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10篇
《新世界史（第2卷）》是一本由孙隆基著作，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4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一)：读后感+似勘误
4.1分吧
1. 没点古代世界史和宗教的基础知识还真看不懂… 2. Chap.17-18和28-29的某些地方看得要困死了(因为上条而看不懂) 3. 对孙先生的文风还不太适应，看着半文半白的句子总是略有违和感，比如瞅着瞅着“太守”“兵马大元帅”就老出戏 4. 书里的配图对于宗教与古代世界史相关的知识匮乏的偶来说还是有点少，而且有的图作得简直蜜汁AV画质…有的图似乎改成彩图更好，毕竟黑白图里看不清色块… 5. 有的译名和大陆约定俗成的不太一样… 似勘误： 1. P97 Para2 Line3“试君”应为“弑君” 2. P318 图1中“西撒克逊”右边的年份未显示全
《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二)：世界史之统合
许是因为经过了枯燥简单的原始社会，新世界史的第二卷同第一卷相比，可读性增强了不少，行文之间更加了流畅顺遂，不复生涩之感，当得上渐入佳境的评价。
新世界史的第一卷，可视之为世界上古文明史，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以简练的笔锋将世界古文明格局重新剖析，大开大阖之间，亦不乏严谨细腻之态度，而相比之下，第二卷可视之为中古文明的纪元，承接着第一卷的笔锋，作者以四大帝国与丝绸之路为切入点，由宗教走向文明，将整个世界文明的画卷徐徐展开，抽丝破茧，寻龙探骨，令整个中古时代的文明格局跃然纸上。
继承了第一卷的特点，第二卷的行文笔法，依旧旁征博引，字字句句之间渗透着作者浓厚的史学底蕴，其中提出的史学观点在学术界当中也是极为激进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卷彻底将中国融入世界，统合东西方为一体，真正将整个世界中古史视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探究各个文明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和异同点，在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也并不强行将观点灌输给读者，而是将学术界的种种争议点同自己的观点放在一起，供读者比对筛选。
以斯拉夫人自身无力建国的史学争议点为例，作者在书中详细叙述了这一争议产生的史学背景和地理背景，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给出了比较详实的史实作为考证。
“最早独立的斯拉夫人国家乃法兰克国商人萨摩所建，保加利亚乃突厥人所建，皆已于上述，至于地望都不清楚的大摩拉维亚是谁所建并不重要，该考古学证据显示，大摩拉维亚的发展未达出现核心地区或京城的水平，换言之，出于无中心的状态。”
“西方历史上记载的匈人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并非对应关系，匈奴已经发展成草原的一个大同盟，而并非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草原霸权的代号，而并不一定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汉朝对应的匈奴人。”
不过可惜的是，第二卷的世界史对于东方的论述大多数停留在匈奴和突厥的方面，对于中国史的部分涉猎并不广泛，也并不十分深入，让人显得有些略略遗憾，但是即便如此，作为一本展现世界中古史的史学著作，第二卷也足以让人感到惊喜了。
《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三)：新史观下耳目一新的中古史
如果说《新世界史》第一卷志在探索人类起源与进入文明时代的上古史，那么《新世界史》第二卷则聚焦主要文明国家和地区的中古史以及世界三大宗教的形成与发展。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大动脉的形成，得益于两个大秦帝国。希腊化时代的奠基，亚历山大的东征，罗马帝国的继之扩张。另一方面，秦击匈奴与汉帝国的经营西域。两大帝国相会于内亚。中国的丝绸经由陆上和海上两条贸易路线，经由贵霜、安息最终抵达罗马。反之亦然。四大帝国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今天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重塑昔日繁华指日可待。作为横贯亚欧大陆的文明链带，四大帝国与丝绸之路的渊源清晰可辨，博古鉴今，孙隆基为我们梳理了其中的脉络，同时也厘清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图。此外也对四大帝国的中古史有了梗概认知。
丝绸之路的打通，亚欧文明从此交汇，间接导致两者在精神层面的突变。至于说到突变，我们不妨对此持以宽容态度。孙隆基对于主宰人类思想的宗教的看重，也是从世界史的宏观入手，志在探讨人类史上三大宗教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在“弥勒与弥赛亚：普世救主型宗教的诞生”一章中，孙隆基独创“希亚文明”一说，与通用的“希罗文明”一起，组成一个希腊化世界。并经由这个世界将原始佛教与古以色列信仰转化成普世救主型宗教。“希亚文明”的提法，令人眼前一亮。佛教在希腊文明阑入以前无造像，其后出现的希腊化佛陀头像并非个案，明显有希腊雕塑的影子。此外，尚有大量出土文物、钱币以兹佐证。中古思想史的演变，在孙隆基的笔下，由模糊而清晰。较之以战争史等同历史的肤浅史观，《新世界史》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普遍看法。
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它是如何产生并逐步成长的？在“希罗文明”一节，孙隆基的阐述令人迷津顿开。而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的考古，揭开了基督教神秘的面纱。就基督教与其根源犹太教的关系，孙隆基指出，”基督教用‘希伯来传承’压倒‘希腊传承’，同时用新兴的‘基督’来掏空古老的‘犹太’，并开启将近2000年的迫害和屠戮犹太人的传统。”
基督教的产生，延续了罗马文明。西罗马帝国虽然寿终正寝于476年，基督教帝国却使其余绪绵长久远。而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意义，孙隆基认为有必要给予重新估量。西罗马虽然灭亡了，作为政权不存在了。但基督教的庚扬，使得“地方罗马性”的持续，与罗马本土相异的其他地区，罗马大地主的庄园、市镇、用拉丁文写作的文人，仍然得以存续。“在罗马教廷身上，古代的罗马大一统帝国并没有灭亡，它只是换了一层画皮。”孙隆基一针见血地指出。
还是就西罗马灭亡一事，哥特人背负了千古罪责。孙隆基认为，哥特人是在西罗马行将就木之时楔入罗马文明，它不是罗马文明的掘墓人，而是“盟友”，它以“盟友”身份帮助罗马人收拾残局。“在帝国省级机构已经腐烂了的地方，承包了行政任务，并以‘军事外劳’的身份为武力已丧失的帝国提供兵源。帝国却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让这些‘盟友’互相残杀。”西罗马的灭亡从内部变天一说，想必大众也早有耳闻。罗马浴场的奢华，罗马人的腐化享受，不思进取，坐以待毙，实乃咎由自取。哥特人的悲剧，命也运也，历史从此步入歧途。“哥特人整个被历史洪流吞灭，使东日耳曼语族群成为历史名词。古罗马覆灭史的最后一章其实是‘东日耳曼人覆灭史’”。
翻开这部《新世界史》的第二卷，随处可见颠覆我们以往的历史观，孙隆基却绝非哗众取宠、天马行空，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方法、新材料，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而非一个更全更细的历史。关于细节和局部历史，细思在此已非必要。在世界史的宏大题材下，任谁也不可能以一已之力完成有如《剑桥世界史》的煌煌巨著。拓展我们的思路，引起我们对于历史的深思，以新视角、全球史观写就的这部《新世界史》，对于我们解读世界史，不无裨益。而就常人所喜闻乐见的世界史，于此确无可见。这不是孙隆基要解决的问题，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在这部以一已之力、积数十年之功而完成的《新世界史》，其贡献诚可铭记。
《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四)：【转载】历史学家孙隆基：几乎所有大国对邻居都不太了解
1983年，还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的孙隆基，以一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文化发起了一场“硬心肠的”反省，做出了“中国人‘心’发达于’脑’”的著名论断。《深层结构》虽是旨在文化批判，但这位历史学家对历史长时段分析和结构主义视角的浓厚兴趣已经非常明显。
距离写作《深层结构》和定居美国，至今已过三十余载，孙隆基觉得自己如今对中国文化“好像看淡了很多”。在异国他乡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去细细打量一个拥有全球影响力的显性文化，他竟然在对“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批判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侧面。
然而他感慨更多的，还是美国人对历史的无知。从当助教开始、一直升任至正教授，孙隆基都在美国的大学中讲授欧洲通史、世界史课程，而美国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一片空白，常常令他惊愕不已。他甚至在自己的博客中用《课堂花边小品》一文记录下了自己在美国教历史课时遇到过的各种啼笑皆非的段子：在开学第一堂课的地图测验中，学生连地图倒置都不自知，还把国家位置填到了海洋里；在填词测验里，学生在“昂格鲁”（即盎格鲁-萨克逊一词前面的Anglo-）的空格后填上“匈奴”、“维京”、“法兰克人”之类的答案；学生把孔夫子（Confucius）拼写成“混乱”（Confusion）令老师生气，而系主任反而暗示说，“亚洲”式的教学方式不符合某些本地群体的“要求”。
即使回到台湾任教，历史学科教学的种种乱象亦令他忧心。把世界史等同于西洋史、教世界史就是讲自己的论文、让研究明清史的教授去教世界史，只因其有留洋经历，实在出缺了，就聘请艺术史和政治学的博士滥竽充数，而彼等也只懂得自己的论文专题……世界史这一原本就气象广博、对通晓古今中外之变要求严格的细分学科被交到了完全外行者的手中。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孙隆基从2005年开始写《新世界史》的初衷。这部原本是为大一的世界史课程而写的讲义越写越长，直到一二卷已出，计划列到了四五卷，他恍然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部教科书了，而是一部挑战传统全球史和世界史观的全新作品。在他看来，全球史多为从某一个项目（例如：工业化的起源、火药、瘟疫、丝、棉花、青花瓷，等等）出发，比较各地区的差异，因而不是全面的世界史；而旧的世界史则大多延续“西方中心论”的框架，急需改革。历史长时段分析和结构主义视角在《新世界史》中再次出现，只不过这一次，他的野心是讲述找到世界通史的“深层结构”。
《新世界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填补华语学术界在世界史领域落后空档的作品。把中国史从世界史中割裂开来、“天下主义”传统政治理念的无意识表露、社会进化论史观的深刻影响，都在限制着中国人对外界的客观认识。在孙隆基看来，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世界史的问题上又一次出现交集：“我们现在对俄国了解多少？我们对韩国史和越南史了解多少？我发现几乎所有大国对邻居都不太了解。美国人最不了解的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亦是这位年近耄耋之年的学者至今笔耕不缀的一大动力。
“《新世界史》要调和全球史和世界史”
界面文化：《新世界史》的封面上介绍说，你写作这本书是为了回应欧美“全球史”学域的挑战，将“西方中心论”调整为“多中心论”。不过，“去西方中心论”实际上在西方历史学界已经讨论多年，你的《新世界史》“新”在何处？
孙隆基：其实最早的构思是在2005年，我想为大一的世界史课程写一部世界史讲义。在台湾任教时，我把全球史（Global History）当做研究所课程教，在我以前任教的美国大学也是这样，全球史是研究所主任开的课，博士班必修，硕士班必选。世界史（World History）是大一基础课，全球史则是宝塔顶的课程（capstone course）。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太恰当，我写的不是教科书，将来说不定要写成四到五卷，那绝对要变成参考书了。这本书的原名是《世界史新论》，但出版社说读者会以为是专论，不如改成《新世界史》，我当时同意了。本来没有想把它变成一种新的视角，但现在看起来看可以这样去看。
我的《新世界史》不完全是全球史。全球史基本上是抓住一个向度，比如说青花瓷、棉花、瘟疫或火药，不局限在某个地点，纵向串通起来，看它引起的效应如何。比如说最近出版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就是从棉花出发讨论某些地方在历史上的上升和某些地方在历史上的下降；或者《崩溃》（Collapse），提出能否适应环境变化是文明社会存亡的关键；再比如说彭慕兰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他只讨论了西方从什么时候和全球其他地方分道扬镳这一个问题。现在全球史走的是这个路子，你需要把一个地区和另外一个和它差不多的地区做比较，所以全球史又叫作比较历史。
全球史很难融入世界通史的课程中去。世界通史的课程是怎么讲世界史的？以前世界通史就是欧美史，甚至连美国都没有——在美国上世界史，就像在中国上世界史一样，把自己国家去掉，另辟课程去教美国史，不放在世界史里讲。中国也是这样，不在世界史里讲中国史。
我的新世界史要调和全球史和世界史。不是翻炒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观，而是谈它们与其他原祖文明之关系。到后来我越来越脱离传统框架，比如说串联四大帝国，这是第二册中提到的；古代世界的末日多少和匈奴有点关系，这就把欧亚大陆的历史贯通了——在传统的世界史叙述里，五胡乱华不讲，只说匈奴是怎么突然间在欧洲上空空降，然后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
界面文化：你如何评价法国年鉴学派？这一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学派认为历史应该跳出政治史的范畴，融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讲述社会的“总体史”，你在《新世界史》中提出，历史研究应该摆脱民族国家的窠臼、融入北方寒带林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这些尝试似乎可以说是这种史观的延续？
孙隆基：年鉴学派有宏观也有微观，我的通史写法不适合太过微观。费尔南·布劳岱尔（布罗代尔）在《16世纪地中海史》中提出有个稳定的历史结构，我可能多少受到了他的影响，比如说我说欧亚大草原千年以来的走势都是重演一个结构，或者中国近千年来改朝换代都是从东北开始，包括明朝——不要看明朝是由朱元璋北伐元朝建立的，实际上定都南京的明朝又被明成祖（朱棣）南下灭了一遍。我受到了他一些结构主义的影响。但布劳岱尔的问题是，为了证明有这个结构，拘泥于细枝末节。有书评人打过一个比喻，说他的历史叙述方式有点像印象派画家的点描绘法，用无数个点组成一幅画，但世界史不能用点的。
界面文化：在写《新世界史》的过程中，你是如何把繁杂的材料归类的？从运用到的史料来看， 你非常重视最新的考古学知识，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孙隆基：很大一方面是教学的促进作用。我在台湾教了本科生10年的世界通史。在美国任教的时候，本来只让我教世界史和东亚史，我主动请缨去教俄国史，因为我是俄国史的硕士。后来从东亚史方向还衍生出来教内陆亚细亚史，自己温习材料。以前就有这些方向的研究，骨架是在的，当然更主要的是2005年起最近十几年的积累。
如果材料不新，你就只是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现在伊朗又说发现了比两河文明更古老的文明，但报告还没有写出来。你至少要听过这些最新发现。我尽量使用21世纪的新发现，这当然影响了我的写作，比如说整个罗马史的解释都改变了。《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是被野蛮民族灭亡的，现在不是这样讲的。你读了《新世界史》关于罗马的两个章节就知道，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382年与哥特人和阿兰人达成协议，以“盟友”称呼，且允许他们自成单位，以部落法自治，开了帝国将整个地域整个省的防务外包给军事外劳的先河。后来这支以哥特人为主的杂牌部队领袖阿拉里克还企图当罗马的“兵马大元帅”，虽不果，但像他这样心态的人至少帮助西罗马多撑了几十年，后来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同归于尽。所以说今天没有东日耳曼语支，只有西日耳曼（英国、德国）和北日耳曼（北欧），东日耳曼没有了，等于说他们没有走出古代世界。这是一种新的史观。
界面文化：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和把欧亚大陆上的四个古代帝国（秦汉、贵霜、安息、罗马）串联成文明带，分别是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重要主题。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
孙隆基：因为传统的世界史主要就是西方史。世界史的学报期刊不会刊登中国史的文章，因为那就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在世界史里不谈中国，有印度的部分，但贵霜帝国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和匈奴之间的关系也连不起来。基督教的诞生也是，没有比较，好像是个很特殊的现象。我在书里首次提出来“希亚文明”的概念以补充固有的“希罗文明”，论证希腊化世界将原始佛教与古以色列信仰转化为普世救主型宗教。释迦牟尼没有说过救主论，每个人应该是自行悟道的；塑像也非佛教原创，佛教提倡的是空，不可能有像，是在希腊雕塑的影响下出现了佛像雕塑，然后通过大乘佛教一直传播到中国，出现了龙门石窟。这就是希腊化的影响，也是传统世界史不会讲的。
“中国史研究的问题是我们掌握的史料很多，但框架是旧的”
界面文化：按照章节安排来看，第三卷似乎会着重讨论近代史中西方的崛起。在这个话题下，一个经常出现的历史叙述范式是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的划分。一个说法是，中国不是海洋民族，所以在近代的竞争中落入下风。你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孙隆基：西方的海要从地中海开始看。欧洲的港湾特别多，虽然面积比非洲小，但海岸线比非洲长很多。海权陆权的提法不能说是完全过时。海权问题讨论的比较多的是西方崛起的时代。欧洲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欧亚大陆是靠边站的边远地区，如果要到欧亚大陆的经济中心，即印度洋和远东，必须通过海洋。陆路当然有丝绸之路，但欧洲位于末梢，中间还隔着伊斯兰世界，所以非下海不可。殖民地的种植需要劳动力，欧洲有资金、美洲有资源、非洲有人力，西方的资源是这样调配的，等于说海洋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
蓝色（海洋）文明和黄色（陆地）文明的提法有点大而化之，但解释能力还是有的，比如说解释为什么近代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就吃瘪了？中国沿海一带太狭窄，不成气候，而且那里出现的豪杰顶多担当外界洋人和内陆的中介角色，比如说明代的“徽王”汪直和郑芝龙。郑志龙把海盗总部设在了日本，他的儿子郑成功有一半日本血统，他本人信奉天主教。他控制了那一带的武装舰队，但他和西方人不一样。英国是把海盗当作国家力量的，而且后来还封爵，成了皇家海军。英国拥有海外殖民帝国，进行奴隶贸易，这些事情在中华帝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光荣革命中被推翻的詹姆斯二世，他当国王之前曾任英国海军统帅兼非洲公司的总裁。非洲公司是贩奴的公司，你很难想象万历皇帝去当一个奴隶公司的总裁吧，这个是很不体面的事情，中国人本来就看不起经商，你还贩卖人口，他们就无所谓，这和他们只图发扬国力有关。
界面文化：从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到近两年的《新世界史》，在这些年里，你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孙隆基：我好像看淡了很多。我变成美国公民之后就专门去批判美国人民了（笑），去看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写了《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这个是相当原创的一个观点，美国人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我用了“他山之石”。他们说中国人没有脱离娘胎，我就从同一个管道反观回去。因此我在新的跋里说，中国“慈祥及雷锋化的妈妈”和美国“妖魔化的妈妈”其实是一组对角线，互相包含。中国人的母亲崇拜其实在某些方面也是有弑母倾向的：你期待母亲完全为你而活，无限牺牲，等于也是一种弑母。
界面文化：在《新世界史》中，你提出中国的史前史研究必须销毁“四大偶像”。你认为值得推崇的中国史史观应该是怎样的？
孙隆基：现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还是19世纪的直线的社会进化论那一套，沿用从“母系”到“父系”社会的“定律”，其实全球是没有这个通则的，但我看到现在的中国考古发掘报告还是会套用这些名词。
另外一个是夏商周的问题，我不是说它们不存在，而是说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这几个王朝一定是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是一个王朝接着另一个王朝的正统继承关系吗？它们是不是并存的，或者是不相干的？一写成继承关系，中国二十五史就被认为是应该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然后到民国，好像这就是正统历史，但其实这是一个框架的局限。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太多，但框架又是旧的。
现在还有“中原主义”、“大中央主义”的问题。如果在其他地方发现有东西居然比中原更先进，就要把它的重要性贬低。好像三星堆刚发现的时候不太宣传，觉得中原外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因为你是边陲嘛，可什么是边陲？这是秦汉大一统后才形成的概念，但他们（中国学者）好像有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没有这个“中”就不行。我不是说中国史前史不对，而只是指出一些问题。有时候考古材料和书面材料不见得配合得起来，但现在我们看到配合的办法，好像是去套用固有结论，一味相信夏商周断代工程，甚至还想把中国史再往前推。
“多中心论应该是只有一个重心，就是史学家本人”
界面文化：你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带入民族国家的视角，那么国家历史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孙隆基：从民族主义谈历史，就是从你自己的民族出发，那其他人是不会看的。民族主义死不了，中国现在就是在依赖民族主义（叙事），但历史不能这样谈。比如说韩国、朝鲜和中国争夺中国东北的历史所有权，即高句丽，你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谈，一方的说法另外两方是不会接受的。我提出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把东北自成一个历史单元，将东北史还给世界史，不是还给中国史，不是还给韩国史，也不是还给朝鲜史。
界面文化：你觉得历史研究有可能完全保持中立吗？
孙隆基：我的作品确实是在对西方中心论做出回应，但我不赞同太过火的去中心论，比如说哥伦布和哥白尼不重要，这种说法就不对。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写了《全球帝国史：帖木尔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他觉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他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的经济中心主要还是在印度洋一带，大西洋经济兴起是在1750年以后，真正超前是在鸦片战争前夕，因此中古到近代的分水岭不应该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应该是帖木尔的帝国扩张。这种说法不对。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地图，地球长什么样，各大洲在哪里，是哥伦布之后才有的；宇宙星图是哥白尼以后出现的，否则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宇宙的中心呢。
我不赞成过分的去中心论，要恰如其分。多中心论应该是只有一个重心，就是史学家本人，从他的角度看问题，当然角度要做到有包含性，阅读量要大，否则有些东西没看过，你会以为没发生过。这个就难了，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受到我们自己的特定时空的限制，这很难避免。
界面文化：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学者鲜有研究世界史的？这是否是传统政治观念中“天下主义”的一种无意识体现？
孙隆基：在民国时代，历史学者认为世界史不是门严肃的研究，甚至现在在台湾也有人这么问：我一个学生去求职，碰到坐井观天的教授，说你研究什么美国史啊，他们又没有二十五史，没有的话你有什么历史文本好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缺乏培养，以前就是翻译前苏联的历史通史，和苏联的史观保持一个口径。到后来真正改革开放，成立中国第一个埃及学中心（注：原东北师大历史系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于1984年合并该立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讲授埃及学、亚述学、希腊罗马古典学及各种古代语言古文字），已经是80年代末的事了。日本早就有埃及学的研究了，为什么？日本想脱亚入欧，而且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因此你们欧美派队去埃及挖掘考古，我也要跟你们等量齐观。我们好像没有这种冲动，迟早会有的，因为中国在崛起。人家做了，我们也要做，这是肯定的。
我们对外界不了解，主要是指伊斯兰世界。虽然我们有很多回民，但是我们对伊斯兰世界了解太少。印度不用讲了，你根本找不到中文著作，稍微能找到几本，就是用彩图介绍印度的漫天神佛。我们现在对俄国了解多少？我们对韩国史和越南史了解多少？我发现几乎所有大国对邻居都不太了解。美国人最不了解的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的中国和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状态？
孙隆基：中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刚好遇到西方全球化浪潮被炒作起来，接轨了，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结果中国趁着这个浪潮上去，而同一个全球化浪潮在今天看来好像造成了欧美内部的分裂，比如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还有法国的极右派政党上位。但这个我觉得是表面现象。全球化也造成了中国内部的贫富不均，只是因为大家一起抬升，暂时还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迟早会出现。还有，中国经济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如果再加上印度跟在后面，地球能不能承担起这个重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照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在往外走，美国说我要先保全自己，要往内缩，但这也有可能是暂时的，特朗普可能会面临国内反对势力的反弹。现在世界秩序变化太大。我们有可能准确预测未来吗？忽然就变掉了。到了不能预测的时候，就出现奇点。以前的常规法则完全不适用。目前来看，当然中国的国势是在往上走的，美国采取守势，欧洲好像内部裂痕很多，日本暂时稳定，印度如果种姓制度不结束的话前途难料。
原载于界面文化 2017-12-19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815866.html
《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五)：策划人言：学术的创造往往起于边缘——从《新世界史》第1卷谈起
文/严搏非
约请孙隆基先生写这部《新世界史》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年他携夫人来上海休假，住在郊县的一个叫“太阳岛”的地方，我和当时还在三辉工作的应亚敏每日往返，拉孙先生进城赴一些约好的座谈和访友，此外，便是每日的长谈。当时孙先生正要开始他的《世界史》课程，已经有了一些朦胧的计划，甚至对这个注定漫长的写作产生出一些兴奋，他似乎隐隐地感受到，那数万年的人类文明将会在这场新的写作中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涌现。那时的孙隆基就像面对着一幅尚未着墨的巨大画布，你似乎能感受到他对那些即将重现的壮阔历史的期待。就是在那个时候，孙先生欣然应下了我的邀约，显出十足的自信。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那一刻，一位著史者的凛然雄心突然间显露无遗。然而，漫漫长路也由此开始了，整整八年的沉寂，直到前年孙先生终于来电话：第一卷写完了。
孙先生一直是位被低估了的学者，汉语学界对他的认知几乎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他那一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上。然而当年的一纸风行在孙先生看来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人们的追问下，他总需无奈地说明：“那只是我研究生时候写的东西”。这是个胸有大丘壑之人。寻常的知识工作根本无法让他满足，也许，只有像重写世界史这样的挑战，才能让他完全沉寂下来。孙先生极为博学，谈话时你常常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冒出一堆你闻所未闻的人名和书名。虽然他拿的是东亚研究的博士，却又有苏俄史的背景，对国际共运、马列原典非常熟悉，于是捎带着，他还对中共党史也相当熟悉。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请他提意见，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掷下一篇千余字长文，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讲起，一直讲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其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文末曰：提供比较视野。这次《新世界史》第一卷出版后请他来北京讲座也是一样，北大一场的讲题为：“中国是否超前？西方照样升起？”他从加州学派讲起，一直讲到英美主义的传承和现实的力量，这对峙两端的基本立论和材料，几无遗漏。这篇讲题可谓近年少见的好文，从容平静，却又很好地回答了这几年颇为热闹的“中国例外论”，堪称近年来难得清醒的世界大势之论。孙先生比较遗憾的可能是他的美国研究完全被大陆学界忽视了，几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弑母的文化》，几乎没得到任何评论。
这么一个游走于港台和中美之间，在美国大学任教30年，又在台湾大学执教10年的人，无论从哪一地来看，他都是个边缘人。然而学术的创造往往就起于边缘，就像当年德国学术最为璀璨的时代，当时的德国就是欧洲的边缘。这两年风靡世界的《人类简史》，作者是位以色列人，亦同样在世界的边缘。边缘人，由于不在主流之中，反而能免除成见。孙先生的这部《新世界史》似乎又在印证这一点。这部《新世界史》几乎突破了已有的一切边界，重新刻画若干大时代的更替和变迁，他从冲突中寻找融合，而且他相信，演化，是因为融合而发生的，而更重要的则是，这幅巨大的画面，迄今为止，是被成功地拼合起来的。
《新世界史》这部大书现在还只出了第一卷，此后的两卷应该在今年和明年陆续出来，据我所知，弄不好这第三卷又将会写成上下卷，因为这卷大概会涵盖1000年的时间，接下来，也许会是一卷或若干卷的《20世纪史》。诸位，这便是典型的历史写作了：常常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写完！在华人学者中，决意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世界史，至少是前无古人的。而所以现在叫“新世界史”，则因为这部世界史其实是以全球史的方法进行的研究，只是为了区别于目前市场上的各种“全球史”，才定名为“新世界史”。
孙先生浸淫史学研究五十多年，有着纯粹的知识兴趣，虽平日为人一派淡雅，但你读他的著述，却处处锋芒毕露、新意迭出。纯粹的知识人在知识上只为求真，是不会有什么委婉客套的，他们对知识的敬意正是表现在对批评的开放上。孙先生这部《新世界史》在许多关节处颠覆了一般史书的固有定论，而孙先生自己亦在序的开端便直陈其写作之目的：“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我相信，孙先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那份儒雅的精神中充满的是对真相的敬意，而那些终于被新知连缀起来的历史画面，则会如惊涛骇浪般地充斥他的心灵，于是，这个酝酿已久的尖峰时刻终于降临了。
虽然我也和其他读者一样很期待第二卷、第三卷，但这第一卷就非常好看！大开大合，处处出新。中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古文明、波希战争、轴心时代。勿说古文明已经距我们太远，今天的ISIS，不就还想将人类拉回中世纪吗？那些古文明的精神起源，正是对我们最初的塑造，人类幼年时代的记忆，还依旧存放在人性的深处，端看今人如何去对待。孙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以一部他自己不以为然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影响过许多人，30年后又以一人之力完成数卷本世界史，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知识人是大有可为的。而现在，我们则可以期待，孙先生的这部新著，还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2015年12月
《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六)：世界史需要“日新又新”
文/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
司马迁曾高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为治史之鹄的。此言也可谓之治世界史最高方法论。治世界史者既需要对世界各文明有通贯性的了解，又需要有广博的学识足以驾驭之，更需有精审的史识裁断之。孙隆基《新世界史》之“新”主要体现在史观新、材料新、方法新等方面，作者立足全球视野，力图打破时代分段和文明之间的界限，通贯考察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和相互联系。就目前已经出版的两卷来看，孙隆基先生结合目前历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用流畅、富于文采，甚至不乏幽默感的语言，重写的这部世界史可谓新观点、新材料迭出，精彩处让人应接不暇。其中有对前人学说的补充和纠正，也有全新观点和材料的介绍和阐发，非学识广博、好学深思者不能为也。
对古罗马共和制被帝制取代乃自由沦丧于独裁的陋见，前人多有纠正，孙隆基则引用新近的古罗马研究成果加以补充，以“罗马离散”解释从共和城邦到普世帝国的突变。“离散”概念源自犹太人历史性的存在形态，今日全球汇通时代，则变成可以应用在任何民族身上，例如今日海外华侨就有2500万，被犹太复国主义挤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则有近650万人“离散”世界各地。共和晚期在地中海已经存在一个“罗马离散”。这些罗马公民不像今天的美国公民可以通过各国驻外使馆投票选举总统，罗马城邦无代议制，本人不在罗马城，即使居住在意大利半岛，也无法行使本邦参政权。帝制下的“罗马公民权”越来越倾向是“离散者”的公民权。这个离散群体是无法与一个自己不归属的城邦之元老阶级认同的，他们只可能认同一个超城邦的中央———皇帝，而皇帝也越来越将旧罗马城邦的统治阶层沦为历史陈迹。从共和过渡到帝制期间，内战频仍，各竞逐者都在外省招兵买马，而当兵退役则是获得公民权的捷径。这些外省“公民”，与从罗马城或已获“罗马权”的其他城市往外殖民者，过了几代后差别亦被泯灭。在共和晚期，忧国者已担心这类殖民城市迟早会压倒中央。尤其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是想在北非迦太基旧地安置无地的农民，在罗马中央看来这不是“另立中央”是什么？到五贤君时代，大部分皇帝出生在西班牙，待至皇帝卡拉卡拉索性颁布一道诏书，将公民身份颁给帝国境内所有男性自由人。
同样道理，视罗马帝国重法治、中国重人治，也将陷入同质化谬误，罗马法固然出色，但古罗马的“恩主-恩客”关系的网络无疑更有助于理解罗马史。反对格拉古兄弟的贵族党心里明白：一旦他们的授田殖民城市建立，格拉古兄弟即成为他们的“恩主”。后来马略用建立常备军的方法解决无地农民问题，许诺在退役时向元老院替他们争取土地，结果开了“兵为将有”的先河。除了此类新观点，作者对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比较分析，也同样新意迭出，值得一看。
在《弥勒与弥赛亚：普世救主型宗教的诞生》一章中，孙隆基提出全新的观点解释希腊化救主信仰、贵霜帝国弥勒信仰与中国大乘佛教之间的关系，具有运用新材料、新角度提出新观点的特征。孙隆基认为希腊化世界是一个大熔炉，它将原是佛教与古以色列信仰双双转化成普世救主型宗教。旧大陆东西两端的汇通，使希腊化影响覆盖了西起罗马帝国、东至北印度的广大区域，虽未触及中国，但中国接受的大乘佛教是贵霜佛教，它的弥勒崇拜印度本无，乃新时代的混合物，而整个救主论思想打上了希腊化的时代烙印。据出土文物可知，贵霜王权带有希腊化时代救主论窠臼，与印度佛教“转轮王”思想相融合。佛教本无像，希腊人拜神必有像，因此佛教艺术演变出人像就是受希腊化影响。“他力往生”即是从“自了汉”的阿罗汉演变为凭借救主拯救的他力教，与希腊化的救主论合拍。弥勒崇拜在印度不彰显，为原始佛教所无。据孙隆基考证，“弥勒”一名与伊朗祆教之神“密特拉”有关联，佛教从一个非救主型宗教演变成救主型宗教，其外壳为希腊化的救主论，其内容却有很浓厚的伊朗成分。首批传入中国的佛教非来自贵霜，即来自安息，指伊朗政权统治下的印度部分。来自贵霜者国人仍以月支视之，因此都姓“支”(支娄迦谶、支谦)，来自安息者则以“安”为其氏(安玄)。贵霜时代的弥勒像盘腿而坐的瑜伽行者造型，基本上为中土所继承。云冈石窟的弥勒像与龙门石窟的弥勒像都做盘腿状。隋文帝时代弥勒教多次起义，救主思想发自民间，至唐代方便了武则天利用“弥勒下生”的信仰，发动武周革命，乃弥勒信仰的巅峰时期。总之，希腊化时代的救主论透过贵霜化的变压器后在中土有蛛丝马迹可寻。
《旧约》中愤怒与公义的上帝，是如何演变成《新约》中仁慈的上帝的？这个问题作者也作出了新的解答。自成一派的耶稣将古犹太教信仰推陈出新，发展出一个新层次，这是由希腊化时代轫始，至罗马之混一宇内，泛爱人类的思想已萌芽，斯多葛哲学在耶稣以前已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题，与早期基督徒同代的斯多葛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亦提出宙斯是“人类之父”，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神性却背离它(容易让人联想到大乘佛教“人人皆具佛性”的学说)。“历史生态在变，连强奸惯犯宙斯都发生基因突变，有家暴前科的耶和华如不跟进，即遭时代灭顶。”耶稣之死不脱“弥赛亚”宗教观，但保罗传教弥赛亚惨死十字架事件，转化为永生的灯塔，转化成普世的救主宗教。孙隆基先生用一个弥勒救主信仰贯串多种文明，加以解释，其通贯的眼光和识见确实堪称一个“新”字。
原文刊于2017年11月5日南方都市报A2叠13版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7-11/05/content_83985.htm#article
《新世界史（第2卷）》读后感(七)：历史的蛛丝
文/赵客
距《新世界史（第1卷）》出版后两年，第二卷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孙氏依然秉承第一卷的理念，摒弃了西方中心学说，采用多中心叙事方法。从时间上来讲，孙氏以“枢轴时代”为第一卷画上了句号，而第二卷则始于丝绸之路——另外一种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纽带。两者相映成辉，互为对应。
《新世界史（第2卷）》主要致力于欧亚大陆中古时代各地文明的发展演变，直至今日世界现代国家的原始雏形。书中采用大规模篇幅介绍了近代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形成，以及各自在文化上的影响和传承。
孙氏单辟一章综述“普世救世主宗教的诞生”，独创“希亚文明”一词，与业已为大众认可的“希罗文明“遥相呼应。但孙氏也同时认为，与古罗马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而发展成与希腊文化分庭抗礼不同，亚洲的希腊化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渗入当地的文化，并未后来居上。希腊化始于亚历山大东征，建立希腊-印度王国，之后月氏人继承其文化，南下北印度并建立贵霜帝国。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说，受希腊化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的雕塑艺术。 犍陀螺的遗址曾经出土希腊化风味十足的佛像雕塑，高鼻深目，颇具希腊人特色。其与孔雀城一南一北，成为希腊化佛教雕刻艺术的两大中心。
孙氏对于匈奴也有新的看法，历史上对于匈奴人被汉朝军队打败后，迁往何处并未有定论。孙氏独辟蹊径，试图揭开匈奴西迁后的历史之谜。西方历史上记载的匈人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并非对应关系，匈奴已经发展成草原的一个大同盟，而并非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草原霸权的代号，而并不一定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汉朝对应的匈奴人。匈奴为汉朝大军所击败之后，西迁的路上遭遇不同种族，经过同化统治之后形成新的集团一路向西。匈人不仅仅对欧洲造成了巨大影响，还冲击了伊朗及北印度。孙氏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其根源在于匈人对欧亚大草原的入侵和迫害，导致欧洲北部的民族大迁徙。历史具有偶然性，一个蝴蝶效应即可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凡事都在变化，与其把匈人的入侵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定义为因果关系，倒不如说他们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书中并未涉及太多中国相关的知识，可能也与本书定位有关——专为华语读者著述的全球通史。从前两卷来看，关于中国孙氏侧重于颠覆中国人史观之传统，如质疑夏朝的存在；另一方面，孙氏对中国人对本国较为了解的则略过，如五胡乱华和隋唐大一统时期。《新世界史》与其他线性时间叙事的史书不同，采用蜘蛛网式叙事，每一章节以一个事件/发展为中心，围绕着该中心发散开来，各个相关人物小事件则遍布蛛丝。孙氏的此种著史方法，更适用于对于全球史有一定基础的读者。
与第一卷不同的是，作者在总序和导读之后添加了说明，解释了翻译及缩写的一些相关问题。然而对于学术书籍 /教科书，还是有几点小建议：一、reference和notes最好分开；二、书中设计人名地名太多且经常在不同章节出现，又非线性时间叙述，建议最后加索引index，方便检索；三、图片最好编号，并在正文中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