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经典读后感10篇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是一本由费正清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一)：费正清：书比人长寿

　　“书比人长寿”，是中国著名编辑家赵家璧晚年所著一部书的书名，语出费正清致赵家璧的一封信。20世纪40年代，费任职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时，曾与赵筹划出版“美国文学丛书”，事未果，费旋被召回国，这套书在赵主持下，于1949年出版。1980年赵在《读书》杂志刊文回忆“美国文学丛书”出版经历及与费交往种种，并将杂志遥寄哈佛。1981年，费复信说，自己正在撰写有关中国的回忆录，信中述及“你在《读书》上所写，为了出版‘美国文学丛书’中译本所经历的长期斗争和最后胜利，是一篇动人的故事。我深信刊印的书籍的价值，比起人来，更为长寿”。

　　“书比人长寿”，是一位学术权威和编辑名家的共同理想，然而，从现实看，就如同人群中享有期颐之年的人终是少数一样，书海里比人长寿的书，更是不多。话说回来，书能否长寿，终归要看写书人，书是因人而长寿。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的《中国旅程：五十年回忆录》注定是一部不朽之作。这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甫一出版，就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尤其是费正清的一众名徒，据说大家纷纷找来阅读，目的是看看老师在书中有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迄今，中文版分别于1991、1993、2013年已出版了三个版本。其实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一代中国学研究名家的生成与一家蜚声国际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崛起。后世研究中国学的人，费正清绝对绕不过去，而他的这本书同样有参考价值。

　　1955年，在哈佛大学执教近20年的费正清筹划设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不仅是费正清个人学术生涯的高峰，更是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哈佛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研究界，费正清都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像傅斯年在中国一样，美国学界很多人将其看作“学霸”。据说，在研究中心收发室，有两个收件盒，凡是费正清发出的文件均被放入“上谕”盒中，而寄送给他的文件则被归入“奏章”盒中。他的很多美国学生，因其名John King Fairbank，称他为“约翰王”，而中国学生，则背地里叫他“太上皇”。其实，很多情况下，费正清都是谦恭礼让，对学生、同僚，乃至于学界同仁，都倍加关心，充满仁慈之心。最为明显的，他对自己培养的100多位博士生，可以说关怀备至，从论文的写作、奖学金的申请、博士论文的出版乃至于毕业后谋职，无不提供最大帮助。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遍布美国近百所知名大学，其中不乏列文森、史华慈、芮玛丽、费维凯、孔飞力、墨子刻、罗友枝、特里尔、柯伟林、卜正民这样的学术名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2013中文版的护封上赫然印着“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傅高义、余英时”等全部出自他的门下，其实此中只有孔飞力是费正清真正的学生，魏斐德的老师是列文森，史景迁的老师是芮玛丽，余英时的业师是杨联陞，傅高义在哈佛读的是社会学，并未师从费正清。出版者此举，恐怕还是觉得这些人在中国知名度较高吧）。当年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最先也是由研究中心资助的，即使后来历经曲折，黄仁宇转而与李约瑟合作，他依然对费正清充满敬意，觉得自己与研究中心的不愉快合作，并非是费正清的原因，而是中心的专家委员会掣肘之故。20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学人殷海光境遇窘迫，费正清亦积极为其申请基金资助，帮他走过了最后一段艰难岁月。

　　费正清的经历说明，一位顶尖学者的生成并非易事：个人要有不错的天赋，很好的人脉，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时代机缘（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及其个人研究均深受外部环境之影响，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时期，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岁月，费正清也苦过，而美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其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说，一个人可能拥有费正清那样的好头脑，但未必会有他那样的大成就，因为你没有他那样的好机缘！

　　（此文已刊发于《南方都市报》）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二)：历史与政治的分野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讲述的是费正清一生与中国发生的联系，他曾经被斥责为“失去中国”的负责者，中美关系缓和后，又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1977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揭牌，或许也意味着费正清与中国关系的定格，然而费正清又怎么看待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呢？

　　1972年，费正清跟随“中国人民之友”访华团来到中国，在他看来，照顾和款待是如此的慎重而微妙，“友谊被尊为一种责任，体现为双方之间的权力要求和义务承担”，一旦一个外国人被视为中国朋友，就“必须进入中国的人际关系网，并忠实地贯彻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算作中国人可靠的朋友”。然而，费正清是否会认同这样的朋友关系呢？费正清以史沫特莱的例子说道，“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史沫特莱健在的话，她会对最近被揭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的劣行作出何种反应”。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费正清一直所坚守的，或许只是一个史学家的原则。虽然，我们说起历史来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历史与政治、乃至哲学的分野或许并不太遥远。历史学家兰克就曾经指出，哲学家是从“其理智之外发现的一个真理出发，建构一个切合他对人类命运的认识的历史过程”，而只有强调历史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去发现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和思考的。而正是从兰克开始，历史学才真正存在自己的意义，而非依附于政治与哲学。

　　有意思的是，费正清与中国发生关系的起点，就是对于外交史的再次发掘。通过历史，去还原真相，而非以某种政治形态去影响历史的源头，这或许是费正清多年来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

　　在书中，费正清以西班牙内战为例子。当佛朗哥反抗西班牙自由政府时，473名议员仅有16名共产党员，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是借口向布尔什维克开战，以武力帮助了佛朗哥，而英法美却以“中立”为由，停止了向合法政府提供武器。这一带着思想意识形态的政策，最终使得二次战争爆发。而同样，费正清正是看到了意识形态之争之害，才最终选择了同情左翼共产党员，也最终“失去了中国”。

　　当然，中国不会失去，现在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既合作又竞争，但只有我们以回溯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一段历史时，我们才能明白，坚守对历史的最终信念是多么的重要。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三)：国民性格的传统和变迁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著作有三种：第一种是宏观历史巨著，比如《中国：传统和变迁》；第二种对国际汉学的持续追踪，即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为国外汉学家各类著作所写的书评；第三种则是这本《中国回忆录》，书里对作为“个人”的普通中国人贴进观察，刻意描绘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处世方式上的体现。虽然里面有些观点有些已经不合时宜，但仍是当代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一块基石，也是中国人反省自身的重要参考。

　　先说两个有点陈旧，迟早会落伍的观点：首先是法治思想。费正清在中国生活期间观察到中国人精神有一种顽固的模式，即道德可以取代法律——而且他还认为这是西方人要求在中国的获得治外法权的根源。费正清认为这是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代代相承的文化之根，觉得很难改变。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律契约精神在民间的普及，中国人最终可以摆脱掉这种思想的桎梏，摆正法治和道德的位置。至少已经形成坚定的信心。

　　其次是阶级分布。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中国仍是半封建农业大国，工人少而农民多。费正清也把这当作中国与西方的最大区别。就是基于此观点，他比别人更早预测到中国内战的结果。国民党从上往下推行工商改革，共产党则从下往上实施土地改革，后者因更得民心而必胜。现在，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新的阶级构造已经初露端倪（同时也带来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费正清下面两个观察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有很深的渊源，值得当代人反思：

　　“其一，政府垄断了组织，一切组织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在政府的统治下开展活动，否则就被认为是政府的对手而会视为危险。”国难当头时期的中国，国民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既有维稳作用，也有集中资源的意义。所以这句话在当时也只是一个犀利的观察。但我们要是通过他这句话来审视现代社会，就会对东西方社会存在的差别有所领悟。西方在传统中就有一些功能健全的民间组织（比如教会等），它们培养民众社交技能和团体意识，但是现代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民间组织，就算是官方的教育机构也没有此种培训计划（现行的选拔制教育只是想着如何刁难我们可怜的儿童）。居民就像一盘散沙，在需要互相救助的时候，很多人只会“打酱油”，新闻里曝光的一起起“无耻路人事件”就是这种社交缺乏症的某种体现。与此相反，在累次爱国运动中，民众又过于狂热导致局面失控。这又与民间缺乏基本的社会和组织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人人各行其是，极易受情感支配，就像马修·阿诺德所批评的野蛮、不开化的非利士人。

　　其二，费正清观察到，在中国批评不是好事。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如果一个有地位的人受到批评，他就会感觉自己遭遇信任危机。西方人认为批评使人进步。中国人却觉得自我批评非常糟糕。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说，美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自由批评拉近了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使信任危机和批评脱钩，那必须培养更强的自信心才行，而自信心的基本来源是诚实。费正清又观察到，美国精英的诚实（通过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塑造的）与中国式精英精明灵活的手腕很难相容！这大概也是西方文化很难在中国推行的原因。

　　费正清同情新中国，这使他在麦卡锡时代受到指控。实际上，他并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也对它没有多少兴趣。他更愿意保持客观中立，并且坚持站在底层民众一边。谁为民众说话他就同情谁。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更像一个师法“中庸之道”的儒家君子，虽然思想比较开明，但也有一点点迂腐的感觉。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四)：有观点有看点，是这本书的独特魅力

　　费正清观察家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让这部传记有着独特的魅力。

　　常言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书写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譬如：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傅高义……甚至是陶涵）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者更具有某种优势。他们的局外性，让他们免受政治的影响，能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再现我们这些当事人无法知晓却极具意义的过往。

　　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始终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更五度来华亲历中国变革。结识交往的不仅有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费孝通等这些亲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有宋美龄、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人物，更有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乔冠华等共产党人。和中美重要政治、文化人物的亲密接触、个人交往，让费正清对他们有着更深切的理解与认识。在费正清生动的叙事下，一个个风云人物宛如复活，让我读来并无半点隔膜感。

　　可以说，有观点，有看点，正是这部传记的两大亮点。

　　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上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他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人”；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和仇视共产党的中国人骂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但费正清处变不惊，坦坦荡荡，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稳健和理性。

　　或许，费正清还是那个费正清，对费正清的评价折射出的正是我们的茫然无措。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必要去认识。阅读他的这部自传，其实就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五)：中國人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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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如果提到“費正清”這三個字，已經不僅僅指的是那位哈佛大學致力於中國學研究的學術大家，更有可能說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從1936年到1977年，費正清在此地教授中國歷史。四十多年的執教生涯，已經讓他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遍佈世界上各類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基金會乃至政府機關。他在中國研究方面內長期而富有成果的研究，已經讓其成為該領域名符其實的泰斗。在費正清榮休之後，哈佛大學將中心重新冠以他的名字，以表彰他在中國研究及促進中美兩國關係方面的卓越貢獻。實際上，他的學術生涯與東亞研究中心的成長已經融為一體，他的人生經歷也就是一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術史。

　　費正清在中國研究方面可謂著作等身，其中影響最廣泛的則是於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這本書成為一代又一代的美國學生瞭解中國的必讀書。絲毫不誇張地說，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在向西方人講解現代中國歷史方面，沒有其他人做得比費正清更多且更出色。無疑，費正清是“最進步”的學者，他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時局，頻繁修正他的諸多觀點，同時也讓他不得不直面研究當代中國歷史帶來的麻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和五十年代初期，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用顯著的方法，給戰後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了一個更好的未來，對中國的共產革命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而他也因這種觀點在之後的麥卡錫時代遭受批判，被認為是眾多導致“失去中國”的人物之一。

　　即便是對中國共產黨來說，費正清也在不同的時代遭到不同的對待，亦敵亦友。在麥肯錫時代，他因為在美國遭受了無情的批判，而被中國官方稱為“同志”。而到了1977年，因為他關於中國勞改營的一些“不友好”觀點，共產黨領導層又拒絕了他對中國大陸的訪問申請。而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又因為長期支持和同情共產黨，時常被以“中華民國”自稱的臺灣當局所批判。

　　也許是為了澄清各方的誤解，費正清在1982年出版了他的《情系中國：五十年回憶錄》（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或譯《中國回憶錄》《對華回憶錄》）。該書專門開闢了一個章節，講述“作為中國友人的波折起伏”，坦率地承認在“1977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冷漠地拒之門外”，到臺灣後又遇到的是“喧嚷的媒體抨擊”。他接著說，“顯然兩個‘中國’都在試圖告訴我什麼”（Obviously both Chinas were trying to tell me something）。他意識到，在中國人的概念裏，友誼總是意味著忠誠，約定被尊為一種責任，“體現在雙方之間的權力要求和義務承擔中”，“被視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必須進入中國的人際關係網，並忠實地貫徹到底，只有這樣才能算作中國人可靠的朋友”。不幸的是，沒有中華文化傳統背景的外國人，很難達到這樣的儒家標準。

　　不過，在他的回憶錄中，費正清至少為我們提供了大量與中國重要領導人交往的私人記錄。而這些在中國政壇叱吒風雲的人物，都能夠決定他未來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到底是不是真朋友。然而，在羅列了多個中國友人在文革期間的不幸遭遇後，費正清不再顧及自己的觀點是不是“友好”，不再被所謂“中國人民的朋友”光環所限囿。他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了“大屠殺”“納粹”“毒氣罐”。文章的字裏行間開始發力，開始顫抖，開始有了呐喊：“在這樣一個以禮儀著稱、追求教育事業的國家裏，中國的‘平均主義者’卻將其私憤發洩在這些知識份子的身上，儒家思想又在哪里呢？”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六)：从旁观者到“中国通”

　　费正清是美国头号“中国通”， 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学泰斗级人物（他书中自言‘泰斗’是不好的意思），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后来把东亚研究中心改成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其在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确有开山之功，有人称其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学家、作家如史华慈（这是公认的译法，本书译为史华茨有些欠妥）、史景迁、傅高义、孔飞力、魏斐德、白修德、余英时等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几个人中除了余英时其他都是取了中国人名字的外国人，黄仁宇也曾受过费正清关照。他写的书大都与中国相关，《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他最富盛名的作品应该是他参与主编的那套煌煌巨著《剑桥中国史》。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讲述了他一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从对中国一无所知到成为一个中国通，五十余年与中国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他从出生到22岁前基本都与中国没有任何交集，直到22岁在哈佛大学结识了外交历史学家韦伯斯特教授，并接受他的指引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因为“似乎没有别的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从事这项研究将成为一个先驱者，将成为学术上独一无二的人，从此他走上一条学术捷径，他的整个一生都与这个遥远的国度——中国牵连在一起了。他以完成文学博士论文需要散落中国各地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馆档案为由向罗德奖学金评议会提出去中国的要求（文学博士似乎与海关资料似乎没多大关系吧），结果竟然获得同意。于是1931年24岁的他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他说中国“不要呼唤我，我会呼唤你。”确实，中国没有呼唤他，是他在呼唤中国（这个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不是他成就了中国，是中国成就了他的一生声名与事业。

　　初到中国虽然他只是个的懵懂新人，但因为是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所以受到了各种优待，不仅骑车撞伤了路人只赔偿了价值一美元的礼物就平息了风波，连中国学界领袖胡适、陶孟和、丁文江都跟他一起吃饭（当然有未来岳父大人的面子），而且在他眼中“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的身旁，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让其受宠若惊到“真不知要怎样才能回报这份荣耀”。

　　他在北京住下来上华文学校学汉语，结识了很多当时很知名的知识分子，但大多是一面之缘，只有蒋廷黻、梁思成、林徽因、老金（金岳霖）几人与他关系较密，以记者身份在中国四处活动的史沫特莱也与他来往较多。费正清这个名字是他到中国后碰到梁思成替他取的中文名，用了他的原姓中的费字做姓英文名字的谐音正清为名，寓正直清白之意，这正与他的人生信条相符。

　　蒋廷黻对他帮助较大，续申请奖学金未果，在他经济陷入困境时，费慰梅（在北京期间，他的美国女朋友威尔玛独自来到北京与他完婚，而且也取了个很中国的名字—费慰梅，估计也是出自梁思成或林徽因那里）要卖画赚钱，蒋廷黻替费正清在清华大学找了份教学工作挣钱，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签订之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不知道是否指《中美天津条约》还是《中英天津条约》，因为这两个都是1858年签的）也是发在蒋廷黻主编的《独立评论》上，但是费正清把他们的关系理得很清，强调“尽管我与蒋廷黻私交甚好，但是我从来不是他的正式学生，没有听过他讲授课程，也没有接受过他学术上的指导。”

　　他们夫妇在中国几个通商口岸和内地游历，考察中国风土人情兼查资料完成论文（这样的日子真让人羡慕）。直到1935年离开中国，书中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当时的书信记录下来的。回到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一群历史学家中做一位汉学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汉学家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成了跨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哈佛任教。他的博士论文经过多次扩展，到1953年才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之名出版（我还是没看出这本书与文学博士学位有什么么关系）。其实这段时期他对中国的认识还流于表面，只是个旁观者，不过因为这段生活经历让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结下了真挚友谊，也因为这些朋友而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也许这也是此后他一直不问官方态度而致力于从事同情、支持、帮助中国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公开主张美国“减少对日本军需品的供应以及减少美日贸易数额，为中国提供资金援助，阻止英国对日本进行财政援助，不能‘允许英国和日本再次联盟’”、“催促重开滇缅公路并向新加坡派遣美国巡洋舰队”阻止日本扩张，同时呼吁“如果我们想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只能支持中国的爱国者……让日本陷入侵略中国的泥潭，这完全是一种好的自卫方式。”虽然最终没有达到阻止日美战争爆发的结果。同样是为了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但他是站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上的，不同于美国很多人“不关我们的事”隔岸观火、趁机发战争财的态度。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他被应召加入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分处，虽然他感觉“正从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转向一些琐碎无意义的工作当中”，但他已经作为一个“远东问题专家”被卷入战争机器中。1941年作为情报协调局政府工作人员再次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这次回到中国，虽然时间不如第一次时间长，而且环境恶劣，但是因为他是实际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去，而与很多中国政府部门、官员打交道，反而对中国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他从旁观者成为一个亲历者，他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是他的老朋友）“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支持而处于垂死挣扎的边缘”，希望美国政府能协助帮助他们，他始终是个学者而不是政治家，这时候还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希望美国加强对华文化关系推进，引进美国戏剧对抗苏联戏剧。亨培克再给他的回信中所言：“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赢得战争（不使其他价值观受到损害）……目前最迫切的莫过于向中国运送那些能够并且将有助于取得胜利的物资、仪器和人员。相对而言，现在由我们派人前往，向中国介绍‘美国戏剧’的情况不合时宜。”我也觉得这件事费正清过于书生气，毕竟战争状态下生存温饱问题更迫切。

　　费正清在重庆这段时间不断向美国国内发出信号：蒋介石政府无能，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已经失去人心了，并下结论：“作为国民党证券的象征与中心，1943年底，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中国知识界的信任与忠诚。”他对宋美龄的印象也不佳，觉得“她一直竭尽全力扮演一位伟大女性的角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演员”；他抵触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断言国民党的失败。而且接触到共产党的左翼思想，他对周恩来的领导能力深深叹服，他与一些左翼人员成为朋友，与周扬、郭沫若等也有接触，甚至在他离开上海时，大约50名左翼分子还为他举行欢送会，他自己也觉得受到了左翼分子的影响。这段时期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存在的两个习惯:其一，政府垄断了组织；其二，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还发现了中国前进过程中的重要绊脚石“缺乏正直的人”和“派系斗争”，说明他已经渐渐开始深入了解中国了，可以算个“中国通”了。他的政治分析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到底作用有多大，当时并不能判定，直到后来麦卡锡时代他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看来还是有不小作用的，这样算来共产党还真应该感激费正清呢。

　　麦卡锡时代因为他“亲共”曾对其进行审查，但因为其学者教授身份（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并未受到很大冲击。他的辩护词里有一句“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我确实在中国，但我身在中国与共产党取得胜利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费正清“亲共”其实并不准确，他会直言不讳批评新中国的某些做法，并给鲍若望的《毛泽东的囚徒》一书写评论，得罪了中国官方，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美国的观念中作为一名教授，他的职业责任要优先于友谊关系”， 被中方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所以他到中国的签证申请被拒签。他在台湾又受到以胡秋原为首的大约200人对他的的公开谴责以及媒体发表的大约50封谴责信。

　　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却招致两个“中国”的谴责。他说过“我有个人的立场，决不会跟着某一个政党的路线走。”他只是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与信条而已，他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他甚至断定看他这本书的人也是人文主义者）对于所有的非正义、独裁、不民主的行为都会加以抵制或反对。在他还叫约翰.金.费尔班克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最初的政治理念——投身于帮助普通大众对抗少数特权阶级的事业中去”以及源于他母亲传递给他的两个信念“第一个是面对挑战要有自信；另一个就是，哪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他一生的成就依赖于此，他一生的毁誉也归结于此。他始终以一个不党不群的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说话行事。

　　书中提到一件事，本书宣传上也大力渲染的，就是基辛格含蓄地对费正清表示 “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其实那不过是两人偶然在火车上相遇，讨论到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并非有意征询意见的拜访，时间在1967~1968年间，费正清是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头号人物，跟他聊自然是聊中国，但但当时国际形势还没有突变，中美关系改变还没有契机，尼克松还没上台，约翰逊政府美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还没结束，中苏珍宝岛战役还没开战（1969年），中美乒乓外交也没开始（1971年），两人闲聊可能提及中国问题，但不可能有什么实质的意见。基辛格事后说的这个话应该是客套话居多，当不得真。因为中美真正接触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总体来说，作者正直、平和、自谦、风趣，费正清自己说自己是“为人们提供的大都是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或是相当宽泛的历史综述性的一个中国完整历史的浓缩”，比如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文革十年只用了几页纸就带过，明显无法深入全面剖析，不过这证明他的实事求是。一般人的自传通常都有自吹自擂、避重就轻、掩盖事实、混淆视听的弊病，尤其是所谓商业成功人士的传记，像所谓《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什么的，大部分是骗人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基本不可复制。但如果是文学、政治、历史名人的传记，即使是编造虚构作品，满篇谎言不实之词，本身也是作品或历史的一部分，是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行为的途径，仍然具有参考价值。他的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可信度颇高，我并未把它当成传记来看，我是把它当成历史在读。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七)：美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视角

　　费正清这本带有半自传和半访谈性质的回忆录，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那些对中国的描述本身，因为其中很多内容我们作为国人也已经耳熟能详了，当然，更加第一手的细节资料依然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在于，这些描述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独立知识分子的视点进行的，这种来自不同视点的观察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较价值。而更有价值的，是使用同一视点和逻辑，对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内在原因的审视——用同一视角对不同文明中相似的愚蠢和错误进行评说，这构成了第二重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的三分之二内容是在写抗战时期的中美之间的种种人和事，剩下的三分之一这包括“失去中国”之后美国麦卡锡主义愚蠢的泛滥，越南的失误，以及对文革尾声之后的中国的重新访问，所有这些记叙都包含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和历史评价。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人们是如何因为自己的能力极限，思维错觉，立场身份，最终让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不断持续下去，最终让所有人付出代价，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确实能够以惊人的规模扩大和普及这种愚蠢。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费正清这本回忆录两者兼具。

　　所以，看费正清的这本书，会不时让人感到深深的惋惜，陷入传统和民族泥潭的人，无法有效借鉴已经存在于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力量，掌握这些的人，却又拘于身份和立场不便出手，而有权做决定之人，却又不具备正确的知识，人类的悲哀，在各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竟是如此相似，着实可叹。

　　何时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生物的极限呢？此刻，先从自我心智的完善做起吧。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八)：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值得敬畏

　　对于费正清的鼎鼎大名之前多少有耳闻的，看了本书之后，对于美国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成就感到深深的敬畏，正如第一次读基辛格的《大外交》。费正清是美国学界中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对于中美邦交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仔细想想，也许还没有看过费正清自己写的著作，但他旗下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还是看了很多的。

　　费正清讲述了自己的生平，当然，最终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费正清选择了中国研究作为毕生学术领域的原因。大概刚开始费正清曾考虑过苏联研究，但苏联研究当时比较火，而中国研究相对薄弱，另外当时中国的境遇使得访问中国比较容易。费正清在30年代访问中国，目睹了日军的步步紧逼，当然也与当时的学界，如梁思成、林徽因等熟识。而二战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也使得美国对中国兴趣大增。当蒋介石退往台湾后，美国国内的论辩也使得中国学逐步成为显学。回忆录完成于80年代初期，恰逢中美建交后不久。

　　略说一下对全书的几个感兴趣的点吧。

　　费正清最早来到中国，迫切希望看到中国海关的文档。自赫德担任大清海关首脑后，海关高位长期被外国人把持。和很多对如传教士、通商口岸等的评论一样，中国国内一般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而对于这些事物全面排斥；而英国等史学家往往侧重于外部带来的技术进步、医学发展等多方面对中国国内社会的改善功能。同样对于海关，国外史论者认为海关是清政府及后来民国政府管理最好、效率最高、最清廉的部门，同时有大量保存良好的档案。最开始，费正清还不能良好的阅读中文史料（当然，后来这些都不是问题了），所以这些海关资料非常珍贵。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也很珍视这些资料（如提到某海关官员因为自己在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工作，对于提供档案等并不积极）。目前我还没有认真看过关于清朝至民国时期的海关研究，读来应该会挺有趣。

　　费正清对于中国的实际接触大概可分为几段，第一段是30年代，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在中国收集资料，学习等，并结识了大量的中国学者，特别是美国留学归国的学者。总之，费正清显示非常享受其作为外国人治外法权的超然状态，而当时虽然有日本的威胁，但上流生活的整体状态还好，而且舆论和学术研究比较自由。

　　第二段中国经历是珍珠港事件后，作为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来到中国，在重庆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他对于抗日时期周恩来及龚澎等在重庆的活动记录还是很有趣的，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日益腐败和失去民心，如费正清的故旧，研究者们，都对于日益窘迫的生活和洗脑压迫日益不满，大概1943年开始，就已经感觉到国民党逐步垮下去。当然，费正清关于要在二战最激烈的时候还加强文化交流的想法也怪天真和书生气的，难怪其上级回了封信，说在战争年代，最重要的还是集中资源赢得胜利，然后再搞文化建设。

　　不知道是不是事后诸葛亮吧，费正清自称早就预测国民党会输掉内战，当然，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在内战中下注，或者说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而应想方设法同时和中共搞好关系。当然，到了朝鲜战争时，一切都不可能改变了。

　　再回到中国是是在1972年以后了，费正清自称对于中美的邦交正常化为基辛格等提供给建议。当然，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和学术生活都极不正常了。不过80年代初，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费正清对于中国应该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他的最高指导原则应该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方式，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在两岸都不讨喜。当然，他声称最后的发展正如之前他的规划。

　　费正清还写了很多如何在哈佛组织东亚研究中心的细节，对于不在校园搞学术的人而言，这些也许不那么有参考价值。

　　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出版了很多作品，近期争取找本关于旧中国海关的研究吧，应该挺有趣的。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九)：《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美国梦，中国结

　　往事犹如火盆里逐渐冷却的炭火,不知道捡起哪一块,会更加烫手。（格非）

　　写一本回忆录吧，当我们足够老，老到可以怀念的时候。

　　费正清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是个地道的美国人。“费正清”这个名字，是梁思成取得，既取谐音又接地气。好像全世界人民取名的时候都喜欢把期望寄托其中，“正”、“清”二字，正直清廉，君子坦荡荡。

　　从美国来的费先生，完全可以担得起“君子”之名。他于1932年，目的是搜集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来完成自己对现代中国的课题研究。自此，他与中国结缘。而对于这片土地，他既是一个观察者，却也是一个亲历者。

　　学者似乎是一种天生的信仰，他们会执迷于一个特定的话题，然后乐此不疲，甚至乐意改变生活的轨迹。费正清便是这样。当他因着梦想来当这片广袤、古老而陌生的土地时，他笃定了这样的信念：要想研究中国，就必须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说来讽刺，在大多数条件都获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关于研究这样朴素的规则，却被人们渐渐遗忘。人们从未涉足的远方，却总被谈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是动荡不安的。这片土地太古老，也难怪当“突然的变革”打乱了原本的秩序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措手不及。而之于观察它的人们，中国像极了一个绳结，原本有序，却不慎被打乱，变得复杂，纠结。

　　也因此充满魅力。

　　处在绳结中的人感到困惑，而观察绳结的人又只愿意观察而不像牵涉其中。所以费正清是个异类，在1932-1936年第一次客居中国，完成了资料收集并成功取得博士学位，返回哈佛任教后，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梦想却依旧没有消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在炮火纷飞的年代，他是个研究员，却又像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周旋于各种权力之间，在为自己的民族服务的同时，小心地保护着他的信仰。

　　进入70年代，当年的梦想家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他在学术上的建树凝结成一部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用它旷古绝今的客观与宏大，向世界诉说着这古老大陆的美丽与哀愁。当1972年中美关系焕然开释时，老人同妻子费慰梅一道返回这片他们曾经驻足的土地上，找寻老朋友和记忆。

　　时过境迁，一切都有些陌生，但不变的，是往日的情结和回忆。

　　卡夫卡说，当一个人身处困境中时，他所应该做的，用一只手挡住绝望，然后用另一只手匆匆记下在废墟中所看到的一切。和历史相比，人的一生太过短暂，但值得庆幸的是，记下来的东西，会被尘封到永久。

　　至于公道，自在人心。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十)：费正清：以中国为志业

　　经济观察报 张耐冬/文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给他的一位美国朋友拟了一个中文名字。1942年，当他们在西南后方重遇，这位原名为约翰·金·费尔班克的美国人已经使用了另外一个中文名“范朋克”。为此，梁思成专门给这位朋友讲述了他原先所拟的名字所包含的寓意，那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品格：正直与清白。在他的劝说下，这位美国人就使用梁为其所取的中文名字，日后，“费正清”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里程碑。

　　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费正清是当之无愧的学界领袖。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等专著，以及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等重磅作品，几乎是所有习史者的必读书。在他七十岁时，他的同事们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正是对他学术贡献的充分肯定。

　　七十五岁时，这位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对他从1932年起的中国情缘进行了全面回顾。接触中国、研究中国以及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读罢全书，令人深感其中内容的丰富，既有以其中国研究的发展为线索的学术历程的回忆，也有他几次在中国游历、生活、交游的详尽记载，还有他为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咨询顾问的记录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另外，他还不时用细腻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中国的观感。

　　近代史学研究追求史料的原始性与直接性，官方档案、民间契约、私人日记与回忆录等材料因而得到重视。作为一个在这一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费正清深谙此理。在写作回忆录时，为了真实地呈现自己在各个时期的想法，他在书中多处引用了自己所写的文章、信件和备忘录的内容，力求使之成为“信史”。对研究者而言，这部书可以作为“史料”，对大众而言，这种严谨的风格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费正清，了解他眼中的近代中国。

　　在回忆录中，费正清记录了他从1932年起五十年间与中国的接触。在他的学术历程中，中国最初只是作为外交史和海关与财政研究的对象存在，当他抵达上海后，中国才成为被感知的真实存在。从那时起，他在这里居住，学习中文，感受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探究新鲜的文化现象，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在中国高校任教，真正拥有中国朋友。他的研究生涯就这样悄悄地发生改变：中国从研究对象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既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现代中国的观察家，他甚至参与了若干对中国影响颇大的政策的制定。这些不同的角色让他对中国的认识较其他学者而言更为丰富，中国不再是他要研究的一个符号、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政权，他也不再是简单对中国的某种现象进行概括、分析的专家，而成为现代中国的参与者。

　　就像哈利·波特在拯救小天狼星时被闯入同一时空的自己所搭救一样，在日后继续的中国研究中，在某一时间点上，他也是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被研究对象。闯入某一历史场景中的人成为自己所在历史情境的研究者所造成的身份交错，恐怕只有写《清代学术概论》和《戊戌政变记》时的梁启超才能有比费正清更深的体会。

　　对于这种身份的交错，费正清自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在比较自己与后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大的不同时，他认为，“当时我们中没有人是从我们后来建立类似工厂生产线般的学习体系中出来的……经过这样七年培养的人将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中国人和具体的事物。他们只是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并不能为政府公共政策出谋划策。”（《回忆录》第136页）

　　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态度。他并没有要求所有中国学研究者都成为外交政策顾问，事实上这也不可能。不过，他与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他不止把中国视为一个个可研究的话题，还将中国当成现实中需要面对的存在。他之所以会有与很多研究者相比出现这样的差别，更多是来自他个人的经历，而非他主动的选择。

　　他和与他同时代或时间稍早的中国研究者，一般都有这样的共同经历：学习过汉语、在中国做过短暂居留或游历，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早期传教士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肩负着宗教任务，又与真正的中国社会与政治隔阂较多，总带着自己的文化标尺去测量中国，所以他们的认识总有偏见的色彩；费正清则不同，他对中国的认识更深。就如他同时代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一样，他在中国多处游历，与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对当时在中国对峙的不同党派、思潮也有所了解，他们由此获得的认识是从档案和地方志中了解中国的学者们所无法想象的。他怀着研究目的来到中国，而且还曾在中国的大学中任职，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对他所见到的中国现象尽其所能地去认识、去理解，而不是像法官一样去评判。同时，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有一些与他交流对中国的看法的美国友人，能够让他思考中国问题时获得各方面的意见。在思考关于中国的问题时，他能够站在历史的当场，而不是纵身跳上云端俯瞰中国，而俯瞰在很多时候正是在他之后的学者们常用的姿态。

　　如果说以早期传教士为代表的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多的偏见，那么费正清之后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看待中国时更多时候是怀着一种傲慢。借助各种政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方法，他们在研究时比费正清更为客观理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与欧美并非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当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并对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质疑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摆脱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并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去看待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们也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成与现代世界若即若离的一个异类，看似尊重，实际上却未必友好。有时，他们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或是后来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恐怕只有一墙之隔。

　　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恰巧在“傲慢”与“偏见”这两种立场之间，没有傲慢，不带偏见。他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与自己多年对中国的实际感受密不可分。作为来自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他眼中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富有生命力，但在发展上，又与他所见过的欧美世界不同。在文化与习俗上，中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但其经济和政治与欧美又存在着忽明忽暗的联系，越是受欧美影响较强的区域，中国自身的特色就越弱，相应地，欧美的色彩就越重；受欧美影响较弱的区域，就表现出较为传统的中国特征，欧美的色彩则淡得多，甚至完全不见踪迹。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正与这些不同区域的现代化程度相关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所见到的中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对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的研究是他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可能会成为他解释现代中国诞生的突破口。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934年到1935年，他接触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强行开辟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几个通商城市的早期档案，在其中发现了自由贸易背后巧取豪夺的历史，又进而在日常生活中见识了和档案记载几乎如出一辙的现象，并对通商城市里中国人的生活与社会阶层问题有所了解。于是，他将问题聚焦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上，从贸易与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并试图对西方在其中的作用做出评估。这种研究思路，可以视为费正清理论的基础。

　　然而，只有这样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按部就班地进行研究工作，可能他会成为一个外交史专家或贸易史学者，而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轨迹做出全景式的描述。另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也并非他计划中的研究题目，他之所以会关注这个宏观的问题，完全缘于他的在华经历，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

　　1933年，在他第二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资助失败之后，生计问题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难题。要在中国继续生活并进行研究，就必须有一笔固定的资金，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一笔可以使用的现成资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坐享其成的补贴后，威尔玛和我需要在北京开始谋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是语言老师所无法提供的。”（《回忆录》第100页）

　　生活的需要，让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而在充分的了解之后，他的研究获得了意外的灵感。他开始将中国本身而非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在各个时期写下的文字中，他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研究课题的关注。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农村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政府组织及其政策、国共之争等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现实问题促使他思考，让他将自己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的现状联系起来。强烈的现实性成为其中国研究的重要特征，也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源源不断地产生灵感。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怀，就是费正清学术的第一推动力。

　　因为生活的缘故，他深入了解了中国，因为了解，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从美国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不自觉地将西方社会的一些标准带入到了他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去。因而，他的立场与他选取的评价标准，也就具有了柯文所批评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

　　严格来说，作为中国学研究的外国学者，没有人能够完全放弃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立场，绝对客观地去观察中国，费正清的问题也不在此。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学说，设定了一个极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的存在，认为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宏观的解释体系，他假设了两个整体的存在：作为整体的、稳定的中国传统，以及作为整体的、形成冲击合力的现代西方。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传统，传统是否就稳定到无法出现自身的变革，冲击究竟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冲击是否一定会带来中国的变革，等等。不过，在美国中国学建立初期，这样的理论模式从整体上解释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联系起来，直至今日，虽然美国中国学研究已经进入全新阶段，但还没有出现在整体解释上能够完全取代这一学说的新框架——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中国学研究基本是针对个案的、专门领域的考察，不具有整体性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冲击—回应”学说本身是综合性的、高度概括的解释模式。

　　强调西方的冲击，以及在冲击之下中国以日益现代化作为回应，在费正清的认识之中，还有现实案例可以作为佐证，那就是他参与过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十分明白地说明，对中美关系的兴趣，使他关注美国对华政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重要影响，他又开始参与政策的讨论。他本人多次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无论是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支援，还是战后美国对国共两党应该采取的态度，又或是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对华接触的必要性等等。在这些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他越发感觉到这种“冲击—回应”效应的存在，这应该是他的理论组成的最后一块拼图。

　　费正清对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变革作为“回应”的描述，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不如说是从现实出发的一种历史假设，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望。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这个古老的大国产生了虔诚的热爱。正因如此，他才会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并试图用自己的专业研究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推动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回忆录里，他把自己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讲演看作是与他祖父在各地布道传教类似的行为，并且坦陈：“我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救赎美国……我的演讲会解释我们由于对中国现实的不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朝鲜以及越南的大量灾难，并且这种情况可能再一次发生。”（《回忆录》第6—7页。）“救赎”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作为学者，他把自己关于中国的研究介绍给听众，就像他的祖父把福音布给信徒；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像他的祖父试图通过传教拯救听众的灵魂。

　　作为学者，他大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置身事外，做一个专业领域内的教授，因为他对中国的感情，使他在进行学术活动的同时还要投身于政策研究，尽管只是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出现。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两篇著名的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费正清身上，学术也好，政治也好，他的选择总是与中国有关。如果说他有一个确定的志业，那就应该是中国。

　　因为他深爱中国，所以在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时，他强调政策的选择要把中国的利益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想从中国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最简单古老的互惠思想。”（《回忆录》第205页）

　　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思路并未获得真正的政策制定者的赞同。二战结束以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结合自己多年来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做出了预测，并提出美国不应再支持蒋介石的观点。同时，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也做出了独特的判断，并预言其胜利之后也不会成为莫斯科的附庸。他此时的立场是，美国不应再介入中国的内战，至少不应再支持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在内战结束后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的交往。很可惜，他的观点没有被采纳，美国人对蒋的支持，最后换来的，是胜利者发布的《别了，司徒雷登》。

　　在回忆录中，他并未直白地表露自己对中国的爱，但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种挚爱。他写到过对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政府的失望，写到过同时被海峡两岸误解的委屈与伤感，也写到过在卡特总统举办的晚宴上没有和邓小平进行中国式的怀旧与聚会觉得遗憾，这一切细节的描述里，都含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爱”字。

　　他还写到过一个细节：二战期间，他到达中国西南的后方，看到中国学者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还继续进行研究，他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并觉得如果换了美国学者，必将扔下书本寻求生计。他把中国当做一面镜子，以此自省，镜中的美国与面前的中国之镜在他心中是平等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么彼此地位对等的“冲击—回应”模式或许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吧。

　　正是因为对中国的挚爱，让他对中国发生的变化也有中国式的体认。1972年5月，当费正清在中美关系解冻后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为他赐名的旧友梁思成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而北京也非旧时模样。那座由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门组成的古老都市曾令青年费正清为之折服。他在回忆录中非常感性地慨叹：“如今我们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种充满遗憾的哀叹，与他的老友梁思成看到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被拆毁时的感受何其相似。尽管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多年不通信，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却仍在同一时空之内，可惜的是，他们都无法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彼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