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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经典读后感10篇

2018-03-11 20:09: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十年经典读后感10篇

  《十年》是一本由孙玉胜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52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年》读后感(一):中国电视 十年三观——微观篇

  微观:怎样做电视

  关于真实

  “新闻历史的第一次草稿。”为了历史的真实,记者责任义务报道真正的事实。记者习惯于报道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实,但这只是及格标准优秀的记者不仅要看到事件的表层真实,还要发现更多的不易发现但是又被人们所极为关心的事实。同一个事实有不同角度,只有发掘更多的事实,才能获得更新的角度。

  对事实的把握,有几个要点,一是对事实的选择,二是由事实得出什么样的判断,三是事实链的完整——舆论监督报道更是如此。

  与此同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说道,“精神表达要置于真实的表达之上。”与此类似,在新闻栏目中,精神的地位非常高。栏目除了要讲具体的真实内容之外,还要在客观公正前提下负载深厚的精神内容。首先,精神的表达不能使虚妄的、不可捉摸的,而是要以真实的表达为载体;其次,作为精神表达的载体,真实的表达绝不是目标,在真实之上还应有更高的目标地:精神。

  关于深度

  电视新闻怎么做出深度?孙玉胜提供了一个简单实用方法,就是“对已知的信息进行证伪。”“记者面对一个选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面对一个已经展现出来的事实,或者叫浅表事实。好的记者不会按照这些浅表事实去按图索骥,更不会走到这些表层事实面前就停止了脚步,把别人教给我们的说法作为结论交给观众。”的确,善于发现的记者会从这些表层事实中建立调查基础和标准。记者证伪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获取事实并接近深层事实的过程。

  对深度的挖掘方向不是唯一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切入,都必须掌握足够的事实和证据。深度体现在对事实的占有方面,但绝对不是简单的事实垒砌,而是“深”在对事实的讲述和事实中疑问的解开,在于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事实片段,选择了什么样的细节用以指代人物

  深度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事实,而是来源于事实表述过程中的真实感,三是来源于事实背景的建立,或者称“对事实关系的建立”。而深度不是说出来的,是从让人信服的事实中来的,还是从事实关系的梳理中结构出来的。追求深度最高境界办法,是获得更多的事实,并建立事实存在的背景,从背景中去寻找新的事实关联和对事实的解释,利用事实表达来达到理性的深度。

  关于直播:TNT与NNN

  “电视的表现要紧扣四个关键词:同步,现场,真实和过程。”电视是非常适合表现“现场”和“过程”的,这也是电视的魅力所在。对电视而言,以上四个关键词是最本质的,是电视能否吸引观众的核心问题

  从直播这个电视最有表现力的方式中,孙玉胜解读出了三层含义。首先是零时差,也就是快捷和同步。这也是在电视理念上最具有冲击力的。在过去,新闻的时效性通常被理解为“TNT”,也就是Today News Today。在直播理念贯彻之后,新闻变成了“NNN”,即Now News Now,3N能在最大限度满足观众的求知欲。其次是信息的零损耗,也就是真实。电视节目对于过程的展现通常使用三种手段,一是现场纪实,二是当事人叙述,三是情景再现,同时最不能忽视的另一种手段是调查的过程本身。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探究过程也是观众获知信息的过程,因而是最真实和最少损耗的。最后是在传播过程中,观众与记者之间阅读新闻事件的零误差,也就是权威感。

  直播要达到良好效果,一定要遵循“五个最佳”原则:在最佳时机、最佳景别、最佳角度、最佳机位原则下完成最佳组合。在直播过程中,要熟悉直播的事件的程序,将其分解为若干段落,明确每个段落的表现主题,使用五个最佳原则。此外,千万不要迷信看似精确的、标有分分秒秒的分镜头脚本。即使这个脚本存在,也必然是以上诸多原则的注解,而不是想象中的,甚至是闭门造车的编辑

  要达到这种目的,必须使电视新闻直播常规化、机动化、职业化。直播必须走下神坛,从宫廷盛宴变为家常便饭

  关于感性、理性

  电视节目的创作者,按照孙玉胜的说法,经常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也就是,想跨越人的感性阶段而直接向观众传达一些概念、本质和意义,生硬、直接而不加铺垫地进入理性和逻辑。其实,人的认识是从感性开始的,只有“感到”才能“悟到”,只有丰富的感性材料才能使认识升华并飞跃到你所期待的理性阶段。

  不同媒体使用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传播方式,用不同手段深入人心。平面媒体天然具有理性的优势,电视不能舍近求远去追求属于平媒的深刻,而是应该首先为观众提供感性的材料,让观众从这些感性材料中获得认识的飞跃。时任《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有自己“一深入,就深刻”观念,即“我们把人和事讲得深入了,观众就觉得我们深刻了。”

  谈话节目最能表现真理,其实,纪实和谈话是当代电视的两个重要元素,新节目的创造和现有节目的提高,都离不开这两大基本元素的开发和组合。

  电视节目是一个回归“真实”的过程,我们过去往往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探讨真实性的问题,但其实,“真实”和“真实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真实”来源于现场,如事件的现场,谈话的现场和游戏的现场。现场的真实既包括视觉,;也包括听觉元素。但是,我们必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创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性,是观众所感知的真实吗?他们相信了吗?他们能产生共鸣震撼吗?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传播者虽然恪尽真实之职责,但是还要考虑到,受众能否接受并理解我们提供的“真实”。

  孙玉胜总结说,电视可以建立起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规律:从感性出发,在感性的表达中结束。电视的理性应该是潜藏在感性深处的东西,电视的理性存在着一个奇怪的传达规律:他只有被电视表达本身忽略得越多,才有可能更多地留给观众。

  《十年》读后感(二):那十年

  那十年,指的是从1993年到2003年。曾经的十年,对于中国电视新闻人意味着探索、改革、发现;对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来说,则意味着辉煌荣誉

  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5年,《新闻调查》开播;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1998年,突发事件报道(’98抗洪)……

  在网上流传的“2002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里,我们看到的著名主持人颠覆了惯常的形象。敬一丹是内部晚会主持人,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激动地说到:“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一连三个“开播”说的正是那个中国电视新闻史上激动人心时期白岩松用RAP音乐玩起说唱“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敬一丹接着说到“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 2003年第一次看到这个“流出版”时,惊讶,却也感受到央视评论部人的朝气蓬勃不拘一格

  1993年初,时任央视新闻采访主任的孙玉胜(后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现任央视副台长)领着一帮“临时工”开始《东方时空》的创业,这些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了集体生活。早期《东方时空》组在一个地下室开辟了集体宿舍。因为要赶时效,《焦点时刻》的记者夜里加班,经常睡在走廊里,地下室机房的灯光常常与朝阳相辉映……”时隔十年,在“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上,白岩松指着大屏幕上第一次出境时“尖嘴猴腮”的自己说:“那时候的白岩松瘦,但是有本事,能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的白岩松胖,但是没本事,只能把自己的肚子搞大。”在大众眼中,他们已然“功成名就”。可创业阶段“理想部落”的工作生活状态鲜为人知,他们把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组视为中国电视界的“延安”和“深圳”。“尽管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无奈,我的这些同事们却用激情意志在中国电视界矗立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地阐释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与感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地方。”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样写道。

  《十年》成书的2003年,我还看了网上流传的一部片子——《分家在十月》。这部小片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杰作,他们用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的画面配上我们所熟悉的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的名字后缀以“司机”和“诺夫”或者“波波娃”加之以声音“恶搞”。这部网络影片恶搞鼻祖也启发到胡戈,才有了后来一时轰动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然,小片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初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幕后英雄,比如梁建增(现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李挺(现任央视副总编辑)、袁正明(现任央视副总编辑)。从此,我开始关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央视名牌新闻栏目的幕后推手。孙玉胜,则是当时幕后推手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

  《分家在十月》制作于2001年左右,小片一开始,陈耀文·司机(焦点访谈记者,博客http://chenyaowen.blshe.com/)当众演说:七年前,中国电视是一潭死水,是谁拯救了中国电视?是东方时空!

  拯救也好,改变也罢,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 93年电视改革发端于什么?从技术操作层面上讲,改革参与者又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呢?孙玉胜用十章内容代表十年,平和沉静分析了电视新闻的变迁和作者思考的逐步深入。

  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那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改革的脚步。电视传媒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工具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发展,中央电视台时任台长杨伟光启动了早间节目计划,而在此前,中国人是没有早上起来看电视的习惯的。这个对于中国电视人来讲“前无古人”的计划能不能成功?这是一个未知数。台里之所以把一个带着实验性的新节目放在早间,还有一层意味,就是如果节目不成功,影响会小一点。而这个任务落到了孙玉胜的肩上。孙玉胜和他的团队对于早间节目的认识和思考也经历了波折:从最初定位服务性栏目上到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突破性栏目——“电视杂志类型的《东方时空》(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电视杂志”这个概念)。《东方时空》作为央视的特区,实行了“承包制”,央视不提供任何经费,节目经费和人员工资从广告费里出:从初期五分钟的广告时间不满,到一年间行情水涨船高,广告价格增加了十倍。当时有报道称:《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开电视机的习惯。

  《东方时空》的成功在于改造了电视人的语态,把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不容置疑话语方式变为真诚亲切、聊天拉家常的话语方式。有观众评论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的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与内容上的突破相比,孙玉胜认为,《东方时空》话语的亲切和传播方式的鲜活才是让观众惊喜的真正原因。我们总记得《东方时空》子版块《生活空间》片后那句意味悠长的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正是由于对于电视表达和叙述方式“真诚和平民化”的追求,才有了后来的《实话实说》。崔永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改变了中国主持人传统的话语方式才获得大众的一致好评。

  但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对于话语方式改造的追求却不是“前无古人”。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的“党八股”。“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公式。”遗憾的是,这个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来说新闻、讲道理的传统却在十年浩劫中被丢弃的一干二净

  趁着“时空”的东风,央视决定移师晚间,在《新闻联播》之后开辟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这个栏目就是《焦点访谈》。尽管有人统计过,批评监督类节目在《焦点访谈》最多的年份和季节比例也没有超过节目总量的22%,但是《焦点访谈》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最为群众津津乐道的仍是它的社会监督类节目。老百姓觉得《焦点访谈》“敢说”、“说的让观众服气”,“焦青天”的名声曾经在老百姓中流传。时至今日,《焦点访谈》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监督的级别和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初栏目策划者的预期。不过,未变的是栏目的态度和原则,后来归结为五个字——“用事实说话”。新闻学者经常提到一个词语“调查深度”,那么什么才是“调查深度”?从媒介特点上来看,和纸媒相比,电视有着先天不足。纸媒由于用文字表达,适合理性分析和线性深入。而电视长于形象和感染力,对于思想层面发掘不大。这也是为何《百家讲坛》流于学术娱乐化的原因之一,电视由于自身特点的制约,本身就不适合把艰深的学术搬到荧屏上。而《焦点访谈》的节目却会得到学者和群众这样的评价:“揭开盖子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这是《焦点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媒体,“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最终由观众来感受的深刻。”“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

  孙玉胜的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写的如此扎实,很难想象作者竟然是没有学过电视却干电视的人。刚入电视台的时候,“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分配来的同事们喜欢津津乐道地扎堆说‘蒙太奇’,我一度以为是哪个外国记者的名字”。操作层面上,“至今没有亲手拍摄过一部纪实节目”。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之路,并用专业的笔法写出了一部有分量的中国电视改革之书。

  《十年》于2003年成书,距今已有6年了。不过,正如作者所言,“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电视新闻改革仍在路上。”

  《十年》读后感(三):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记录者

  从93年开始记录这电视新闻改革的十年,孙玉胜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权威。至少从上至下分析的这个角度是很少有人能有的,再加上亲自参与积累的经验,足够出这样一本书了。

  记得我和tintin说过,我是非常关注中国的广电事业改革的,面对这样一本信息量充足的书,是必看的。遗憾之处在于时间略显晚。

  作者以自身的经历作为叙述的主线,有创业的艰辛,探索的刺激,更有失利的痛楚,对进一步改革的思考……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创业的那个阶段,一群满怀着电视新闻理想的年轻人,宁愿蜷居在窄小的办公室里,睡着地板,啃着馒头,也要去完成一个又一个栏目的策划与制作。在电视新闻起步的那个时代,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全书是作者多年思考的结晶,虽然从新闻与传播专业角度来说这些思考并不是特别深刻,但鉴于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且准确地切中了新闻的一些模糊地带,这些思考又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对于出镜记者的训练,这在03年还是个前沿问题,在今天逐渐地被重视和解决。又比如电视的直播,在当时只有在中央台才有这样的条件去实践,去思考,作者作为亲历者,孙玉胜记录下的是不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用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对电视媒介的经营也有着很多的思考,有时甚至是独辟蹊径的观点,如时间决定栏目这样的观点可谓独创。他的思考涵盖了媒介经营、新闻伦理、操作规范、政治取向、社会责任、传播学理论很广的外延,内容颇为庞杂,但是时间线索清晰,经验感悟颇多,作为电视新闻的开拓者和记录者,孙玉胜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进一步的思考,比如改革的未来方向,作者只是提出了一部分看法,作为体制内部的领导者,如何打破体制的界限这一根本问题,还是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毕竟,落后世界潮流的,迟早需要去追赶。

  《十年》读后感(四):电视人:十年饮冰 难凉热血

  读《十年》

  这本书我看了很久,从大一上学期末一直看到大二上学期初,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虽然读得断断续续,但整本书却坚持读了下来,是书中真实的情节和媒体开拓者的激情让我念念不忘,它是用故事的本身来显示其生动和有趣。

  小时候喜欢看电视,家人都叫我“电视迷“,动画片、电视剧、戏曲节目,甚至连电视购物节目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我觉得屏幕里的人有说有笑特有意思。新闻节目基本不看,觉得电视里的叔叔阿姨太严肃了,而且说的事情我都听不懂,也不好笑,只有在大人们看《新闻联播》时才被强迫看一看新闻。

  上了大学后,学了新闻专业,老师推荐了许多书籍,涉及面广、种类繁多。就在我在图书馆都挑得花了眼时,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吸引了我。那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让我眼前一亮,我不知道,这句话会在日后的学习中反复出现,读起来是那么振奋人心

  书的前半部分讲了几个大家都熟悉的节目,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从他们艰难的开始,到摸索前进的道路、寻求发展的方向,到逐渐将节目推上正轨,走向辉煌,发展至巅峰,逐步下滑至平稳。曾经的节目慢慢改版,曾经一起奋斗的人渐渐离去,节目一个又一个,但一代媒体人的历程可谓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用兵早晨中讲到了编制外人员的问题。他们和编制内的一样工作,甚至他们的工作更为艰难。孙感谢那些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集体生活的人们,同时希望做到工作权利和机会平等及待遇平等。他对前来采访的《人民日报》的记者说:“大家都很年轻,对电视有着几乎狂热的追求,否则谁能把休息的睡眠的时间降到极限还毫无怨言呢?“这让我想起假期看得书《红岩》,书中描写了革命前辈身上所焕发出的火热的似红岩浆的爱国情和赤子心,同样地,这份对电视的热情,也令我动容。

  移师晚间中,讲到了新闻中心的“创业“,也就是奠定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的基础和雏形。书中提到制作一个15分钟的新闻评论节目,它的宗旨为: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后来节目开播六周年时浓缩为一句”用事实说话“,它就是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做了很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节目,它大多揭露社会现实,起到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另类实验中讲到了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书中先提到了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年薪最高的主持人是谈话节目主持人而不是新闻和娱乐节目主持人,这就从侧面证明对谈话节目起成败作用的是主持人的表现,主持人的思维和状态直接关系到节目的质量。想想也是,劳累了一天的回家打开电视,想在周末来临之际看个节目好好放松,又怎么乐意电视中的人对你喋喋不休地说教呢?但是主持人崔永元就有这个魅力。他在节目中妙语连珠,嬉笑怒骂,而他的退出就意味着《实话实说》的一个时代的终结。

  感悟直播中讲到了香港回归直播,首次尝试直播,出现了诸多失误,留下了不少的遗憾。而在澳门回归的直播中电视节目工作者汲取了经验,可谓“澳门拾遗“,弥补了遗憾。同时,提到了”迎接新千年“的大型直播活动,因为首次它参与了全球直播因而显得意义非凡。当天午夜的直播非常成功,跟拍和用长焦镜头拍到的北京大学生高擎火炬迎面跑来的画面,让无数观众为之感动于震撼。与直播同样具有紧张感和压迫感的就是前方记者的报道,要做到严丝合缝,就像是在压沙求油。这就要求前方记者具有魅力、表达能力和发现能力,同时和主持人保持交互关系,更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和状态,有话好好说,沉着平稳地说。

  新闻中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比如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者集体自燃事件,这就面临着”发“与”不发“、”早发“还是”晚发“的问题,其实面对的是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与行为。笔者通过大量的实例证明:发比不好,早发比晚发好。

  意外发现部分中谈到了频道专业化能走多远的问题,书中说明选择了广告盈利模式本身就已经选择了节目形态和节目内容必须是大众化的而不是专业化的,这是因为广告商销售的产品大都面向普通群众,而专业化的电视节目要走付费道路。付费观看,在目前中国,真是有些步履维艰、天方夜谈。而频道细分化、专业化,也无疑对电视人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小时候喜欢看电视只是单纯地觉得它好看,如今看了《十年》,才大概懂了电视节目为何好看。虽然还是弄不懂高大上的新闻节目,但是从书中感受到了电视人的满满的责任感与自豪感。

  书的最后,作者写道:我至今还觉得,在我们的主流传播文化中,不是缺少好的主张,而是缺少好的表达,特别是具有真情实感和具备创意思想的表达。这是对当前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十年》读后感(五):中国电视 十年三观——中观篇

  中观:什么是电视

  孙玉胜的《再看电视》一章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部分,这是一个老电视人对电视最深刻的理解。“什么是电视?”是我们电视人无法逃避的问题,孙玉胜给出了他的答案:主持人媒体,制片人媒体,家用媒体,技术媒体。

  主持人媒体

  对于主持人,或许我们看到的只是镁光灯下摄像机前的光鲜亮丽,但孙玉胜却给主持人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责任。主持人绝对不是一个站在电视机里的模特,也绝不是唯相貌论的代表。陈虻在最后几年里,也在着力培养主持人,因为老电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电视制造了明星主持人,反过来又离不开这些人,因为主持人就是影响,就是收视率,电视就是主持人媒体。按照白岩松的说法,主持人不同的个性特征是电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传播的多元性,个性化的表达使电视节目的包容性增加,扩大了节目在人群中的接受范围。

  对于主持人的成长过程,孙玉胜谈到,主持人应该是由“记者到名记者再到主持人”的过程,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应该是集魅力、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于一体的。这三种能力就像是一辆三轮车,前轮是魅力,两个后轮分别是发现和表达能力。其中,发现能力非常重要,而只有经过长期的采访,才知道哪些信息值得放大,而哪些信息值得舍弃。表达能力也是关键,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区别在于,主持人的表达是主动的,拥有表达的控制权,而播音员则是被动的。表达的主动性和控制权是名记者和名主持人之所以成名的重要因素。

  什么样的环境能够锻炼主持人?人物采访和事件报道。这是成就主持人的沃土。采访是新闻主持人的生命之源,所以,想做主持人的,先踏踏实实做几年记者,积蓄职业实力,不耽误时间。与此同时,写作时主持人锻炼表达能力的基础。

  作为总结,孙玉胜和白岩松谈到好的主持人应该被观众的“眼、耳、口、心”四个器官接受。眼,观众对主持人的认可首先是接受了主持人的形象;耳,观众是通过听去认识主持人的,比外形更重要的是,观众要注重主持人在说什么;口,观众如果接受并认同了主持人的表达,就会成为信息的二轮传播者,会用自己的口去放大节目的影响;心,这是一个综合指标,观众真正解说这个主持人是由衷地、打心眼里去接受他进而喜爱他信赖他的。

  制片人媒体

  制片人这个概念引进国内电视行业比较晚,其形式就像是“包干到户”。制片人不仅是栏目的管理者,更是栏目和节目的创作核心。身为制片人,他不一定是剪辑功夫最过硬的编导,不一定是画面感觉最到位的摄像,不一定是语言表达最精当的记者……但是他的业务素养应该足够鉴定这些业务表现的优劣和高下。

  实行制片人制,不仅更容易管理,也更容易经营。当下,“文化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产业政策,媒体产业和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也越来越热火朝天。电视具有产业属性,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对于这样的观念,中国传媒界不存在争议,有目共睹,中国电视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收益多年。

  家用媒体

  “人在家庭,应该是媒体从业者对电视观众的最基本的理解和认知,一切的传播设计与传播目的,都应该以这个认知为前提,以这样的理解为起点。”孙玉胜是这样界定的。《东方时空》创办的早期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节目是否好看,回去问问你的家人。”强调的正是电视的家用属性。

  就电视媒体来说,传播的两端,也就是电视制作者和电视观众之间,存在着互动和互制的关系。互动性是指,观众的需求决定电视媒体的节目供给,如精品化、多样化、专业化、对象化以及贴近性、故事性、娱乐性等。同时,电视媒体也创造着观众的需求,如《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

  互制性是指,什么节目能够锁定观众手中的遥控器,这是观众的权力。另外,电视节目呈线性播出,所有的节目随着事件的流逝在一一消逝,所以对观众的收视行为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

  当然,电视走到今天,媒介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崛起将许多观众拉离了客厅。电视台和节目也纷纷“上网”,打破了线性传播的规律。但是,电视是永远的家用媒体,无论其内容呈现在什么渠道上,都具有家庭属性,即宽松、舒适、感性,不是一个家庭教师,而是一位聊天的好友。

  技术媒体

  电视媒体对技术的依赖性很强,技术是电视的第一推动力,按照孙玉胜的说法,这种推动不仅仅是“物理的”,也是“化学的”:技术的支持,成为电视发展的强大外力,同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也深刻改变着电视观念和观众的需求,改变着电视传播与接收的就有规律。

  《十年》读后感(六):十年之前,十年之后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俞虹老师优秀电视节目评析课上。俞虹老师在列出一系列参考书目后,着重推荐了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据俞老师说,这本书是她一个晚上一气呵成读完的。

  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在想,如今的电视新闻发展日新月异,这本写在将近十年之前,主要论述央视新闻改革的著作在今天还会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吗?而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俞虹老师那天到底是几点睡觉的?这可是一本500多页的厚书啊!

  当我花了超过一周的时间仔细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其在今天是否仍然具有高度阅读价值的担心荡然无存。这本书着重讲述的是从1993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东方时空》开始,一直到2002年成立新闻评论部前夕的历史。我对开端于1993年的中国电视第一轮改革一直充满浓厚兴趣,在之前也有一定了解,这本书给我提供了更多细节和节目案例。当然正如书中所写,“这不是一本写史的书,那些关于历史的回忆是对于一个创业时代的诚朴记录”。孙玉胜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现任央视副总编,是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电视人。以孙玉胜为代表的央视新闻团队(自己想出来的称呼,从当年的《东方时空》栏目组到新闻评论部再到如今的新闻频道)有很多正确的新闻和电视理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而我更为看重的是,书中对中国电视新闻走势和发展的判断,在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后,能否与实践相互印证。

  在最后一章《检讨十年》中,孙玉胜用一整节的内容讲述电视新闻评论究竟是内容还是形态的问题如何困扰着中国新闻奖的评委们。虽然书中最终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但可以感觉到孙玉胜本人是倾向于把评论归入到内容而不是形态。所谓评论,对应的英文是“comment”,所表达的含义包括“意见”解释“观点”“批评”等等。在成书之时,可以说央视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更接近调查性报道而非评论性质)。而如今新闻频道已经开辟了这种完全意义上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其代表就是《新闻1+1》。

  在去年的第十一届“中国电视榜”,《新闻1+1》荣获“最佳时评节目”,白岩松也凭借在节目中的出色表现荣获“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新闻1+1》的成功固然有很多因素,但其如此受欢迎有两个原因是最不容忽视的。

  其一是选题的时效性和新闻性。《新闻1+1》的节目定位是“时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每期节目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展开评论分析。纵观《新闻1+1》的选题,基本上社会热点都包含在内,而且范围及其广泛,仅以今年6、7两个月为例,其选题就涵盖国际(奥巴马见达赖,故伎重演?!),体育(李娜:“娜”么不同!),教育(作文:让“真话”在宽容中飞),军事(中国改建航母),民生(城市“看海”,怨天还是尤人?)等各个方面。

  其二在于主持人白岩松的魅力,其魅力集中表现在清晰而口语化的表达和独特而深刻的评论角度。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新闻主持人,魅力、发现能力、表达能力三位一体,“如果把三位一体的主持人的魅力放在三角形的顶角,那么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如果把主持人魅力看作是一辆汽车飞驶的前轮,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是支撑它并给与它动力支持的两个平衡的后轮。”早在担任《东方时空》子栏目《东方之子》记者时,白岩松就展示出强大的发现能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丁聪的访谈,堪称经典),这正是白岩松如今新闻评论视角独特的原因。而对于深刻,什么是深刻?孙玉胜在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最终由观众来感受的深刻。挖掘深度的方向不是唯一的,但无论节目制作者选择什么样的方向来寻求节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深度,都必须首先寻求支撑这个深度的事实与证据。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的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这段论述尤其值得电视新闻评论节目铭记,评论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掌握更多的事实才有可能做到深度和深刻。

  在书中,孙玉胜明确表示,中国电视新闻目前还处在播报阶段,没有进入评论时代。十年过去了,依我看,中国的电视新闻评论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高水平专业电视新闻评论员的匮乏。评论员和主持人在本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评论员通常具备相对独立和完全的话语姿态,其主要任务是对新闻事实进行解读性分析、价值判断或者是形势预测。孙玉胜在书中坦言,《东方时空》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电视明星主持人,却没有产生第一代电视新闻评论员。目前中国大陆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白岩松为代表的媒体从业人员;二是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出现的学者教授专家;三是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员。

  在这三类电视新闻评论员中,学者专家有自己专精的专业领域,在相关领域的问题上,他们能够做出专业、权威、有足够说服力和公信力的解读和分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学者最为电视新闻评论员出现在电视机中时,必须要使自己的表达符合电视的语态要求,比如能否组织起简洁凝练的语言,比如能否做到准确清楚的发音。(我没有任何歧视发言使用者的态度,只是单纯的认为同期让人听懂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经常出现在《新闻1+1》中的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梓,虽然专业知识及其丰富,看问题一针见血,但他在节目中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而节目囿于直播,又无法用字幕加以补充,这是不符合电视语态要求的。)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员,他们的观点和言论,往往能充分引起政府的关注,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政府的智囊,他们的一些言论在电视媒体上的公开,就多多少少带着政府政策透过媒体在民间试水的意味。这种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电视新闻评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媒体从业人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有所发展,但整体实力远远不足,更没有产生像凤凰卫视梁文道、曹景行等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新闻评论员。

  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还有一种另类的新闻评论员——观众。观众可以通过在拨打直播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的热线电话,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CALL IN”的方式,来参与当天新闻话题的讨论,发表各自的看法。这当然是跟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热线电话观点的很大部分是不同政治立场的百姓的非理性的情感宣泄。照搬照抄这种模式固然行不通,借鉴却未尝不可。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与娱乐节目相比,缺少与观众的互动。当然在现在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或评论员也时常会引用来自网络论坛、微博等的信息,但更多是将它们最为一种补充。但我认为,它们应该成为且将日益成为新闻背景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

  第二个原因在于节目形式的单一化。前文提到孙玉胜倾向于将评论归入内容的范畴,我赞同此观点。目前中国内地最常见的新闻评论节目形态是谈话节目,其他包括读报节目等。而谈话节目多以支持人和评论员的一问一答为主。而在凤凰卫视,我们可以看到《锵锵三人行》,可以看到《一虎一席谈》。记得俞虹老师在课堂上谈及《一虎一席谈》时,用十分坚决的口吻预测,中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下一个发展方向是电视辩论节目。其实《实话实说》在开播之初就具有某些辩论的性质,强调观点的不同,只是交锋的激烈程度与《一虎一席谈》无法相比。《一虎一席谈》的广受好评不仅在于主持人胡一虎的个性魅力,良好的话语辩论空间,还在于选题的焦点性、冲突性、民生性,嘉宾与观众的互动以及娱乐元素的点睛之笔。而恰恰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这种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谈话节目目前无法出现在中国大陆。且不大量的娱乐元素能否与选题的焦点性、新闻的严肃性很好地融合,但从主持人对现场的操控和驾驭能力来看,至少在我眼中,就目前的央视新闻频道而言,还没有任何一名主持人能够胜任。

  央视体育频道《天下足球》栏目曾经做过一档《天下足球豪门周》的特别节目,邀请欧洲八大豪门的球迷在演播室现场PK。在其中一期节目中,代表米兰双雄的两位球迷大打口水战,场面几近失控。如果不是辩论有时间限制,甚至可能出现因激动而产生的谩骂。这也正是我对辩论节目的一个极大担忧。《一虎一席谈》就出现过类似场景。在谈论科学和伪科学的一期节目中,演播室内剑拨弩张,主持人试图扭转形势,曾发火着大声说道:“导播,请把我的声音开大一点!你们全部都给我坐好!”并接着说如果嘉宾观众尊重自己,愿意就事论事,就请坐下来。如果要打架,请他们出去到外面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此激烈的言辞起到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未能挽狂澜于既倒。

  如果把节目置于直播环境下,主持人掌握现场全局的能力愈发显得重要。孙玉胜在书中数次提到直播,直播不仅仅是电视播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电视理念——直播应该是电视新闻的常态,而不是重大事件发生时的特殊处理。央视也一直在直播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如《新闻1+1》等优秀节目采用了直播方式播出。媒体间新闻时效性竞争日渐加剧,受众即时解读新闻事件的需要也不断增长,《一虎一席谈》这类谈话节目向电视直播转变是大势所趋。直播可以更好地展现良好的互动氛围,让演播室的、电视机前的、网上的观众、主持人和嘉宾,乃至不同区域的人们实现即时的交流和互动,这也让节目的视野半径实现横向的拓宽。

  十年前的《东方时空》栏目组,是电视新闻人眼中的“延安”和“深圳”,“象征着阳光灿烂的未来和希望”,“是理想者的天堂”。如今的央视新闻频道对于电视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还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吗?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从历史上看,央视的新闻改革大约以十年为周期。1973年,彩色电视在中国正式试播;1983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点事;1993年,设立早间新闻,《东方时空》开播;2003年,新闻频道成立。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2013年将之,中国的电视新闻工作者任重道远。

  1993年开端的央视新闻改革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中国掀起的改革潮流一脉相承的。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电视新闻语态和栏目形态的变化或许同样会逐渐出现,但“制片人制”“第二用工制”等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可能会困难重重。

  马克斯·韦伯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所以,新一轮的电视新闻改革合适开始,方式如何,电视台决定不了,电视工作者也决定不了。

  《十年》读后感(七):朝发夕至,路上十年

  《十年》一本被称为传媒学子的必读之书,在大一整整一年被专业课老师建议买来好好读,但是即使是这么重要的一本书被老师整天念叨,即使自己买来放在书架上,若不是被写入暑假书单,或许我将很久与这本书错过。

  整体来说,作者书中所述解开了我对于传媒以及央视的众多疑惑,但是疑惑解除的过程伴随的有更多的疑虑和迷茫,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初入传媒学的学生。

  整本书记录了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十年,真切的再现了央视改革的历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焦点访谈》发展至今的短暂而又充满意义的历史。

  刚开始,孙玉胜他们将《焦点访谈》这个新栏目命名为“记者视点”以强化这个栏目中记者在新闻事件中的报道和评论过程中的行为,但是最后被台长否决。现在看来,作者的初衷并无可厚非,但如果放到现在,以现在新闻传媒界的认识来说,这个名字必然是行不通的。即使不以传媒人的角度,受众恐怕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个名字过于强化了记者的地位和看法,容易将记者推向舆论潮点,一旦新闻中出现任何问题公众第一时间谴责的就会是记者,所以说不叫“记者视点”是十分英明的,因为根据电视媒体的性质,任何栏目都不应该体现为记者的主要视点,而无疑应该代表媒体,进而代表党和政府,实现自己的重要职能。

  所以说“不以记者的视点为报道的起点和落点更有利于拉努的生存、发展和安全”这应该是现在所有做电视新闻节目工作者更重要的是记者本人应当奉行的原则。

  有的人说,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带有任何情绪的进入任何新闻调查的环境中去。对于这句话,我不认为它是错的,但同样也不认为它是对的。仅仅说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自然在任何重大的新闻事件面前都无法将情感剖离出来,但是作为一个记者,不论是从记者的观点或者大众的角度出发,平心而论,我们可以看得到记者在新闻事件中为还原事实而做出的努力。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将新闻事件的一些舆论走向和记者的个人情绪佳节起来,或者说和记者所深入的角度联系起来。

  高中的时候,听一位老师这样评价《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他说,“我认为《焦点访谈是一个非常没有效果的新闻调查节目,最起码和《东方时空》相比起来。《东方时空》不仅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但是《焦点访谈》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把问题找到,放出来,但是并没有解决。”

  当时还不是特别了解电视新闻的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样,觉得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后来正式成为一名传媒学的学生后,当年老师说的那番话,让我很不理解。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受众,他的那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他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焦点访谈》作为一个舆论监督平台,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看了《十年》之后,作者有一句话我觉得十分认同。

  新闻媒体本身是不能独立完成监督的,一个社会的监督手段也不能是唯一的,除新闻的监督外,还应有行政的监督和法律的监督。

  “舆论”只有与法律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接通之后,才能切实有效的作用于社会。

  如果有机会,我想高中的那位老师说一下这句话,或者多谈一些。任何夸大舆论监督的力量的言论都是不严谨的,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 在《焦点访谈》对一系列政府机关看不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事实的报道和深度的调查之后,政府机关以及法制部门都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所以说,法律、道德、制度和舆论之间既分别承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职责,又共同完成着社会约束的神圣职责。

  在看《十年》以前,我对于央视的认识和广大受众是一样的,央视的新闻或者说央视的一切出发点是以党的要求为要求的。现在看来,其实不然。央视作为中国最大的传媒平台,所做的电视新闻还是有其价值所在的。当然,新闻媒体为党服务也是必然的。专业课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传媒的底线不应该触碰政治的红线。”这是最高原则。

  如果我们说,央视的出发点和角度过于以党为中心。我想举个例子来说下。

  最近网上有两个新闻特别火,都是来自于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电视台——BBC。一个是《中国老师在英国》另一个是《英国记者在中国》。第一个纪录片刚刚发布第一集的时候,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绝大多数媒介在发布这一消息后,都将舆论方向指向了“中国的教育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中国的封闭式教育在英国丢人了”“中国教育方式很有可能不会胜出”......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媒体竟然选择了和BBC一样的立场。

  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后,各大媒介又开始重新定位这个纪录片,最后采访了其中的几位老师之后,大众才认识到BBC作为英国的媒体在节目中所植入的“英国角度”或者说是“英国观念”。

  第二个节目《英国记者在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不仅仅在中国,任何国家的主流媒体身上都肩负着党和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放下些许偏见,对我们的媒体多一些包容。

  《焦点访谈》作为一档舆论监督节目,不仅对社会现状和公众关心的问题做了非常有效的监督,更是检验了我们的政府机关及相关部门查处问题的决心、举措和力度,表现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成熟与自信。

  这十年来,电视新闻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十年的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或许我们一时走进了死胡同,到了瓶颈期,但谁又敢确定下一个十年,不会是电视新闻甚至传媒界甚至于其他电视节目蓬勃发展的十年呢?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传媒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十年。

  《十年》读后感(八):中国电视 十年三观——宏观篇

  宏观:中国电视行业的现在与未来

  (孙玉胜是个实在人,有一说一,不含糊也不虚幻。他又是一个摸爬滚打于电视圈的人,用一部《十年》,把自己对电视的理解一一阐述。我将这些阐述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部分,以期领悟前辈心得。)

  在开始这一段叙述之前,我想先摘记下孙玉胜对于“理想者部落”的评价。所谓理想者部落,是指当年刚创办时期的《东方时空》,因为这里汇集了激情和理想,就像是电视界的延安。这里的理想者们怀有这样的特征:如果说工作着是美丽的,那么理想者是动人的。怀揣理想的人有一种心无旁骛,甚至是义无反顾的神情和身形,他们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和禀赋都一股脑儿地投入到心爱的事业中,他们那种“我在路上,路在前方”的执着和忘我,会深深感染和打动身边的人。对于理想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精神的舒展更珍贵的了,在属于理想者的精神家园中,困难的境遇是暂时的,追求是永恒的;艰辛的现实是眼前的,未来是永恒的——对他们来说,只要精神的待遇比肉体好,生活的磨难就不难承受,因为有更值得在意的未来。所以他们对于眼前的得失不计较、不拘泥、不苟且,不轻易颓丧,不轻言放弃。

  中国电视业发展到今天,面临的情况与刚刚创立那会儿已经大不相同。孙玉胜经历了这十年的总结与反思,提出未来电视业发展的观点,即频道专业化和付费电视。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部分,相互促进。

  传统媒体走向分众化和专业化,这是一个趋势。在美国,随着光纤入户,观众收看电视节目变得比以往更加方便,同时频道数量也愈发增长,进而出现了频道专业化即“niche channel”,例如著名国际新闻频道CNN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

  目前,国际上的专业电视频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大众化专业频道,如新闻、电影、音乐、娱乐等;二是分众化专业频道,例如财经、历史、探索、国家地理等;三是小众化专业频道,例如机场、高尔夫等频道。

  反观我国电视业,虽然出现了专业的频道,例如CCTV的经济频道、新闻频道、科教频道等,但是“专业频道不专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下的每一个所谓专业频道中。主要原因来自于广告收入。就上述三种专业频道的价值和受众面来说,各有差异,逐级递减,收视率和占有率逐渐下降,广告价格和份额也依次递减,这是市场规律。而媒体盈利其实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亦即两次销售。一是销售载体,如印刷媒体第一次销售的是报纸或杂志本身,有自己的定价;广播电视销售的是频道或节目,也有自己的价格。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或者观众,也就是发行量或者收视率,具体说就是广告。但具体说,印刷媒体靠的是第一次销售,而广电媒体靠第二次。广告收入基本上与收视率呈正向互动,而收视率又与大众化密切相关,所以收视率的提高与频道分众化专业化背道而驰。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付费电视!孙玉胜在国内研究之后认为,付费电视决定着电视频道专业化进程。电视走向付费之后才具有了商品性的特征,具有了二位一体的价值和实用价值。这是目前电视除了广告之外的另一个巨大市场,也是电视媒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摆脱了广告商和收视率的束缚,电视节目在分众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上也能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不必媚俗于浮躁肤浅和庸俗无聊,节目的质和量都能有一个飞跃。

  陈虻说,决定一个电视台格调的栏目形式有三种,新闻决定其政治性,娱乐决定其商品性,纪录片决定其文艺水平和制作水准。然而纪录片品种在许多电视台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而是遭到冷落、排挤和宰杀,究其原因,是因为纪录片的属性之一即分众化,没有哪一种纪录片是全民皆大欢喜的。分众化的栏目自然在当下的中国电视界难以大行其道。

  目前,我国的电视从上到下频繁改版,其深刻地原因就是中国电视特有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频道和栏目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单一盈利模式导致的内容匮乏和形态欠发达。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付费电视全面在国内铺展开来,并且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认可。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频道,纪录片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形式,才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电视生态也会改变,不必像当年的赫斯特一样用黄色抓收视率,也不必像新闻联播一样故作姿态而遭人诟病——打破盈利格局,就能走出一条崭新的通途。

  《十年》读后感(九):电视人:十年饮冰 难凉热血

  读《十年》

  这本书我看了很久,从大一上学期末一直看到大二上学期初,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虽然读得断断续续,但整本书却坚持读了下来,是书中真实的情节和媒体开拓者的激情让我念念不忘,它是用故事的本身来显示其生动和有趣。

  小时候喜欢看电视,家人都叫我“电视迷“,动画片、电视剧、戏曲节目,甚至连电视购物节目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我觉得屏幕里的人有说有笑特有意思。新闻节目基本不看,觉得电视里的叔叔阿姨太严肃了,而且说的事情我都听不懂,也不好笑,只有在大人们看《新闻联播》时才被强迫看一看新闻。

  上了大学后,学了新闻专业,老师推荐了许多书籍,涉及面广、种类繁多。就在我在图书馆都挑得花了眼时,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吸引了我。那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让我眼前一亮,我不知道,这句话会在日后的学习中反复出现,读起来是那么振奋人心。

  书的前半部分讲了几个大家都熟悉的节目,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从他们艰难的开始,到摸索前进的道路、寻求发展的方向,到逐渐将节目推上正轨,走向辉煌,发展至巅峰,逐步下滑至平稳。曾经的节目慢慢改版,曾经一起奋斗的人渐渐离去,节目一个又一个,但一代媒体人的历程可谓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用兵早晨中讲到了编制外人员的问题。他们和编制内的一样工作,甚至他们的工作更为艰难。孙感谢那些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集体生活的人们,同时希望做到工作权利和机会平等及待遇平等。他对前来采访的《人民日报》的记者说:“大家都很年轻,对电视有着几乎狂热的追求,否则谁能把休息的睡眠的时间降到极限还毫无怨言呢?“这让我想起假期看得书《红岩》,书中描写了革命前辈身上所焕发出的火热的似红岩浆的爱国情和赤子心,同样地,这份对电视的热情,也令我动容。

  移师晚间中,讲到了新闻中心的“创业“,也就是奠定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的基础和雏形。书中提到制作一个15分钟的新闻评论节目,它的宗旨为: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后来节目开播六周年时浓缩为一句”用事实说话“,它就是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做了很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节目,它大多揭露社会现实,起到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另类实验中讲到了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书中先提到了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年薪最高的主持人是谈话节目主持人而不是新闻和娱乐节目主持人,这就从侧面证明对谈话节目起成败作用的是主持人的表现,主持人的思维和状态直接关系到节目的质量。想想也是,劳累了一天的回家打开电视,想在周末来临之际看个节目好好放松,又怎么乐意电视中的人对你喋喋不休地说教呢?但是主持人崔永元就有这个魅力。他在节目中妙语连珠,嬉笑怒骂,而他的退出就意味着《实话实说》的一个时代的终结。

  感悟直播中讲到了香港回归直播,首次尝试直播,出现了诸多失误,留下了不少的遗憾。而在澳门回归的直播中电视节目工作者汲取了经验,可谓“澳门拾遗“,弥补了遗憾。同时,提到了”迎接新千年“的大型直播活动,因为首次它参与了全球直播因而显得意义非凡。当天午夜的直播非常成功,跟拍和用长焦镜头拍到的北京大学生高擎火炬迎面跑来的画面,让无数观众为之感动于震撼。与直播同样具有紧张感和压迫感的就是前方记者的报道,要做到严丝合缝,就像是在压沙求油。这就要求前方记者具有魅力、表达能力和发现能力,同时和主持人保持交互关系,更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和状态,有话好好说,沉着平稳地说。

  新闻中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比如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者集体自燃事件,这就面临着”发“与”不发“、”早发“还是”晚发“的问题,其实面对的是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与行为。笔者通过大量的实例证明:发比不好,早发比晚发好。

  意外发现部分中谈到了频道专业化能走多远的问题,书中说明选择了广告盈利模式本身就已经选择了节目形态和节目内容必须是大众化的而不是专业化的,这是因为广告商销售的产品大都面向普通群众,而专业化的电视节目要走付费道路。付费观看,在目前中国,真是有些步履维艰、天方夜谈。而频道细分化、专业化,也无疑对电视人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小时候喜欢看电视只是单纯地觉得它好看,如今看了《十年》,才大概懂了电视节目为何好看。虽然还是弄不懂高大上的新闻节目,但是从书中感受到了电视人的满满的责任感与自豪感。

  书的最后,作者写道:我至今还觉得,在我们的主流传播文化中,不是缺少好的主张,而是缺少好的表达,特别是具有真情实感和具备创意思想的表达。这是对当前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十年》读后感(十):中国电视的十年

  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块未经挖掘的处女地,所以这就是改革的产物。“制片人制”的出现,短短几年就开始普及,而也就是《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

  以《东方时空》的问世为标志,1993年出现这个带有改革标志色彩的新栏目不是偶然。而到如今已经是将要是二十年,而在这二十年里电视节目的的翻天覆地是我们亲身体验的。即使一再经历着探索,改革,学习借鉴,翻新,被大众所接受,这一系列的变革让中国电视有一个飞跃的改变,因此也如马克斯韦伯说的: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我们俗话说得更简洁明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有筹备组建到正式运作,都会把重新包装旧节目的设想否定掉。因为大部分电视节目都是有时代感的,是易碎的,越是贴近新闻的节目,他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就越强。许多电视节目当时很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它处在一个沸腾的新闻事件中,时移势迁,几年之后,哪怕几天后再回去看,他有可能就已经变得黯然失色。

  传统思维更可怕,对早间节目设计就陷入传统思维的泥潭:早间节目应该具有服务性。并且该对“服务性”有个准确地定位。

  早间节目这块新的土地由该如何开拓,从何下手,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大陆。并且任何好的创意都是群体智慧激荡出来的结果。在任何碰撞中都会出现智慧的火花,即使是激烈的争吵。

  做新闻是辛苦的,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警惕并且要有足够的思维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传统思维习惯就像一个魔瓶,一旦有出头有的可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将是惊人的。早间节目大模式还是改了,但还是有些细节任然保持着传统。

  记得就是《东方时空》孕育了好几个腕级主播,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

  创新最大障碍,往往就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思维习惯。

  或许孙玉胜知道,每一次探索都需要反思,每一次反思都会获得更多。

  2003到2013有发生了什么~~??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我们都将亲身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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