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精选10篇

　　《世界史的诞生》是一本由冈田英弘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1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一)：回首世界历史，放眼全球化

　　是否存在一种叫做世界历史的历史？或许我们看到教科书的名称会对此表示一种无需探讨的蔑视。然而，就是有人对这个问题下了功夫并且花力气去探索其中的可能。世界历史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否属于伪概念，而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有这样的历史概念，并且是否可以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把如此名称的来源支撑起来？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二)："2016年度影响力图书"TOP50

　　《世界史的诞生》很有想象力，也刺激我们思考该如何书写自己貌似熟悉的历史。这本书更重要的的意义是让我们了解日本人对元朝历史如何想，如何说。《世界史的诞生》入选"2016年度影响力图书"TOP50，新华网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评选。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蔡伟杰2014年评价此书说：

　　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一书，日文初版于1992年发行，1999年再版，21年后才被译介到中文学界。虽然内容略嫌陈旧，但仍可作为冈田史学管窥。作者认为，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世界史才变得可能。因为在古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仅有两种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历史文化，但后来受到这两大文明的影响而产生书写历史的文化。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观分别以司马迁《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尚未统一的弱小希腊如何战胜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历史叙事与基督教《圣经？启示录》中善恶对决的世界观相重合，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起源与转移。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写出的中国型历史，基本上是一种停滞的历史：历史舞台主要局限于中国内地，无法将中央欧亚地区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部分的正史。

　　从冈田的角度来说，前述两种历史文化都是从自己的区域来看世界，只有作者自己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然而，当现代人将世界史书写的范围扩大到地球整体时，这两种历史模式都不足以取法。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后，东方的中国文明连接了地中海文明，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同时欧亚大陆后来的政治边界划分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冈田更主张资本主义经济首先诞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入地中海世界与西欧，由于海上贸易发达，同时揭开了现代与海洋帝国的序幕。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三)：愤激暗烈之反华史观

　　日人之满蒙学虽自荻生北溪时早已有之，而冈田氏乃能将其推进至全球史之新阶段，故能成其为日本蒙学之一代宗师。其师承乃制定蒙文拉丁转写方案之俄国学术大师N. N. Poppe，而美国人M. C. Elliot其师侄也。今日风靡汉语学术界之杉山正明虽非其徒，观其行文风格实多有私淑处。观冈田氏之书，则多荒诞不经之谭，如言夏人为东南亚人（59页），资本主义产生于女真（154页）之类，置之一笑可也。余读此书，可以想见日本战后既反华又不能见容于美国主导之世界秩序之纠结苦闷，故宜联系日本学术史脉络读之。今日之支那满街皆中国梦我的梦之招牌，深夜读毕，不觉能一泄我压抑之心怀。至于其所论之历史，今日匆匆不暇，姑俟他日另撰一文述之可也。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四)：日本学者看蒙古帝国：真正的世界史由此出现

　　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一书，日文初版于1992年发行，1999年再版，21年后才被译介到中文学界。虽然内容略嫌陈旧，但仍可作为冈田史学管窥。作者认为，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世界史才变得可能。因为在古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仅有两种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历史文化，但后来受到这两大文明的影响而产生书写历史的文化。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观分别以司马迁《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尚未统一的弱小希腊如何战胜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历史叙事与基督教《圣经？启示录》中善恶对决的世界观相重合，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起源与转移。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写出的中国型历史，基本上是一种停滞的历史：历史舞台主要局限于中国内地，无法将中央欧亚地区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部分的正史。

　　从冈田的角度来说，前述两种历史文化都是从自己的区域来看世界，只有作者自己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然而，当现代人将世界史书写的范围扩大到地球整体时，这两种历史模式都不足以取法。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后，东方的中国文明连接了地中海文明，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同时欧亚大陆后来的政治边界划分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冈田更主张资本主义经济首先诞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入地中海世界与西欧，由于海上贸易发达，同时揭开了现代与海洋帝国的序幕。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当时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底下的拉施特（Rashidal-Din）所著《史集》为代表。

　　虽然笔者不尽同意冈田对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的本质化诠释，不过第七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倒是有些不错的讨论火花。冈田从反思日本史学界的历史分期系统出发，认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东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标准，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研究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将皇帝专制视为中国走向近世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西方，专制主义的发展局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的代表，因此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而他提出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内陆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史学界的一种典范的说法，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过去的世界史典范。

　　澎湃新闻蔡伟杰2014-08-26 09:41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五)：即便是读史也要有包容的胸怀—Leo鉴书206

　　《世界史的诞生》作者是日本的岡田英弘，日本籍的历史学家他是我读到的每一个人，本书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日本人写世界历史的书。按后记中作者的说法在日本印时应该是本口袋书，国内版也不是很厚，正文在200页左右，内容确实很丰富。本书在对我看历史的影响不是颠覆性的，但却非常有启发， 即便是读史也要有包容的胸怀和接受改变的心。

　　关于中国“正史架构”给我印象很深，意思是自《史记》和《汉书》之后确立的，直到1735年《明史》为止，历代延续相同形式的纪传体，以皇帝为中心的“正史”历史观记述历史。个人认为重点在最后一句，以皇帝为中心，这里面学问很大，谁当皇帝（原则上只有一个）谁就是“正”，别的都围绕这个来。这个视角比较适合记录没变过，问题是历史在不断改变，所以史学家用了很多变通的办法。

　　比如：陈寿的《三国志》是分裂时代的“正史”包括《魏书》、《蜀书》、《吴书》，但其中只有魏书有本记，其余两个都是本纪——惟一的正统皇帝历史观在此开始分裂。之后几次非正常的传承，比如元是被明赶出中原但是没有马上灭亡，如果按一个正统的观点，跑到外蒙的元天顺皇帝才是正统。不过没关系《明史》把这事儿掰过来了。《明史》是清朝的满族人修的，而他们17世纪把蒙古包进了中国版图。公元1635年，满族征服了蒙古，元朝最后的正统林丹汗病死，皇后和太子向皇太极投降。后者认为自己继承了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天使。有空看下台湾版的中国版图，现在还包括外蒙（这里涉及与苏联的问题，本书未包括）。

　　此外，我估计读本书的人第一时间就会注意到到作者“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国视为世界史的开端”的观点，这个对我刺激也挺大，教科书上不是说野蛮征服吗？怎么变成开端了。仔细看看，作者也有自己的道理。大意是历史是文化，创造出历史的文明区域决定 了历史通用的范围。拥有历史的两天文句地中海（西欧）文明和中国文明到12世界都是各写各的称不上世界史，而蒙古征服华夏一应俱全 又继续向西拓展，地中国海文明，让两者有机会接触，从而让世界史成为可能。我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作者的观点确实值得参考。

　　书里还提到黄金之乱中的末世论受到波斯袄教（基督教传中中国的分支）的影响，跟《启示录》内容基本一样。东西对立受世界是善与恶的战场，即《启示录》善恶二元论。以上种种，国内通行版教科都都是绝对不会写滴。读读本书，对我们的历史观肯定有启发。

　　即便是读史也要有包容的胸怀和接受改变的心。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六)：世界史的另一种可能

　　难得读到由一位日本史学家写的关于世界史方面的著作。本书作者冈田英弘是“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年仅26岁便成为日本学界史上最年轻的学士院会员。现在 风头正劲的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是他的入室弟子。

　　在日本史学界存在着两种历史文化的传统。在作者看来，而创造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两位天才。一位是在地中海世界中，以希腊语写下《历史》的希罗多德。另一位则是在中国世界中，以汉字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希罗多德创造出的是地中海型历史，它主要记述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因此，希罗多德建立起的是“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而司马迁的《史记》是书写的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皇帝权力的起源，以及权力传承给现在皇帝的原委。司马迁建立的中国型历史观是一种不承认变化的正统历史观，强调“天命”赋予皇帝统治“天下”的权力（即“君权神授”）。相对而言，希罗多德笔下的地中海文明是以变化为主题的历史观。而在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中，冈田英弘试图把上述两种历史叙述综合起来，寻找书写世界史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

　　在作者看来，在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出现以前，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在他们自己的历史架构中书写着各自辉煌的历史。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大可汗，上尊号“成吉思•汗”，这标志着的蒙古帝国诞生。在作者看来，这也是世界史诞生的瞬间。这个帝国的诞生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的藩篱。蒙古军队南征北战，吞没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使得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得以连接起来，两大历史文化得以比较深度地融合，很多现代亚洲和东欧国家得以诞生。书中作者提出诞生于中国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经由草原之道传进地中海世界，再传到西欧世界，从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这种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起源于中国北部。这种观察是不是站得住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论证。

　　这本篇幅不算很大的世界史非常强调蒙古帝国诞生的文明意义，大大提升东亚地区在世界史发展的影响力和作用。这样一种单一世界史的叙述是否能够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但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这本著作，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七)：你需要了解的世界史的想象力

　　在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理论架构里，在人类文明中唯有东方的中华文明与西方的地中海文明发展出了历史传统。而创造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两位天才。一位是东方中国，以汉文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另一位则是在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希腊语写下《历史》的希罗多德。司马迁的《史记》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王朝更迭、皇帝变迁。在他所确立的历史叙述中，无论现实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记述时都会尽量规避“正统”的变化。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记叙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确立了“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就这样，拥有历史的两大文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各自在创造出固有的历史观之后，在各自的地区里以各自的历史架构书写历史，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世界观都造成了重大影响。

　　直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出现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将蒙古帝国的建国视为世界史的开端具有四大意义：一，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了连结东方中国世界与西方地中海世界的“草原之道”，将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舞台做出了准备。二，蒙古帝国统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至今为止存在过的所有政权都归零，由蒙古帝国重新划分新的国家。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现代亚洲和东欧各国就此诞生。三，诞生于中国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经由草原之道传进地中海世界，再传到了西欧世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四，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蒙古帝国外围的日本人与西欧人为了找寻活路，开始了海上贸易，这也使得历史的主角从至今为止的大陆帝国，移转到了海洋帝国。”

　　因此，公元13世纪之后的历史，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般，分别记述地中海、西欧世界的历史，以及中国世界的历史。在蒙古帝国一处所发生的事情，立刻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当作单一的世界史记述。也就是说，世界史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

　　这里，恰恰也体现了冈田在书中所试图传达的另一个主题：为了寻求世界史真正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将西洋史与东洋史合体，而是应该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

　　冈田力求用简明易了的话语去重构世界史，这部篇幅并不大的著作译成中文不过13万字，通俗易懂。同时，他也承袭东京文献学派讲究文献考证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在构建“冈田式”世界史时论证逻辑清晰并注重文献考证。与其后辈的许多历史学者撰写历史通俗性著作不讲究参考文献不同，冈田英弘在该书的末尾标注了每一个论据所引征的文献考据，并对所参考的资料进行了短评。而此次翻译引进的中文版，也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冈田对参考文献的评注。

　　不可否认，作为日本世界史学者，冈田英弘的历史观与世界史的重构最终目的是为日本史的书写服务，带有独有的价值观。但是，他天马行空般的新鲜见解与万马奔腾般的宏观叙述，绝对会对中国读者产生震撼的冲击力。而事实上，作为日本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冈田英弘的历史观在日本学界乃至美国已经得到继承与发扬。他的后辈——杉山正明与欧立德，显然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八)：右翼史家眼中的世界史诞生

　　由于某位三号人物的推荐，岡田英弘这位在大陆除了学术圈有所了解的日本史家突然成了热门人物，这种热潮一直到今天这本《世界史的诞生》出版，终于让很多只闻其名不见其名的“粉丝”得以一窥这位大师级人物的庐山真面目。诚然，作为蒙元史和清史（按照今日正规说法）大家，岡田英弘先生理应享受这份迟到的尊荣，但就在荣光背后，这位大师的另一重面孔却被巧妙地忽略了，那就是日本右翼历史学家的长老，对他来说，他所撰写的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蒙元史”和“满清史”，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异族入主中国史”

　　“异族入主中国史”是中日战争前日本兴起的一种研究热潮，今天的学者几乎已经淡忘了这段历史，这一研究的目的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配合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或者按照岡田英弘们习惯的说法，是将东亚从西方列强魔掌中“解放”出来的“大东亚圣战”）提供理论武器，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上纲上线，但在当时它确实被赋予了这一现实意义，日本军部认为，为了以后可以统治中国，必须研究诸如辽、金、蒙元、满清这些异族政权征服并统治中国的过程和方法，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曾经有过受到异族统治的经验和历史，所以完全“以史为鉴”，用合适地方法去征服和统治今天的中国人，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研究出来的成果确实被部分地践行了，比如“以华治华”政策就部分来自于清朝统治的满汉分治政策，同时，这些研究还考虑到了如何在日后进行思想教育（我们更习惯称之为“奴化教育”）和如何尽可能减少中国人认同日本统治上的阻力问题。在这些研究者中，不乏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宮崎市定、安部健夫、三上次男、白鸟库吉

　　多亏了编辑和译者的努力，所以这些代表岡田先生内心读白的字句被小心翼翼做了美化处理，但是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可循。第6章的题目叫“蒙古帝国创造世界”，下面的小标题里有一节叫“征服南宋”，但实际上原书使用的是“征服中国”，而且在这本书里，只要出现“中原”两个字，那么基本上原文就是“中国”，比如这一节下面有这样一句话：

　　“（南宋灭亡）这使得中原皇帝的‘正统’再度中断，中原成为了游牧帝国的一部分，与突厥、回鹘、契丹、金一同成长的另一个‘正统’获胜，吞噬了中原”

　　但实际上，原文写的是：

　　“（南宋灭亡）这使得中国人皇帝的‘正统’再度中断，中国成为了游牧帝国的一部分，与突厥、回鹘、契丹、金一同成长的另一个‘正统’获胜，吞噬了中国”

　　在底下“蒙古的继承国——中国”的一节的第二小节里，作者用了两个疑问句：“明朝将军事基地设在南满洲辽河三角洲，是为了阻挡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但这是否代表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和“明朝所建立的万里长城只到山海关为止，辽河三角洲并不包含在内，这说明什么？”

　　而且在最后一个疑问句的问号后面，读者会发现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句号，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原因正是因为这两句话其实并不是疑问句，而是陈述句，最后两个问句的原文分别是：“并不代表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这些小改动似乎还不足以彰显作者的真实观点，岡田先生最露骨的看法其实是在“清朝复兴蒙古帝国”这一节里，编辑很有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经常有人误解，清朝其实并非中国·的王朝，中国其实不过是清朝·的殖民地之一”

　　清朝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是清朝的殖民地，这正是岡田先生对清帝国史的真实看法，考虑到现在西洋流行的新清史的旗手之一欧立德（Mark C. Elliott）是岡田先生的入门弟子，所以也就不用太奇怪为何新清史总是被贴上“清帝国主义”和“清殖民主义”的标签了，实际上是其来有自的。在这一节的最后，编者删节了最能代表岡田英弘观点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原文贴出来，恐怕会让很多读者感到不快（【】里的部分代表删节的内容）：

　　相较于中华·民·国，1949年成立的zhong·华·人·min·共和国统治了过去大清帝国的所有领土。唯一的例外是外蒙古（蒙古国），仍旧保持独立。【1950年，zhong·华·人·min·共和国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为由，强调主权的合法性，无视当地住民的意愿，以武力合并了西藏。zhong·华·人·min·共和国虽然主张西藏在元朝和清朝的时代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事实，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元朝和清朝虽然都是统治中国的王朝，但两者皆不是中国的王朝。再加上，两者从来都不曾直接统治西藏，更不用说让中国人统治西藏】”

　　实际上，尽管删去了这段露骨的论述，岡田英弘的逻辑在其前文也已经表述无疑，其大概逻辑线索者这样：

　　一、中国是被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征服的殖民地

　　二、西藏、蒙古和满洲实际上都是帝国统辖的一部分，与中国是平起平坐的地位

　　三、清帝国的灭亡实际上是帝国分裂的过程，中国是帝国的一部分，从中独立出来，对帝国其他的部分没有合法的主权

　　最后一个结论是否太过夸张呢？其实一点也不。对岡田先生来说，他的真实想法远比这个还要多，他同样也支持台du，理由同上：台湾也是清帝国的殖民地，是日本帝国通过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将其从清帝国手里“解放”出来，所以当1945年日本帝国放弃台湾这块殖民地时，它自然就获得了独立的理由

　　岡田英弘先生的《世界史的诞生》是他所出版的那些通识小册子里这一观点最不露骨的一本，所以还算容易清理，但既然大陆读者已经对他产生了兴趣，所以为了全面了解这个人，不妨把岡田先生的其它两部著作一并贴在下面，供诸君取阅：

　　《この厄介な国·中国》（麻烦的国家：中国），2008

　　《台湾の命運 : 最も親日的な隣国》（台·湾的命运：最亲·日·的邻国），1996

　　还有他的学术伴侣宮胁淳子女士，在这方面也不输给他的丈夫，她的那两本书《真実の満洲史：1894-1956》和《真実の中国史：1840-1949》其中激烈的观点估计会激怒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后一本书如此不加掩饰地鼓吹满·du和为“满·洲国”高唱挽歌的姿态，在下这般孤陋寡闻之人还真是有些吓着了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九)：《世界史的诞生》笔记

第一章 1206年的天命

　　日本：镰仓幕府

　　韩国：崔氏朝鲜

　　中国：宋金对立

　　西藏：诸侯割据 △萨迦寺大师 萨迦·班智达

　　中亚：西辽帝国（黑契丹）

　　阿富汗：花拉子模帝国（突厥语系）

　　印度：德里苏丹王国

　　东欧平原：钦察人（突厥语系）

　　俄罗斯：基辅罗斯公国，诺夫哥罗德

　　波罗的海沿岸：德意志人征服里加，圣剑骑士团，立陶宛人（波罗的语系）

　　中欧：波兰王国（斯拉夫语系），匈牙利王国（马扎尔人，乌拉尔语系）

　　南欧：保加利亚（突厥语系），摩拉维亚（斯拉夫人，西里尔字母）

　　近东：东罗马帝国（1261 尼西亚帝国攻灭拜占庭拉丁帝国，东罗马复国）

　　中东：塞尔柱帝国，阿尤布王朝（萨拉丁）

　　西欧：西西里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英格兰金雀花王朝，伊比利亚半岛四个王国

　　“历史是独立发生在地中海世界与中国世界的文化，有历史的文明原本只有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其他有历史的文明，不是从有历史的文明中独立出来的文明，就是与有历史的文明相对抗，没有历史的文明借用有历史的文明中的历史文化。”

　　“现代世界对立的真正构图是没有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以强大军力对抗历史武装的日本和西欧。”

第二章 对立的历史——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由于希罗多德的著述是地中海文明所孕育出最初的历史，很不幸地确立了‘亚洲与欧洲的对立是历史的全部主题，而欧洲对亚洲的胜利则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种看法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持续影响地中海世界和西欧人对于亚洲的态度。”

　　“当《启示录》中的善恶二元论与希罗多德主张的欧亚对立重叠时，也就是说，欧洲是善，属于神的阵营；相反地，亚洲是恶，属于撒旦的阵营。世界是欧洲的善与亚洲的恶相互对立的战场。欧洲被赋予神圣的天命，获得神的帮助，与被视为恶魔的亚洲对抗，打倒并征服亚洲。当欧洲打倒亚洲获得最后胜利时，对抗解除，历史也就终结。”

第三章 皇帝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五德终始说

　　秦始皇：五帝-土，夏-木，商-金，周-火，秦-水，宇宙循环进入最后阶段，历史终结

　　汉武帝：水德并非宇宙的终结，应该回到一开始的土德时代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夏人将东南亚文化带进了北方……无论是大洪水的传说，还是从蛋而生的蛇创建国家的传说，水与龙的关系密切，更说明夏朝是由东南亚系统的人们（东夷）创建的。”

　　【夏=苗瑶语族】

　　※ 《正一天师告赵昇口诀》

　　——末世论内容与《启示录》几乎完全相同，从中也可以看出祆教的影响。

　　1007年，克烈族可汗改信基督教。（p.139）

　　亚兰字母：回鹘文——蒙古文——满文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党项

　　斯拉夫人，卡扎尔人，罗斯人，钦察人

第六章 蒙古帝国创造世界

　　☆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突厥语书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蒙古帝国扩张的八个阶段：

　　1206-1227 西夏

　　1209 天山回鹘汗国

　　1211-1234 金

　　1218 黑契丹

　　1219-1226 花拉子模帝国

　　1236-1241 东欧

　　1253-1258 西亚

　　1253-1279 南宋

　　※ 明朝的制度全部继承自蒙古。

　　Esp. “军户”和“民户”：游牧民和定居民的二重组织

　　各地同姓王：兀鲁思制度

　　蒙古帝国的继承国：

　　印度，伊朗，中国，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这些国家过去都是在蒙古帝国统治的外围逐渐发展而成的势力，同样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成功的国家。相反地，过去属于苏联的俄罗斯联邦等各国，以及中国，这些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分别占据了蒙古帝国统治权的西半部和东半部。他们长久以来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第七章 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

　　△ 实行“Feudalism”的实际上仅限东从易北河，西至卢瓦尔河为止的地区，并不是全欧洲的普遍现象，更不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实行“Feudalism”的主要是法兰克王国的中心部，从中可以看出，这是日耳曼人的部族社会移植罗马型城市文明所形成的特殊现象。

　　△ 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学者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所著的地理书中，就记录了从罗马帝国的安提阿到东汉长安之间的中亚交通道路。

　　蒙古史让世界史变得可能：不再以东亚或地中海地区，而是以中央欧亚草原通道为中心的历史。

　　☆ 哈马丹尼《史集》

　　贡嘎多吉《红史》（1346年）

　　《蒙古秘史》

　　《蒙古源流》

　　“第三阶段的中国不再是以皇帝为中心单独运转的世界。这些中国的皇帝其实是以成吉思汗为原型的中央欧亚型游牧君主的中国版，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欧亚世界的一部分。这个第三阶段中国的特征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可以清楚看见。”

　　《世界史的诞生》读后感(十)：突破東西方史觀的第三種世界史視野

　　本文經修改後以〈蒙古帝国是如何“发明”世界史的？〉發表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參見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4/17/1346170.shtml

　　然而，去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行人时，特地提及他对冈田英弘历史著作的欣赏。不久后，坊间的报刊杂志开始刊登了关于冈田英弘的介绍文章，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孔令伟为《澎湃新闻》撰写的“王岐山说的冈田英弘是谁？”一文为代表。而不少出版社也开始著手译介其作品。而本书《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可以算是这波风潮下的首部成果。广大的中国读者群也得以一窥这位日本史家对于世界史的另类思考与观点。

　　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而使世界史变得可能。因为在古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仅有两种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历史文化，但后来受到前述两大文明影响而产生书写历史的文化。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观则分别以源自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希罗多德《历史》，和源于东方中国文明的司马迁《史记》两书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研究的对象并非希腊世界，而是横跨亚非的波斯帝国，所描述的是尚未统一的弱小希腊如何战胜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希腊系文化的历史叙事与另一支后来透过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之犹太系历史文化（以《圣经·启示录》为代表）中的善恶对决世界观相重合的结果，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后世的西欧人身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罗马帝国后裔，其历史观则在希腊系与犹太系两种文化之间摆荡。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起源与转移的过程。而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而天命的正统万一出现了变化，皇帝的权力将无法维持。因此中国型的历史观选择忽略现实世界的变化。而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下写出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种停滞不变的历史。其历史舞台主要局限于中国内地，无法将中央欧亚地区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部份的正史。

　　作者认为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十四世纪初期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廷的拉施特（Rashid al-Din，本书译为拉希德丁）所编著的《史集》为代表。该书从蒙古人及其他游牧部族的历史写起，然后述说了蒙古大汗的历史以及蒙古以外各国人民的历史，包括自《旧约圣经》中的亚当以降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阿拉伯帝国、波斯、赛尔柱、花剌子模、中国、法兰克（包括罗马皇帝与教皇）及印度等地的历史，规模远超过以往的历史著作（194–196页）。

　　虽然哈佛大学中国与内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认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不可能有所谓早期现代（1500–1800年）的全球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因为直到十五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文明仍旧与亚、非、欧洲隔绝，而且学界对该地区的早期历史仍旧缺乏了解。其论点确实也有理有据。不过如果我们将冈田英弘的论点做些修正，称《史集》这部以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为中心的欧亚史，在规模上堪称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前现代世界史作品，也许争议会更小，且能更适切地描述其意义。

　　当时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这种欧亚世界一体的想象不仅反映在史学的时间概念上，也反映在制图学的地理概念中。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与蒙古史教授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在《颠覆世界史的蒙古》一书中就曾经比较过当时分别成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幅世界地图：一是由犹太人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Cresques）绘制，现庋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 Atlas，也译为《卡塔兰地图》），成图时间约为元朝失去对中原控制不久后的1375年。另一幅图则是朝鲜王朝绘制于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前者由八张长幅图组成，西起大西洋、不列颠岛，经北非、中东与印度，东达中国。里面的许多地名明显受到《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而后者应当是以元代流传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两种底图绘成，图中记载的诸多行政区名称为元代称呼。该图东起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欧亚大陆与非洲，西至欧洲边际。这两幅世界地图对于距离本文化越远之地区的记载粗略程度不一，但呈现出欧亚一体的意识和视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如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混一”所表示的，蒙元不仅终结了中国史上三个半世纪宋辽金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也是华夷的混一，其范围约相当于当时的欧亚世界。

　　作者认为明朝是蒙古的继承者，理由是明朝实行带有元朝色彩的军户制与封建制等（166–167页），而这些确实都有蒙古统治的成分在内。但是到了明代中叶，虽然封建制仍旧存在，但是军户制已日益废弛，并逐渐改为募兵制。关于明朝继承元朝制度的问题，学界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理解。在西方中国史学界，近年来风行的宋元明转折论就强调元朝在这段时期中的关键角色。而在中国学界，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近来则提出两个南北朝的理论，即第一个南北朝与后来的宋辽夏金第二个南北朝，而唐宋变革则是两个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在中国历史与制度发展上，也存在着南朝与北朝两条发展方向。元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在这个理论中，则可以视为由辽夏金元朝代表的军户制、户役法与封建制等北朝传统在明初被继承，但明中叶以后如募兵制、一条鞭法与民营纳税等近似中唐两宋为代表的南朝制度逐渐复苏。因此后来形成南北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这种分析其实要比作者冈田英弘仅以明初的情况下结论要来得更加全面，也更能描述即便明承元绪，但其后来的发展轨迹却是逐渐偏离元朝传统的情况。

　　反观其他受蒙古帝国影响下编纂的史书，也并非都如《史集》一般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以据信出于蒙古史家之手的《蒙古秘史》为例，其内容也是详于蒙古本部与黄金氏族的历史，而在述及其他定居文明时，也同样存在着记载粗疏与年代不清的情形。因此《史集》的出现，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特例。

　　另外在第七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中，作者对日本史学界历史分期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思考。冈田英弘认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东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标准，因此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研究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中将皇帝专制视为中国走向“近世”（即近代）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西方，专制主义主要的发展仅仅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的发展代表，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个批评也促使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中国史与世界史分期的分期问题，而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世界史分期的标准也值得纳入考虑。

　　简言之，笔者同意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中央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史学界的典范，但这并不需要以贬抑其他文明的史观为代价。反之，吾人实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史观中持续汲取养分，以便创造出更具解释力的世界史典范。

　　最后针对本书存有疑义与校订未尽之处作一补充，书中正文第1页，将阔阔出视为铁木真的堂兄弟，是因为阔阔出之父蒙力克曾对铁木真有恩，故铁木真尊称他为“蒙力克父亲（Mönglik echige）”，但实际上铁木真与阔阔出应无真正的血亲关系。第72页，回鹘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历史上称其为“黠戛斯。”第161页，“伊儿汗国”为旧译名，现多译为“伊利汗国。”第199页，《蒙古源流》一书偶误作《蒙古流源》。同页“布儿罕合。勒敦山”中之句号为手民之误，应去之。第215页，“满州语”应作“满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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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內文中提及簡體中文版刪略的部分，請參見另一篇豆瓣書評，此處不再贅述：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795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