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的读后感10篇

　　《党员、党权与党争》是一本由王奇生著作，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一)：散记（花了四个月，终于读完了！）

　　初读王奇生，是《革命与反革命》，大概是在2012年底，因为写博士论文时涉及到革命方面的文献才偶然翻阅。后来论文放弃了这一部分，就没有再重拾。但对王奇生教授的印象却留了下来，后来在2013年参加政治社会学讲习班的时候偶遇王老师，印象愈发深刻。

　　原谅我是一个差劲的读者，《革命与反革命》的主要内容已经模糊。前几天老王带回家一本《党员》，我才突然想起这部似乎是王奇生教授的“成名之作”，好奇读之。

　　【ps：当看到杨天石的序言时，似乎闻到了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味道。于是推测杨应该是教科书编写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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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前一天，匆匆记下这几天看的内容。以防在外地琐事繁杂又忘记了。

　　行文至此，有两点变得有趣。一个是王对蒋的态度。可能是看过蒋日记，对他有了『客观的同情』；二是自己对西山派的看法，尤其是邹鲁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本来只知道西山派是国民党内一个派别，邹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且因为其儿子邹谠先生的学问造诣（自己曾经有一段事件甚至言必称“邹谠先生认为……”），而对邹老爱屋及乌。但看完西山派的政见以及在上海二大的种种，顿失好感。

　　所以历史真是多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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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上读完了第四章，有点吃力。

　　一来是时间零碎，二来是对国民党全代会这段历史几乎完全陌生，只是对蒋介石的得势确确实实是发生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又加深了印象。

　　从国民党二大到1927年前后（四一二事变），可以说国共关系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中。但其中“清共”的野火已经烧起。值得注意的是，王在此处提出，“清共”也是国民党内人才的“逆淘汰”，概因国民党内许多有志向亲民众（偏左）的党员被“清洗”掉（注：此处体现出王的立场判断）。并且也造成了国民党组织的瘫痪。

　　可谓是“七伤拳”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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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电视台在播《麻雀》，片子虽然难以恭维，但又提醒起被扔掉许久的书本。

　　第五到第八章全面描述了国民党是如何从民众、资方、军方、地方中“脱离”的。一个政党能够“悬浮”地如此彻底，也算是一种罕见的彻底战略失败。

　　国民党“不要民众”体现有二：其一，抑制、防范和禁止民众运动；其二，整顿、改组和控制民众团体。

　　这两项有必要历史地来看待。在当前，这样做或许并非什么大谬之举。

　　但放在那个“打江山”的动乱年代，动员民众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更在于它将开创一个迥异于传统政治的新局面。因为在那个年代，广泛的群众参与，必然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基础。【当前则不一定。无序的政治参与反而可能削弱政党的内聚力】这一点，GCD抓住了。反观国民党，它选择停止民众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与GCD对立互动的结果，……与GCD划清界限。”

　　在丢掉了民众运动之后，国民党选择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工人和资本家基础上，但这是“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阶级联盟”。

　　于是，执政后的国民党和全国各个阶级的关系变成了这般样子：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就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基础”了。在具体政策上，国民党声称其代表“全民”利益，而事实上，“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

　　萨孟武言：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薄弱的原因不是它不想博得人民欢心，而是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结果反而一无所获。

　　所以，一定要认清哪些是值得托付的，哪些是不能依靠的，哪些是可以做交易的，哪些是必须敌对的。这样比起来，老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根本就是逆天的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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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军关系

　　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其组织形态大幅度弱化。而且，党统在各派系中濒于破裂，党势也在派系内耗中逐渐衰微。相比之下，军权却借“安内攘外”而急剧膨胀。法理上的“以党治国”变成了“以军治国”。

　　其间发挥决定性因素的是蒋介石。蒋的“军治”理念体现有二：其一，放大军人在国家社会中的作用；其二，强调军队组织在国家社会各领域的普适性。

　　更进一步则出现了“社会军事化”：推行保甲制度、新生活运动（蒋《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

　　为何蒋重军轻党？

　　主要是跟蒋王胡争权有关：孙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之间开始了长期的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其中，蒋主要控制军权，汪胡则以党权相抗衡。

　　所以，国民党最终变成了这样一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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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关系——双重衙门

　　国民党中央处理地方党政关系的要旨：以党政分开为原则，党部、政府分别属于两个独立系统，双轨并行，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

　　央、地关系——地方做大

　　这个主要体现在人事关系上。GCD有“党管干部”传统，但国民党没有。国民党中央高层虽然是党政人事相通。但在地方，党政一般是分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做法是将党部委员的头衔加在地方实力派的头上，让地方实力派自行兼任党部委员。对国民党中央而言，这既是一种羁縻，更是一种无奈。

　　为何党部不能直接干政？

　　关键仍在蒋。蒋反对党员和党部直接干预行政，其深层原因可能仍在于其将党权视为自身扩张军权的障碍。

　　结果呢？

　　正是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

　　实际运作中，党、政之间争夺资源互不相让。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政府主控，地方党部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

　　在人事上，党部无法管理从政党员，进而就无法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从政党员睥睨党部、睥睨组织。党权在地方政权中无所寄托，进一步弱化。

　　==未完待续，接下来进入精彩部分了===

　　从“组织部”的视角来看“弱势DUCAI”

　　“一党DUCAI”也有强势和弱势之分。

　　DUCAI政党需具备DUCAI的主、客观条件。有的DUCAI政党具有高效严密的组织系统，并能将其组织触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一个全能主义的具有高度独占性和封闭性的政治秩序；也有的DUCAI政党主、客观条件不够充分，最后只能建立一个相对弱势的党治秩序。

　　衡量这种DUCAI力度的标志是什么？

　　政治录用机制=入党与掌权的关系=党员资源的控制程度

　　自清末废除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尚未建立。

　　作为执政党，国民党本可以通过严格的党员选拔机制+党员优先任用机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录用体制。

　　然而，国民党“党籍有无，对个人升迁并不重要”，简单来说，没法把党员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

　　对于党内、党外，都造成了极其糟糕的影响。

　　党内失去了凝聚力。一个政党对其党员的吸引力通常是两点：其一是意识的（坚定信仰、意识形态等），第二是物质的（实际好处，例如入仕优先、了解内幕、社会地位高、经济利益等）

　　党外丧失了对国家政治的控制力。由于党力不足（组织涣散，党员人数少到只有几十万），南京政府只能将政权触角限于上层和城市，而对广大的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无力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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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浅王八多”：关于派系

　　国民党派系可以分为两大类：

　　①以军队、地盘为凭借的地方实力派

　　②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

　　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党的派系化、派系的党化

　　·党的派系化：国民党的党机器由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成一个由单一政治派别所独掌握和垄断的权力工具。

　　【这.就.是.C.C.系.！】

　　·派系的党化：在党的机器沦为派系工具的同时，另一些派系逐渐发展成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

　　【这就是力行社（当然也包括CC系）】

　　关于CC系

　　1949年以前在国民党众多派系中，CC系名声最大。其名字来源于有两种方法，其一是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之缩写；其二是其掌权者为陈果夫和陈立夫，二陈名字首字母为CC。尽管二陈多年来始终否认CC系的存在。但1932年，这股势力变成有形，正式形成以“清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为核心的组织。

　　CC系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组织。与它相抗衡的是力行社，两者的组织系统如下：

　　CC系 ||| 力行社 ||| 属性

　　第一级||| 青天白日团 |||三民主义力行社 |||秘密组织

　　第二级|||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 |||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 |||秘密组织

　　第三级||| 活动集社（干社、诚社）||| 中华复兴社||| 秘密组织

　　第四级|||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协会） |||公开组织

　　CC系各级分子的吸收，以逐级递升为原则。一般先将“优秀分子”吸收进“外围团体”，再从“外围团体”中选择“忠干分子”加入“活动集社”，在“活动集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训练之后，再将其中的活跃分子吸收进“忠实党员同盟会”。这种层层筛选、逐级递升的选拔体制，反映了CC系组织的严密。

　　CC系与力行社的争权：

　　两大派系形成各自的组织后，进一步寻求各自的资源，其组织触角形成激烈交锋。

　　CC系守、力行社攻。原因是CC系凭借党权，已经在地方扎根数年，原本拥有各级党部组织的丰厚政治资源，而力行社刚刚跨出军界涉足党务政治。

　　“成也派系、败也派系”——蒋介石与CC系、力行社

　　国民党内的主要派系（CC系、力行社、政学系）充当了蒋介石权威的基石，充当了蒋介石这样一种“支撑基石”，是蒋成功的关键。相比起来，汪精卫和胡汉民并没有比较有效的派系组织支撑，这也是他二者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主要派系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倾轧，在国民派系中形成了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与自毁机制，推动了国民党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

　　======偷闲记录一下========

　　关于党政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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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二)：有识见、下过苦功的好书

　　读完，完全颠覆了我自己对国民党的刻板印象。

　　原来国民党的党国是如此的不堪，与其说是党国，不如说是军国、蒋朝。党的作用在北伐之后就逐渐弱化，最后沦为蒋介石维护统治的一个招牌，一个花瓶。

　　蒋介石完全依靠军事，忽视国民党的控制力是其失败的一大根源。而中公注重培养党员，使其成为真正的先锋队，以党统军、统政，最终取得天下。

　　该书作者苦读档案，各种史料，使其分析站住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但是问题也很明显，该书过于啰嗦，很多问题前后重复论证，而且有些地方条理不清晰。但是瑕不掩瑜，客观的说是一部事过六十年，重新审视国民党失败原因的一部佳作。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三)：坚持的价值，读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leo鉴书（11）

　　坚持究竟有什么价值？王奇生老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也许能让我们从侧面对此问题有所感悟。

　　书我会慢慢读完，今天我想从另一个个侧面谈。书的修订版前言透露了些信息，其中谈到“上海书店出版社慨然出版。拙著首印3000册，未久售罄。买不到书的读者常来函询，出版社却无意再印。直到去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加印1500册。但不久又有读者来函诉说买不到书……”出版社感觉再印可能滞销导致库存有压力想来也算正常，毕竟这是本学术书，加印确实有风险。

　　让我佩服的是王老师细致与坚持的精神。写书至少用了4年、征引文献多达13页，找出版社2003年出版，至2010年也只印4500册而已。修订增补版由华文出版社201o年底出版，希望这次出版社能根据市场良好反馈不吝加印才好！虽然前言里没写，但是相信王老师在出版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有了这份坚持，我才有机会看到这本书。显然只有对自己作品有信心的作者才有机会让书再与读者见面，而这份信心则来自长期不间断的努力写作；来自扎实的学术功力。

　　回想我们自己的职场生活，那些确有实力、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并最终坚持的人结果总不会太差——得到社会认可的同时也会些经济方面的回报。还是那句话虽然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但是金子确实总会发光。

　　坚持那些值得坚持的事情！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四)：演进中组织 演进中的竞争力

　　08年和同事们去井冈山，刚到大门就激动的泪奔。当然我也没想到我会那样。

　　人生的短暂，命运的无常，让一切奋进者不能不敬佩那些创造过奇迹的人们，做事业，何其难也!

　　好几年，我都有意无意的想过这个问题。

　　从清朝末年起，中国旧的组织制度就受到了不断地挑战，产生关系不断地变革。这得益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这几十年间西方组织制度、思想方法的输入，也归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基础的不断变革。新的力量，新的组织形式不断挑战着旧势力和陈旧的组织形式。优胜劣汰，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纷争中；在新的社会实践推动下。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关系的一方总是能够以少胜多，不断发展，创造奇迹。

　　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官绅文人阶层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为庞大的帝国从底层吸收人才。大多数文人热衷于此，并因此接纳这个政权。国家可以更迭，但学统没有改变，读书人修齐平治的理想有着施展的途径。通过科举为主产生的庞大的官僚体制，通过儒家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整合，使皇帝得以控制整个国家。并通过满清亲贵的直接任用，与科举制度一起，实现人才与亲信共撑时局的局面。有效地巩固了皇权。

　　应该说满清的统治，是比较完善的。但也有其难以克制的问题。皇帝是帝国的拥有者，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域，庞大的官僚系统。但产权的拥有者仅为皇帝一人，虽然有满清贵族这些小股东，虽然清朝的皇帝都还是比较勤奋的，虽然糊弄皇帝是要杀头的。但是皇权毕竟要通过这些官僚们去实现统治，皇帝也很难监督的过来。皇帝这个冤大头基本是必须当的。睁一眼闭一眼是当皇帝和官员的必修课。所以官僚们对政权的支持力度和献身程度都是很低的。而对于众多的百姓，他们参与组织内活动，维护组织利益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他们的利益在组织内部没有充分的体现。老百姓不傻，你充其量也就让他们当上了奴隶，比饿死好一点，让他们为国捐躯？抗击倭寇？凭什么啊？所以这个体制对资源的整合动员能力也很差。

　　所以，在同盟会创立之初，就给反应迟钝，机构涣散的清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一次又一次暴动，一次又一次暗杀，直至辛亥革命的一击让那个早已颜面扫地的组织顷刻瓦解。

　　同盟会的缺陷就是下层建设非常薄弱。同盟会的核心就是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一群精英分子，但对于中国基层组织成员的发展，管理，培训都不健全。同盟会每次起义，都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奋不顾身，和依靠老哥会这样的黑社会组织进行的暴动，这样的暴动其实很难实现其推翻满清的目的。始作俑者，难善其后。清政府的垮台后；是另一只力量主宰了中国的命运，这就就是——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的根本是以军代政，和逐级的人身依附关系。袁世凯小站练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对军队的控制。靠的是私人依附关系。层层提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一班下属都陆续成为袁世凯去世之后主宰北洋政府统治的人物。这种体制最早可以追述到曾国藩湖南练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其自身经验，建立了湘军，在屡败屡战的基本上建立了这个制度。过去清政府的八旗兵 ，将领和官兵结合的不紧密，官老爷来到一支军队，军队表面上接受，但打起仗来，可就不管哪一套了，自己保命要紧。而湘军，将领自己招兵，招自老实本分的农民。层层依附，层层提拔。如果有将领阵亡、大败或者外调，该营就地解散。将领升迁授奖，其下属各个有份。这种制度使官兵之间结合得更紧密，下级视上级为父母恩师。各营士兵皆出自同乡，父子兄弟相依为命，作战时才可相互救援，打死仗。

　　袁世凯实际上就是学习了曾国藩、李鸿章。可以说，袁世凯和北洋的存在是满清灭亡的一只强有力的替代力量，并最终导致了后者的灭亡。满清灭亡后的中国，基本上就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之间竞争政权。由于国民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缺乏有效地下层基础，搞搞小规模的暗杀倒还可以，争天下就差远了。手里没有有效控制的党员、民众和军队。每次护国护法，只能靠其他军阀帮衬。实属无奈。孙中山几经变革，也并没有给这个组织带来脱胎换股的变化。其组织力量依然薄弱。这样的政党是不能主导中国的命运的。而北洋军阀有组织严密的军队，和基本有序的上下级官僚体系。相比国民党，更能有效地控制中国政权。北洋在中国几十年的统治，是现实的自然选择。

　　但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紧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送来了列宁式的建党组织形式。由此带来了新的组织变化和长达三十年的党争。

　　1927年，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孙中山的顾问，孙中山听从鲍罗廷的建议，对国民党进行了有效地重组。基本上就是形成自上而下，从中央到个人的严密组织。创建党军，制定党章，容纳共党。设置最高权利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采用民主集中制，层层选举形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利机构，同时通过中央各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其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再次确定党的主义（三民主义）并以此为核心，确立国民党的政策和建立集体的意识形态。将每个党员纳入到党部，进行有效地管理，教育，并给任务。党向全社会开放，吸纳认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众入党，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贯彻党的政策，实现党的目标和纲领。迅速的组织起了强大的军队、政府和党团组织。

　　重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能力上明显上了一个不小的层次。不仅快速的统一了广东（之前连一个省的地盘都没有），并开始北伐，从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最后到黄河流域，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组织形式的变革，带来了组织能力的提升。虽然国民党在1927年重组之后的成功有着诸多因素的作用，但是，围绕着国民党重组，国民党确实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过，国民党始终没能达到重组时希望达到的高度。主要原因有四：

　　一、 孙中山的逝世使国民党的领袖位置出现了真空，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人的权利斗争，使国民党的建设滞缓。蒋介石是军派人物，有意限制党权扩张。

　　发挥了哲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紧拥有完善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有独特和具体的认识论、方法论。这是这种学说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西方哲学与宗教中的一个异数，它不仅可以告诉人们，世界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么样的。更告诉人们怎样认识世界，怎样改变世界。

　　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弱小和孤立的。所以人们寻求组织起来，去谋求更大理想的实现。世事艰难，难于不断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难于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真正能力。在艰难的惶恐中，我们在认识他，实践他，人生的魅力也在于此。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五)：读完这本书之后，你才能真正地认识国民党

　　如标题所说，这本书读完了之后，我对国民党才算是有一个真正的了解。本书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读起来并无丝毫的晦涩，我自己可是酣畅淋漓地把这本书读完的。

　　最大的感触就是：读此书之前，我以为国民党竟然执政二十多年就丢掉了大半江山，也算是个奇葩了；读完此书之后，我觉得国民党这种奇葩的政党竟然能够执政二十多年，这已经算是奇迹了。

　　可是从别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个已然处处充斥着物欲的社会有这么一些专注于“自我欣赏”的人存在，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活，他们却又显得那么的可爱！当然不排除有人会以此来满足自我欲望的膨胀。所以做学问乃知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种朦朦胧胧寻找答案的过程，不见得总是要强调真理是什么？或者真理在谁处？只是不断在追寻真理。台湾作家杨照在刚刚举行的《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的论坛上讲，“民国”对于大陆而言是现实，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热血青年会以满腔热忱去重构民国精神家园；那“民国”对于台湾而言则是一种怀旧，因为台湾人已经在八十年代寻找到了民国的真正价值在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社会自由的保证。当然这种“过来人”对于“后继者”故弄玄虚的态度可能无法让人接受，以及后者获得所谓社会生活之所以继续进行的答案以后如何面对“后现代”困扰确实让人担忧！

　　所以一直在行走是最佳的生活态度！前方会有终点，但我永远无法抵达，只是不放弃抵达终点的勇气。

　　其实对于学问而言同样如此。历史的真相早已湮没在厚厚的黄土尘埃之中，人们总希望去掊开历史身上那一层层泥土。就像在考古发掘工地怀着无比的新奇用一把刷子一点一点将泥土刷去，期待千年之前的陶罐重现人间一样。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那永无止境的期望！

　　不过对于王奇生之《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到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下称“王书”），我却有另外的看法。国民党的失败和中共的胜利是一个永远披着迷魅外衣的话题，它那么具有魅力以至于总是有人愿意去解答。只是最可怕的在于揭开这件魔幻外衣的同时会不会自己也迷失其中呢了？王书在回答本文一开始就提及的话题时，试图解释国民党党权的分裂和下移，以及在政权的运作上起到的作用之微薄。但是，国民党的失败是不是只是一党的失败呢？1949年的结局准确地讲应该是国民政府的覆灭。（1949年之后的台湾且不论）例如“戡乱”时期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误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始终觉得中共胜利是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但绝对不起决定性作用。同样如此，国民党在民众中失去魅力即意识形态上没有很强的感召力量，我不认为是其败退台湾的主要原因。所以王书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陷入自己设定的逻辑推理范畴之内，那自然会觉得在很多地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更重要的在于王奇生先生似乎将国民党的“亡党”等同于“亡国”。书中反复提及的“党权”与“军权”之颉颃，并且得出“蒋介石以军权坐大，最终以军权控扼党权”的结论，但问题是尽管蒋介石重视军事的统制，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军事上的优势却未能充分凸显，相反是军事上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政权的覆灭。所以，这种逻辑上的推理始终无法继续推演下去。

　　总而言之，我想王奇生先生从微观的视觉回答宏观的问题，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至少使我们知道国民党党治的失败是国民政府败退台湾的原因之一。这样看来我们的领导人始终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当作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来抓是有其道理的！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七)：不为国民何来党？

　　不为国民何来党？

　　中国从帝治走向党治，中间经历的种种曲折和艰辛广为人知，第一个党治政权为国民党政权，它经历的辉煌与失败以及相关的分析，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从组织的技术层面去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去除了政治上的斗争，保留了学术上的理性，是一部相对客观和中肯的著作。从党员、党权和党争三个方面去剖析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不仅再现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更能为我们如今的政党分析提供借鉴。

　　国民党的失败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总结和分析，但从党员、党权和党争三个方面分析其组织形态，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专业角度。长期以来，我们崇尚的精英治国和官僚制度上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如今依然存在于统治政权的政党身上。如何从国民、群众中获得政党组织应有的认可和支持？如何与广大人民保持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精英治国和政党如何实现自己的组织战略并改进自己的组织智慧？从历史上分析和总结，并为今天政党组织的经验提供借鉴，才是我们向历史学系的重要原因。

　　2015-12-7

　　王奇生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0

　　而且，正是国民党如此种种之政策，也部分上造成了其统治力的羸弱：党政分立削弱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党员无特殊特权，导致国民党无更多吸引力，难以壮大规模；声称代表“全民”，至少的公开言论上不能支持特定阶层，很容易陷入窘境。本书即举了一个民国著名的三友实业劳资纠纷案件，对此现象加以分析，国民党所谓的不偏不倚的立场，最后既为资本家所攻击，又为工农所不满，搞的“两头不是人”。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九)：党国一体的“先行者”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3/13/579290.shtml

　　1956 年12月1日，《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由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署为“蒋中正”。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书，作者蒋介石想借此做一个政治交代。当年，蒋介石虚岁七十；当天，他和宋美龄结婚三十周年。古稀之年，珠婚之庆，落到了在台湾一隅偷安的地步。惊魂稍定，困境当前，岁月无多，思绪泛起。在本书题志中，蒋介石写道：“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以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大陆沉沦，收复有待……”

　　蒋介石一贯以“革命家”自任，满口大话、空话、套话，在这部反思作品中，又说了不少假话。在中苏关系中再思“中国之命运”，本是要清理国民党和苏俄三十年复杂经历。蒋介石用本书与苏俄切割，向民主国家联盟表白“自由中国”，试图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寻找生存空间。《苏俄在中国》结尾说：全书“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理应检讨一下自己。然而，全书的基调，基本上不是承认错误、反省历史，而是竭力辩白。蒋介石辩白自己如何具有“先见之明”，甚至抵制孙文、廖仲恺的主张，一贯地抗拒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坚持国民党独立路线。蒋介石说的是假话，只要循着本书他自己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他是中苏密切关系的直接当事人。国民党努力模仿的苏式专制体制，正是通过蒋介石本人建立的。

　　国民党“联俄”运动，蒋介石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一个事实当时很清楚，以后却因为他的刻意掩盖，以及国共两党对他“叛变革命”的大肆指责，变得模糊起来。按《党员、党权和党争》的清理，1923年国民党“联俄”的过程大致如下：1月，孙文与苏共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合作；3月，经廖仲恺与越飞的商谈，孙文决定进一步学习苏俄，双方越走越近；8月，任命蒋介石为广州政府的“大本营参谋长”，上任之前，先让他带着给列宁、托洛茨基和齐格林（苏俄外交部长）的亲笔介绍信，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中共代表）四人组成的“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体制，准备模仿。孙文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寄予很大希望，据蒋介石说：“党中特派一人（指他自己），费时半年（在苏俄实则三个多月），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63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考察任务，并非只是军事，还包括了政治和党务。也就是说，8月份的孙文，已经有心全面模仿苏俄。按《苏俄在中国》中蒋介石的回忆：“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第19页）

　　在《联合宣言》中，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经过廖仲恺的劝进，蒋介石的考察，还有鲍罗廷的游说，一年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就改口说：“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王奇生书引，第12页）这种说法，和中共“二大”所谓“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也差不多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反复辩称孙文的“联俄容共”，只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第35页），这个解释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既然国民党的政治理想转变为“党国”，政治实践开始于“党军”，独掌军事大权的蒋介石，必能恃其武力之强，走到民国舞台的中央，这是挡也挡不住的状况。国民党行议会政治时期，后来的“西山会议派”等革命元老，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党务专家，在党内起了主导作用。可是一旦施行“党军”实践，“校长”蒋介石必然脱颖而出，孙文在世的时候，这种格局已经形成。按蒋介石传记权威作者董显光的认定：1923年2月21日，孙文从上海到达广州，那些“表面上支持国父的人，实际上无异一种佣兵，其对于国父和国民党的效忠均不可靠”。所谓“佣兵”，是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虽然广东省长在名义上是国父任命的国民党人（初为胡汉民氏），实权却为杨、刘二人所行使。”（董显光《蒋总统传》，第52页）因此，孙文委派他相中的蒋介石，率领“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党务和社会诸体制，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是委以重任，寄予重望的。

　　1927年以后，蒋介石北伐成功，“宁汉分裂”，挤走了汪精卫掌控的党务系统；“四一二事变”，清洗了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还有，“改组总商会”，打击、分化和利用了上海资本家，种种举动，令斯大林、托洛茨基陷入尴尬。苏联既担心他脱离控制，更害怕他在上海受江浙财阀影响，倒向英、美，转为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是，占据江浙富庶的蒋介石剿灭异己，在党、政、军架构上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苏联式体制，奉行的“党义”，仍然是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很难被西方民主体制接纳。长期以来，蒋介石甚至不屑于拿“民主”作为标榜，他标榜的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对此，欧美人士也是不屑一顾。

　　蒋介石在1930年代以后，从“以俄为师”转为“以德为师”，确实曾想扶持“第二期革命”，以期把国民党转型为法西斯主义政党。也就是说，中断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并不是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靠拢，而是进一步往东方专制主义方向发展。毕克的判断是中肯的，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施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现代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基础不存在”。按照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极端形态的极权主义，借着“民主”程序，它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宗教、文明和意识形态置于个人之上。显然，蒋介石要驾驭四万万五千万思想各异的“群众”，还缺乏很多手段。没有“民主”制度，连搞“极权”也缺乏“合法性”。蒋介石的举动，被视为“个人行为”、“军阀作风”，受到了极大的抵制。1930年代，中国甚至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达不成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的“极权”，蒋介石竭力控制的，就是军队、政党和宣传机器。

　　萨孟武说的还是如何赢得不同阶级的“拥护”，更加艰难的是如何面对不同群体的“反对”。面对反对和抗议，极权体制便不能表现其“民主”的一面，而只能专制“裁断”。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中“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过一个”的指令，为了一个虚拟的“整体”，可以牺牲活生生的“个体”，个体没有意义，苏维埃式的政体具有这样的“合法性”。蒋介石考察苏俄时，莫斯科的专家们已经传授了这个原理。1956年的蒋介石抵赖说他很反感，1927年他却应用得很痛快。1932年后为压制上海“救国会”的抗日声浪，也用了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特务手段。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国民党和苏共和好如初。因为体制上没有什么障碍，大哥斯大林对表弟蒋介石说话，依然很随便。12月底，斯大林对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说：“请转告蒋委员长，如果想在战争继续进行时消泯人民对政府所表现的不忠行为，他必须强杀至少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恐怕他终无力使此次抗战达到胜利的结束。”（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89页）“四百五十万”，是按照斯大林在苏联整肃异己的人数，和中苏人口不同基数，换算得到的。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 王奇生著

　　华文出版社　2010年11月第一版　423页，48.00元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十)：国民党的“软肋”：组织的涣散导致权力的无能

　　全书叙述大致可以分为蒋介石成为党魁之前，蒋介石集权的过程以及蒋介石最终成为总裁之后这三个大的阶段，叙述随着国民党内权利斗争的动向而随之变换的组织形态，特别是中枢机构的组织形态。

　　在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国民党内部机构和体系的变化，如国民党的中政会和中常会，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各党派整合和为了笼络地方势力，也由原来的实权组织变成虚化体制，变成类似橡皮图章。由于蒋介石军的军人出身，国民党也越来越重军轻党，很多地方长官都出身军人。蒋介石甚至希望社会军事化。在地方关系运作中，国民党奉行党政分开，党务与政务，弱化党务部门的权力。地方党务部门成为弱势的鸡肋，没权没钱，没人诚心愿意去干。

　　蒋介石成为总裁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对党的控制，任命二陈兄弟负责党务工作，于是党内新的派系CC系得以壮大。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支持“力行社”等青年团体的活动，这些组织包括后来的政学系以及黄埔系，成为支撑蒋介石统治的重要支柱。当然这些派系也各自竞争，进一步从内部消耗着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加上后来抗战的展开，虽然抗战初期国民党形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许多青年为了报国纷纷参军入党、意图救国救民。但是，掌握国民党中枢的各大派系然后为了权力斗争的如火如荼，地方党务也因为大片国土沦丧，大量地方组织消失，国统区内的也因为经费的紧张，抗战越来越重的负担，使得地方党组织越来越日暮途穷。国民党到后来，甚至有“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