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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史(上下)读后感精选10篇

2018-02-11 20:21: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神史(上下)读后感精选10篇

  《神史(上下)》是一本由孙世祥著作,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页数:105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史(上下)》读后感(一):余世存:关于孙世祥的提纲

  就文明传统而言,迄今为止,汉语还没有生长出足够的信心意志观念来言说《神史》一类的著作。

  我接触朋友们中,谈起《神史》来,也多感觉我们的母语是不够用的。谈《神史》不是一言难尽问题,而是言语道断的问题。

  孙世祥的《神史》是汉语文本中的一个异数。《神史》通过主人公的短短三十来年的人生经历,通过他的眼睛和心路,描述了中国文明处于衰退、转型期的生命状态。文本具有强烈的悲悯底蕴,含有若干重大的文明消息,读后在扼腕感叹之际,令人对我们的文明和人起兴无穷的意味。

  自诗经、古诗十九首之后,汉语就很少表达它的发源地,田间地头,征夫农妇。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类的诗文太少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儒生们少言兵农医卜之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义、道理、文言也不下庶人。乡村是自治的。所谓无知无识,顺帝之则。尽管出现了一些山水诗人、田园诗人,但在诗人笔下、在士大夫们的表述里,渔夫、樵子、耕人、读书郎,所谓的渔樵耕读,平和得像花鸟儿一样享受着田园之乐。

  这大概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农耕文化秘密,也是我们文明的秘密。汉语不属于“引车卖浆”一流。我们的文明很少对下层民众生活世界进行总体性表述。文明不关心它的社会人性基础,而是由社会底层里被选中的幸运儿来代言了社会、人性,虚构或说重构了我们的人性,这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就像河南新乡出生的刘震云写下了《手机》这样的文本,把他的河南老家想像成某种样子一样。甚至北京的市井胡同也被忽略遮盖,因为有王朔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贺岁片一类的作品表达了某种“平民性”、“世俗性”。

  至于宋明以后,引车卖浆之流为精神自救,而集体创作的说部文学,也最终先后被士大夫阶层征用,三国、水浒等等,成为千百年来的文化经典。借文学批评家们的语言,在这一汉语的阴谋里,汉语成功地把民众创作的人物典型化成了人物类型。人性悲剧因此成为性格的悲剧、宿命决定了的悲剧。

  即使五四以来新文化传统,也很少全面地描述乡村世界,很少对乡村社会进行总体性解释。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主要是写了大时代下面变动的人和社会,没能忠实地写下民众社会的内部构成。对乡村社会,反而是借来了西方知识的眼睛,才获得了某种现代解释,比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种解释仍然是外部观察式的,不是内部人性的通感共鸣式的。

  至于革命党的文化战线,从中诞生了不少源于底层的文学表达,但那仍是意识形态农民世界的界定和征用。革命党看到了汉语脱离民众的问题,一再强调“深入生活”。久而久之,生活被想当然地理解为简单的、感性的、粗鄙的,由此产生的文学有着规范形式感、以及认知上的限度。如《东方红》对民众心理极为片面的放大、强化。而战士出身的小说家、农民出身的散文作者,经由革命锻炼成长代表性强的文学现象,成为时代的某种点缀了。

  孙世祥的《神史》则是综合了文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农村社会的文本。这是一个超越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现代知识的分工,而直接呈现文明共同体生态的文本。孙世祥在《神史》中以法拉村为主体,叙述了村民们在宗族、利益、代际更替等方面的生态、世态和心态同时,小说也随主人公求学、工作打工等生存格局变化,而记下了村小、乡学、县中学地区师范、省城等共同体的风土人情。小说具有极高的“生命史”意义

  描述一个地方的世代变迁,是现代以来文学、社会学、人类化学等极力想表达的内容。从乔伊斯的都柏林世界,到福克纳的南方小镇,到拉美作家们,到敏感地募仿此种文学样式的中国作家们,如贾平凹和他的商州,莫言和他的红高梁地,等等,都反映了现代人细节、局部的重视。

  这种淡化观念、淡化大时代叙事,而关注细节、局部的现象,跟意识形态式的写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作者们都生活在一个较为完整精神世界里。这种精神的完整性使得他们无论如何言说,他们跟笔底下的地方性仍保持了某种疏离关系

  跟这些作家学者不同的是,《神史》的作者本人还是一个没完成的“他者”,还是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贫民,是一个仍在为生活的机遇梦想奋斗青年人。

  尽管他一开始就以极高的语言天赋、敏感和才华俯视他的父老乡亲,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跟生养他的水土的亲缘关系。

  尽管关于中国文明的说辞众说纷纭,但宋明后的中国却是无可挽回地衰退了。我们诚然读到《论语》能够想见圣人用心,梦见周公感到有所归属的快乐,演绎三千的礼仪威仪而觉出性情的庄严诚敬,但这再也无济于事了。因为我们的文明衰退得已使人不成其为人了。

  尽管数百年来我们有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亚洲第一共和国成立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平之治、中国崛起等不断出现的利好消息,但我们的文明基础却实在地没有大的变化,反而是不断地僵化、退化。法拉村也好,以及其他广大的中国乡村,都是一个个活的证物。

  李昌平之问:为什么如此文明繁华之地,一代人之后就一片萧条?

  法拉村的村民都是从外面迁来的,孙家是六百年前朱元璋手下的军功之士,其他鲁家、孔家等也都有来历,或者说,他们都是从文明的中心地带迁出,到边缘开疆拓土。但这些文明的代表、象征人物,到了蛮荒之地,不仅没能再造文明,反而是不断地退化,成为只剩下零星记忆的土著,成为有待文明救济、教化的蒙昧人,成为唯生存法则是从的劣根人。

  这跟西人到美洲、非洲,致力于文明重建,并结出硕果,完全不同;跟犹太人建国,也完全不同。这些人完全是自信的、乐观的、健康的。但我们在《神史》中,看到的人类多半是依附的、盲目的可怜的。

  法拉村民不知道自己的来处,比如孙家只有一点儿关于老祖在南京生活过的地名记忆,这有点儿像我们对三代以上的历史语焉不详一样。这些无根或失根的人也不存在关于生活和生命的反思、追问,他们没有关于生存道理和正义的反省。唯生存是从的丛林法则,使得村民们充满了勾心斗角,充满了自欺欺人人世间一切维系正义、德性、善的形式,比如文字缘、地缘、血缘宗族等等,都不再可靠了。这跟当代中国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除国家制度机器外,我们社会的善和义没有什么坚固的维系形式,人性之善和人生之义到了只能依靠信仰来维系的程度

  尽管《神史》在叙述血缘来维系善的脆弱和不可靠方面,显得漫化夸张,但我们看其中的人物,仍震惊于人性的阴暗、愚弱、虚荣、势利。

  鲁迅的深刻。阿Q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也是数百年来的一种文明缩影。《神史》以数百人物证实了,我们近现代以来,出产的都是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阿Q。

  新天新地、新人类、新新人类等出现好几代了,但中国没有出现新人,有人以为那是“公民”。作家当然应该负责任,但作家一旦意识到这种责任,他在中国的出路就只能是把自己献祭出去。比如路翎、胡风、林昭、顾准,就是我们的神圣家族里出来的,由他们自己创作出的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小说主人公,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人物画廊中的典型人物,他们远优于作家创作或制作的人物形象,他们是真正超越了阿Q的现代中国人。但这种成绩太可怜了。比如孙世祥也如是。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神史(上下)》读后感(二):蝼蚁一样的生命

  读神史,零零散散地读。

  书是对贫瘠农村风俗现世的描摹,仿佛长长的画卷,画笔细致,精准,连人的眉眼,鞋袜,耳朵上的黑痣,也画得清清楚楚,翻开哪一段,都真真切切走到眼前来。

  我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但没有天主的大气魄,横空出世

  也没有看透农村这副风景画,心里只徒生一些愤世嫉俗,厌世悲情的杂草。

  读了作者的,回味琢磨,心底里的一点积淀的深色,才搅动了,泛起来。

  农村人穷,穷到所有心智都花在斗穷上了,胸中再无他物。人性在穷里反射得五光十色。呆的,傻的,精明的,驽钝的,都匆匆忙忙,耗在算计上。流着口水羡慕,捂着胸口嫉妒,跳着脚争个面子,舔着脸贴金,黑着心贪婪,有油水的地方,人人刮去一层,所有这些,就两个字:算计。算计的根源是什么?穷?贫瘠?物质贫乏,要繁衍后代,要养活自己,只能跪着生,蜷缩着活?道德贫乏,偶尔漏进来的几根光,也变了形,变成了鬼魅的面具,狰狞扭曲的面子。活着两个目的:一为填饱肚子,二为有个面子。面子扭曲得厉害,因为能打压别人,所以站得高,面子足。因为能算计别人,所以聪明,因为能藏着里子,壮出面子,所以更有面子,在一双双嫉妒得血红的眼睛里,面子终于成型了。

  作者身在其中,却画得从容,画得淡然,画得身在庐山外,这需要什么样的一种胸怀和精神之光,才能照亮这漫漫长夜的黑?

  因为作者,我们欣慰。在无望里寻找希望,在希望里湮灭成无望。

  我透过作者的笔,依稀看到了自己短着的那根尾骨,看到了我的根。

  《神史(上下)》读后感(三):人神之间

  中秋假期几乎未作他事,仅仅拜读《神史》。因我也同样农村出身,感觉此作有不少写实之处。

  一、农村人的心态的写实,但也不仅是农村人的心态,或者可以说熟人社会的一个心态:若此事大家均有利可图,大家均踊跃参加,同时也有人希望将利益独占;其他人若无利可图,或利益不均,并会反对甚至加以阻挠,最终一事无成。在民风淳朴的地方,大家依风俗,各自彼此帮忙,礼尚往来。如孙富贵(天主)家,因为遵循原来的风俗,他人需要帮忙时(书中主要体现家中的白事——丧事),主动帮忙;待需要帮忙时,诸多人也都因其家曾帮忙而回礼兴致的帮忙——孙富贵的父亲孙平玉可以代表过去淳朴农民的特点,但孙富贵的叔父却相差较远。孙平玉在他人需要帮忙时便去帮忙(孙平玉的弟弟却不去),现在需要帮忙,其他家来一人即可,但其他人家来的却是三四人。帮忙的人则表示,因为冲着他的面子而来,虽然孙平玉表示一人帮忙即可,仍旧帮忙。

  二、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写实。孙平玉与父亲孙江成之间的关系——孙江成偏心,仅希望孙平玉帮忙,但对孙平玉却一点帮助也不施与。孙江成虽然以孙富贵上学为荣,但孙富贵交不起学费,孙江成却爱莫能助。甚至,孙富贵因急用向孙江成借2元学费,孙江成却借故拒绝。他人隐在旁边观看,后借给孙富贵。乃至旁人在村党代表会上,提议让孙江成资助孙富贵上学,孙江成才不情愿地分给孙平玉一棵树。但孙江成死时,却将自己的财产偷偷送与最小的女儿孙平会,而自己的丧葬费用却要孙平玉等人分摊。所接触的诸多赡养案件,有不少是因为分家不均,父母偏心所致。到孙富贵一代,因孙富贵知父母之苦,为分担父母的压力,将资助弟弟上学作为己任,才有以往兄弟间互助传统的重现( 何炳棣所著《读史阅世六十年 》之中,也有宗族之间互助行为的描写,情况较该书所描述状况较好,可能原因在于何宗族中的经济状况较好,另外人教育程度高,素质也高)。

  三、人际关系的写实。在城市,可以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为主。诸多邻居彼此为邻,却互不沟通,甚至名姓均不得而知——彼此互助也无可能可言。在熟人社会,彼此的风言风语却不得不去注意,或者说这就是熟人社会的舆论。别人的评论无法避免,为了让评论对自己有利,却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争取,不失为一个激励人奋斗的路子。但现实中,却未必个个会奋斗,彼此拆台或自暴自弃的也更是不少。

  四、观念的转换。在书中,某些人为了钱,可以去赌博,可以去偷盗,可以去卖淫。对于卖淫诸多人可能不耻,对于赌博偷盗,书中人对此的评价却只是望洋兴叹,感叹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某人盗窃得百万,却引来诸多羡慕之词,可知现实中笑贫不笑娼状况之烈。传统的观念被打破,新的观念却如潘多拉的盒子引来诸多弊端。有一利必有一弊,只能说明利弊均存,却未必说明利弊相等,是利多还是弊多,却需视现实情况而定。

  有人将该著作比肩《平凡的世界》,其中的视角或写实深刻,可以有所比拟,但水平如何,却需大家各自评论。就我而言,我喜欢《平凡的世界》,也喜欢《神史》。需要懂得中国社会的,应懂得中国的农村;去了解中国的农村,《神史》可以是一种途径

  《神史(上下)》读后感(四):农民和农村的悲剧性延续

  终于看完了《神史》。确实,从来没有见过以如此琐碎仓促缺少章法的笔调描写农村残酷现实的。其中很多的篇幅让我情不自禁回忆起我母亲零星讲过的农村家族故事。换句话说,残酷本身就是思想性,绝望也是,正如死亡一样。中间几夜,甚至梦见了书里的情境,在给朋友讲这故事的时候,我忍不住想以“我的朋友孙天主”作为叙述的起始……

  书中所谓“神”,即是主人公“孙天主”,天主的二十几载光阴,便构成了绝望的神史。上半部孙天主的成长史经历了孙富贵到孙天俦再到孙天主的变化,与我而言,确实并不喜欢,滇东北法喇村的极端贫穷和愚昧使得天赋极高的富贵成为了一个目空一切的狂人,要做天的仇人要做天的主人。我知道以一个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的心态要求富贵,是不切实际的,他的心理畸形和他的父辈祖辈本是同源。到了下半部,孙天主师专毕业之后重回荞麦山教书所遭遇的绝望,则更准确的把握了整个生态,其间孙天主在西双版纳流浪的日子让我想起艾芜的名作《南行记》,两部小说的画面常常重合,感伤不已。贯穿全书的家族内部和外部的争斗,则是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也是对农村现实和人性最深刻的描写,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文学性的“描写”,而就是脱口而出的叙述,正是那种短促而直接的语句和段落准确表达出了生活,若作者有半点的浪漫和温情,都将对生活本身造成莫大的伤害。或者说,这二种叙述方式的差别,正是故事片和记录片的差别,与我,记录片显然更合心意。

  多余的话不说了,余世存关于此书的评论有些不知所以,所谓“汉语文本的异数”并没有点到要害之处,对于这部百万字的半自传体小说的作者孙世祥来说,要紧的不是成为“异数”在文学史上占有某种地位,而是“现实本身”。钱理群老师的书评是中肯而实在的,他理解并认同孙的焦灼感,家族的悲剧性存在和瓦解,农村知识分子的集体沦丧,以及农村的无望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事实上,面对《神史》,如果还在谈文学,他便错了。

  这书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和《平凡的世界》进行比照,显然,孙比路遥更彻底,一个是洞彻世事,另一个多少还在浪漫主义。再比照贾平凹《秦腔》,他怕是还没有从乡土文学的温情主义里解脱出来,当然,他也注定解脱不出来了。只是可惜,已经脱离农门在云南省政府工作的孙世祥已经死了,正如他给已经成为中央某部门机关秘书的孙天主安排了死亡的结局一样。孙天主死在一个雪夜,公交车坠落了悬崖,和全村五十多个有前途的青少年一起,这,是对农村未来的隐喻吗?

  或者说,早逝的孙世祥的悲剧和路遥的悲剧一样,仍是农民和农村的悲剧性延续。

  《神史(上下)》读后感(五):中华文明的衰退史

  巧家县离我家乡很近,不过数百公里。同属西南,一样贫瘠。这种贫瘠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法拉村的村民都是从外面迁来的,孙家是六百年前朱元璋手下的军功之士,其他鲁家、孔家等也都有来历。我的家族也是湖广填四川而去。我们不仅没能再造文明,反而是不断地退化,成为只剩下零星记忆的土著,成为有待文明救济、教化的蒙昧人,成为唯生存法则是从的劣根人。这跟西人到美洲、非洲,致力于文明重建,并结出硕果,完全不同;跟犹太人建国,也完全不同。这些人完全是自信的、乐观的、健康的。但我们在《神史》中,看到的人类多半是依附的、盲目的、可怜的。

  唯生存法则下的人们充满了勾心斗角,充满了自欺欺人。人世间一切维系正义、德性、善的形式,比如文字缘、地缘、血缘宗族等等,都不再可靠了。这跟当代中国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除国家制度机器外,我们社会的善和义没有什么坚固的维系形式,人性之善和人生之义到了只能依靠信仰来维系的程度。

  所谓中国人,不过是大大小小的阿Q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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