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社会》经典读后感10篇

　　《富裕社会》是一本由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富裕社会》读后感(一)：书摘：人们一旦过上丰足舒适的生活，就心安理得地漠视穷人

　　没有心肝的社会

　　——人们一旦过上丰足舒适的生活，就心安理得地漠视穷人

　　加尔布雷斯/文

　　人们善于编造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把穷人排除在公众的良知之外

　　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虽不曾申明却被普遍认可的假设，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贫困总会逐渐缩小直至最终消失；而且，这个进程在政治上也有某种必然性。人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体制终将惠及众生。

　　我本人很早的时候对此深信不疑，但我未曾预见到，在这个丰裕的时代我们将如何应对那些无从分享富裕生活的人的困境。而我本来应该认识到，随着大众福利的到来，我们将以不缺钱花的人们特有的那种源远流长、却不那么可敬可佩的传统方式来做出回应。这就是说，对芸芸大众来讲，一旦他们自己已经过上丰足舒适的生活，他们就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更多的时候简直是强词夺理的——理由来开脱自己，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去漠视穷人。而且正如实际上所发生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富裕起来的时候，穷人就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更令人哀伤的是，人们对他们要求被关心、重视以及救助的呼告充耳不闻。

　　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千百年来，那些据说得到财神爷青睐的人，总被认为自然是得益于他们自身高超的智慧、勤奋、远见、能力、德性，要不就是他们那得天独厚的祖宗。这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是天赋异禀的。而那些不幸的穷人天生就受害于他们自身一贯的懒散、昏聩和无能或者说，穷人自身就倾向于过那种潦倒、不定和随意的生活。这就是说，当他们在桥下昏睡时他们更开心。

　　上世纪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特别善于编造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把穷人排除在公众的良知之外。

　　随着福利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沾沾自喜于他们的经济状况。

　　现代福利国家到来了。它保证人们的最低收入，保证向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为此还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的体制框架。与此相联的是，要致力于对经济实行全面管理，以此来确保经济发展、就业、农产品价格和收入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还要确保对工业产品充分而持续的需求。这是一种政治潮流。

　　实际上，随着福利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沾沾自喜于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旦他们的福利得到保障，他们就会跟过去所有时代的富人们一样，找到一个能安心适意的理由，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良心远离那些仍然挣扎于贫困之中的相对少数的穷人。在过去，这种合理化的做法已经成功地使人们心安理得地对穷人漠然不顾，对贫困置之不理；而现在这一套做法依然效力不减。那些在经济上有保障的人一向也是愿意在选举中投票的人，特别是在美国，他们还是能为花费高昂的现代政治选举活动掏腰包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不愿意给那些为穷人和无保障者发动变革的人投票，也不会选那些继续努力替越来越少的穷人说话的人。

　　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派一样，美国自由派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假定：新生的富裕阶层——包括有着中产阶级收入的蓝领工人、飞黄腾达的新的职业阶层、相对有较高收入的现代白领管理阶层，以及那些受到保护而能免于失业和病老困扰的人——将满怀感激之情，从而具有与老一辈富人不同的政治态度。而他们的那些更为幸运的后代们，大概也将如此。但是，自由派们错了。历史表明，更为可能的情况是，那些现代社会的安全与丰裕的设计者们当年在引领潮流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自身政治衰落的伏笔。

　　由富人为富人全面管理的现代经济很有可能陷入失败

　　在美国未来的几年，随着穷人更多地参与到选举中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善。在过去，穷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少数地位的穷人——没有参与投票。黑人们最初被剥夺了投票权，而后他们又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权利。如果穷人能像富人一样去投票，其政治影响是重大的，甚至是惊人的，而且有迹象表明，这可能真的会发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以及在全国性的政治生活中，黑人领袖们正在鼓动他们的穷人和黑人选民们去参与政治行动，这种情况以前还从未发生过。在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费城、洛杉矶、底特律，出现了黑人市长，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只要这一发展趋势持续下去，人们就不能不顾及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选票，那么，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就会恢复对穷人之经济地位的政治关切。

　　由富人为富人全面管理的整个现代经济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陷入失败。这种管理体制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保守派对自由企业、货币主义幻想和为富人而采取的税收政策的固守，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硬道理，即现代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衰退与萧条，只能通过来自国家全面的、有社会关切的干预才能得以避免或减缓。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通过收入政策来预防通货膨胀，但这带来的是失业、设备闲置以及其他痛苦的衰退与萧条，这就是货币主义政策的行事方式。或者，我们还可以通过税收来管制需求(并限制赤字)，并通过直接的政府干预和谈判来限制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形上升，这是更为良性的收入政策。经济政策仍然是界乎于不快与灾难之间的选择。

　　在过去的这些年，富人们的管理体制已经选择了货币主义与衰退。

　　经济的失败与衰退可以再次把足够多的人置于危险境地，这将威胁到人们因丰裕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满足感，而政治态度和投票状况将随之改变。毫无疑问，丰裕作为我们同情心来源的人性之光已经暗淡了不少。

　　《富裕社会》读后感(二)：Ｊ. Galbraith 《富裕社会》的思路

　　Galbraith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60-70年代有名的“学术超男”，单单书就出版过56本，担任过大使、总统经济顾问，是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演说的操刀人。但在经济专业学界却暗中遭受鄙视，萨缪尔森称他是“universal genius”，明褒实贬，意思是说，他无所不知，但经济专业方面够业余的。

　　《富裕社会》的基本观念是这样的：在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摆脱了贫困，进入到了富裕社会，那么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观念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变迁：缓和或放弃那些在贫乏时代形成的严酷的观念，譬如“不劳动者不得食”（230），应该转而救济贫困，提供普遍的公共产品、减少不平等，因为社会已经富裕了，自然应该有更人道主义的观念。Galbraith是依赖对产业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某种松散的梳理来建构其分析的，线索涉嫌过粗。其所谈及的概念和思想或许都能在当代经济学中以更专业的方式得到技术化的讨论，因而与其宏大结论之间的关联自然是成疑问的。但限于本人经济知识的欠缺，只能以掠影的方式简介其思路。

　　Galbraith一开始就说：“福利国家的历史非常短暂，人类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非常贫穷…如今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富大贵时期，人们也认为将来会是如此，美国更是如此。”【1】因而，用来解释普遍贫穷世界的经济理念应该需要根据富裕世界作出调整，这涉及到对“传统智慧”的攻击，即那些沉淀下来的理念，譬如“平衡预算”。

　　Galbraith通过追溯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开始这一分析的。18世纪时国家财富第一次出现持续稳定的增长，经济理念也开始用现代形式来表述。Smith提出了一套自由经济社会的概念，靠竞争和市场来进行调节增加社会财富总量。Ricardo首先勾勒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而马尔萨斯则揭示了工资铁律，并得出大众贫困在所难免的结论。当时的经济学给普通人描述的经济前景是相当灰暗的。这种阴郁的结论中也有一丝希望：“有些人兴旺发达，这就是价值之所在。人们不必在意毁灭和不幸，因为任何社会总会有毁灭和不幸，但必须注意机会。”【25】而在随后的Mill和马歇尔处在表现出对不平等、垄断和萧条的担忧。“在希望与乐观的假象之下，是挥之不去的对贫穷、不平等、不安全的恐惧。”【37】而美国早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Velben甚至加剧了主流传统中的忧虑和悲观主义。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具有这种经济学的冷酷精神，认为弱者遭受遗弃是进步的必要代价，而“适者生存”是正当的。不过民主的兴起和现代公司制度给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普通大众显然不太愿意投票支持可能促使他们遭到淘汰的自戕政策。…如果要使其在苦难中得以默许的存在，还需要一种保障机制。”【50】而现代公司显示出可以永存的特征。另外一方面，马克思则提出了激进的社会再分配主张。总而言之，直到20世纪30年代，主流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贫困，而其关注的主题就是：生产力、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这在30年代达到顶峰，“如一个人站在山谷中，全然不知他正面对着崇山峻岭般崛起的社会财富。”【64】

　　当然，变迁总是在进行之中。就贫富不均而言，各个时代都有人建议富人应该与穷人分享其财富。在争议中，各种理由被提出为贫富不均进行辩护，尤其是“它作为一种激励和资本源泉的功能作用。”【67】不过在现代社会史上，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作为经济问题的贫富不均现象的关注兴趣的下降，而政府也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努力来改变现行的收入分配方式。主要的原因是，贫富不均“并没有显示出人们预见的促成暴力反应的趋势。”【70】另外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富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71】财富的回报已经收到了很大限制，公开炫耀财富等行为会遭受社会的惩罚。并且“近几十年来，正是由于产值的增长，而不是因为收入的再分配，使普通人的福利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巨大增长。”【78】围绕贫富不均论战的各方“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产量增长的目标之上了。”【79】

　　经济安全，即保护个人不受经济不幸的影响，是另一个重要考量的因素。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内在风险已经大大降低。而对安全的关注是财富增长的结果：“人们从一个拥有很少的世界转换到一个有许多东西需要保护的世界。”【88】防止萧条和通胀是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减少经济不确定性与生产的增长之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93】“长久以来，对经济生活的关注，即对均等、安全和生产率的关注，现在已经集中到了对生产率和生产的关注之上了。…生产已经取代均等和安全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96】将生产的重要性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是超越了党派的共识，成了“衡量我们文明的质量和进步的标准。”【100】生产率使得我们能柔化诸多紧张关系，尤其是贫富不均。提高生产的因素涉及：有效配置资源；劳动力供给增加，增加资本供给；技术革新。对生产的关注导致一些结果：生产自身创造需求，需求则依赖生产（想想Iphone 5）。这导致诸如分期付款等债务消费的行为。Galbraith又泛泛谈了下通货膨胀、利率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大致结论是，“通货膨胀不应该被视作反常之事，而应被视为一种正常的展望。”【179】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对生产的关注是非理性的。譬如只把私人产品看做唯一重要的国民财富，而把公共服务看做一种必要的恶。现代经济学中糅合了对政府的强烈的不信任感。褒扬私人产品贬低公共产品的趋势有危险的后果。“我们私人生产商品所得的财富再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公共服务的供应危机。”【181】公私之间的失衡，是社会紊乱的原因，而且“没有利用扩张公共生产的机会，我们错过了本来应该有的享受。”【186】而像教育等需要公共投资的东西很难由私人市场来承担。

　　至此，Galbraith对纯粹的，关注于生产和生产率的自由市场的批评昭然若揭。“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一种神话的奴役，这种神话因为商品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避免的困难，它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核心问题。”【201】 “在一个刚刚脱离野蛮的过渡中，勤俭和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世界并没有义务供养每个人生活，不劳动者不得食。”【206】但现在人们“有机会逃离有效生产和不停劳动的奴役。”【207】这是从贫乏世界走向富裕世界时应该发生的。生产的重要性减退了，也应该减退。应该用别的东西替代或补充对生产的偏爱，相应的道德体系也应该有所变迁。

　　“收入和就业，而不是商品，成为我们基本的经济关注对象。…随着富裕程度的增加，我们更坚定地为每个人找工作。”【208】还应该打破生产和收入的关系，用别的东西取代生产作为收入的来源，譬如失业补偿制度，减少把生产当作收入来源的依赖。通过税收来恢复公共服务与私人领域的平衡。这儿没有什么精准的招儿，不过“富裕社会的另一个标准是在这些事情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误差余地。”【222】

　　Galbraith还特别考虑了贫穷的问题。贫穷分为个案贫穷和孤岛贫穷。而随着赤贫的人数从多数状态像相对少数的状况转变，现在帮助穷人的政治努力，缺乏任何重大的政治吸引力，因为这些措施会冒犯更加富裕的大多数人。因而，赤贫问题似乎更加令人绝望。但显然的，贫穷是一种社会的耻辱，而Galbraith暗示着会支持福利国家消灭贫困。Galbraith也较乐观地考察了新兴阶层，那些工作更有乐趣，更受尊重、而不完全以收入为考量的阶层，譬如经济学教授、牙科医生、高级工程师等等。这代表着一种前景：将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辛劳彻底消除。“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向未来之路。”【239】

　　江绪林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富裕社会》读后感(三)：经济学人，理智与人性

　　在经济学逐渐把自身定位成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并竭力给人留下严谨而充满数学模型印象的过程中，加尔布雷思于主流经济学界确实算是异类。就仅仅和对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已经再版18次相比，加氏的那种少了模型多了良心的“异端”经济学似乎在主流经济横行的现代是卖不动的。加氏经济学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认为经济学研究要改变重物轻人，只看见产值却不见福利的倾向；要不以数理分析为依托，而以公平正义为基石；应该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而非将经济学圣神化而置于学术的制高点。

　　或许我们可以从学界的评价中更好的了解这个经济学界异端，进而更好地了解《富裕社会》所为我们描绘的世界：“哈佛最有名的教授”、或者另一个更为耸动的名号--“百年来哈佛最有趣的教授”、又或者他的对头萨缪尔森封给他实则暗含贬义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对于加尔布雷恩，我们似乎很难将他单纯归类到学院派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社会自由学者的范畴中。对于道义和良知的追寻而非对于纯理论的探讨，使得加尔布雷思于学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的地位。

　　回归《富裕社会》一书本身，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正是建立在美国已经进入战后经济恢复，物质生产大繁荣后，多数人的贫困已经转变为较少数人的贫困，贫困已变为“个别贫困“和“富裕社会“中的”贫困岛屿“大背景下。在笔者看来，”富裕社会“这个大背景更应该理解为一种经济学研究重点的回归人性而非仅仅是对于物质繁荣满足和对物质生产的追求。

　　“福利国家的经验是非常短暂的。全部的历史几乎都是贫困的。只有在欧洲人居住的一小角世界上的最近少数几代是例外”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家充满了悲观不安的情绪：亚当斯密虽然抱有希望，但他也只谈“国富“，而对于大众的收入则认为难以提高。而斯密之后的工资铁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乃至后来斯宾塞和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这些就是加氏经济学笔下的“传统智慧”，可以理解为计划经济破产之后，人们认为私有化的力量、价格解放运动(学费、医疗和房地产)以及加强中央政府调控模式是最核心的经济发展力量。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里面，传统智慧被既得利益者供奉起来，最大限度地让其他人相信这是不变的真理。

　　或者说这种因为长期处于“贫困社会“而产生的悲观不安情绪，以及对于经济萧条的恐慌，导致人们对于生产和效率的盲目追求。而发端于”贫困社会“的传统经济体系描述这种高效的生产状态实则一种危险（竞争状态），然而这种危险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越纯粹，这个体系的绩效就会越优。

　　而加尔布雷思创造的第三个新名词“均衡势力”正是指工会、NGO、贫民引发的民权运动、政府等强势力量进行议价的能力，而这些形成了社会生态的均衡。这种均衡构成了一个伟大社会发展的动力学基础。实际上，中国恰恰缺乏均衡势力，暂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持续均衡的势力推动机制。

　　加尔布雷思所追求的是体系中劳动者而非整体或者资本所有者的效用和发展。然而这种整体的绩效最优，与体系中每个个体的效用并非有严格的正相关关系。竞争体系不断自我完善，工人工资因为逐渐和边际生产相适降低，体系的自我完善却完全不能带来劳动者福利的提高。

　　因而为了追求体系中每个个体的福利，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无外乎体制的改革和政府公共财政调控两个手段。这些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看来需要破坏社会生活基本规律才能改善的做法，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保守者而言：除了明确的偷盗行为，一个人理应成为他之所有。对富人征收重税，对贫困人口的补贴，强制的再分配手段只能损害整个经济体系的利益。在这里，我们要讨论加尔布雷思全书贯穿的一个关键名词——“富裕社会”。我们可以把它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把“经济蛋糕”做大的社会，它已经有某种消灭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力量，但是，它对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着漠视，认为这会打击那些创造财富，并拉大贫富差距的优越阶层的发展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发展，经济就熄火了。所以保护优越阶层的内在激励是社会第一要务。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鼓吹的就是这种哲学，他们坚决不承认社会分配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而讨论进行到这里，就涉及到乃至现代经济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增长究竟是为体系的发展，还是为了体系内成员的福利与成长？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GDP的增长还是对玄而又玄的幸福指数的追求？

　　的确人类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巨大产值拉动的生活水品的提高，没有人会否认现代即使处于“贫困岛屿”中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品，都强于几千年前的中产阶级。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的“这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式贫富不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显赫年代，这也是一个遍布贫困和堕落的时代”，经济增长的假象正在逐渐模糊对于“人”的关注。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对于人类生存的不合理问题，究竟应该由社会承担，还是个人承担？对于竞争体制下的财富竞争失败者，是应该任由”自然发展规律”淘汰抑或由体制给予关怀？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经济学术语往往可以掩盖具体的个人生活真实情况，用来精确表示社会增长的那些词，不能表示这个社会中的个人生活是否富足欣然。辉煌雄伟的高楼大厦下，有买不起房子的忧心忡忡的人经过；豪华汽车驶过的宽阔马路上，有内心冰冷绝望的人在乞讨；而一部分人蜗居，一部人坐拥豪宅。“富二代”、“穷二代”这样的词汇开始流行，。或者说，现在社会，社会普遍地在呼吁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学关怀，以及，相关的体制性调整。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思书中所说，经济的发展和竞争体制导致的对于机会的贫富同起点又会逐渐削弱人们对于“人”的关注。经济学家会更加倾向于玩弄模型和高深的术语让人相信，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们鼓吹一切对于再分配过分关注的政策都将损害这个完美的体制。

　　在《富裕社会》的开篇，加尔布雷尔提到对于理论的接受，基本除了理论的真实性之外，还取决于对理论的熟悉程度和理论对人尊严的满足程度，过分偏离主流的思想的理论只能淹没在骂声之中，稍越过雷池的理论将为各类经济学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话题。那经济学人要么几乎沦为觍着脸迎合社会和政治家的无耻之徒，要么沦为只知玩弄模型无视经济学理论研究真实目的的所谓智者。过分的理智和清醒更像一种经济学人迎合大众的明哲保身，一种无视人性的残忍。而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所体现的人性，又将体现在哪里？

　　《富裕社会》读后感(四)：[转载]哈佛最有名和最有趣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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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读起来抑扬顿挫，可是在中国的书店里，一直是个不够响亮的名字。算起来，大陆翻译出版的他的著作也有十几种了，连自传都有，可是学界始终不知道该把他划分到哪个学派里，普通读者又对偏向政治的经济学兴趣不大，而编辑们也没在腰封上加上他那个耸动的光圈“哈佛最有名的教授”、或者另一个更为耸动的“百年来哈佛最有趣的教授”、或者他的对头萨缪尔森封给他实则暗含贬义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于是，他在中国也就这么一直不温不火着。

　　2006年4月，当他去世的时候，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地进行过报道，毕竟，不是谁都能身高2米出头、活上97岁、获得52个名校的荣誉博士头衔、写出56本书、还被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克林顿等总统“顾问”过。可是在中国，只有汪丁丁、梁捷和李华芳等人的纪念性文章，颇为寂寥。的确，2006年的中国不是加尔布雷思这个“异端”的好年景，当时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连中国的机场书店里全都堆满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英文已出到18版），经济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严谨的、理性的、用数学模型可以解释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加氏那种少了模型多了良心的经济学是卖不动的。直到2008年，主流经济学的声望与经济危机一起身败名裂，甚至有观点怀疑经济学不足以成为一门科学，直到这时，人们才发觉离开伦理学的经济学是恐怖的、离开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直到这时，人们重新翻开加尔布雷思，看看他对80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阐释（《1929年大崩盘》）、看看他对美国资本主义中权力问题的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看看他95岁时洞察骗局的清醒小册子（《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不禁感慨万千。近日，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三本加氏著作，包括《富裕社会》（1958）、《不确定的时代》（1976）和《美好社会》（1996），希望这一次，加尔布雷思的名字能为更多人所知。

　　人们将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略分为三类，即学院派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媒体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特点在于贯通三界。在学院领域，他担任过哈佛大学讲师、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最后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多年，是保罗•M·沃伯格讲座经济学名誉教授，学院生涯的巅峰是1972年被推举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84-1987年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主席。在政治领域，他历任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顾问、全美农场主协会联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常驻经济学家、国防顾问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官员、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民主党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主席，出任过几届总统及总统候选人顾问，还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等重要职务。在媒体领域，他从大学时代即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应卢斯邀请担任过《财富》杂志的编委、为BBC写过专题片、创建了期刊《后凯恩斯经济学》(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甚至还写过3部小说，最为惊人的是，他是罗斯福、肯尼迪和约翰逊写作班底的成员，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演说正是他的捉刀之作，他的文笔清晰明了、亦庄亦谐，人称“加尔布雷思式文体”，这般好文笔使他的著作每每成为畅销书，使经济学走向大众，也为他赢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名望。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格洛里亚·斯坦内姆（Gloria Steinem）坦言，“在学术圈子里，他身背其著述易懂可读之罪，有时也因此而不被信任”。如果说人生缺憾，在一般人看来，大概是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不以建立某套经济学理论为目标，而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旨归；不是以数理分析为依托，而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石。在他看来，经济学必须打破重物轻人、只看产值不看福利的倾向，经济学家有责任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同道好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加尔布雷思在方法上的特性是运用了批判性描述（critical deｓｃｒｉｐｔion）方法，而这是经济学通常所排斥的方法。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加尔布雷思使经济学不仅有“头脑”、更有了“心肝”。时至今日，他昔日所提出的一些观念诸如反对贫困、反对战争、保护环境、权力均衡、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对货币主义的警惕、对过度消费的担忧等等已成为常识，这也恰恰说明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前瞻性，他的观点得以被社会接纳和流传——与其让经济理论空置于教科书中，不如让思想直接干预现实。

　　在新出版的这三种著作中，我对根据BBC电视片解说词所改编的《不确定的年代》最有兴趣，不仅是因为它通俗易懂，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经济思想史，而是因为从中能够看出加尔布雷思本人的思想传承，他是如何融汇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在他那里和平共处进而成为“新社会主义”，深入浅出到了这种化境，佩服。

　　《富裕社会》读后感(五)：对于不太懂的东西向来应当保持敬意

　　加尔布雷思这个名字我从两处听到，一是去年在伦敦培训时，讲师在PPT里引用了他的一句话“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都一定有些用”，二是查理芒格推荐了这本书。再一看这本书写作的时间是美国的80年代，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纳德里根使这个国家再创辉煌的时代。我试图去理解他带有哲学和政治味道的经济学理念，理解这本书是相当困难的，一是跨学科知识和历史积淀不够，再加上经济学各流派我从来就没有分得清过。这本书的翻译也不是很好，当然得理解对这样一位语言天才的学术论著，除非大家真是很难驾驭的，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重读原版，以我的经验来看，经济学理论还是英文更能读得懂一些。

　　现摘抄一些值得琢磨的语句，将来再看时，可能有更深的理解：

　　1、改善的核心是使得经济生活和金钱回报方面变得更有保障。

　　2、在解释各种社会生活的时候，什么是正确和什么是仅仅可以接受两者之间会出现持续不断、永不停息的竞争。

　　3、在社会评论中，对听众赞成的考验远远超过了对真相的考验，结果自然就会对评论产生影响。

　　4、环境对理念的影响在美国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5、在寻求晋升的争斗中，自然选择发挥的作用就是将那些最有力者推向了顶峰—那些富有坚毅、复杂、灵巧等才能的人得以生存，并得到奖赏，因为这些特性是晋升斗争中必需的。

　　6、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性......解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反对者的典型态度。就像任何一种信仰的信徒一样，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反对者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罪的。对于异端者不仅要在思想上加以反对，而且要在道德上加以谴责。

　　7、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对此我们能过分强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托拉斯的执行以及其他旨在保证资源有效使用的传统方法都被暂时搁置了。

　　8、现付的款项可以减少，但最终会减少到这样的一个临界点，那时借贷者的财产价值这么小，以至于他发现，比起偿付一种麻烦的债务或宣布破产，让债权人取走抵押物更方便。我们可以允许越来越坏的信用风险存在，但最终必须把选择不去偿款的借贷人排除在外。

　　9、运输的投资必须与需要运输的商品产量保持一致。动力的供应必须与需要动力的工业的增长并驾并驱。

　　10、自由主义者同意用累进税支付劳务，以减少不公平。他们因为关注商品生产的迫切性，就必须反对销售税和消费税。保守主义者团结起来为不平等辩护—虽然未完全使用这种赤裸裸的说法—并反对使用所得税。

　　虽然不能很连贯地重复书的提及传统经济理论为现实所证实或证伪的逻辑，我总算是看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里根时代以促进生产带动需求的经济政策，并幸而推动美国制造业在大本营被日本攻占的局促中全球化扩张的反击开始，对美国制造业日后再继20年繁荣的作用。

　　《富裕社会》读后感(六)：读《富裕社会》

　　抛开某些繁复的理论片段不是那么易懂，这本书可能应该人手一本，也许对帮助物质更为丰富的城市人达到一个更大范围的有益的共识，会是值得的尝试。

　　问题的起因可能是贫穷社会里的“传统智慧”和富裕社会中新问题的鸿沟。虽然作者的论点更多是的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状况，但从某些角度也挺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即社会已经快速从物质贫乏进入物质富足，但人们的思维和对宏观问题的共识还停留在贫穷社会，这种不同步，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到实际迫切需要的地方去，（假设资源的分配是一个民主过程。。。）从而解决不了富裕社会应该面对的问题，结果就是人们虽然按照贫穷社会的标准更富裕了，但按照富裕社会的标准，情况却更加糟糕了。

　　贫穷社会的状况，是生活即生存，如果不做工，就没有钱吃饭，而整个社会因为生产力不足，和技术不够发达，只能卯足了劲全员开工，不断的提高生产力，生产效率，这样才勉强能养活全国的人。技术革新，从总体上改变了这个状况，作者假设，我们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产品过剩的时期，但由于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因为对物质匮乏的恐惧，还是在惯性的提高生产力，提高产量，企图让每个人做工，结果一方面生产出来过多的产品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人们虽然生活在物质充裕的现代社会，但艰辛劳动的程度和贫穷社会时期相比可能没有多大改善。（在北美，工作环境和福利制度，在强大的工会作用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商业广告的帮助下，巨大的需求被创造了出来，城市人建立了新型的生活模式，不断的消费新的食物，日用品，服装，为艰辛劳动获得的报酬找到了合理的出口，但是问题是，持续的物质消费升级，会不会切实的提高富裕社会人群的幸福感？

　　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实际上过度的物质化已经对朴素的价值观造成了冲击，而商业机构强大的游说能力，以及整个社会基于“传统智慧”的这种共识，可能会使社会资源越来越倾向于投入私人产品生产的部分，而公共福利，人文，其它的不那么能量化的部分，可能会因为长期的投资不充足而衰弱。极端和滑稽的场景是，人们居住在十万一平的豪宅里，窗外的公共区域却是垃圾成堆。这种垃圾可能是物理上的垃圾，但更有可能的是糟糕的人文环境， 这种糟糕的外在环境，使私人的物质富足贬值，室内的豪宅装饰，显得不那么令人愉悦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人们可以达成一种共识，适量生产，适量的劳动，适量的把资源分配到公共的部分？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现代经济的游戏规则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在富裕社会，用劳动时间换取工资的本质，并不是劳动力所生产出的产品，产品的边际效用实际已经变低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获得工资的同时获得同等购买力，而购买力是消费社会运转的马达。换而言之，从经济的角度，社会需要创造一种合理的发工资的渠道，并让足够数量的人能参与到消费中来 。和时薪等值的失业补偿可能是一种替代办法，但因为道德风险难以控制，而很难大规模的实现。另一方面，是深入人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竞争胜利者们创造出来的特殊语境，让人们神魂颠倒，让私人物品和更高的购买力获得了其它更为特殊的意义。人们对劳动报酬道德认同的同时， 达成了一种共识，世界会在人们不断追求更多的过程中，变得更好。

　　缺乏人文和精神的平衡，衣食无忧的富裕社会人群能否得到富足感。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昭然若揭的冷酷无情，按照该规则设计的商业社会生活模式，永远处在竞争否则淘汰状态中的人群，能否得到安全感。无法量化的精神生活的失败，又能否靠可量化的物质来弥补？

　　商业化的成功，是一场同谋。

　　《富裕社会》读后感(七)：加尔布雷斯在西方暂时谢幕，而中国正需要他（附两篇书评）

　　碰巧看到两篇书评，评论加尔布雷思是否过时的问题。

　　1、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梁小民

　　胡看乱写 前一阵到万圣书园，看到书架上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和《不确定的时代》，还是2009年出版的。为什么要把这么过时的人和过时的书挖出来作为“汉译精品”重新翻译并出版呢？

　　加尔布雷思一直活到2006年，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过时了。加尔布雷思走红是在六七十年代。当时美国经济衰退，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格瓦拉成为年轻人的偶像。“极左”的思想极为流行。加尔布雷思作为左翼新制度学派（完全不同于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红极一时。他反对主流经济学，以批评资本主义为己任，又有极好的口才与文笔，在哈佛校园和全世界都是知名的“学术超男”，风头比“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超男”、“超女”要强许多倍。甚至在当时“极左”又封闭的中国也极受尊重。他的著作可以内部发行，他的思想可以批判地进行研究，他本人也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他投桃报李，写文章，写书，接受采访，盛赞中国的“文革”和大好形势，似乎有成为另一个斯诺的架势。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而且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甚至讲这一段历史时，他也不引人注目。八十年代之后美国经济复苏。当年的左派学生也成了他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或资本家代言人。加尔布雷思也很少有人记起了，1975年退休后，他只能在平静的校园中默默地安度晚年。

　　加尔布雷思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但主流经济学家从来不承认他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加尔布雷思充其量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社会活动家。这不是因为他从不用数学模型，也不是因为他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没有什么建树。尽管他是美国经济学家中著作最多的人之一，几乎可以算是著作等身，而且这些著作当时相当畅销，但它们就像一阵风似的，过去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八十年代之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有专门介绍加尔布雷思和新制度学派的章节，但以后就全删了——教科书三年出一个新版本，是与时俱进的。

　　一个人去世之后能不能留下点什么，关键看他的思想、理论能不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加尔布雷思的思想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加尔布雷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新工业国》、《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和这次出版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以前译为《丰裕社会》）等，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出过中译本）。在这本书中他论述了他最著名的“二元体系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国是由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社会。这两个体系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上是不平等的。计划体系依靠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特权，控制了价格并剥削市场体系。二元体系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根源。他的改革就是通过制度改革实现这两个体系的平等化。

　　这套理论当年也风行一时，但从今天看来很难成立。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组成的。大企业是经济的支柱，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发展，企业大小不同，权力与财富当然不同，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不同。这是共同规律。我们现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企业兼并、重组，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他用个别事例来论证二元体系的对立，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上也并不正确。他对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偏见已被现实驳倒。他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来看社会，得出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结论，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摘下这副眼镜。这是他的悲剧。应该说，加尔布雷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这副“极左”的有色眼镜使他迷失了方向。方向错了，才华又有什么用呢？

　　加尔布雷思是一个过时的人，他的思想、著作也是过时的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尽管仍然需要批评资本主义，但批评的方法与内容与加尔布雷思也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著作在今天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个别研究者仍需要翻阅他的书，但研究者自己可以到图书馆找过去的译本或原版，没有必要在今天再重新翻译出版一次。对出版业而言，资源也是稀缺的，不是什么书都值得出。译书之乱的表现之一就是抓到什么译什么，出了一大堆既没有学术意义也没有读者看的书。记得过去商务印书馆出书时，选书是很谨慎的。什么书值得出，什么书没有出版价值，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我更不理解的是这本书还被作为“汉译精品”。什么书能称为精品或经典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而且永远也不能统一，但在经济学中无论按什么标准，加尔布雷思的书都难入精品或经典之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没有必要西瓜芝麻、好瓜坏瓜都当宝贝。

　　2、

　　加尔布雷斯在西方暂时谢幕，而中国正需要他

　　桑彩/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德龙在一篇书评中悲哀地表示：“在美国，70岁以上的老读书人知道加尔布雷斯并乐于读他；50岁的读书人知道加氏很重要并愿意读他，但不清楚他为何很重要；而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会读他，因为他扯的‘完美的大政府主义’闲淡在一个右翼的年代是如此的可笑。”德龙总结说，加尔布雷斯不停推动社民主义的石头但劳而无功。

　　的确，加尔布雷斯的很多经济学见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带有某种时代的惊鸿一瞥的观察。他并不服膺于一个已经存在的经济学框架，而是带有记者式的直觉判断。

　　加氏那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短时段内有效的、没有任何成见的、充满草根精神的社民主义观察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异常重要。加氏发明的最重要的三个词语——丰裕社会、传统智慧、均衡力量——似乎可以作为刻画当今中国社会的坐标。

　　丰裕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把“经济蛋糕”做大的社会(比如中国)，它已经有某种消灭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力量，但是，它对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着漠视，认为这会打击那些创造财富，并拉大贫富差距的优越阶层的发展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发展，经济就熄火了。所以保护优越阶层的内在激励是社会第一要务。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鼓吹的就是这种哲学，他们坚决不承认社会分配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传统智慧，可以理解为计划经济破产之后，人们认为私有化的力量、价格解放运动(学费、医疗和房地产)以及加强中央政府调控模式是最核心的经济发展力量。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里面，传统智慧被既得利益者供奉起来，最大限度地让其他人相信这是不变的真理。

　　而均衡势力，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里，是指工会、NGO、贫民引发的民权运动、经理人阶层和高级技术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和企业、政府等强势力量进行议价的能力，形成了企业内部和社会生态的均衡。这种均衡构成了一个伟大社会发展的动力学基础。实际上，中国恰恰缺乏均衡势力，暂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持续均衡的势力推动机制。

　　所以，加尔布雷斯在西方的去世，可以看作是他暂时的谢幕。而他应该在东方、亚细亚的东方复活，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他，需要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惊鸿一瞥的判断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