求”是无法对人民予取予求的，特别是当他们的需索通过苛征杂税而威胁到一般人生存的时候，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革命或起义可以说明这一点。为此，国家机器必须通过下面几个途径的持续演进来强化控制能力。 首先是宗教信仰。人类是自然界唯一发展出宗教、伦理、道德纪律与行为准则的动物。政治与宗教的出现都代表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宗教更因涉及未知领域而创造出更多的神秘感，统治者又认为利用这类神秘感有助于提升控制优势，于是，通过政教合一模式达成“以顺从取代可能反抗”的目标，便成为中古时期许多国家发展的方向。大家熟知的“君权神授”观念便是最直接的一个例证，宗教建筑（庙宇）成为仅次于统治者居所（皇宫）的最大公共设施，更是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的一种普遍现象。 除了宗教信仰外，战争不啻是促使国家机器演化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您在位置#2054-206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下午12:31:03
进一步来说，相较于“自由开放”被当作领先国家的护身符（因为自由开放同时代表着弱者的不受保护，并意味着强者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些落后但又不想放弃的国家或许只能选择“集中管制”一途，因为，如果可以将手中的有限资源做最大可能的利用的话，似乎还有放手一搏的机会。这样做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以代表国家与人民为名，广泛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中，然后设法把所有可资运用的资源（包括物力与人力）都挖出来，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及时下达指令去重组这些资源。假如有人以为统合主义只是一种落后国家不得不然的选择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事实上可说是种普世皆然的现象，只不过有时被称为“万能政府”罢了。所以如此发展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竞争激烈的程度，非但使大批后进国家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来追赶，即便是领先国家也普遍认为，若没有一直维持上紧发条的态势的话，
您在位置#2082-208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下午12:53:38
换言之，政府的能力持续上升，我们的依赖性也会跟着上升。 这也正是在“万能政府”的潮流下，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正如人们习惯电气化的工业社会生活后，很难坦然回到过去那种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的传统生活形态一般（这也是现代都市不断扩大的原因），尽管大家知道万能政府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惯于一有问题就期盼政府出面协助解决的我们，恐怕很难戒除这种习惯。进一步来说，如果人们只是不断将问题丢给政府，然后乖乖地等政府提供解决办法的话，那么今日所谓的民主（虽然它并不是很民主）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
您在位置#2117-212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7日星期一 上午9:05:11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政府只是少数人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至少在长期的君权阶段确实如此），很少能公正地为人民排难解纷（因此才有那么多体制外的解决途径，政府还逃避责任，以节省公家资源为名，鼓励人民自己私下和解），甚至还经常滥用权限（例如不努力管好国库，一没钱就想方设法编造名目向人民骗钱），或者根本不珍惜人民的宝贵生命（随随便便将人民送上战场牺牲，或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医疗救济），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干脆把政府直接取消掉吗？
您在位置#2147-214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8日星期二 下午3:00:13
权力是一种通过支配他人与周边环境，以追逐并达成人类生活目标的能力。
您在位置#2168-217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9日星期三 下午3:48:41
其实“阶级”的形成并不乏理性的出发点，它既来自人类天生不平等的现实（也就是总是有人能力强些，有人则能力差一点），也是人类进行群居生活的必要产物（总得有人拿主意做决定），但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是，某一群人凭借贵族或门阀制度而取得永远比别人高一等的地位，或者建立诸如派系政治的参与筛选制度而控制权力分配的渠道。其后果都是在将多数人置于下层阶级后，通过经济上的控制以及予取予求让人民没有翻身的余地。
您在位置#2182-218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9日星期三 下午3:50:03
相较于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幽灵与经济控制，政府常将动用武装部队视为在非常不得已情况下使用的“最后手段”，事实上这也凸显出军事手段的“双刃剑”性质，也就是它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最有效地扑灭反政府势力，但同时埋下的足以削弱统治合法性的积怨也不是短期可以烟消云散的；这正是政治手腕所以重要的缘故。为了尽量减少使用军事手段的机会，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具“回馈”能力的行政系统，随时将人民需求传到执政者耳中，然后政府（虽然行政效率不彰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治标不治本地”因应大家的要求，以抑制人民的不满情绪。
您在位置#2234-223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 下午2:56:53
正如曼恩所描述的：“政治史中最巨大的保护交易开始了，那就是：只要接受我的权力，我就会保护你免于受到更坏的暴力侵犯。”正是在这种“退而求其次”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集体“理性”思考下（当然，免不了还有执政者充满私欲与缜密辩论技巧的威胁利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终于陆续从民主前线溃退下来，具有高度集权特征的君主独裁制随之堂而皇之地登场。
您在位置#2247-225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 下午2:58:08
从发展历程来看，“英雄崇拜”可说是独裁式制度的起点，“君权神授”则为独裁政治提供了理论高峰。正如卡莱尔所说：“这部记载人类在这个世界所完成事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那些曾在这个世界上工作过的伟人的历史。”严格说来，人类所以存在偶像崇拜心理，是因为生存艰辛而带来的深沉无力感；现实环境中的相对竞争劣势，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具有较高解决问题能力者产生特殊的感受，希望在他们的带领下渡过重重难关。如同我们在前面段落里提到过的，正是在这种偶像崇拜心态的支撑下，作为君权核心的“终身制”与“世袭制”设计相继出现，从而既实现了权力集中的最大可能性，也将多数人类纳入具绝对从属性的政治困境当中。
您在位置#2268-226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4:33:40
君主和贵族间的平衡究竟关民主什么事情？其实道理很简单，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俗话：“恶人自有恶人磨”，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
您在位置#2270-227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4:34:23
能在政治圈子里拥有权力者永远只是一小撮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小撮人虽然以“共犯结构”的姿态通过“分赃制度”来分享权力，但由于分配内容的不可能均衡（谁都想获得更大的一部分），特别在独裁君权体制造成权力的最大集中状态后，矛盾与斗争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进一步来说，相对于缺乏权力同时也没有合法机会来争取权力的一般人民，弱势贵族在对抗君权时显然具备更强烈的动机（因分赃不均所引发的忿恨）与抗争性（他们多半也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只不过必须等待适当机会来临罢了。 不可否认，拥有相当对抗能力的贵族是君权的主要挑战来源。在中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制结构起的两千多年来，在历次改朝换代中也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属于罕见的“人民革命”形态，其余几乎都是中层贵族挑战上层统治者的结果。
您在位置#2280-229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4:35:03
现代民主的出现或许只是一场意外罢了。 对将民主视为理想的大多数政治理论家而言，这种推论当然是无法接受的（这些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想象民主革命来自于人民的共同发动）。不过，事实是，所谓民主最初只是一种“欧洲现象”，而这种现象又是中古封建体制解体与近代海外发现运动（两者缺一不可）的互动产物。首先，欧洲的旧封建制度因城市兴起而逐渐趋于解体（13与14世纪间的莱茵同盟、士瓦本同盟与汉萨同盟等都是城市间通过经济结盟来对抗封建单位的例证），其次是中上层贵族联手挑战旧权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然后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政治结构（王权与贵族力量同时获得增长），并通过“议会”这个新的设计来平衡王权、贵族与城市间的三角关系。 紧接着，海外殖民扩张的迫切需求，使得西欧君主需要利用贵族与城市资本家的力量来协助扩张，而后者在扩张过程中分享到的经济利益也让他们拥有制衡王权的一定实力，由此，所谓“议会”的权限便在王权不断遭到冲撞的情况下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在扩张运动所累积的资金（特别是幸运地从拉丁美洲获得了大量贵金属）与文艺复兴的成果的交互激荡下，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崛起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提供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需要的大量劳力与消费市场，他们一方面必须想办法解放农村人力，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私有财产制度来刺激更多的经济投入；于是，就在这场欧洲政经结构的革命性变革悄悄形成某种“全民运动”形态时，民主的可能性也跟着出现了。
您在位置#2319-232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4:51:23
墨索里尼曾经直接抨击西欧式民主说：“法西斯主义否认多数能领导社会，人类间的不平等绝不可能利用像普遍选举那样简单的程序来磨平；所谓的民主政体，不过是每隔若干时日给予人民一种主权在民的幻象罢了。”平心而论，墨索里尼对民主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但问题是，他必须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更好才行。不过，该种理论在1930年代的确风靡一时。当时的中国领导者蒋介石曾当面推崇法西斯主义，他主导的“复兴社”更公开宣称：“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的对症良药，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
您在位置#2339-234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5:00:08
为了尽量采纳多元意见，民主政治经常被认为是一门高深的“妥协艺术”，但妥协的最终达成通常并非来自理性辩论，而是“分赃”的结果。而且，妥协不仅是以谈判各方权力分配作为基础，人民往往因为居于权力弱势而必须向政府妥协，所谓自由裁量权与紧急命令权，则是政府扩权时的“尚方宝剑”。特别在现代工业科技的辅助下，统治者拥有比过去君主更大的活动空间，在媒体革命的掩护下，他们更练就了更高级的推诿塞责功夫，他们被称为“民选的皇帝”绝对是当之无愧。换言之，当代民主的法治程度未必比所谓独裁高多少。
您在位置#2346-235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5:01:03
但我们始终认为：第一，在探究未来的理想政治途径时，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应该还是有意义的，但焦点似乎不宜集中在所谓“人治与法治”的抉择上（这会有误导的嫌疑），而应转而思索前述“共识与时效”如何兼顾的两难处境（也就是说，设法让大家意见一致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别忘了所有事情都有程度不一的急迫性）；第二，我们固然承认民主确实是一种比独裁来得“理性而可靠”的理论，但前面不厌其烦地故意挑战民主理论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更清楚地厘清民主的真相，再者则是期盼能继续刺激大家的思想活力，毕竟人类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才从长期君权独裁的死泥潭中走出来，如果马上又陷入另一个思想酱缸，动弹不得，恐怕也非人类之福。
您在位置#2372-237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5:12:27
政治哲学则是一套企图将人类从冲突困境引导至和平境界的指导方针。在此，我对所谓“冲突”采取的是广义解释，它泛指人类社会所有的“不和谐现象”，既涉及人际关系的冲突，也涉及政治权力的挑战，当然也包括战争在内。
您在位置#2412-241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下午5:21:16
诚如斯奈德（R.C.Snyder）与威尔逊（H.H.Wilson）所说的：“和平与战争的最后答案，厥在于人们的心思结果”，由此可见“人”这个变量实在是政治界的一个决定性要素！麻烦的是，这个变量又实在是太不容易捉摸了，因此，虽然学者们自我脸上贴金，在社学科学这个学科上冠以“科学”二字，但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掌握，实在与科学所要求的精确程度相去甚远；基于篇幅限制，对此我们暂时不提。
您在位置#2421-242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上午9:44:30
因为在此之前，无论西方的欧洲与阿拉伯世界或东方的中国体系，几乎都倾向从“大一统”观念来界定国际秩序与规范；进一步说，他们都习惯将人们视野所及的世界，视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唯一的藩篱是“文化水平”，目的是用来区隔文明人与野蛮人。在此情况下，所谓集体主义其实只有一个模糊不清且尚未成形的概念，反而个体主义却在政府能力受限下，以“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心理现象而慢慢浮现出雏形。
您在位置#2468-247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下午5:48:24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强调的，如果无法维持中庸，某种政治思想被奉为神明或加以极端化发展，其结果经常是激起反动并带来另一股思潮。此种循环的不断发生，暗示着人类对自己脑中想法的无法控制。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于是“斯巴达式共和”便成为罗马学者眼中的理想典范，美国带领盟国赢得两次世界大战，于是“美国式民主”成为今日政治学者口中的思想主流。 总而言之，鉴往无法喻今，可说是人类虽有思想但却无法迈向完美境界的主因，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激荡是个明显例证。事实上，若以前述政治哲学中的“人本”思想加以贯串的话，将会发现这两种不同途径不过是用来解决人类问题的不同方法而已，目标其实完全一致；其中，个体主义固然着眼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肯定，但集体主义虽表面上重视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其实也包括在内，只不过偶尔需要自我牺牲罢了。进一步说，前者的缺点在于自扫门前雪，经常在导致一盘散沙后造成整体目标的挫败，后者的短处则在于我们实在没办法太信赖政府的机能与中立性，因此，个人利益必须另找一套系统来加以保护。只有同时了解这两种途径的优劣处，我们才能在整理好思绪后，继续向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迈进。
您在位置#2529-253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下午6:03:41
如果我们想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政治思想有所领悟的话，“时代背景的掌握”是第一个关键。见招拆招式的思想解剖没有意义，应该从历史研究入手，在背景衬托下去理解那些思想学说的内涵。其次则必须尽可能“了解思想希望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与其把思想看成是一种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还不如看看那些思想家在进行推论时，眼前到底盯着些什么难题。经过这样的反复思考之后，或许我们真的能够找出一条中庸之道来。
您在位置#2533-253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下午6:04:34
思想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的，其目的绝不应是制造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思想进行精细的解剖非但没有必要，甚至有些多余。在此，如果我们同意政治思想的基础是“人本”，那么个体主义显然与此相当贴近，因为它强调“人”是宇宙的主宰；进一步来说，社会不过是手段，个人才是真正目的所在。尽管如此，这种完全以人为中心的想法虽然看起来与人本思想颇为契合，但似乎有点过头；人类往往重蹈极端化的覆辙而毫不自知，个体主义正是其中一个显著例证。
您在位置#2558-256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下午6:14:06
尽管自20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已逐渐成为世界上的政治思想主流，但无论声称是“真民主”的西方社会，还是附庸风雅自称“也算民主”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虽则都将民主政治与自由平等观念奉为立国基础，但真的贯彻所谓民主的国家究竟有多少？多数不过是假民主之名而行集权之实而已。由此可知，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与政治现实的运作之间虽非永远的平行，但交点似乎并不多。其关键正在于具有理性思考能力与习惯的人类始终无法在人群中占据多数。
您在位置#2593-259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下午7:14:51
人类对社会环境的理解能力一直受到四种错误且不合理的观念蒙蔽，分别是族类幻象（重视长期存在的社会传统，并习惯让血缘情感因素干扰理性思考过程）、洞穴幻象（容易因为个人所处环境而生出本位主义，以致无法接受更普遍的观点）、市场幻象（在人群不断互动而发展出用来彼此沟通的语言后，语言其实也经常扮演着沟通的主要障碍）与剧场幻象（人类经常会根据时代经验而形成某种教条主义，但往往忽略这些教条应该日新又新的必要性）。 无论这些“幻象”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解释了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培根的研究无疑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事实，也就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或许并非来自我们生存的环境，而是来自我们很难理性的心理状态。
您在位置#2603-260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下午7:15:49
事实是，就在“意识形态”这个新概念逐渐形成时，同样也在法国大革命提供的历史场景中，于17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民会议对革命有着不同的争议，结果是赞成革命者纷纷坐到演讲台的左边，而反对者则通通坐到了右边；由此一直到19世纪初波旁王朝复辟后，“左派”也慢慢变成了赞成革命并拥护共和制度的象征，与其相持不下的“右派”则以教会价值观为基础，希望能继续捍卫传统的君主体制。
您在位置#2698-270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下午7:36:15
洛克也不认为暴力反抗是防止政府压迫或当政府无法保障基本人权时唯一的自保之道。他的解决办法是提出另外三个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应该如何被分配与节制，才能对基本人权提供最佳保障？权力的行使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被人民接受？以及，人民什么时候才能诉诸非法手段来赶走统治者？
您在位置#2799-280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下午7:47:38
政治思想经常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罢了；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自由民主主义确实隐俨然有那么点普世价值的味道，不过，就像过去专制王权被奉为“玉旨纶音”一样，谁知道它哪天会被更新的一套意识形态所取代呢？
您在位置#2875-288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下午8:02:13
为了筹措足够的军费，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被迫在1295年邀请各级贵族与教士与会，并从各行政单位召集骑士与市民代表，共同组成所谓“三重身份的模范议会”（法国后来的三级议会也是如此）；其中最重要的发展，莫过于原本只是单纯的被统治者的“庶民”取得初步参政权利。其后，由于战事不断蔓延下去，逼得英王不得不频繁召开类似会议，人民的权利也就这么一点一滴、积沙成塔地累积起来。而且，为了对付难以控制的贵族阶级，英王在1322年让骑士与市民代表从三级议会架构当中抽离出来组成平民院，以便与贵族院相抗衡，于是形成了今日两院制的基础。 其后，伴随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爆发，以及随后登场的玫瑰战争（1455—1485年），长达将近两百年几乎无法休止的持续对外征伐与内部混战，终于进一步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结构。首先是兵源的短缺使平民逐渐取代贵族而成为军队的主力，其次是为了确保人力资源的有效运用，更缜密的户口与劳动规范制度也逐一登场；再者，由于此时国王对人民的需索背离传统，而且影响到人民的正常作息，于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封建体制的濒临瓦解，但更重要的是，原本处在封建下层的平民，由于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而提高了其利用价值与议价能力，最后逼得英国国王在1414年终于做出让步，除非经过平民院同意，否则王室不得附加或取消由平民院通过的法律。
您在位置#2891-289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下午8:03:09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民权利概念的发展实在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以前述英国的例子来看，人民花了两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利用上层阶级内部的矛盾取得一丁点利益，而且当时的所谓平民（骑士与富人阶级）其实并非真正的一般大众，接下来，又过了两个世纪，才出现英国哲学家洛克主张的“天赋人权”观念，英国最终货真价实地迈向民主体制，则又是在洛克时代两百年后的事情了。
您在位置#2965-296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 下午6:21:00
不过，无论总统制到底是不是当下最流行的玩意儿，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被设计用来解决人们生存问题的政治制度；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我们进行制度选择时，其实重点不应该是它到底流不流行，而是它究竟能不能帮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障碍，或至少是尽量减少在运作过程中可能为我们带来的麻烦（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一种“必要之邪恶”的话）。
您在位置#3106-310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 下午6:58:15
格林（Mark Green）和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认为：“捍卫特殊利益的团体所以设法主宰国会，是因为国会有权决定谁可获得政府补助、谁可以维持自己想要的价格、谁可能受到法规限制、谁可以获得基金、谁将被扣税、谁有免税的权利、谁可以延期征收或获得政府贷款等，简单来说，国会可以决定谁变得更有钱。”正因为如此，尽管国会接受的捐款相当多，但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输比例其实并不高。
您在位置#3179-318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 下午7:07:40
例如林伯隆（Charles E.Lindblom）便主张：“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不管人们有没有特别去思考这个问题），企业家与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政治权力远超过一般平民；企业家与企业对政府呼风唤雨的力量，不但严重扭曲了民主，同时也让它们从国家获得各式各样的好处，这往往使全民付出极大代价；譬如说政府为了保护企业主管、股票投资人、放款业者与债权人因管理不当而蒙受损失，经常会提供紧急援助。”根据他的看法，在市场社会里，有些重大决策权虽还是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但企业高层主管握有的决策影响力也不遑多让；企业集团不仅掌握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服务与商品，还控制了土地、资本与劳力等它们赖以成形的要素，从而一方面让这些集团操纵着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也部分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亦即大众对于精英的控制。
您在位置#3217-322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26日星期六 上午10:36:16
政客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借此满足其无穷的权力欲望；如果他们好不容易终于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或分享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后，结果却发现自己居然只不过是另一小撮人的傀儡，试想他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对此，政务官员与行政官僚的想法其实有点儿不一样。对政务官来说，他们并不排除在离开政坛后，进入企业界去开拓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此种例子确实不胜枚举；但对担任终身公务员的行政官僚来说，他们更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企业将黑手伸入决策圈。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折中结果，是有关时间间隔与利益回避的规定，亦即所谓“旋转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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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国家体系、区域整合与全球化浪潮是目前同时并存的三种影响国际环境变迁的力量，无论区域主义是否足以阐明当下的发展主流，至少国家体系可说代表着过去，而全球化的世界则象征了未来。
您在位置#3402-340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26日星期六 下午6:26:00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过去国家以“土地”作为其核心观念，美国学者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认为重视流动性的“虚拟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代趋势。进一步来说，相较于传统国家，虚拟国家首先降低了对土地的需求，甚至主动将许多产业移往国外；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土已经不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是新形态国家更重视经济竞争力，并认为包括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的快速流动才是力量的根本。
您在位置#3442-345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3月26日星期六 下午6:30:13
总而言之，在北方国家推动全球自由化政策的背景下，通过市场开放而纷纷前往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跨国企业，才是真正的获利者。在国际援助大量删减的前提下，第三世界国家只好积极吸引外资来弥补资金短缺，以完成工业化的目标；为此，这些国家一方面放松或解除禁令，不断调降最低工资并缩减福利支出，另一方面又压制劳工运动以帮外国企业塑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当然，其结果未必能达成预期目标，但人民的利益则必然遭致损失。 在当前国际政经结构中，还存在一种名为“经济打手”的职业，这批人通常服务于高级的国际企管顾问公司，主要任务是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到处兜售“债务”，然后再借由这笔债务来掌控该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正如曾担任这类打手的珀金斯（John Perkins）所言：“他们是种高待遇的专业人士，负责在全球各地欺骗国家以获取数以兆计的利益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三)：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政治是什么》书评
文／青禾
什么是政治？“剪不断，理还乱”，这是作者蔡东杰的原话，全文结束，他想说的话还未说到一半，原因在于，他没有从各项政治制度的来源、发展，因据考证的角度来阐释世界各国政治形态，而是以类似大学课堂讲稿的形式，采用通俗易懂的标题，每章一个主题，将政治概念贯穿其中，娓娓道来。
我们正处在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时代中，所看到的制度典范与政治理论也 大多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作者试图从全球的角度出发，阐释政治形态，审视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后可能面临的问题。
蔡东杰用最通俗的讲法，解释政治概念——有这么一群人决定共同生活，于是分工合作，日子久了，总有人要做决定，于是由社会产生了制度，以及制定管理制度的领袖，形成国家。但想让大家都满意是很难的，当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时，便出现了革命。革命后，人们找到了一个好点的办法，那就是民主。如何做到民主，当然是选举。有选举便有政党，为了防止权力不被滥用，于是产生了制衡。
很明显，蔡东杰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政治，其中又涉及社会学。由于是以讲稿的方式呈现，难免有引证不足之嫌，这一点，在全书的上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提出制衡、政客不负责任该怎么办等问题时，作者未作解答，多处以后文再作讨论结束。从整本书的结构上来看，整本书理清了政治概念，并以历史、现在、未来的角度阐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发展而来，未来又将走向何方，从这一点上来说，结构清晰完整，但从具体内容的衔接来说，多处行文以“后文再述”作结尾，难免逻辑不够严密。
在梳理来政治概念之后，蔡东杰又有对立的视野反复思考，国家存在是否有其必要，现代民主如何产生，精英民主是否足以让人信服？他引用卢梭、洛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探讨现代政治理论的诞生，又进一步思考，信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
利益团体正在影响着政治。组织团体、企业集团出于利益，正参与并在某些层面影响决策。
全球化也带来区域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区域运动兴起，是否会削弱国家主权？甚至有乐观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全球化的政府。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教育程度提升与社群的发展，未来政治将面临全球化、虚拟国家、网络民主等问题。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四)：《政治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
在豆瓣搜《政治是什么》这本书的条目，第一个出现的结果是日剧《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这部剧我刚好看过，讲的是两位“恋爱不适者”的故事。尽管越简单的概念也不容易被解释，但人们也鲜少追问——除非是“恋爱不适”，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
关于政治，它似乎又是一个人人都在谈，都可以谈，却很难谈得明白透彻的话题——另外比较恰当的例子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个是高考的作文题。仿佛文学、作文该写些什么，以及政治如何，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一定是“熟人陪跑”、高考作文题则是“奇葩连连”，至于谈论政治，“高人们”总会摆摆手，“嗨，这里‘有事儿’，但，不便多言！”再做高深莫测状，即可博得众人钦佩。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在普通公众之间进行的“政治讨论”，作为一种直接参与者的“意见交换”，是政治事务某种意义上的基础。但这种讨论，在现实中往往只是针对不足进行的阐发。而事实上，政治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现实性的“不可满足”——“政治”与理论性的、可寻求完美模型的“政治学”，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概念”往往是误区的根源。而在台湾学者蔡东杰的这本《政治是什么》，正是以概念作为切入，来剖析与政治相关的种种。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读物，《政治是什么》结构清晰，浅入深出，在极好地实现了普及性的同时，也对作者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愿景做了阐发。
全书共分为三篇，其中“上篇”是一系列概念性梳理，涉及了社会、制度、国家等关键词。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一部分算作是给读者准备的“暖身操”——
“结束完上篇的‘头脑暖身操’后，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唠叨一次，大家是否真的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吗？如果各位的答案是‘对’的话，那我真有点担心了！”
所以，在这本书里作为切入的“概念”，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仅仅是切入。明了了政治相关的概念，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洞悉了政治，因为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其产生往往只是出于方便叙述的目的。不懂概念的人，容易因为谈话者的“概念轰炸”而放弃思考，但理解概念也仅仅可以确保读者不受这样的“低级蛊惑”。
于是接下来的“中篇”，作者以“对立视野中反复思考”为题，阐发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思维了。事实上，政治问题的根本从来都不是问题本身。在大多数时候，“立场决定目的”，而在根本上，政治的艺术在于妥协，也在于容纳让渡的同时，在自己的立场上赢得最大可能的权力实现。
但，这只是“政治”在现实里的模样。尽管很难扭转，可是愿景永远是必要的东西。在下篇“给未来新时代的备忘录”中，作者阐发了自己的“反省”与“期待”。政治纵然不过只是权力的游戏，可它终究也是运行于世界上的客观存在。即便无法直接矫正，但人还是可以期许“更好”，期待些微光明。
了解并思考，而后有知——至于世界的模样，人可以因理性而冷静、而悲观，但时时怀有希望，一定更加必要。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五)：政治是大家的事
对于很多人而言，政治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杀戮，永远没有好和坏之分。在他们眼里，政治放在古代，那叫宫斗；放在现在，那就是经典电影《V字仇杀队》，好听一点叫下台，不好听的那就是暴动、革命。想到这些的人都很有先见之明，他们看到了政治最丑也最变态的一面，但那毕竟稀少，并不是每种状况都会产生“失控地异化”，政治也不例外。但为此而拒绝认识它，认为自己看清了一切的人，才最是愚蠢。
当然，不排除枯燥乏味的初高中政治教科书与如今“个人主义”盛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是人，就不可能独自生活，只要身处社会，我们就一直在政治的监管之下，所谓的自由与漠视，只不过是加紧了其所带来的束缚罢了。就像这本《政治是什么？》的第一句话：“无论各位喜不喜欢或了不了解，我们都身处政治世界当中；而且这个世界不但建构了各位眼前的社会内涵，其运作结果也将决定我们与下一世代人类的未来。”政治的影响力之大，简直如当头一棒。
而《政治是什么？》的作者蔡东杰，作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高材生，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时政评论家，在台湾有着较高的影响力。他明白普通民众们想要什么，也清楚自己想要说的是什么，在这本书中他列出了几个和政治最密切且最核心的“关键词”，并简要地讲述了这些“关键词”之间存在的微妙而复杂的联系。比如社会、制度、国家等等，并细心地在后面加以注释，也许你会说这些“关键词”人尽皆知，根本不足以道也，但正是这些看似最显而易见的概念，却最让人难以捉摸，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关键词“国家”，你知道国家是怎么出现的吗？你明白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来定位吗？你又是否清楚政治在国家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呢？……一连串的问号，蔡东杰并不能将其所有都解释明白，甚至有很多深层次的东西都无法言语准确地概括出来，但不可否认，这正是我们每天挂在嘴上的概念。
乔治•奥威尔曾说过：“政治语言的目的就是使谎言听起来像真理，谋杀听起来值得尊敬，同时给完全虚无飘渺之物以实实在在之感。”有时候，政治确实像上个世纪托马尔•莫尔口中的“乌托邦”，“虚无缥缈”但又在现实中投射下清晰的影子，高度发达的人类世界，也是在政治的推动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它的利显然是大于弊的，我们摆脱不了它，因为它解决的正是大家的事，而我们是人，所以更要选择面对。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六)：良好的政治学读物
一本好的入门读物，不仅仅会告诉你关于某件事情的性质与属性，同时也会引导你对其本身以及有关的联系进行思考。在图书馆的新书架上偶然发现这本书，翻看几页便觉的讨人喜爱。作者把这本书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解政治学的概念，第二部分深入辨析概念之间亦或是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则是作者自身对某些问题所有的见解。作者，蔡东杰，算是一位资深的教授，在自序中看到他说自己读了二十几年政治学，又教了十几年政治课程。在他的几十年与政治学打交道的过程中，现实与理论无疑在不断地碰撞，而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则是颇为棘手。这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学理论与我们所处的政治生活，显得多少有些搭不上。
废话不多说，直接来讲讲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当我们接触一个学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关于这么学科的词汇与概念。脱离这些基本的东西，可能后面的事物就没法讲了。然而，对于这些概念的介绍，偷懒的作者往往只是直接陈述其概念几何，以及衍生出来的又是几何。这样的做法，其实多少让人觉得沉闷。对于有一些作者来说，当他们在面对大众，普及学科的知识的时候，又会放下这些概念，直接用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讲故事，讲道理。后者当然不算是一种糟糕的做法，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减少了这门学科本身丰富的内涵。本书的作者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进行概念的介绍与讲解的时候，采取了演绎的方式。重点不在这个概念如何下一个定义，更重要的是引导读者，沿着前人的足迹，一起来思考这些概念是怎么出来的，它到底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一章又一章之间又不是单纯独立的，而是循序渐进的。每一章都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当作者开始解释 「革命」的时候，从来源到演进，并提到了「革命」、「造反」与「改革」的不同。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当我们提起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王朝颠覆的时候，总是用农民起义造反这样的描述，而非是一场革命。作者引阿伦特的话来点明这个问题：「这些叛乱之目的并不在挑战权威或类似的既定秩序架构，而是为了解决替换某个正好处于权威地位者的问题。」农民们的行动，并不是为了改变政治框架，而是换一个做皇帝。于是乎相对于此来说，在历史长河里，革命到底是少有的，而造反甚多，当然更多的还是改革（即便说无论什么时候的改革都得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而且容易失败。）
当然在第一部分的基础讲解结束之后，作者沿着「理想与现实」这条脉络，展现自己的政治思考，关于政府、民主、左右、制度、全球化等等。提到政府时，对当下这种对政府无比依赖的社会进行反思；提到民主时，则苦恼起精英政治阴魂不散，人民终究像是橡皮图章；提到左右时，清晰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因缘……
于我而言，政治学并非没有学习过，但是这本书却很好地让我重新复习了一遍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并且了解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对于没有学习政治学的人来说，这样的一本普及读物又是很好的学习读物。况乎，作者在这本书中，展现了一位好老师的姿态，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引导读者自身随着线索不断地进行思考。当你读完合上本书的时候，你还可以利用其中的原理，来分析现实社会当中的政治问题。更何况，无论你喜欢与否，你都无法否认，你就生活在一个政治世界当中。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七)：无偏见之行与关键词之旅
这是一本不潜藏任何主义的书。政治学著作，难免有意无意灌输或兜售某些意识形态。要么奉为圭臬、要么嗤之以鼻。不是上帝，就是魔鬼。圣人和疯子一线之隔。自我美化者众。通过贬抑、批判非我族类者众。不轻信，不妄断，不仰视，不俯视，实不容易。
这是一本气度宽广、态度谦和的书。政治学著作，借文字之力量，经褒贬之措辞，一边构建一边拆穿，总要试图通过理性的力量使逻辑圆满。殊不知，即便是数字，也有无规律可寻之无理数。为了避免对自身不利的言说和论述，顾此失彼，经不住一点批判性思考。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成本最低、代价最小。
这是一本智清识明的书。政治学著作，动辄混淆学术观点和现实运行的规则。看破不说破者众。半遮半掩者众。遑论历史和当下者众。用精炼的文字进行清楚明白的表达，最见功力。掌握关键概念，廓清迷思，免受误导。
再现书中罗列的关键概念：
政治、政治学、政客、政治家、网络社会；
现实、教科书；
冲突、秩序；
社会：生存、资源稀少性、群居、社会生活、部落；
制度：分工、无政府状态、效率、人性、政治责任；
领袖：精英、寡头铁律、正当性、世袭制、权力、公仆；
国家：社会契约、政府、人民、主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
民族：族群、民族主义、殖民、自决、帝国主义；
革命：相对剥夺感、革命、社会变迁、政府失灵、改革；
民主：个人主义、城邦、保护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参与式民主；
选举：代议政治、选举、复数投票、相对多数制、政党比例制；
政党：党争、零和竞赛、党国合一、两党制、多党制、联合政府；
制衡：内阁制（副署、倒阁、解散国会）、总统制（固定任期、三权分立、司法审查）、三权分立、公民投票、民意调查。
理想与现实：理想、现实、自然法、社会契约、认知；
人民与政府：社会契约、多元主义、万能政府、统合主义、无政府主义；
民主与独裁：权力极大化、独裁、父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法治；
群体与个体：政治哲学、人本、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第三条路；
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总统与内阁：制度选择、内阁制、总统制、政治责任、制度比较；
企业与国家：利益（压力）团体、新政治、金融全球化、企业集团；
全球与区域：全球化、区域主义、建构主义、虚拟国家。
反省：阶段性民主发展、媒体革命、金钱政治、政府超载；
期待：信息革命、社群政治、全球化、虚拟国家、网络民主。
一些摘抄：
智识：理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常识。
领导才能：除一般的组织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外，是否拥有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领袖魅力”，某种无法形容但足以让人心悦诚服的英雄气质。
核心：占据重要位置。
通过意识形态来获得正当性是精英们最常用的方法。
马克思：在每个是时代里，统治阶级的观念往往是主流观念，换句话说，控制社会上的主要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掌握了主要的知识力量，能够随心所欲主导心智活动的阶级，同时也掌握了控制心智活动的工具。
意识形态：心理催眠过程。
权力：强制+垄断。（权力，群居是前提。强制：强迫别人，垄断：只有自己有）
制度长治久安，必须有效响应社会需求。
民族：某些人为了某些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而进行想象、塑造与动员的结果，因为即使是全世界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大多数同胞。（模糊性、不科学性）
许多社会学家：战争是场很大规模的嘉年华会，但相较于战争毫无节制的暴虐行为，所有形式的节庆都不过是战争的低劣仿冒品而已。
叛乱（与革命区分，某些自称革命活动，实则不然）的目的，不是挑战权威或类似的秩序架构，而是为了解决替换某个正好处于权威地位者的问题，无论是以合法君主替代篡位这，还是以合法统治者替换滥用权力的暴君。
人类在架构整个政治制度时无法避免少数统治的命运。
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恕我孤陋寡闻，前半句真的第一次见到。）
最初的民主强调取得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当时学者认为拥有财产同时也代表拥有理性、教育程度高与从事思考的闲暇），因此和现代民主不断凸显的“平等”原则显然是不同的。（我主要看上了对拥有财产的解读，尤其喜欢这句：“拥有思考的闲暇”，妙不可言。）
组成政治小圈子的正当性来源不一样。
君权时代：正确的DNA+贡献 （DNA：关系；贡献：名义上保卫疆土或为国鞠躬尽瘁，实则是强化政府根基）
我们必须承认，在争名逐利的政治黑色游戏中，还有些蠢得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会参与其中。
相对于过去军权时代纯然是精英游戏的党争，民权时代的党争显然有着群众运动的特色。由此，一方面残酷权力斗争的本质部分被掩盖起来，另一方面，现代政党所高举的政策/意识形态大旗，也让更多无辜或不知其所以然的民众盲目投身其中，跟着摇旗呐喊，无形中成为许多政客的护身符。（我们常可以看到许多民众因为支持的政客受辱甚至不惜流血抗争，真不知他们支持的是政策还是政客）。
政党过少，则无法反应社会现实，事实上人民经常只是提供政党执政正当性来源的工具而已，但如果政党太多，又容易因为七嘴八舌无法达成共识而造成政局瘫痪。
尽管不守规矩和耍特权是政客们最喜欢做的事情，还好这个世界还没沦落到让他们为所欲为的地步，在政客之外，还要两股可以和他们抗衡的力量，其中之一——喜欢做白日梦同时还经常不切实际的政治学者，另一个则是想法不见得很清楚却握有关键武器（选票、舆论、占人口多数）的人民。
法官们有两个重要的政治角色。一：必须确保政客们都能遵守现行规范。（虽然多数政客们特别在面对可能不利于自己的审判时，一定会高呼这是政治迫害。）二：必须有效地去履行解释宪法的神圣任务。（根据法律原始精神与理性——独立审判。规定法官不得加入政党/不得参与政治性活动。）（但政治取向根本就是一种心理活动。）
John. K Galraith：任何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无论是个人或团体，都会依照他们的需求来塑造社会道德和政治安定；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信念都是为了服膺他们持续的自满，而当时的经济与政治观念也会加以配合，结果便出现一种汲汲于取悦这些既得利益者并努力确保其既得利益的政治市场。
支持我们披荆斩棘、克服万难进行演化的是人生追求的两个永恒目标：长生不老；进入天堂。
霍布斯：我认为所有人一直到死为止，都永远在追求不断增加自己的权力，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追求权力本身当成一种快乐，也未必由于他们不满足现在所拥有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都假设，如果无法拥有绝对权力，将不能保持美满生活。
对某些人，学习哲学的目的便在活用前任的智慧，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但我总觉得，哲学不过是一面用来观察自我的镜子。
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我们完成一个目标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评估自己以及身边其他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决定目标的前提经常是“我要”，而非“它是”，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计划通常源自于我们想要过怎样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哲学论战中，人类具有强大的创造能力，可以通过无穷的想象来自由设定对于周遭环境的感受。比如，“心静自然凉”，事实上环境根本不可能变化的这么快，但人类用心理而非生理机制来适应环境的泥鞥里确实让人惊讶。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八)：《政治是什么？》：普通公民的政治给养
文/吴情
亚里士多德曾说，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的动物。不管你是积极参与民主政治，还是消极对付，你都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关。老舍话剧《茶馆》里有句著名的“不谈国事”，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态度？在当下，在感觉上，当所谓的“政治”离普通公民如你我愈来愈远时，也许是时候问一句，我们经常谈论的“政治”到底是什么？
界定“政治是什么”其实并不容易，学术界对“政治”的定义也莫衷一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领域内常常出现这一情形，不必少见多怪）。然而，我们不妨从经验入手，交流、分享我们对政治的观感并从中寻找彼此协调的部分。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姑且将“政治”理解成对人群和资源（或财富，“资源”一词更恰当，“财富”更让人觉得有诱惑力）的控制方式，其中主要包括军事掠夺、政治剥夺、贸易占有（市场，货币发行）、文化掠夺等。很显然，政治这一控制方式与社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因而，我们仍需借助社会学的知识来加以理解。对一个社会组织来说，它基于一定的规则程序得以建立，核心是社会层级、社会流动和社会冲突的调整与解决。（请恕笔者在此不详细展开）
政治不同于政治学，少部分学者从事的专业研究；政治也不完全等于政治实践，公民参与和国家政权的民主检验。对普通公民而言，政治或许只是一张选票，或者是新政策的几分利弊。但，狭义的政治局限于此，广义的政治则涉及到我们对生活的感知。我们赖以生存的知识，首先应当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所描述的客观真理，其中主要包含科学理性。其次，应当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对有关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解读；再则，应当是人文学科的人文关怀和性格给养。我们当然可以局限于认识眼前的世界，不过，如果可以的话，适当地、适时地体察现象背后的原因和经过，或许对个人而言，更为有益和必要，毕竟如果一点也不了解政治，“就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政治是什么？》，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蔡东杰为普通公民写作的一本政治导论。书名即体现了全书的质疑精神和发问勇气。全书分为三个篇章，上篇主要就“社会、制度、领袖、国家、民族、革命、民主、选举、政党、制衡”等一些专业政治术语进行了再审视，在现代式政治理念的框架内，就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形成、发展和传播的经过做了初步梳理。中篇则从上篇出发，将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两相参照，突出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对这一差距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和憎恶的情绪，他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绝对真实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歪曲模仿）但同时，也以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启发了人们对“政治不是一言堂”的认识与体验。下篇则立足现实，寄托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蔡东杰博士写道，“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只要不断虚心检讨当下的状况，未来就有机会比现在更好。”历史的世界当然不是达尔文进化论所描述的直线进化，但我们对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至善至美的境界却无法不表示憧憬和向往。
其实，当我们在谈及政治的时候，我们并不在指代政治家、外交往来、国际争端或局部战争；相反，我们只是在借用政治这一维度在认识我们周遭的复杂世界。作为个体的人，生存于世，我们免不了对这世界形成一定的认识或偏见。从哲学的角度看，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世界，但我们可以充分运用个人的理性无限逼近，减少和真相之间的差距和谬误。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是什么》与其被视为一本教科书，不如看作政治生活指南，帮助你培养对生活的好奇，给你些许来自政治视野的给养，对政治抱有一颗敏锐的心，以及对现实人生的热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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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读后感(九)：还可以的政治普及书
人们不喜欢政治，但却无往不在政治之中。政治学更是作为无用的学科让人们敬而远之，这里所说的无用没有使用引号，是因为真的没有太大的价值，相比实用类的书籍，这门学科不能提供实用性；甚至相比文学类的书籍，它也不能提供心灵的愉悦性，因为越明白很多政治学道理，越是对世界感到失望，而且政治学对现实政治无能为力，因为政客完全可以不鸟你，政治学就是个屁；此外，它还经常以枯燥乏味的面孔呈现，也就难怪大家不喜欢政治学。
蔡东杰的书——《政治是什么》。光看书名已经很直白了，他就是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为大家讲解政治是什么，需要注意的是，书籍介绍的不是政治学，而是政治。政治学更多的是政治哲学的理论思潮，而对政治的讲解虽然也会与政治学有交集，但侧重点并不是政治哲学理论，蔡东杰先生的这本书籍主要讲的是现实世界政治制度的来龙去脉和一些反思。这篇文章并不打算写读书笔记，只是简单介绍一下书本框架和特点，并写下自己的一些感想，下一篇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书籍中的政党制度。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对概念的再审视，包括介绍社会、制度、领袖、国家、民族、革命、民主、选举、政党、制衡。首先是人的群体属性决定了人的社会属性，定居形态确定后迎来分工合作，制度开始出现，有制度便会出现决策，于是便会有领导者的存在，而且领导者永远是少数人，被统治者永远占多数，制度越发展，组织越细化，分工越精细。日子久了之后，便会出现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国家为人们提供安全防卫（很多时候防卫都提供不了），人们出钱——交税（实际上本质和黑社会一样），国家起初还有点民主意味，后来直接就搞君权神授，近代社会民族主义又崛起，终于形成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有时会发动革命，但不常见，乃因反抗成本过高，人们既然接受了不合理的君主制2000多年。而民主制的发展壮大才不过几百年的历史，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王权与贵族的对立催生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要好，通过选举与政党的自由竞争以及一系列制衡制度设置，相对较好地解决了“坏皇帝问题”。
中篇则是以反思与对立的方式来思考几组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是以悖论的形式出现，当然这是正常的，在政治问题上做出深入思考的人肯定会遇见悖论。比如，政治的理想与现实如何平衡？政治哲学喜欢介绍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是一种“应然”，而现实的“实然”是另一回事，两者的融合是一种必然选择，但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更是一种智慧；又比如，群体与个体的生活又该如何平衡？现代政治经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但自由主义的吊诡正在于消解了美好价值的取向，自由主义的消极并不能让这个世界更为美好，积极行动才能为世界添彩，但过度强调社群价值又无疑给世界和个体带来深重灾难，平衡点在哪；又比如，左派与右派，他们的派别之争都有何可取之处，其各自的问题又在哪？面临不同情况时，又该如何取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针对这些悖论都做了简要的探讨。当然，作者还介绍了其他的悖论思考，比如民主与独裁、全球与区域等议题，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而本书的下篇篇幅很短，主要是展望未来，反省现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篇幅很短，况且也没太大的阅读价值，这里不做介绍。
客观来说，此书对政治的介绍方式还是比较厚道，迥异于教科书式的介绍，上中下三篇的大框架逻辑性较好，层层推进，尤其是中篇的悖论式问题的探讨更能引发人的思考，阅读时恰当地抛出问题，又引发你继续读下去，同时也较好地梳理了几个重大问题，是一本还不错的政治普及读物。
但我同样需要指出该书的几个小毛病，主要是价值观层面的。
一是作者在介绍保守主义这一思想时，稍有偏差。看过政治哲学的朋友都知道保守主义源于埃德蒙·伯克，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保守主义的一些观点，比如更认同人的有限理性，经验价值大于理性价值，也认同现有的秩序价值。这些当然都是保守主义的观点。但需要牢记的是起源于英国的保守主义是对自由的保守，对自由的保守是保守主义的很重要的前提，故埃德蒙·伯克会反对法国大革命，因为其政治主张与行为方式依然违背了自由理念，虽有自由之名，但却会造成人间炼狱；同时，伯克却赞成美国革命，美国革命的思想和方式恰恰符合自由的理念。表面上看起来伯克的两种态度是矛盾的，但其主线都是对自由的捍卫。作者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有些文字还强调“保守主义”的秩序至上。这种介绍会无疑会误导读者。
二是在中篇的《总统与内阁：哪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安排》这一章中，作者如此说道，“我们在第三世界中可以发现另一个奇怪的现实，也就是即便这些国家大多数根本不具备实施民主的条件（亦即最起码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稳定情势），但它们仍‘勇敢的’进行了民主政治的尝试。”并且作者还以香港为例，1991年英国试图推进香港民主化，而这时香港已经高度具备民主化的条件了。当然这个不是这一章的重点文字，但却透露出作者的价值观，即民主化是需要条件的，有些地方不适合民主，暂时就不要民主化了。我认为作为一位台湾高校教师，间接得出这种结论（虽没有明说）是很不负责任的。当然，谁也不否认，社会条件成熟会有利于民主转型，但这等于是正确的废话，作者并未说明成熟的条件是什么？哪怕是简单的说明都没有。但是，作者的言下之意是，没有民主化条件就别搞民主，那实际上意思就是先继续专制，但什么时候条件成熟并未提及；其次，民主化与所谓的成熟条件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是威权政体或者成熟后极权政体倒还有转型可能，如果不是，那民主化却恰恰是训练民众的条件，否则条件成熟的几率微乎其微，等待的可能只有暴力或者自行崩溃才能解决；此外，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失败案例较之他们之前的专制甚至极权主义如何？民主化的失败与忍受专制或极权的成本谁高？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说许多，这里暂且打住，不然又是一篇长文。
三是在下篇中，作者提到民主“奠基”的问题，认为新兴国家“多数人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也因为如此，新兴国家在奠基期里的表现几乎就等于不民主，最多只能被称为‘指导式民主’或‘自由化的威权政体’罢了。”接着指出，“某些国家由于经历了工业升级与经济成长，于是为社会结构带来两个根本变革：第一是中产阶级的出现，第二是在劳工阶层愈来愈多的情况下建立了自主性工会组织。事实证明，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中产阶级，工人组织更是社会运动的主力所在。”当然，若是只是为了说明经济对民主化的作用，以及说明为什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会出现民主化不稳定的原因我也没太大意见。但如果要说明中国的问题，我想还是成问题的，第一，中国式中产阶级我没看出来对民主有多大推进作用，相反，大部分中产寄生于体制或依赖、受益于体制，之所以会出现中产会推动民主的幻觉，是因为很多政治学著作里都是这么说的；第二，如果不允许建立自主性工会，那么你能怎样？要知道建立自主性工会更多是个政治问题，不是随着经济发展就自然出现。作者有没有想过中国的实际问题？
《政治是什么？》读后感(十)：给普通读者上堂“政治常识课”
文=雪松（媒体人）
“如果政治是精英的游戏，蚁民该如何自处？如果政治是大国的刀俎，小国该如何求存？如果政治是世界的命运，未来，会怎样？”这是来自台湾的政治学教授蔡东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近日，他写的《政治是什么？》一书，由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本书是华人政治学者专为中国普通读者而写的政治常识读本。
目前，市面上的政治图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方人写给西方人读的，另一类则正如《政治是什么？》一书，是华人政治学者专为中国普通读者准备的。作为一本通识读物，《政治是什么？》一书没有艰涩的理论，没有无聊的说教，也没有预设的立场，只是轻松讲述政治游戏的源起、演变与规则。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用一些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例如制度、国家、民主、选举、制衡等，搭建政治世界的基本框架，让读者掌握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明了政治游戏的运行逻辑。中篇用一组组相关政治概念，串起当下最受关注的政治问题，例如“民主与独裁，人治与法治的界线何在”“左派与右派，面对环境挑战时该怎么办”“全球与区域，人类的政治疆界将如何变迁”等，引导读者进行有趣的思辨之旅。下篇则讲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与挑战。
蔡东杰是台中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毕业，目前是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对历史与写作的兴趣，对时政的关注与研究，以及对舆论传播的理解与经验，使得蔡东杰著述的《政治是什么？》一书有别于其他政治启蒙类著作，得到国内多位专家学者的推荐。华东师大政治学教授刘擎说，作者呈现给我们一个格外生动的政治世界，激发真切而鲜活的思考，这是研读政治学所必须的却往往被忽视的入门台阶。
蔡东杰说，这本书是他在读了二十几年政治学，又教了十几年政治课程后，左脑跟右脑不断打架争执的结果。他想通过写作的过程，弄清楚政治理论与现实的关联与差距，以及政治世界的历史与将来。以民主为例，蔡东杰说，在缺乏足够对抗力量的情况下，民主理论似乎在政治意识形态中逐渐定于一尊，民主也慢慢具备了“不可批判性”，但是，民主真的是最终的、唯一的合理选项吗？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民主，还是台湾地区的民主，都依然是精英政治，民众依然只是精英实现合法性的工具，有违正义的各种政治手段依然在使用，有关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题依然有待解决。蔡东杰并不否认民主的进步性，但他强调，需求是创造之母，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思想的多样性是人类得以集思广益，不断创造发明的关键，换句话说，国情不同，制度理应不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不明智。
在谈到《政治是什么？》的创作初衷时，蔡东杰说，中国人其实是政治动物，所以才会出现像《三国演义》那样的经典作品，所以总爱凑在一起调侃当前的政治局势，甚至还会因此交个朋友或怒目相向，但是，真正懂政治为何物的少之又少。他希望可以通过这本书，轻松而简单地带领大家进到政治的世界，引导大家进行一场有趣的思辨之旅，多少培养一些理性精神，也期盼能传授一点政治防身术，让各位不会随便被巧言令色所迷惑。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在文字、结构甚至目录上都费了一番心思，以最重要的一些关键词为线索，串起一场政治世界的进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