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米海尔读后感10篇

　　《我的米海尔》是一本由[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50元，页数：23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一)：我是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

　　摘自《豆瓣》 作者：varro

　　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经历了两千年的流散，面对整个世界的迫害，在浓的化不开的血泪中孑然前行？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孕育了数不清的哲人，比如斯宾诺莎、马克思、韦伯，他们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却用一辈子的力气去拥抱欧洲，永不宽恕地诅咒自己的同胞是“贱民”，是“人类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又有哪个犹太作家，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一样，将这一切轻轻放置在一个隐约的背景上，把目光落在耶路撒冷，这个悲情相续了几千年的城市身体里面，被一扇扇窗帘遮掩起来的家庭内部，去了解他们的欢愉与饮泣，荣耀与苦难？

　　不久前，奥兹来华，为他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进行宣传，加上另外的几部小说，《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沙海无澜》、《费玛》和《何去何从》，这位杰出的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已颇具规模。在中文版序言和接受国内记者的采访中，奥兹一再表示，他所关注的，只是“家庭”，或者说“不幸的家庭”。对于“国家”与“政治”——在耶路撒冷，每个成年人都在谈论这些——他总是带有一点善意的嘲讽，他不贬低什么，也不逾越自己的界限，去指点别人做什么，他所写的，仅仅是小说。

　　一

　　根据《爱与黑暗的故事》里的讲述，奥兹在十二岁半的时候失去了母亲，这个通晓五六种语言，整夜都可以盘着腿阅读小说，一生浸淫在某种波兰—俄罗斯浪漫主义霉菌中的女子，自杀时年仅38岁。当奥兹写作此书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都超过了这个年龄。奥兹这样描写母亲自杀后自己的心情：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感情。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头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肝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奥兹的母亲就这么离开了他，没有一句告别，没有一个拥抱，而他的童年，每天都环绕在母亲讲述的童话里，母亲是那么不离不弃，甚至从未将他一个人丢在公园或者杂货店不管。而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花瓶下面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奥兹也替父亲恨她，就像恨一个私奔的女人，不同的是，将母亲拐走的，是死神。

　　对母亲的憎恨在几周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自我悔恨。十二岁半的奥兹觉得，一定是自己不乖，才让自己的母亲狠心抛下了自己，“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是非遭到喝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了一地泥脚印……就好了！”

　　这种自我否定的力量折磨了奥兹一两年，他无时无刻不觉得，抛弃就是背叛，而自己的被背叛，无非是自己不值得爱，每天每天，小奥兹都摸黑独自坐上半晌，回忆和母亲相处的一幅幅画面。很多年，他都在追踪那个将母亲拐走的死亡缪斯，屠杀破碎灵魂的连环杀手。到底是什么无形的力量夺走了母亲的生命？不是艰辛，不是贫穷，不是残酷的婚姻，而是她无法忍受的生命的庸俗。在母亲三十八年的生命里，她一直被浪漫主义的霉菌所荼毒。在忧郁的斯拉夫中产阶级人士身上，在契诃夫、屠格涅夫、格尼辛的创作，甚至希伯来女诗人拉海尔的诗歌中，奥兹看到了那种可怕的魔影，他觉得，母亲一定是把死亡设想为一个能抚慰孤独心灵的情人，在这个黑色情人的怀抱里，母亲或许得到了可疑的安息，而生者，余生都活在缅怀与伤痛里。

　　二

　　或许是母亲的遽然辞世，让奥兹对女性充满了探究的欲望。《旧约•创世纪》上说，“亚当了解夏娃，他的女人”，奥兹用它来命名自己的小说《了解女人》。了解女人，也是了解占据人类一半的真实，以及生命和家庭的意义。

　　奥兹的爷爷是他在“女人”问题上的另一个启蒙老师。“满怀柔情，他从来不算计，从来不攫取，从来不强迫。他喜欢扬帆远航，但从不急着抛锚”——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这么描述他的爷爷，一个在八十九岁高龄依然不停和不同的女朋友旅行、度假的老头。爷爷九十三岁的时候，奥兹和他进行了一场关于“女性”的对话。老先生对孙子坦陈，自己并不是对“女人”而是对“作为人的女人”感兴趣，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满怀敬意”地观察女人，边看边学，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一直到生命终结。爷爷探讨了一辈子“女人”，现在，接力棒传到了奥兹手中。

　　在爷爷身上，奥兹感到一种奇特的魅力，一种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注意倾听。对许多女人来说，这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我们无法断言生活中的奥兹是否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但是他用《我的米海尔》这一部描摹女人内心的佳作，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我的米海尔》拥有一个令人目眩的开头，虽然这个开头已经有被过度引用的兆头，但我还是忍不住把它敲下来：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一名三十岁的已婚女子汉娜，她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读文学时，认识了地质系学生米海尔，两人相恋、结婚、生子，汉娜在不断的怀疑和自我分裂中被绝望抓住，婚姻在庸常的生活中名存实亡，变成汉娜的囚笼。

　　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汉娜或许是奥兹母亲的一个影子，奥兹自己也承认，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故事里的很多人物便在他脑子里徘徊了很久，挥之不去，令他花了近三年时间进行创作。开始写作《我的米海尔》的时候，奥兹24岁，幼年时母亲自杀的阴影尚未散去，借助这本小说，奥兹其实在追问一个问题：当年的母亲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如果母亲没有自杀，生活会不会和汉娜的一样？

　　和母亲一样，汉娜是一个敏感而耽于幻想的女人，她和米海尔在学校的楼梯上相遇，在咖啡馆约会，在雨后的耶路撒冷街头漫步，四面八方都是山，群山之中，耶路撒冷显得如此虚幻，一如即便被米海尔搂在怀中，内心也依然孤寂的汉娜。她不停凝视自己与米海尔的这段相遇与爱情，以及后来的婚姻生活。在庸常的生活里，汉娜觉得窒息，她持续被一个个内容雷同的梦包裹，梦里有年幼时的玩伴，两个英俊的双胞胎兄弟，有高傲的女王和不忠的臣子。汉娜感觉到，生活不是自己的归宿，正像耶路撒冷不是任何人的家园。她陷入谵妄与热昏，跳进冰水里，却熄灭不了内心的野火。

　　在希伯来启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作家喜欢让光明赢得最后最终胜利，奥兹却借汉娜之口说，他偏爱黑暗，因为它比光明要有生机，而且更加温暖宜人。

　　三

　　我曾将开头的问题向一位师长请教，为什么作为犹太人，斯宾诺莎被愤怒地诅咒并开除教籍，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怀抱，却断言犹太人是最后一个被解放的民族？韦伯说犹太教里孕育出了基督教，进而诞生了激发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却将犹太人冠名为“贱民”？他们为何选择在基督教传统里思考而不是犹太教？为何世人谴责起大屠杀，理由仅仅是普世主义的“违反人道”，而不是更有力的反驳？犹太人当真是“贱民”，命定该被屠戮？师长的回答令人心碎：经过几千年的同化，欧洲文化养育了他们，这些族性上的犹太思想家早已成为思想上的西方子民。

　　欧洲是犹太人，包括奥兹心中的一座魔山，他们向往欧洲、迷恋欧洲，学习欧洲人的语言，模仿欧洲人的生活，却被欧洲驱逐和屠杀，几千年来不绝如缕，从巴比伦帝国、罗马、阿拉伯、十字军、奥斯曼土耳其，一直到英国、德国，迫害从未中断。奥兹的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母亲讲五到六种语言，但他们只教奥兹希伯来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不想让奥兹懂得任何欧洲语言，怕儿子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奥兹，“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的杀害。”

　　大屠杀在那个时代是如此普遍，又如此真实而具体地刺激着如奥兹母亲般平凡而善良的人们。在平日里人们玩捉迷藏、举行篝火晚会、被一个个充满烧烤味和歌声的晚上填满的索林基森林，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两天内被德国人射杀，里面有教徒、小贩、知识分子、艺术家，奥兹母亲的所有同学、迷人的校长、迂腐的博士、性子火爆的教授，以及大约四千名婴幼儿。奥兹如此平静地记起年轻时的伙伴，“他去巴黎读书，然后被杀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兹不可能感受不到痛苦。他说，“倘若这种歇斯底里的犹太纽带非常坚固，没有它我又怎么能够生活？我又怎能放弃这种对集体共振与部落纽带的沉溺与迷恋？如果我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我们岂能过着普通、和平的生活？我们当中谁能？我不能”。

　　奥兹虽然以家庭为作品主题，但不可能做到像奥登称颂叶芝那样，“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也不可能像捷克诗人赛弗尔特一样，在经历了大半生炮火与血腥之后，淡淡地拂去宿命般的民族仇恨感，依然坚信“世界美如斯”，奥兹笔下的家庭不幸，来自人性，也来自历史与时代的挤压。在接受中译者钟志清女士的访谈时，奥兹说：“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作品的底色，就像包围着耶路撒冷的群山上伫立了几千年的石头，有许多的层面和积淀，它冷冷地俯瞰着下面这座城，不提供谜底，也没有挣扎与呐喊，历史，在上面只留下风化的痕迹。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二)：她对抗的其实是生活

　　像一年前在机场中转的三小时里读完《你喜欢勃拉姆斯吗？》后得出的结论一样，我把《我的米海尔》中希伯来文学系毕业的少妇之臆想理解为对生活的对抗。她不屑生活，畏惧时间，冷酷淡漠。

　　我的米海尔是一位地质学家，或者注定将成为一名地质学家。他克制，理智，用一种有条理的逻辑说起“岩石圈”、“沙石”、“变质岩”。他能把十分复杂的东西解释得简单明了。他陈腐。

　　他的克制让汉娜第一次感到一种内在的紧张，出于一种对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东西的向往。汉娜觉得“前寒武纪”就像用密电码发出的信息。她以为在米海尔吐露的这些深沉冷静的词汇背后，会有她痴迷的狂烈，就像岩石圈下面就是地壳，而地壳下是炽烈奔涌的地核。

　　阿摩司·奥兹一开始就为汉娜埋下了疯狂的种子。她会愉快地想起九岁那年患过的那场白喉。她患病时会想象自己是女王——结婚后她把女王梦更具体化了，她将是但泽城的女王，冰雪女王。高烧加剧她的梦，正如后来她会被发烧的喜欢慑住心魂。九岁时，她的医生很有预见性地告知她，是你不愿意恢复，因为有些孩子喜欢生病，拒绝接受治疗，这是由于生病在某种程度上可达到一种自由境界。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性。醒来时，汉娜会产生某种失落。

　　尽管米海尔承认：“汉娜，要做你丈夫的那个人，一定得很强悍。”但汉娜被他即时的求婚震颤了。他让汉娜感到安宁，当然汉娜接受了他的求婚。

　　汉娜容易受到一种即时的感动，比如，米海尔说，你的脚脖子很美。她被脚脖子这个词吸引了。尽管汉娜在米海尔与朋友浪笑时会感到自己不存在，自己受到了耻辱，但米海尔的一个拥抱就会让她感到温暖。他不再是她臆想出来的东西，他是真实的安宁的存在。尽管在举行婚礼之前，汉娜不喜欢米海尔的姑妈和父亲，但是她也不在乎，她对未来家庭可能压根也没有其他向往。

　　她只是义无反顾投入生活。

　　然后多年以后，厌恶地问米海尔，你或者究竟是为了什么？米海尔说，你的问题没有意义。人不为什么活着，活着而已。

　　婚后生活就像米海尔说的那样。

　　阿摩司·奥兹写无聊的生活，用重复的“日子悠然而逝，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这样陈腐的句子，辅以对耶路撒冷的荒漠，冷风，暴雨，沙滩等景色描写。他的句子简洁直接，主谓宾了事，像一行行冷酷的诗，然而诗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因为汉娜百无聊赖，对任何人和事没有热爱，恨也不太明显。

　　米海尔和儿子在集邮，兴致勃勃地。汉娜往留声机里放唱片，蜷进扶手椅里，疲倦的双脚放在身下，织毛衣，听音乐。放松。透过窗户能看见隔壁的女人往阳台栏杆上晾被子。「我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时间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我故意不理睬它，目的是想贬损它。我对待时间的方式恰恰与年少时对待粗鲁男人无礼目光的方法一模一样：我并不避开目光或掉转头去，而是露出轻蔑的冷笑。避免恐慌或尴尬。好像在说：

　　“有什么呀！”

　　我知道，我承认，这是一种可悲的防卫。但是欺骗本身更加可悲和丑陋。我并无奢求，只是希望玻璃应该保持透明。」

　　汉娜强迫自己记下每一时每一刻发生的每一件事。她的目光像意象制造机。“花园一头有个破水龙头，有俄罗斯平原，有纽芬兰，有群岛，我流放此地。有时睁大眼睛，我会看到时光。时光像夜间巡逻的警车驶过，红灯急剧闪动，而车轮却缓缓前行。”

　　约拉姆，一位年轻的男孩，喜欢作诗。他暗恋着汉娜，汉娜希望挑逗约拉姆说出他的真话，引他成为一位诗人，而不是正统犹太教教《圣经》的那种老师。但这最后一场疯狂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汉娜发烧了。伴随着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战争的狂乱和汉娜发烧时的快感交错，汉娜简直要烧坏了。这似乎是全书最高潮的时刻。

　　汉娜迷恋词语。她说她依赖词语，就像悬崖上人依托着唯一的栏杆。

　　“耶路撒冷正在扩建公路。现代排水管道。公共住宅。有些场所甚至让人觉得这儿是个普通城市：壁纸的街道两旁到处是公共座椅。这一印象稍纵即逝。要是你掉转头来，便会看到，居于这些火热朝天建筑场面之中的是岩石遍布的田野。橄榄树。贫瘠的皇帝。郁郁葱葱的山谷。牧群在新建的总理办公厅外面吃草。绵羊安详地啃食。老牧人坐在对面的石头上一动不动。周围一片山岗。废墟。风吹树林。居民。”

　　如同一场汉娜曾经在心里许下的诅咒，身边的邻居一一死去，所有的耶路撒冷人慢慢死去。

　　汉娜仍做着自己是指挥龙号和虎号航船的女王之梦。

　　汉娜对当下即刻的描述令人着迷。

　　“耶路撒冷近来突然满是漂亮女孩儿。”“两个姑娘从我身边经过，浑身洋溢着强烈得不可抗拒的美。他们的开怀大笑俗不可耐。”汉娜想，这是个自由的过渡，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我看，他们可以去投湖。汉娜生气了吗，当然生气了。汉娜骂人了吗，当然。

　　“安息日快乐。”汉娜冷漠地说。

　　儿子和丈夫大笑起来，米海尔说：“汉娜，你今天晚上好快活啊。”

　　然而汉娜是快活的吗？一点也不。

　　汉娜最后被迫堕入一场可笑庸俗的出轨中。尽管汉娜很聪明，汉娜最终还是被生活的庸俗打败了。她只能在梦里，放出两位双胞胎。

　　.s汉娜是耶路撒冷人，深感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以色列的分歧也是理解这本小说的关键，尤其是接近末尾的那段描述，汉娜想要远离她的耶路撒冷似乎有更深的含义。但是，能打动更多人的，应该是即使对犹太教不了解也能深有体会的部分。等对犹太教有更深的理解再来修改这稚气的摘抄吧。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三)：石头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关于婚姻生活的无意义。当我们试着从字的海洋中把它的主题勾勒出来的时候。厌倦这种勾勒。

　　整篇文章是一个女人的独白，女人的意识很丰富

　　吸引我的是，它可以从中间开始读，跳着读，重读的时候感觉是第一次读，文字被池丽叫做 内在的华美。我找不到一个好词，但可以说它可以含在嘴里有幽郁芳香。

　　我是个好读者，但肯定不是个好的文字编造者。

　　我：

　　主语缺乏内涵。谓语缺乏力度。宾语没有找到好的角度去看。形容词生搬硬套。连接词缺乏想象力。隐喻老套，意向肤浅，字字之间没张力。

　　感情矫柔造作，肯定是虚假的。

　　思想狭隘，没有深度。精神，信仰，有点虚无。

　　文字就是拌人脚的石头。

　　有空去看看耶路撒冷的石头。

　　文学最后的奥秘就剩下了夫妻之间的奥秘。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四)：转载

　　我很喜欢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他早期有一部长篇叫作《我的米海尔》，以女性视角写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悲剧，后面的几个长篇有写家庭冲突的，有写宗教矛盾的。我惊讶于他题材的丰富性。后来看到他最新的自传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才发现他写过的所有长篇，都是他个人生活的肢解。

　　陈丹青：欧美大部分作家的毕生写作，不出自己小小人际圈的半径与圆周。中国提倡“深入生活”，拼命拣大题材瞎写，写不出深度。你到50岁仍可写写你的幼儿园呀，那时你会有新的眼光。

　　蒋方舟：幼儿园我一写完，就把它像用完的废纸一样抛在脑后，终于可以抛下这块记忆了。其实原本《审判童年》的计划还想写得更长，写孩子之间、孩子和老师、孩子和妓女——这两个社会弱势群体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彼此同情，一直写到童年死亡的多种方式，后来没找到特别满意的角度，作罢，或许50岁的时候还能再捡起，再写。

　　陈丹青：要写，要写，趁热写！

　　蒋方舟：说回阿摩司·奥兹，他的母亲很早就自杀了，他探究母亲人生的秘密，有了《我的米海尔》，他又把自己同父亲的关系写成一部小说，把自己的婚姻写成另一部小说……他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从配角到主角，都在自传中有原型对照。

　　我读完之后有点追悔莫及，原来个人经验，是可以这样肢解了、打散了、搅匀了、和稀了，用在一生的写作中。相比之下，我这样像个哀怨的妇女一样，一口气向听者诉完所有的苦，气是撒了，也茫然了，没得说了，又不能祥林嫂一样再从头说一遍。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五)：我的米海尔，我们终将死亡的爱情

　　在等待他归来的深夜，我静静地阅读完这本书。耶路撒冷是冷的，也是一座伤心之城，它是幻觉。那么汉娜的爱情轨迹呢？也是一场幻觉，她生活在幻觉之中，时时刻刻在追忆那些往昔的美好，并一点点将自己裹进蚕茧。

　　而她的爱情正慢慢死去，尽管她失望痛苦。

　　汉娜是个多情善感的女子，本身又纤细敏感，身体上的每根汗毛都是灵敏的触角，这样的人注定要为爱情而苦，甚者还会伤人伤己。

　　看完这本书，我很庆幸，虽然我也敏感多愁，但是我又冷漠无情，所以在面对爱情的死亡，我是坦然面对。因为，无论何种爱情，到了最后终将消失，这就犹如一团火焰，无论它如何炽热的燃烧过，最终都要熄灭一样。爱情死亡了，有什么可怕的？人的一生，要做之事多得很，能让你感兴趣的事也何其多，爱情，只不过是其中一种罢了。

　　又或者，我们可以将爱情转变为亲情，他在你的身边，尽管激情不再，我们还有默契，他像空气一样溶于我的四周，稀薄却又不可或缺，在人生的漫漫长河之中，我们彼此相伴。炽热爱情转化为细细长流的小溪，即使有天它断流了，那又何妨，不如让自己看开些，我们至少爱过，爱情曾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留下一道绚烂的风景。

　　人，尤其作为女人，对待爱情尤其不能太过钻牛角尖，还是理智些好，无情些好。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六)：我是一个女人

　　通常，人对书的情感是复杂的，就像人对人一样， 伟大的作品并不一定喜欢读，喜欢读的却不一定伟大。比如《红楼梦》，一部公认的伟大作品，我却独爱它的林黛玉，至于其他，我坚持认为都只是附丽。因为只有林黛玉是横空出世的，她是一个女人，也可以是所有女人，你绕不开她，除非你视而不见。由此，我渐渐发现要找一部能彻底地塑造一个女人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它的中心也不会是一个女人，女性的魅力和痛苦不易被察觉，特别在男性作家当道的时代里。可即使后来女作家群体越做越大了，也仍没能好好把握住只属于女人的形象，也许因为同为女人，太在意自我的感受了，执拗于小我必将失却对这个性别群体的掌控力，直到遇到奥兹的《我的米海尔》。

　　我无法想象一个男性作家要如何执拗地坚持以一位心理有缺陷的女性作为自己的第一人称，在写作的过程中，他要忘掉他的性别，忘掉这个性别带给他的所有，好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在整个的过程中，他要试图原谅他原先也许并不能忍受的关于女人的一切，他要了解，不，是要去爱女人，且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所有女人，他要爱女人这个群体。印度哲学家奥修在《女人解读》中这样说：对于女人，要被爱，而不是被了解，这是最基本的认识。我想奥兹写作的基点兴许就在这里，爱而不是了解，这是准则。

　　《我的米海尔》中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我承认，我是在看到这段话的第一时间就爱上这小说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有关女人和爱的故事，但并不是写女人的爱有多么伟大，事实上爱无所谓伟大，它的意义不在于“伟大”与否。爱是女人的本能，它与任何价值判断无关，当然爱会衍生出各种价值判断，被各种世俗生活糟践，但爱本身是没有错的，它就像生物需要氧气，它有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讲爱，更讲这爱的缺陷，爱的无力，爱的惶惑或者纠结，这是一个诚实的话题，这样的话题不能被遮蔽。小说中的汉娜就是有缺陷的，所有女人都有缺陷，一个有缺陷的女人如何挣扎着去爱，不是爱一个男人，一个切实的对象，而是一个幻想，我称之为，一种力量。于是，在确认这力量的路途中，她始终如刚学步的孩子一样跌跌撞撞，被撞得头破血流，当她慌忙掩饰伤口的时候，她突然发现，或许这与男人并不关系，即使在身体上，她有强烈的依赖他们的欲望，但在心理上，她只是在追寻并害怕自己，她讶异自己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她害怕，却不能失去，因为失去了爱的力量，她会死，她不想死，死亡的恐惧让她变得歇斯底里，但又反过来更加深了对爱的能量的畏惧。于是，她无法选择，无法舍弃，她注定要在这双重的恐惧之下，在身体与心理的相互背叛之下，消磨，等待。但她并不想死。

　　翻完小说最后一页，我轻吁出一口气，我感到如释重负。感谢奥兹至始至终的肯定，他肯定女人的爱，这爱的力量，以及这力量中包含有的一切摧毁的破坏的可能性。为了爱，汉娜一再背离她的生活，甚至发展到用自虐的方式去表达心中燃烧着的这股疯狂的力量，她的爱其实没有对象，她只是厌恶，厌恶生活表征下一切死一般的灵魂，她需要狂欢，毁灭。

　　我是一个女人，这是一句陈述句，它用简洁而肯定的语气表达了一种观点，这个观点也并不复杂，只是很少人愿意多少理解一些它。我是一个女人，这是悲哀还是幸福呢？抑或这只是宿命，像一条路，你在走，但永不会走过。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力量，女人是一种有力量感的生物，这力量源自身体和灵魂，且只存在于身体和灵魂内，它注定了女人悲剧性的一生。但同时，它真实，可信，强大到可以摧毁孕育它的身体和灵魂，这是只属于女人的，唯一的骄傲和不悔。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七)：【2016读书记】我也想要一个米海尔

　　【摘抄】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米海尔借此调侃，但他的打趣并不引人发笑，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懂怎样讲笑话。我倒是挺喜欢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也很高兴是我使得他这么煞费苦心。正是因为我，他才超越了自我，企图逗乐别人，也让别人逗乐他自己。

　　我的医生罗森塔尔博士说，是我不愿意恢复，因为有些孩子喜欢生病，拒绝接受治疗，这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可达到一种自由境界。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性。

　　小时候，我很喜欢哥哥买点儒勒凡尔纳与詹姆斯库珀写的书。我以为，要是摔跤、爬树、独男孩子的书，自己就会长成男孩。我恨自己是个女孩。

　　你应该意识到，经济从一开始就拮据会导致婚姻生活的失败。我这是经验之谈。

　　在小学，旅行结束之际，我们总习惯地把自己的感觉总结为：虽然很累，但很愉快。这的确是米海尔多数日子里的表情。

　　在我眼里你们都这么年轻，亲爱的。我要是部位你们高兴，就该为自己伤心了。

　　……

　　还有很多，不再一一敲了。

　　我希望有个米海尔那样的男人。米海尔曾经打趣汉娜，说她想要一个男人，既是海员，又是拳击手，还要是诗人。我没那么多要求，我想要一个米海尔一样的男人。就已经足够。

　　读文学的汉娜总是想象太多。船长。双胞胎。女王。她的真实世界那么小，心中的世界却那么大，她觉得自己是米海尔的臆造品，她又何尝没有再臆造一个米海尔出来？

　　故事相当琐碎。十年婚姻生活，再多的热恋也消失在茶米油盐酱醋茶之中。还有大量汉娜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知是翻译原因还是行文风格本身就如此跳跃。或者说翻译有了原文的样子，却没能聚出精神来。这是相当的令人遗憾。看到后来才发现，原来翻译者尚在学习希伯来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习作，也是一个很认真的冒险。

　　读文学的女青年应该可以在汉娜身上找到很多共通之处。绚丽的内心里，总有什么是控制不住的。也可以为自己的前路做一个参照。

　　但我还是喜欢米海尔的。

　　我喜欢这样的男人。认真做着自己的研究，认真对待着自己的家庭，认真照看着孩子，认真生活，接近木讷，又有点俏皮，对人对事都踏实。天哪，我是如此爱这个类型的男人。

　　上帝，请赐给我一个米海尔。

　　《我的米海尔》读后感(八)：【读品•对话】云也退：我不喜欢“永恒”这个词——与阿摩司•奥兹一席谈

　　光秃秃的山，沙漠野兔，豺狗，狼，贝都因人的帐篷。以色列小城阿拉德，一个至今保持着先知和耶稣降临时代的景观的地方，阿摩司•奥兹经常在城外散步，面对着茫茫大漠，清除掉塞满头脑的来自耶路撒冷、加沙的近期新闻，只为——用他的话说——“保持对永恒的注目。”

　　来到上海的奥兹就像沙漠一样寂静，浑身散发着永恒的气息，他和他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夫人妮丽并肩携手、一唱一和的画面，实在让人难以和那片盛产血与火的土地联系到一起。但只要读过他那些作品，《我的米海尔》、《黑匣子》、《莫称之为夜晚》、《沙海无澜》，就不会奇怪了：这位软心肠的作家从来不会把他的人物逼入绝境，尽管生活一步步走向庸常，但弱小的个体不会毁灭，仇敌之间从不会斗个你死我活，相反，还时常能在篇终前夕迎来和解的曙光。奥兹深受女读者喜爱，因为他总是设法从女性的角度去表现以色列人的性格，从日常生活的切口剖白一个倔强民族的柔弱内心，进而为累代结仇的对头探寻相逢一笑的可能。所以他才会相信“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温和的”，他才会做出这样乐观的预言：欧洲人实现和平用了一千年，中东用不了那么久，也不会流那么多的血。

　　温和，奥兹的温和让人想起他们夫妇二人最崇拜的作家之一，俄罗斯人安东•契诃夫的所谓“淡淡的幽默”。他的温和是发自内心的，从永远不紧不慢的语速中，从每一个有节奏的手势中，从每一个和蔼的笑容里渗透出来。更重要的，是你永远可以在他的思维和表达中看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谨慎：我小说中的故事只是一个个案，不能放之四海；我勾勒的未来只是一种理想，不成其为信仰；我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哪个群体、政党或派别；以色列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现象，但一切永远在变化——归根结蒂，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我在小说中寄托的愿望，但请一定不要忘记，我写的仅仅是小说。

　　奥兹严守着这些区分，从不越出自己设定的界限一步，去指点别人做什么。“以色列每一个成人都在谈论政治，都认为他们能治理国家”，他一次次重复这句话，没错，正是在这种似乎人人都怀有某些“确信”，人人都多少具备些对抗冲动的环境里，他在自己的小火炉上煮成一壶温和的茶。妮丽说：“我与奥兹15岁就相识，20岁结婚，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总能通过各各不同的视角去审视一个问题。”——这是何其令人惊艳的早熟。“治理国家”这样的词眼，从他的口中说出来总是带着一点点善意的嘲讽：他从不轻易打倒什么，贬低什么，他承认复国主义的价值也承认阿拉伯人敌意的合理性，即便提到自己最反感的狂热主义，这种他曾在《黑匣子》中通过一部虚构的学术作品《绝望的暴力》解剖过的情绪，他都表现出一种同情。他所确信的，是所有的极端都来自平和，也可以复归平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情、友爱、劳作会让每个人都表现出善的一面。变与不变始终是相对的——他确信这种完全的辩证法。妮丽说：“阿摩司，在我眼里是个相对主义者、怀疑主义者。”

　　温和是这样一种境界：在放低到一定水平的时刻实现一个高度。站在这个高度上，奥兹开始接受我的访问；站在这个高度上，他说：我并不喜欢“永恒”这个词。

　　云：在您的作品中，我感觉有两个主要因素把以色列人集中并团结到一起，其一是犹太人共同的流亡史，其二是敌雠环伺的国际环境。《我的米海尔》里有个情节我记得很清楚：汉娜成年以后经常做一个噩梦，她童年的一对双胞胎阿拉伯小伙伴在梦中出现，要取她的性命。我在这里，以及许多类似的情节中读出了您对女性的深刻同情，但是，您是否也以女人的恐怖感受来暗示这是民族的永恒命运呢？

　　奥：我其实不喜欢“永恒”这个词，因为我相信一切都在改变。犹太人受过千百年的迫害，他们没有家，他们有过很多很多关于拥有一个家园的梦想。以色列的建立并没有消灭人心中的这个梦魇，他们总是觉得，有朝一日自己又会遭到毁灭的厄运。这一点，在《我的米海尔》和其他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在汉娜和许多人物的身上反映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永恒存在的东西，我相信以色列能够实现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能够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我也相信，一旦以色列能与所有邻居和睦相处，这个噩梦就到了头。

　　云：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的《美国牧歌》，您读过这本书吗？我在罗思写的这个故事看到了您的作品中常见的主题：犹太年轻一代（不管是以色列本土定居者还是归化其他国家的移民）对前辈的背离与反叛。在《沙海无澜》还有《黑匣子》中，我看到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原则，他们抛弃了复国主义前辈们的理想和对建立一个犹太国的使命感。这个现象在今天的以色列很普遍吗？

　　奥：你说得没错，《美国牧歌》这本书我也很喜欢。不过我觉得，年轻人的叛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不独犹太民族才有——一瞬间，他们抛弃了家庭，一瞬间，他们抛弃了父辈用心恪守的原则。这是成年后的一代人中发生的普遍现象，不论男女，我对中国一点也不了解，我猜在中国也有这个问题存在。

　　云：那还是以《沙海无澜》中的反叛为例吧。您花了将近3/4的篇幅描写约拿单如何下定决心要离开基布兹，但是等到他真的出走之后，没多久便又静悄悄回来了：他做出回归的决定似乎非常容易。您在这里是不是想暗示：不管这些年轻人如何叛逆，他们注定是要献身祖国的，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同家园完全割裂开来？

　　奥：这只是约拿单一个人的故事，不代表所有犹太青年。我不是个社会学家，我不考虑作为整体的一代人。有些以色列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去了西方，去了东方，一去不回头。而约拿单，他与他的村子，与他的基布兹，甚至和他的父母妻子之间都有如此强烈的依附关系，所以最终他回家了。他不得不反叛，不得不出走，但到头来他还得回来，怀着一种美的感受。然而这只是约拿单的个案，别把它普遍化，因为以色列年轻人不是千人一面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有的人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云：那我们说说另一个年轻人，《黑匣子》里的布阿兹。起初这个少年给我的印象是粗鲁无礼，不敬父母，也不参加任何宗教仪式，缺少教养。但到了后来，我却发现他脱离宗教习俗似乎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拥抱自然、热爱质朴勤劳的健康生活。我想问：您是否在布阿兹身上寄托了您对打破宗教樊篱，实现和解的希望呢？

　　奥：我完全认同你的理解。布阿兹在这本小说里，给他父母亲的悲剧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到小说的末尾，布阿兹实际上成了他的父母在精神上的老师，甚至可以说，把自己的父母变成了需要自己指导的孩子。他给这个折磨人的巨大悲剧带来了和平。我刻画布阿兹这个人物，是为了表示即使在这场深重的悲剧之中，和平的希望都是存在的。

　　云：那我顺便问一句，作为一位自由主义左翼人士，您有在以色列的年轻一代中有没有感到不适呢？据我所知，当今的那些年轻左派经常指责您不够强硬，与极端的复国主义者保持妥协关系。

　　奥：作为以色列左翼分子，我信奉妥协，不过，你只能与那些愿意妥协的人妥协，你无法指望那些不知妥协为何物的人。我相信妥协是可能的，因为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是温和的，巴勒斯坦人也一样。同时，我还信奉家庭生活中的妥协，生活方式上的妥协——妥协不只存在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还应存在于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邻里之间。对我而言，妥协意味着退让一步，这也是我这个左翼分子的原则。你可以看到，我的很多小说中的主人公最后都做出了妥协行为。

　　云：我在您的作品中看到三个核心主题：女性或孩子的眼睛，紧张，以及寂静。

　　奥：谢谢，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一辈子都在思考女人，想把握女性的心理，经常想象假如自己是一个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塑造了一些像汉娜这样的人物，我喜欢通过女性的视角来展开故事。

　　云：紧张在您的家园无所不在，而一旦伟大复兴看起来已伸手可及之时，寂静便突然降临——就像《列维先生》中描述的那样。这个过程相当于从希望跌入失落，从磨刀霍霍进入心灰意冷，从一桩希望的事业转入一个宿命。这幅有关寂静的画面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奥：紧张，我写家庭中的紧张，也写历史和政治中的紧张。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镜像关系。政治紧张在父母子女间的紧张和夫妻间的紧张中折射出来，公共领域的紧张通过私人关系的紧张折射出来。镜子无处不在，历史就存在于家庭中，政治就存在于夫妻之间。而寂静，我相信每一个人命定的归宿都是寂静。我无法忘怀这一点；我希望能改变它，但毫无办法。以色列的失落，和这种宿命的寂静是相呼应的。

　　云：我想，以色列的景观也经常刺激您的寂静感吧？

　　奥：当然，以色列一半的国土都是沙漠，我所居住的城市就被沙漠所包围，沙漠总是寂静的，深深的寂静，它把寂静传递到了我的心里。

　　云：您曾说您小时候崇拜犹太恐怖主义者，曾经自己做了土火箭，想象着拿它摧毁白金汉宫。在《列维先生》这个中篇中我看到了您童年的影子：一个半懂事的孩子，深受大人们密谋建国的氛围感染，也不由自主地幻想成为犹太民族英雄。我很喜欢这篇小说，我从中看到了一种我们这里稀缺的激情：对共同威胁的集体自觉和自我动员的积极本能。

　　奥：你应该知道，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在流亡的土地上，在频繁的战争中，每一个犹太个体都成了关于“受害”的历史学家。所以后来以色列的孩子们，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对历史和政治有所了解，并受其触动。中国可能不同，中华民族历来没有流亡的需要，你们也有艰辛的过去，有内战，有革命，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始终是个民族整体。中国人不会没有家，不管未来如何中国仍然是中国。但对我们犹太人来说，我们的未来总是与“失去家园”这一危险相伴的。这便是区别所在，也是我觉得我的作品应该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原因：我希望中国人也能理解这种不安全感。

　　云：再谈谈文学家吧。您曾说，文化复兴的第一步是语言的复兴。希伯来语几乎是和犹太复国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同步兴起的，我在您的书中认识了当时的一位希伯来语诗人，以色列现在也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比亚利克。您似乎十分推崇他。还有阿格农，他似乎也是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们的作品中宗教色彩十分浓厚，我并不很适应。

　　奥：比亚利克和阿格农关注的问题都是宗教。他们从小都生活在来自欧洲犹太移民背景的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但他们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有所反叛。比亚利克是天才的诗人，我从他的诗句中看到了童年的梦幻，他用自己的所有诗歌歌唱金色的童年时光，他对童年的向往深深打动了我。从阿格农身上我学到的是讽刺和怀疑的艺术。阿格农是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和怀疑主义者。这两位大师对我的影响十分深刻。

　　云：可以说比亚利克之于以色列，犹如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惠特曼之于美国……

　　奥：以及拜伦之于英国，完全正确。

　　云：您还曾承认自己是位比较“地域性”的作家，读别国作家的书不多。中国读者都很熟悉美国的那几位犹太作家，如辛格，如马拉默德。我以为他们虽然不写以色列，但却往往重视表现犹太精神的核心，因此也可以视为您的民族的代言人之一，您以为呢？

　　奥：当然，这是肯定的。我认为贝娄、辛格和马拉默德都是传达犹太精神的真实的声音，我的声音也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见解，依循各自心目中不同的标准，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们观察的是同一个全貌。

　　云：还有索尔•贝娄，您觉得他的《耶路撒冷去来》如何呢？我读后再也忘不了那座城市的样子：最现代的建筑和最传统的文化并存，随处可见交谈者、对话者、辩论政治者。

　　奥：贝娄写了一本杰作。以色列本身就是个辩论的大题目。这块古老的土地拥有这样一种开放性，人们喜欢辩论，不管相互之间如何陌生，耶路撒冷的公交车、火车、咖啡馆、酒吧里到处都有人在辩论，辩论政治，辩论历史，辩论宗教和道德。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现代与传统间的对话，在应对两者的时候需要权衡取舍。以色列也好，中国也好，印度、土耳其也好，在这个方面都是一致的。

　　云：我最后想问一个有关时事的问题。前不久以色列国会中出了一个动议：把历史教科书分成两个版本，一个给犹太学生看，另一个给阿拉伯学生看。两个版本在讲述建国历史的用语上大不一样。这个动议遭到了一些右翼分子的强烈抗议。在您看来，像这类举措，是否也是通往最终和解道路上的一次努力呢？

　　奥：这可能是一小步。看待同一事实，每个人都会带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历史只有一个。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同一个历史，以及关于这个历史的两种认识同时传授给犹太学生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学生。这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我想，它远远胜过把教科书分成两个、三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