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十五题》经典读后感10篇
《佛教十五题》是一本由季羡林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 16开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6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一)：唯物主义宗教观的硬伤
昨天看到季羡林去世的消息，想起自己曾读过他的一本论文集《佛教十五题》。虽然是学术专著，语言比较平实，并不难读。季羡林反对机械的批评佛教唯心、消极，主张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理解佛教以及其它宗教：即“宗教是由身感宗教需要并了解群众需要的人们所建立的”（恩格斯语）。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发展演变，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宗教也会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改造自己。比如该书的第一篇《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就从分析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出发，认为“佛教扎根在被压迫的原始居民中间。”说到中国佛道斗争问题时，提出“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关键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172页）
大抵而言，宗教需要可以分成现世的和超越现世两种。世上大多数宗教信仰者都属于前者。比如求神拜佛，行善积德，就是通过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来麻醉自身、逃避现世的痛苦。美国有本中文基督教宣传物《游子吟》，作者把自己顺利拿到绿卡归功于对上帝的信仰，则是典型的指望神灵的保佑，获得现实的利益例子。人生不确定性往往会产生不知道如何选择的痛苦，所以有很多人期待依靠精神的寄托，消除这种痛苦。对于上述种种因为现世需求而信宗教的人，从经济、现实需求出发的唯物主义的宗教观无疑是有解释力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还有一部分人对宗教的信仰，来自精神上对超越现世性的渴求。对于这一种情况，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就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比如释迦牟尼，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王子，却悲观得要出家。对此，季羡林颇费了一番口舌，最终给出的解释是“民族压迫”。其实我们只要想想，那些超越现世的精神渴求，来自精神的最深处，不是通过外在环境就可以获得满足的，和渴求者所处的地位并无关系，释迦牟尼能感到人世的悲苦，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季羡林提到，原始的佛典没有释迦牟尼遇到老人、病人、死人的故事，后来的佛教徒为了解释其出家的原因，才加了进去。这恰恰说明因为现世需求信教的多数人和因为超越现世需求信教人的差别。前者的悲苦感来自个体的境遇，后者的悲苦来自内心对世事无常的感悟。
季羡林的这本书，对增进对佛教的了解是有帮助，他的观点也比同时代，那些迎合政治需求的中国唯物主义学者平静客观。但是，对我而言，用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论讲佛教，是有硬伤的。那些因为超越现世需求而信教的人，虽然是少数，但正是对这种渴求的满足，是宗教宗教最光彩夺目的地方。对这个方面的忽视，曲解，也是这本书最大的缺憾。比如季羡林总结的宗教发展规律：“用尽可能越来越小的努力或者劳动达到尽可能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满足。”(P136)，就有些好笑，甚至经不起推敲了。
这本书给我的大致印象是：季羡林是一个比较踏实，也有一定主见的学者。至于国学大师的说法，倒是媒体为了满足大众希望有国学大师的心理需求而加上去了的。季羡林研究的主要方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虽然读他的论著，看得出他下过得苦功，但大师不只是勤奋，还有独出一格的才情与境界，这方面，季羡林似乎还有差距。我说这些和书评无关的话，倒不是对季羡林本人有什么不满，，我只是觉得关于大师的种种炒作，不过是一种虚妄罢了。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二)：基本读完
最近一段时间基本没有读书，昨天正好半天悠闲，随便抓了一本在花之林读过，酱缸来之前基本读完，因为晚上赶着同学聚会就没有及时评论，现时外面大雾，无法赶到常德，空几分钟就来码字——说来也有很久没有码字了。
中间可能印象最深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了吧，季老先生笔下，玄奘其实是一个很圆滑的人，和唐僧的一心求佛不同，他能谋求到与当政者的利益共同点，充分利用当政者的需求，这样，就能利用最大化的资源，用于完成自己说追求的普法推经的目的——其中对皇帝的溜须以获龙颜大悦来维持自身的平稳也是必由的手段之一。无疑，玄奘不是个超脱的僧人，但是是一个成功人士。
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来是和政治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其底层的经济基础势必决定了上层建筑的高低，所以在其中的权势争夺只是掩在面纱下的斗争而已。为了获取生存的基础，就必须有更多的客户——各阶层的信仰者，佛道儒均如是，诸子百家也如是(有例外的都流行不起来)，可见粪青在古代也是没有市场的。顿悟、立地成佛也有劝人向善的正面意义，但脱开经济如大悲寺僧人一般能存活多久、辐射多远呢？
想到这儿，我倒觉得少林寺的俗存在的合理性了，但是大悲寺，我应该怀疑吗？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三)：【读品•细读】周子：支离事业竟浮沉
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支离事业”这句话，出自当年“鹅湖之辩”中，心学一脉的陆氏兄弟为讽刺提倡“格物穷理”之说的朱子而写的一首诗。
《佛教十五题》之十四题《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一节中，季老专辟章节，细数朱子为澄明心境曾提倡一种“投白豆/黑豆”的死办法，实乃受过《贤愚经》等佛教诸经典的影响。见如此琐碎的考证，不禁想起这句诗。
说实话，书中对大量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等经文原典的引用及中外学者观点的对照比较，是相当专业和学术的内容，部分考据内容又偏琐碎，此书对于佛教初学者来说，实在过于冷僻，不做推荐。
对佛教史有兴趣的同学，可先由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印度之佛教》）、吕澂（《印度佛教史略》、《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西藏佛学原论》）、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圣严法师（《世界佛教通史》）、周叔迦（《印度佛教史》）、任继愈（《中国佛教史》、《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杜继文（《佛教史》）、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佐佐木教悟（《印度佛教史概说》）、岛地墨富（《三国佛教略史》）、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渥德尔（《印度佛教史》）、查尔斯•埃里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等人的作品读起，都是市面上很常见的经典读物。当然，要读这本书前，最好还能将《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高僧傳》、《五灯会元》、《大唐西域记》、《法显传》……等佛教史籍（《大藏经》咱先不提）和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汤用彤、任继愈等人的佛学论著也一并略览，因为作者常喜欢在文中冒出“详见某某的某某论著，在此不多讲”之类的话语，介时若手边无相关书目查证，岂不尴尬？
那日之所以翻到这部书，源于同某友谈及当今从文献学和社会人类学角度研究印度社会原始佛教诞生和传播问题的论著，思来想去，竟都是些Gombrich、Oldenberg之类的西欧日本学者，于是不由叹道，自翻译《集量论》的吕澂先生逝后，国内竟再无具他那般梵文程度与佛学素养的学者。
据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介绍，欧美日本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以文献学与哲学两大方法最为重要，堪称佛学研究的双轨。国内亦有无数学者呼吁，国内21世纪的佛教研究瓶颈，就在于同时研习佛理又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古汉语等原典语言的人才缺乏，造成对教义理解的障碍。
好在，我们至少还有一位号称“国宝”的季羡林先生。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先生关于原始佛教和印度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等几个方面。本书以佛教在印度产生、发展、传播，如何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后再倒流回印度为线索，精选了15篇季老先生关于佛教史和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论述，华艺出版社于2006年也曾编选了一本《季羡林论佛教》，所选篇目大体相近，可见其代表性。对季老研究成果心向往之又为厚厚数十部《季羡林文集》望而生畏的朋友不妨先读此精选本。
既然是论文选集，与中外佛学研究者那些以“佛教哲学”、“佛教史”为题的煌煌巨著相比，实在显得有些“支离”不成体系。这怪不得季老先生，虽然是国内仅有几位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主要仍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存在，关于佛教史的研究文字基本都为散篇，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日本佛学研究者樱部建在论及“近代佛教学”与“传统佛教学”的差异时说：所谓资料的差异，是指过去的佛学研究，几乎只凭从印度翻译的汉译佛典和根据汉译佛典撰述的日本著作，把这些书当做佛教研究对象，而近代佛教研究则在此之外，还加上梵文、巴利文原典和藏文译本等等对日本人来说极新的文献；所谓方法的差别，是说过去的佛教学问，是以阐明各宗祖师的“宗义”为目的的，各宗各派立场不一，而近代佛教学则采取西方传来的学术观念，摆脱宗派性的制约，自由地采取批评立场，以历史学、文献学、或宗教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意图的差别，是说过去的佛教学是从内在的、宗教的层面求信仰，追求普遍的真理，而近代佛教学则是从学术的、客观的角度追求真实。
季老先生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
如是所言，由语言学入手来研究原始佛教发展史，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了。
下面我们看看本书收录的篇目：
我和佛教研究（代序）
第一题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第二题 论释迦牟尼
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第五题 浮屠与佛
第六题 再谈“浮屠”与“佛”
第七题 法显
第八题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第九题 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
第十题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第十一题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第十二题 关于玄奘
第十三题 关于《大唐西域记》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第十五题 佛教的倒流
个人认为，其中有价值的篇目，主要有《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4篇，其次有《佛教的倒流》、《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2篇，其他9篇，基本上能在旁人论著中找到更详细的论述，对研究者意义不大。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是由释伽传教时的用语考据原始佛教的平民立场、《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2篇则是由《四十二章经》的翻译用语，考据佛教东传的直接、间接路线问题，都是季老在专长领域的代表性论著。
至于为提婆达多“破僧”之举翻案的《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一文，实在是本书精华所在。
提婆达多，史载为阿难的兄弟，释伽的堂兄弟，因与争夺佛陀僧团领导权未遂，便率五百徒众脱离僧团，自称大师，制定五法（不食乳酪、不食鱼肉、不食盐、受用衣时不截其缕绩、住村舍而不住阿兰若处），以此为速得涅槃之道，遂破僧伽之和合。后五百人又被舍利子和大目连感召皈依，提婆达多因犯“五逆”命终后堕入地狱。
如印顺法师在《论提婆达多之“破僧”》一文中所持的态度一样，传统佛教研究者对提婆达多的为人和倡导苦修的“提婆五法”往往持极尽丑化和否定的态度，当代佛教史各类相关论著，除了客观地补充进《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关于提婆达多僧团后续活动的记载外，也没有从更高层次对提婆达多的“破僧”进行系统分析过。
季老在本文中引经据典，明确指出：提婆达多在佛陀时期曾受人尊崇，且信徒甚广，他与佛陀的对立，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沙门体系内部由苦修和轮回说分歧而形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季老认为，原始佛教亦属当初诸多沙门学说之一，故而对外道六师之批判远甚婆罗门教，而提婆与六道外师之一富兰那•迦叶却交谊非浅且学说相近）——更进一步指出，提婆达多是对原始佛教的反动，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又是对原始小乘佛教的反动，故而大乘佛教和提婆达多教义还存在更多的联系。
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可惜的是，文章未能进一步探询提婆达多僧团衰落的缘由，也未对提婆达多在《妙法莲华经》中竟被提升为“佛陀之师”这一反常的记载进行深入分析（注1）——这些功课只能留待后人来做了。
《佛教的倒流》一篇考据了中土佛教回传印度的种种记载，也是当前佛学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到的一个课题，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主要考据了两个典故，除了开篇提及的朱子“黑豆白豆”之言受佛经影响外，主要考据了《列子》中一个国内无数幻想小说都喜欢引用的关于“偃师”的典故，说明此典故来自竺法护译《生经》，并由此判定《列子》这部伪书的成书时间，实在是非常有趣的考证。
季老说“让我来谈佛教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但是，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那就是狂妄，同样为我所不取。”
这是实在话，由书中对中土各教派的论述可看出，对于精研梵语和古印度文化的季老来说，忠实于印度中观瑜伽两派又能自成一说的法相唯识宗才是他的最爱，被捧为在“中土佛教的最高发展”，至于融合了儒道气的禅宗之流，却被其斥之为“呵佛骂祖的学派，站成为佛教的对立面，简直已经不是佛教”。这些观点，姑且也算一家之言，不过他后面对于法相宗的唯识论述，就令人不敢恭维了……所以说，此书作为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类研究书目，是十分精当的，但要修习佛理，最好还是另请高明。
无论如何，这本书的定位实在有些尴尬：对初学者来说不少篇目太生僻，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有大半篇目太简略。然而这是编辑的原因，跟作者无关。
最后想起一则季老论考据功夫的轶事：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注2）。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季羡林《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季羡林曾师从陈寅恪先生学习佛经翻译文学。“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一句，也可看作季老自己执着于这些细琐考证“支离功夫”的初衷了，无怪乎其对陈寅恪师如此推崇。
注1：
（《妙法莲华经 提婆达多品第十二》佛告诸比丘：尔时王者，则我身是。时仙人者，今提婆达多是。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令我具足六波罗蜜，慈悲喜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十力、四无所畏、四摄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
注2：
季老所谓“根本不懂历史”的“一个学者”，指的就是钱钟书。
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一文：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季羡林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1月，29元。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四)：季羡林的无知与轻浮
说实话，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在怀疑自己有一向鄙夷的标题党嫌疑，哗众取宠以吸引眼球。然而，这篇东西于我，其实是觉得挺无聊的，因为我一向对争讼没什么兴趣——当然心血来潮与讨论问题除外——对一个大学者放炮而求名，更是我觉得很无趣的。这招数虽然一向有用，却没多大意思，年轻人们想成名要挑战权威借劲儿也就罢了，我这样的跟他们八杆子打不着，没钱又没名利可以博取，何必损人不利己？
只是恰好看了他的一部书，给我的感觉，实在是想不出别的词汇可以形容，就只好用它们了。
或者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很无奈，季羡林先生在我看来，是他先那样对待了别人和别人的说法，我只好被迫反击一下罢了。
在机场，偶尔看到季先生号称自己最满意的自选集，里面有一本佛学论文集，是我早有耳闻的，虽然人世间的规律常常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想来以九十岁高龄而自选，人世间种种早该看破放下，大约是不会令人太失望吧。
其实也确实没有让我太失望，除了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外，其他部分都算不错，应该说是学风朴实基本功扎实——那不是跟我的题目矛盾了吗？
所以我用季的无知而不是无知的季。
季先生的优势，或者说，赖以成名的学问，或许重点在语言学，其他地方造诣有多深，可能要打个问号——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我不搞那些学术，也没时间去搞清楚那么多事，我的探讨只涉及他论述的佛学部分，桥归桥路归路，只是就事论事就好。
他的学术地位与声名，不管是被称呼过的大师文化大师或者圣人，都与我既无涉也无关，本文不谈及那些，只想对他的一些话本身做些探讨。
说他无知，是指他在谈很多佛学理论的时候，并没有深入研究，可以说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能不能算是仅得皮毛，我都不敢定论，因为，一些地方，实在是肤浅的很无奈，让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花哪怕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佛学的理论。比起同在北大也研究佛学的方立天先生，水平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如果只是一个其他研究方向的普通学者或爱好者，也许无伤大雅，但是，作为一个佛学研究者，已经要出专门的佛学研究选集了，又在这个领域里泡了几十年，怎么说都有些不合适。
说他轻浮，是指他下结论时，过于轻率，在没有任何证据与逻辑证明时，就轻率的相信自己的感觉与莫名其妙的推断。我不知道这是没有经过严密逻辑训练者的通病，还是季羡林的个人缺点，或者是他只在这个领域里才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以一个严谨学者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原谅的。
下面我就这两个评判举些具体的例子，来支撑我的说法。
第一个例子。
书中第一篇，题目叫做“释迦牟尼”，在讲述释迦牟尼生平，提到三十七道品时，就很轻易的下了一个结论：“释迦牟尼佛不可能对自己的学说做这样系统的阐述，这样的系统化显然是后人做的”。
我很奇怪，季老先生会不会觉得以自己的思维水平，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不到对自己的学术见解进行系统化总结，或者他以为他能而释迦牟尼不能，因为他比释迦牟尼佛多活了几年。释迦牟尼佛仅仅活了八十岁，传法不过四十九年，而季先生的寿命与教学时间明显更长久，所以释迦牟尼“不可能”“系统化”。这是什么道理呢？？？
——一个人，教学工作长达四十多年，还不懂得系统化，还不懂得总结，这是什么样的人？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人吗？
我们的季老先生，由何得出释迦牟尼佛不可能的结论的呢？
不得而知。
我当然无法猜测季先生的思路，我只能说他得出这个结论太轻率，还不能说他无知。
第二个例子。
在谈及原始佛教起源的时候（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太子的释迦牟尼，“会有什么宗教需要呢？他又会怎样了解群众的宗教需要呢？这样的一个人绝不会悲观到要出家的程度，事实绝不会是这样子的。他自己必然受到了一些痛苦，至少是在精神上受到。”，可以说，这部分推断还是符合常理的，虽然不能算是正确与逻辑严密。
很可惜，下面他又开始自作聪明，轻率下莫名其妙的结论了。他作出的结论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民族压迫，他的悲观主义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比较普遍的情绪”，怪了，刚刚您还说他没办法了解群众的需要，这里怎么又说他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呢？刚才说太子与民众有隔阂，现在怎么又忽然官民一家了呢？
好吧，我们就算这是语气问题，季先生并没有那个意思，可是，难道季先生真的不明白人的思想是活的，随便什么事情都可能引起对生命的思考吗？难道真的除了“民族压迫”，释迦牟尼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产生想寻找生命的真理，世界真理的想法吗？
那么。西方近代那些出身贵族阶层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们，都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又做的过于轻率了呢？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六五年，季先生五十四岁，一个生逢乱世、年过半百的人，居然还是这样的思维水平，未免有些令人失望及迷惑了。
第三个例子。
在“关于玄奘”的开头，以及在其他地方，季先生都说了这样的话，“禅宗甚至可以说几乎完全是中国的创造，它实际上已经走向佛教的反面”，这样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佛教内部的理论。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一些禅宗修行方法的人，都会知道禅宗与佛教理论的密不可分。初祖达摩的“楞伽经”印心，六祖惠能的“金刚经”印心，以及“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通教不通宗，犹如独眼龙”的评判，都是很明白显示出，禅宗只是在表象上更换或者推进了教学方法修行方法，说是改革倒比较符合事实，“走向反面”，未免太夸大其词信口开河了。
这个问题，季先生在后面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一次，可惜还是主观臆断，没有拿得出手的依据。他所谓的依据，不过是禅宗的一些“呵佛斥祖”行为，使他产生了误解。而“呵佛灭祖”，不过是禅宗为了破“执”偶尔为之的一个小小手段而已，走向反面从何谈起呢？
这样不深入研究，仅仅根据一些表象上的东西，就轻易下这么大的一个结论，未免既轻率又无知了吧。
第四个例子。
在谈到玄奘以及一些出身类似的儒家教育背景的人为什么出家时，季先生总结道：“他们中有些人世家地位逐渐降低，命运乖舛，因此就转入佛教以求安慰”——很奇怪，他直接就把深厚儒家学养的人转入佛家的原因归入寻求安慰。这不是他偶尔为之，别的地方也这么说过——他为什么不觉得是那些人为了追求更高深的哲学素养，求知欲驱使呢？
那么，那些做宰相也学佛的人如何理解？玄奘后来被唐太宗多次劝说还俗做高官而坚辞不就，又如何理解呢？唐太宗可是有请他做宰相的意思啊。“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秉俗务”，“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地位够高了吧？能被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如此欣赏，大约是玄奘祖上无论如何不可能拥有的发家机会了，好不够安慰？他为什么不抓住，还需要在佛教里寻求什么安慰呢？季先生提到过的梁武帝又如何理解呢？难道他还没被侯景做掉的时候，就已经“地位逐渐降低命运乖舛”，需要安慰了么？
很明显，季先生太以世俗或者太以自己的心思琢磨别人，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心理模式，未必只有受伤疗伤二途。他似乎也不了解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简单道理：人除了安慰自己，也有提高自己的心理需要。
很显然，季先生又一次“想当然尔”，把自己的主观推测，当成了客观真理。
差不多够用了吧。
纵观全书，这样主观臆断的地方很多，他常常在有多种可能性时，就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想象与猜测，就断定只有一种可能性——须知，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但是一定要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就随意下结论，是做学问的大忌。你可以那样拿出自己的观点，即使错漏百出，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不起，请你同时拿出你的证据，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乱说。很遗憾，作为一位老学者，多次发生这样的基本错误，是很不应该的。
季先生在谈及佛法的时候，说来以下一段话，算是我说这么多废话来“攻击”他的缘起：“乍一看，真是深奥得很，实则破绽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虚，强词夺理”。
我不知道季先生以数十年的学术功底，如何得出了这样情绪化的结论，且不谈他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单只就学术研究而言，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出这样情绪化的评述，就非常的不慎重不尊重，既不尊重学术研究，也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了。我看他这样的说法，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吧！
搞学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用客观的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的情绪性语言，出现在这样的大学者文中，出现在一位八十岁的老学者笔下，出现在正式发表的论文里，无论如何，都不是件值得尊敬的事。
很可惜，无独有偶，在“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教的形成”一文中，我们的季先生有一次犯了类似的错误。
在谈及“什么叫佛性问题呢？就是人能不能成佛的问题。”时，季先生说：“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荒诞不经，滑稽可笑”。
我不知道怎么来评述季先生的语言问题了。如果他认为这门人类历史上的瑰宝，人类思想史上最广博深邃的学问，任何一本讨论人类思想文化史的著作都不能回避的、人类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这么不堪，这么无聊，那又何必研究呢？一位专家，这么不尊重人类的思想成果，这么不尊重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似乎是第一个。
即使你自己的思想并不同意佛学的理论，即使你认为那是绝对错误的思想，你就直接说人家错误然后论述错在哪里就行了，也不能用这样的口气来对待一门学问吧。如果坚持唯物主义的人，对待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思想派系，都使用类似的口吻及态度，都这么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我不知道季先生凭什么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研究成果？
且慢，季先生还没完，还有更牛的说法：“为了麻痹善男信女，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手中的经济，必须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必须给以回答”——闹了半天，佛家就是为了这些原因而存在，“欺骗、地盘、钱”，这个惊天结论，恐怕是世界学术史上最惊艳的结论了吧？！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敢下这个结论，还有什么学问什么信仰可以这么做结论的。
季先生真的是好大的胆子，这难道是文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遗风吗？要不然怎么敢如此轻率？诚然，任何宗教信仰，在现实世界里传播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这三个问题，都无法避免的遇到这些问题，但把一个宗教的核心问题全部归结为欺骗、钱、权力的，把一个宗教信仰与这些内容挂钩到这么紧密程度的，恐怕除季先生的“想入非非”奇异思路外，也很难有人敢这么说的吧。
仅就这一点而言，季大师，果然不愧为大师。
且慢，别急，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季大师还有超更牛的结论。
“禅宗之所以能长久流行于中国，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密切配合阶级斗争为统治者服务。”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禅宗在季先生的笔下、眼睛里，似乎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帮凶了，都在搞阶级斗争了。
我已经懒的为这个结论讨论了，也懒的引用禅宗发展历史了，我只想问一句：禅宗在唐朝大发展，是怎么为统治者“密切配合”服务的？宋朝时又如何为统治者“密切配合”服务了？明朝呢？清朝呢？现在的中国，密宗与禅宗与净土宗并举，尤其是密宗尤其热门，他们又是怎么为我们的统治者共产党或者人民政府“密切配合”服务了呢？照季先生的意思，文革或者中国搞阶级斗争为纲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禅宗最得宠的时候，应该冲在前面做打手才对吧？而禅宗之所以在建国以后发展的不好，就是没做好打手或者帮凶的缘故吗？
真是岂有此理。
季先生当然可以说，统治者的支持，对一个宗教的发展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宗教发展，必然会给政府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他又犯了以偏盖全，目无全牛，想当然，轻率的毛病，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这一个问题上。
对一个大学者来说，这恐怕是无法原谅的缺点了。
继续，他在轻率或者轻浮以后，接着无知。
“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华严宗宣扬，进入佛国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立刻可以成佛”——哪里有这样的理论，在那部经书里？我倒是想让季先生举出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很可惜，他自然是举不出来的，他当然也可以举出来，很可惜，他举出的，一定是那些他“以为”的证据。估计他是不明白他“以为”的那些话的意思的。
华严宗也许是佛学研究者研究起来最简单的宗派了，因为他们宗奉的经书只有一部“华严经”，我估计季先生一定是没有认真读过的，不知道从哪来看来了这么一句外行话，感觉符合自己的胃口，就直接引用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读华严经时没有看到他所提到的那些话呢？
虽然“华严经”是长了点儿，但是季先生既然要从这里做文章，总该去看看原文吧，也不能这样信口开河啊。。。
您还别说，季先生的信口开河似乎已经是他的习惯。
“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简便便宜的。禅宗流行时间特别长，地域特别广，难道是偶然的吗？”
——怪了，刚才他老人家总结的原因还是“密切配合阶级斗争”，这会儿怎么就变了呢？这变色龙是不是也太快了些呢？
呵呵当然不偶然，但原因绝对不会是季先生所以为的。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居然连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都搞不清楚的人——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真的不知道那是个比喻吧——作为一个做了一辈子学问，以佛学学者著名的人，让我说什么好呢。
大约只能无语吧。
如果从上面这些例子，还不能看出季先生的无知，那我就再举几个。
在“关于玄奘”一文中，他引用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玄奘法师临终时的一段，最后一句是，“法师又云：‘玄奘一生以来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知佛教因果并不虚也’”。
然后我们可爱的季先生的结论来了：“这显然就是成佛的意思，玄奘大概自己相信，他这一死就涅磐成佛了”。
很遗憾，这句话充分暴露了季先生关于佛法的研究水平和了解程度——基本上一窍不通，恐怕连一知半解都不够资格。
注意，我说的是佛法，不是佛学。
很奇怪，即使季先生不懂佛法，应该不会不懂文言文吧，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差异：因果不虚，距离成佛，明摆着完全是两个说法，差别也太大了吧，季先生是怎么给统一起来的呢？人家玄奘法师什么时候有自己成佛的意思了？？？！！！
由此看来，季先生对佛法里如何成佛，什么是佛，基本上是根本不了解了。研究佛教的人，对于最基本的教义“什么是佛”都搞不明白，这学者做的，也忒轻松自在了吧。对一件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说三道四，甚至说了一辈子，还居然成为专著——呵呵，这世界上的事儿还真是蛮有趣的。
我们再帮季先生找个辙，算他信口开河随口来了一句，并没有认真思考自己那句话的意思，那么，在佛学最重要的基本理论成佛问题上，犯这样明显的错误，是不是太轻率了？作为一个老学者，是不是太轻浮了？
另外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都一直没好意思提，因为觉得特没劲儿。季先生在谈及“佛”的时候，多次使用“如来佛”这个词汇。
凡是对佛学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个有问题的说法。
如果是在写一篇普及知识的文章，当然可以用这种老百姓习惯使用的，约定俗成的问题词汇，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写作一篇论文，而文章的读者，很显然也是专业人士的时候，还使用这样的词汇，如果不是不懂得，那除了说明作者的写作态度不严谨，过于轻浮，我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了。
综观全书可以看出，季先生在谈历史，谈考据，谈具体知识问题时，显示出了一个严谨学者的风范，显示出了细心周致的思维，很可惜，他并不能把自己的优点贯穿于全部的治学中。遇到佛法稍微深入一些的地方，他就立刻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开始用一种完全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的态度去讨论问题。这对做学问来说，恐怕是非常致命的问题了。连自己要谈的问题都没有深入了解，甚至不稍加了解，就开始大肆发表意见，这大约只能叫做大放厥词了吧。
请原谅我会在原本冷静的叙述中，越来越有些情绪化的倾向，不是愤怒，那是孩子们做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奇怪、纳闷儿，奇怪到我忍不住不笑的程度，难道他不知道在做结论之前要先学习考证的么？还是他已经觉得自己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随意对别的东西横加指责任意评判呢？
那么为什么在一些问题上他显示出的思辨水平，到了佛学上，会变的如此低劣？或许，只能用先入为主，主题先行的原因来解释了。
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害死人啊。
当然，佛学问题上的无知与轻浮，不能抹杀与掩盖季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绩甚至成就，那些方面的学问我一无所知，没有办法评论，只希望是他的实至名归，而不要像那位靠写辩证唯物主义物理学拿到院士的人一样，总喜欢在自己不明白的领域里充当专家，以为自己在一方面懂了，就在其他方面都懂了。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充其量也只能做一方面的专家。对一个人来说，懂得适可而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古训，毕竟是颠扑不破的，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人。可惜，最怕的是，以不知为知，还当作真理到处宣扬，致使谬种流传误人误己，就无可奈何了。
希望我的说法只是误解，以及杞人忧天。
附：季羡林教授亲历的鬼魂附体事件：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彷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澹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淼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出处:《忆往述怀》 作者：季羡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五)：知識分子宗教
某次和星塵小師弟聊天說起佛教，說，我是不相信那些怪力亂神之說的，太多亂七八糟講因果報應一味強調因果報應惡有惡報的東西我是不看。小師弟贊同，說，我們信仰的，本來就是知識份子宗教。當時大笑，不過倒是深深記得了知識份子宗教這幾個字。
季的這本書也是這樣，雖然他有帶著那種濃濃政治意識形態來談與評論佛教，但是，老先生做學問的認真嚴謹卻使此書值得一讀，至少，他的平實文字讓我們可以精簡扼要的對佛教以及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有一個基本認識。
摘錄今晚讀到的書最後幾句印象深刻的話：“釋迦摩尼本人并不承認自己是神。……佛教似乎是一個唯理的宗教，講求義理的宗教，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不禁錮信徒們的思想的宗教。大乘唯理的傾向更加明顯。它對宇宙萬事萬物、對人類社會、對人們的內心活動，都深入鑽研……它十分強調智慧，標舉“緣起”的理論，認為一切都是無常的，一切都是變動的。……說佛教是無神論，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低層次的佛教燒香拜佛，修廟塑像，信徒們相信輪回報應，積德修福，只要念幾聲‘南無佛，南無法，南無觀世音菩薩’，或者單純一聲‘阿彌陀佛!’就算完成了任務，不必通曉佛教義理。高層次的佛教信徒，雖也難免晨鐘暮鼓，燒香禮拜；但是他們的重點是鑽研佛教義理，就像一個哲學家鑽研哲學。”
是的，我始終認為佛教是一種偉大的哲學觀點，無關燒香拜佛，但能讓人在承認這世界有許多是所謂科學道理說不清楚的時候，相信冥冥中自有一些因果輪回。儘管這是精神鴉片，但對這世界的許多人而言，精神鴉片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慰藉，否則，或以安身立命？
金剛經里已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如此，在需要宗教的人中，佛教可以說是一種最包容的宗教，無論是說人類學學中評論中國人最功利的民間宗教（其實是言中國人的功利心，拜佛是為求福），還是小師弟言的知識份子宗教，一種被學問化了的宗教，佛教總是以其包容性讓我們盡可以帶著疑問來讀來學習。
似乎扯遠了，無關本書。但老先生做學問的認真，確是可以在讓我們讀得忍俊不禁的時候，一點一滴的看到佛教的發展以及佛教史上一些讓人疑惑的問題。從他對釋迦摩尼的評論，將釋迦摩尼當成是一個性格複雜矛盾的人物，到他從語言學、歷史學的角度來評論原始佛教的發展，“佛”字的來源、“浮屠”與“佛”的聯繫，幾個小故事來點評佛教與儒教、道教的關係，都簡單明了地讓人得到佛教知識的普及。
個人覺得，蠻有意思，蠻好。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六)：这就是大师的态度么？
看完邹牧仑的《向释尊问佛》接着看季先生的《佛教十六讲》，看完大惊。同样是非佛教徒的学者，而名气学识都很大的季先生，怎是以这种轻慢的态度来论佛教、释迦牟尼、玄奘法师。
季先生得出的经验是：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既然季先生的经验如此，他的此类书还有看的价值么，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就是要证明"它们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 他的立意在此,你还能看到什么有灵性的有精神内涵的或能给人心灵启迪的,或者是哪怕一丁点的悲悯情怀。所以他文中流露的轻慢甚至轻佻也不足为奇了。
刚在网上搜了下，季先生在中国评价极高，学术地位也够高，还获得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七)：尊崇佛法而非盲从宗教
近日，泛泛听了《南禅七日》，南环瑾作为佛家当代宗师，其讲演内容不可谓不精彩。只是这是站在佛学宗教范围内的研讨，但也有宗教信仰中自相矛盾之处，谓人之修行是一个日日渐进的过程，亦同于不断剔除，完善，精进的过程。可又谓释迦牟尼距今千余年之传世真言亦同于科学（生命科学研讨会），唯其言语为信条真理。在鄙人看来，此处便具有了，宗教所固有的局限性。
佛法之所以经久不衰，在鄙人看来，是在众多先贤智者结合时代特征，改造和融合。譬如宗喀巴大师，倡导戒律，大兴格鲁派，一扫藏传佛教之颓势，奠定藏地政教合一之理论基础。亦如，禅宗六祖慧能，顺应时代变化，，宣扬“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开创中国禅宗和顿悟学达到新的高度，才有了之后的佛法逆流。
季羡林大师的这本《佛教十五题》，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寻根溯源，探讨，辨别大藏经中经文的真伪和出处，以学者的学术严谨深入分析释迦牟尼佛法的起源发展背景，去掉宗教外衣的束缚，从客观角度来看待佛教，没有极端的否认，也没有过度的尊崇。 从社会学，史学角度来阐述佛教若干问题！
站在大师的肩膀上，也许不会看得更远，但也许会更加独立自由!
《佛教十五题》读后感(八)：高高在上
让基督教的人来评价佛教，让伊斯兰教的人来评价基督教，大概都会有让人不大信服的地方，让人说几句“他当然这么想的了，他是xx教的嘛”。然后让一个无神论者马列主义者以高高在上的语气来评价某一个宗教，我只觉得很有跳梁小丑。
书的开场文字很熟悉，多为历年政治课本里的语气腔调，增加了小部分历史知识，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大不必惋惜，因为凡是一直上了学的人等于已经看过这本书了。
我开始以“倾听各方意见”的心态来读，看到他说并不研究教义只研究语言，对我来说就好像说评价基督教并不去看他们圣经，我便有些忍受不了。后来说“佛教是彻底的悲观，绝无仅有的悲观”，我真想长笑三声。我非佛家弟子，有时候希望自己能跟某些宗教结缘只是缘分还没有到，便平时看一些佛学或者禅家的书当作“心灵鸡汤”来看一看，唯一学到的便是怎样避免生活中的烦恼，追求快乐。这种论证我只能说真的很马列，真的很威武啊。
后面的不用细看，略看一看也知道，总之宗教是如何跟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发展的，某些论点我还有些赞同，只是全篇渗透的浓浓的“思想品德教育”的书籍，让人难以相信此书真的是为作者所说“客观公正”的看待宗教。
再后面到学术方面还是可以的，季老博学，语言学方面分析得深厚（额，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特别感兴趣，简单翻过）。如果这本书能就学术论学术，虽然不会成为我喜欢的一本书，但是也能成为一本很好的书吧。如果能摘掉马列主义无神论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