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共和国读后感精选10篇
《想象共和国》是一本由[美] 阿扎尔·纳菲西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3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来，把你的椅子拖到悬崖边，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心爱的美国作家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说的这句话，哄骗我读了这么多年小说。
这句话也是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念念不忘的魔咒。我钟爱这位永远拥有“少女心”却并不天真的女作家。她是小说的理想读者，小说甚至成为她的某种信仰，成为她逃离现实禁锢与暴力，摆脱不自由生活状态的魔法棒。
是的，魔法，小说是一种虚幻的魔法。纳菲西总是幻想成为《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小女孩爱丽丝，在一个洞的两边，体验不同生活。写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两本书后，这位从伊朗极权政府阴影中走向美国新生活的女作家引发了世界关注。
那两本书体裁怪异，有自传的影子，又像小说和散文的混杂，我愿意称之为“文学书”。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灵魂。《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就像姊妹篇，它们有一块共同的幕布——那个曾经女性必须佩带面纱头巾、不能参加派对、不能和不是父兄一起走在街上的伊朗社会。在这样一个思想被禁锢、言行被约束的威权环境中，热爱文学的纳菲西带着七个“勇敢和脆弱交织”的伊朗年轻姑娘，在她的家里客厅开设“私人文学课”，进入纳博科夫、简·奥斯丁、菲茨杰拉德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世界。至于她自己呢，也会沉浸在回忆里，疼痛却深情地怀念那个集家庭争执、文学与政治相互较量的伊朗家庭。
文学成为纳菲西在极权社会中寓居自我的家园，而这家园谁也无法剥夺。即使后来她本人因为拒绝佩戴头巾、在课堂上教授“关于自由的文学”而被迫辞去教职并最终离开伊朗远赴美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也已经是“长在身上”的魔法光环，她成了美国版的爱丽丝。
之所以介绍这些背景，是为了告诉你纳菲西是谁。但写到这里我突然否定了自己，小说究竟是否一定要和家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相互交织？是否存在一种纯粹的审美意义上的小说？我在正反两种答案之间徘徊很多年了，会依然徘徊下去。但我相信，一部伟大的小说是可以越过地域、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在千万人中获得一种共通的深情鸣响。
《想象共和国》是这样一本书：表面上看它像文学评论集，是纳菲西为了研读美国社会前世今生而选取的美国小说的评论——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和卡森·麦克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但阅读后发现，这本书有强大的自我意识投射，它延续了纳菲西写作的母题——在阅读小说中获得并捍卫己身的自由，而方法是“希望全世界的读者，不惧冒险，勇敢进入这个想象的王国。”
勇气，是我理解这本书的钥匙。在这本“关于文学的文学书”里，不同的人读出各自需要的东西。纳菲西试图从三本小说中解读何为自由独立的美国精神，你也可以读出政治意味，比如种族歧视、废奴运动、越战、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抵牾等，但我从这本书里读出了勇气。
读小说，在我看来，需要的是勇气，获得的也是勇气。谈论伟大的小说最让人发愁的就是——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在作品里了。就像我们问，如何说明你为什么爱这个人？但我们依然要分享小说背后的喜悦和痛苦，这才是阅读的乐趣。所以我写的是一种阅读分享，非常私人。
我试图抛开雄浑的美国历史背景来精读纳菲西对三本小说的阐释，其实这是徒劳的，历史总是牢牢地捆绑着每个人的肌体，即使这个人是虚构的小说人物。但反过来说，宏大的政治历史概念背后，是个体的信念在支撑和塑造。
首当其冲是勇气，这三本小说里，存在着我们迫切需要的三种勇气——敢于听从自我内心选择的道德勇气；敢于逃离庸常规定性的存在勇气；敢于直视孤独的交锋勇气。
这三本小说的层次那么丰富，在纳菲西的叙述中，我和你分享最打动我的部分。
请你睁开热切的眼睛。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中国被当做儿童文学读物，是成人阅读的盲区。纳菲西把它当做理解美国精神的入口，无论在伊朗还是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上，她都不厌其烦地讲述它。在纳菲西看来，美国精神的迷人特质就体现哈克身上，这个被放逐的混血儿，拒绝接受文明社会的规训，像一艘抛锚的小船。纳菲西断言，“这个国家虚构疆土上的真正英雄都是边缘而颠覆传统的流浪者。”
不过，我无意和你讲述哈克和他的老朋友吉姆乘着筏子在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的冒险，我只想转述纳菲西讲述的其中一个桥段——在流浪路上，哈克曾有机会把黑奴吉姆交给奴隶主，然而他的内心始终在“交还是不交”的抉择中煎熬。当时的美国社会，蓄奴制还是一种“合理、正常”的制度，哈克不交出吉姆会被认为是“犯了罪”，但他无法背叛朋友。
纳菲西告诉我们，哈克只是个孩子，纵使再叛逆，他依然会受到所谓“社会公认道德评判”的影响而彷徨，“我越是研究这件事，我的良心就越是折磨我，我也就越是觉得自己邪恶、下流、卑劣”，“谁要是像我那样为了黑奴干这一切，是要下地狱永远受到烈火煎熬的”。然而，纳菲西几乎哽咽地指出，“道德的选择来自一个健全的心灵，来自对世界和对自我的不停质疑”，而那些来自“体面”社会的人——教徒沃森小姐、道格拉斯寡妇乃至有教养的汤姆，拥有的只是一颗”残缺的心灵“。
哈克有一颗健全的心灵，他最终选择给吉姆自由。如果这是邪恶的，那么哈克已经做好了下地狱的准备。
纳菲西从哈克这个个人主义者小流浪汉身上，看见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选择。哈克最终的道德标准和“正常的社会”完全对立，它是和自己搏斗的勇气的产物。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所谓“文明社会”中定义哈克的行为？纳菲西给哈克贴上了“成功的失败者”标签——“他们没有妥帖地顺应社会、遵循社会规则、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而这种失败是他们最大的成就。”
美国商人巴比特先生完全是哈克的反面，他渴望地位和所有物质成就的外在标志，但纳菲西敏感地看到，他的心灵是残缺的。
《巴比特》是一部反映美国商业文化繁盛时期城市商人的小说，它的作者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也许你并不熟悉他的作品，但阅读永远不会迟到。巴比特是刘易斯这个有着“哈克式”流浪汉气质的作家刻画的对立面——“一个终其一生以循规蹈矩为目标的男人，加入对的俱乐部，拥有对的东西。”
巴比特过着富足而刻板的中产阶级生活，他是美国进入消费时代的“标准化”产物，但他依然会空虚，企图寻找“真正的生活”，他曾经为此而外出漫游，却始终没有勇气承受因为抛弃“标准生活”而带来的社会冷落，最终他重新投入了原来的商人生涯。
写到这里不知你是否会觉得这感觉那么熟悉？巴比特让我想起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那个以画家高更为原型的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他为了心中魔鬼一般的艺术之火而抛弃生活，甘愿变成塔希提岛上的野蛮人。巴比特缺乏这样的勇气。
然而，纳菲西带着女性特有的慈悲的耳朵，捕捉到了巴比特“微弱的心跳”——那一闪而过的存在勇气，差一点就要放弃曾有的一切而重新上路。
纳菲西复述了小说的一个细节——某天早晨被闹钟吵醒的巴比特想继续睡眠，此时他梦见一个“那么苗条，那么白净，那么急切”的小仙女“在神秘小树林那边的幽暗处”等他，而梦境中的巴比特“无忧无虑又英姿飒爽，她会等着他，他们将一起航行到远方去——”，然后，送牛奶的卡车声侵扰了梦境。梦醒后的巴比特自问：为什么他前程似锦却依然还是不能餍足？他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纳菲西察觉到，小说人物巴比特是作者刘易斯的仿制品，他在公共生活中的欢乐和活力，“都是为了掩盖巨大的空虚”，他那“伪装成小仙女模样出现的自我，始终在避开他。”巴比特放弃了反抗，“他们完完全全地打败了我！”无力的结局让我们惊心，我们都是巴比特？
然而，纳菲西依然给我们提炼了最后的希望——不管生活多么标准化，你的梦中一定会有一个小仙女反复盘旋，她代表了冲破生活的勇气，即使她那么微不足道。这就是人之境况。
【交锋勇气：不再服用“精神阿司匹林”】
擅长书写“美国式孤独”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认为，孤独症是一种“美国病”。她笔下的人物都是有心灵上的表达障碍的畸零人。这些孤独且不合群的人，“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城市的孤独，这种孤独将为美国小说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纳菲西这样写道。
在研究美国精神时，纳菲西认为孤独是重要的一项特征，而美国小说的一项贡献是“表达出了一种现代世界的现象，导向一种情感自闭和社会自闭的个体的孤立”，而卡森·麦卡勒斯的代表作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则是诠释这种孤独症的最佳写照。
麦卡勒斯自己对这本书的描述是：“五个不合群的孤独者寻求表达，寻求在精神上与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东西融合的故事。五个人中有一个是聋哑人，约翰·辛格——整本书就是以他为中心展开的”。其余四个人——饭店老板比夫、黑人医生考普兰德、劳工鼓动者杰克和女孩米克，每个人都有一片秘密的理想，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沟通渠道，他们把辛格当成倾听的对象。这个哑巴是他们逃避苦闷的幻觉，他们以为辛格都能理解。
无法沟通的孤独带来绝望，绝望产生暴力——杰克用头撞墙，考普兰德殴打妻子，而辛格的自杀，则是最彻底的暴力。
辛格的自杀使幻觉消失。他的死成为这四个人的一种解放——逼迫着他们直面真实的自我，让他们通过自省酝酿出一种与孤独交锋的勇气，他们不再服用“精神的阿司匹林”。
不要以为解除幻觉很容易。纳菲西看到这四个人的挣扎——辛格的死标志着米克童年梦想的结束，而杰克、比夫和考普兰德，他们终于不能再简单地将孤独转化为暴力行为。既然幻想已经死亡，他们就不得不做些什么。
但纳菲西说情况依然不乐观，这并不是童话，“不会有钢琴演奏家爱上米克，全世界的工人不会团结在杰克周围，考普兰德医生的痛苦不会减少。”但希望还在，“虽然他们的朋友死了，但他们的冲动没有死，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将冲动表达出来。”
沉溺在孤独的状态中并没有任何益处，纳菲西提醒我们，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就是勇气，它是一种古老的理想——“一种人可以赋予无意义的生活以意义的信念。面对世界，同时面对它的痛苦与不幸，不逃避闪躲。”勇敢的纳菲西女士，几乎是在呐喊，“每一代新人都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他们自己特有的孤独。”
心是孤独的猎手，但心捕获了什么？——捕获的是与孤独交锋的勇气。这勇气也许是萤火虫的微光，也许，更像菲茨杰拉德小说里，那一抹“港口尽头的绿光”。
本文首发于2016年11月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12版，勇气，那是一种古老的理想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想象共和国》读后感(二)：《想象共和国》译后记
最终这篇译后记并未收录在书中，经三辉君与译者讨论，还是决定将此文贴在豆瓣与各位书友分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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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文/杨晓琼
初读纳菲西的时候，感觉她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情绪——“少女心”。她有一种时刻准备开始抒情的笔调，且爱写那些纤细、脆弱的时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每当哪个“丫头”嫁人的时候，她都会关切地问，是因为爱情吗？《我所缄默的事》的副标题是“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整本书中都浮现着一种执拗少女的形象。到了这一本《想象共和国》，一开头她便表达了自己对爱丽丝和多萝茜这些童话人物的喜爱，还梦想着一个由“爱开脑洞人士”组成的想象共和国。
然而，这个“少女”并不天真。如她所说，天真无法让任何人免于苦难，要记录苦难的作家不应该天真，透着少女心的文本后面是她对自由、思想、尊严这些问题的思考。过去她关注的是在伊朗的反抗——秘密阅读、拒戴头巾，她本人也因为这样的反抗被迫放弃教职，最终离开伊朗。但随着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久，她的关切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揭露了极权社会的虚伪残暴一样，在《想象共和国》里，她指出了那些看似逻辑正确的成功学理论的可笑之处，透视到表面的繁荣下人们面临的真正困境。
《想象共和国》好似《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一个镜中像。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都让我们了解到伊朗的现实：在柏林获得金熊奖的导演可以被禁止拍摄电影、限制出境；女性参加派对、不戴头巾、在公共场合与不是自己父兄的男子走在一起，其“道德败坏”程度与盗窃一样，都可能受到监禁和鞭打。纳菲西和她的“丫头”们与此对抗的方式便是阅读被视为禁忌的文学作品，以另一种方式逃出牢笼。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纳菲西如今所生活的美国，一切都更自由，但文学作品却变得无关紧要，教育政策中的讲求实际和大众的娱乐化倾向，都在将文学推向边缘；“艺术不再倾向于威胁到国家或者产生这样一种紧迫感。你可能被引入一种意识麻木之中，一种智识怠惰的状态”。“极权社会和民主社会是彼此的哈哈镜，它们反映了彼此的潜能，也预见了彼此前路的陷阱。”这种对比我们已经非常熟悉——《1984》和《美丽新世界》，而纳菲西仿佛是一笔一划地记录下了一种更带有女性气质的对现实相对预言的应验程度的观察。这两个世界绝不是彼此对立、相互隔绝的，它们可以融合，构成一个更复杂的现实。
离开伊朗多年后，纳菲西在写极权的同时，也写童年记忆，写德黑兰纳德瑞大街的食物与声色；来到美国后，她庆幸获得自由，慢慢找到归属感，却也开始有“抱怨”。她同时爱她“新的家和旧的家”。在中国，“爱国”这个词已经有了更复杂的含义，有人盲目地爱国，有人借着前者的盲目一边“爱国”一边捞取利益，而一些认真谈论爱国的人，也因为前两者而遭遇讪笑。纳菲西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爱国的方式。爱国主义不应被用作棍棒和障眼法，不应成为人放弃权利和理智的原因，她说吐温“将爱国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荣誉、勇气、正派的终极准则：作家的标准。作家质疑社会规则，追踪让人不舒服的真相。他（或她）促使我们承认那些我们宁愿忽略或否认的冲动和渴望，看清现实情况与完美设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实际上，她自己也是如此。
我欣赏纳菲西对于阅读的信念，她以阅读记忆伊朗，从文学作品中探讨美国文化。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一句话概括了她在德黑兰的坚持：“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也早有人指摘她解读文学时的泛政治化倾向，她读《洛丽塔》，便将伊朗人的命运与这个被强暴和囚禁的女孩联系起来，读卡森·麦卡勒斯，便以因为经济危机而陷入贫穷的女孩对应麦克勒斯笔下的米克。这无疑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阅读方法，文学本身的趣味会在此被削减。朋友同我谈论纳菲西时引用了纳博科夫的话：“‘优秀读者要有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想象力和审美趣味。’与君共勉。”耐人寻味的是，纳菲西在“卡森”这一部分中反对“听障女艺人”对《心是孤独的猎手》的解读：她认为她们太过功利，将小说中的人物视作了某种社会类型和社会状况的代表，为达至一个业已决定的结论，将小说都扭曲了。在这一点上，纳菲西也难免自相抵牾。不过，或许也正是这种解读吸引了许多人读纳菲西，也正是这样的解读使这些文学获得了一些公共性。
《想象共和国》读后感(三)：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纽约读《哈克贝利•费恩》
很多年以前，我看了法国一档采访伊朗流亡女知识分子的节目，主持人几次把问题引到伊朗极权政治对女性的压迫上，在这样的场合，流亡他国的异见人士通常会迎合西方主流媒体对敌对国度的刻板想象，借此营销自己的受难者形象。然而，她没有接下这个阴冷的政治化话头，以一种独属于女性的温婉，她娓娓道出她的伊朗姐妹们生动的生存现状。在她的描述中，她们就像在石缝中破土而出的野草，任何逆境都无法迫使她们放弃对美好和新奇的追求。她留给我“在伊朗长大”的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最初印象：端庄，聪慧，独立，并且充满了生之热忱。阿扎尔•纳菲西，这位因《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而一举成名的女性知识分子，她最近的《想象共和国 : 三本书里读美国》又在中国面世，无疑也属于这样一个群体，用她在这本新书里的话来说，“我在伊朗的经历为我重新定义了希望”，一种知道何者重要何者正确并且为之奋斗的希望。
纳菲西凭着《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很久之前就跻身最受瞩目的作家之列。在那本书中，建立在伊朗的生活经验之上的自我、文学和政治间的张力构成了其母题，具体言之，文学表现为政治之“僭越”的对抗性力量，自我及其自由在阅读中得到保护，文学成为自我寓居其中的家园，同时也供给了生活和命运的可能性的想象力。毋庸置疑，《想象共和国: 三本书里读美国 》是这一母题的延续，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的读者……不惧冒险，勇敢进入这个想象的王国”。这并不是说《想象共和国 》没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任何一个作家乃至艺术家都会有他宿命般难以挣脱的“母题”或者说基本关切——就如副标题“三本书里读美国”所表明的，纳菲西这次试图通过小说来辨识美国精神，她原先甚至准备把此书命名为《成为美国人》这个更为直白的标题。为此，她选取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巴比特》和《心是孤独的猎手》这三部小说（实际上还包括了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其中，哈克这个文学形象又居于统领的地位。
《想象共和国 》的写作动力来自于她朋友的一段话：“你谈论书是没有用的。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不在乎书，也不在乎这类东西。”逃离德黑兰并不等同于一劳永逸地获取自由，比起伊朗存在的粗暴政治干涉，美国盛行的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生活态度，同样导致了思想和想象的溃败。文化、艺术在民主国家固然不再受到粗暴的审查，但是，人们对它们的重视、对想象力的渴求却也相应地减弱，这种文化环境于是塑造了大量丧失自我的顺从主义者，甚至质疑权威本身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她颇有见地地指出，“从很多方面说，极权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彼此的哈哈镜，它们都反映了对方的潜能，预见了对方前路的陷阱。”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奥斯威辛和格拉古经验在西方思想家们的心灵深处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从习以为常之举中，从理所当然之境里，以各种思想和理论武器辨识出潜藏其间的利维坦（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之魂，成了他们共同的思考动力。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难遣之忧思也淹没在了“历史终结”的空洞赞歌里，阿扎尔•纳菲西的上述“警示”因而不免显出一种不合时宜的突兀感。细细思之，正是因为她成长于伊朗又长期寓居美国，在故国培育了对自由之渴望和对文学里的美国的向往，在作为归化国的美国又目击了自由和想象力的失落，这种内部的局外人身份恰恰使得她能更敏锐地提出警示性的观察。
在纳菲西眼里，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一个不断离家出走、抗拒凡俗的社会和宗教道德的流浪孤儿，并不仅仅是美国文学中常见的流浪汉形象的鼻祖。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诸如奥立佛•退斯特这样的孤儿形象是欧洲文学中的一个固定的角色，不过，他们和哈克的区别就在于，欧洲孤儿在历经了千难万险之后，总是会有一扇家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但是，哈克这个角色却始终在千万百计地离家出走，换言之，家是他最为抗拒的东西。纳菲西就此断言：“这个国家虚构疆土上的真正英雄都是边缘而颠覆传统的流浪者。”也正因为如此，《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不啻是文学界的《独立宣言》，因为它推动的是一个新的民族神化的塑造，哈克的“价值观与原则都更接近伟大史诗里的英雄们。”
通过对比《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纳菲西敏锐地观察到，不同于前者欢乐活泼的氛围，在后一本书里，哈克所处的环境中始终弥漫着一股阴郁的气息和难以名言的险恶，它们表现为一切都仅仅有条、按部就班，伴随着这种稳定的是体面，也就是文明对一个个体的规训化，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人们心安理得地接纳既定的秩序及它所表现出来的不公，对奴隶制的合理性没有任何道德的不适，甚至用《圣经》予以辩护。而纳菲西一开始就指出，哈克将civilization（文明）说成是sivilization是理解吐温用心的关键词，他始终以非常规的方式应用文明、黑鬼等词，最终是想把哈克塑造成一个体面世界的颠覆者，而不只是多数读者眼中的淘气而天真的小孩。纳菲西这样进行解读，即便是哈克的好朋友汤姆，他在恶作剧的时候所运用的童稚语言也是书本里的，也就是是哈克所厌恶的体面人的语言的变体，这种形式的语言和现实的真实性脱节，当汤姆使用这种语言时，完全不顾及实践那些语言可能造成的代价，纳菲西就是因此而认为这两个人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于汤姆，哈克不断地逃脱既定的秩序，追寻必然导向不确定性甚至危险的自由。从哈克身上，她看到的是道德的力量和质疑权威的勇气。而美国神话，也就是“关于不安分的个人主义的神话”就来自于这个不断离家出走的孤儿。
由这一思路所统领的解读里，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巴比特则表现为哈克直接的反面。但是，纳菲西提醒我们不要将《巴比特》单纯地视作是对席卷并主导着美国一切的商业资本主义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批判，她评论道：“作者将巴比特的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秘密的缄默和高声的宣告进行了有规律的穿插，这使《巴比特》避免沦为一场过分简化的展览。”实际上，巴比特始终对自己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心存不安，逃离当下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渴求隐藏在他的心底，但是，在经过浅尝辄止的并以失败告终的尝试之后，巴比特还是回到了旧日轨道。不过，不同于电影《革命之路》有类似心路历程的男主角弗兰克，巴比特在小说的结尾处在怨忿中直面了真实的自己：“我这一辈子，从没做过一件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说，相比弗兰克，巴比特并未完全沉沦。纳菲西因而有十足的理由认为，辛克莱•刘易斯实际上是以一种悲悯之情刻画巴比特。《巴比特》确实倒转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刘易斯笔下的美国社会和主人公，是一面让人焦虑的镜子，既让读者看到了当下美国和小说里的美国之间那刺眼的相似性，也使他们从巴比特的经历中反观自身。
基于这种对哈克及其反面形象的解读，我们也不会为她作出如下论断而过度不安：“那是一个建国文件都由诗人和小说家写就的美国，那是一个我愿称其为想象共和国的美国。”既然如此，那么诸如《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这些美国的建国文献，从作者所崇尚的自由和想象的角度来看，或许能够超越文本的差异，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构成由同一种精神贯穿的文本谱系。至此，就算我们并不认同她的观点，但也不得不承认，纳菲西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哈克形象不落俗套的评价非常大胆，她独辟蹊径的解读值得深思和回味，这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一部分。以赛亚•伯林将赫尔岑、维柯等人重新解读成追求自由和多元的英雄，在读书界激起了重新阅读他们作品的欲望，同时也招致了可想而知的质疑。《想象共和国》无疑也具有这样一种效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深受启发的读者们会重新翻开这些小说，迫不及待地想直接体验一番感染了纳菲西的那些东西。
纳菲西并不将《想象共和国》看作是文学批评类的学术著作，这也是它能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在她对这些美国小说的解读中，浸透着自己在伊朗和美国两地的生命体验，这是一种具有切己性的阅读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说，纳菲西对这些美国文学作品所进行的解读，实际上更是一种自我解读和自我探索，尤其是在哈克这一文学角色身上，她投注了对自己的想象和期待。这也是何以纳菲西诚挚而细腻的女性化文字具有亲和力，其夹叙夹议、娓娓而谈的风格散发着难以抗拒的感染力。可想而知，纳菲西这种脱离伊朗甚至美国大众的“国际中产阶级”趣味会受到质疑，她纯粹基于小说阅读和中产阶级阅历所形成的对于美国的看法也值得探讨。虽然纳菲西表明过，超越了国界、由不屈的读者构成的“想象共和国”和她眼中的理想美国是同一个，但是在通读全书后，我们仍然不免疑惑，她最终的问题到底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人（或者说成为一个理想中的美国人）”？如果这两种人是同一种人，那么阅读美国之外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点产生了质疑，那么，想象共和国和理想美国的同一性不免也将受到波及。——当纳菲西说哈克是启蒙的产儿时，上述这些疑问其实便不再成立。作者论道，哈克“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且他这种启蒙运动的风格绝不逊于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因为本书的初始标题并非“成为美国人”，而是“成为现代人”。同样地，她自己未意识到的潜台词是：美国人就是最现代的现代人。
或许你并不认同她对美国或者伊朗的看法，她对理想中的现代人的想象，但她的确成功地唤起了一种火热的情绪：尽管相比纳菲西那样的流亡人士，多数人整个的一生波澜不惊，但他必须投身严肃的阅读，从小说里获取生活和选择的勇气，在抵抗权力或世俗对想象的倾轧中保存自我。
《想象共和国》读后感(四)：愿我们都能在想象共和国里，当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想象共和国》的作者阿扎尔·纳菲西在伊朗长大，之后去美国留学、任教并最终成为美国公民，在两个天差地别的社会中，她发现，文学始终处于边缘：极权社会中，阅读文学就是犯了思想罪；而在民主社会中，人们似乎觉得文学没有阅读的价值。说来可笑，更了解文学的力量的，竟然是独裁专制者：文学的力量太过强大，不得不将其禁止。
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无书可读，而是不再阅读了。追溯起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读书并不是闲来翻几页书来怡情，而是经世致用，考取功名，获得“黄金屋”和“颜如玉”。我上学时看课外书总被家长批评“读闲书”，后来毕业工作了，渐渐地看书少了，也是有点“时间紧迫，要花在更有用的事上”的想法作祟。
在《想象共和国》里，纳菲西批评美国的教育改革去掉了教学大纲中大量的虚构作品，将阅读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规定为事实性的文章，让学生根据事实和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简而言之，想象存在的空间所剩无几。大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工作者，教会他们使用技能就算完成目标，所以不需要学诗歌、小说和历史，会写报告就够了。书中论及辛克莱尔·刘易斯的《巴比特》，主人公巴比特的儿子抱怨大学规定要读莎士比亚，为什么非得读莎士比亚呢？读莎士比亚有什么用？
如果认真地去找论据，也能找到很多，比如说莎士比亚非常重要，读他的作品可以提高写作水平，他的作品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等等。然而，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说，莎士比亚确实没什么用。问题当然不会在此终结，有用与否只是一方面，甚至只是不怎么重要的一方面——为什么非得有用呢？如果我喜欢莎剧里的韵律，读起来心情愉悦，何尝不是一种“用处”呢？钻牛角尖一点说，人都是要死的，做什么事情都没用。说到底，“有用”根本是一个伪命题，说一本书“有用”简直是对它的侮辱。
纳菲西把这本书命名为“想象共和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即共和国）”对应，柏拉图所驱逐的诗人——想象的代表——正是纳菲西的国度所欢迎的。带领纳菲西进入想象共和国的，不是通常认为的文学巨著，而是《绿野仙踪》。多萝西在奥芝国的历险有着多种解读，比如金银本位之争，然而在伊朗小女孩纳菲西心中，这个新奇的故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由想象组成的避难所，躲入其中可以逃避现实的种种烦恼。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三本书里看美国”，选取的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尔·刘易斯的《巴比特》和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对于纳菲西来说，美国精神的代表是以下三者的结合：叛逆小子哈克贝利·费恩，流浪者，永远在逃离安稳的生活，不愿意被家束缚；中产阶级巴比特先生，崇尚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南方小镇里的孤独人群，唯一的倾诉对象是一名聋哑人。
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想，如果让我选，我会选哪三本书作为美国的代表？当然，我没有去过美国，不知道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应该不会选以上三本书。在我的印象中，《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属于儿童文学，初中时看过之后就没有重看过（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对这本书的固有印象了）。刘易斯的作品我完全没有看过，无法评价，不过看了纳菲西的介绍，觉得值得一读。卡森·麦卡勒斯我倒是一直很喜欢，但是我不觉得她能代表美国。（我大概会选《在路上》、《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麦田里的守望者》，其实《洛丽塔》我也很喜欢，但是觉得它不够美国。）
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写到卡森·麦卡勒斯时，纳菲西说一个美国朋友指责她不懂得真正的美国南方是什么样的。虽然纳菲西阅读了大量关于美国南方的文学作品，马克·吐温也好，威廉·福克纳也好，卡森·麦卡勒斯也好，他们都展现了南方的一个面，这些作家的描述在纳菲西的脑海中构建了一个美国南方：炎热、充满冲突、孤独……可是谁能说通过想象得来的形象就一定不真实呢？说不定这些深层次的剖析比直接观察来得更准确。在想象共和国里，我们有创造属于自己的事实的自由。
此外，纳菲西还写了很多她的朋友法拉的传奇故事，比如说，在丈夫入狱时，怀孕七个月，带着两岁半的女儿，从伊朗偷渡到土耳其。这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是在她们二人的讨论中形成的，读起来有种奇妙的参与感。
更多的细节就不赘述了，希望以后遇到“读书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都能理直气壮地回答，没什么用，但是我喜欢读。
愿我们都能在想象共和国里，当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想象共和国》读后感(五)：从经典文学里看世界
“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多数人，都是在黑暗中行走，在黑暗中吹着口哨，没有人知道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或者他将如何承受。这是不可约省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事实上，社会的性质就是要在它的公民中创造一种安全的幻想，但安全由始至终都必然之势幻想，这也绝对是事实。艺术家就是来搅乱这种平静的。”——鲍德温
与其说本书是“三本书里读美国”，不如说是“经典文学里看世界”更为精确一些。正如作者所讲“知识不曾给过人慰藉，但许许多多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曾在书里找到目标与理想，因为书变得更坚强——一言以蔽之，获得接受生活的能力或改变生活的渴望。不是那些包裹着美满结局之糖衣的故事，而是那些挑衅额、艰辛的、时而还让人痛苦、能够带来启发的故事。”
读者可以亲历哈克的自我成长：“有些风险他意识到了，但他甘于去冒险，也愿意承担责任。哈克将找到一个新家和一个精神力量的新源泉，在那里，外部世界的权威被内心的坚定信念所代替”。
也许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巴比特的焦虑：“为什么？他拥有成功、忠诚的家人、社会地位和似锦前程，为什么他还是感到如此不能餍足？”
从经典作品中看到人性的光辉、黑暗；主人公的痛苦与挣扎……让读者直面自己、直面世界，如此这般，读书还需要理由吗？
《想象共和国》读后感(六)：阅读捍卫自由：阿扎尔·纳菲西《想象共和国》读书札记
在当代社会，读书是一件危险的事吗？ 是的，在很多国家。 读书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吗？ 是的，在更多国家。 美籍伊朗裔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想象共和国》中所讲述的，所思考的就是这一问题：为什么在伊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阅读的书在美国却鲜有人问津？为什么在自由丰裕的社会读书反而愈加稀缺？而不管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我们需要警惕的正是鄙视书、不读书的习惯，因为阅读是捍卫自由最有力的武器。囿于此，纳菲西从伊朗到美国，始终通过阅读构建起一个“想象的共和国”，在伊朗是用来抵抗专制对自由的压迫，在美国是用来抵制物欲对灵魂的侵蚀，而每一次的阅读都会让我们离真实的自我更近一点。自然，既为“想象”，对应的也就是“现实”，所以“想象的共和国”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对美国的一种感知——那个通过小说阅读塑造而成的国家。这也正是“想象共和国”的双重含义，既是阅读的世界，也是促使现实美国不断进步的“想象的美国”。 本书的副标题是“三本书里读美国”，所以本书主要是纳菲西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三本小说进行解读，结合自己所遇到的人与事，对小说中的美国与现实中的美国做杂糅分析。纳菲西的经历使其与安·兰德、汉娜·阿伦特诸多“流亡美国”的作家一样，习惯于用一种异乡人、旁观者的视角对过去与当下进行审视，而专制与民主、现实与理想、历史与未来的矛盾始终是其思考的主题。所以三本书中，哈克对于僵化、教条生活的逃离，巴比特在物欲世界的沉浮，《心是孤独的猎手》中众多主人公对现实的疏远——这构成一条共同的主线，即作者对于思想标准化、灵魂商品化、生活平庸化的厌恶与反思。基于对现实的批判，作者进而用小说建构出一个想象的共和国，“所有你以为理所应当的东西都可能被颠覆”，也正是通过这种“贯穿骨髓的震撼”（阅读），现实或者面对现实的态度才有可能变化。而这种“书中书”的结论又与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相一致，也是其逃离家庭生活、国家生活束缚的主要方式，通过阅读捍卫自己在“想象共和国”中的自由。美国也正是由于众多小说中的描绘、颠覆、讽刺成为美国。 其实，当我看见书名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的另一种翻译），不过不像柏拉图的“理念”是万物的本原、模板，是绝对的完美，纳菲西的“想象共和国”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而正是这一类的阅读使得个人将思考与判断的能力从独裁者、广告商手中重新夺回来，现实生活的残缺反而有可能实现个人的“完美”。所以，穿插于三本书评述过程中的人物，热爱哈克的发小法拉，思想激进的乔安娜与迈克·赖特，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疏远之感，但他们的生活本身又展现出一种美的力量——他们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自然，诚如纳菲西避免不了可能存在的对三本书及诸多作者的过度解读，我对于纳菲西的阅读与思考亦然。不过，读书的魅力不正在于激发读者去想象，去思考，囿于阅读体验与生活经历的差异进行不同的解读吗？ 而全书对我触动最深的，除去纳菲西对于阅读与想象的思考，更在于她所提出的问题，即“不断侵袭美国的不只是经济或政治危机，更深层次的危机正在这片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蔓延——一种唯利是图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它鲜少关心真正的人类幸福，它对于想象力与思想不屑一顾，而对知识的热情则被其归为无关痛痒的东西。”而在我们看来，这里的“美国”换作“中国”也是成立的。也就是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康德所坚持的作为目的的人日益成为某些人或者某种力量的工具，即人的不断物化——这种现实残酷而真实地引发了思想的标准化、灵魂的商品化、生活的平庸化。所以在纳菲西看来，作家与思想家是真正美国精神的捍卫者，“他们要求读者去质疑自以为是的规范，认识不公的存在。”这不免有一种被动，因为作家与思想家的思考还在于是否被阅读，而这种阅读在绝大多数人那里是缺失的，作家所捍卫的反而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其实，在我的认知中，拯救必须是自救，而途径就是阅读，是阿伦特所坚持的思考力与判断力的锤炼；如果没有阅读，对于良知的坚守也是最后的底线。 最后，书中提到的美国教育界所制定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基于政治正确，对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文学经典作品中诸如“黑鬼”等词语进行删除。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陌生，就像图书审查一样，一种原因是政府不相信读者自身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为了防止“思想毒害”的蔓延进而越俎代庖，替读者做出选择；另一种原因则是惧怕读者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为了维持其政权，刻意“断章取义”，只愿意告诉读者部分真相。这一点，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用反讽的叙述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同时，《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将学生的阅读分为非虚构（“信息型”文本）与虚构，并且强化前者、弱化后者——这其实就是教育的“实用主义”蔓延，恰如纳菲西所言，“太迫切地想要创造高效又有产能的‘标准化人类’，没有时间发展富有想象力的知识。”——自此，“学习为了知识与好奇”变为“学习为了分数与实用”。 简言之，我和作者应该属于“臭味相投”的人吧，所以她的每一本著作读起来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也是读书的缘分吧。
《想象共和国》读后感(七)：在想象里存活
在想象里存活
文/斯索以
有些事物，往往在想象里“存在”，哪怕它是一个国家。这样说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生活的“逻辑”确实如此。《想象共和国》里所展示的，正是作者阿扎尔•纳菲西心中的理想世界，如她所言，“远在世界划分国家与民族之前”，她心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自己“可以轻易地逃往那里”，躲开支配着她人间生活的“恼人规矩”。而这个世界的原型，就在纳菲西阅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巴比特》《心是孤独的猎手》的过程中缓慢浮现了。
一个人的生活半径有限，我们周遭的“现实”远不如那些我们“想象”的空间大。对未去过日本的人来说，日本是想象的，来源于新闻、报纸、影视、书籍，樱花则常常是这场浪漫构图的核心。对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是想象的，历史学家细致的勾勒、电影中富有冲击力的场景，都是助推史实再现的完美材料。想象常常充当滤网和脚手架，一方面从已有材料中筛选和保留主体所期待的那些元素，一方面对没有的东西实施填充或进行“伪造”，以构建出理想的存在。最典型如我们的童年的回忆中，常常掺杂了今日的单方美化，诸多真实的童年事件经历了“美肤”之后，更为细腻生动，比忘却的那部分对当下的自己来说其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想象的功能和价值，对纳菲西来说则要深刻和厚重许多，在《想象共和国》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力量。书中，她以阅读三本名著的行为和体验为纲，传递了一种关于理想国家、民主政治的思考和构想，更是贯穿着一位作家、一个时代“颠沛流离”的精神史。
纳菲西的童年在阅读中展开，阅读让她不停穿梭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是阅读铺开了她的想象，让她很早便扩张了自己的心灵版图。因此，在后来的逃亡生活中，她精准地跳上了阅读这只小船，溯流而上，像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一样寻找着政治的桃花源，寻求身份的认同与心灵的庇护。借着阅读的力量，她们一步步向前探索，认清现实，接受召唤，获得归属，如她所言，“阅读是一种私人的行为，但是它越过大洲与时间，将我们联结在了一起”。因此，对于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来说，那个“想象共和国”就是纳博科夫的“某种方式，某个地方”，是爱丽丝的后院，是“一个与真实世界平行的世界，居住者既不用护照也无需证件。唯一的入境条件就是一个开放的头脑、一份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一种无法定义的逃离世俗的冲动”。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被柏拉图驱逐出“理想国”的诗人得以重返；在这里，“人们看不到政治、宗教、族性或性别的字眼”，生命无需面对人为的禁锢，不必戴上政治的枷锁。
想象在自由缺失的时代，往往可以代表自由本身，推动个体发声。在纳菲西看来，它帮助我们塑造了对世界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态度，当有人质疑美国梦以及想象在实现美国梦中的价值，她立刻反驳道：“没有想象，你如何梦想？”并指出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想象：“对于无家之感和绝望，对于生的无常和死的必然施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公和痛苦，想象并无解药。但是它让我们找到一种既可以记录也可以拒绝不公的发声方式，我们不接受事物当前的样子就是明证。”因此，小说所要传递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一种信念，所要创造的不是雷同现实的另一种奴役，而是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找到一个家园”。
纳菲西从书中理解了“国家”这个概念，从《绿野仙踪》中认识了“美国”，接着，《少女妙探》《草原上的小屋》《飘》《汤姆叔叔的小屋》《杀死一只知更鸟》等，在她面前展现了“一条叫密西西比的河和许多的城市、河流、森林、湖泊以及人们”，在后来，更多的人物、地名闯进了她的世界。很小的时候，“美国”在她心中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并因各种各样的小说笼罩着一层光环。2008年12月，当美国最终成为她的“家”，她却更清醒地感受到那种预设已久的失落，小说所撑起的梦想似乎一下子经历了沧海桑田。早在阅读《杀死一只知更鸟》一书时她就意识到，“正义是一个四面楚歌的概念”，被誉为民主社会的新家美国的现实状况给了她深刻的提醒——“我们需要重获想象的第三只眼睛”。她感叹，“家乡！这个迷人的概念可以变得那么具有迷惑性，那么脆弱”，当初那个关乎家乡的一厢情愿的想象“总是牢牢扎根在它小说的山河国土中”。对纳菲西来说，“文学不单是一条通向能读会写的途径或者一段教育中的必经阶段”，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需求，“一种重新取得被国家褫夺的身份认同的方式”。她非常喜欢《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并在其中看到自己和好友法拉的影子，过去的四十年里，在伊朗和美国，法拉和她在许多重要的人生关口相见、分离又重逢，如今她将多年的阅读经验融入到二人的生命经历，以此为切入点来思考和解构文化、政治、国家等概念。她也从诗歌和小说里发现了另一个美国，并在课堂上带着学生朗读书上的某些段落，“不同的心绪和情感从纸上跳脱出来，拥有了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部基于阅读的自由想象，一部关于国家、民族、政治的书写。现实的世界虽然充满禁锢，阅读所带来的“微小的开口”，却让她抵达了另一个国度。她在哈克身上看到的另一种活法是对真实自我的隐藏，而隐藏的目的则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左右夹击，让内心更好地抵达，因为“在一个威权国家生活，要想活着，你就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别人”。她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看到了更为隐秘的美国，一个架构在孤独上的美国：孤独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种驾驭自己的方式，人们最终在孤独中找到归属，美国式的孤独与美国人与生俱来的自力更生的品性一起孕育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她在《巴比特》中觉察到，人无法驾驭自由时反而会被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所吞噬，“可以随心所欲”却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的巴比特便是这种美国心态的典型。她总能在无尽的阅读中嗅到一些被禁锢的味道，在别人都迟钝时爆发出汹涌的敏感，而这种敏感引诱着她不断思考、质疑，面对同样的故事和人物读出新的生命。
有时候，想象的东西未必不是真实的。说它真实——其最大的真实莫过于它基于一些真实的材料，想象一种可能，并根据背后的严密逻辑或学理，建构一些距离真实发生的事件很近的王国。柏拉图建立的“理想国”让人血脉贲张，来自那个国度的风不知吹拂过多少人心中关于国家概念的那面旗子。两千多年过去，那种大胆的想象所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至今为人津津乐道。阅读将我们所引向的世界，也许是一个在我们的现实里无法实现，却在另一个地方自由开花、无比真实的地方，与其说纳菲西在虚构一个世界，不如说她在书写为多数人向往、却只有极少数人在享受的事实。当一些人在现实里煎熬时，另一些人借助想象确实又活得无比真实，想象也才成为那名副其实的“第三只眼睛”。只是，一切都需要代价，就连想象也不例外。对纳菲西和法拉这样的流亡者来说，美国并不是自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完美的梦境，相反，它是个“建立于同样多的残酷梦想和希翼期望之上的国家”，而“来到这里的人们都带着难以承受的苦与痛，每个重新开始的故事都对应着一个梦想破灭的故事”。可想而知，想象共和国的背后，仍是现实世界的血淋淋。不然，为何那些如哈克一般有家的人，依然在不停地逃离，永远遁入一种没有家的状态？
2016.9.11-12于北京•既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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