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梦的读后感10篇
《三十三年梦》是一本由朱天心著作，学林出版社·理想国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页数：5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一)：三十三年时光未曾磨损的
朱天心的回忆录《三十三年梦》刚刚上市时，书还没到手，已经在网上看到好几篇以啧啧称奇的姿态介绍这本书的文字，摘抄的都是书中差不多的几段，文字的内容是某几位台湾文坛名人的所谓“真面目”，甚至直接在标题上用了“文坛丑闻”这样的说法。
后来看到朱天心接受采访的视频，她自己也说：“很多人其实也没看，我月旦人物的几行字反复流传……”
读完全书就晓得，对文坛人物的直率书写实在只是这本书的微末细节，真正的主角，正如书名所言，是三十三年的时光。从她大学尚未毕业的少女时期，一路写到她自己的孩子已经成年，三十三年个人记忆的背景，是朱家这个文学之家的家族史，是台湾三十三年来的文化史、社会政治史。
△文学之家合影之一，左起：作家、编剧朱天文，翻译家母亲刘慕沙，作家朱天衣，作家父亲朱西宁，作家朱天心对于我，这其实也是一本回忆之书。遥想当年，从在《台港文学选刊》上初读朱家姐妹的文字起，她们每个阶段的作品大部分都读过，学生时代当然更爱用华丽文字写少女心事的妹妹朱天心，中期的《时移事往》现在重读还是喜欢得要命。好像是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之后，就较少看到朱天心的新作。后来我迷上电影，连着读了好几本姐姐朱天文的剧本和电影手记，外加两本絮絮叨叨的大部头小说《荒人手记》和《巫言》。几年前朱天心总算写了新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是本爱情恐怖小说，我至今没敢读第二遍……然后，就是这本回忆录《三十三年梦》了，读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恍然感叹——写某本书的时候，原来背景是这样的！
一直记得几年前读《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时的惊愕，这本名不副实的小说，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爱情的废墟，是一对曾经深爱的夫妻人到中年时的相互厌倦甚至厌恶，足以吓到任何一对站在婚姻门口的年轻恋人。
在《三十三年梦》里，她交代了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几乎是用淘气的口吻：“这一年这一日我们结婚二十年，我不甘心两人的关系并无大部分中年夫妻的倦怠无趣而依旧像当年刚认识话不停的朱同学谢同学，我对此不免得了便宜卖乖的不满足……”
她于是写了《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写一对中年夫妻气急败坏地走在海边，丈夫心中闪过把妻子推下海的念头。然后得意洋洋地问：“人能写小说真好是不是？！”
我哭笑不得地翻过这一页，好吧，这是我见过最不走寻常路的秀恩爱方式了。
△文学之家合影之二，左起：朱天心；《刺客聂隐娘》编剧谢海盟，亦即文中的“盟盟”，另著有《行云纪》；资深出版人、作家唐诺（本名谢材俊），著有《尽头》《重读》等书印象中朱天心的作品忽然少下来的几年她在忙什么，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了答案：竞选。
她和丈夫先是助选，后来亲自下场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参选“民意代表”，一辆小巴跑遍台湾，在夜市、码头、偏僻乡村的庙前，有时要对着零星听众空荡荡的场子演讲一个小时。
关于这趟文人参政的结果，朱天心写了一件小事：在她投身政治洪流的几年，孩子盟盟正上幼稚园，“像所有看好莱坞电影的小孩，盟盟毕竟最关心谁赢谁输，好人赢还坏人赢？不明白这样努力为什么会输，乃至后来每一次不论我们有没有参与的选举，她都会问我们这回支持谁票投谁，我也都诚实告诉她。多年下来终于有一次她说：‘你们这次能不能选一个会赢的？’（是啊，连我们支持的里长都没赢。）”
忽然就想起村上春树那个著名的讲演：“若要在坚硬的高墙与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会永远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所谓书生意气就是如此吧，这群文人孜孜呼吁族群融合，致力争取少数、弱势群体的权益……他们也坚定地站在了鸡蛋一边，然后求仁得仁地被撞得粉碎。
就像千百年来一代代天真的书生，总怀有能凭一己之力让这个世界稍微转向的幻想，却几乎没有人真正成功过。
三十三年文学时光的回忆录，提及的文学艺术界名人数不胜数，从老一辈的朱西宁、胡兰成到和她同辈的张大春、侯孝贤、詹宏志，直至更年轻的骆以军，香港的朋友钟晓阳、董启章，两岸文化交流渐渐密切后结识的阿城、莫言、小宝、陆灏、毛尖……书中写了太多有趣好玩的细节。对多年相交相惜的朋友，她不吝赞美，另一些人，她眼中虚荣的、贪婪的、趋炎附势的，她也直笔写出，全不顾这人在文坛上地位如何崇高，以后场面上多半还要相见。
“放眼望去，一个个我曾经敬重或寄予厚望的侪辈或后人，流年暗转偷换，个个都成了轻松、讨喜之人，可能就是如此的念头支撑我吧，‘我绝对不要变成那样的人’。”在一次访谈里，朱天心这么说。
最近看到朱天心为这本新书接受采访的视频，59岁的她，面孔虽有皱纹，目光却仍然清亮，依稀仍是《击壤歌》里那个天才横溢的19岁少女小虾。也许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无论多大年纪，二十三十还是五十六十甚至更年长，都能神奇地保有少年初出江湖的赤子之心。欣慰地又一次发现，到头来我喜欢的，始终是这同一种人。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二)：无用之用
其实我不太知道该如何形容朱天心的三十三年梦，从台湾到京都，思想和灵魂同时在路上。在台湾，她是朱西宁女儿，是唐诺妻子，是年少成名写出击壤歌的作家，是谢海盟母亲，是侯孝贤好友，除此之外，也免不了走了半程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理想，所谓治世之路，也同样走了少有人走的动物保育之路，如此种种标签，繁杂之下自然忙碌。
因此，京都，传承千年的古都，胡兰成最后停留之所成了她的精神家园，在那里，她抛下所有的标签，用心去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美丽，虽然也免不了时时想起台湾甚至大陆的琐事，但是在京都之行中，她只用了一个身份，作家的身份，去接纳乃至于拥抱一切，剖析自己，捧出心来给读者看。
一路读完这本快五百页的厚书，时不时地会想起唐诺说自己的话，原本是打算写一本十万余字的小书，但是写着写着竟不小心又到了四十万字，朱天心的这本三十三年梦也仿佛，一路走着看着，回忆着过去，聊聊人世沧桑，一不小心就成了厚厚一叠。果然是一家人，写作的习惯都相似。每一篇都信马由缰地谈到了京都之外的事情，跟着一个个时间的断点，我看到了谢海盟从一个婴儿变成酷酷的小孩，然后长成一个饱满灵魂的自由人；也看见胡兰成在最后的时光作为一个慈祥老者的模样，带着朱天心朱天文游历京都，细细解说；还看到朱天心父亲，朱西宁老先生为人为学的风度，在屋子一角静静写着给六姐的家书，写着华太平家传。
这都不是在京都，但也都是在京都。只有在京都之行中，朱天心才能抽离开当时的生活去描写，用一段石柱来承载一缕回忆，用一树樱花来怀念一位故人，更别说三十三年间的沧海桑田，承载的是她整个丰盛的生命。
关于这点，印象最深的是其写到一段海堤，名字倒是忘了，故事还记得。刚来京都时，一行人在堤上玩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消失，至少记忆还在，因为海堤会在的，只要来到这段海堤，遇见当年的海风和晴日，路边灿烂的野花就能回到当时，友人言笑晏晏，一切都存在记忆的堡垒中藏在海堤深处。但是，在日本某次地震过后，这段海堤消失无踪，所谓记忆堡垒，化为乌有。
当时合上书想了好久，想到自己去过的一些城市，也想到了家乡。如果故乡不能称之为故乡，那一定是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变了模样，父母不在了，朋友不在了，就连熟悉的街景也都换了，无所谓更好更坏，对我来说，仅仅只是不同了。
对于朱天心一行人来说，不同的哪只有海堤，三十三年过去了，人世沧桑，就算京都还是那个京都。
她写父亲离世之前给在大陆的六姐电话，想唤女婿和孙女上来一起听电话，但是久唤不至，从不勉强人的朱西宁先生便作罢，只是低低地叹了句：“只这样显得好像人丁很不旺。”
也许是说者无心，但是听到的人总归还是心酸。中国父母大多还是传统的，总希望着子子孙孙传承下去，人数自然越多越好，开枝散叶之下家族也都繁华兴旺，不过因为爱着孩子，也不愿意勉强孩子，到了某些关口，虽然说出口了，也都只是浅浅淡淡的一句，面子里子都要顾上。
不久，父亲离世，家里空了好大一块。除夕前，她匆忙逃离台湾，躲到了京都，住在一家人曾经住过的旅社，早早入睡，想等父亲入梦，却总是等不到。给留在台湾的姐姐和母亲电话，得知母亲还是做了几大锅家乡菜，就像父亲在的时候一样。骨灰也都还是摆在母亲床头，她不愿离开父亲一刻。
这是某一年京都。
还有些繁花似的故事，也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提一下胡兰成老先生离世时的话，他突发急症，也许是知道自己已经等不到赶来的救护车了。对着相伴多年寓居日本的妻子，说道：“我走了，你冷清了。”
“来过了。”
“来过了。”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三)：是时候回到某年的京都了
文图 / 左叔
朱天心的散文集《三十三年梦》，500余页的体量，大概是这几年我读过最厚的单本作品吧。
在某网上书店购买的时候，居然常规出货的“无锡仓”还没有，等了数日从“广州仓”调货过来，到手的时候已经是五天之后的9月19日。厚厚的一本掂在手上，心里想着不知几时读完。国庆中秋节前，生计上的杂事芜杂地摊开来，件件都粘在手上。虽与旧时相较，已经好了许多，但仍旧感觉时间仓促不够用。
9月19日破卷读，10月6日特意空出一个下午，将余下的一百多页一口气读完，看到最后一篇《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五月十四日》标题下“留了白”只写了三个字“（全文完）”，忽然内心里生出感慨，旋即拍照在朋友里po上短文：500多页的书，原来也会有读到最后的一刻，少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生，其实也一样。
我不知道旁人是否与我一样，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极为生涩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与胡兰成不熟、与日本作家不熟、与日本文化以及朱天心笔下的京都不熟的关系。尤其是节前的那几日，事情一多，常常翻不了几页就要放下，待重头去捡的时候，需要沉淀下来的心态却又泛起了浮渣，那种无法深入的感觉其实是挺难受的。
身处在那样的状态里，我以为我大概无法读完这五百多页，尤其是每每出现大段楷体的引用时，还有用括号标注写作者内心跳脱独白时，因为无法链接相关的知识储备以及揣度作者当下的那个心境，所以更会被某种颓唐的情绪来回拉扯着更感觉无力。
我大概是书读半程之后，才慢慢找回了状态。后来翻检读书笔记，我想要找出具体从哪一篇开始有了转变的，却发现读书笔记之中夹杂了两页手写的自己签售分享会的发言提纲，里面洋洋洒洒地记录下当天我原本想说却在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讲了未必有人愿意去听的话。我忽然对自己的“骑墙姿态”有所警觉，开始反思在那个当下，我缘何要做取舍，又如何将自己的本意包装成别人爱听的故事里“偷渡”给现场的听众。
我猜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里大概也干了同样的事情，这本书的“索引”是作者朱天心近乎半生（三十三年）里身体力行实践“日本深度游”。如果单从外在显现的角度来看，在这个集子里面势必会有日式美学留下来的印迹，还有朱家与胡兰成世交所留下的来印迹，还有身为写作者在漫长时间跨度里面所学所思所建构的世界。然而只需读完一篇，相信所有的读者便会警觉，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仅限于这个“索引”。
当然，朱天心的文字是惯常的好的，比如这一句“这一年，我早过了人生的折返点，沙漏倒置，只觉得自己真如本雅明说克利的幅画中之新天使，面朝过去，背对未来，被时代的风吹得一步步倒退步入未来。”对于人近中年的我而言极为受用的。有时候，读书最浅薄的乐趣便是作者讲出了你内心有所思却一直无法组织语言的那句话，这大概便是所谓的共鸣吧。
她总是在一长段看似“无节制”的出行日本背景交待之后，缀上“是该说回某某年的京都之行了”，可是读者并不会就此忘了此前的交待，樱花还是那个樱花、鸭川还是那个鸭川、寺院还是那个寺院，可是读者却背了她给的“包袱”，被她铺陈的情绪给牵引读到了“亦师亦友”的胡爷（胡兰成）辞世后京都物是人非的变迁、丧父之后如钝器所伤的疼痛、人近中年之后的无奈、肉体上的病征、对于世情和社会议题的关切。
此时的日本，或者说此时的京都，就像她的一处庇护所，不管是生活里小确幸，还是解不开的小疙瘩，亦或是与工作相关的行程，她都愿意逃去休憩几日。住在常常息脚的老客栈，以推开格子门便会重逢当年欢愉的时光。在那在那几日，从常序生活中脱离开的京都亦或是日本，就像是一片镜子容得作者用以观照和反思此去一段时日的人生。
我不知道旁人是否有此心理需求，我倒是会一直刻意为自己找到能够让自己偷得浮生的片刻，某个隐秘的、不与外人分享的地方。在此处，我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暂时放空身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只与自己独处，享受放下来的轻便。所以在我看来，“是如何说回到某年的京都”更像是一句提示，告诉我们也许有时候，我们得去独自面对那个我们以为早已熟捻的自己。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四)：记那三次落泪
数年前才从一位良师那里得知台湾朱家三姐妹的大名，首先接触的是天文的书，不得不说读来十分佶屈聱牙，不易懂，繁复的长句子让人看得好晕头转向，只好颤巍巍地搁了书，决心不再碰。
也不知何时碰到天心的这本据说是回忆录式的书，又与京都相关，因提前得知是随笔而记，想来不会难读，便收了空闲时看。
看完后就发誓，有生之年无论如何总要放下一切，去京都长住，也如天心一般用脚随意地走在京都在地人常出没的地方，看樱吹雪，看枫如火，看山看水看雪，累了饿了便买了吃食在街角快快吃完。或是找一间在地人开的不大的咖啡馆，静静坐着喝咖啡，什么都不做，放空自我。晚上就住一间日式榻榻米的旅馆，开着窗，窗外一定有极美的景致，躺在榻榻米上虚度时光。也走马观花，也精钻深研。在我，这就是毕生梦想了。
也不仅仅是京都。
第一次湿了眼眶是天心写父亲去世，因不觉得父亲真的走了而从未哭过。却在京都常住的旅店里，在晨时将醒未醒的梦里第一次梦见父亲，父亲说他很好，醒来后哭着连忙给在台的天文电话，像是世上只剩彼此，要确认彼此存在一般。
梦里不知身是客，也是梦境让人认清了某些现实。
第二次是天心气喘，唐诺将她送医急救，隔着玻璃窗她看见唐诺在外面看着她，眼里是哀伤还有担忧。住院后唐诺每天写稿后来看她，她又从楼上以一个刚离世的人看他亲人的角度目送唐诺的背影走过马路渐渐消失。
这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细节，却让我觉得温馨而又催人泪下。曾想如天文那样独身，自由无碍很好，但如天心和唐诺这样淡淡相守相知，是亲人如友人，也未尝不好。
第三次却是书的末尾，橘子去世，天心的一系列反应真让我大为震惊而又真忍不住落泪。想不到她们爱猫至此，竟真的将猫当做人来对待。写一只猫与写一个人没有分别。她说自己是失心疯，相信橘子是宁愿以猫的形态守护在她身边，可现在留她独活。
我走在路上，仍时而思之令人发狂，大多时候，我止不住心底对橘子说：“橘子呀，我独活。”直到某一日，我突然有所领悟，橘子最后切切告诉我的应该是：“天心，我做到了你一直教我的、英勇。”他们一家都是这样悲天悯人，细腻如此，令人动容。
起初读来了解许多台湾文艺界的八卦，觉得挺有意思，再多大师也有凡人的烦恼与龃龉，个中曲折让我们这些凡人读者看了也不会失了对其原本的敬仰，谁又能说自己能做到完人呢？
对那段台湾争取民主的历史不了解，看过几本书也只存了一点“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的印象，可一旦与大陆联系起来，难免使人伤怀，大陆要走的路还更长吧。
不知看天心的小说会有何感想，反正这本琐碎的书让我跟做梦似的，一晌贪欢，醒来只觉满是得不到的遗憾，就想好好哭一场。
另外，真的很羡慕他们一家的相处模式，用天心的话说是妻不妻，母不母，却又随处可见爱意之浓，羁绊之深。唉梦啊梦啊……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五)：三十三年梦「2018.03.13」
读完朱天心《三十三年梦》。
近500页的文字，书写1979.05 – 2015.05年间朱天心携亲友到京都漫游行走的旅程。写京都的变化，京都某家必去的旅馆、小店或者咖啡馆的变化，结伴亲友的变化，以及每次出行间人事的变化，太多细小的事，也正是因为细小，文字得以营造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场景，引读者进入、感受和体味。三十三年，真是足够长，长到可以清楚看到时间留下的痕迹。
在私下里，与其说我把这本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不如说是在阅读朱天心三十三年中愿意书写的人生。
京都，她不是去旅游观光，是像文盲小学生一样的行走，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的行走。
朱天心叫常住的大久保旅馆 — “我们的旅馆”，叫旅馆252房 —“我们家”。是因为，在那里发生过她认为重要的事，比如：
在那里，侯孝贤清晨开窗，可对着一树樱花抽烟。
在那里，盟盟曾经“爬上窗台，摘一朵从窗缝蹦进来的一枝盛开的樱花，一瓣一瓣地吃起来。”
在那里，清晨的迷梦中见到离世近一年的父亲。
我气声问父亲：“你那里好吗？”父亲笑笑点头，梦中我热泪如倾忍住哭声无非怕惊醒，而陡地被自己的泪水冰醒。
文字中，朱天心看待日常人事的角度，有一些刷新了我之前的认识。记下几条。
1.关于友谊
朱天心唐诺与蔡琴杨德昌有过密切交往，而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杨德昌侯孝贤有瑜亮之争，在两大阵营对抗中，朱与侯更为亲近，逐渐与杨没有了往来，直至杨病逝，近二十年。纵然如此，朱天心写：
“零七年六月杪，我于咖啡馆赶完一篇稿并顺手翻晚报见杨德昌大肠癌病逝时，心绪无法平抑地从东门走到仁爱路宽幅的樟树林安全岛上，蝉声喧嚣大作，心里却下着大雪，呀，一个时代过去了。”
2.关于婚姻
朱天心把与唐诺的婚姻，看做两名同学在同一屋檐下结伴生活，赋有责任，却不依赖，获得了自由，也未掩饰自由中的孤单。
“结婚，除了将我狂乱野性的那部分稍歇外，其他一切未变，仿佛两名同学住一起，谢同学对朱同学全无要求，不要求做家事、做饭、做妻子，因为他自己也没做呀。”
朱天心与女儿盟盟不说话近三年。
“唐诺一旁似乎并不担心或同情我们母女这无止尽无下限的冷战，他依旧分别与盟与我交好如常，我深深觉得他是一个有责任感，但不像父亲，不像丈夫的人，他帮我们一屋子大小料理一切合理的要求并使命必达，我们是一只只独行的狼，被圈在一屋子下生活，着实不易。”
3.关于旅伴
她对旅伴最大的赞美，是彼此间无需为对方压抑自己。文中写：
“研讨会结束，我会了唐诺并搬到我们旅馆252房的“我们家”，好久没有我们俩单独的旅行，没有盟同行，才发觉没什么差别，包括吃啥，去哪儿，证明她是上好的旅伴，我们从没迁就她因此改变或压抑自己什么。”
当然，需要是强力之人才会以这样的角度看待问题。我想到尼采提出的最高的爱是严厉的爱，严厉要求对方，也严厉要求自己。
4.关于猫
朱天文朱天心，多年收养流浪猫。橘子是其中一只。
《三十三年梦》扉页上题写：纪念橘子。并配有一张朱天心伏案写作的照片，照片中一只橘猫躺卧桌面，前肢触碰朱天心的手臂，目光聚集在朱天心手中的笔。
是读到最后一篇，才了解她对橘子的爱，是前世今生的那种情感，是跨过人间尘世之外的那种爱。
最后一篇，如同写给橘子的挽歌，也是全书情感最直接最外放最饱满的一篇。也许是因为自己也开始养猫，阅读中多了联系与联想，也多了理解。读到大哭。她写：
“过去、眼前，未来，没有一个生命是一丁点都不保留地爱我如橘子。
……
我走在路上，仍时而思之令人发狂，大多时候，我止不住心底对橘子说：“橘子呀，我独活。”直到某一日，我突然有所领悟，橘子最后切切告诉我的应该是：“天心，我做到了你一直在教我的，英勇。”
……
此行我带着橘子，走到哪儿就告诉它，就是这里、就是这些、就是这花这树……让我好狠心地屡屡离开你，叫你想破头想断肠都无法理解的，就是这里。原先我以为，这要好多年后才会发生：我带着亲爱的人的骨灰，边蹒跚于途边一一告诉他我的肉身所感所见，共度余生。”
书中有很多涉及她政治理想的内容，因我的寡闻，无法完全地理清并理解，但我确定她所主张与倡导的是指向光明之处，这源于对一个人叹服之后的信任。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六)：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
偶然从手机豆瓣翻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梦》，纸质版四百多页，手机页面显示是一千多页，囫囵吞枣地看完了，写京都的部分都草草略过，除去最早游历那两次从她的视角看胡兰成，我还是很好奇的，胡兰成最终埋骨日本，在朱家姐妹这里，是怎样的既不隐晦又毫不羞赧呢？这个矛盾始终存在，包括她们自己，事关文艺青年的养成、志气、节气，及最终的选择。能说没有选择吗？她们姐妹最早是因为张爱玲而爱屋及乌，碰巧她们父亲是跟着国民政府逃难到台湾的旧式文人，请谁不好，偏请胡兰成来做导师，并且自己一把年纪也甘愿做胡的学生，这其中对文字乃至文化的信仰、崇拜肯定是真的，但对于朱家姐妹，实在影响深远。她们恐怕终生都在问那两个问题：一是父亲为什么要舍中华文化于不顾，跟着国民政府逃难至台湾？二是她们自己在成长初期，接受的传统私塾教育为什么非要从胡兰成这里起步？
胡兰成也许是一位好老师，却决不是一个好楷模。他如果没有政治身份，倒不要紧，文字华美无骨可以说是文字歧途，扭转过来便是。偏偏，就胡兰成而言，不谈论他的政治身份，仅仅去看他的文字，就像为汪精卫诗词唱赞歌一样，无论如何是语言的耻辱。
历史是一条真实的分界线，所有的选择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台湾的诉求问题全在于这条分界线，流水汤汤，朱家姐妹的《淡江记》和《击壤歌》都是当代汉语里最早最成功的青春文学，而且不止于青春文学。如今回头来看，八十年代的台湾可以说是她们的黄金时代。物质和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在当时的人们或许不以为意，过了一定岁月，必要承认，“物质决定意识”不是白白说着玩的。
那时候的台湾意气风发，同仁丁亚民给朱天文《淡江记》写序的末尾是问自己，“你若是个有志气的，该要如何面对中国的日月江山呢？”朱天文才不过二十出头，被夸赞成天女下凡，今天的读者或许会嫉妒，但必定也叹服，因为人家的志气是“必定要这个世界都太平了，谯楼鼓定中一切是热热闹闹的，每个人是眉目清扬的，没有闷人的空气，没有黯淡的天色，举目一望，是高高旷旷的天和地”——要此时，她才得闲考虑与哪个男子遇见，说一声“嗨，你在这里！”张爱玲的腔调在她的志气里一点也不俗腻，因为至今，她践行了自己的志气。
这也是让人服气的地方，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回望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气与戾气，当初称呼胡兰成“胡爷爷”，不管内外气氛如何尴尬紧张，他们一家子从不改口，每至京都必为胡扫墓，转眼就是半生。他们口中的中国也始终是一统江山，哪怕后来参与政事，从知识分子的清高位置到亲自下场，不惮于拿信誉做担保，既推动民主事业，也警惕于民主做祭品。这种从政的勇气莫非也来自胡的传统？
只是一回到胡，矛盾就始终在那里。胡的理由是，亡天下大于亡国，可是别人的国界都好好的，你的国界被侵占了，如何用“天下”来拔高，来搪塞？
这个矛盾在朱家姐妹那里始终存在，最惊心的例子是，某次在京都，听闻日本朋友们谈论参加奥运会，她们的心情是“第一次想到一个一统的国家所能有的气象，是这样的……”
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青春懵懂的时光里有如此的家国之心，如何叫人不服气呢？从这里出发，日后从政，亲历民主运动，每一步都走在矛盾中吧，既要不违背本心，又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故事远未结束，她们姐妹也从未放弃书写，一部成长史折射出半个岛屿的沧桑历变。
不好看的部分当然是细枝细叶里的嘲讽、自矜，包括写京都的文字，单纯的游记、路线、咖啡、饭团，樱花枫叶、美食美器，有笔力有耐心的作者当然可以权做日记，放在传记里显得过于铺张了。那么，从日记到自传，这个转变，是有心的作者所为呢？还是历史的要求，政治的侧影呢？
日记和传记文字最大的好处是，能在铺排中看到一部分真实，触摸到历史现场的温度。像朱家这种文学世家，往来的都是今天台湾政坛、文坛、影坛声名赫赫的人物，从朱家姐妹的视线看过去，历史人物是与她们一起鲜活的、成长着的。
不好的地方在于，引入朱天心先生唐诺一流的小说评论家眼光，可以看到，散文言志的传统与小说虚构的传统是两个层面的事物。小说的虚构设置，容许以多层视角反思、质疑及解构真实。散文的本质是一颗天籁之心，所叙事物一旦庞杂，就令人生疑。尤其是放到当代喧嚣的城市生活及台湾本身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里，天心小姐的勇气可嘉，可叹。
非要比较的话，天心把姐姐天文视为天女下凡，我也觉得朱天文在电影文学中的实践是成功地扩宽了自己的文学疆界。天心自己也承认，她始终不明白，电影画面的美感为何能自成一体，尤其是今天为何能几乎断送了单纯的语言文学？她转变不过来也不要紧，实践的领域对每个创作者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肯走得更远，只肯持守自己原始的疆界，未始不是本心。
朱天文与侯孝贤的合作，在东方美学里已经自成一派，蔚然大家。最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冬冬的假期》，最近的是《刺客聂隐娘》，电影故事当然有人喜欢有人批判，但是电影美学能不能自成一家，源远流长，从这一系列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尝试是根植于汉语文化、东方意蕴的。
这算不算独特的民族性或曰共同体呢？我希望来自文学、艺术的追求，能够真实地做到政治所做不到的，这里的政治在台湾尤其令人深思。
恰好逢李敖逝世，他有个批判很有趣：持续不断的民国热，及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台湾，这些屡屡被炒热的话题，被他认为是可笑的、人为虚构的。他的批判可参照胡兰成因为不愿意亡天下而流亡日本，是否成立？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七)：梦里梦外话京都
文/文小妖
读完朱天心三十三年的文学回忆录《三十三年梦》时，天空已发白，清晨的风微微吹动，窗帘轻轻起伏，让人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谈及朱西宁一家，定绕不过胡兰成。当年，朱家施以援手，让落魄的胡兰成暂时拥有了一隅净土。而胡兰成对朱家三姐妹在文学上的影响也极大，并促成朱家姊妹办起了《三三集刊》。特别是朱天心，从这本《三十三年梦》中，话里话外都能感受到胡兰成对其影响至深。
在天心心里，胡爷是导师，更是亲人，她对京都的情感，很大部分是来自胡兰成。书中，她从不吝啬笔墨对胡兰成的细致还原，满足了一众读者对胡的好奇心。然则，让我暗暗吃惊的是，天心笔下的胡奶奶（佘爱珍），这个充满传奇性的女人，在她笔下只不过是个寻常的老太太，有着中国女人本分的贤良和细心。虽客居异国，老太太拒绝学习日语和日文，在她心里，终究是记挂着曾经的故土。天心回忆中的这两位老者，让人看到了何为真正的“唯愿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三十三年梦》以日本京都为回忆的引子，引出了多年前的人与往事，虽然一切已物是人非，但在朱天心的文字里，依然让人能清晰的感觉到往昔所发生的一切。
朱天心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正好是三十几年来去了京都三十几次。”这三十几次的京都之行，并不是单纯的游历，欣赏风景的旅行，而是记录了朱天心从少女时代到花甲之年一次次在京都寻找自我灵魂的内心独白。在我看来，京都似乎是朱天心的第二故乡，那里融合了她不同年龄段时的感情、心境和生命轨迹。
她写胡爷爷，胡奶奶，带着孩童的纯净眼光，不理世人的流言蜚语和恶意评价；她写亲人，直白爽利，当然也包含着自己的主观情感（情绪），让人觉得真诚不做作；她写与钟晓阳之间疏离而又惺惺相惜的知己情谊，让人动容；她写曾经伴随自己走过每一段人生之路的友人们：仙枝、杨德昌、蔡琴、侯孝贤、詹宏志、张大春……有褒有贬，也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情感。很多时候，读到书中她爆料出来的那些“小八卦”，心里不由紧张一下，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呢？可转念一想，作为回忆录，太过刻意粉饰雕刻，是会失了真实感的。是以，正是这样真诚的天心，才让人着实喜欢。
同时，天心骨子里的某些气质似乎与京都相契合，有种淡淡的，无大喜大悲，平和轻缓之感。在她的生命里，任何人的出现，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道理，就算昔日友人不再联系，或又交得两三个新知己，她亦用一种清淡的态度对待，一切皆顺其自然。如同她在书写这本《三十三年梦》一样，淡淡的，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一切都是自然的，也是真诚的。
曾经在台湾文坛轰动一时的《三三集刊》已停刊多年，而今天心的新书《三十三年梦》出现在读者面前，有时候我在想，这三十三年的梦是不是天心对曾经的《三三集刊》的一种致敬，一种回忆，亦或者是为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八)：台湾旧梦
摘记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莫名的大志 阿城、朱天文 吃惊这个作家那个近代史人物就长眠于此。 我无一例外地一定凑上去看一眼 宁宁道上人影幢幢 出神出世的朱天文 冷冽清硷的香 身无长物 微微绽露 心醉神驰 目眩神驰 我像武陵人一样地再找不到旧时路 翠茎如烟，人比花低 盘桓一日出来仿佛世间已过千年。 脸上总是一股与年纪不符的端凝。 采四海之花酿酒，不知成不成。 晴雨光影 主人家寂然如水，完全没有中国人请客的烟火沸扬。 十里稻香荷风暑气 天上疾走的云影将松林一闪一逝，我第一次忆起前生事，是宋或元的行者某吧，往来交游，逍遥散诞，几年无事傍江湖。 十里熏风 那风不晓得从哪儿来的，只管长长远远地吹过来 或许他们所处时代的人世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所思所想所怨所怒所欢悦所终身乞求的，不论值与不值，皆是掷地可作金石的有分量。
出草入草，谁能寻讨，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左顾无暇，又顾已老，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只觉浩浩阴阳移，乾坤日月长。
没膝的荒草离离。映在河里流离摇漾。水上粼粼的波光一刻却不能留，追也难追。
一瞬间江面耀亮如白昼般，游人的脸映得一朵朵昙花忽地都开了。
仿佛不胜风力，要凌波远逝了。
蝉声喧嚣大作，心里却下着大雪，一个时代过去了。
若我家附近也有那么一小片五十年不会改变的杉树林，那我也一辈子在其中厮混、不识字、不事生产……
今夜《三十三年》就读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并不好读，我甚至有点想弃书了。多么不公平啊，传奇人物本身的日常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本书有胡兰成的口气，很多遣词造句都如出一辙，但是比不上胡的《今生今世》。比较明显的就是文风太杂了，有的地方甚至拗口，丧失了阅读的美感，既然追求魏晋的清绝之美，就应该一以贯之，将美进行到底，我就可以忽略情节了，至少胡文是有一种音律之美的。我想《击壤歌》的可读性应该更高，毕竟少年成名，定是才气逼人的。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九)：朱天心的十个瞬间
《三十三年梦》，我是在徐家汇的衡山·和集第一次看到的，台版，紫藤萝颜色的封面。每次去都看到，每次去都买不起。想着的是总会有简体本出来。简体本出来了，理想国一贯的封面和内文排版。发现和台版的大字竖排相比，这样的小字横排，似乎更符合我的期待。赶快读完。
在书里最后附录的部分，起了个名字叫“文学答问信”，是蔡逸君和朱天心的对谈。蔡说，天心，这是你的三十三年梦，轻快准显繁。
没错。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我看到的不是党派之争、不是文人间的倾轧，只看到朱天心，她和她的世界，她和她的梦。凝固在这些美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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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们（我和天文），养成教育中的西方翻译小说、史、哲或是大学以上程度，但我国的不要说经史子集，连章回小说的阅读都是幼稚园程度（在被胡爷逼迫重新读书之前，我连三国、水浒、东周列国……看的都是东方书局那种有注音符号有插画的儿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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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南路自己发书？每遇补书少时我便一手提一袋白兰洗衣粉塑胶袋装满，搭公车前往，一家家书店补，书太多时，便骑可怕的摩托车。月底一家家开对账单、月初一家家收账……那时候仅有正恋爱昏头的妹妹天衣有时会帮忙，我们常边玩边做事，有《妹妹》一文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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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保町的旧书街胡爷亦曾带我们来过，不晃荡，下电车直奔一家专卖书墨字帖的老店，挑完纸笔，依我们个性字体各选了帖，我的是二玄社之汉碑《西狭颂》，此后我日日临过两三年，一丝也没改善我的丑字，也半点没能安定下急躁浮夸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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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盟遗传了两家的能吃、好吃、懂吃，我们也乐于供应她。她三四年级时有次吃得高兴告诉我和主人大文姨：“将来我一定会像弘一法师，前半生繁华，后半生只好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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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志那时尚未从商仍勤读，家里四面书墙，我们谈到哪儿便翻找到哪儿，没有宏志不知道的，没有他没看法的，因此常时他家像个诊所，病人川流不息，有那正犹疑要跟谁合作的杨德昌来讨主意，正要开拍《推手》但怕被中影骗的李安来问问该如何留神与之周旋谈判，……每两年便候鸟一样翩然而至的刘大任张北海，和那天神一样降临的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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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令人疲惫，也觉得自己不年轻了。那年我三十六岁，在京都，与唐诺刚过结婚十周年，我们在咖啡馆里举杯，唐诺学日本人语：“承蒙这一向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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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冬季来京都。每逢大雪，盟便把窗打开，窗沿抓些新雪吃吃，那时房内未备冰箱，我们将一盒晚餐没吃完的芥末渍章鱼放窗外冷藏，眼睁睁看乌鸦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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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寒假，盟突然自我要求背完《唐诗三百首》和《古诗源》。……我们有时在某小站等火车不来，她就大段甚至两三页讲说宋碧云版的《百年孤寂》，哇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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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这一年九月考试进北一女，我常逡游到学校附近的咖啡馆写稿看书，等她下课来会，与她吃喝附近我高中时与死党去的摊店、去博爱特区那些老样子的老街老建筑老树下游荡荡，我生恐她不玩，她若准时放学回家进门，我就要怪她为何不与同学去荡荡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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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天在胡同钻进钻出、连那长城也没去，每早去前门大街大栅栏金鱼口胡同里小市集的摊烤烧饼报到……那趟回程，唐诺扛了一百个烧饼回台湾，一路惹人自言自语包括安检人员：“什么东西那么香？”
《三十三年梦》读后感(十)：种子的意义
不算书评，算是看完书后的一个感触。她写的是京都，我的感触却指向了她的生命第一现场台湾。但是她写京都，本来也是不断闪回着台湾，是作为生命记忆的外挂储存器，那我的感触倒也不至离题太远。 朱天心来北京时，理想国曾找了几位写作者与她座谈，席间我问了一个问题：少年时，你曾说因胡兰成办的三三，意义几番剥落，最终对你只剩下一个关键字“革命”，这里的革命于你个人的版本是什么，在之后你的人生中它是否曾变形以其它方式出现？唐诺抽完烟后回来代答之曰：人在少年时曾被一无名大志照耀过，则此后的道路总会在不同时刻对其回应。 座谈时，《三十三年梦》尚未看完，及看完才知自己问得愚。革命这一主题分明在朱天心及当年三三骨干如朱天文、唐诺等人此后人生反复出现，以变形后的形式。 为了对抗盛行的“国族主义“而发出监督权力的声音，她及唐诺九二年加入社民党，和侯孝贤一同当助选团，帮社民党候选人助讲，后来这群人买了一辆九人小巴全岛演讲，常常被拉到码头、夜市口、庙口，黑灯瞎火的眷村，讲上一个小时才能汇聚人群，如果原定轮班的下一个人延误，她就要对着漠然甚至并不友善的群众讲上三个小时。 2004年再次亲身下场，先参与“族群平等行动联盟”，又参与创建“台湾民主学校”，最后一帮作家、导演不顾政治洁癖，索性参选民意代表，以直接介入当下现实。又是一轮四下跑着演讲的大忙乱。 对于政治，她忙乱这一场并不为入场分一杯羹（他们没有政治鲜金，活动经费是大家现场掏口袋凑的），而是要在民粹主义被激发时说出自己的声音，以公民代替“省籍情结”，以现代民主代替拜神运动。作为作家，她形容竞选“不比罗马竞技场文明多少”，作为艺术家，他们本来是超然政治的批判者，“吹哨者”，下场竞选，则将个人信用流失，也失去这超然独立的位置。这是前辈学者劝她的话，她以为然，但“若个人的信用是一种资产，不是就该在关口上用用吗？” 对爱惜羽毛到不开社交账号，不肯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宣传新书以打动读者买书的朱家姐妹或唐诺来说，为了政治理念，不惜亲身进入污秽的政治斗兽场，牺牲掉珍视的宁静读书写作的生活方式，准备好了折损信用，弄脏衣服，把理念简化再简化地喊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个人革命。革命不只是喊口号，而是要付诸行动，要付出代价。 及至联合动物保护组织，大力促成台北市政府以给流浪猫做绝育回置（街猫TNR计划）替代现行的捕杀政策，为了推广TNR计划，她和朱天文在七个月中，抓了自己所居的里内的三十五只街猫去绝育，平均一只费时五日，七个月中扣除周日，每天都要外出捕猫，惯于写作的女作家的手被流浪猫抓得伤痕累累；更不提为建立独立的动保司，开记者会、声援请愿、一个一个地游说民意代表，一直走到马英九的幕僚机构里去游说。 “我和天文都不解为何在左望望、右看看，作家们都优雅悠闲度日的这中年，我们会天天救火似的跑散人形？” “常常觉得像在一火场里绣花”。 以前佩服朱家姐妹专心写作，不与商业大浪随波逐流，但并不知道她们的人生远非静止精致的，原来是这样的坐言起行，知行合一。 这就是种子的意义吧。人在少年时曾被一无名大志照耀过，则此后的道路总会在不同时刻对其回应。“一如海水浩渺，不足船过水无痕，而是复归大海。” 回看她十七岁时的《击壤歌》，一个作家的成长分明有迹可循，“照绮席，有如花如水红妆，倾国倾城豪杰”，她们，是红妆，亦是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