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读后感10篇

　　《毁灭的种子》是一本由[美] 易劳逸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页数：26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一)：历史的牺牲品

　　首先看完书后和看之前的期待有所差距，以为这样的标题可以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视角，以为可以写的更深入一些的。而看完数章之后，不禁有一点点的失望，作者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也仅仅是纠缠于文献资料和历史数据的罗列，在观点上过于保守，而缺少理论创新，因此对问题的探究也就止于表面，而显得不够深入。把一个我们从小就被熏陶浸染人尽皆知的结论，用我们不曾得到的史料重新说了一遍。

　　不过本书在大的框架结构上还是比较扎实的，分别从中央对地方、城市对农村、政党的内部组织、政党的军队和政府的金融改革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大致的总结了一个政党政权毁灭的基本层面。但是，也就是仅仅止于此了，而没有想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给出一个更为深刻的结论，不过倒是把这种进一步的关照性思考留给了读者们。

　　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应该有一种大历史观，要从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梳理出脉络，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短小的视野和由此得到的片面的总结，国民党的失败固然因为他的政治腐化、他的军队堕落，固然因为他的苛捐杂税、他的经济失控。但是仅仅这样就可以解释一个二十年前还被视作中国未来之希望的一个充满生机政党和政府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遭遇如此大失败大毁灭的原因吗？我想我们可以思考的更深入一些，把视野放的更宽一些。

　　个人在这一点上还是十分赞同黄仁宇先生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失败是从总体上看是中国历史进程必要阶段，说尖刻一点就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洗牌中的一个牺牲品，是历史的工具。而大体上又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党组织与特殊国情的不适应。国民党作为一个深受西方现代政党思想影响的组织，在一开始就只是简单的模仿西方政党的那一套东西，而没有实践那样的组织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核心，没有看清这样的组织制度和中国特殊国情的关系。因此在与一个之前还是信奉伦理宗族的半农业社会结合之后，就迅速的扭曲变形，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也好，派系斗争也好，都是由此而生，是一种有形无实的组织体系对思想上习惯上都与之错位个体的失控。

　　二、是上层机构对下层社会的缺乏控制。国民党政府的建立着实是仓促的，以至于这样的一种政权建立在一种脆弱的根基上，他仅仅是依靠他的军队起家的，在政治上也是百般妥协的。这不仅表现在中央对脱胎于地方军阀的地方政治势力的缺乏控制，更表现在城市官僚对于由地方乡绅掌握的脱胎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广大农村的缺乏控制。这也就造成了有关税收、服役、征兵、组织动员等等方方面面的积弊。

　　三、是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理念偏好的影响。蒋介石本人是一个功利主义短视者和主观主义者，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十足的重上不重下，重道德而轻机制的领导人， 由此而造成的恶果就是国民政府与基层民众的联系极其薄弱，这在之后的战争动员中表现出一种气度的力不从心；另一个问题是蒋的主观主义风格造成了将一切机制上的弊病都归罪于人身上的道德问题。但是成为一个悖论的是，蒋政权得以建立的基础就在于他的这种政治偏好上。他在早期解除掉党内左翼势力的威胁的同时，也自然而然的放弃了对基层民众的重视和对农工的倚靠；另一方面北伐得以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对地方军阀和对党内实力派的妥协，因此他的政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缺乏监督和官僚作风的种子。但是蒋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获胜，又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局势需要蒋的这种军事上的独裁和政治上对上层的妥协。这也多少有一点无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意义其实不止于此，细心和敏感的读者自会发现它的时下意义和关照性启示的：比如官僚体制和中国社会的关系，又比如思想信念和政党组织先进性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引发继续的思考。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二)：大败局

　　谁之过？

　　要讨论这些败因，易劳逸无疑是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学者之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他负责撰写的两个章节中，他已经展现了自己对1927-1945年之间国民政府的深刻了解。对于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他放弃了美国最流行的意识形态解释和史迪威神话（这一指责过多地要求蒋介石本人为失败负责），而代之以对中国政治局势和社会的全面观察，因此他在更深入了解释了深层的结构性原因的同时，也暗示了这一失败的不可避免。

　　虽然在二战中惨胜，但1945年中国的虚弱程度并不亚于德日这两个战败国。国民政府自1927年上台后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全中国，与地方势力的互动复杂微妙，彼此充满猜疑和戒备，整个社会的统合不过是个表面上的假象。作者以云南的龙云和滇军为例，指出当时中央不顾一切压倒和控制地方的努力，结果反而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重庆委任的官员对待云南犹如收复敌占区，放任镇压知识分子导致他们离心，而滇军的怨恨使得他们在东北临阵倒戈。

　　按亨廷顿的洞见，在一个变动社会中，革命是社会“多重功能失调”的产物，这种失调使得现有的政治体系无法有效地将社会予以组织和整合。1945-1949年的南京政府正是如此：政党本身都未能良好地组织起来，更不必说建立稳固的基层组织，融合各种社会力量于一体了。国民党政权独占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拒不给地方力量、农民等社会阶级以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结果就迫使它们产生了离心情绪，加入到革命集团中去。而国民党党员纪律的松弛、毁坏，更使得他们无法在政治上体现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其执政能力和道德感召力也就极大地被削弱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农村、政治、军队等出问题的根子都在“组织”，国民党在执政二十年后，已丧失了整合重组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和道德号召力，更缺乏基层的执行力。1946年时中央的命令下达到山东南部，却只能到达县一级，没有乡绅的赞同，县长是无法执行命令的。仅有蓝图和构想而没有执行力，这种力量就是没有根基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1937年日军入侵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所建立的稳固的基层网络，通过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发展成为一股难以动摇、坚不可摧的政治军事力量。等到国民党1948年才突然认识到农村境况的严重性和后果时，一切已晚，直到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才将土地改革在岛上付诸实施。

　　丧失的机会

　　作为一个以立场顽固着称的政治家，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断重申党和军队的纪律，但另一方面却又有着拒绝改革的恶名。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唯一一次放手让人去改革也许就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的金元券改革。但由于全国的市场流通并未统一，这一改革却反而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到头来百姓交出了金银之类的硬通货后只换来一堆废纸。作为一个军队支持的政权，公众舆论对国民党的政治寿命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但也正因此，变革的要求被拖延、忽视乃至拒绝了。

　　转自维舟的博客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37540640.html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三)：此书将国民政府的败退归结为以下原因：

　　此书将国民政府的败退归结为以下原因：

　　1. 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太弱，除了京浙沪地区，其他地方都是军阀的天下。地方部队对中央政府不服从，以地方利益为重；

　　2. 军阀部队担心被中央吞并而倒戈共军，而中央军在抗战时期损失惨重，官兵厌战心切，故作战失利（我个人认为中央军在戡乱初期的表现可圈可点，胡宗南部、胡涟部、傅作义部都颇有斩获，不但攻占延安，还把刘邓部队逼进了大别山。可惜后来兵员得不到补充。）

　　3. 金圆券经济政策的失败。这一点是国共双方所公认的。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指出，金圆券货币政策的出台是因为财政赤字过高，财政赤字过高是因为军费过高，军费过高是因为内战，而内战是因为中共撕毁停战协定、否认政协决议和国民大会而发动全面叛乱。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四)：就这样吧

　　打开电视，满目都是民国时期为时代背景的电视剧，就像十几年前的《还珠格格》引出一拨清宫戏，这里边有向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礼的作品如《亮剑》，也有《潜伏》等谍战片。但这里面良莠不齐，《迷途》号称中国第一部剧情纪录片，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制作的系列剧，在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上应该说做的不错，但很多赶风之作就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了，会对观众造成历史的错觉，当然这也可能是过虑了，因为这些电视剧的收视率并不见得就高，而且相当多的电视剧里“时代”只是个壳，里边的内核可能是更吸引眼球的第三者、婚外恋等。

　　大多数人对历史的了解限于教科书，任何史学著作都是有著作者立场的，有对历史感兴趣的同学会去关注一些图书版单上那些轻松俏皮或是八卦味浓烈的类小说，纯学术的自古离大众很远。在学术圈，现在也有相当多生物开始跳出圈子到外觅食了，学术与民众的互动是个好事，如果良性的话，像《探索发现》《凤凰大讲坛》乃至《百家讲坛》这种形式。

　　过了一个异常充实而完美的周末，细节不表。还抽空花2个小时概览了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记下一些东西，免得以后进图书馆翻到这本书依然有强烈的陌生感。这本书分几个专题探讨了国民党何以失败？易劳逸通过国民党自身的各种材料，如蒋/介/石的《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等（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尤其是离现在不超过百年的民国，选择文献的取向和价值理念最终会决定你的结论走向），运用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摘取若干典型事例，精辟分析其中的原因。他的结论是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美国援助，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等，而这恰好是我党的优势。

　　书里提到，蒋/介/石事实上从来不曾真正意义上的拥有整个中国，他将孙中山时期的党、政、军的顺序倒置，军队成了立国之本，政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但各地的军阀诸侯事实上只是名义上的归属于中/华/民/国。而在1927年四一二清党（清共）后建立的政权，在未来的10年（1927-1937年）间面临着日本在满洲、华北的侵略（有一种说法，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20年间有很多次的危机足以引发世界大战，其中日本对中国北方的侵犯也是其中之一），共产党的起义，地方力量的反抗，使得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用来推行复兴计划的安定时间不过6年，更何况蒋介石的国民党似乎从来没有赢得过的士绅和底层民众的真正拥护与支持，也就无法将中央政府的政策贯彻下去。 为了免得不小心被防火墙给过渡某些名词，下面我用“常凯申”来代替“蒋/介/石”（这里涉及到一个段子，清华的一个副教授在翻译Chiang Kai-shek时误作为常凯申，是一段爆笑的丑闻）。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和常凯申（哈哈）政府“以空间换时间”政策的施行，gmd对一些省份的政治控制程度大大削弱，日本人很快占领了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省市，而这些地方恰恰是gmd政府的根基。各地的军阀也是各为自己的利益，如山西的阎锡山是个典型，在他负责的第二战区，名册上的首号敌人是我党，然后就是gmd政府，接下来才是汉奸，最后才是日本人。（但大众应该很少会有人理解这种想法，姜文《鬼子来了》受到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一二，实际上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儿也远不是那么回事儿，灰飞烟灭的是士兵和平民，像冯玉祥那样典型的骑墙者永远站对队伍，末了依然落得好名声，是为不死的传说。）云南的龙云同样如此，虽然战争给云南昆明带来了文化与工业化，到1938年大约有6万逃难者涌入云南，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企业也西迁，但云南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采取一种抵抗的姿态。

　　里面提到了几个群体，细细品来别有一番滋味：地方军阀对中央军的态度是怕被蚕食，伟大的长征也因此在围追堵截中成功；农民呢，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起来对旧秩序进行广泛的攻击但确实是拒绝予以支持。第四章说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读来感慨万千，如果把许多字段隐去，保留一些制度架构、发展情况、理念之类的，你以为是在说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苏联共产党到国民党到中国共产党，从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Nazi党）到国民党，从盖世太保到蓝衣社，你会觉得是其中夹了一块不是平面镜的镜子。非平面照出来的那些不同之处，是蓝衣社变体的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冲突，在其中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这是蒋玩弄权术平衡的手段工具，最终却给玩弄成悲剧。又如第五章提到的革新运动，和三青团一样都明白无误的证实了国民党国家机器的瓦解是从内部开始的，很多问题属于体制性的，而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地位。

　　还有一个共识，日本人认为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否则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于是发到了珍珠港空袭，这一举动直接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日本人在这里似乎有点类似像温克对意大利的评价：有好胃口却没有一口锋利的牙齿。于是美国参战，之后，中国的局势也变化了，蒋认为日本人已经降格为第二号敌人。此后，为了方便运输战略物资而开辟滇缅公路的行动激起了日本1944年的一号攻势，8个月内日本人席卷6个省份，扫清了从东北通往越南的运输通道，摧毁了进攻性的空军基地，除了在衡阳受到薛岳将军的阻挡，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任意前进，在这个第三阶段已经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的战力衰退的厉害程度，军官素质低下，军事伙食医疗糟糕，征兵制度恶劣，在成都时看过3部川剧很有味道，其中的《王保长》和《傻儿师长》里对这些都有所体现。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五)：国民党的溃败

　　昨天找出时间，看最近买的一本美国汉学家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今天早晨算是粗粗看完。很有趣。观点倒不是怎样新，他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的分析，并没有超出我们从小接触到的教育，就是国民党内在的问题，导致他们失去中国大陆。比如，地方势力的存在，内部的政治冲突，对于农民的苛捐杂税，军队战斗力的丧失，以及金融政策的失误，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等等。当然，还少不了共产党和美国人。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他的一些具体的视角。比如，谈到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冲突，他以云南的龙云为例。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之后，就开始准备控制云南，毕竟这作为战时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龙云则千方百计阻止中央军、国民政府的银行、特务组织等进入云南，双方屡屡发生冲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龙云的确是弱势一方，只好不断退让，不断讨价还价。蒋介石为了维护云南的稳定，也在获得相应权力之后，给予云南方面以金钱方面的补偿。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在调动滇军北上抗日，南下印度、缅甸与日军作战，实际上架空了龙云。一直到1945年，蒋介石决定用武力赶走龙云，让他在国民政府担任虚职，双方经过短暂交锋，龙云实际被监禁在重庆。双方交锋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但蒋介石真的胜利了吗？在蒋介石执政期间始终存在的中央与地方之争真的解决了吗？

　　恶果在以后的国共战争中显示出来。抗战后期，出兵印度支那的五万滇军将士，在经过浴血奋战之后，在抗战胜利后无处安置，统帅也被监禁。最后被蒋介石发配到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在这样心怀怨恨的部队里，他们的作战意愿可想而知。共产党又怎能不知道其中的渊源？于是不断做滇军的工作，1946年3月，滇军60军第184师全部投奔共产党。虽然国民党对滇军百般防范，但在1948年10月，林彪的部队围困长春时，60军大部哗变，投向共产党。而在内战即将结束时，云南的首领全部转向共产党。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也是龙云的老部下，拒绝了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留在大陆，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龙云则历经逃亡，从南京逃往香港，又到北京，担任国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直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逝世。

　　就这样，历史经历了一个轮回。

　　地方与中央冲突，在文化领域也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龙云自身并不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的，但他控制的昆明在战时却成为当时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他为了培植对抗中央的力量，特别是争取文化人的支持，吸收了大量不满国民政府的知名人士，并在中央的压迫下，为他们提供保护。至今人们还对战时文化，尤其是西南联大和民主运动大加赞叹，其背景则是明显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冲突的结果。

　　总的来说，美国学者易劳逸此书，目光还是很独特的，并能依据材料做出细致的叙说，的确让我这样对于民国史极少了解的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可贵的是，能够要言不烦，而非繁琐地堆砌史料，就让人清楚而翔实地了解作者的认识，实在是读者之福。希望能多出一些类似的书。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六)：蒋公是个时评人

　　现摘录本书中的蒋公语录：

　　还在临全大会前，蒋介石就时常抱怨KMT

　　1，做官不做事

　　2，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

　　3，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

　　4，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

　　5，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

　　由于D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D员离开了D，而D外有才华的人又不与吸收。结果，D变得空虚薄弱，消沉腐化。D的工作如此懈怠，如何才能推进革命事业

　　D员成了一个特殊阶级，D在实际中不能帮助民众，当然不能够领到民众，民众感觉不到D的存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不光对D冷漠，甚至产生反感

　　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D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D早该被消灭和淘汰了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七)：一粒花生米和一坨花生米

　　史迪威私下给蒋介石起过很多绰号，最有名的两个是花生米和响尾蛇──前者比喻脑容量，后者比喻胸容量，或者按照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说法则是腹容量。在其笔下，蒋介石“顽固、愚蠢、无知、不容他人、专横、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91页）。

　　这是60多年前的旧事。近两年，则是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掀起亲蒋狂潮，但凡聊天提及此人必称蒋公。从坚果膨胀成夫子，变化不可谓不翻天覆地，也算是拜其日记塑造的苦情英雄孤胆斗士日理万机忍辱负重形象所赐；而早前台湾一部抗日纪录片中一老者讲述蒋潸然泪下的场景也是同样目的──国民党的确军纪废弛腐败不堪，但蒋是独善其身的，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易劳逸算是取了中间点，对蒋保有若即若离的同情，同时一针见血指出其狭隘短见或鲁莽自欺之种种。成书于八十年代初期，《毁灭的种子》的确当得起“开脱国民党失败问题的新近研究”这一褒扬，而开篇第一句话“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贯彻始终，从央地关系到财政军事显示出蒋的无力和受牵制，然而作者并未到此为之，而是洞穿其背后原因是蒋军权至上的政治观。在最后一章的结论中，易劳逸毫不客气地指出蒋“像清朝的皇帝一样，对他来说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

　　史料方面，美国国务院档案、官员信函及台湾国防部档案占大头，各类年鉴和当时报刊亦是重要出处，也有作者走访的口述记录和一些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少见引述前人研究。行文则大多述而不作，此二项皆是大家范儿──只是在少数关节点上，来源仅有如容斋的《金陵旧梦》（译者误作荣斋）等单一回忆类出处，未免令人心生疑虑。此种单来源素来令人敬畏又诱惑难当，相信作者在选取时亦做过一番考量。

　　由点及面是颇为便捷有极能说清问题的的走法，在央地博弈方面，易劳逸选择龙云的云南（或者说龙云和云南）作为典型，以一整章的容量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对此进行细致分析。在经济方面，外贸控制权和央地分税都在研究范围内，而在政治方面，作者亦不放过龙与汪精卫、罗隆基关系暧昧的蛛丝马迹所造成的影响。

　　显然易劳逸并不想只是简单的堆砌龙云心怀小九九的事实以反衬蒋的无奈，蒋对地方的心存芥蒂及其各种从财政到军事牺牲地方保全中央的政策都将地方越推越远，结果一场博弈看似中央获胜，最终却以大批云南军在东北的倒戈反噬，央地两败俱伤。

　　农村问题上，作者以湖南省和广西省的饥荒为切入点，进而顺藤摸瓜到中央糟糕的赋税和征兵制度并以河北大饥荒的惨烈印证前文。比较可惜的是在土改方面，易劳逸仅用两页匆匆带过指明其最终流产，若能如第一章同样处理寻找如广东省（曾于1948年颁布一系列减租等法令以示支持中央政策）土改从源起到失败的事例，应该会更有看头。

　　三青团和革新运动方面，作者对复杂的人士关系进行梳理，得出前者实际是CC系与蓝衣社的争斗，后者则是双方暂时结盟对付政学系的结论，而蒋则充当了背后操纵人的角色并从中牟利──尽管他的本意可能的确是吐故纳新。

　　易劳逸对蒋的批评最终着力于军事，这与蒋最看重军权有很大关系。情报几乎为零、没有作战方案、愚笨的牺牲精神是三个最大的问题，也和蒋作为统帅的失职和无能有着直接关联。此外，地方军队缺乏协同作战的能力、拉壮丁服役过程中高企的死亡率都是国民党的失败原因。这些有的需要归咎于地方官员小至保甲长的私利熏心，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的种种缺失使得蒋及中央政府仍难责其咎。

　　很难看出易劳逸在金圆券改革尤其是蒋经国在上海推行金圆券改革的始末这段史实中对蒋经国的评价究竟属于正面还是负面，尽管其对金圆券改革的定性基本上是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他认为金圆券改革是治标不治本，顶多能起到缓和作用，但国民党意识不到或无法解决根本的财政赤字问题的话更改币制显然只能是杯水车薪。然而对于蒋经国在上海的铁血作风，其虽表示用政治手段控制经济的方法不足取，但显然惊讶于蒋经国与父亲的不同之处，以至于不得不于章节起始处用一句俄国经历来提醒读者蒋经国与众不同的可能原因。

　　比较有趣的是，作者虽一次次援引蒋介石对国民党痛心疾首的抨击，但同时不忘“好心”提醒观者蒋自上世纪20年代起就已开创此种演说风格。易劳逸对蒋并不苛刻，他认同蒋对国民党内部的判断，并且用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话与之互文，然而在整本书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得出蒋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难以理解问题的实质”，将“政治问题、行为问题升职经济方面的问题都视为实质上的道德问题”便顺理成章。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结论仍是仁慈的，因为作者不止一次在书中指出蒋的玩弄权术、朝令夕改对整个局势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和其所建立的政治体系的根本脆弱性。

　　《毁灭的种子》作为一本展现作者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可读性之强令人赞叹。而在阅读过程中，时不时生出“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的感叹亦算不错的体验。试摘抄两段：

　　在临全大会之前，蒋介石就时常抱怨国民党党员：

　　1、做官不做事；

　　2、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

　　3、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

　　4、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

　　5、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

　　他们（指革新派）指责说：官僚资本家操纵了各种国营企业，并利用他们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来从事市场投机，结果造成正常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不能获得发展。官僚资本家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利益，使政府不能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他们操纵物价，赚取高额利润，剥削农民，扩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官僚资本家所采取的办法也助长了政府的贪污腐化，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

　　确如一些学者的玩笑之语所言，谁更烂，这是个问题。而易劳逸的著作至少在有限的篇幅里说清了国民党政权不可逆转的颓势绝非缺乏美援、苏联插手或除蒋以外其余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贪腐倾轧──蒋介石清楚知道自己手下是一坨花生米，可惜他自己不幸也是，尽管个头大些于是略能思考，但终于全没有得到点。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八)：读后感

　　1 渊源

　　以前就收藏过这本书，是电子版的，搁在电脑里没看。

　　这次是因为孙老师的课，s老师教我们关心点政治——一种没有人推我绝不会去关注的事情，尤其是学术方面的。

　　可是每个人都得轮番上台讲述极权主义、革命、国共差别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我到时候需要讲些什么，我估计跟这些有关，总得提前积累了。

　　本来是要直接读学术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的，但是没有深厚的基础，一开始就学术，吃不消，找了本稍微薄点有些趣味的《毁灭的种子》。

　　2 对抗

　　发现了许多以前从不了解的政治层面的事情。

　　比如龙云和中央的对抗，西南联大在昆明安家的时候，龙云正是云南的统治者，是一方要员，是精英，不过不听老蒋的，这是许多省份的普遍现象，中央对地方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利。作者只是以龙云和当时他统治的云南为例来说明地方和中央的对抗。

　　不过最后他还是被解除了职务，剥夺了权力，调任到一个没有实权的位置上，他当时和老蒋对抗的很厉害，即使被软禁，仍是活着。

　　后来就辗转逃到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回来了，在 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迫害致死。这样的将领，属于前朝，很少有人能够逃过后来的劫难，更别提政治运动带来的狂热头脑下的清算。不仅唏嘘。

　　3 税赋

　　沉重的税赋

　　主要集中在第二三章。在宿舍看的，可能有一种赶任务的心理，不是那么深刻，掺杂的个人感情也太少，没有联系到经验体会。大意是农民的税赋很重，除了税赋，还有各种各样的摊牌，而且由于县级以下的地方国民党政府没能实现直接管辖，当地土豪劣绅管辖的话，倒是把征税征兵之类的转嫁到中农或者贫农头上，黎民大众感叹世道艰难，自然是要埋怨政府的。老百姓不是在一天被得罪的，很早就有苗头。

　　文章特别提到 1943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吃人的现象，以及当时的百姓确实在饥饿和愤怒之下解除了国民党军队的武装——也许就被贴上了汉奸的标签。忽然想起《 1942》之后，锵锵三人行的一期节目，当时文涛说，在肚皮都不能填饱的时候，什么荣誉、自尊之类的都是空谈，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可不是吗？老百姓哪管哪朝哪代被谁统治呢，要的只是活着。

　　4 革新

　　第四五章讲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

　　这两项国民党旨在惩治党内腐败，挽救颓势，发奋自强的运动，我是头一次听说。我其实关注的民国史其实就是部分知识分子的民国史，羡慕的是那个时代的儒雅与个性，坚守和信仰——理想主义，眼界没有打开。

　　这一次转到了政治方面。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是否扮演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库的角色中摇摆不定，内部有着不同的派系，于是随着派系的斗争，谁占上风谁占下风，选择从属于国民党或者对抗国民党。

　　1937年三民主义青年团酝酿成立，十年之后， 1947年6 月30日，还是并入了国民党。里面的派系斗争就围绕这 cc系和蓝衣社的斗争展开，蓝衣社也是头一次听说。

　　革新运动似乎要更热闹一些，影响也是如此，也许真是为了安抚他们，蒋介石先生“按照政协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决心不那么强烈了，或者本来就不强烈，只是还是在某一方的需要下暴漏出来，并且让聪明的共产党人更确定对方不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幻想破灭之后，对手自然是做好了对抗的准备。

　　“共产党推迟了原定于（ 1946）3 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这个会议本来是为了批准政协协议的。他们恢复了自己的军事行动，于 4月18 日占领长春。……但是，现在，实际上是由革新运动这个国民党内强有力的派别，成功地破坏了防止内战的努力，而这一努力看起来一直是很鼓舞人心的。”

　　总是还是回归到体制，目前我还说不太清楚。即使志在革除国民党派系林立带来的弊端，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派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两派，仍旧是为自己的派别或者干脆为自己谋取利益。当然不乏有能有心者，不过在一个大染缸中，他们很难独善其身或者坚持到底。

　　5 军队

　　第六七章分别讲述抗战时期和内战周期的国民党军队。

　　午后，我坐在图书馆认真读着这部分的时候，忍不住摇头，几乎忍不住要为几十年前不幸的中国同胞流出几滴眼泪。

　　我是该庆幸自己生在这个时代吗？即使在这个时代，也还会有残忍的事情发生，只是我所在的环境和圈子难以见识到罢了。

　　那时候的征兵，是人人都逃避的，无论是训练时期，还是在前往部队的路上，或者在战场上，伴随着大量的疾病、饥饿、寒冷还有死亡——也许，死亡倒不是最悲惨的一种结局，比起中间经受的种种折磨。只有对待战俘时才会这样，可是就在自己的军队中发生了。

　　究其原因，咱们自己的国家极贫积弱是一个原因，战争时候，食物总是不够吃，衣服总是不够穿。而且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待遇有差别，蒋校长总是亲自己的中央军比较多些，最好的准备回多给他们。

　　可是也有各种各样的私：负责后勤的各种克扣，克扣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分到士兵手中的就少了。医药的供应也极度不足，紧急救援队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安营扎寨。疾病在兵营蔓延，这些都是导致战斗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于是部队越弱越征更多的人，但资源总是不够，于是总是伴随着更多的死亡，以及人们对国民党征兵的反感或者畏惧。

　　平心而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伤亡是巨大的，他们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份数据显示，从 1943年-1945 年，中国军队死亡及失踪人数合计超过 321万人，而日本军队近242万人。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说，“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

　　可是，从党国体制上将，组织性和纪律性终究是差了一些，腐败和私利，得不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终究是失败了，而失败者的历史，胜利者是不会歌功颂德或者公平书写的，反之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位置互换，也会让人惋惜，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想起《中国远征军》的记录片，清明节快到了，为那些亡灵送上内心的惋惜和感谢。

　　6 小蒋

　　该到第八章，蒋经国在上海主导的金圆券改革了。

　　原来当时上海的物价及黑市的种种乱象都和这个改革有关。简单的说，法币贬值的非常厉害，物价飞涨，国民党中一些人拟定在一些地区推出新的法定比重取代法币——就是金圆券。一段时期以内，蒋经国在上海的政策还是比较有成效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铁腕和决心。统治者的能力在当时就显现出来了。

　　上海一段时期以内物价比较稳定，可是打不到大老虎，倒是中产和贫农把仅有的金银家当换成了一堆纸皮，这堆纸币随着后来对物价波动的允许，也成了一堆废纸。有反对者的话说，大老虎没有打倒，反而得罪了各个阶层的人。

　　而我只能说，其他城市的物价没有得到控制，东西自然不会被运到物价更低的上海——没有利润。背后则是政令没有得到统一的执行，上海的革新的措施反而被孤立了起来。我对小蒋同志报以深深的同情。

　　辛亏他的仕途没有因此断送。大蒋把江山交给了小蒋，小蒋延续了父亲的统治，可是后来这位开明的岛国领袖渐渐地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台湾渐渐的发展了起来，不仅是经济，更重要的事政治，我们后来看到的党派争吵其实是政治开明的一种表现——不再是一党独裁的了。

　　如今我非常好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什么事情影响了小蒋同志了？台湾的转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转型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吗？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九)：“挑战”、“应战”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一个热闹且众说纷纭的话题。主要观点有苏联与中共的阴谋，或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援助政策，或是抗日战争的巨大消耗把国民党推向了失败的边缘，或者是国民党的本身腐化。其中观点有学术研究也可能掺杂政治倾向。而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作为一本研究国民党失败的著作，从学术视角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即所谓的“毁灭的种子”归于国民党的本身弊病与腐化。这与教科书的叙述并无明显二斑，但对解释“毁灭的种子”是如何深植国民党的统治的，作者给出了比较有力信服的答案。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是易劳逸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研究的一个成果片段，书中围绕1937年到1949年期间，云南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农民的赋税、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国民党的军队和金圆券改革等方面进行发掘，以寻求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作者自言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即在众多历史事件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辅以丰富的材料，深入分析，从而对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而作者的观点有充足的史料证据，作者引用国民党政府的文件档案和其出版的书籍、文章、报告如国民党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民党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等。同时作者留意到并挖掘了蒋介石的文章与讲演中对国民党政权内部腐化情况的批评，这突出体现在本书第九章——蒋介石的自辩。此外，作为美国历史系教授，作者也充分利用美国的官方档案。

　　“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是将首先要求对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暴风雨之强度，做出仔细的考察。” 作者倾向于内因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即国民党从来没能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坚固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改革的高效率行政结构，表现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限性。不管是中央对地方控制的虚弱，还是农村赋税管理的腐化，行政机构的腐败和缺乏效率，派系的倾轧，还是军队普遍的士气低落，或是币制改革的失败，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内在的结构虚弱” 而这种结构虚弱面临战争动乱狂的摧残后，到1945年，内部经受不了继续的狂风了。

　　下面是本书对国民党内部危机的几个案列研究：

　　地方与中央：国民政府表面是统一，实际带有军阀割据的遗风，没有完全掌控内部局势。“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位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推行自己的命令”。 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省级地方实力派牵制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如军队派系的矛盾，且即便是国民党能控制的省份，基层也会被地方士绅掌控。作者通过龙云的云南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案例来说明地方主义对中央的牵制的。西迁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机构以及东部产业迁入西南，放大了重庆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冲突，两者在中央与地方的金融财政，政治和军事对抗上相互倾轧，即使是抗战时民族危亡的危险，也没有让两者他们完全摒弃分歧。而且云南与中央的冲突猜忌从抗战延续到战后，这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掩藏着当时中国的积弱和动荡。国民政府的表面统一几乎完金依赖于军队和政治组织机构，反而缺乏社会基础。就如同作者说的，这是国民政府统治的结构问题，即社会整合的乏力，没有对社会各阶层实现掌控。而这种社会整合乏力在农民与地方乡绅上也得到体现。

　　其他：首先，关于国民党的内部政治斗争，作者挑选两个事例进行说明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始于1944年的革新运动。作者根据相关材料如亲历者讲述，发现了国民党内部政治分裂倾向和个人或派系利益斗争。再者，国民党的统治是强烈依靠军队维系的。在军队的帮助下，蒋介石实现了中国政治统一。但是统一后的军队，内部存在黄埔系军队与军阀军队差异，造成军队的派系矛盾冲突。国民党军方后来的评讲中也谈到军队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背叛与武器的匮乏而是军队内部斗争。此外，八年的正面抗战，国民党军队相当虚弱了。同时，腐败也在军队蔓延，表现在军官的素质与征兵制度的施行上。以上情况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战时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意志消沉。

　　什么因素促成了国民失败？作者从内因视角作了探讨，声称国民党的政治结构缺陷太大了，表现出来就是国民党的各种腐化与低效率。当然本书没有探讨政治结构形成的来源，只是提及其追溯到国民党执政的前十年。在八年抗战以及内战中，民党本身的弊病与腐败，使其在承受战争的摧残和共产党的威胁时显得虚弱。这就类似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事物的内部出现问题，面对外在挑战时候就有覆灭的危险。对国民党严重的内部问题，蒋介石也有所承认“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的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被消灭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在1948年1月的演讲（蒋介石在1947到1950年的很多讲话均谈到这一问题），虽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怒斥，但反映革国民党存在的内部腐化问题。

　　《毁灭的种子》读后感(十)：《毁灭的种子》：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毁灭的种子》：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从1937年到1949年，八年抗战，四年内战，国民党正是这样从如日中天经历漫长的江河日下，直至日落西山，败退台湾一隅。总理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犹在昨日，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豪言尚在耳边回荡，可是时代已经变了，政权易手，一批人无奈地在细雨迷蒙的江流中，在刺人心弦的军号汽笛声中登船渡海。“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尤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949年，我的国民党太外公从上海搭船去台，我现在已无从知道他临走前有没有像胡适、傅斯年那样“新亭对泣”，但刻骨铭心的纠葛肯定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多年后，余光中深情写下“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回答是鲍勃•迪伦的欷歔“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民歌与民权运动，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七十年代，在一个曾经历过“二二八”阵痛的悲情城市里，它缅怀继承了《自由中国》的遗风，既往开创了“美丽岛”和它独有的八十年代，直至最终结束威权政治，走向开放党禁报禁的民主宪政。此时此刻，国民党彻底完成了从革命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蜕变的历程。

　　既为动刀动枪的战争，军事是关键。书中有两章分别分析了两个时代的国民党军队，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抗战其实是耗尽了它庞大军队的油膏，从外表上看许多部队因获得了美援而踌躇满志，装备精良其实是外行们的走马观花。首先不表美援到底真正装备到了多少部队，是抽梁换柱的部分美援还是标准编制的全副美援，而关键的后勤保障是否跟上又不得而知了，经历了高度消耗的八年，中央军里面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们还剩下多少？这些都没有提到，但从大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里任何人都可以管窥一二，近日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重现了惨烈的缅北之战，尽管拍摄技术和套路依然难逃传统窠臼。

　　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依然坚持用缺乏数目字管理来分析抗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以一个管理落后的农业社会，即泥足巨人来对抗经历明治维新后野心勃勃的一个现代化的神权国家，于是大部分中国军人凭借着保家卫国的热情，以一种“蛮干的勇敢”，真的是在用血肉之躯阻挡钢铁倾泻，牺牲之巨可想而知。1934年创立的几个德械师，成为了抗战初期的中流砥柱，但很快消耗殆尽，尤其是经历了淞沪这么一场凡尔登炼狱。之后一直是这样的状况，基层军官缺乏院校的系统受训，拉夫而来的新兵缺乏训练，装备匮乏，卫生条件不堪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疟疾、奎宁、医生，这些都是击中国民党军队命穴的关键词，据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西潮•新潮》一书所载，七百人的壮丁队伍从广东出发到达贵阳时仅剩十七人，皆瘐死途中。

　　在国产电影电视剧中，中国军队的冲锋陷阵也就沦为了以勇气填补器物不足的悲壮之举，就像在美国大片中日军声嘶力竭发起了自杀性的万岁冲锋，喜峰口一役，29军的大刀队名扬天下，但当时的军事记者曹聚仁和桂军高级将领黄绍竑却清醒地发出质疑。挥刀砍敌的小说式场面，迎合了中国民众对传统话本演义小说的嗜好，这依然是一种义和团心理的狂妄愚昧。

　　储安平于1948年11月6日发表在《观察》上的《一场烂污》一文，发泄出了一个时代的怨怼，“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当然，我不许你联想到《墓碑》、《夹边沟记事》，我今天为了在国内媒体混稿费只谈民国的威权统治，不屑谈极权主义。在东北的滇军想念乡土，可是乡土上发生了一夜政变，龙云被中央赶下台，在恰到好处的攻心战下，真的是四面楚歌了，于是整编制投降了，反转过枪口了。

　　在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本书以云南为例，有一处最微妙的地方，何以西南联大、罗隆基、闻一多能够在昆明相对安然，得益自蒋介石与龙云明争暗斗的夹缝生存。龙云能变相鼓励《云南日报》发表抨击国民政府的言论，动用宪兵逮捕中央的特务，压制三青团的活动。所以，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过对全国领土、人口以及资源控制”的政府，在政权的底层，地方乡绅们把持着权力的角角落落，乡绅的权力压过政府任命的县长，这么一个闭塞保守的传统乡土社会如何应对一个高度组织化、政治化、有强烈而明确政治诉求的新生政权，这是一个宿命。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目的竟然是为了以一个全新的革命组织取消、融合党内的对立派系，而非国家整体规划对青年的灌输。于是一九八四真的来了。关于随后的一切，请参照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历史就这样走过了，用曾为缅甸远征军一员的穆旦诗《森林之魅》收尾——“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昔日的惨败于国民党自身而言，在我看来也是一笔珍贵的经验财富，08年台湾大选，当选总统的马英九将战战兢兢带着他的团队在公众舞台上受众目监督，而昔日作为反威权英雄的民进党就这样轻而易举被选民们抛弃，前生何为劳苦功高，何为面目可憎，在成熟了的公民社会中，这一切早已不重要了。

　　成稿于09-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