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10篇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是一本由[挪]易卜生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7.00元，页数：15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一)：从《人民公敌》的易卜生式个人主义说起
读易卜生的东西也读过不少了，说真的，我喜欢的要么是早一点的《培尔·金特》和《布朗德》这样的诗剧，要么是到晚期写的《当我们死者醒来》和《建筑师》这样有着很清醒的自省意识的本子，至于中间的一些，特别是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云云，当时读的时候，也曾经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样头脑一热，不过，也仅仅是头脑一热，根本禁不起冷静的思考——呵呵，老易又不是“不来稀的”。
说到那曾经在中国大红大紫的两个本子，如果现在还有人当那是妇女解放或者环境问题的活报剧，我也只能作无辜状看着他点头了。老易自己当年就已经明确说明过的问题，却时时还是有人会拎回来当枪使，反正他老人家也没办法到每个排演的第三世界国家去澄清自己。不过，后来既然被人们说到了正解——他的个人主义观，这倒是有点说头了。尤其是《人民公敌》里面一句振聋发聩的“特立独行的人是最有力量的”，几乎就成了老易张扬个性的宣言。确实，无论是娜拉的出走，还是斯多克芒的刺头，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对于群体价值体系的维护，不如说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德式的那种越被拒绝越high的心理受虐倾向普遍的存在于每个老易式人物的身上，不过，还不算很冲，因为发展到了极端，就不是老易，而是高呼着“我从未爱过这人世间”的拜伦勋爵了。
但和本身就傲气云天的勋爵大人比，老易笔下的这种个人主义，不仅来得不彻底，而且还充满了矛盾，甚至给人一种酸葡萄狐狸的感觉。以《人民公敌》为例。斯多克芒同学，在那么个海滨小镇上，即使不是什么头面人物，但多少也该算个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平常跟老哥们打成一片，但心中总还是有点读书人天生傲慢——哎，多无知的人们哪。但他也很清楚无法完全从这种集体化/族群化中摆脱出来，只是这次污染，成为了一次契机。是的，他是孤军奋战，但你要了解，他孤军奋战的理由并非是一种个人化的解脱，而始终占领着道德高度地是为着“公众的身体健康”和“公众利益”。这说明一点，就是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个人化诉求来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即便心中的个人意识要出头，也只能在这种社会舆论可以接受的口号声中脱颖而出。这就为老易式的个人主义带进了一点不纯粹的血统，出场时候都要遮遮掩掩欲说还羞。可是，当他诉求的热脸被狠狠地甩在了愚昧公众的冷屁股上时，他才终于怒了，奋发了，暴走了，小宇宙开始燃烧了……这就为他的个人主义带上了更不清不白的装扮。我们冷静下来很实在地看看这个问题。固然，当地的污染会损害当地人的身体健康，但如果按照医生的主张全盘拆除，那会怎样？拆除和重建在经济上的花费不说，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年中，将毫无经济收益可言，而且毒浴场的名声传出去，即使排毒成功，也无法阻拦小镇的一蹶不振。所以，医生根本就没有实在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自己把持的是“唯一的真理”、是“道德上神对他的召唤”，所以才无比热情地投入其中，若他真的是认真地去考虑公众利益，认真地去考虑这些实际问题，他根本不会如此草率。但话又说回来了，他如果真的考虑那么多，他还能谈得上是个“个人主义者”吗？他还会从这种特立独行中吸取那种心灵受虐后“众人皆醉我独醒”所带来的隐隐快感吗？显然不能。所以，局面就这样被老易摆得很尴尬，一个个人主义者在有意识地推行他的个人主张时高举着公众利益的旗帜，是的，可以营造异常尖锐的戏剧冲突，可以产生震撼人心的舞台效果，但，这本身扭捏的态度不仅对个人主义概念的纯洁有所损害，更重要的是，禁不起理性的推敲，甚至会有混乱感。也许他追求的本来就不是理性上的对和错，而是一种弱小个体和强大权力的一种紧张关系——以此形成的美感不可限量，不过，拜托，这弱小个体背后也还有个挥之不去的丑恶影子，唤作公众利益。
和老易相比，安·兰德的洛克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纯粹的个人主义角色，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和任何公众利益欲说还羞的逢场作戏，连一点掩饰都没有，当他所想要的大厦被人修改过之后，他所做的，就是毫不犹豫的将其炸毁，虽然他所设计的建筑在实用性和构造完美上来说，都是很契合公众的，但他从来不会以此作为目标，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类在此种领域上张显自身能力的一种极限。这才是，真正的，纯粹的个人主义。
但作为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直以来的拥趸，我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洛克式的个人主义面临的局面基本是四处碰壁，而且即便可以得到发挥，也是带有他人的赏识或者被公众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招安——即便他自己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这样的态度，可庸众们有时候恰恰需要这种克里斯玛的魔力来迷幻自己，给自己一种心理上虚幻的安全感——失去个体性的人最容易如此。换句话说，这种极端的个人化主张如果能存活下去，还是要依靠着他人的认同，否则就是短命的，而“张显人类力量的一种可能”也会完全变成一句空话。
所以，明智的个人主义者，往往会完成一种和公众利益的合谋：看上去，我是在迎合你们，我是在跟你们合作，实际上，庸众们哪，你们这些没有自身支配意识的人怎么会有资格与我共事，谦卑的态度是赢得挑战的第一步，而我的恭敬恰是我傲慢内心的一件外衣，不要说我虚伪，不要说我狡猾，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那是上天赐予我的禀赋，那是与生俱来的特性，在你们狂欢的喧嚣中，借助你们的呼喊，我完成了对可能的超越……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二)：易卜生的空中楼阁
易卜生戏剧总给人惊奇。这惊奇应归功于我先前的错误设定：易卜生是一个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确，介绍都是这么说的。而我怀疑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既避讳触及政治核心，同时又把全心的兴趣聚焦在此（也许，禁忌正是强烈兴趣持续不断的原因），而对人本身的兴趣索然又言之甚少的国度，贴上上面这个标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我们和西方的区别。在他们的整个文学历史里，人本身，一直是考察的重点。
易卜生并不是只代表社会问题剧那么简单。在培尔.金特和布朗德中，我已经了解过他对人本身的精神的探索。而建筑师一剧，又让我感到全新的惊喜。
剧本本身不难懂。有意思的是，这位被别人冠以现实主义戏剧先驱的戏剧家，在建筑师里，构造了一条浪漫主义的主线：希尔达，这个崇拜高处的自由的女孩，十年后，来到索尔尼斯面前，来向他索要一个他以前答应的王国。这可不是十年重逢后寒暄之余的玩笑，这是真的，她真是这么想的。这个年轻的姑娘，似乎没有任何历史的包袱，没有“责任”的包袱，她所秉持的，只要一个“健全的良心”而已。所谓“健全的良心”，实际上是为自己而活，抛却种种不必要的责任。她一心只想飞翔在自由的蓝天，做一个自由城堡的公主。当然，她本性善良，完全不是恶人，要不她也不会出乎本心帮助耐格纳。她只是代表了为自己的自由而活的那一代。
索尔尼斯太太留恋旧事物，对它们的逝去念念不忘，可以说她的心灵一直生活在过去的岁月。用索尔尼斯的话说，她已经是一个现在的死人了。她和希尔达的谈话里，透露了一个让希尔达寒战不已的事实，原来，最让索尔尼斯太太悲伤的并不是死掉的两个孩子（固然这也使她伤心），最让她在悲痛中一直无法自拔的是那九个没有真实生命的玩具娃娃。一边是两个鲜活的生命，自己的骨肉；一边是不会哭不会笑，只是想象中的孩子。而索尔尼斯太太万般留恋，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是在火灾中烧掉的后者！两个男孩如果没有夭折，差不多和希尔达一样大了，他们会一起拥抱全新的每一天，所以，索尔尼斯太太的心底秘密能不让希尔达寒战吗？当然，我们冷静下来，可以发现，易卜生在这里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现实主义，那九个玩具娃娃，成了古典悲剧式的象征物，阴暗，寒气逼人。
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了这个大建筑师索尔尼斯身上。他是旧和新，“责任”与“健全的良心”，那位至高者的使命与个人的自由互相拉扯的所在。他把希尔达当做自己生命中的希望，也想和她一起，爬出自己的牢笼，登上自由的山峰，建造随心而发的“空中楼阁”，而另一方面却又长期压制新一代，不让他们冒头。他一面对那位至高者抱怨他的权威，而另一方面自己却施行着权威。在天人交战，自我交战中，他走出了破茧的一步：他要去实现登高一呼的自由了！
然而......结局是，他摔死了。而令读者感到寒战的是，希尔达在剧终时仍然沉浸在“风中的竖琴声”的迷狂中。一个戛然而止的高潮，一个暂时冻结了的沉思。
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有人说，这个剧本是易卜生的自传。有的人会用一种日常化的现实主义说：这个人的野心太大了，他挑战了自己不可能的高度，他当然要死。然而，我更愿意看成一个人的二律背反，人经过了那么多的精神斗争，以为自己摆脱了种种束缚，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却在“空中楼阁”的极端自由中，发现了深深的虚无。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三)：用几滴责任的奶油，来点缀自由的蛋糕——读《海上夫人》
主题：因夫妻生活相互影响，平衡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最终获得幸福生活。
艾利达这个人物不难理解，她向往海洋，经常去游泳，被落后的当地人叫做“海上夫人”。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了，按照易卜生戏剧的伎俩，陌生人带来的必然是前史，而这个前史也必然会影响他们当下的戏剧生活。果不其然，艾利达曾经和这个陌生人有过婚约，如今陌生人又把这个选择摆在她眼前：要自由，还是要安定？戏是从这里开始的。艾利达的选择在徘徊，老公房格尔自然会不断阻止。艾利达的选择无非三种：自由、安定、自杀。而这三种选择，我们在易卜生其他作品中是见过的，它们的执行者分别是娜拉、阿尔文太太、海达•高布乐。影响选择的东西，是那个被说得很烂的词——情境。我在想艾利达的选择结果会是什么，也在推测，是什么样的情境会使得艾利达选择三种类型的一种。后来才发现易卜生设置了新的情境，在新的人物关系中，艾利达做出了新的选择；观众因此再去审视自己的生活，那角度也会是新的。
易卜生用了两幕来写艾利达婚姻生活的痛苦，比如与孩子情感的疏离，与丈夫的隔阂（没有性生活）。对昨天的恐惧，对远方的向往，对现实的不入，都是撕扯她灵魂的马车。在第二幕结尾，艾利达高呼：不敢跟你做夫妻。房格尔作为小城镇的医生，他只能认为艾利达有疯病。他体会不到“疯”“神经病”的感受，他自然不会向往海边，因为陆地很安全。
陌生人的出现才让戏有实质性的变化。再次之前，作者也不断铺垫酝酿。陌生人无名无姓，唯一的属性是“海洋”。其实，这里的陌生人可以理解为一种内心幻想了，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人物。这样的情况，在叶芝的剧本《心之所往》中出现过。在海上夫人眼中，陌生人是自由，是远方的海洋。在旁人眼中，这陌生人要么不存在，要么是看不见，要么是危险的产物。这是易卜生对象征主义的染指，可以说，这类剧本就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勾兑。
易卜生没有让我们失望，陌生人上场果然带来了选择——跟我走。让我深思的是，陌生人强调了一个词：自愿。房格尔的态度与艾利达的态度的不同，可以看到人的需求的不同，隔膜大概就是因此产生。
艾利达似乎在朝海边的方向选择，她主动和房格尔沟通，回溯当年嫁给他是因为生活困苦。读到这里，如果愿意多想一下，可以想想娜拉当年关门的情形；也可以想想黎明时分死在大都市旅馆里那位负债累累的交际花儿。
在谈谈艾利达对海洋的向往。我首先想起一首唐诗，骆宾王的“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从艾利达身上我看到，只有囚徒才能闻到自由的空气；自由是蚊子，专去叮囚徒的脸颊。
戏发展到最后，艾利达终于做出选择：回到老公身边，但又保持了自由。背后的依据是，房格尔受到艾利达的影响，往海边迈了一步；而艾利达受到房格尔的影响，往陆地退了一步。最后，自然是喜剧结尾，大团圆。
这就是老易给我们的新答案：自由与责任的平衡。剧中很多地方写得非常好，微妙的台词，细节真实的场面，让我顿起偷盗之心。比如：
阿恩霍姆：其实这事你早就料得到。
艾 利 达：（诡异地瞧着他）料得到？
阿恩霍姆：我觉得是这样。
艾 利 达：料得到他会回来？会那么样儿回来？
阿恩霍姆：什么！难道你听了那疯子雕塑家的无稽之谈就——？
艾 利 达：亲爱的阿恩霍姆，他未必是疯子。
阿恩霍姆：你心里那么难过，难道就是为了这死人的荒唐故事嘛？我还以为你——
艾 利达：你以为什么？
阿恩霍姆：我当然以为那是你故意装出来的。我以为你真心难过的是：家里有人过生日不让你知道，你丈夫和他的孩子心里怀念着旧事，没有你的份儿。
艾利 达：啊，不是，不是，那应该听其自然。我没有权利要求房格尔把心思用在我一个人身上。
多么真实的场景啊！哪像是在写戏，分明写的是生活！可是又偏偏那么有戏剧性，把人物写得多活！
当然剧中也有很烂的地方，比如对与自由、责任等概念的直接表述，是很不好的！太直白，太明显，失去了艺术的含蓄美，也许是老易还没把握好？
从戏剧的角度来说，这个戏还不是很好，结构问题就麻烦得很。如果遇上好的导演，也许能改得好一点。同样是“一女二男”的模式，我更喜欢《玩偶之家》和《海达•高布乐》。因为后两者是戏，《海上夫人》很多地方是概念。学写作的亲们，宁愿要肤浅的形象，也不要深刻的概念。写戏，写形象，不写概念，不写哲学。
还值得称道的是博列得与阿恩霍姆的师生恋，那一场戏也写得非常棒。阿恩霍姆向博列得求婚，博列得因为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还不能接受这个，就拒绝了。但不多会儿，便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他。这转折写得多好！
博列得像是从黑屋子走出来的姑娘，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她急忙闭上双眼，但是她又慢慢对阳光产生依赖，便渐渐把眼睛睁开，享受世界的五颜六色，如同插上翅膀。
我为这姑娘感到高兴，不是因为她有了爱情，而是因为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她终于成为了自己，一个独立自由的姑娘，那首歌叫什么？哦——《挥着翅膀的女孩》？我记错没有？
民国一百年春于成都怀远阁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四)：“全有或全无”-- 读易卜生布朗德
本来易卜生戏剧的阅读已经暂告一段落。为了读布朗德一剧又专门去借了“易卜生戏剧集”，一口气读完，至今那种孤绝之气犹在，挥之不去。
布朗德一剧是我迄今读过的易卜生戏剧中写得最彻底与决绝的一部。在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几乎偏执的使命感也让自己落了个孤立的境地，但至少还有他的太太和霍斯特船长站在他身边。而布朗德在一次次捶打自己意志力的“岔路口”，先是失去了娇儿，后又失去了妻子，最后失去了本来跟从他的全部教民，最后葬身在冰山之巅。布朗德是宗教版的斯多克芒医生，然而比前者更加地孤绝，全剧几乎没有一丁点让位于柔情的成分，布朗德把自己的意志力和使命感逼到了非人的地步。的确，“非人”一词是不过分的。布朗德想要做的，分明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做过的。“全有或全无”，在布朗德理想的奉献中，没有折中，没有妥协，要么完完全全地献给至上者，包括财产与性命；要么就是彻底弃绝祂，没有中间路线。
剧中圣诞夜布朗德妻子试图打开窗帘，希望与躺在远处教堂墓地里的孩子有某种“心灵交流”一幕，是布朗德绝对信仰与世俗之爱的残忍交锋。布朗德的信念击毁了世俗中最能象征爱的符号：一个母亲以无比的母性柔情幻想着与孩子的相聚，然而布朗德连这片刻的沉耽也不给，紧闭的窗帘把世俗的妄想（他认为的）抛弃在冰天雪地。阿格奈斯的生命熄灭了，在向上的天梯里消失了，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只有以死亡来避免对承诺的破坏。可能纯粹的尽头只能是死亡，或者说，纯粹本身就是死亡。我们世间凡人，很难承受纯粹的轮子辗压的重力。
我们惯常评论一个文学作品的手段是以主人公的下场来推论我们的观点。正像人们对“罪与罚”的评论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最后落了一个罪恶的下场，云云。布朗德最后被冰雪埋葬，我们是不是要如法炮制这个句型呢？ 我不认为主人公的死亡结局一定是某种失败，特别是因为易卜生想表达的正是一种誓不与大多数同流合污的彻底。我分明看到的是易卜生大步向前，狂放孤傲的酣畅之气。易卜生的思想里，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个体手里，而那大多数却可能是平庸的、充满杂质的，甚至罪恶的。
从纯宗教的角度看，这一剧中，我们似乎也窥见易卜生对于世俗之爱与天上终极生命冲突的困惑，以及试图调和两者的努力。但这种努力一闪即灭：布朗德等待他母亲在临终圣礼前献出所有财产，孩子病重时曾想带着孩子离开去南方，最终都没有实现。或许易卜生认为这种调和最终是不可能的。
布朗德一剧几乎在讲纯粹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很容易把它映射到任何对某种理想的态度上。中国古语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固然是一种东方的圆融智慧，不过它似乎已经沉淀为一种圆滑的实用主义。布朗德的思想正是一种与大多数的圆滑争锋相对的东西 ，偏执，天真，近乎残忍。布朗德也许会灰飞湮灭，因为他不是那个在十字架上受难钉死的。然而，历史上的每一次巨大的精神突破，总要有布朗德这样执拗而天真的人。不是么？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五)：《玩偶之家》随笔
《玩偶之家》实在太有名了，影响也很大，顾准把革命成功以后该怎么做，说成了“娜拉出走后该怎么办”，baidu 了一下还看到五四时代的大师胡适，鲁迅评论娜拉的文章。
女性觉醒，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由，当然这个主题是没的话说，各位大师都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从别的角度阐述，比如说怎么爱，什么才叫爱，是把对方作为一个自己的所有物，宠物式的爱，还是做为一个平等的人，有尊敬有理解的爱。
另外总觉得《玩偶之家》结构上一般般，过多的巧合，人物扁平，善与恶成为了一边倒了。
用柯洛克斯泰和林丹太太的相识，来解决娜拉欠债的冲突桥段，是一个巧合处理，这个比娜拉出门捡到钱，更加觉得不现实。大概唯一好好处就是在第三幕，可以让海尔茂和娜拉从被推向受法律制裁的边缘拉迅速回到正常的生活，使得在一幕中有大起大落，当然也许这是舞台剧特有的时空限制，要求把冲突做的更加集中。
而且夫妻吵架结果，娜拉全是好的，海尔茂全不好，现实中几乎不会出现这种事，双方或多或少都有些缺点。
而娜拉欠债，是为给海尔茂治病，也是巧合，如果娜拉自己钱花买东西了，当然和主题就反了，但是娜拉欠债是为自己治病或为孩子治病，这些当然也要夫妻双方承担了，但是如果这样写可能夫妻双方对错会有争议，而为给海尔茂自己治病就毫无争议地方，善与恶成为了一边倒了。
当然说了这么多，评论大师的作品 ，我还是的确有点不自信，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我自己理解问题，但是我觉得《玩偶之家》从结构上还是一般般，估计还是要看他别的作品。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六)：【玩偶之家】所谓中学语文！
无意间看到的这篇简介，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熟悉的中学语文的《教师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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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之家
本剧作者亨利克·易卜生（1928－ 1906），是挪威人民引以自豪的戏剧大师、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同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一样不朽的声誉。从二十年代起，我国读者就熟知这个伟大的名字；当时在我国的反封建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他的一些名著曾经起过不少的促进作用。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海滨一个小城斯基恩。少年时期，因父亲破产，家道中落，没有进成大学，不满十六岁就到一家药店当学徒。社会的势利，生活的艰辛，培养了他的愤世嫉俗的性格和个人奋斗的意志。在繁重而琐碎的学徒工作之余，他刻苦读书求知，并学习文艺写作。1848年欧洲的革命浪潮和挪威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激发了青年易卜生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他开始写了一些歌颂历史英雄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剧作。接着，他先后在卑尔根和奥斯陆被剧院聘为导演和经理，达十余年之久。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挪威社会政治的失望，于是愤而出国，在意大利和德国度过二十七年（1863－91）的侨居生活，同时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晚年才回奥斯陆。
易卜生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剧作，除早期那些浪漫抒情诗剧外，主要是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即话剧。这些散文剧大都以习见而又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通常被称为 "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2）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易卜生的整个创作生涯恰值十九世纪后半叶。在他的笔下，欧洲资产阶级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亚、莫里哀笔下显得更腐烂、更丑恶，也更令人憎恨，这是很自然的。他的犀利的笔锋饱含着愤激的热情，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玩偶之家》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
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驹簧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是本剧读者历来关心的一个问题。
易卜生出生于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周围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以妥协、投机为能事的市侩气息。对这一类庸俗、虚伪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与之"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但是，这里也相应地产生了挪威小资产者易卜生的悲观主义。弗朗茨·梅林在一篇关于这位剧作家的评论中指出："易卜生再怎样伟大，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诗人；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并且必然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本阶级的没落便看不见、也不能看见任何解救办法。"这位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能唯心地歌颂"人的精神的反叛 "，把具有这种反叛精神的主人公当作"高尚的人性"加以憧憬。他限于环境和阶阶，看不见革命的政治和政治家，更不信仰他根本无从接触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不能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生活基础上为他的主人公开辟真正的出路。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一走了之。妇女解放的着急当然不在于仅仅摆脱或打倒海尔茂之流及其男权中心的婚姻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争取独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起儿过曰子真正象夫妻 "，也只有在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改造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在世界文学史上，易卜生曾经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这个"问号" 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促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被摧毁之后，还应当怎样进一步消除和肃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剧中所痛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市侩意识及其流毒。在这个意义上，易卜生的戏剧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正是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七)：文学比历史离人性更近
我是看了胡适之后才看易的，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也不知道看了多少。现在随便说话些与此无关的话：文学比历史离人性更近，如果说学习就是学习人性的话，如果说一切研究的核心都是人性的话，那么，如果通过前贤而认识人性，最便利的莫过于文学。这归功于文学在近代所受到的重视，归功于人类中最杰出的天才对文学的重视，从而把自己最杰出的智慧贡献给了文学。还有，就是这样文学这种形式有关，因为文学具有想象的真实。他无需寻找证据，历史则不同，哲学也不同，他们都需要证据，需要实例。而我们知道，由于人本身的蒙蔽作用，对证据的寻找，也许比想象更加困难，也就是说，通过历史，哲学来达到真实，比通过文学还要困难。
与历史，哲学相比，文学接近真实更多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八)：理想之不可实现
英雄带给身边人总是不幸，尤其是悲剧英雄。我们难以责备英雄，因为英雄都是投身于伟大事业；我们难以变成英雄，因为英雄总是牺牲很多。我们一边赞叹英雄的伟大，一边内心为其惋惜，为他身边的人感到可怜。平凡人能在平淡生活中感受到人间幸福，而英雄们只能感慨生不逢时。如果说，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那便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易卜生在其早期剧作《布朗德》中描述的布朗德正是这样一个悲剧英雄。
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伟大的剧作家，早在新文化运动就被介绍到中国。其最为人熟知的剧作莫过于《玩偶之家》，剧本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但是没有给予解决。鲁迅先生也曾就这个剧作写作了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使得易卜生这位伟大的戏剧家在我国得到更好的传播。易卜生在1869年至1890年期间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剧作，涉及到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使得他当时遭受种种非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威信不断增强，他本人越来越成为欧洲剧作争论的中心。
而《布朗德》作为其早期作品，不仅仅涉及到现实的宗教问题，更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追问：个人信仰是否会成为自身悲剧的原因。布朗德是个忠实的信徒，他为了上帝抛弃了很多人，不论是母亲的死前哀求、妻子的温情还是儿子的可怜都不能阻止这个男人对于上帝的爱。他不断前行，只是为了激起大家对于上帝的信仰，这是一种伟大事业。他不缺少信仰，具备成功的所有因素，他不怕牺牲，他乐观坚持，他意志坚强，但随着最后一声在电闪雷鸣的呐喊“上帝是慈爱的”，他最终死去了。
从第一幕开始，布朗德就展示了自己追随上帝的决心。“我得往前走。我听从一位伟大的主人的差遣。”......而农夫却着眼现实，“听我的话，牧师。一个人不管他有多聪明，多有学问，反正不能干他干不了的事。转过身来吧，别这么死心眼儿，一条道走到黑！人只有一条命。一旦送了命，可不会有第二条。”。他诅咒现在人们信仰的上帝，他期盼大家能信仰那个风暴般的上帝。
我们受难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受难，这种受难是测试性。他不同情受难者，他同情罪者。他为了让杀死自己子女的丈夫忏悔，与阿格奈斯在风暴中闯过，消除罪孽的高山。正是这种决心，阿格奈斯慢慢看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从而与他一同完成他个人的理想。
当面对母亲要求他好好保住自己的性命接管她的财产，布朗德反讽她为了得到父亲的财产放弃了爱情并交出了自己的灵魂，他断言他母亲是有罪的，需要偿还债务。母亲临死前没有承诺散出自己全部的财产，让他连最后临死安慰都没帮母亲做！对方可是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连杀害自己子女的丈夫都能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忏悔，难道这真的是在坚持理想吗？
面对妻子的温情，布朗德严肃道：“世人口中所说的爱，我既不理解，也不需要。我只知道上帝的爱。这种爱不是软绵绵的一团和气。它是严肃的，甚至意味着死亡的恐怖。它给人爱抚，却留下创伤。当上帝之子躺在橄榄园中，在痛苦中挣扎，他祈祷又祷告：‘请拿走这杯苦酒吧！’上帝是怎么回答的？他有没有拿走这杯苦酒？‘不，孩子，你得把酒喝干净。’”。布朗德讨厌爱，甚至认为爱是虚伪的，他只追求意志力，这样能让他在追随上帝的路上走得更远。
当乡长试图劝告他为了他儿子的健康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沟，他只是感慨乡长是个鼠目寸光的人，让大家的思想变得支离破碎，让大家的意志变得麻木不仁，让大家的呼声变得喑哑无声。他大声呵斥，要大家追随自己！含混成了世界的口头禅，每个浑浑噩噩的人都用它来掩饰自己不敢也不愿行动的事实。
阿格奈斯是悲剧的。作为母亲，不能阻止自己的孩子走向死亡；作为妻子，不能为自己的丈夫的事业贡献一点力量，甚至不懂丈夫口中的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她只是为丈夫的理想着迷，只能在丈夫苛责下要求他温和点。她对布朗德的感情不是爱情，而是崇拜式的，她奢求在他身边能实现自我。
布朗德是伟大的，他让我想起《荒原狼》里面的哈勒尔。赫尔米娜评述哈勒尔时说道，“你在你头脑中本来有一副生活的图画，你有信仰，有要求，你原本准备做一番事，准备受苦牺牲，但是你逐渐看出，世界根本不要求你有所作为，做出牺牲，世界并不要求你做出这一类事情，生活并不是英雄角色及其类似事情的英雄史诗，你逐渐发觉生活只是优雅的好房间，人们住在这个房间里吃饭，喝酒，喝咖啡，穿上一双针织袜子，玩玩纸牌，听听收音机，人们感到心满意足。谁要追求别的东西，谁身上具有别的东西--带有英雄气概的、美好的事物，崇拜伟大诗人或崇敬圣人，他就是傻瓜或唐吉可德式的骑士。”。布朗德看不出他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他不知道大家不是需要信仰去改造世界，而是需要一个能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的上帝。大家不需要苦难，而是幸福。大家如今体会不了（我希望永远体会不了）赫克托尔最后一战的勇气，大家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永远和前排的特洛伊壮勇一起战斗，替自己争得伟大的荣光。大家的荣光不是牺牲，而是幸福。
布朗德的原则过于苛刻，他的人生过于极端，全无或全有，这只能是一种癫狂或者是一种约束不了的狂热。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个人信仰从而造成自身的悲剧的，他是因为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英雄了。“你想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完整无缺地追回来，你以为上帝和人定下的契约仍然有效。其实呢，每一代人都走他们自己的路。我们这一代人既不能用火杖也不能用那种讲给娃娃听的灵魂入地狱的故事来威吓。”。
小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从而才能完成自己的个人价值。我们努力去奋斗去争取，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理想的实现是需要大多的代价，大到什么程度，这个理想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如果实现理想的人都需要抛妻弃子，孑然一身，那么我们的理想的价值在于何处？我们不敢质问自己，我们开始将自己抛入生活的洪流中,娶妻生子，渐渐老去，人生无不是带点忧伤又无可奈何。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热血沸腾创造一个新世界，我感谢这平淡的人生。但时代从来不缺乏理想主义者，他们是那么一批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轰轰烈烈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这种热情是否真的就会让我们幸福起来？和平时代 为什么要去信仰？宗教可以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信仰是灵魂的解救还是沦为某些人利用的工具麻木的信仰着？如果灵魂是可以解救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信仰？一味地信仰，如果有疑问，总会有人提供答案，只要你继续相信，就会一直很幸福。但是在如今的社会，一切都是不完美的，更多的是困惑和缺陷，没有一直能为你解答的信仰，如果存在，我只能理解为邪教。
当然我不是反对理想主义，我只是反对一种狂热，一种布朗德式不顾后果的狂热，正如对待国学的态度一般。国学在经过五四运动以及文革，基本已经不是几百年前那个样子了。我们还是能接触古典文学作品，接触古代先贤的训导，但是连传递信息的媒介都已经不一样了（从繁体字变成了简体字）。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信息，我们还怎么奢望国学复兴呢？不能对着粉饰过的太监称赞对方是真男人，这样既不礼貌也不合逻辑。但是总有感兴趣的人，那些感兴趣的人自然会去尝试了解这个文化，了解背后的意义。到了最后，我不能说他们一定会失败，只是这样的人生实在不符合人追求幸福的原则，这样的人生的确是在追求痛苦。上帝不是慈爱的，他才不管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易卜生戏剧集（三卷）》读后感(九)：简谈：易卜生戏剧----执着与妥协
易卜生写过一个悲剧《布朗德》：一个厌恶虚伪庸俗的神父，奉行百分之百纯正信念，最终，一个人走向雪崩---在现代人看来，这简直不可理喻；一个著名的教授，就把它看成恶魔。当然，比起那个事事绕道而行的彼尔金特来说，他的确不那么让人喜欢：至少，彼尔金特只顾自己，不像他，总要求别人高尚。再说，比尔金特虽然也砍断过别人的手臂，那毕竟是为了自己能活；对妈妈，亲人，他还是蛮有情感的：他驾着马车，假想着把妈妈送上天堂，就使人印象深刻；所以，连作者也不肯冷落他，让一个温柔女人永久等他。布朗德就没这福分：他不做恶，为了救人灵魂，一个人闯过没人敢渡的河；为了纯正信念，他不肯为贪恋钱财的母亲赎罪，甚至，让妻子放弃死去孩子的最后纪念物；他捐出所有财产建造新教堂，但当他知道，教会要授他荣誉并只考虑世俗利益时，依然领着教民转往雪峰顶那纯洁的教堂。结尾很有趣：感动倍之的教民纷纷跟随，可当老奸巨猾的村长假意传言说，河湾里来了鱼群时，人们都抢着去捕鱼了；只有一个疯女跟着布朗德走向雪峰---这是嘲讽吗？很像；不过，嘲讽谁倒是一个问题：按常规，一定是嘲讽教民的庸俗；但按现代标准，倒该嘲笑布朗德了。首先他太苛刻，对亲人尚且如此，对教民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存在，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压力。还有，他太清高，自己牺牲倒也罢了；要求别人一样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可见，他的结局恐怕也是必然的了。不过，有一点还不清楚，假使人们都承认某种价值，要不要全力以赴？该像布朗德那样一根筋走下去，还是象比尔金特那样含糊，绕道而行呢？
其实这是一个根本不好回答的问题。年轻的易卜生接连些了这两部戏剧，正好透出一生的困惑：在《野鸭》中，他让那个知道真相的人，执着的说出真实，结果，也就是这真相毁掉了他朋友虚假但安宁的生活；他该说吗？人们都愿意并能够承受真实吗？在《建筑师》中，建筑师从建神的塔楼，转而去建人住的平房，当他功成名就时，为了内心平静，他又去建带塔楼的平房：他在试着协调吗？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那个十年前接受他许诺的少女前来讨要她的城堡时，他才幡然醒悟；他要与她一起去建空中楼阁，还欣然爬上塔楼，聆听云中的音乐，最终在少女的欢声中摔死---他一系列作品都呈现出从《布朗德》、《比尔金特》就开始的双元性：理想与现实、执着与妥协、崇高与平庸。不好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的主人最终都要攀上高处：这是不是他内在倾向的披露？总觉得易卜生有一点尼采味道：他的人物总是试着协调各种关系，当一切都断裂时，却义无反顾的抛却一切，一个人走向高峰。他最后一部戏剧的名字就很有意味：《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谁醒了，易卜生吗，他真解决了他的困惑？是的，剧作充满了隐喻和象征，简单的情节中蕴藏着复杂的含义：雕塑艺术家与妻子在海边度假，邂逅了使他成名的模特；教授成名后心灰意冷，妻子也郁郁寡欢。教师与模特经过一阵痛苦的长谈，重新相爱，走向高山；与此同时，妻子也结识一个凶残的猎熊人，也奔向高山。雪崩了，教授他们执意不肯下山，沉溺于甘美的拥抱；与此同时，山下传来妻子欢快的歌声---似乎第一次没有诅咒，剧作平和而又沉稳：高山与海滩、白色与黑色、创造与毁坏等，都相对而相容：妻子找到了他快意的生活，教授也找回了他为艺术而错失的真爱。然而，真如此吗？表面的顺和真是最终的醒悟吗？没人说得清：至少，人们仍会为教授仅仅为了艺术，而使模特那如梦的青春渐趋枯萎而心疼；至少，那甘甜的拥抱来得太晚，只是在死去的一霎；至少，无论如何，他们不肯平庸，死于雪崩，还要站在高峰。。。
真的说不清。说了这么多，无非想让人们思考：现代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吗？执着与妥协绝不是一个技艺问题，在崇尚多元性的今天，人们真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高处总是孤独的，甚至看起来似乎偏执，但人们会因此甘于庸碌？不好说，或许现代人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追问，因为他们的存在标准总是指向外在的。这就麻烦了，他们不仅不会去思，反而会对易卜生的基本倾向产生厌恶；当然，这个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大伙也就过得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