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读后感10篇
《变革中国》是一本由（英）罗纳德·哈里·科斯 / 王宁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变革中国》读后感(一)：意识形态的主导
断断续续总算是看完了。 这是一部介绍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书，介绍中国领导阶层的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制度的重大影响。 中国的经济问题复杂而且改革的任务艰巨。 读懂这本书需要一定的经济学知识，而我没有相关的知识，但也有收获。 可以充分从书本中了解到意识形态领域额斗争与解放对于经济的重大影响。
经济改革的二元化，改革的从上而下以及改变的从下而上。
最终的思想解放，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这是实用主义的胜利。
而最终的政府职能转变，区域竞争给了广袤的大地以无穷的活力，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带动的国民技能与素质提高。
因为能力，有限，阅读也不系统，收获可能较少，有机会还是先学习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吧
《变革中国》读后感(二)：制度变迁角度看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一直令人瞩目，那改革究竟改了些什么？怎么改得这么好？
先说说方法论。制度变迁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首先需要推动对制度的需求，然后有人自发提供制度供给。制度的需求有很多因素影响，如要素价格变化，如西欧土地相对劳动价格的上升，使得从对人的拥有的制度转变为对土地拥有的制度，即在新的收入流产生的时候，旧的制度成本（机会成本）高了，创建一个新的制度去获得这一新的收入。同样的还有技术变革、制度选择增多等等。一个制度的成本过高，会有变迁的需求，但能否变迁，取决与改制成本及变迁后的预期收益。
中国变革毫无疑问的是诱致性变迁开始的，既农村改革，旧的集体制度的成本高到难以为继，农民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去获得收入，这个供给从何而来？其实早在三年灾害之后农民就有了一部分自留地，人人都知道，在自留地的工作收获更多。于是，1976年四川就开始了包产到户。可是诱发性制度变迁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制度化，光创造出来没用，况且产权的界定需要国家强制力来支持，才能保障。国家强制力量的运用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很大，意识形态的转变能减少改制成本，幸好，中国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以及邓小平不争论的支持。所以，改革是一个底层创造，上面支持相结合的改革。
同时，我们要看到，政府层面上，开放是先于改革的，在华国锋时代就开始了开放，开放可以增加制度选择集合，可以进行比较，人们看到新的收入，产生了需求，而通过引进外资可以满足制度变迁的供给。
改革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以就改两个：产权和价格。而改的领域就还是两个：农业和国有企业。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那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配置。价格具有信息传递，能告诉企业家要素价格替代比，利润与进入成本等。
而产权指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
价格改革走得是增量改革路线，固定存量，增加增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价格双轨制。双轨制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同时也是为了减弱改革的阻力，可以进行成功过渡，坏处是价格体系混乱，尤其是要素市场价格混乱，以及腐败现象丛生。
农业价格刚开始也是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国家收购一部分，自己卖一部分，直到1984年取消统销统购。国企双轨制更是实行到1992年。
价格双轨制的影响在于还留了一个尾巴，那就是银行贷款利率一直认为压低，其目的也是为了给国有企业贷款，这样导致的短缺也是现在民营企业贷款难的一大原因。而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也需要得到充足的贷款和融资渠道，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劵市场的改革必须进行。但这又涉及到改革的动力问题，改革必须要制度相关利益者成本很高，而预期受益大时才会不阻碍改革，政府方面，只有当其维持成本高，改制成本低时也才有动力和能力去改。目前，占据垄断地位的银行、国企充分享受这种状况，看不出要改变的意愿。而政府这边受到的阻碍很大，李克强总理希望通过进入竞争来倒闭金融系统改革。如果可以成功，那可能导致部分国有企业持续亏损，带来进一步改革的时机。
产权方面，国有企业刚开始只是下放自主经营权，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国企的积极性，开始的时候，国企是有了不少积极性，但总得来说成效不佳，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依然没有自生能力。国企不可能破产，亏损的企业一直亏损，想进入的无法进入，资源没有达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同时，国企依然受到了政府的各种政策优惠，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的支持，使得他们没有面对价格机制。还有政府的直接指导，政企不分，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又与政府讨价还价。
农业方面就是包产到户。自从被创造以来，给以了农民部分使用权（只准农业用途，不准做别的）、收益权，没有转让权。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使得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与承包制一起存在的则是集体所有制，配合城市土地国有制就是二元土地制度，这个制度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廉价土地，为地方政府创造大量收入的同时也极大的剥削了农民，各种征地矛盾频出。
如果把转让权赋予农民，会不会出现失地农民？我认为只要做好配套措施，完全无需担心。如果发生了经济不景气，农民待业，可以用社会保障制度去解决。城市人失业了，也没说自己没有土地就怎么样了。因为农民本身就是要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人，但目前的户籍制度阻止了他们获得保障，这一点要先解决。另一点考量估计是不能通过剥削农民获得廉价土地以促进经济增长了，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成本考量了。
总得来说，中国改革是一个边缘的、增量的改革，基本没有碰到利益阻碍，有了也补偿过去了，但今后的改革可就是非帕累托改革了，改得下来，中国经济还会再发展一些，民主来得更平稳一些，改不下来，可能会对民主进程造成一些干扰。
《变革中国》读后感(三)：评《变革中国》
评《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旗。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书的开头以宏大的视角阐述了中国经济的过去，主要分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自49年我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国第一届中央领导人在国民党手里接下的是一副举国上下饱受战火摧残、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千疮百孔的经济重担，这是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首要难题。
现今的中国已经迈进21世纪，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在放缓，但我相信百姓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一定依旧是信心满满。只要我们不急功近利，慢慢来，兼顾生态环境和未来前程的考虑，在这一场经济的变革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相信终有一天定会抵达期待的彼岸！
《变革中国》读后感(四)：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开山祖师，年逾百岁的科斯虽然从未踏足过中国半步，其理论却在一帮华人门生的推波助澜之下在大陆开枝散叶，影响深远。交易费用、明晰产权等概念已经由庙堂的改革纲领“随风潜入”民间的日常话语。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恰逢中国经济体制的“180°大转弯”，遂成为了“海归派”用来扫除马列迷障，为改革开路的一把利剑。
反过来，中国也为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一块试验田，这也是科斯为何时时投来关注目光，撰文、演讲纵论中国改革得失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有着如此广袤的领土和显著地域差异的国家，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制度变迁不大可能是一件单独的事件。恰恰相反，在中国发生的制度变迁必定在时间上是逐步的，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科斯曾经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用“产权”的牛刀“纵横”西方国家的兴衰史，然而毕竟属于事后诸葛的尸体解剖，能有机会亲眼见证、参与人类历史上短时间、大规模的制度转轨，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学术幸事。
《变革中国》就是现实和理论彼此映照、砥砺增进的结晶。这种特质使其在关于中国崛起的汗牛充栋的著作中熠熠生辉，独具价值。
建国以来的经济政策被逐一检视，眼利如隼地抓住了毛泽东时代经济政策屡铸大错的要害：有地方分权而无地方自治，全国千千万万粒合作社的散沙被领导人一手握于掌中。只对中央负责使得粮食卫星闪耀于空，万千饿殍倒毙于地。
不过，最吸引科斯还是冰封解冻、万马奔腾的改革开放实验。真如他所论述的，中国这艘笨重巨轮的转向不可能是一种力量的结果，而是各股力量彼此呼应、激荡的合力所致。在上层，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这对政坛“双子星”在实用主义指引下力排众议的着着妙棋。
在民间，则归功于在铁板一块的集体主义外围爆发的“边缘革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制度探索早在1978年之前就已是屡扑屡起的星星之火。邓小平用“不争论”、“放着看”等策略将遮天蔽日的意识形态大幕撕开一个口子，让地上的火苗得以蓬勃旺盛。后来，民间的制度创新都一一登堂入室地被确定为国家政策，成为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的有生力量。但是，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敌退我进”，其间有意识形态的反扑；有对短期阵痛过度反应而导致的“进而退三”，改革冰冻期；也有新制度在体制屋檐下找到立足点的诸番功夫，比如在头上戴上一顶“红帽子”，比如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雇佣工人的合理性。
回过头看，改革的路上真可谓“步步惊心”，需要有空手走钢丝的平衡技巧，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所以渐进主义的路线可能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与之相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缘何失败就不言而喻了。在科斯看来，“休克派”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理性设计而建成，这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中的“致命的自负”，与它所要置之死地的计划经济病出同源。
虽然在早期，纷纷挣脱手脚锁链的底层人民是改革的主力军，然而，一旦政府“接管”并主动推进改革进程，它就成了无人能及的掌舵手。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这种强势角色吸引了科斯的注意，在他看来，政府“一声令下山河变色”虽然在短短三年内将包产到户之风吹到了全国95%的田野上，然而这种“一刀切”消灭了制度的多元性，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定为国策，即使曾经表现良好的集体耕种也难逃被废除的命运。“制度是多层面的，由于太过复杂，任何单一的纬度都不足以衡量其优劣。因此，一般而言，保证制度的多元化是更为可取的方式。”时至今日，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名存实亡，各地集体经济尝试遭遇“天花板”的情境下，这样的思考值得被珍视。
《变革中国》读后感(五)：自发秩序与中国改革
韦伯不懂中文，更没有到过中国，但却能凭借一本书被汉学研究界视为“伟大的外行”。科斯同样不懂中文，但与韦伯不一样的是，他到过中国且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即使这个时代信息的流通速度不是韦伯时代所能比拟的，科斯在他的助手王宁协助下完成的这部科斯式的“中国叙事”（科斯、王宁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恐怕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儒教与道教》，科斯也不可能成为因时代变化已取代汉学研究定位的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不过，该书也不乏那种破除了只缘身在此山中限定的真知灼见。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现如今一再成为思想市场上的热门主题。在科斯所在的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其实关涉的不仅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更关乎作为中国他者的西方。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中国模式是一种对西方发展模式有限度修正的发展还是在此之外开创了一种新的东方式的发展模式。再进一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对普适性的证实还是一种特殊性的彰显？毫无疑问，后一种看法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即使主流未必在学术界。科斯在该书中给出的框架无疑是为批驳这种看法而来，尽管他也认识到中国的模式有其特殊性，那就是政府在产权并未清晰界定时就过多地介入了经济改革，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给这位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带来过多的困惑。因为，“如果以为中国经济改革代表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胜利，那就大大误解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228-229）由此，科斯得出了全书最核心的观点:“中国经济大转型绝不是靠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处心积虑、耐心设计的结果”（231），而是体现了关于市场成长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旨:“中国的故事恰恰体现了亚当·弗格森指出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的精髓”。（206） 由此，对于科斯和他的学生来说，中国故事简直就是哈耶克学说的现实再现，因为不言而喻的是，弗格森的相关认识不仅发扬光大于哈耶克更被哈耶克引为自己最核心理论的源头之一。科斯在该书中和其他场合一样，一再引证哈耶克，一再向哈耶克致敬。（184,206,207,208,242,259）在科斯看来，中国政府在改革之初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更没有一个全盘的蓝图(227)，也就没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指向，因为中国改革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这种“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209），最终，“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序,1）科斯提供的例证是，改革之初存在的四大改革领域都不是由政府设计、主导并推动的，而是产生于民间或者草根: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95,213-215,219）这种认识，在道出了一部分真理的同时也显现出不少谬误。先不说作者在书中提到比小岗村更早的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的九龙坡村就是由村干部代表的政权力量主导的这一进程（72），池必卿更是第一个从省级层面去推动包产到户的地方领导人(73)，经济特区就因为作者一再指出的处于社会主义的边缘区域这一点就能说明它们的设立是哈耶克自发秩序的例证？这不仅违背事实，更违背了哈耶克。哈耶克从来都是拒绝历史和现实维度的，自发秩序有其唯一原型，那就是英格兰。如果哈耶克在天之灵知道科斯把当代中国作为英格兰之后他的理论得到应验的最佳案例，不知会作何感想。更进一步地，哈耶克言说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经济只是一个面相，但就是这一个面相却被科斯拿来证明自发秩序在后发国家转型的有效性，这也是大有可商榷之处的。 与之类似，科斯在评述毛时代的中国时也是灼见与谬误并存。他一再指出中国体制与苏联模式的不同(22,30-31)，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这种不同是因为毛倡导地方分权(28,57)，而这种不同甚至与中俄改革的不同结果有关。实际上，毛时代的中国确实不同于苏联，那不是因为什么分权，而是因为国有体制建立的时间短，更重要的是，诗人浪漫情怀主导下的折腾式发展是排斥苏联那种高度体制化的模式的。更荒唐的是，科斯把这种臆想出的分权归结为中国历史上的先例，并把与分权对立的郡县制视为中国历史存在分权的证据。(195,234)为了论证中国转型的成功，科斯最后甚至联系上了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235)但是，科斯终究不是一般人，在阐述了不少谬误之后，他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故事要想全部成功还需要另一个层面的改革来配合，而其要旨与经济改革的主旨一样，那就是要有自由。(252-270)
《变革中国》读后感(六)：一个普通老百姓对“改革救国”的解读！
一篇中科院的“自慰式”的《国家健康报告》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说中国的国家健康程度世界排名第二，而美国则垫底。继国家发改委专家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任务2010年已完成62%”之后，又一个脑残官方文宣为其主子摇旗呐喊而抛出的中国复兴报告。顿时网络上对这份《国家健康报告》的评价词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自淫”，与其说是那些狗腿子机构的自淫，可我更感觉是对已经深陷窑窟的中国老百姓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思想轮奸！对这些令人作呕的无耻报告，网民们恨不得用尽毕生所学的恶毒语言去谩骂和嘲讽，依然还是觉得没有创意略显平庸！
什么是改革？
在铺天盖地的攻击和批判声中，总能看到关于“改革”，这种陈词滥调的宣言和渴求！如果真的要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我们该怎么改呢？是脱稿讲话和实干兴邦？还是拍照吃泡面和四菜一汤？还是出门不封路？还是盘腿坐在农民的炕头一起啃土豆？很显然这些都不是，鉴于这批新的领导班子诞生时间不长，因此没有更多的事实依据对其做出客观评鉴，但我还是觉得这种让某些御用文人大肆鼓吹和宣扬的优良行事作风很有作秀的嫌疑。
既然不是这些无关痛痒的表面工程，那么改革是近期的整风反腐和对贪官污吏痛下杀手么？以前执政党从延安整风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玩这一套把戏，玩到如今我们发现，我们的职能机构在反腐事业中就像鸡肋一样的存在，所有的反腐事件大多数都是来自网民的爆料，而探究事件根源我们发现，这些反腐行为的本质只不过是披着正义的内裤扯起内斗的蛋！这种形式和方式的反腐只能越反越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腐败的国家，一个斯大林国家！而他们则继续这种干着伤天害理的事，然后找出种种借口说是在为人民服务！真想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做点事情，或许只有在新闻联播里才看得到，当邻居们不遗余力的培养下一代时，我们却费尽心思大摇大摆的晒着政绩！
怎么算改革？
在网络上，常看到一些有识之士说“新闻自由是改革，一人一票是改革”。亲爱的兄弟姐妹、老少爷们，还记得盘锦警察枪杀农民的事儿么？还记得“激情杀人”那事儿么？还记得死在垃圾桶里的孩子么？还记得上海火灾的临时工么？还记得那些数不清的各种强拆各种无家可归的人么？还记得那些房叔房婶房妹们么？······
随便说出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么我要想问，谁真正的关心过结果？谁又真正的知道这些事件最终去向？是不是该反思一下，我们只会跟在大批声讨声中叫骂，而痛快一时之后就像没事儿人一样摆出一副“假道义”的嘴脸然后各自散去的这种行为和觉悟！
记得钱钟书在《围城》一书中写道，“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了指导思想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了印刷品的当”。就算是给你那一票的权力，又有几个人会用呢？千百年来传统的奴性思想早已让老百姓忘记了自己是权力的主体，而现在的文化宣传让老百姓似乎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使用权力。在这样的前提下，结果只会是穿“一人一票”的新鞋，走“换汤不换药”的老路！
元旦那天，香港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诉求民主权利，高呼“立即普选，梁振英下台”的口号，梁振英被描绘成吸血鬼和恶狼形象，香港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还升起了殖民旗帜！某些权贵们以为在大陆的这套路子对香港老百姓有用？别做梦了，随便跳出来一个游行的香港老百姓的思想，都比你大陆的这些酒囊饭袋的官员的要更前卫更科学，你怎么去领导人家？别说是他们了，就连大陆的很多人都特么都不想当中国人，看看十八大会议室里坐着多少手持绿卡的“公仆”吧！但是没办法，我们无法像香港人那样发出内心深渊的呼吼，因为人家游行不会遭到人民子弟兵的武装镇压，虽然人民的子弟兵理论上是听命于人民的，但事实上，我们的子弟兵更像是皇协军。人家把事儿闹的再大也不会派坦克出来，香港人至少还被当人，至少还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样的权力。
身在这种挂个头衔随便放几个屁就被当成真理的国家里，任何形式上的举措都解决不了本质问题。想要解决本质就要从问题根源抓起，到底我们的根源在哪里？做为小老百姓本不应该谈这些对于老百姓来说虚无缥缈的问题，肯定会被扣上无知和自不量力的帽子。即使常常被贴上愤青的标签，可我依然还是愿意如此风骚的翩翩起舞。因为，最终这些无力的呐喊终究会沉寂在新闻联播大好形式的声浪里，淹没在春晚美好的歌声里，消失在五星红旗高傲的光辉下 。
（本文完全是出自于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小老百姓的愚见，不当之处，望有识之士宽谅海涵，不胜感激！）
文章来源与黄瓜博客http://jiang9toot.blog.163.com/
《变革中国》读后感(七)：笔记
变革中国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五
2014-03-13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其战时经验影响。但他没意识到，在战争时期，每一个根据地都要为其行为负责，因为一个严重的差错很容易并且往往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即便在实行了地方分权之后，这种硬约束条件在省级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机构中并不存在。
2014-03-13
除非当事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主动寻求信息来帮助解决问题，信息自由化就没有实际意义，
六
2014-03-13
2014-03-13
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抹不去的依眷情愫，他们一方面批评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另一反面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无不体现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但对于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红卫兵而言，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缺乏了解而没有太多的感情，更谈不上敬畏之心。年轻无知的叛逆精神一旦披上了革命的外衣，被扭曲、放大而恣意妄为，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暴力运动。这
七
2014-03-13
外贸促进政策当然也毫无疑问地利用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但其关键优势在于它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与积累知识。
六
2014-03-24
在同一时期，吴南生还与其他省级领导——特别是习仲勋和杨尚昆——对在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进行了讨论。
注: 习总出场了！
2014-03-24
中国政府笃信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他们坚信，通过借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现代化技术，中国定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赶超西方。早在清朝末期（1861年至1894年），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如今，为了拯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踏着前人的足迹，再一次迈向了学习西方之路。
注: 现在呢？
七
2014-03-24
这些从底层发起的改革确实帮助解决或改善了国家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经济问题，例如粮食产量不足、农村贫困化严重及城市失业率高企等。
2014-03-24
对于一个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将“实事求是”完全融入自身的思想体系。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做出了重要而深远的贡献。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混乱局面的开端，是拖垮新中国的罪魁祸首。然而，胡耀邦认为，问题的根源应该追溯得更远。
2014-03-24
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回归实践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因此打开了思路。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人们观念普遍落后。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并不相信理论争论能带来政治共识或解决中国政府面对的种种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方针，鼓励人们开展各种大
2014-03-24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实力最强大的要素一般都不是变革的最佳推动力。这并非单纯因为它们受益于现状而不愿意改变。实际上，这些拥有绝对实力的部门在认知上往往为现有制度所困，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它们的所作所为更像微调，是要维持现有的制度而不是去改变它。
2014-03-24
李怀印（2009，第290页）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他论述总结认为，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遭到了村民的抵制，但“1980年后农业改革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改革设计者最初期望的农业产量的显著提高，而是农村劳动力的意外解放，以及在农业人口中形成的收入来源多样化”。
2014-03-24
胡耀邦早期的革命经历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胡耀邦是“AB团”事件（1930~1931）的受害者，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参见满妹，2000，第50~51页）。当时有一大批红军干部被指控为国民党情报组织“AB团”的成员而遭到处决，他在最后一刻被解救了出来。后来，当许多知识分子被吸引至延安，不少共产党员因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到监禁时，他又被卷进延安“整风运动（1941~1945）”（参见陈永发，1990，第XX页；高华，2000，第517页；亦可参见满妹，2000，第63页）。这些早期事件及他在“文革”中所受的磨难让胡耀邦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对思想的政治控制只会损害它的长远目标（例如，参见李锐、谢涛等，2009）。
一
2014-03-24
在中国，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分权化努力，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在横向系统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2014-03-24
企业不能继续生产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产品；而要素市场告诉企业不同生产要素的替代成本。
2014-03-24
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
2014-03-24
在陈云的设想中，如果社会主义经济是一只鸟，那么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的政府则是关着鸟的笼
2014-03-24
一场全国范围的严打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迅速兴起，目的在于制止私营经济的过快增长，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
注: 打击经济犯罪可以成为遏制私营经济的工具
三
2014-03-24
一些对农业非集体化持批评和怀疑的学者认为农村经济改革有一个严重的缺陷。他们认为，随着集体农业的解散，许多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公共项目（尤其是灌溉工程）就此闲置而无人维护，成了烂摊子。最初，这确实给家庭农业生产蒙上了阴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建设的损失由逐年增长的私人投资所弥补，这包括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井水灌溉系统（并不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作物种子的改良、化肥以及杀虫剂的投入使用。虽然私人投资不可能完全替代公共设施建设，私营农业却展示出令怀疑者难以置信的生存能力。此外，像公路这种地方公共基础设施，逐渐变成公私合营或者完全的私营产物。
2014-03-24
中国政府希望以控制价格的方式来补贴国营企业，但没有正确的市场价格信号，就没有市场纪律可言。产品受消费者喜欢的国营企业不能靠扩大赢利来发展；而产品不受欢迎，应该破产的国营企业却能继续生产。国营企业因此被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有力反馈机制。
四
2014-03-24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拥有的一大优势来自于，政治上的强势集团没有固化的经济既得利益。
注: 现在呢？
2014-03-24
陈云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2014-03-24
“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他们不再盲目接受任何教义。如果社会主义可以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所谓全能的思想只不过是致命的自负而已。
2014-03-24
“要坚持改革，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2014-03-24
然而，各种挑战依旧存在。尤其是，政府既要保证所犯的错误不至于危及改革背后的政治共识，又要适度放宽政治约束，同时还不能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五
2014-03-24
2005年，在格里希逝世后两年，武汉市政府为他在武汉市中心树立了一座铜像以纪念他持久的影响。
七
2014-03-24
市场经济中，定价机制协调经济中的资源流动；它首先告诉我们资源有多种用途，相互竞争，也告诉我们每种用途的回报率，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利润最高的地方。市场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共同的市场法则下运行，并且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保证生产要素得到高效利用。
2014-03-24
于具备公开募集资本和多地运营的能力，股份制企业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自主权。
八
2014-03-24
1979年2月，负责处理农业相关业务和农村地区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同年3月，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8月，负责处理固定资本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脱离财政部的管辖，
2014-03-24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负责处理其他三家银行未涉及的所有商业交易。
2014-03-24
中央银行计划1985年放贷额度将参照1984年实际放贷情况。而这个消息在1984年第四季度被泄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银行都尽最大可能地发放贷款。
注: 和地方政府重新划定分税上缴数目是否也在这一年？
九
2014-03-24
任何经济改革都会牵扯到游戏规则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定有赢家和输家。而中国的企业改革也不例外。相对或者绝对意义上的输家，都急于抓住一切机会表达他们的不满。
2014-03-24
使所有人都在改革中过上了更好的日子，在绝对意义上都是赢家，许多人在收入阶梯的相对位置上却很难不发生改变。
2014-03-24
尽管改革在绝对意义上没有输家，但社会上依旧可以产生广泛的挫败感，很多出人头地的梦想会破灭。
2014-03-24
1989年的政治风波至少从短期来看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着巨大的影响。
注: 这里有删减吧？
十
2014-03-24
当我们认同一种制度时，我们并不再把制度作为实用工具来管理我们的社会生活或者追逐利益，而是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当我们最初制定或选择某个制度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它的实用功能；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逐渐认同该制度，把它当成我们身份的标志
2014-03-24
由于法律的强制力基本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法律的发展也代表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
2014-03-24
在法制下，中央决策必须遵循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则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决策。
2014-03-24
关于该问题的形成以及经典分析，参见Janos Kornai（1979，1980，1986）。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在投资中所扮演角色的系统性分析，参见黄亚生（1996）。关于最新的讨论，参见史宗瀚（2007）。
三
2014-03-24
1989年上任的江泽民并没能消除市场化改革所遭受的政治敌意，也无法以官方立场承认股票交易所这种存在形式。与此同时，他不愿意或者无法采
注: 无法？
五
2014-03-24
邓小平南方视察之际，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新的中国领导集体形成于1989年之后，他们谨小慎微，精神上饱受国内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困扰，同时也因苏东剧变而迷失方向。北京方面对1991年《解放日报》的评论进行了猛烈抨击，这让邓小平寝食不安。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邓小平责无旁贷，亲自肩负了重新点燃中
六
2014-03-24
供需曲线并非实物，至少不像企业一样真实存在。供需曲线是一种理论概念，它们背后真正的推动者是消费者和企业组织。经济学教科书会惯常地强调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上的推动作用，但如果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会很容易被误导。实际上，供给和需求的形成是供需双方不断招投标竞争的结果，他们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价格放开之后，有些商品和生产要素原本就存在供需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价格并不费工夫；供需双方在双轨制时期便积累了讨价还价的经验。但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未涉入市场的资本资产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例如，要如何评定一家亏损国营企业的价值？要为之前从未被纳入市场评估的商品和要素制定市场价格，供需双方要学习的还很多，面临的风险也更大。
七
2014-03-25
在1983年以前，对国营企业而言并不存在税收的说法，因为它们的所有利润完全上缴国家，国家的收入也主要来源于此。到1983年，国营企业开始按税率缴税，一部分利润得以保留。
2014-03-25
这种对税收的区别对待引起了某些省份的长期不满，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因税收标准不一造成负担不均的省份中，这种情绪尤为明显。
2014-03-25
在新税制下，消费税、关税及从金融机构中收取的企业所得税被划归中央政府征收。其他税种则被划分至地方政府，其中包括城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财产税，以及增值税中未涵盖的营业税。有些税则由两者共享，其中包括增值税（中央75%，地方25%）
注: 为何这样划分？
八
2014-03-25
在产权经济学中，权利界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
2014-03-25
这些改制分别于1992年末至1994年中完成，其背后的推动者是陈光。
注: 陈光是谁？
九
2014-03-25
所有职工不论单位所属都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也受到了职工的广泛接纳。
注: 全国各地的堵路风潮是哪里来的？
2014-03-25
中国政府认识到，公有制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来刺激国企管理者及职工的积极性，因而其在改革期间实行的所有措施，都是围绕这点进行的。
2014-03-25
市场经济一个普遍而关键的动力就在于新老企业的不断更替，但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在国有部门中则更不可能。
十
2014-03-27
生产要素向产品和服务的转化需要在一个生产结构中实现，该生产结构通过各种安排——包括非人为操控的定价机制、契约及非契约性人际关系——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协调，最终将生产要素转化成商品。[364]在这个巨大而我们又依然知之甚少的领域里，组织是关键。
十一
2014-03-27
这个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实际上是思想层面的，或者说是知识层面的。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期中国的经济状况作比较，便很容易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毛泽东对他的经济政策非常自信，决心之大以至于不惜反对一切阻力也要将其实行到底，而邓小平则直陈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上缺乏经验，两者的态度大相径庭，对比鲜明。中央领导层对自身认识缺失的坦诚使改革的试验性举措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中央政府有意愿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
十三
2014-03-30
必须谨记，市场之所以存在的最终原因是人性的弱点。如果中央计划者真如社会主义经典模式所假定的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市场将确实只是一场浪费资源的游戏。
2014-03-30
邓小平长期以来都坚持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邓小平在80年代一次接待非洲政治领导人时曾告诉他们：“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先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而这些话由于被认为太过激进而未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中。参见《财经》杂志对杜导正（2008）的采访，《今天怎样看待邓小平》，
2014-03-27
关于该政治体制的详细和深刻的分析，参见许成钢（2009）。
一
2014-03-30
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384]
注: 哈耶克
2014-03-30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体现出共产党在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
二
2014-03-3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草根阶层的穷苦农民和地方干部所做出的创新，这个来自民间的创举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
2014-03-30
在工业领域，调整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包括提高劳动报酬。这项政策的经济逻辑在于促进消费，减少经济尤其是重工业对资本投入的依赖。
2014-03-30
除此之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1978年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改革措施，“放权让利”，从而实现经济分权，给予地方政府、城市中的企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等地方上的经济参与者更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2014-03-30
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这些运动有的被政府明令禁止（1982年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以及1980年前城市中的个体工商业），有的不受政府重视（1980年后城市中的个体商业以及乡镇企业），有的则被政府小心翼翼地监控着（经济
2014-03-30
第二种改革就是我们所称的“边缘革命”。
2014-03-30
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像俄罗斯或者东欧那样在改革一开始便饱受经济衰退之苦；总体经济自改革伊始时就一直维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尽管国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重。当在国家保护下享受特权的国营企业日益式微之时，非国营经济却在茁壮成长。
四
2014-03-30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指出，伟大的帝国好像大蛋糕，最容易从它的边缘消减。
五
2014-03-30
真正的问题是全国公共市场的缺失严重削弱了市场纪律，导致与市场竞争密不可分的回馈机制不再有效。
六
2014-03-31
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增值税和土地租赁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增长。
注: 也就是说，当初制定这个政策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七
2014-03-31
如果要讨论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大转型中的作用，那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逐步从经济活动中撤离，而不是它无处不在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
十一
2014-04-01
随着经济改革，国企逐渐获得了自主权并可以在市场自由竞争，中国的大学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2014-04-02
由于无法表达他们的忧虑，阐述他们的观点，异议人士迫不得已地与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而这些人在中国却经常被贴上持不同政见者或者其他标签
十二
2014-04-02
官僚政府或任何大型组织的突出弱点，在于上层决策者往往要依赖下层提供的信息。[463]因此，包括官僚政府在内的阶层组织结构经常陷入权力与信息双重不对称的陷阱之中。顶端的决策者大权在握，但掌握的信息不仅有限，而且都是经
十三
2014-04-02
民主化（抑或非民主化）吸引了当今政治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无论该体制是否是民主的。
2014-04-02
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取得了引入瞩目的成绩，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因思想市场的缺位而险象丛生。这个缺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严重的瓶颈。
十四
2014-03-30
近期对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韧性及顽强生命力的讨论，参见杨大力（2004）和Shambaugh（2008）。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可参见裴敏欣（2006）。
后记
2014-04-02
这个试图用药物来增强自己还算不错的体质的人，他墓碑上的铭文是：“我过去身体不错，我想使身体更好；但现在我躺在了这里。”
《变革中国》读后感(八)：一本探求所谓“中国奇迹”的逻辑解释的书
虽然这本书的作者上有科斯的名字，但纵览全书之后，可能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绝非出自科斯之笔。作者试图运用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中国1949年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但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一些史料的罗列，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该作者可能可以接触到一些比较机密的档案，所以这些史料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还是比较新颖和有参考价值的。通读此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中国，任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必须在决策层达到政治上的共识，且这一共识必须满足至少三个原则：1.可以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2.可以在意识形态上不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巨大的相悖。3.不能危及到共产党的绝对垄断权力。在此三个原则基础之上的政策共识会通过5年一次的大会或者《人民日报》等喉舌发布出来。继而落实到具体政策的实施当中。
《变革中国》读后感(九)：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史的好书
考研政治勾起了我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若干兴趣。我时常会想，一个政党，究竟是靠怎样的力量在30多年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共产主义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着中共早期成员一直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性命？中国共产党内部又是如何运作？中国人到底有多信仰马克思主义？
此书从经济上探讨了建国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政策。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到华国锋时代的“洋跃进”，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草根经济揭竿而起，再到邓小平和陈云时代的“二次革命”，将中国由一个抵触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引导，最终成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
当举世都在惊叹后毛泽东时代中共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时，本书却独辟蹊径，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变革之路是由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经济体所带动的。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领导人如邓小平等的丰功伟绩，邓大力提倡“实用主义”，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解释为“实事求是”，发扬了中国人民的务实精神，加速破除一直锁在广大人民心头的错误的“意识形态”。
诚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教育方面，中国还严重落后，诚如本书所言：“中国大学更像一个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行政官僚机构，而不是一个学府”。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出产国，然而，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却异常让人深思。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还远没有得到释放，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也是世界人民的不幸。
摘录书中的部分内容：
1、把中国经济改革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并非严谨的学术。即使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在80年代，也曾经无数次将改革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当挨饿的农民们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的优越性时，当一度“待业”的城镇居民挣到了比国企员工的铁饭碗还要高的工资时，当深圳迅速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市场经济枢纽时，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被改革所震惊。中国领导人也一次次因为国企改革的失败而感到失望与无奈时，最终不得不迫使上百万国企员工下岗。中国经济大转型绝不是靠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处心积虑、耐心设计的结果。 ——P231
2、很少有新的党员是单纯被共产主义教义吸引而入党的，他们甚至不熟悉共产主义。当加利福尼亚大学对迭戈分校的理查德.迈迪森教授于2007年至2008年间到复旦大学访问时，他发现他的班里一位优秀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却几乎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当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敌对时，这已经不是西方通常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了。——P233
3、正如邓小平所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很少有功夫专研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原典。那些在莫斯科仔细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领导人大都没能跳出本本主义的影响；他们要么死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要么走上不同的路线。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是被他中国化了的。在毛泽东阅读的书单上，中国古籍远超过马克思主义原典。即使在社会主义的高潮，中国依旧不乏中国特色。 ——P234
《变革中国》读后感(十)：从《变革中国》看中国变革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了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演讲，表达了继续开放的决心，改革开放也即将进入“2.0”时代，改革与开放分别指向两方面，改革向内，开放向外，开放倒逼改革，改革促进开放，这样的太极式关系将继续引领中国的变革。
同时，美国对华贸易战逐步升级，亮出“芯”武器，“休克”八万名员工的中兴，引起一片哗然，骂声与援声纷至沓来，好不热闹。
随着上述事件的错综变化，读完了罗纳德.科斯的《变革中国》，一眼看时事、一眼看往事，读完之后，思绪依然沉浸其中，继续着外行看的热闹。
一、 从中国看中国
建国初毛泽东曾向梁漱溟请教新中国的建设之道，梁说了两点“了解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之后，行政集权（古时的郡县）与地方分权（封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执政者无法摆脱的问题，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一直与权力阶级存在着矛盾，权力阶级一直在试图垄断整个精神领域，这种权利内部的制衡以及权利与下层的矛盾一直推演至今，伴随着中国的变革。
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极佳案例，堪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张五常），那么，这么伟大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有些信息和细节是如科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无法考证的，如作者所言，只能通过本书来呈现一个大致清晰的脉络。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也处在陈云的保守与邓小平的改革相互制衡的背景之下，也许正是在这种对抗又共存的环境下，个体经济才得以藏身于“乡镇企业”这个特洛伊木马之内杀将出来，并在邓小平“实践论”的政策支持下策马奔腾，跑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之路。
现在回看这条路，满是“资本主义”的绊脚石和“改革是背离社会主义”这样偏离政治方向的分叉路，因此，这绝非领导者事先规划好的路线，这条路的成功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那时，还被颇具中国政治智慧的称为“商品经济”。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距离的拉远，改革进程中那些细节也终将会伴随着历史的滚滚洪流浮出水面
二、 从世界看中国
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时下兴起的行为经济学，任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不应该脱离人，正是人的行为影响着经济，因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自然规律也同样使用于经济世界，经济资源只在更懂得利用它的企业中流通，企业间最重要的竞争也许在于产品创新，即设计新产品以及提供新颖优质产品的能力。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中兴事件中，中国企业在如今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位置，这件事看到我们的企业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所谓全球化，就是优势互补、优胜劣汰，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分工，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带来国外的资本投资与技术优势，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与全球其它各大经济体的企业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美国有通用、苹果、因特尔、波音、IBM、可口可乐、保洁，日本有丰田、本田、索尼，韩国有三星、现代，这些公司都曾打造过影响全球的产品和品牌，而我们呢？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中多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石油等垄断国家资源的国有企业。通过优势互补我们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格局，而中兴面临的，也是诸多中国企业正在面对或者即将面对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优胜劣汰的环节，市场考验的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习主席讲到的开放和创新，都说明如今中国的领导者已经找准了方向，看清了问题，只是在这段过程里，中国还要交很多学费，这也是贸易战中为何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与自信的原因。
三、 从现在看中国
当下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创新不足，创新靠的是人才，如钱学森临终前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习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来培育，可悲的是中国教育里，评价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是“听话”，这无疑于扼杀创新思想于“起跑线”上，同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方面，行政干预让大学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行政官僚机构，并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变得商业化，用绩效为基础的奖励体系强制学者们发表论文，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扼杀了创造力与原创性，大学作为思想市场的沃土，却难觅自由思想的踪影。在培养不出人才之外，中国还面临着大量优秀学生向海外流失的情况，二者使得中国面临创新人才的匮乏。人才以及自由的思想市场的缺乏，将导致科技创新乏力，而这正是中国制造的软肋。
司马迁说过“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基本解决了世界上近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不得不堪称伟大的奇迹，但一个政府的任务除了保证物质上的充裕，还有培育并维持自己的思想世界。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从秦始皇开始的对骚乱的恐惧应随着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增强而消散了，思想市场的建设和开放不会给社会增加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它的作用是带来宽容与多样性，促进试验与创新，增强社会的韧性。
如科斯所言，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他们活跃的思想如今还像冰山一样，不见天日。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损失。
所幸，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改革时期，我们也将亲历一轮新的历史，希望在这一轮改革开放中，开放思想能够进一步深化！具备无限智慧的中国人能走出一条创新的复兴之路，建成一个文明的思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