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国的新革命》是一本由凌志军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4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一)：《激荡三十年》《中国的新革命》的参照阅读

　　从白颐路到开发区，整个中关村的故事讲述中仍然避免不了的是，走私，如何避免被税务机关查处，如何能够在混乱的市场内尽可能多赚更多的钱而又不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扣住。市场一开始的不规范，是任何一个想成功的人都避免不了的，金燕静，华夏公司，联想，这些中关村历史上被记取的名字，没有谁能和这段本身可能是扭曲的历史撇清关系。他们可能是体制的叛逆者，这是被一个悖论逼出来的，如果你合法，你就不能够发展，如果你想壮大，你就必须搞这些猫腻。创新就是必须在这样的困境里生长出来。这也就是周光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的真实含义。

　　我避免不了的另一个疑问是，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使创新自然的生长出来，而且不被戴上违法的大帽子？

　　阅读《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问题

　　1. 中国企业激荡的三十年和整个大的经济环境的总体关系基本上是怎样的？实际上这牵扯到了整个整个社会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化，社会总体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那么这种总体上的影响是单向度的吗？整个过程是否可以比做这样的关系“社会整体的制度背景——经济环境——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的力量是否可以对前两者产生反作用？把这三者当作独立的三个主体，他们之间进行彼此的博弈的话，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进行的？这中间是否会产生“自下而上”生长的力量对整个环境起推动作用？这三十年，不应仅仅看做是以一种单纯的被改变被动的发展，如果一开始是这样的话，当政治的因素不再变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因的时候，情况也已经改变了。那么，究竟这三十年间中国企业自身作为一种力量的承载体给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们带来了什么积极有益的变化？

　　2. 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这三者以及它们各自对应的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三种企业隶属的不同经济体给它们带来了什么影响？实际上，这影响是存在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为例，则民营经济不管是从一开始要被废除到目前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还是一种隶属的局面，那么这三种企业的关系是否带着经济体不同而造成烙印？它们在竞争和发展中受这些的影响是什么？而它们之间发生关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如果民企的草根性使它的“不规范性成长”是一种规范性的必然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好的益处是今天值得吸取的？当然，前提是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否摆脱了对民企评价过去的“成王败寇”的思路来理性思考整个民营企业的成败得失？事实上，我们可能仍对民企关注甚少，尤其是从积极的角度。我们太多的聚焦于诸如“家族式企业的成长阵痛甚至夭折”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吗？它们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我们至今未曾清楚认识的有益的教益？

　　而这种“不规范性成长”在多久的范围内仍将继续？

　　以同样的视角来考察国企和外企，我们会获得什么？

　　4，细腻人性化的笔调背后，以故事拼砌的企业界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是健康的吗？这段历史纷乱不堪但却充满活力与梦想因而它应该继续延续下去吗？“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经济会是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的吗？财富的迅速积聚能在更加规范的市场里取得吗？

　　我们甚至可不可以这样问：正是不规范因而带着“原罪”的企业的最初实践才是发展的一般动力？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二)：记者的文笔——凌志军和吴晓波

　　这段不错：

　　你不用说了。我只是劝你千万别和微软作对。田本和说：不论前进的路上有什么障碍，我们都会一炮把它轰平了。

　　如此连连失策，如果换个意志薄弱的人，也许就要一蹶不振。但是王文京是绝不肯让任何人把他埋葬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错误的行动更快，比徐少春能够想像的还要快。

　　——总觉得这种话很二

　　我们现在的财务软件是标准化、行业化、个性化的结合，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一样；行业化是这个行业遵循的规则；个性化是单个企业的特征。

　　——这个也是

　　它只不过是22.5万美元，很少的一笔钱，和那一年进入中国的数百亿美元外国资本比起来，是九牛一毛，没人在意。但是对于中国漫长的经济史来说，它却具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性质。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知道，它叫风险投资，还发现，它将对国家僵化的金融体制发出强有力的挑战。

　　——明显夸张了，任何一单笔投资和百亿外国资本比起来都是九牛一毛啊。然后诸如“前所未有”、“强有力的挑战”给我一种作者词汇很贫乏的无力感。

　　听众全都被逗笑了，以为那个充满迷人色彩的轻松快意的时代就要到来，但紧接着，他们就听到了当代中国经济技术历史上最富感染力、也最具煽动性的一段话

　　——作者作为上世纪的记者，言语体系中仍然带有旧时代的说教、解释的意味，就好像以前看过的新闻背后写“记者认为……”“编者希望大家……”

　　然后还有诸如“充满迷人色彩”、“最富感染力”、“最具煽动性”，相对来说我更喜欢吴晓波的笔法。（至于吴是否涉及抄袭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说可能还是不全面，易被喷。等我把吴晓波的读完再整理出来吧。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三)：信息技术带来社会的进步

　　中关村英明、睿智的先行者们最早的感受到了信息技术，这里有其它地方无法替代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清华、北大、中科院，还有其它几十所高校，这里是当时中国对世界最新科技进展感知最敏锐的地方。

　　早期的先行者们有的成功了至今屹立不倒，有的失败了已被人遗忘……就像社会革命一样，牺牲总是难免的。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更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企业、个人和他们的故事，无论成功失败他们能在中关村的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敬佩。身为现在数十万中关村村民的一员，谁能说自己没有像他们一样的梦想，但要在这个喧闹、高速运转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唯有踏在前辈们的尸体上继续努力！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四)：中关村故事小一章

　　1999年5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微软起诉亚都一案。有好一阵子，中关村里人人都替亚都捏了一把汗，觉得它就要声誉扫地了。可是法官却戏剧性地注意到某些事情，或者说没有注意到某些事情。微软不是在起诉“亚都科技集团”吗？可是它的调查人员一时糊涂，拿出来的证据都是“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两个公司同在上地亚都大厦中，前者是母公司，后者是子公司，虽有亲缘关系，但毕竟不是一家。法官就这样找到了法律依据，驳回微软的诉讼。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让微软明白，它告错了人了。这一边，何鲁敏迅速发动舆论--就像他自己后来承认的，“那时候北约轰炸不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稍微引导引导，就不一样了”。

　　微软卯足力气打出一拳，竟打错了人，不免尴尬，有意识到天时地利都是负数，只好暂时收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亚都债台高筑，同时面临60场官司，其中59场都是败诉，只有和微软这个官司除外。何鲁敏在很长时间里都挺紧张，以为必输无疑，所以态度一直都很温和。到了在法庭上面做最后陈述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占了上风，所以满心怒火喷涌而出。他在很多年后和朋友谈起当时情形，已经心平气和，承认那是“最后的狡辩”。他先指出微软“告错了对象”，接着面带讥讽地说：“我跟你实话实说，‘盗版’是事实。我本人虽然并不负有法律责任，但是我不反对这种事情。我不反对用盗版。”旁听席上的一大堆人，都被这话惊得张大嘴巴。他有自问自答：“为什么？这个和我受的教育有关。我在清华大学读过书，前后十年间，每天下午我得体育活动就是到圆明园去跑一圈。圆明园告诉我，别人的东西是可以抢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是可以杀，可以抢，可以偷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说这是犯罪。我就是受了这个教育。这个教育告诉我可以偷，可以抢，没什么问题。”这是中关村司法史上最不讲理的一片大道理，最无视法律的一套辩护词，也是好多中国人的真实情绪。根据在场者的回忆，当时庭上掌声雷动。被告受到鼓励，转过脸来，面对原告，继续说：“我这个观点纯粹是你们教的--无论是错还是对”。这时掌声又起，倒好像他不是被告，而是伸张正义的英雄，可惜新华社后来要求自己的记者在公开报道中不得提起这些话。

　　-《中国的新革命》，P276-277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五)：大致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

　　北四环和中关村大街交汇的那个路口，似乎永远堵车。几年里，我曾无数次经过这个凌志军笔下“全世界最繁荣”、“最混乱的十字街头”，在漫长无聊的等待中，公交车车上的乘客大多把目光投向鼎好大厦外墙上的电子屏幕，我则时常透过车窗，观察这条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们。在《中国的新革命》里，他们被称为“蚂蚁雄兵”，“他们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他们身上涌动着创业者的激情；他们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凌志军的初衷当然不只是为这一群人作传，他的目的是通过中关村，描绘一个国家崛起的真相——而他炉火纯青的笔法与敏锐的观察视角让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做到了。

　　第一部分的故事是商业启蒙的80年代，凌志军注意到了在大热天因搬卸电脑而衣衫浸湿的柳传志，从而还原出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的历程，他尖锐地指出：“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历史在本质上并非技术革命，它是一场地道的商业运动。

　　在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关村政府主导的开发过程考察，凌志军发现了中国“圈地运动”的渊源，他说：“……丈量土地、修路、输电、供水、移民、摧毁原有的一切、输入资本和技术、营造新产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全书开篇所说的“中关村是这个国家发展的缩影”，绝非虚言。

　　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在第三部分，凌志军把目光投向了早期先驱和政府官员之外的人，他们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以及无数从全国各地涌来的“蚂蚁雄兵”，这二者，很大程度上是中关村最后十年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谈到“海归”时，凌志军甚至将互联网的科技变革和辛亥革命、共产革命等量齐观，他说：“在过去100年里，我们国家的每一次变革浪潮，都是由留学生推动起来的，没有例外。”

　　而在全书的最后部分，他详细地描绘了中关村里，人们如何像卖白菜一样卖电子产品、电子商城里的“扎货”模式、外来人口在中关村聚居环境——在所谓人文关怀之外，凌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路径启示。

　　作为“中国梦”和“美国梦”殊途同归的产物，李彦宏和他的百度在全书行将结束时出现。牛掰的凌志军老师在之前的篇章里面，已经不经意地提到了一个叫黄光裕的人，他在三个月里两次出手，玩一些神乎其神的资本运作；此时，凌又顺带提到了百度的“竞价排名”。 但不知凌是否预料到，在他的书问世后不久，黄光裕和百度的“竞价排名”，将会以更加醒目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

　　正如凌志军4年之前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的一样，我在这本书里也看到了“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于是，我完全地信服这样一条结论——“中关村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六)：重读

　　杭州

　　2009-09-12

　　Tag：生活杂感

　　2009年9月12日，杭州。萧山机场内的书店门口，与中国其它城市的机场一样，循环播放着“管理学大师”们演讲视频。不断有人围过来，不断有人离开，皆因为无聊。不过，这一天不断播放的，却是小个子马云在《赢在中国》中的段子，围观的人显然比往常多了。

　　马云致闭幕辞时就像吟诗，他喜欢来回走动，低头再抬头。低头的时候，腮骨拱出，抬头的时候，他喜欢说口头禅“所以呢...”你看，这就是10年变迁最大区别的句式：10年前只有因为没有所以的。台下的闪光灯喀嚓喀嚓，像是致意，我猜想同样喜欢出镜、刚刚演讲完毕坐在台下的星巴克全球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一定不理解，因为马云在1999年遭遇的，他早在1986年就遭遇过了。

　　我到杭州其实是去找霍华德的。他的自传《将心注入》我读完了，他的“另类”老员工迈克尔·盖茨·吉尔德的传记《星巴克改变了我的生命》（即将拍成电影，汉克斯主演）也早早读完了，但他们都没有预料到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书也是在之前出版的。星巴克去年已来其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美国，一些之前收购的门店改回了原貌，冰淇淋甚至啤酒出现了，在中国，月饼的出现自然是入乡随俗。但他显然不会扯这些“家长里短”，而是给人们灌输起“CQ”和“EQ”来。

　　APEC中小企业峰会的不远处，网商大会热闹地开着，像是农村里的赶集。我小时在农村，最喜欢的就是赶集了，因为那里有你喜欢的物美价廉的小东西，甚至可以物物交换。现在的交易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革，因为你可以在广东农村的网上，赶河南农村的集了。只不过，现在人们习惯给各种各样与商业有关的行为或活动，一股脑儿地戴上一顶“创业”的帽子，从国家机器到大众传媒，再到参与者本身，动辄言“创业”，言必称“商业模式”。这或许是21世纪头十年里最奇特也最滑稽的一道风景了，有的人哗众取宠，更多的人雾里看花，或者成为“被创业”群体中的一员。

　　9月12日的下午，我走出APEC会场的时候，两位边走边兴高采烈交流淘宝开店心得的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中的一位说，马云这家伙真幸运。同样的一句话，10分钟后，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又给我重复了一遍。言语中带着艳羡，更带着一丝具有中国特色的愤懑情绪。

　　回广州的飞机上，与来的时候一样，我继续重读着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他写的是1980-2006的中关村。我从中关村的影子中为这一愤懑情绪找到了注脚。凌志军在写到1990年代初中关村豪情重新燃起时，引用了美国记者杰弗里·扬一句话：“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七)：革命的含义

　　有人认为，这只是一部描述中关村编年史的一部商业传记，远构不成革命。显然，误解了革命的含义。

　　从产业浪潮来说，信息产业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被提到与蒸汽机发明的工业革命相同的高度，对人类的影响不可小觑。而本书描述的至少是一部信息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中关村缩影，从产业来说是革命的发端。

　　从中国的变革发展来说，体制的改革，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发端和萌芽在中关村也有明显的缩影。而改革的过程本身也是一场思想的革命。

　　革命在于没有成法可依，充满混乱与无序，在于突破成规（包括法律和道德禁忌），其中过程必然是群魔乱舞，道德沦丧，机会与陷阱充斥，自然，风暴过后，躲过风暴的人正襟危坐，风暴中献身囫囵的人令人勒腕叹息。

　　作者以描述事件作为主体，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些自身的观点评判，但是，并没有做深度的总结。描述史实，把这个过程的思考和总结留给每个读者自行评判。当然，当成一本故事书来看，依然动人心魄，回味无穷。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八)：变革中的角色

　　《激荡三十年》和《中国的新革命》讲的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事情，前者的视角广阔用时间为序历数举国上下变革中的人与事，后者则聚焦于中关村，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兴衰荣辱来展现时代的变迁。变革离不开人，而变革中的人最需要清楚的就是自己的角色。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记录的都不是普通的人民。能进列传的，必然有不同于常人的经历。从1978年到现在，出现在变革舞台上的角色似乎只有三种身份：官员、商人和学者，或者是这三种身份的排列组合。这三种身份的人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出于不同的想法进行博弈，最后走出了一条带有“中国特色”（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词汇能够在这里表达我的意思）的路来。从书中，我甚至要庆幸三十年改革的成功，尽管这中间有过曲折，有过迷茫，但是因为坚持的走到了今天，所以我们已经摆脱了三十年前那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时代，虽然未来的路依然在探索，不过我们知道，变革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过去的，不会再回来。

　　官员：

　　邓公，他并非以官员的身份而是以资政的威望来推动这场变革的。他也是这场大变革中，鲜见的能够善始善终的政治人物。个体虽然无法阻碍历史的前进，但是可以推动历史的车轮。邓公高屋建瓴的顺势而为，又以超然的身份指点方向，智慧是一方面，胸襟是一方面，使命和责任也是一方面。

　　商人：

　　柳传志出身于中科院系统，但是他应该算是个商人。从一个小代理商慢慢做大，最后成了一个大代理商，以致于收购了曾经代理的品牌。联想的故事很多，柳传志的故事也很多。在他和他的联想光鲜亮丽的背后，少不了的是当年起步的艰辛，游走于政策的边缘，在法律的缝隙中寻找利润。变革给了不安分的人以机会，因为变革就是要突破、违反旧的秩序，所以在变革中成长的人们的行事时必然要有魄力有勇气，这使得他们身上的原罪不可避免，也使得运气有的时候也左右着他们的人生。联通和四通或许可以做为很好的范例。

　　李彦宏算是第二代的商人么，也许还有点学者的身份。比起第一代商人身上对旧体制的矛盾心理，对利润的追求手段，以及经营的环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再对旧体制有依赖心理，追求合法的收益，他们不会再像柳传志那样颇具垄断家长意味或是像任正非那样一副坚忍不拔狼行天下的经营自己的企业，他们更在乎形象，人性的形象。或自由，或张扬，只是做会一个温情的人，一个温情的企业人。王石似乎也应该属于这一类。

　　学者：

　　王选院士，大家，令人尊敬的长辈。方正的中文激光照排系统对于市场的垄断已经让我体会不到它的伟大，似乎那就是理所应当，但是这个市场确实是从零开始，从外国人的手里夺回来的。

　　王志东、雷军、裘伯君、王文京……虽然他们仍然引领着潮流，但是让他们扬名立万的作品现在听来很多都像历史一样快被忘却了。他们算是工程师，权且归入学者，他们的起家同样坎坷，他们的荣耀也依然闪光。

　　变革的过程不缺乏勇敢、尝试和反叛，但是它需要人们找准自己的角色，超过自己身份的做法也许会产生影响为后人提起，符合自己身份的角色才能令自己满意，才能演绎得酣畅淋漓。做好自己。演好自己的角色。

　　《中国的新革命》读后感(九)：我们的改革和企业的运营

　　看着四通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让我们慨叹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要有好的商业模式，更要有好的领导人。方正不是因为有了楼滨龙，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方正。

　　柳传志和倪光南的纷争决定着联想的命运，试想如果倪光南胜出，崇尚技术至上，全力搞中国芯；联想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正如杰弗里杨所说：“一项技术的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无秘密可言，正在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