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心灵读后感10篇
《苏联的心灵》是一本由[英国] 以赛亚·伯林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5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一)：那些活着或者死去的灵魂
也许只有出生于这个制度之中，带有这个制度的血液，才能对这样的制度认识得最深刻，才会对生活于这个制度中的知识分子有着最深切的体谅。以赛亚·伯林是个英国的研究者，但出生于俄罗斯，直到苏维埃体制建立三年之后，在他十一岁时，才与父母一起离开那个他终身关注着的国家。在伯林的笔下，苏联展现出它最真实而残酷的一面，而苏联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则也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以赛亚·伯林的这本《苏联的心灵》，是他以前未发表过的文章辑录，他此次观察的是苏联铁幕后面，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以及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制度之下，思想与文化的传承，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苏联这个国度（其实更应该说是制度）的心灵。在书中，伯林既写到了当时整个苏联文化的现状，也具体地写到了阿尔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经历。伯林对于当时气氛的把握，相当的传神，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虽然他在文中对此并无过细的描写。我们能在阅读之时感觉那种压抑那种恐惧那种担忧那种战战兢兢中又暗含着希望的情绪，在黑夜里等待着客人的来访，幽暗、冰冷，又有一些温暖，只要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就会在记忆之中对这种气氛留下深刻的烙印。
那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似乎生来就浸泡在苦难之中。他们与旧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了那时知识分子的果敢、勇气、智慧与力量，虽然同样具有对于俄罗斯的忧虑之心，同样有着忧郁的情感，同样有着对于广大身处下层的人民的同情，但他们却已不能直起腰身，只能嗫嗫嚅嚅胆战心惊地活着，在黑暗冰冷之中，偶尔发出点幽微之光，显示着他们的存在。而这种偶尔的声音，却又与着旧时的俄罗斯作品不一样，沉重的高压之下的艺术，似乎有着别样的味道，真实而苦涩。如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在庞大的俄罗斯文学库里难以找到类似的作品。可惜，这样的作品在整个苏联时期显得太少所以弥足珍贵，更大量的作品却是我们曾经熟读的充满革命激情的社会主义文艺。
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具有一种勇气，他们能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他们不畏坐牢流放，甚至不畏死，那些民粹主义分子，那些青年的学生，曾经制造过多少暗杀暴力事件，曾经多少人以生命去追求着自己的理想。这种激情与勇气，也许也包括鲁莽与冲动，曾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显著的品质。然而，在苏联时期，这样的品质消失了，整体上来说，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失去了阳刚之气，好像精神上被整体阉割似的。他们在也有人在不断地反抗，不过反抗的声音是如此的微弱，反抗的方式是如此的忧郁而无奈，相反，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到了权力阶层，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着这种极权与荒谬的体制唱着赞歌，这种赞歌不仅在俄罗斯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让人怀疑，苏联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已经不存在。
是什么让不畏死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蜕化为精神阳萎的苏联知识分子？为何在俄罗斯旧体制时期，死亡、坐牢与流放压不垮这个桀骜不驯的群体，然而制度的变化却让他们变得如此服服帖帖？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苏联存在着，在世界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在中国也许更加的严重。
这本书看到最后，就是编者辑录了伯林在书中所提及的俄罗斯及苏联时期的文化人物，他们都是俄罗斯或者苏联的心灵。这个名单很长，每一个人都有简历。在对简历的细读之中，也能让你的心灵受到震撼。名单上很多生活于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死于非命。要么被处决，要么死于流放及监狱之中。未死者，除了与这个体制密切的合作，成为这种思想的鼓吹者之外，余者大多亦是饱受摧残。光是看这份名单，即有一股恐惧之感自心底而生，想想现实生活于那个时代那个国度的人们，会是怎样的一份心情？这与旧俄罗斯时代知识分子为理想的求死之心不同，那是主动的求死，有着一份激情有着一份壮烈，而这是被动地等死，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但死神却不知何时来临，周围的人一个个地消失，总有一日死神会敲你的门。在这种恐惧的等待之中，你的意志你的一切都会被摧毁，你只能乖乖地放弃抵抗，老老实实地匍匐于恐怖之下。
这就是这个政权的统治之术，非常的恐怖而又极其的有效，他们对知识分子（其实是全民）营造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生活于战栗之中，生活于忧惧之中。他们所屠杀知识分子的人数，恐怕在历史上也没有谁可比拟，即使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清两代的文字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统治者们压垮了知识阶层的良知与勇气，实际上也摧毁了整个民族的心灵。随着大量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入狱、流放、处决，曾经敏感而灵性、自由而奔放的俄罗斯心灵，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一整套违反人性、狂热而整齐划一的教条，统治了俄罗斯七十年时间。
恐怖气氛只是这种统治术之一，这一步是恐吓着最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战战兢兢地活着，推动他们的思考能力，并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具有危险思想并有着反叛精神的人。他们让恐怖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之间蔓延着，让他们人人自危，让他们互相提防互相检举，激发出人内心的恶来。另一方面，他们则以利益诱之，以高官厚禄来吸引知识分子。天堂与地狱，你自己来选择。这样，从总体上分化着知识阶层，一方面为他们的政权找到了吹鼓手，另一方面则完成了让知识分子自我管理的任务。在书附录的名单中，我们也见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以出卖心灵作为晋升之阶，他们为文为这样的极权辩护，他们成为了党在文化领域里最忠实的打手，他们成为现有文化秩序的最坚决的维护者。他们的灵魂也构成了苏联心灵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散发出一种不同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完全不同的异样色彩。他们名字后面没有处决流放的字样，他们都得到了善终。他们是活着的灵魂，实际上他们的心灵早已死亡。
在普遍的恐怖气氛与个别的利诱两种力量的牵引之下，苏联完成了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改造，锻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苏联的心灵。在苏维埃体制之下，知识阶层的独立性消失了，而奴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而将一切思维交托给了党。他们一方面在这种恐怖之下苟且偷生，另一方面又在祈求着党的赏赐能降临于自己的身上。七十年中，整个的知识阶层集体阳萎，既无创造力，也无活力。连阿赫玛托娃这样的忧伤异端者也从这个群体中彻底失踪，连索尔仁尼琴这样与极权理念有着某种相似性的异议者，也只能流亡国外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苏联的后期，支撑着苏联知识界脸面的，也只有萨哈罗夫，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苏联的体制是失败了，最后轰然倒塌，但它在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方面，却是异常的成功，并且有着不少的传人。当下的中国，自然是青出于蓝，整个知识阶层的被阉割状况，亦更胜于前苏联。整个知识分子不仅是失却了阳刚之性，更是失去了血性。斤斤于利益，混迹于官场，近日甚至有所谓的精英人物，不吝自己书法的拙劣，挽袖为当权者书写着文化教条，而这些教条，正是曾经将他们阉割的刀具。也许他们还倍觉荣幸，终于进入了当权者的法眼！苏联的心灵里，虽然也是泥污蒙昧，毕竟还有着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光彩，然而中国呢？我们仅有萨哈罗夫已经走了。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二)：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文化问题
在红色的俄罗斯时代，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亦或是后来的红色继任者，对于苏联本身的文化的影响首先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专制，究其根源在以赛亚·伯林的严重认为是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出于政治面目的目的并和个人领导者性格有关的一种解释。书中的观点和以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作者认为苏联的文化是一种死板的，而且为是为政治化服务的一种工具，深究其根源，很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整个文化范围的控制。这仅仅是一个原因。但是个人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作者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比如，苏联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化，领导人本身的文化素养，甚至于俄罗斯民族本身在欧洲的地位等等。
诚然，共产主义时代下的苏联确实在文化上过于单调，从二三十年额大清洗到二战前夕的整个苏联文化确实是一片荒漠。但是从深层角度看，这是有一定根源的，从当时所有的环境看，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恐惧，尤其对西方的而言，更是一种潜在危及自身的潜在恐惧因素。为了自身的安全，无论是西方还是共产主义的苏联都要为自身的发展谋求一个安全的或者看上去很安全的环境，不管是政治的，国防军事的，亦或是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但是是人都知道，人的思想史最难控制的，但是也是最好控制的。在更深层次上，对文化的控制和引导是一种具有相对积极意义的政治目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必然是要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观念，以区别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相当于自己重新另立标准的一种开山式作为。因为从历史上或是文化上，俄罗斯本身在西方眼里不算上乘，而这点俄罗斯自身是知道的，但是在自卑的心理中又有着希望又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强烈目的性愿望，如果单单跟从西方的文化，那么苏联永远也不哪呢过占据老大哥的位置，这就其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他也知道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第一，那么在文化上也应当有所建树），于是只能另立标准，根据马克思主义化文化论的方针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标准。这是其中政治因素。当然从领导者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必然的。
作者书中对斯大林的权术的概括很有创意：人为的辩证法。这点从历史上是可以考证的。无论是大清洗时期，还是二战时期，斯大林本身的政策，是很摇摆不定的，为什么？因为路线在改变，不停的改变路线，不停的变换着人民的思维定式，使人们摸不清这个体制内到底在想什么。人人尽量自求自保，这样一来，对于所谓的异端思想而言，便丧失了一部分其文化的根源因素。这种政策的实施首先还是出于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安全感和控制力，当然不排除斯大林的个人素养有别于苏联本身的知识阶层的水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自卑心理造成人为政策的诱发因素，但是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种私人化表面现象，就根源而言更多得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共产主义抱有很大的偏见和错误的意识，这点在正常不过了。但是作为国家而言，这种抱怨很有了可能直接上升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种冲突，进而蔓延到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样一来，其影响是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书中，作者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些概括，认为是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点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妥当，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不存在简化与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间很较早，作为国家精神学说而言有着很多与时代不同的内容，如何更新这些内容？又如何判定执行这些内容的路线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得到利益了，或者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了，那么这就是马克思注意的重大体现了，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利益不能均沾，资源分配不公，导致一系列问题丛生，这在苏联是很严重的，只不过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和KGB在某些时候对于思想犯之流处理的很及时罢了，对于文化阶层，或是知识阶层则不这么好处理了。因为这些人知识阶层在一定意义有着国家象征。所以要不停的引导他们，并把他们限定在所谓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苏联的当局者自以为这样是一种很好的措施，其实不然，文化的开放不代表着意识形态的更迭。多种文化的并行发展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点上，苏联并没有很好的领会他们前辈的意图，只是单纯的机械套用，条文解释，条例执行，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如同一套机器一样，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共产主义，前进！那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文化，也不可避免的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领域。书中关于两位著名作家的访谈实质上可以纳入微观文化层面的范畴，本书中关于斯大林时代下的艺术，苏联为什么隔离自己，苏俄文化，和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可以说在宏观上较好的分析了苏俄的共产主义文化，总体来讲，本书可以作为在文化体制方面研究共产主义的一份较好资料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三)：苏联的心灵装在我们心中
俄罗斯20世纪那段历史的阅读体验，让人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那本应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罪恶，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行着。透过旅人的眼光，注视那片时空下的人与事，新鲜的或是腐朽的，罪恶的或是美好的，尊贵的或是猥琐的，也许能让索多玛城中的人们，看到未来的希望。烈火倾下时候，还有些拯救着我们的义人，虽然那决然不是土地上的人，而是生存在人的内心处牢固的福泽。
伯林是在少年时代逃离苏俄帝国，在英国成年；伯林之前，赫尔岑也流亡在英国了。英国是个什么国家呢？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道“英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流亡者，并无特殊的好感，认为这都是些穷小子，而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英国不能放弃自己的庇护权，它是不可侵犯的，正如集会权和出版自由一样不可侵犯。”伯林在英国受高等教育，并且以睿智的思想与行动力获得英国社会的认同，加入外交部，主导对苏联的政策，甚至是最早的要求英国与美国结盟的人，后来还在牛津谋得了教职。他是移民，但在英国——自由权利被捍卫的地方，他获得了自由。
伯林眼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死在苏俄劳改营的曼德尔施塔姆、终身不屈于强权的帕斯捷尔纳克、天鹅绝唱般凄婉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宛如废墟中的珍宝，延续着俄罗斯的文脉，乃至最终在1989年重生。伯林1945年剖析了斯大林统治权术，那恰好正是毛及其跟随者的统治圣经。
俄罗斯幸运的是有一批笃信宗教的热爱真理的人，有伯林。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四)：摘
俄罗斯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保持着某种程度德隔绝，因而也从未真正成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使俄国更为彻底地与世隔绝，她的发展夜势必变得更加自怜自艾，与邻国发展大相径庭。
1900-1928
全神贯注且不厌其烦地沉浸在对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或许是整个俄罗斯艺术和思想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
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只允许发表经过仔细筛选的作者的作品和观点。公众注意力集中在新的实验性作品上。
1928-1937
国家控制贯穿始终。1917.02-10月是俄国现代史上唯一一段没有书报检查制度改革自由时期。1934年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采取分级监控的办法进一步强化了这项古老的制度。首先通过作协，然后经相应的国家委任的人民委员，最终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
作家们不得不锻炼他们把握分寸的能力，在不打破正统的框架或招致直接的罪名和惩罚的前提下来表达他们非正统的观念。
高尔基利用其巨大的个人权威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
1937-
大清洗。
曼德尔施塔姆被消灭。茨维塔耶娃自杀。叶赛宁自杀。马雅可夫斯基自杀。
对权威的卑躬屈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文学官员们开始意识到他们（阿赫玛托娃 帕斯捷尔纳克）的价值将来某一天会成为国家引以为豪的一部分，结果他们的地位提高了，个人的安全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既不愿意成为宣传的喉舌又要保存自己，你就必须保持低调：显然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太受欢迎了，以致他们难逃猜疑。
有些人公开宣誓献身国家的事业，并非出于被迫而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
有些人试图与国家保持一种友好关系，既不妨碍国家，也不希望国家妨碍自己，谨小慎微，不做违法之事，即使过着毫无报酬不被认可的生活，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单要让评论者个人意识到他的错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要发表一种与原来的评论针锋相对的评论，指出原来评论的错误并标明官方对所评著作的态度。
作家一般被看作是需要严密监视的人群，因为他们打交道的是观念这种危险品。
只有通过与作家及其朋友们的谈话，才能获得有关苏联体制在私人和艺术生活中如何运作的一些有条理的见地。
许多具有超凡感受力和文学天赋的人把伟大的西方经典翻译过来，而雇用廉价文人的翻译在俄国简直闻所未闻。
从浮光掠影的创作和粗糙的标准化英雄崇拜的正统理论中，不可能诞生真正的艺术作品。
满怀好意对他们谈论最多并自以为为了或者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实际上最不了解他们。
曼德尔施塔姆为了坚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付出了常人几乎无法想象的代价。
一个人跑来要他在一封声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公开信上签名。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并解释了拒绝的原因，那个人听后失声痛哭，说诗人是他见过的最高尚最圣洁的人，还热烈拥抱了他，但随即他便径直去找秘密警察告发他。
“作为诗人，我或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为人类自由而战的战士，我必将被人们永远铭记。”
她（阿赫玛托娃）回答说当那些了解我所说的那个世界的人都变得老态龙钟或行将就木时，这首诗（《没有主人公的长诗》）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它将伴随着她以及她那个世纪一起变为历史，它不是写给永恒的未来，甚至不是写给子孙后代的：唯有过去对诗人才有意义——尤其童年——那是他们渴望重生渴望复活的情结。预言、对未来的颂歌，甚至是普希金致恰达耶夫的伟大诗篇，都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浮华词藻，用冠冕堂皇的观点来吸引眼球，是诗人用眼睛在端详模糊难辨的未来。她瞧不起这样的装腔作势。
“知识阶层”表达的是一种俄国现象，它诞生于1815-1830年间，是由一群有教养的、道德敏感的俄国人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卑贱、贫穷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忍暴虐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
他们坚信个人与政治的自由，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坚信真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与科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他们持一种启蒙的观点，推崇西方的自由和民主。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五)：荒野里不灭的火光
【作业向读书报告渣文】
谦逊和自负
“伯林式的谦逊标题”是书中经常出现的字眼。这位儒雅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不想让自己的文章标题宏大得张牙舞爪，而文章内容也是娓娓道来，平和而又睿智。但这些文章辑成一书后，却冠上了一个足够宏大且自负的标题：“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这是有理由的自负。西欧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屡次穿越铁幕进入苏联，接触了从官员到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无疑极具象征意义，阿赫玛托娃甚至确信她和伯林的接触最终促使了冷战的爆发。伯林深情回忆了他和俄罗斯“白银时代”遗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交往，同时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倾泻自己的同情——在伯林看来，他们才是“苏联的心灵”。这些最桀骜不驯的头脑，在“人为辩证法”的风暴中奄奄一息，却依然顽强地闪现在“一元论恐怖试验的试验场”里。
副标题同样意味深长。“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把苏联强大的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置于时代背景性的、外来者的位置上，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压迫姿态包围、囚禁着俄国文化。在伯林看来，这种包围和囚禁是简化和僵化了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行让自己成为核心的做法，只是它的空洞难以掩盖，连苏联公民也早已看透许多谎言，尽管筋疲力尽的他们选择了默然。而伯林就要抽丝剥茧，他要揭开苏联统治手法包裹起来的面纱，直奔心灵，直奔俄国文化。书名里渗透的“自负”，是一颗对俄国、对自由最热烈真诚的的追寻之心。
人造自然法则
共产主义散发的强烈理想主义气息让苏联从诞生之日起就染上理念的、人为操控的色彩，领袖斯大林的铁腕固定出一套官方思想，而后用它来裁剪和控制现实。苏联一方面致力于消除国内革命后各种随机和不稳定因素（包括“革命进行过头”或“革命动力减弱”，以及独立的思想），一方面又对“冲突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观情有独钟。没有冲突，创造冲突也要上，但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精心设计发明的“冲突工具”，庞大的统治机器在维持自身、掐灭各种的不稳定火花的同时，制造出冲突为自己做循环论证，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最终塑造了苏联。
“能够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行为与党的辩证运动合拍搭调——对从左向右转这个精确瞬间的把握多半靠的是直觉——那是苏联公民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诀窍。”伯林在《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统治术》一文开篇如是写道。“辩证运动”一词分外显眼，伯林在此显然借用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标准词汇，苏联官方宣称这些运动是历史客观规律的体现，是国家进步、建设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而在嘈杂呆板的大喇叭下，斗争“持续紧张”，苏联公民只是疲惫奔命于政治运动的转向。身处这些运动中的人或许绝望但不彻底，卑微的平等和巨大的恐怖让他们只能安于顺从。人民的行动由此被精确调节到一个“安全”的区间，在这个区间，他们能有组织地大规模生产，被挖空所有劳动的潜能，而不会丧失行动能力或揭竿而起。
伯林称“人为的辩证法”为“惊人的发明”。这一僵化的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斯大林手上孕育的畸形产儿密切配合着国家机器，而这个国家一边竭力鼓动世界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一边乐此不疲地使用着这个“那些最无情狂妄的资本主义剥削者梦寐以求的东西”，这难道也是“辩证法”的体现吗？伯林没有点破，却已足够让读者不寒而栗。
苏联的心灵
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常常是此消彼长的，政治权力总是在高位挥舞着指挥棒，凭借自己的需要决定文化的处境，甚至把文化完全纳入为自己服务的轨道。所谓“自由的文化生态”不少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多少文化的繁荣在政治变幻的风云间转眼就断壁残垣，这在苏联这样强势的集权国家尤其明显。时进时退的文化尽管弱势，但从未真正消亡和屈服，曲折发展的文化大概才是“唯物辩证史观”最准确的注脚。
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伯林在书中提到的这三位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苏联政治最高压时期留存的文化的火种，他们是“白银时代”的遗民，也是明日俄罗斯文化涌动的暗流。
曼德尔施塔姆自始至终保持着诗人的特质，这让他无法在严酷的政治生态中生存。在《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一文中，伯林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和同情。曼德尔施塔姆没能躲过“大清洗”的恐怖，1938年死于苏联集中营，而伯林在1965年写道：
“东方欲晓，光明不会遥远，到那时，新一代的俄罗斯人将会知道，在苏维埃共和国早期那段饥渴而又荒芜的年代里，还曾经存在过一个怎样丰富而不可思议的世界；而且它没有自生自灭，而是仍然在渴望着充实和完成，从而不让自己湮没在某一段不可挽回的历史之中。”
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则幸运得多，他们在“大清洗”中得以保命，虽然长期被苏联官方监视和限制，但得到了官方一定的承认，且能够经由伯林帮助千辛万苦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并获得诺贝尔奖，或者用各种手段发表自己的诗作，在卫国战争时期热烈地讴歌俄罗斯母亲。
在伯林看来，从最初的俄国到后来的苏联，其和西方长期的隔离（不是孤立）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原因。俄国长期在西欧面前感到自卑，而自己跨越东西方的地理位置也让它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边。这样的自卑和尴尬是苏联自我隔离的民族心理背景，而现实政治原因更是不言自明。与隔离相伴生的是俄国文化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民族的自恋，这让俄国人看问题总是考虑“某个特定社会（即俄国；其次才是人性）在它发展的特定历史（或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阶段所必然选择的道路”，总是向往“对各种宏观问题进行全面解释的哲学体系”。
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他们都是流淌着俄罗斯血液的人。诗人和作家们坚持在政治高压下留在苏联，因为他们拥有极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和作为俄罗斯人的认同感，他们无法割舍祖国的土地。他们能超越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风向，一如既往地歌颂俄罗斯母亲，也因为有这样的性格，他们才成为伯林眼中“苏联的心灵”，成为荒野里不灭的文化火光。
伯林描写了他们对外部世界新思想、新变化，对交流的极端渴求，这也是那个时代俄国人精神资源匮乏的反映。伯林多次描写道统治下的苏联民众，他们虽然疲惫，但仍保持着纯朴普通人的魅力，仍然是充满浪漫和幻想的俄罗斯人，对文化保持着长久的渴求。我们能读出伯林笔下的欣慰，他从知识分子（或者伯林认为的“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中，看到了俄国文化的明天。
自新世界
在历史长河面前，人生何其短暂；能够想象，一个人的一生如果都处于历史的荒诞中，将是何等的悲哀。伯林认为苏联集权出现的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而偶然性在俄国召唤出的人为辩证法集权幽灵将会笼罩多少人的一生！人或许能意识到自己的荒诞处境，但当历史的荒诞看不到边际时，这只会徒增无助和恐慌。包括伯林在内的许多人都曾怀着这样的心情注视着苏联这方乌云，但90年代初的发生的事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伯林预感到没有斯大林铁腕的“人为辩证法”将会愈加困难，但他显然没有料到一切来得如此迅速。1990年，伯林写下《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这篇文章放在书最后，篇幅短小，如同一声惊喜的呐喊。
“除了这些普遍反响之外，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强烈地触动了我——出乎所有人的以外，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俄国知识阶层居然幸存了下来。”伯林难掩激动，他在过去几年看到了继承了老一代知识阶层优秀品质的年轻苏联公民，这大概是对帕斯捷尔纳克们坚守到底最好的回馈吧，真正的心灵是不会被掩盖的。
伯林对于未来持冷静的乐观态度，他相信俄罗斯民族会带给所有人惊喜，但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坎坷，我们不得不对未来始终保持清醒的谨慎——“决不要太热情”。苏联有形的、强力的精神压制或许不复存在了，但西方自由外表下的泛娱乐化何尝不是另一种精神的自残？伯林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欢呼也是冷静的。而苏联解体至今20多年，俄罗斯前往“新世界”转型冲击的剧痛无不在警示着我们，一切还远未终结。
无论如何，集权的乌云已经散去。新问题和新挑战会接踵而至，但伯林相信，能挣脱集权的力量也能面对未来的一切。虽然事情在今天看来依然并不明朗，但这是每个人必须怀有的长久的信念，只要他热爱人类，热爱自由，只要他相信“苏联的心灵”也是全人类共通的心灵。决不要太热情，也决不能就此悲观。
全书最后一句话正好作结：
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六)：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文化问题
在红色的俄罗斯时代，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亦或是后来的红色继任者，对于苏联本身的文化的影响首先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专制，究其根源在以赛亚·伯林的严重认为是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出于政治面目的目的并和个人领导者性格有关的一种解释。书中的观点和以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作者认为苏联的文化是一种死板的，而且为是为政治化服务的一种工具，深究其根源，很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整个文化范围的控制。这仅仅是一个原因。但是个人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作者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比如，苏联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化，领导人本身的文化素养，甚至于俄罗斯民族本身在欧洲的地位等等。
诚然，共产主义时代下的苏联确实在文化上过于单调，从二三十年额大清洗到二战前夕的整个苏联文化确实是一片荒漠。但是从深层角度看，这是有一定根源的，从当时所有的环境看，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恐惧，尤其对西方的而言，更是一种潜在危及自身的潜在恐惧因素。为了自身的安全，无论是西方还是共产主义的苏联都要为自身的发展谋求一个安全的或者看上去很安全的环境，不管是政治的，国防军事的，亦或是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但是是人都知道，人的思想史最难控制的，但是也是最好控制的。在更深层次上，对文化的控制和引导是一种具有相对积极意义的政治目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必然是要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观念，以区别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相当于自己重新另立标准的一种开山式作为。因为从历史上或是文化上，俄罗斯本身在西方眼里不算上乘，而这点俄罗斯自身是知道的，但是在自卑的心理中又有着希望又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强烈目的性愿望，如果单单跟从西方的文化，那么苏联永远也不哪呢过占据老大哥的位置，这就其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他也知道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第一，那么在文化上也应当有所建树），于是只能另立标准，根据马克思主义化文化论的方针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标准。这是其中政治因素。当然从领导者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必然的。
作者书中对斯大林的权术的概括很有创意：人为的辩证法。这点从历史上是可以考证的。无论是大清洗时期，还是二战时期，斯大林本身的政策，是很摇摆不定的，为什么？因为路线在改变，不停的改变路线，不停的变换着人民的思维定式，使人们摸不清这个体制内到底在想什么。人人尽量自求自保，这样一来，对于所谓的异端思想而言，便丧失了一部分其文化的根源因素。这种政策的实施首先还是出于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安全感和控制力，当然不排除斯大林的个人素养有别于苏联本身的知识阶层的水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自卑心理造成人为政策的诱发因素，但是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种私人化表面现象，就根源而言更多得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共产主义抱有很大的偏见和错误的意识，这点在正常不过了。但是作为国家而言，这种抱怨很有了可能直接上升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种冲突，进而蔓延到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样一来，其影响是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书中，作者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些概括，认为是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点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妥当，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不存在简化与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间很较早，作为国家精神学说而言有着很多与时代不同的内容，如何更新这些内容？又如何判定执行这些内容的路线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得到利益了，或者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了，那么这就是马克思注意的重大体现了，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利益不能均沾，资源分配不公，导致一系列问题丛生，这在苏联是很严重的，只不过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和KGB在某些时候对于思想犯之流处理的很及时罢了，对于文化阶层，或是知识阶层则不这么好处理了。因为这些人知识阶层在一定意义有着国家象征。所以要不停的引导他们，并把他们限定在所谓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苏联的当局者自以为这样是一种很好的措施，其实不然，文化的开放不代表着意识形态的更迭。多种文化的并行发展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点上，苏联并没有很好的领会他们前辈的意图，只是单纯的机械套用，条文解释，条例执行，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如同一套机器一样，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共产主义，前进！那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文化，也不可避免的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领域。书中关于两位著名作家的访谈实质上可以纳入微观文化层面的范畴，本书中关于斯大林时代下的艺术，苏联为什么隔离自己，苏俄文化，和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可以说在宏观上较好的分析了苏俄的共产主义文化，总体来讲，本书可以作为在文化体制方面研究共产主义的一份较好资料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七)：谁的心灵？--读后感
我是此间给了这本书最低分数的读者。
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从小在国营工厂的院子里长大的，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长大的人。对这本刻意的丑化苏联的书自然没有什么好感。
这书在此间被吹捧的如此之高，自然有它借古讽今的意思。
不过，我就想，几个知识份子的苏联的心灵是不是真正的苏联的心灵？
他们是否就代表了全体的苏联人。
我想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派要读的书总有几本，《通向奴役之路》，《国富论》，《动物农庄》，可能还要再加上《美国的民主》之类的书。
有人还要再加上索尔仁尼琴。
现在的人很喜欢用被洗脑这样的词，其实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不是被这种思想就是被那种思想，根本不存在真空的绝对的自由思考。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阶级的世界上。
本书的作者是个西方的知识分子，虽然早年出生在苏联，但是对那个国家一向是具有流亡贵族的敌意的。所以他的眼光无非就集中在发现这个国家的缺陷方面，好象那个时代的苏联是人间地狱一般。
不过，我也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沙俄不也是群魔的世界吗。
对某些人来说，某个时代的的某个地方是地狱，而对另外的一些人是天堂，这完全在于你所属的社会阶层。
苏联时代是从旧俄国落后的农业国到工业国的时代，假如按照某些知识分子的看法，整个民族的飞跃还不如他一个人的自由来得重要。
知识分子总是向往着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由一般知识和道德上完全优等的少数贵族统治，然后又在后来的时代加进去了富有的人，这大概就是精英统治吧。
当然，这个世界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富人统治穷人的。
十月革命使得有些人恐慌完全是多数人造反吓坏了他们，其中的俄国知识份子又显示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游移不定。
其实那么多的关于世界历史和文学作品，归结起起来，无非是马克思的那句话，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无论是下层把自己的观念套在上层的脖子上，还是上层把自己的观念套在下层的脖子上，都会不舒服既而反抗。
一个完美的世界，从来也不存在。
这本书令人感到厌恶的地方还在于完全把阿托尔斯泰和法杰耶夫这样的作家排除在一流作家之外。
与其叫做苏联的心灵不如叫做傲慢与偏见来得合适，因为苏联的心灵在大地的民众中间，而不是几个抽抽八囊的文人。
读后感写得很俗，因为不是精英，是作者说的那类列宁想要改造成为国家主人的乌合之众，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样称呼普通人的。
其实无论是这本作者还是本书的前序言的作者，都无非是在证明某一种理论和价值观念和法西斯一样，该消灭掉，但是又不好直接说，只好就到处的暗示----全世界精英，联合起来！
读过的书也不下几百本，但是没有一本书引起我如此的厌恶，以至于无法容忍其在我眼前出现，因此上，就丢进垃圾箱。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八)：悲观中的期待
《苏联的心灵》 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然而，这绝不仅仅是一本文化评论。作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富有独到见地的观察家，柏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共产主义时代俄罗斯文化的报告，一部苏联知识分子的肖像集，而且入木三分地分析了斯大林体制为何能够控制拥有独立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和纯真善良的民众。他对自由民主的历史进程能否在苏联很快将极权专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持一种悲观态度，他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认为极权专制“未必注定要失败”，他预言残酷无情的体制能在苏联继续维持很长时间。然而，与苏联知识分子精英的交往和在苏联访问期间对苏联普通民众的观察，又让他看到了最深黑暗中的光亮：即使是在如此摧残文化和艺术的体制下，仍然存在那些没有沦为文学官僚的真正的知识精英，他们竭力保持尚未泯灭的文艺良心；而被经典喂养大的苏联民众也没有被体制改造，仍然保持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对道德、知识和艺术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渴望。这让柏林在悲观中依然保持对苏联未来的信心，对它的潜能，对它未来可能出现的伟大复兴充满真诚的期待。
一、柏林的悲观：极权专制未必注定灭亡
柏林反对历史必然性，坚持有多种可能，他是一位多元主义者，历史必然往一个方向发展，在他看来是一种“一元论”。因此，在预测苏联体制的未来时，他从不认为其必然终结，而认为“未必注定要失败”，即使是在苏联解体的1989年，他仍然提醒人们“出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并非没有可能”。
柏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言，是因为他观察到苏联社会实际上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理想，而是是靠一套统治术在驾驭，只要最高统治者娴熟操作这套统治术，苏联社会这部机器就能保持它的运转。
这套统治术就是斯大林发明的“人为的辩证法”。柏林这样阐释它：任何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会面临两种威胁，一是狂热，一是冷漠。所谓狂热，是指革命胜利后，胜利者很快发现革命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最神圣的目标尚未实现。因此，他们开始寻找原因，认为有些人必须受到指责，有的人对革命缺乏热情，还有人暗中破坏甚至背叛革命。结果，许多人因为没有做到事实上任何人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遭到惩罚。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不会自动停止，日益形成人人互相猜疑互相指责，以牙还牙的可怕局面，最终整个体制在几乎波及所有人的疯狂猎杀异端所引起的动荡中开始瓦解。所谓冷漠，即革命后的厌倦与懈怠。革命最初的心气一过，热情减弱，动力不那么强烈和纯粹，对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献出生命和财产产生厌恶，正常的习惯又重新恢复，一开始那种大胆而又骄傲的试验气魄将慢慢减退，并最终在卑鄙的腐败和堕落中消失殆尽。它经常标志着革命阶段的终结。“人为的辩证法”就是斯大林为了克服这两大威胁而发明的。“他不是让历史按照辩证的螺旋曲线上下波动，而是要将这一过程置于人的掌控之下”，在冷漠与狂热这一对辩证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的方法。因此，苏联忽左忽右的政策的实质是：最高统治者（当时是斯大林）准确把握时机，使出恰到好处的作用力，把政治和社会的钟摆摆向任何他想要的结果。
根据“人为的辩证法”，斯大林时而调动社会的狂热——清洗、迫害，猎杀异端，当整部国家机器快要因此陷于瘫痪时，又迅速制止狂热的人们，开始批评那些始作俑者是些丧心病狂的极端分子。狂热分子被指控行为过头，压迫人民，“反清洗”开始。人民开始经历一段相对轻松自由的时期。随后，当出现一些迹象，让斯大林感到约束放得太松了的时候，又将开始重新主张纯洁和正统，严禁任何怀疑，新的循环又将开始。在斯大林的操作下，苏联社会就像一部机器，时而放松，时而收紧，来保持它的运转。
那么，苏联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人为的辩证法对他们的摆弄，过着这样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柏林指出，当社会机器由紧向松释放的时候，当革命的狂热被制止而自由相对被给予的时候，人民就会对政府充满感激。那些逃过一劫的人长舒了一口气；迸发出一片由衷的赞誉之声。一度在大屠杀中有过动摇的，对善良、智慧、洞悉一切的领袖的信仰又会得以重新确立。 整个社会“到处充满了乐观、感激，到处都在谈论着统治者的英明，因为他们已经看到那些不可靠的官员的‘过分行为’，到处期盼着更多的自由，一派融冰的气象；生产一跃而上，政府因回归到从前那更宽容的理念而受到赞誉，一段相对幸福的时光开始了。”（第139-140页）可见，只要统治者“实行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让人民“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能有些短暂的喘息”，“他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还能——仅仅是还能——忍受并继续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乐的理由。”（第112页）苏联人民尽管经历了种种苦难，但是，如果集体的苦难产生了博爱和平等呢？而且一个人只要能拥有一些快乐和激情的时刻，真正幸福的时刻，那么就可以忍受最严酷和最没有尊严的环境。在柏林与编辑的通信中，他进一步解释：苏联公民过的是一种类似军队一样的生活，“一旦军队生活的条件和军队的纪律被强制实行，人们忍耐这种体制的时间比起待在表面上看起来更舒适更惬意的国家还要长得惊人；如果他们没有真切地体验过被杀戮或被伤害，农业人口对于对他们人身的统治或专横很少会表现出反抗的倾向。”（《编者序言》第25页）柏林认为，紧张的生活能够避免因过分悠闲而引发的问题，而“因紧张而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在一个一切服从于一条僵化路线的体制里，比起一个将根本责任置于一帮神经紧张、手忙脚乱的警察手中的体制要小”。
基于以上分析，柏林预言“尽管斯大林统治时期压抑、专横而又残忍，但在此期间发生颠覆和叛乱的可能性比后斯大林时期要小。”（《编者序言》第26页）那么，在斯大林之后呢？苏联体制会不会崩溃？柏林认为，“只要苏联的统治者将这种操控统治机器的技巧传承下来……内部的崩溃看起来就不可能发生……当苏联政府很明显还保持着充分的政治敏感性，这场对一个永久军事化国家进行的实验，从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来看，就远还没有到达它的终点……绝不要低估了它的成就和活力。它的未来可能还不明确，甚至不稳定；它还可能犯错、翻船或发生渐变或剧变；但不见得一定会灭亡……”（第113页）
柏林写这篇文章 时，“人为的辩证法”正为发明创造它的本人，即斯大林所运用，在柏林看来这是苏联最稳定最不会被颠覆的时代，因为斯大林对这套统治术的运用，对火候的掌握是如此老练。但是，他尚不能预言斯大林去世后，极权体制是否会崩溃。他只是确定，“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去世迟早将会在苏联各项事务中造成危机——一场比列宁的逝世还要更严重的危机。”（第111页）后来，在他写作《苏俄文化》 时，斯大林已经去世五年，柏林得以观察“人为的辩证法”是否被斯大林的继承者娴熟操作。“过去的五年间，苏联统治者按照严格的顺序依次发起了一系列‘自由的’或镇压的运动，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虽然操作得不再像斯大林那样精妙娴熟，但其操作模式之规范，绝非无意为之。作者提出的这套假设原本只是用来解释斯大林本人的统治方法，现在看来也适用于他的继承者。”（第140页）
柏林因此进一步肯定了他一贯的看法：极权专制未必注定灭亡。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柏林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要想在莫斯科发生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权更替’这样的事情，除非发动一场战争。”（《导言》第6页）甚至，在苏联解体时，他仍然不忘了提醒“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愿我们能够肯定不会再有反复，特别是在苏联”。（第157页）
二、极权社会中的知识阶层
在靠“人为的辩证法”来运转的极权社会中，知识阶层的命运受到两个方面的操控。
第一，是“人为的辩证法”本身，它费尽心机的左摇右摆路线，不断的“清洗”与“反清洗”，耗尽了知识分子的心智，令他们无法专心创作。
“人为的辩证法”是如何达到控制知识分子的效果的？柏林这样分析，知识分子的职业要求他们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们的前途乃至命运取决于他们能够迅速而又准确地使自己适应路线的摇摆，适应这个变化多端的政权千变万化的政策。那么，当知识分子单纯维生的机会都已经要靠不断地积极支持荒谬的政策，与道德相悖的原则时；当他们的整个心智不停地在操心如何从一个位置转到另一个位置时；当他们的道德品质经受着必须向无数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神低头的考验时；当他们稍有疏忽、懈怠或者错误都会付出高昂代价时，那么他们就越来越不可能考虑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第141页）正是因此，“人为的辩证法”成功地使俄国知识阶层对政府绝对地俯首帖耳，毫无怨言地忍受降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他们流血牺牲，为整个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为胜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当革命应该带来的更自由的社会遭到摧毁时，他们也没有大声疾呼，一片沉默和完全的屈从。
第二，是“人为的辩证法”所塑造的一批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统治者，他们天生仇视教养与文雅，成为对知识分子实行迫害的直接执行者。
“人为的辩证法”要求官僚们是一批善于揣测高层路线的人，因而使一批趋炎附势的市侩成为了统治者。他们粗俗，虚伪，最大的能力是瞟一眼就能明白上司实际需要的能力，每次党的表述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们脸上都出现特有的表情。可想而知，这样的统治者天性讨厌文雅，讨厌文明的举止，因而讨厌知识阶层，内心怀着对中产阶级教养的积怨。他们对知识分子既从经济上进行剥削，又在人格上进行侮辱，同时还要求他们进步、创作，与西方的同行竞争并超越他们。（第121页）他们面对知识分子很不自在，因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知识涵养方面令其自卑。他们是一帮左右着苏联命运的大老粗，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猜疑。同时他们又觉得，伟大的民族必须拥有重量级的教授，杰出的艺术家和充分的文学作为装饰。因此他们给予那些行业的最高从业者很高的薪水，但出于自身深深妒忌的自卑感，又难以抑制威吓他们的冲动，难以摆脱羞辱他们的诱惑，当他们稍微表现出独立精神或希望保护尊严的迹象时，就会迫使他们记住身上拴着的锁链。
正是因为苏联社会被“人为的辩证法”和它所塑造的这批统治者所操纵，所以许多忠心爱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幸。最终的结果是，苏联知识阶层成了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
如果柏林仅分析到这里，那么他还不至于成为最杰出的观察家，难得的是，柏林还看到了极权社会中知识分子仍然能获得的某种快乐，看到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忍受如此苦难的生活。他观察到，无论如何，被认为具有价值的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上是无忧的，他们受到大众的崇拜和信任，社会地位很高。“一位成功的诗人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而且待遇相对来说还要比一般的苏联国家公务员好。”（第14页）他深入地分析道：“虽然那些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禁锢，但……这确实给了艺术家一种感觉……无论如何，党和国家总的来说对他们的工作还是高度关注的……艺术家还是被看作可以发挥很大影响的重要人物……如果抛开所有的恐怖、奴役和羞辱不说，这种体制对他的刺激远比那些生活在资产阶级国家，相对来说遭到忽视的艺术家同行所能受到的刺激要大得多。”（第24页）而苦难或许也真的炼就了一批伟大的人，催生了地狱之花一般的优秀作品。比如曼德尔斯塔姆，他的一些最具讽刺力量和最文雅的诗歌是在他被流放和迫害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创作的。柏林就此评论道：尽管专制政府制造出所谓的国内流亡者，但他们却能像苦中作乐的生人一样，使自己超然于那个人间地狱，以流放生活本身为素材，建构自己安谧的内心世界。（第45页）
三、发现苏联的心灵
1945年，柏林访问列宁格勒，由于列宁格勒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与外国人接触不需要那么谨慎，柏林得以与当地作家交谈。其中包括著名的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
柏林最想见到的人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清晰地记述了他和帕斯捷尔纳克见面的情形，生动描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外表、声音、仪态，向读者展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谈吐和个性特征。柏林感受到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深爱俄罗斯的作家，他拥有“扎根于俄国土地上的真正的俄国作家的情怀”，他甚至反感自己的犹太血统，“他希望犹太人不要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第60页）他“心甘情愿包容祖国的所有缺点，除了斯大林的野蛮统治”，“他把1945年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睁大双眼来发现那黑暗中的晨曦……他相信自己将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交融在一起，共同分担她的恐惧，分享她的希望和梦想……表达出她的心声。”他对俄罗斯的伟大复兴抱有希望，而把背叛、清洗、大屠杀、战争，看成是“实现某种不可避免的、前所未闻的精神胜利的必要前奏。”（第64-65页）
同样，阿赫玛托娃也深深眷恋着苏联，“无论将遭受怎样的苦难，她也绝不抛弃她的祖国。”（第76页）“无论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第78页）“她从未公开地，或对我私下地说过一句反苏联政府的话。”（第82页）这使柏林认识到，苏联的知识分子“渴望去西方访问，但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回国，他们也不会去。”
柏林说，“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他没有说明他的什么观念，如何发生了改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与这批真正的俄罗斯知识精英的接触，让柏林发现了苏联伟大的心灵尚未泯灭，“如此残忍的意识形态论争，惴惴不安地不知道会因支持哪一方面而被定罪遭到清洗，也给知识界带来了一种严酷的生命力”（第6页）那些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以及那些不向国家卑躬屈膝、竭力保持自身自由的著名作家，比那些正统的苏联作家更深沉地爱着祖国。
另一个打动柏林的是苏联人民。柏林观察发现，他们没有被“人为的辩证法”改造成“新的人类”，而是继承了苏联民族的传统基因，焕发着普通人的魅力。“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某些俄罗斯传统的性格特征，他们是伟大的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描写的那类俄国人形象最纯真的原型”（第122页）。
他们是一群对文学和艺术充满了热情和渴望的苏联人民。当时的俄国，年轻一代的作家轻率幼稚，从粗糙呆板的正统作品到充满大量文学技巧的文章无所不写，不可能诞生真正的艺术作品，但是，小说和诗歌，不论好坏，一出版就立即被销售一空并四处传播。人满为患的书店货架上总是供不应求，甚至像《真理报》和《消息报》这样的报纸在报亭待不了多久很快被销售一空。（第21页）这些事实让柏林感叹：“今天或许还没有哪个国家，她的诗歌，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优秀的还是微不足道的，销量会有苏联那么好，阅读的热情会有苏联那么高。”至于戏剧、歌剧等艺术表演，也同文学一样令公众如饥似渴，各家小剧场致力于搜寻不涉及政治的娱乐节目，尽管表演算不上精致，但却大受欢迎，因为它与苏联日常单调乏味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苏联的读者和苏联的戏剧观众那孩子般的饥渴和热情，或许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整个苏联拥有遍及各处的国立剧场和歌剧院以及地方出版社……为了满足大众极其真切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第20页）
作为观众，他们身上还保存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可贵特质，即仍然用聪明伶俐的小孩那种机敏的想象和无邪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一出莎士比亚或格里鲍耶陀夫的戏剧上演时，他们很容易为舞台上的表演所触动，就好像演的是当代生活一样；演员所说的台词马上会引来赞成或不赞成的低声议论，而且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变得激动；前线的士兵经常地将他们的上司与苏联爱国主义小说中常见的英雄进行比较。这种可贵的品质，使他们成为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心中理想的公众。这使柏林不得不相信，苏联社会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即便是最低产的种子似乎也能在上面迅速而又繁茂地生根发芽，不可能不产生艺术家。”（第21页）
那么，柏林发现的“苏联的心灵”，就不仅仅是指像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那样一批伟大的作家，也包括了这些对艺术如饥似渴的，对艺术的品味具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辨别力的苏联人民，他们是艺术家心中理想的公众，他们是催生艺术家的土壤。
四、柏林的期待：苏联民族与文化的复兴
发现了“苏联的心灵”，令柏林对苏联民族与文化的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在给伦敦的外交部写的一篇报道中，他表达了这种情感：期待伟大而又充满活力的俄罗斯文化将经受住甚至最终战胜那些由“极为可恨的专制制度”所带来的一切“错误、荒谬、罪恶乃至灾难”。（《导言》第5页）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一文中，他充满信心地说：“如果高高在上的政府操控有所改变，如果允许艺术家有更大的表达自由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这样一个对艺术创作如此饥渴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仍然如此渴望体验，仍然如此年轻，对一切看起来新鲜乃至真实的事物如此着迷的国家，总之一个拥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够扫除各种戕害文化的荒诞事物、获得辉煌的艺术的国家，不会在将来的哪一天重新复活。”（第21页）
柏林怀着这种期待继续关注和观察苏联。1958年，《日瓦戈医生》在英国出版，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柏林随后写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再次饱含深情地回忆并描绘了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肖像。
1965年，一本讨论曼德尔斯塔姆作品的书面世，柏林就此写下了《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羞怯而又容易受到惊讶却具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写诗讽刺斯大林的纯粹诗人。曾经，官方的封杀使他湮没无闻，成为一个无名之辈。对其身心的迫害直到他在集中营死去才停止。这本书的出版显然让柏林看到了一种乐观的前景，也许“曼德尔斯塔姆与一度被忽视的叶赛宁一样，也将完全恢复其真实的面目”，“或许他也会像其他‘被埋没的大师’一样被允许重见天日。”（第46页）
1989年，苏联解体，柏林表现出的兴奋与惊喜却并非出于对苏联正向民主自由迈进的绝对肯定，而是出于这样一个发现：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经历了那段恐怖的历史后，在瓦砾和灰烬中幸存了下来，在共产主义体制时期，知识阶层不同程度地被系统瓦解了，但并没有完全消灭。柏林见到了许多苏联年轻的公民，“他们看起来继承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品质、正直的思想、敏锐的想象力和极强的个人魅力。”（第159页）他惊喜地发现，“俄国的知识阶层运动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延续到现在，并正在恢复昔日的活力和自由。”他的热情期待：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惊喜呢。”（第160页）
正是不死的“苏联的心灵”，让柏林在预言未来时尽管仍然保持惯有的带着悲观色彩的“多元主义”——“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愿我们能够肯定不会再有反复，特别是在苏联”，却还是表现了更多的乐观——“目前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出现新的专制主义”，“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第160页）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九)：心灵是时代的镜鉴
作为曾经的俄罗斯人，后来的英国驻俄外交官和热爱自由的学者，无论从哪方面看，伯林对俄罗斯的持续兴趣都顺理成章。这册文集，除了最后一篇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的《不死的俄罗斯知识阶层》是较宽泛的时评类文章，其余部分都集中关注俄罗斯历史的黑暗时期。这段时期里，俄罗斯遭受了纳粹德国的入侵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俄罗斯有过无数伟大的心灵，最坏的年月愈发能衬托出这些心灵的可贵。第五纵队式的内部绞杀，不仅直接损害这些心灵，更破坏了他们栖居的土壤。
伯林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不尽相同，亨利*哈代在《编者序言》里介绍得很清楚，有向政府提交的备忘录（《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有受编辑所托而写的评论文章（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另一篇鉴赏文章《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为专业杂志（或机构）撰写的文字（《人为的辩证法》等）和自己的私人回忆（《访问列宁格勒》等）。不同的动机、题材、文体，保证了行文视角的多元，加之伯林又是整个苏联时代的见证者，所以这本书有特殊的价值。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顺理成章的期望，却往往滑向不切实际的狂热，影响了到对周围世界的清醒认识。伯林既是坚持自由主义的冷静思想者，又与苏俄社会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所以他的证言有摆脱"当事者迷"的可能。
伯林借助外交官的身份，流连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观察普罗大众的精神面貌。尽管文字平实，没有晦涩或华丽的惊人之语，但是他的印象记要比一般旅游者、记者和许多职业学者都深刻和周全许多。他亲身接触的俄罗斯，令人颇有似曾相识之感。1956年，后斯大林时期初段，和他交谈的学生"期望的是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找个好工作，外出旅游，谈恋爱，挣更高的薪水，好好地享受生活，而丝毫没有远大的抱负、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
（P118）。常规的意识形态教育仍然继续，却对个人主义的盛行束手无策。普通人"认为原则上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专制，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高效的运转，他们并不相信国外有真正的民主，尽管他们承认国外在物质文化上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外国公民的生活也更加的舒适"（P120），但是在他们身上又不乏淳朴和友善的光辉。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尚未曝光，统治者/被统治者二分的社会中弥散着劫难过后惊魂未定的病状。
分享类似的文化，让伯林更容易与俄罗斯的作家、诗人成为真诚的朋友，像老乡重逢一样回忆思古抚今。在全部国民当中，这只是极微小的一群人，却更为直接地传承所谓"大传统"的使命。自身的声望、对民族的爱以及前诗人斯大林对的看重，合力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中。那时候，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定也需要斯大林本人亲自定夺，连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都要插嘴说上几句。作协主席法捷耶夫虽然斗胆据理力争，但是他的意见根本算不了什么数。（参见西蒙诺夫，《斯大林文学奖评选内幕》，《狂飙突进，悲歌未绝》，P166-191）伯林讲述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们的悲剧，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是不是金子见仁见智，但是他们内心的坚强自不待言。
记录自己亲身感受的俄罗斯社会、文化时，伯林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古怪行止描画得一清二楚。纳粹德国的侵略让俄国变得更团结，并不足以带来荒诞不堪的副作用。这是"大清洗"之后的岁月，官方作家、技术官僚、钻营者们与伟大领袖一道，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封闭、迟滞、逢迎和恐怖，把民族文化中恶的因子，如历史主义和唯一真理论发挥到极致。在黑暗时期坚守可贵心灵的作家们，是个松散而开放的群体，与自己身处的时代几乎格格不入。广为人知的故事之外，伯林提供的种种碎片佐证了这些心灵的特别。帕斯捷尔纳克放弃了流亡海外的机会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他本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这些，来反证制度的错误，但是近乎固执的忠诚又不允许他做出这个无所谓对错的决定。伯林列举出来许多帕氏精神力量的来源，比如他的家庭与托尔斯泰的友谊，比如斯克里亚宾、别雷和马雅可夫斯基。他坚守了"白银时代"的荣光，也维护了俄罗斯思想家的荣光，由此"赢得了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一致尊敬"（P87）。简略看来，阿赫玛托娃是另外一种类型，她批判托尔斯泰的说教，甚至"把他看作自负的魔鬼，自由的敌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但是同样乐于欣赏外面的美好。所有一切都可可以略过不谈，最重要的是她说到卡夫卡----"他写书给我并写关于我的故事"（P75），又是一个美好的传奇。
不同的坚守让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有了不同的伟大，还有许多人，在在晦暗时代有一颗能发出光亮的心。他们成就了自己，也成为了后人的榜样。可悲的是，他们本该为自己而活，为诗歌和文学而活，根本没有义务成为道德偶像，忍受摧残。但愿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成为令人扼腕的道德楷模。
伯林指出斯大林时代的病根是一种"人为的辩证法"，伟大领袖通过摇摆不定的"路线"让他的小集团保持一定限度的恐慌，并进而将这种统治术的效用推广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身上。其后果便是伯林看到的麻木和史书上记载的恐怖。回望故国，他不敢有丝毫的乐观。他不无悲哀地写道，"统治者也许残酷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被绝对的权力严重地腐化：但只有出于强烈的义愤和坚定的信念而非从实际的实际的观察和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才会使某些苏联的研究者预言这些恶行本身必将很快腐蚀那些作恶的人，让他们无法继续掌权，从而自取灭亡。被统治者，一群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羔羊，也许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极其玩世不恭，渐渐变得冷酷无情，但只要实行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能有些短暂的喘息，他们尽管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仍然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还能----仅仅是还能----忍受并继续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乐的理由。"（P112）
及至苏联解体，伯林看到了俄国特有的"知识阶层"的薪火相传，期望俄罗斯人因自由而为世界带来"惊喜"。但是他的乐观相当谨慎，他说"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P160）。时过境迁，斯人已逝，环视现在的俄罗斯和全世界，很难确定老先生的期望究竟有多少变成了现实。
载于《书城》2011年第一期
《苏联的心灵》读后感(十)：自由终将降临到我们的世界
二十世纪充满了悲剧，在这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噩梦萦绕在人们心头还未散去，共产主义的铁幕降临人间。当饱经饥饿、贫穷、压制与暴虐的人们欢欣鹊喜的迎接着革命后的新世界时，却没有想到这个曾经深信不疑并保持着绝对忠诚的体制暴虐与专制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体制以一种宗教般的哲学体系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并垄断了一切的对教义的解释权，任何的偏离都会视为异端从而遭受到流放或是迫害，自由再次被胁迫，个人命运扭曲在集体的狂热里……
以赛亚自称为古老真理的研究者，阐释者以及总结者，他对观念在人类社会演变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泛滥在俄国以及东欧的政治领域，它以一篇“两种自由的概念”掀起了自由自由者对极权主义的战斗，揭示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者的强迫自由的本质。作为一名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他对俄国给予持续的关注，他所有的学说可以被当做对俄国革命的反思。
诗人、作家等知识阶层代表了社会的心灵。苏联的心灵在专制的无产阶级文化体系下会是怎样的一个现状，以赛亚通过在俄国期间的经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给了世界认识隔离于西方下的俄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俄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诞生了天才诗人普希金、作家托尔斯泰等大家。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文化节一遍欣欣向荣，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即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为文化界带来了灾难。马克思主义为官方信奉为唯一正确的真理，争论被视作多于。知识阶层分化，一类蜕变为官方的御用走狗，另一半欲保留着自身独立的思想，结果多被视为异端遭到冷落、流放甚至杀害。
俄国社会我们或许并不陌生，我们的体制一开始就是照搬苏联的，以至于以赛亚在描述苏联社会的种种现象的时候，我们似乎都能够在我们的体制里找到影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理解，学校里教条似的灌输，斯大林的“人为辩证法”，官方宣传的谎言，知识分子的体制化，言论的压制我们都不会感到陌生。以赛亚相信一旦自由降临俄国，这个民族指不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惊喜。那么我们也应当相信，自由终将降临到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