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10篇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一本由张宏杰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3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一)：如何酿成灾难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还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所以成为第一批少先队员，拥有了佩戴红领巾的资格。我的骄傲因此满格，就像官僚阶层俯视平民。记得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大扫除时不怎么卖力的几个同学被我揪到走廊，要求他们罚站。被揪的同学不服气，质问我：“凭什么让我们罚站？”我指指胸口的红领巾，厉声道：“因为这个！”

　　如今想起这件糗事，还是感觉额头瞬间降下一颗鹅蛋大的汗珠。

　　好不容易混到了大学，我已经对多管闲事毫无兴趣，泡妹子和打篮球才是头等大事。我们班的班长是个高个子，接近一米九。仅仅看身高的话，他走在人群里是很拉风的，但是他太瘦了，一副随时可能被大风刮断的身板。他是个特别积极的人，在第一次班会上，班主任问大家：“谁愿意当班长？”话音刚落，他就毛遂自荐，还主动跑上讲台做自我介绍。由于个头太高，以至于我们可亲可爱的班主任不得不仰视其项背。

　　当上班长后，他再接再厉，先后当上了系宣传部部长、学生会主席、文学社社长、广播站站长等，成为我院出镜率最高的人物。这家伙不打篮球，也不是我的情敌，亦不与我同宿舍。我们几乎没有交集，大一、大二相安无事。直到大三下半学期，某一次公共课上，老师要求点名，高个子班长拿着三个班级的名单开始念（他一直负责此事）。点到我的一个舍友，很不幸，他翘课了。高个子当着全系人的面拨通了舍友的电话，质问他为何逃课。当时我就懵了，眼里一万个庆幸在飞。回到宿舍后，我们乐坏了，纷纷对那位被点到名的舍友表示哀悼，并模仿高个子的腔调给他打电话：“喂，同学，你干嘛要逃课？你怎么能逃课！”

　　无论如何，我都难以对积极的高个子班长心生好感。据说大四时他终于交到了女朋友，但并不漂亮，我心里才稍稍宽慰。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历史上蛮有名。一是因为奇丑的鞋拔子脸；二是由一介草民晋升为一国之君，堪称“励志哥”的祖师爷。他称帝前还做过流浪汉，为了糊口，从事过的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乞丐、小偷、士兵。其实他最想当农民，因为朱家世代为农，他觉得只有当上了农民，人生才有幸福可言。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人人有田可种，春耕秋收，冬天窝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人生好不快活。

　　后来当了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真的这么干了，制定出一套详细而具体的治国方略，连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规定地死死的；官员们出门坐轿子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得合乎朱元璋的规定。虽然朱元璋死后，他的不肖子孙并未彻底贯彻祖宗的方略，但“农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地球上的其他几个国家轰轰烈烈发展现代文明了，咱这旮旯还死死抱着小农生活不放。

　　朱元璋们做事一点都不含糊，麻利又彻底，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手握真理，正鞠躬尽瘁为他人谋福祉呢——得不到别人回应时，他们会嘀咕一句：“那帮龟孙子们竟毫不领情。”

　　在我看来，普天下的人都有大扫除时偷懒和上学时逃课的权力，也有不做农民而做文艺青年或太妹的权力。如果有人因为戴了红领巾或当上班长，就剥夺这些权力，那是不妥的。要是某人恰好手握公共权力，那就非酿成灾难不可。

　　幸亏，朱元璋再变态，也总有翘辫子的时候。历史晃晃悠悠，走到了现在。我不敢轻易评判吾国吾民的精神文明程度，但我们都可以自主决定发型、衣饰乃至性取向了。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跳跃。有朝一日，我也希望老婆大人能够宽容鄙人的恶趣味——我打完球回来，趿拉着人字拖，赤裸上身，急吼吼地找到冰镇汽水，咕咚咕咚猛灌几口；她刚拖完地，脸颊泛出劳动人民才有的美丽红晕。她重申了冷饮对胃的伤害，我放下空杯子，朝女儿吐了吐舌头，进卫生间冲凉了。女儿转脸看向妈妈，无奈地耸耸肩，又转过脸继续看电视里的熊大和熊二欺负光头强了。妈妈捋了捋刘海，表情很囧。

　　以上纯属虚构，现实是——在我伸手拿冰镇汽水的时候，老婆的巴掌已经上了后脑勺，我只好乖乖溜到洗手间。

　　或许我的例子并不恰当，但是我想，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再粗暴地干扰其民众自主选择生活方式，才不至于令“子民们”生厌吧。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二)：一次次的往复中是专制和极权制度的加固

　　首先要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东财学长写出来的历史书。

　　本书涉及了大明王朝的七个代表人物，从七个侧面写出了大明王朝极权制度的完整运行方式。虽则写的是大明朝，但细思之下，朱元璋与刘邦，朱棣与李世民，魏忠贤与童贯，张献忠与黄巢，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长和社会不公就要压垮王朝的纲纪，农民起义如约降临。平时循规蹈矩的人们失去理智，相互杀戮，血流成河，王公大人们为贪婪付出了代价，雄伟的建筑与山积的财富化为灰烬。劫难过后，人口锐减，吸够了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养新一轮的繁荣，新的王朝在废墟上巍然建立。”

　　但是，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在一次次了无新意的循环往复中，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消灭的人口越来越多，造成的破坏愈来愈大，文明不断被毁灭和劣化，专治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好的驯化，是中国政治越来越流氓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自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三)：始作俑者朱元璋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登基为帝。

　　从社会最底层的一介农民，到至尊天子，期间的艰难，只有他自己清楚，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娃，手里握着驾驭庞大帝国的缰绳，如何让他的子民过上好日子，成为悬在他心里的巨石。

　　皇帝心系万民，自然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会说的场面话，但对出身农民的朱元璋来说，这却不是妄言。他从农民视角出发，认为所谓的好日子，就是吃得饱穿得暖有房子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下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第一是给农民分田地。也许是少年时代受到过地主的歧视，朱元璋对地主大户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满，这些人不识五谷却个个脑满肠肥，金钱盈室却为富不仁，是朱元璋最为痛恨的对象，为了对付他们，朱元璋放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皇帝在上头，贫困大众在下头，地主们被加在中间，就像三明治中间的肉馅，被越挤越薄，最终变得和底层其他人的体量差不多。

　　今天的我们也许会奇怪，朱元璋哪里来的理论自信去肆意掠夺别人的财产？其实稍微了解下中国的历史就可获悉原委。在西方国家，社会组织的基础是贵族之间的相互博弈产生的平衡，皇帝的政策需要得到领主的支持，不可能为所欲为(欧洲的国王甚至没有常备军)。但是在中国，一直没有相互协商组织政权的传统，人们依然像大猩猩一样相互斗争，获胜者获取所有资源的支配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朱元璋可以毫无顾忌地任意分配资源。

　　第二是动用行政力量组织移民。大明初年，因为连年征战，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大量土地撂荒不种，朱元璋为之心疼不已。如今天下一统全国一盘棋，他终于腾出时间统筹布局，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了人口迁入迁出地，以及迁移的人口数量。这种强制性的移民对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来说当然是不情愿的，但是迁民令已经下达，官老爷已经进村，官兵带着兵器负责抓人和押送，生为小民，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但见一队队的移民，拖家带口，扶老携幼，逶迤千里，一路艰辛，成就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官方移民工程。

　　在慢慢的长路中，为了防止人们半路归逃，移民的脚趾上都被划上一个小口子，所以山西移民后代小脚趾多为重甲；千里之遥，一路索捆，移民后代也因此养成了背手走路的习惯；甚至连小便都要报告差役解开绳子，所以如今华北各地，多把上厕所称为解手。

　　洪洞大槐树，苏州闾门，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曾经是广为人知的移民出发前的集合地，经过漫长的年月，经过移民后代的口口相传，最终成了他们关于故乡最遥远的记忆。

　　第三，待土地均分天下初定，朱元璋又设计了一系列制度，让天下万民安于本职，不得四处流动。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职业世袭制度，把帝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世代相传不得变更；建立了世界上最周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鱼麟册登记制度，以及外出办事必须遵循的”介绍信”制度。在更广阔的层面，朱元璋无视海洋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实行海禁，甚至颁布法令禁止渔民下海捕鱼，同时大修长城，与周边邻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所有的这些举措，就是为了把社会人嵌入一个个单位里面，人们只有依靠单位才能获取生活资源和人身安全，整个帝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网格，每个人只能在自己固定的格子里面活动。

　　没有哪个帝王像朱元璋一样如此热爱安定。这源于他一直以农民式的短视实惠观打量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因为长期的积贫动荡，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几乎全部的注意力，据此形成的底层文化更追求实际效应，通俗来说，有吃的先想尽办法吃到肚子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像商业贸易这种需要长远投资的行为，在农村缺少天然的土壤。深受这种农民思想影响的朱元璋，人为把人民在各个维度限制住，让他们安心干活，给他们吃饱穿暖，他们就会乐呵呵感谢皇恩浩荡了。

　　现在，朱元璋像蜘蛛一样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得严严实实，他希望能够束缚住帝国的时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单是固定住百姓的身体还不够，他还要向民众的脑髓中注入从历代思想库中提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朱氏子孙就可以安心享受人民的膏血，直至千秋万代。

　　首先，读书人的思想不能乱。朱元璋指定了学校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范围，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体用排偶，谓之八股。自此读书人多数只知寻章摘句，全无一点真才实学。

　　第二，对官僚集团，他裁撤了宰相，最大程度上扩大了皇权，他制造胡惟庸案、蓝玉案，清洗了数以万计的官僚。于此同时，还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从衣服上的花纹到酒壶的款式，事无巨细，都有明文之规。官僚集团只需要按照规定行事，就像皇帝的手臂一样，全然不需要自己动脑筋。朱元璋尤其痛恨贪官，洪武一朝，官吏的薪俸为历代最底，而惩治贪官之严厉，却是历朝之最。

　　第三，朱元璋始终不忘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育。他亲自制定了《大诰》这一千古奇书，所谓《大诰》者，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案例汇编，他要求每家每户都备一本，每个人“烧火时念一念，走在路上背一背，做生活时想一想，晚上睡觉前夫妻帮一帮”，以此作为警示万民的生动教材

　　我们可以善意地认为，朱元璋提倡道德教化是出于善良的本心。然而这些举措太具刚性，缺钱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尊重与关怀，由于操作上的难度，他实际上成为一种伪标准。而人们有着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之间的矛盾，最通用的做法就是表面一套背里一套，一面大张旗鼓地建立牌坊装饰门面，一面心照不宣地藏污纳垢。有明一代，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面被吹上天的朱皇帝，其所作所为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一味追求固化和静态的价值取向，让朱元璋看不到商业贸易和金融的重要作用，让社会缺少活泼的生机，这正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把这样的中国比喻成一句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句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的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这个方面只需要举一个土地和户籍的例子，我们就会有切实的体会了。

　　第二，朱元璋将底层社会的实用主义和狡诈作风带到了帝国的各个层面，而他推行的道德高压却没有给人们正常的物质需求留下回转的余地。所以社会上没有真正可以遵守的操行准则，黑厚学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与此同时，理应发挥作用的法制却退居二线，得不到发展和重视。

　　第三，中国传统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朱元璋手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前有王莽，后有洪秀全、孙中山，都把这种乌托邦梦想奉为圭臬。在20世纪初各种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时，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以及个人独立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终因不切合中国人民的心理而被抛弃，而社会主义则因为与中国文化天然的同质性，吸引了各阶层的精英，并在中国的土壤上深深扎下根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才在思想上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唐宋时期，官僚机构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即使一个庸人坐上皇帝的位子，也能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但朱元璋把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到自己手里面，而其本身又缺少必要的素质，于是灾难就不可避免，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四)：历史的本来面目

　　知道张宏杰是从《饥饿的盛世》开始的，对于我这个不看电视，认为《百家讲坛》营养不大的人，能遇到这本书，真的是太幸运了。

　　看的过程中，有许多地方特别触目惊心。《历史的惯性：朱元璋》里，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画面，也明白朱元璋所编织的统治之网，是如何影响后世的。在看完本书后，因为有些事情去了一趟农村，又一次感叹自己太幸运了，从各个方面，让我对本书的感悟，深刻了许多。

　　虽然我们都会有落叶归根情结，但这次去农村，发现他们的情结比我的严重的多。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东北人很不恋土，黑龙江人最不恋土，而我恰好是一个黑龙江人。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生在东北，没有文化的沉淀，精神世界非常枯燥。但这次我觉得，生在东北太好了。没有文化的沉淀，所以被驯化的没那么完全。书中有段话是：朱元璋要把农民拴在那片土地上，因为拴在了那片土地上，社会会相应的稳定的多。结合王小波“行货”的概念，而我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行货”。

　　说到行货，朱元璋迁移农民，虽然是为了国家大计，但回归到人性，本质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一姓之私。造成的后果，由后世来承担。百姓没有选择是否迁移的权利，就像牲畜没有选择饲料的权利一样。

　　除了了朱元璋这篇，最喜欢《在劫难逃：张献忠》，因为让我见识到真正的历史面貌，又一次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今年有很多电影也让我见识了战争的残酷，比如《血战钢锯岭》《敦刻尔克》······我喜欢它们是因为从人性出发，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小人物面对战争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反观某些抗日剧，时尚的发型，帅气的服装，弱智的敌人，我不敢看，也不敢评论这样的电视剧，否则容易变成“反对民族精神、国学修为”等的讨论。

　　也明白发动战争的动机，可能仅仅是因为吃不饱饭，像狗一样的生存都变成了奢侈这种最现实的原因，而不全是为了全人类幸福这种伟大理想。

　　下面是对每一章的感想：

　　历史的惯性：朱元璋

　　朱元璋设置系统时，没有考虑到人性。贫农出身，在没有了束缚的情况下，完全按照贫农想象皇帝的样子来治国，通俗不严谨的说就是天天吃饺子，还吃一碗倒一碗。

　　朱元璋的政策可能开创了随礼，好好学习就飞黄腾达的这些民俗。

　　他把集权玩到了极致，让皇权突破层层限制，达到了每一个地方，所以后面的皇帝喜欢他的还是很多。

　　他同时也是伟大的，清朝和近代的方向还是按照他设定的统治之网来进行的，并且加以完善。

　　中国人喜欢这种统治模式的大有人在，“不患寡，而患不均”。清朝和近代都在洗脑，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人也习惯了被当成“行货”。最明显的借用文中一句话：“你吃国家的，喝国家的，还能不听国家的？”

　　虽然我被当成行货很不爽，但至少还是知道自己是个行货。但行货注定是悲哀的，用“自己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思想，是不是更为舒服一些？

　　权力的奥秘：朱棣

　　从看《明朝那些事儿》开始，朱棣是我最喜爱的皇帝之一。

　　那时候不知所然，只是凭感觉而已。现在知道他更懂得克制自己。以利驱人，对人性的把握特别通透。

　　对于暴力，使用虚伪更多。对于老百姓来说，他的统治，比朱元璋的统治更幸福，他的性格也更适合当皇帝。

　　臣服于我，加倍赞赏。你想合作，那就共赢；你要背叛，必让你后悔；你后悔了，又想接着合作，那就继续合作。

　　偏执症患者：海瑞

　　一直不喜欢海瑞，虽然百姓给他封神了。

　　我认为，清官是可以做的。但要先保护自己，把自己在任的时间延长，才能做更多的事。就像王阳明一样，该坏的时候比坏人还坏，而不是被人利用，当成棋子。

　　百姓里愚民很多，拯救苍生不过是理想罢了。贪污对于弱者来说，这是天大的不公；对于强者则是好事，明码标价节省交易成本。

　　我喜欢攻心、有脑子的人，；看清规则，掌握规则，修改规则的人，比如朱棣、王阳明。

　　很多圣人之言，不过是用来驯服愚民的工具罢了。

　　一个开的过分的玩笑：魏忠贤

　　文中“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如果我是魏忠贤，不会后悔，有几个太监能走到九千岁的地步？他品尝权力的滋味的代价是由后人来承担的。

　　虽然不喜欢“九千岁”把大明弄得乌烟瘴气，但他能走到那一步，打败了多少竞争对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魏四，也算忠心为国，无奈能力太差。出身贫苦，格局不够，能力太差，葬送了大明“回天” 的可能。

　　在劫难逃：张献忠

　　整篇读完，触目惊心。在劫难逃的不是张献忠，而是蜀人。心有悲愤、不忍、恐惧，百感交集。

　　如果我在明末，最大的可能是让人烹之。

　　文中“三百五十余年过去了”，只是仅仅过了三百五十年啊，那种文化还飘荡在人性深处。从小学习被阉割的历史，当我们看到历史真正的嘴脸，是否能承受得住呢？

　　对于成都的火锅之城，变成了无以言表，只因心中想恸哭的欲望如此强烈。

　　想成为一代帝王，要有非人的意志力，否则会被路上的形形色色所迷惑。张献忠的治国能力，李自成的格局、吴三桂的陈圆圆，都让他们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虚伪从来都比暴力好得多。

　　说句题外话，查找资料的时候，看到的是：张献忠带领苦难的人民群众起义、英勇反抗······有领导···奋起···其···是···的骄傲。除了恶心，还是有什么感觉？难道不是因为百姓吃不饱，被当成牲畜一样对待，最后连当牲畜的权利都没有了，才起义的吗？但也因为恶心，让自己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是羊群中的一员。 我从小到大看的历史都是这个样子，有幸窥到历史真实的一角，所以本书中最喜欢的一篇即是这一篇，对人性的剖析更透彻，更真实。

　　无处收留：吴三桂

　　看到吴三桂这篇，想起了张瑞敏的：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虽然和本书不太相关，但背后的道理是相同的。如果明朝还有希望，吴三桂，可能做为一名忠臣从一而终，但命运和他开了太多的玩笑。

　　獠牙被拔了，从狼变成了一条狗，但还有“贰臣”称号压着，注定成为不了一条好狗。从多尔衮的戏谑，是否就应该想到呢。

　　不想造反了，却又无处收留，只能自己创造一个家。但最后这个家，又抵挡不住“狂风暴雨”，所以“造反”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但为什么没有到能不能的地步？还是给自己当一条狗留有一丝希望。

　　如果从一开始就布局，为“必然到来”的那一天做准备，是不是就可以善终了呢？

　　投机者是成不了伟人的，这句话虽然和上面关系不大，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想放在这警醒自己。

　　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

　　从郑成功的血性开始，就认为他还是过于刚烈了。有成为王的能力，挣脱得了“孝“的枷锁，挣脱不了”忠“的枷锁。虽然他的刚烈是有弹性的，但还是未揉进流氓的特点。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皇帝无能，累死将帅，这是对《英雄本色》的感悟，放在这里，也恰巧合适。

　　郑成功拥有着过人的自控力，但是下面的人没有，各种条条框框过于严苛，这也是未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西方和中方对于“少年性” 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我的某些想法，不太符合社会的主流，因为没随大流，肯定会有不必要的麻烦，但这也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我有这一类的想法，还是很开心的，毕竟能看到自己的枷锁。

　　我现在算上是”少年“阶段，但特别焦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随着认知升级，知道我的资本是拥有更多的”试错“机会，但没有好好利用起来！

　　因为国人的羊性太严重了，所以有时看着过于冷酷，对于过多的奴性，只想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最后，我觉得现在是很好的时代，毕竟我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书。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五)：论一论农民起义

　　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总要经历一次血光之灾，血流成河赤地千里之后，旧的王朝灰飞烟灭，新的王朝在废墟瓦砾之上冉冉升起。如此往复循环，以至于“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信念沉积成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在外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乡约的不断教化，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他们什么都怕。这样的一群人犹如被摘取了鳞甲和爪牙的动物，已经丧失了原始的野性，只知道安于现状，逆来顺受。

　　由于统治阶层无法遏止的贪婪，农民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一遇灾年，就有饿肚子的风险。特别是在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可耕之地越来越少，当人口增长到社会可以承受的能力的极限，农民所承受的负担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一场社会动荡的风险就像幽灵一样开始四处蔓延。每到这个时候，农民没有任何正常渠道争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史从来没有产生一个为人民代言的阶层，偶尔出现的几个“青天大老爷”也只是昙花一现，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于此相反，专制统治者却拥有大量的暴力工具去惩治乱民，政府对百姓永远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而百姓只能选择退缩和忍让，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底线的时候，唯有官逼民反一条路可以走。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吴广的一席话，道出的是无数绝境中农民的心声：反正都是一死，饿死和做暴民被杀死相比，还是做暴民比较划算，至少还可以吃几顿包饭。

　　一人举义，群起响应。

　　从来就没有天生的顺民，极端的忍耐和极端的暴力，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经过千年的生存斗争，中国民间质朴自然的外衣下面，是另一副面孔：这里以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为生存哲学，为了物质追求而无所不用其极；这里缺少人道精神，人命一点也不值钱；这里缺少对妇女的尊重，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里目光短浅，见解狭隘，善于破坏，从不建设；这里没有羽扇纶巾的优雅，有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旦那些束缚在农民身上的绳索戛然而断，一旦那些所谓的良民理论被弃之如敝履，被压制在人性最深层的险恶、野蛮和报复欲望便倾巢而出，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种变成了最凶残的一群，他们像疯了一样烧杀劫掠，充分享受暴力带来的快乐和自由。于是义军过处，十室九空，白骨累累，流血漂橹，山河破碎。

　　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数千次的农民起义，由这些头裹黄金、衣衫褴褛的农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又一次次地消退，就像涨潮和落潮一样毫无新意。与其说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倒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统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以下几种功用：

　　第一，消灭人口，减轻了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第二，文明的毁灭和劣化。贵族文化在大动荡当中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到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于流氓化。

　　第三，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和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

　　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六)：这本历史书，将中国文化剥皮拆骨

　　做为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我经常在逛书店时，看到一些军事化的书名出现在情感类和经管类书籍的封面上，比如《情场如战场》或《商场如战场》之类的。

　　乍看之下还以为我国已经全民皆兵，到处都有军事大师。

　　伴随这种军事化思维的，还有一种对阴谋论的喜爱。比如，中国人喜欢看的电视剧，往往都是宫斗戏、间谍戏，以及各种军事权谋戏，如前阵子热播的《军师联盟》。

　　不是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吗？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军事和权谋呢？

　　对此，历史学家张宏杰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

　　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

　　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

　　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的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这段话出自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历史学家张宏杰，擅长从人性角度切入历史、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本书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在书中，张宏杰描写了朱元璋、朱棣、海瑞、魏忠贤、吴三桂、张献忠、郑成功这七个历史人物，还原了他们的个性、情感、处境乃至家庭，通过对他们的深入分析，剖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影响。

　　这些影响巨大、深远，即使到今天，仍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值得我们警惕与借鉴。

　　恶性竞争观

　　马克思说过：在封建时代，一个帝王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帝国的质量。

　　而中国的帝王素质往往都不高，很多开国皇帝都是流氓出生，比如刘邦、刘备、赵匡胤、朱元璋......

　　就像张宏杰说的：流氓是皇帝的蛹。

　　那么，为什么是流氓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这首先在于，中国是个不尚竞争的国家。

　　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文化强调的是安分守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不能指望被驯化得服服帖帖、早已失去爪牙的农民去角逐天下；文人则因为自身的软弱性，加上对自己的定位，是跟在皇权的后面帮助塑造稳定，所以也不会出头。

　　只有那些被放逐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流氓才敢于在乱世里兴风作浪。

　　再则是，因为缺乏竞争精神，也必然缺乏竞争规则，中国的皇权竞争又极端残忍，一旦失败就是身家性命全丧。所以，那些角逐皇位的乱世冒险家们，面对的是一片无规则的、恶性的、缺乏基本约束的竞争海洋，只有那些最残忍、最无底线、最缺乏羞耻感的流氓才能取胜：

　　【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闯红灯或者绕红灯。】

　　这种“游民”习性也被很多后人所继承，比如书中的篡位皇帝朱棣：

　　当建文帝还在为找不到理由削藩，无法对朱棣动手的时候，朱棣却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嫡子，如今要“奉天靖难”，并且含糊其辞，暗指洪武皇帝死得不明不白，有被害的嫌疑。

　　这种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马皇后终身不育）、找借口（所谓“靖难”）、构陷（洪武皇帝自然死亡）的本领恰恰是中国式英雄们的成功之道。

　　看看书中提到的几个乱世枭雄：

　　朱元璋用“洪武四大案”成千上万地血洗功臣，发明了剥皮萱草（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这样的酷刑来对付贪腐；

　　朱棣为了对付政敌，发明了“瓜蔓抄”、“诛十族”，深文周纳，大肆株连；

　　张献忠毫无原则地反复投降、背叛明朝，最后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甚至决定把四川全境人民都屠杀干净......

　　他们无一不是嗜血残酷、心理扭曲的厚黑专家。

　　传统时代的帝王被视为天下表率，尽管有着无数的粉饰，但他们骨子里，那种无视规则与底线的流氓竞争观还是传播到了整个帝国，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

　　【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深深侵入中国文化的肌体，使中国政治越来越流氓化。】

　　今日的中国人，依然摆脱不了骨子里纯粹的功利与实用主义，相比于在规则内靠创新手段进行公平竞争，还是更擅长于绕开规则乃至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这些恶果多多少少根源于此。

　　文化与制度的双重扭曲

　　皇帝用强权践踏价值，那士人呢？他们是圣贤教化的追随者，纲常名教的卫道士，在面对强权的时候，能否做到“从道不从君”呢？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地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于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

　　那些不愿在精神生命上自杀、力图保持自己价值观完整的人只有毁灭一途。

　　朱棣登位后，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不愿意归降，下场之凄惨让人不忍卒读：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的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中国式的残酷竞争，导致士人们要面对的，往往是这一类统治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而这些统治者又喜欢扮演伟大仁慈的君王，并且逼着大臣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利用他们的喉舌，把自己的光辉形象传播到帝国的四海八荒。

　　曼德拉说：不要因为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

　　然而中国的士人从来没有“卑微如尘土”的权力，只能在“扭曲如蛆虫”和化为齑粉中进行抉择。

　　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前者。

　　他们虽然知道皇帝的道德装扮是掩耳盗铃，但更知道这些盗铃者手握生杀大权，可以任意指鹿为马。

　　既然他们还肯掩耳，大伙儿也就借坡下驴，选择性地无视他们本性里的残暴与厚黑，赞颂皇帝的仁德与伟大，既能讨好皇权，又可以教化万民来感激天降英主，顺便也给了自己和同僚们一个继续服务的理由。

　　四方讨好，八面玲珑。这些孔门学子，最终都成了夫子所说的乡愿：“乡愿，德之贼也。”

　　孟子说这些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众皆悦之，自以为是”。

　　李大钊一针见血：中国一部历史，是大盗与乡愿结合的记录。

　　再来说说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种相当神奇的物种，一方面，它依附于强权，容易被利用，被践踏，乃至被扭曲，看起来软绵无力；另一方面，它的生命力又坚韧而顽强，能存续千年，散之四海，约束和规范帝国里的普罗大众。

　　同时，它又容易滋生出极端的思维，如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

　　由于圣贤的标准太高，偏执如海瑞，或许能够一丝不苟地践行，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做“禽兽”，甚至矫枉过正——既然无法进入道德法庭的大罗升天，干脆就堕入纵欲享乐的无间地狱：

　　【嘉隆以来，整个明朝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

　　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

　　在上层社会，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居然也争献媚药秘方。】

　　可大家终究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的，内在的廉耻心逼着人们发挥骨子里的聪明劲，学会用各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言辞来包装自己：

　　【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对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除海瑞和几个耿介之臣外，书中提到的大臣大都形象不堪。他们一面大谈国计民生，一面贪腐成风，强调士人气节，却又“扭曲如蛆虫”：

　　魏忠贤上台时，大臣们为满足魏氏的变态虚荣心，以求得进身之阶，将他吹捧成德配孔孟、功高伊尹的千古贤臣；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顾秉谦，让自己的孩子认魏忠贤为爷爷，拐弯抹角地给硬要给魏氏当儿子；许多饱读诗书的两榜进士，都成了魏忠贤的“十孩儿”、“四十孙”......

　　全体士人的形状猥琐卑下，“反映出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的进一步劣化。”

　　在这种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扭曲下，中国人养成了几个明显的性格特征：

　　一、由于无法用极端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便采取了一种道德上缺乏标准的含糊心态——中国人在道德原则上的擅长变通常常让西方人目瞪口呆。

　　这种缺乏自律精神的含糊心态，扩大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导致到处都能见到胡适笔下那个“差不多先生”。

　　二、在专制社会底下生存又必须学会察言观色、揣摩上意，必要时必须曲学阿世，培养出一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人下菜碟”的人生哲学。

　　相比于兢兢业业的奋斗，很多中国人更相信圆滑世事，才是立身之本。

　　我记得小时候写作文，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不是有什么新奇的立意或独特的角度，而是要懂得揣摩出卷老师的意图，顺着ta的心意来写。看来传统文化教育，果然是从娃娃抓起。

　　三、习惯于用各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言论来包装自己的真实意图。

　　有时这种意图仅仅是一些基本的个人利益，但很多中国人还是羞于直白地申诉自己的利益，毕竟在我们的文化中，推崇的是毫不利己，是压抑自我而呈现出一个道德完人的形象；

　　有时这种意图又可鄙下作——十几年前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该集团就曾经向政府提出这样的报告：“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可谓深得其中三味。

　　除上面几点外，本书还涉及很多主题，如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权力的奥秘、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贪腐文化的形成等等。

　　虽然书中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揭露与批判，但张先生的本意绝非为了全盘否定或抹黑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今天分享这本书也仅是希望各位能从书中揭露的现象里得到一些启发。

　　李敖曾经说过：我们很多时候像提线木偶，很多行为是被古人的思想提着操作的。

　　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造成独特的国民性，无论优劣，都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基因，一路传承下来，影响了现代中国人。

　　观看历史，有时候就是透过它来观看自身，让自己多一分警惕与思考。

　　本文最初发表于公众号“夜枭笔记”（ID：yxbj2018），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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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七)：比当年明月写的内容要深，但可读性仍然很强

　　最先是看《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个两次反叛的“千古罪人”，按照高晓松所说，山海关一场战役灭掉了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相比于这些标签化的评价，张宏杰给给了我们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吴三桂的形象。

　　吴三桂年轻时可是有名的孝子良臣，但在大明摇摇欲坠的背景下，随着舅舅、偶像洪承畴降清，可以想象吴三桂心里的斗争与变化。吴三桂本已打算归顺李自成，但李自成剥夺了吴府的家财，下属侵占了陈圆圆，血气方刚的吴三桂掉头降清。而顺治皇帝等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的投靠，但康熙完整地接受了汉文化教育，从内心深处就不能理解吴三桂的投奔，而起兵之初，吴三桂占据优势，但他在长江南岸按兵不动，并不是真的相反，而正是这段时间给清兵调度、积蓄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通过张宏杰的讲述，我们不但能看到吴三桂外部环境的变化，还能看到他内心的翻滚，似乎身临其境。

　　后来看《历史的惯性：朱元璋》，我总觉得在借古讽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举措与朱元璋如出一辙，只不过有了更为动听的马列理论支持，这可能也是作者所说的历史惯性的一部分。

　　为什么开国皇帝大多会经历一流氓化或者说流民化的过程？

　　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因为中国历朝更迭，不是基于“契约关系”而是基于“战胜关系”，“胜者为王”也是历史的惯性，胜者一家独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底层出身的朱元璋，一直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但是底层人民的状态能改善吗？朱元璋对于官僚极其反感，管控严格，但为何明朝依然是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

　　看《偏执症患者：海瑞》，明显能看出张宏杰对于所谓“忠臣”的反感，“做清官的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张居正主政以后，一直拒绝启用海瑞，张的评价是“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意思是海瑞只适合作为一个社会符号存在，而不适合具体办事。

　　应该说，曾国藩这样的行事作风更为可取。

　　以上举例而已。

　　看张宏杰的书，各种史料信手拈来，阅读之广，体会之深，实在令人佩服。

　　而作者的视野也很宽广，并不局限于还原真实的历史，而是试图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体味人性的同时，分析和总结历史的客观规律。

　　比当年明月写的内容专业一些，但可读性非常强。强烈推荐。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后感(八)：历史的人质

　　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以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为中心，通过追溯前后的历史轨迹和万历前后几个关键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阐述了在衰败落后的封建后期道德制国的荒谬。与此手法相似，《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也是通过提取明朝的几个典型代表人物，论述封建制度的失败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在封闭没落的封建制度后期，几乎所有人沦为了历史的人质，在儒家仁义道德与生存利益之间艰难抉择。清明与乱世、贪腐与清官只不是摇摇欲坠的封闭制度的一体两面罢了。从现代眼光看，七个历史人物的一生最后都与他们各自的理想或者说愿望背离，都是失败的。可以惊讶的发现，明朝与中国后来的政治制度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标本。上至皇权以及以达官贵人为代表统治阶级，下至贫民百姓，都随着日益腐烂的封建制度一步步走向衰亡。接下来的清朝几乎是沿着这条轨迹作最后的挣扎，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大趋势下，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封建制度虽然消亡，但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依然还困扰着中华民族。书中对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中国国民性有深刻洞察，在长期改朝换代的战争与争斗中，我们都坚守实用主义信条，崇拜权威，擅长专研人际关系的“厚黑学”。

　　我们以为历史只是一堆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废纸，其实仔细翻来看，我们都是历史发展的延续。以史为鉴，从来都是古今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