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的读后感10篇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一本由[美] 傅高义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3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就主题来说，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及其家庭，而如果从更广泛的研究旨趣来说，本书实际上关注的是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中产阶级/层作为一个群体，可以称作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对于日本来说，战后的二十年是从战争阴影中恢复过来并继续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傅高义认为，正是因为战后大规模崛起的工薪族为日本的其他社会群体树立了“光明新生活”的模范样本，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转型相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而言显得更为稳定有序。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本书虽然将新中产阶级（工薪族）作为其核心研究对象，但实则是一幅全景式的关于战后日本企业科层制、家庭内部分工、社区关系、生活方式、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民族志。
在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描述上，由于中日之间相似的考试制度，读来不免令人会心一笑；在关于家庭内部权威的分工模式上，因为共同的儒家传统，中日两国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因此，这虽然是一本关于战后日本的优秀民族志，但由于相近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过程中也会有较强的代入感和连接感。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二)：中产焦虑在日本
(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阅读评审团”栏目2017-07-03) 资产与无产两大阶级对立的时代早已过去，可老马的某个句式还是可以用来形容新阶级：中产阶级是焦虑的人格化。中产阶级最焦虑，就在于一个“中”字。上流社会像个梦魇一样，提醒他们生活并没由自己掌控：高层人士在艺伎屋里的私人聚会中做出政府决策，成功商人如“教父”一般荫庇亲友，还能将商业资产传给后代。可上流社会的生活又通过消费主义等方式站在地平线上召唤他们——那是条永远望之可及却你进我退的线。他们无法放弃自己对生活的高期待，底层阶级也就如深渊一般摆在他们面前，由奢入俭难。 幸福的阶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中产阶级各国有各国的不幸。中产阶级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一个社会范畴，是由社会经济生产分工而定义的一个社会主体领域。米尔斯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还在学界大热，1958年傅高义就携妻儿前往日本进行田野研究，1963年出版《日本新中产阶级》。加藤秀俊说得不错，《日本新中产阶级》的作者揭示了“中产阶级”并非一个文化中立的概念。马克思说，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可人们又是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这种生产方式始终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相连。当日本人面临经济社会的中产化，他们有怎样独特的生活方式？傅高义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普遍的经济生产进程中差异的生活方式，此即真正的文化差异。 日本乃至东亚的中产焦虑最体现在教育方面。“耕读传家远”，东亚儒家文化传统尤为重视教育的阶级流动和家业传承功能，这一文化传统或许并非傅高义一书篇幅所能探讨。日本的中产阶级们和整个社会体制都在打造教育作为中产阶级们的焦虑输出点。中产阶级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和小康的家庭条件，可无法像上流阶级那样有固定的家业可以传承。教育成了中产们想要上升和在代际间保持小康生活条件的独木桥，于是，中产阶级儿女们的人生机会大幅压缩在前20年的“考试地狱”。 “学校和家庭”是日本社会结构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系统，他们标明了日本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定群体中高度的整合与团结”。傅高义洞察力不俗，东亚社会几乎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那里人们直接面对社会，在社会中建立他们个人的成就和声望。而在东亚社会，人是作为家庭的成员而存在的，个人的成就（如孩子的考试成绩）是整个家族的成功，而所谓“社会”不过是家庭/家族之间的层层关联。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三)：关于《日本新中产阶级》研究背后的花絮
前言后记加google来的小八卦，傻笑.JPG
1.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社会学领域的转型之作，从此以后开启了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研究生涯。
2. 为了保护当时田野研究对象的隐私，书中将田野地“真间町”（Mama-cho，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郭沫若和他的日裔妻儿也在此居住过，现为郭沫若纪念馆）的真实名称隐去，改为“M町”（Mamachi）。
3. 多年后，傅高义和前妻苏珊娜才得知研究对象是当地的校长从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比较活跃的父母中挑选的，并且告诉这些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外国人每周访问带来的不便，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一年中家长会的其他责任。从最初的忍受、好奇到交流，双方超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六个研究对象家庭的主妇组成了“傅高义会”，而傅高义与苏珊娜只要去日本则必定回访。如今，苏珊娜已逝，受访家庭大多儿孙满堂，但当年的六对夫妻仅剩两位妻子仍旧在世。
4. 苏珊娜当之无愧是《日本新中产阶级》背后的女人。她是该书田野工作的全程合作者，并在此后三十年中对M町的六户家庭保持跟踪随访，但是最后决定不参加写作，于是傅高义成了唯一作者。
5. 傅高义在后记中提到，“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就这点来说，《日本新中产阶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仅仅通过M町这一个社区便准确捕捉了战后日本追赶西方之际的社会变迁：自该书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傅高义，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四)：日本新中产阶级书评+摘要
比较喜欢后面70年代、80年代对于日本的再次回访的部分以及发现的社会进一步变化，因为书大部分探讨的“工薪阶层”和日本社会情况的部分是二战后，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还没腾飞，国民心态还没有太多的发生变化，所以挺多的都很像中国人的心理的，摘出来些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或者和中国人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吧：
-许多之前的武士变成了政府机关以及政府主办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所以日本人把工薪族视为现代武士，工薪族卓尔不群的是受雇于大的组织而不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本身
-员工的流动性比较稀见(即使现在有了变化，对人才的流动性更放松了，但日本的工薪族还是对同一家公司很有“忠诚性”)、且标签化比较严重？(一旦被标志成为“大公司的体力工人”，就很难再升迁成为白领了，因此毕业后的起点更重要，也更激化了对于“学业”的重视)
-大部分人和家庭缄言其短，甚至对于福利事业的申请也是，因为大家觉得申请过程具有“羞辱性”，而减少寻求公众福利的帮助
-国家荣誉感并非来自于日本传统的独特性，而是基于将中西方优势相结合
-私人团体的重要性，对团体的高度忠诚，而对其他团体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非常有趣的是，虽然考试压力繁重，但一个学校的学生多半因为属于同一个群体，所以即使学生要和同学、校友一起面临考试的竞争性，也经常会觉得竞争更来自非同一学校的其他peers们，而且说起日本人的不足之处，大家也都是比较空泛的谈论，不会抱怨自己所属的群体有什么问题
-妻子和丈夫基本隶属于各自的团体和圈子，且两方都不希望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也很少以对方配偶的身份一起外出
-"忠诚型"这件事情有很大的灰色地带，因此群体对于越轨者在控制上有时会感到无力(尤其是工薪阶层在公司中，平级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而上下级的关系则开始弱化)，概念毕竟不是通过信条来代代传播的，而是通过故事和民间传说来传承的
-审美是为拥有闲暇时间的女人和退休老人们服务的，因为他们可以从群体施加给他们的对忠诚的强烈求索中抽身，从中寻找心灵的平静，人们钦佩审美水平高的人，但对这些素质并没有对“忠诚”和“能力”那么看重，因此我个人感觉在艺术的意识形态上面不会有太多革命性力量
-母亲像是孩子的“联盟盟友”，而父亲则更像是外部世界的代表(当然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父亲开始在孩子眼中被视为“随和”，但仍然和孩子保持着比较疏远的距离)，母亲不惩罚孩子，而是追求和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并让孩子自动的和她“感同身受”，自动听话，颇有策略性的感觉，但也是够累的
-现代来说，由于人们不再单纯为了寻求保障而进入大公司和政府机关，年轻人的动力更多来自进入著名公司赋予其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
-传统价值观的弱化将使考试制度承受更多的压力，以制衡父母对子女的放任
-成功的兴奋已经在日本社会消退，空虚开始袭来，年轻人们希望能找到新活动，新关系和新乐趣，新意义，孩子们也大量失去了自己的抱负，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宅在家中，却极少探究外面的世界(日本的主妇们 也由于电器的普及和方便带来的自由独立性提高，而更isolated，不像曾经那么需要“主妇group”)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五)：一场观察的冒险
作者主要写了1959、1989年的日本中产阶级，通过一个社会主要的阶级人群去反应日本这个社会的发展变迁。阶级是一个很热门的词汇，至少在媒体标题中很能够博人眼球，我想是因为跟每个人的命运有关，这其中带有不可选择的无奈，也有上升通道十分狭窄的绝望，当然也有更多选择的迷茫…这段时间的变化总让我联想到中国，1989年的日本作者虽然写得少，但是更让我感同身受。日本人的家庭观、人与人之间的亲疏感等等虽然看起来很中国不太一样但也不乏相似之处。在国家开始富裕的时候，生出来更多的空虚和迷茫感，我想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而中国正在经历。日本学生要经历的地狱式的升学考试，在中国每年高考期间都会被拿出来讨论一番。但不得不说，跟1989的日本一样，我们还是倚靠这个考试去换一个体面的工作、以期望接近一个理想的人生，如果说中产阶级有更多的选择，那这个社会的不平衡却在加剧。告诉发展的日本1989开始经济增长放缓，而中国也开始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让各方面的发展平衡。
……
总的来说，我十分喜欢日本，我觉得日本是可以去1000次的地方。
……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六)：傅高义的征途
这本书的导读“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相当有料，是译者周晓虹教授写的。他和傅高义有私交，是傅在哈佛教的最后一批中国学者，又同为社会学人，爆了很多哈佛社会学系的料。最最有趣的是，理清了傅高义的学术时间线：《日本新中产阶级》刚写完就立马开始研究中国的文革；写完《日本第一》之后在东亚一炮走红，中国也争着抢着要他写书，做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言人，然后又写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邓小平时代》等多部有关中国的书，傅“中国先生”的称号由来也算是有根有据。以下是从《日本新中产阶级》导读一文整理出来的傅高义研究年表，该导读亦见于今年6月的《读书》杂志。
★ 1963年，几乎在《日本新中产阶级》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当时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对手，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之际，《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出版。至此，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中日两个历史积怨深厚但又开始热络起来的国家，一度争抢傅高义这个“香饽饽”。
★ 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并很快成为日美两国企业界以及不久后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商界的“葵花宝典”。傅高义在197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到过广东（傅高义的妻子艾秀慈还会粤语），1980年刚刚开放之时又在中山大学做过三个月的访问，熟悉那里的一切，制度、组织、环境、政策和人头……而且因为《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
★ 1987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和20年前的《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 2011年，傅高义发表《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2013）一书。傅高义耗费了10年时间撰写该书，并且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年逾七十的时候再度学习汉语。《邓》一书 60万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受傅高义委托主持《日本新中产阶级》译事的周晓虹教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七)：现在的天朝与30年前的日本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们要先交代一些背景。《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的作品，在日本以东京附近的一个近郊为试验地，实地考察研究耗时2年才著成。其时间点是1958年至1960年，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描述的是日本60年代末中产阶级的状况，请记住这一点。
新中产阶级其实就是在企业上班的白领。而日本企业在当时十分注重一个人的毕业学校。
想入职一家知名的公司，就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好的训练，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还有初中，小学。
所以在日本，各年级的入学考试十分重要，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带来的考试压力想必各位都深有体会，没错，就是天朝的高考机制。
再来看一些书中的其他片段：
老师必须监督女孩子不化妆，只剪简单的发型，不烫发，监督他们穿着合适的学校制服，并且，在某些私立学校里，女生不能和男生同行。
日本家庭的典型生活模式基本如下：在婚姻生活开始时，女方父母提供家具，而房租或是房屋购买的支出由男方或是男方的家庭提供。
诸如此类的在整本书中到处出现，迎面扑来一股让人熟悉的气息，如果不是书名写着日本，还以为是天朝近几十年的社会现象。
作者十年后再次回到那两年研究考察的地方，十年前工薪阶级给予人们的模式和愿景已基本实现。而这一巨大的成功让工薪阶级的人们开始质疑，因何要为公司利益而牺牲自我？为何要坚守一地勤勉劳作多年？为何年轻人要为了进好大学、好公司而努力学习？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事吗？
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宣称不想成为工薪族，他们期冀更有趣而充满挑战的生活，也许这种生活与文学或艺术世界有关联，给予人们更多挑战和激情。但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大多数年轻小火依然要成为工薪族，而大多数年轻姑娘则终会嫁给工薪族。这些希望大凡不会导致其改换工作类型，至多只会发展出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
而再二十年后，世界各地的美食随处可见，自动化的家庭电器也走进了家家户户，子女不再按以往的模式必须得继承家业，他们更多的开始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整个看下来，你会觉得这完全是当今天朝社会的一面镜子，简直是一模一样。
十分可惜的是这本书记录到九一年就终止了，之后的发展变化并没有展示出来。
同样，幸运的是，我们知道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在九一年时就已经如同现在的天朝社会发展状况，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去研究日本的发展历史，以此借鉴，作为我们天朝社会以后发展的参考呢？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八)：“新中产阶级”简明指南（A Concise Guide to the New Middle Class）
参考了《中产中国》《日本新中产阶级》《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三本书，做了一个A to Z列表玩，KQXY四个字母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汇，以后再补吧。
A Concise Guide to the New Middle Class
“新中产阶级”简明指南
alienation 1）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个人用劳动来换取报酬，变成了生产工具，生产与产品反过来统治了人，人经由专门化成了动物般的没有个性的行尸走肉。2）疏离：自由知识分子以此来逃避失败和无权无势的现实。它是一种不幸，是从精神崩溃跌入自我沉溺的一种形式，是缺乏政治意愿的一种个人托辞，是被人征服的一种流行方式。另见intellectuals。
ureaucracy 科层制：多见于现代的大企业和政府组织。鉴于规模，大型组织需要形成关于招聘、工资、晋升和员工福利分配的标准化方法。这一新秩序经历了合理化的过程，不同于传统的、独断专行的家长式管理模式。
consumption 消费：在闲暇时间花钱消费是“光明新生活”的一种指标，白领被视为消费的前卫。大众传媒组建了一架娱乐机器，将人们的注意力和欲望集中到了与工作不沾边的方面，集中到了不是成就非凡而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人身上。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批判道，“空虚者的娱乐奠基于他们自身的空虚和无法填补空虚；这种娱乐并不能够像老式中产阶级的娱乐和欢宴那样，使人们趋于平静和放松；它也不能像手工艺者的生活模式那样，重新孕育出人们的工作自觉性。他们通过线下来摆脱工作中永无休止的折磨，凭借消极的奢侈享受和尖叫销蚀生活的枯燥。对现代人而言，闲暇是花钱的手段，一如工作则是挣钱的手段。当二者狭路相逢之时，闲暇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divorce of leisure and work 闲暇与工作的分离：工作中出现异化意味着一个人为了挣钱，大部分的时间都扑在严肃无趣的工作上，他/她必须在工作之外寻找自由、快乐与价值。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被明确区分，且闲暇时间成了评判生活质量的第一标准。大众传媒加深了工作与闲暇的分离，一再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工作是必要的，但枯燥乏味，闲暇是一种解脱，包括了梦想着并实际追逐着的所有美好事物和目标。怎么追逐？花钱消费。
elitist cliques 精英集团：政府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行政机关，而是代表了特定利益的精英集团。比如，在日本，工薪族很难对政府产生认同感，对政府权力保持着适度的疏离感，部分原因是政府领导人轻视他们，因此工薪族产生了不满情绪。政府领导人倾向于组织亲近的精英小团体，代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照顾普通大众的愿望。
fetishism 拜物教：将某种事物当成神一样盲目崇拜。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商品、货币等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政府机构：已经在行政管理手段和所需人员两方面实现了扩张、集中化和专业化的机关。另见bureaucracy。
hysteria 歇斯底里：群体情绪的异常激动。新中产阶级在政治问题上也患有此病。他们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最可能跟在哪个集团或运动的尾巴后面跑？答案是，似乎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因为没有公共地位，他们的个人地位作为一种个人因素就决定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但是，作为个人，他们又不知道往何处去。所以他们摇摆不定。他们思想上犹豫、迷惘、彷徨，行动上漫无目的、缺乏持久性。他们忧虑、怀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忧虑和怀疑什么。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容易激动但缺乏政治热情。他们是合唱队，因为胆怯而不敢张口，遇到掌声又会歇斯底里。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后卫。另见rearguard politics。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他们生产、传播并保存着人类意识的独特形式，制造、完善、批判一些有关统治阶级、制度和政策的观念。但近来，他们正成为非独立的工薪阶层。许多专业人士因为教育和闲暇获得了成为知识分子的良机，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则通过从事专业工作来维持生计。进一步，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组成了知识分子大众的主体，是“智力有限公司”中的螺丝钉。另见self-censorship。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日本新中产阶级》：[美] 傅高义 著，周晓虹、周海燕、吕斌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版。
K
leisure 闲暇。见divorce of leisure and work。
mass media 大众传媒剥夺了公民的政治敏锐性。一面是个人，另一面是政治事件和权力决策，两者之间的鸿沟是通过大众传媒连接的，而后者企图将大量的沟通压缩成简化的标语口号，缔造了一个由种种刻板印象组成的虚假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大众传媒不讨论政治意义，更不会提出尖锐的要求和期望。它受利益集团驱使，垄断了僵死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公民没有时间研究事情，他与整个庞大社会的政治联系被限定在每天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再加上人为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人们不敢直面困境的现实，公民看不到真实的政治世界，他们所谓的政治意识是一种虚假的意识。
ew middle class 新中产阶级：主要是在大企业、组织机构工作的工薪族，以薪水为生的白领。各界对新中产阶级的定义说法不一，但还是有共通点可寻。例如，1）这一阶级的成分是混杂的，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不是一个紧凑的水平式的阶层，而是整个社会的金字塔内部的小金字塔。2）我们不能从单独任何一个分层的向度——技术、功能、阶级、地位或权力来充分界定白领人群。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通常都处在这些向度的一个中间位置，因此“中”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3）他们介于有产与无产之间，没有独立经营的财产，而是劳动力市场决定了他们获得收入、行使权力等的机会。关于“新”中产阶级在中美日语境下的异同，可参考《中产中国》《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日本新中产阶级》以及傅高义采访视频。
occupational hierarchy 职业分层：职业包括若干种将人们划分为等级的方法，如经济收入、权力地位和社会声望等，基于此产生了职业分层。
olitical indifference 政治冷漠：政治的科层化使得政治机构的权力愈发强大、集中，政治表达索然无味，政治理论成了枯燥的行政细则，而历史则成了人们背后的交易。真实的政治世界摸不到见不着，加剧了大众的政治疏离。就新中产阶级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标准、金钱标准和个人活动，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他们是跟屁虫，谁最有可能掌权，就跟随谁。另见rearguard politics。
Q
rearguard politics 后卫政治：随着中产人数不断增加，有人认为他们将引发革命，倡导法治，促使社会更加自由民主公正。但是，还有一派人认为，中产是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拥护当权者，不会造反，米尔斯称其为“后卫政治”。他以美国为例分析道：中产的人数的确增长了，在大众社会的科层制度与分配运作中不可或缺；但是，除非你假定纯粹和自动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数多寡之上的，否则一个阶层单纯的人数增长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增长。再者，除非你假定职业功能能够奇迹般地转变为政治权力，否则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也不意味着一个阶层拥有权力。从人数的增长到实质性的政治权力的增长，前提是这一阶层具备了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但白领并没有，他们对政治是冷漠、消极的，对生活状况即便有不满，但程度尚可；持续的、强烈的不满需要想象力，甚至还要有些幻想。然而，白领只能说是焦虑，但不向往自由，因此不会进行任何有责任感的斗争。况且，有责任感的斗争还需要领袖人物。
elf-censorship 自我检查：专业人士出于“谨慎”和“准确判断”，自发进行的审查行为。文学的产业化和艺术的商业化始于销售领域，现在正步步深入逼近生产领域。大众文学和大众娱乐的主题通常是由经理或编辑决定的，作家只是为了完成订货。图书编辑原本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但现在也变成了由常规人士掌管的半自动机构的一员。虽然大学仍然相对自由，却也不乏对独立思维进行限制的种种倾向。面对教学内容和效果标准化、研究基金资助等问题，教授有一种说不清的普遍恐惧，它导致自我恐吓，让学者远离偏僻的、“无建设性”的课题。当一个人兜售他人的谎言之时，便是出卖自己之日。出卖自己，就是将自己作为某种商品。某种商品是控制不了市场的，它那徒有虚名的价值是由市场提供的因素所决定的。
technician 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加入了不断扩张的靠思想谋生的队伍之中，成为行政人员、谋士或技师。智慧与意识形态是商品，而他们则是商品的制造工人，受雇于掌权者，成为组织的附庸。他们很难再独立自由地思考。即便想表述自己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时，他们一方面不care掌权政党的口号，感到自己与政治毫不相关；另一方面，如果对公共问题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放弃自己最初的看法，以致无法再保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和政治思考的热情。
unionism 工联主义：工会代表了白领工人的利益，增加了他们的发言机会。但工联主义更重要的意义涉及民主与工会的关系问题：工会是成为一种运动，还是成为另一种既得利益，成为一种谋求经济利益的政治规则的代理人？
vanguard 前卫。见consumption。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美] C.莱特•米尔斯 著，周晓虹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
X
Y
Zhongchan zhongguo 《中产中国》：[美] 李成 编著，许效礼、王祥钢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版。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九)：男性工作赚钱、女性回归家庭，这样到底有什么不好？
标题来自于新京报书评周刊近期的一则书评，文章介绍了日本NHK电视台关于日本女性贫困的一项社会报道，记者采访了多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日本妇女，了解她们为何生活困窘。
调查指出，“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社会规则是致使日本女性掉入贫困陷阱的主要因素：妇女因为长期封闭在家庭劳作内，脱离社会，因此当她们面临家庭危机，例如婚姻破裂、丈夫发生意外时，便无法立即找到工作、获取经济来源。而日本企业重男轻女的用工体制，进一步导致女性很难成为正式劳工，更难晋升或成为高管，她们只能从事非正式工作，谋求微薄且不稳定的收入。
日本女性花在无报酬、非正式工作的时间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最近出炉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日本的性别差距指数位于全球144个经济体的114位（中国100位），女性在无报酬劳动（做家务）上花费的时间占总时间的59.2%，男性为11.6%，（中国分别为44.6%，18.9%），而花在非正式工作上的时间，女性38.6%，男性13.4%。
这本《日本新中产阶级》亦涉及到了日本“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的特征和影响，研究者采访到了M町那些生活在最稳固的工薪阶层家庭中的妇女。
最值得一提的，是M町工薪阶层太太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书中提到“M町主妇真正在意的，既不是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上的权利，家庭内部的平等，而是不受丈夫干扰操持家庭事务的权利。”她们认为，平等就意味着丈夫给自己充分的决定权，经营家务处理家庭内部琐碎的问题。她们的斗争和智慧，往往集中于如何争取家庭政治权利，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丈夫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上。这就使得她们应对家庭外部问题能力无法得到提升，照顾丈夫像照顾孩子一样，消耗了她们所有的精力，即文章前段所说的“脱离社会”，不仅是知识的脱离，也是智慧和能力的脱离。
日本传统文化赋予了男性在家庭地位上的绝对权威，女性在经济上的弱势，也导致了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强于丈夫对妻子的依赖，这种依赖致使日本女性长期的生活目标即学习怎样为妻，怎样维系家庭和睦，以防止自己失去家庭的支持。
在《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统计大类中，与中国类似的，日本女性在经济参与工作机会和政治权力这两类得分尤其低，而在教育和健康方面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但后者，教育中的男女平等是存疑的。本书提到，M町的年轻女性为了今后能更好地胜任家庭事务，往往会选择进入为女子专设的私立短期大学，即便进入综合性更强的大学，也多选择家政作为大学专业；而在大学与男子共同就读且有外出游历经历的女性，则会在婚姻市场中却失去优势。
即便工薪阶层的太太们这样和谐稳定地渡过一生，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劳动中，照顾丈夫子女，并获得幸福回报，这种生活最后还是会有它的代价。研究者发现女性年老后，会因为昔日全身心照顾的子女离开家，或者成立新的家庭而缺失生活的意义。早年享受小家庭的美好，晚年就可能面临不可避免的孤独。如何照顾日本的老人，这也引发了另一个宏大的问题。
但M町是变化中的日本社会的一个截面，它本身也在变化着，尽管速度很慢。日本的性别平等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进行，比如女性越来越大的家庭事务自主决定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以及《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维护，但不得不说，这种变化任重道远。“男性参加工作，女性回归家庭”模式在日本的稳固地位，得益于经济文化中终身工作制、男性权威秩序等特点的存在，也使得日本离婚率不增反降，这种表面稳定的代价是女性在家庭工作中投入的同等程度的劳动和智慧。
所以标题的问题要怎么解答？“男主外女主内”好不好？有什么不好？单独的案例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只有在变化的经济文化背景中，才能考察这种家庭模式是否具有抵抗风险的能力，日本大量贫困女性的出现，就是经济颓靡、男性工资降低以后家庭无力抵抗的结果，它表示女性正在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的语境里怎么解答？我觉得我们应该受到警醒。我们学过家政吗？学过插花吗？丈夫有铁饭碗吗？我们有能力照顾丈夫像做秘书一样吗？没有啊……
《日本新中产阶级》读后感(十)：这本书是一块晶莹的琥珀，但并非一块指南针
两年田野调查，六百小时程序化访问，数千页笔记，一年书写，三十年不断随访。如此巨大心力的付出下，傅高义成功地为读者刻画出了一幅六十年前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浮世绘。全书围绕就职于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族展开，近30万字的内容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家庭模式、教育育儿、社交关系和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
书中大量详实的资料都来自傅高义和其妻子在不同场合下的观察与积累，而更重要的是，在解释这些资料时傅高义努力剔除了自身立场和偏见所产生的干扰，为读者提供了尽可能客观、精准的记录。
在阅读过程中，这本先后涉及日语、英语、汉语且出版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民族志并未给人丝毫的隔阂感。这首先要感谢作者傅高义和译者周晓虹等人深入浅出的写作与翻译能力，另外则是因为，书中所写与当下中国工薪族的生活现状有所契合。
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奋斗是从努力通过针眼般的入学考试开始的，以成功进入一家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为标志，之后他们努力工作到退休年龄却只拿到并不宽裕的退休金。之所以如此不仅是为了追求稳定与保障，还因为当时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代表着一种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但在十年后和三十年后的随访中，当年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感到困惑与焦虑：为什么要为公司利益牺牲自我？为什么要为了进好大学、好公司而努力学习，没有更有价值的事情吗？
傅高义可能并没想到，自己的著作不仅架起了一座西方世界理解日本社会的桥梁，还在若干年后引起了中国读者的诸多共鸣，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也不特殊，自己当下所经历的六十年前的日本人可能也经历过。
从“中产阶级”到“阶层固化”，关于阶级的讨论近来频频引发舆论热潮，鲜少有人能躲过这种舆论热潮背后对于自身奋斗价值的不确定，对于身份的焦虑和对于未来的迷茫。在阅读前，我是抱着“阅读别人的过去，也许能从中找到昭示自身未来线索”的期待去读的。但读完后我发现，这本书是一块晶莹的琥珀，但并非一块指南针。你可以通过这本书清晰地看到战后日本新中产们的生活实录，但若说对当下中国的工薪族有什么指导意义，我认为非常有限。毕竟书中最新的章节《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距离现在也有二十余年了。而且在理解日本这个国家时，《日本新中产阶级》之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适用是基于日本社会同一性高。当下中国虽然和六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处于社会转型期，但中国地域差异巨大，读者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当下中国的一角，但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书中还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新中产阶级的妻子——那些承担着家务劳动、育儿备考、维系家庭团结等重任的全职家庭主妇已逐渐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在三十年后随访中可以看到，随着《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出台，女性的社会角色愈发丰富，价值观念也愈发多元。她们虽然失去了一定的保障，但迎来了更多的机会。本书中关于全职家庭主妇的篇目较少，但这个群体完全值得单拎出来写。傅高义当时的妻子苏珊娜·霍尔·沃格尔也确实这么做了，她后来撰写的《转型中的日本家庭：从全职家庭主妇的理想到选择的困境》就是以她在M町相识超过五十年的三位母亲为题。如果想对战后日本的社会风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不妨读完《日本新中产阶级》再以这本书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