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经典读后感10篇
《大转型》是一本由韦森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335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2-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转型》读后感(一)：一本好书
虽然是随笔集，但还是很好的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学习和思考：
1.关于预算民主。书中反复地讲了好多遍了，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问题，还有加息的后果，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国家的间接税其实很高，看来是非减不可，最近发生的曹德旺和宗庆后事件，还有李炜光教授提出的“死亡税率”，其实也是相似的意思。减了税，某种程度上可以制约政府的手伸太长，也是好事，但就不知道政府答不答应呢。
2.至于加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考虑到房贷的问题，也是不小的负担，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说更是大问题，搞不好就会弄到破产，所以到底怎么处理，还是得慎重。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
3.关于商业周期。熊彼特的观点，以前听说过，这回倒是第一次知道出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衰退其实也不是坏事，某种程度上还是必要的，对于那些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还有挤出效应。
4.书中一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很有道理，但是看看出版的时间，现在恐怕是不行了。突然觉得那时候的人好大胆，这样的书也能出。羡慕ing！
《大转型》读后感(二)：《大转型》
国有部门的扩张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1993年，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从形式上看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及城市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在此过程中政府释放出了市场经济；1994年以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实质上都几乎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两倍的速度在增加。造成的结果就是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货膨胀以后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1.2倍。考察2000年到2008年中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中国财税部门几乎每年都以200%的增幅完成财政收入目标。当下中国政府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对于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官员升迁来进行考核，从而导致政府资源市场化后过度扩张，却违背了市场化的本意。相反民营部门缺乏投资机会和信贷支持，导致民营资本和资产向国外流失。
在谈论国有部门扩张的过程中很多人停留在表象，例如许多山西民营煤矿被国有企业兼并，国有超大型集团参股并购金融企业等等。但是实质上的国进民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快速增加；2）政府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3）国有企业和垄断机制凭借其定价和资源优势快速进行资本积累和自我扩张。尤其是2009年以来，例如中国建筑中国重工中国中冶中国化学中国北车中国国旅等企业从一级市场上融资上千亿元可以视为某种国进。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其中“第一财政”占gdp的比重已经从90年代中期的10%增加到09年的20%以上；如果把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计算进来，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在2002年已经达到了35%以上，2006年以后或许接近40%，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粗略估计中国人均摊派的宏观税负额度可能已经超过了个人可支配收入。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大部分不用上缴，但产生的问题是这些企业利用国家的资产资源和土地，产生的经营利润实际上是一种租金，这些国有企业利用国家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占有这些优质资源，而产生的租金只在少数人中分配。
2009年尽管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极其恶劣，政府还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仍然出现了5073亿的财政盈余。目前我国的消费率过低，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到了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在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经由2000年的51.4%降低到2007年的39.7%。此外，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占30%到50%，而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1%到12%。
税收与预算民主 世界银行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当心宏观税负在10.3%到30.9%，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得国内投资下降0.66%。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主要由于企业所得税会降低企业盈利从而降低其国际竞争力，个人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做爱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收会抑制民间消费。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开征任何一种新的产品税、资源税或者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既减少社会总福利，这就是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我国的宪法中对于征税的规定没有明确，导致例如征税行为不规范的情况随处可见。一些地方为了人为地增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返还基数，或者人为的增加增值税消费税的目标以争取中央财政的定额返还，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或还规定及时抵扣增值税应扣税款等手段，进行政治任务似的真水，或是纳税人在规定时间内过量承办的税法之外的纳税义务，而有关部门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和补偿。
税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物价，例如直接税，尤其是工薪所得税，会减少居民和家庭企业的收入，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社会总需求有一定作用。但是在我国直接税所占比例较低，而大部分的间接税由于具有转嫁性致导致反而会推升物价。
中国货币政策 长安货币电子化和货币数字化的时代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运作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9年广义货币M2增加了17万亿多，贷款增加了近10万亿，但这不代表央行印了9万多亿或17万多亿的纸钞。央行的数据表明2009年我们的广义货币余额比2008年末增长27.7%，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32.4%，但流通中的现金才增加11.8%。当下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35万，M2存量大约为70万亿，而美国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仅有0.6美元货币存量。
现代网络技术使每一个能够上网的人都能在自己作为M1的存款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资产投资组合之间进行自我操作，这使得作为流动性的货币存量和金融资产投资之间变得非常便捷。这样数字货币就会在活期账户和资本投资账户之间跑来跑去，这就可以理解现在中国有67万亿的储蓄近70万亿的货币存量，却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凯恩斯主义流派的观点务必并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人融资和资本资产头寸融资过程之中。中国近几年巨量货币的产生，除了这些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积累导致央行被动的增发货币来对冲外币从而不断地增加基础货币之外，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为巨额投资融资和你房地产行业为龙头的资本资产库存融资的结果，同样各行各业收入的增加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所以货币主义的数量方程M->PY，应该改成PY->M。
《大转型》读后感(三)：读书笔记：《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 韦森，中信出版社
第一篇 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格局与问题
1. 一个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
a. 我国30年改革，最主要的成就和最成功的原因是政府放出了市场，从而市场经济不断的成长、发育和扩展。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在政府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它本身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强势的参与其中。政府参与市场，各级政府本身的行为乃至运作方式也随之“市场化”了，乃至政府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最主要的甚至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参与主体。
. 一个强势政府控制，主导和驾驭市场的独特的社会体制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渐渐成型。政府放出了市场，引入了市场，不再排斥市场，并常常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法强势的参与其中。
c. 带来的问题：政府本身作为掌控着巨大自然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市场参与者和市场驾驭者的双重角色，为处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上的一些官员运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包括征税、财政支出、政府投资、土地矿产的利用）进行个人以及家庭和亲属的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
d.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政权和政府一旦建立，都秉着无限扩张自己权利和利益——尤其是征税——的冲动。这些年我也一直隐隐约约的觉得，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加危险。
e. 法治的出发点是政府守法，而实质是一个民主预算的问题。
2. 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a. 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在招商引资，都在大搞开发区，打在大搞政绩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项目和发展市场经济，甚至都在搞“解放思想”，都在竞相推出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和各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
. 西方国家之所以到19世纪才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从出现近30年的“经济奇迹”，均是因为在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引入了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 （unintended result），而实非独有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
c. 这种政府官员行为的市场化，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过度市场化”，在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一种实际上“反市场化”的“市场化操作”。
d. 导致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
3.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a. 投资者向当地政府购地建厂，卖地收益3/4归县，1/4上缴。厂建成投产后，增值税1/4留县，3/4上缴国库。五常先生认为，这种中国独特的租税合约分成制，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 但是，在过去这种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显然不是各地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实体部门和制造业的增长一样，过去20多年来，那些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县，首先是且主要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那些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制造业的快速增长。除个别矿产、旅游胜地和边境贸易县之外，这几乎没有例外。
4. 中国经济增长之隐忧
a. 有人担心，过去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尤其是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的庞大刺激经济计划，已导致地方政府的负债越积越多。
. 虽然在这种地方政府竞争发展GDP的体制格局中，各地短期内把GDP增速搞了上去，但这些巨大的政府负债到期后，一旦土地出让受到限制，或土地价格下滑，地方政府将无法清偿。
（未完待续）
《大转型》读后感(四)：期望中的失望与失望中的期望
标题很装X，因为有点矛盾。
一直很喜欢韦老，对此书很期待的，却忍了一段时间才买来读，也许就是怕失望。
对中国的转型，指出问题的太多，有建设性的太少，虽然此书确实有一定建设性，但我觉得还是有些不足的，全书实际上也还是仅仅是一些小评述的合集，而这些评述，始终也就是绕着宪政与预算民主来反反复复的讲。跟一些还算不错的时评类比，其实也就是换了一个还算相对实在的角度。
当然，这在自序中韦老已经说了，有些东西就是要反反复复的讲，预算民主的重要性确实是第一次见人如此明确的强调，这也是我给5星的原因。
只是问题还是存在，预算民主是否就是第一步？
书中似乎也说了，在108页第二段：”要加强人大在政府预算收支方面进行实质性审议、制约和批准的功能，必须渐进地推进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制度，比如…………。没有民主选出来的代表，最终还是无法实现民主预算。“
这一段似乎让整本书又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改革第一步似乎又绕到了一个飘渺的地方……而对此，具体的，似乎只有全书最后两节韦老提到了地方政府政改的实验竞争与权力制衡。而这种推进方式，我之前已经说过，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来去，似乎很难想象权利突然就落到了老百姓手上。
跟我在读郎教授《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写的书评中所言相同，也跟看的上本书袁剑的《大拐点》中透露的思想相同，韦老似乎也这样担心了，202页：“中华民族之国运，难道只有危机才能逼出改革？？”
所以，似乎还是只有继续期望。
也许韦老书中真正最重要的观点也就是是期望：P279：“如何形成上述重叠共识？这就呼唤新的启蒙。”
像韦老这样的书，必须多起来。
《大转型》读后感(五)：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
2008年，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鼓舞，两位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勃兰特和罗斯基着手编撰了一部“工具书”式的手册，这本汇集北美数十位最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和学者的论著，旨在全面分析他们眼中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现在看来，2008年很可能是中国转型道路的转折点：北京奥运可谓中国30年改革成就的加冕礼，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则暴露了中国转型的另一面，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成本高企。这些也构成了近几年国内外对中国认识的双重影像。因此，韦森教授的新书《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显然也有同样的看法：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仍是一种“现在进行时”。
中国为何能有“伟大的经济转型”？韦森教授在本书“一个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一文中认为，毫无疑问是市场经济的力量让中国经济有今天的繁荣。从主流经济学上来看，这就是“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指向——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但中国的发展道路又是独特的，甚至被总结成“中国模式”，例如倡导国家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强有力的经济干预能力等，在2007年肇始的金融危机及至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等事件中，中国的国家能力成为各国政要艳羡的法宝。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转型处在“现在进行时”？因为去年以来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模式并非没有成本。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经济增长虽然快速反弹，但随之而来的是物价飙升，巨额信贷投放对应的是无法负担的地方政府债务。作为这一过程的观察者，韦森教授在本书中特别强调了“无为”也是个宏观政策选项的思想，如果调控措施太多，且花样翻新，反倒会使得市场动荡不已。
为什么会如此？韦森教授分析说，强势而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各级政府权力寻租的独特的社会体制形式。中国的独特，也在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被强势政府主导甚至全面统御。从这一点出发，国进民退、公务员考试热、宏观经济调控乐此不疲等种种现状也就顺理成章。如果我们把30年经济社会改革理解成“从基于职位的权力体制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转型”，那么中国的“大转型”确实还走在路上。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要问，“一个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正在走向何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在《中国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中，韦森梳理改革开放30年历程，认为有三件大事要记入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平南巡讲话与加入WTO。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小平南巡讲话均是以释放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为核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司法》、《担保法》等一批法律的设立，市场深化、经济增长提速。
但真正的快速增长还要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正是因为入世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资本寻求利润，要求国民待遇，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济环境。为了满足这一条件，中国开始了密集的立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一系列约束政府权力的法律相继出台。发展市场经济，先要缚住政府的权力之手，于是有了中国入世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来自国外的压力甚至深化到“美国政府为中国老百姓谋福利”的地步。但是，外部的压力让中国形成并巩固了市场经济,只是外部资本需要的只是一个公平的环境，解决不了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也解决不了劳动力低报酬与环境保护缺失的问题，甚至他们还很享受这种独特的生产成本优势。因此中国改革下一步的动力，只能回到内部寻找。我们已经有了市场机制，但还没有与良序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治与民主，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显然，政治体制并不会自动改革。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深夜公布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消息的行为，让韦森意识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实是个税收问题，是个民主预算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他将其归结为“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的问题”。这一认识，构成了韦森教授近几年以来的主要工作——呼吁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
要缚住政府权力之手，就要管住政府的钱袋子：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就是征税与预算。所以纳税人要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监控和审理政府的征税行为，以确保其行为得当，“税收法定”也成为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理念。由民选代表界定政府事权，进而决定征税额度，完成从预算到征税的逻辑过程。从这一点讲，税收法定与预算民主（预算由民选代表经法定程序决定），为公众了解、监督并决定政府行为及其绩效提供了技术工具。
尽管中国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这一改革思路并非空想，在实际运作中已相对有效地约束了政府的行为。这从近几年财政部的相关法律立法的控制权争夺上可见一斑，今年7月底，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与韦森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研讨会，其核心就是坚守预算民主的底线。
社会的大转型，说到底还是人的观念的改变。通览《大转型》，并没有太多理论创新、观念突破。但在这种厘清观念、正本清源的工作中，韦森教授自得其乐。他梳理知识的过程，也是点亮他自己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努力，让韦森教授在公共舆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感染了他人。从这一点上讲，以内政促改革的核心在于改变国民观念，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者努力点亮自己，中国的大转型才有可能成功。
《大转型》读后感(六)：经济类图书难得佳作！不读后悔！
这个时代经济学是门“显学”，各路角色粉墨登场，台上好不热闹，有点墨水的都想占个位置，获得话语权。所以中国的经济界很喧嚣，也更为浮躁。做研究的如果只想着名与利的话，估计这研究很难永久，研究成果也要打上折扣。
我是在《FT金融时报》读到韦森先生的一些文章，第一印象就是在理，说到位了。买在亚马逊了《大转型》后，才发现经济学家必须是个通才啊，尤其是历史、企业管理、人文、技术、语言学、心理学等你得都知晓基本原理和法则。这本书的主题也很鲜明，在前言和后记也都说了，中国的大方向和趋势是市场经济与法制民主及公民社会。而要怎么落实呢，核心就是“预算民主”。现在的政府体积庞大臃肿并且腐朽，体制弊病人人在目，但怎么改变？怎么做，方案在哪里，很多人困惑，迷茫、失望。但韦森先生的预算民主却提出了个很不错的思维逻辑。期望限制政府的无限扩张和毫无节制的贪腐。希望能做的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