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是部金融史2》是一本由陈雨露 / 杨忠恕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9.80，页数：3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一)：读懂国民财富聚散之理
读懂国民财富聚散之理
文/王传言
金融历史往往浸透在历史的更迭中，中国历史也不例外。以往，对于中国历史的解读往往聚焦在不同的侧面，比如政治制度、比如文化兴替。这些都没有触及到朝代更迭的内核，而这本《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却将目光聚焦在金融领域，解读的乃是宋、元、明三个历史时期的货币以及金融制度的对与错。在对与错的过程中其实更是表达了国民财富汇聚和分散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往往有着普遍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现代中国的金融制度也有着借鉴意义，而这也恰恰就是这样的书籍能够风靡的真正原因所在。
国民财富其实是一个国家永恒的话题，而对于国民财富的解读也是有无数的版本。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些书籍的解读往往有着深刻的西方特色而变得有些遥远。而在中国历史上，从宋到明的近七百年间，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辉煌的时期。而在这段辉煌历史时期的金融往事到底如何成为作者的重点抓手。在内容的铺设上，全书涉及了中原王朝财富累积，与少数民族政权的财经、金融之战，国家财富的官民间分配与矛盾，财经制度失策及国际贸易保守对王朝的致命打击等丰富内容，这无疑成为独辟蹊径的最佳方式。
其实，在此之前。作者已经出版了《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是部金融史》两部书。而这部《中国金融史2》更是在一系列金融问题中展开的。中国古代的财富奇迹是如何诞生的？官僚利益集团面对财富时如何抛弃底线与民争利？权相、奸相、顾命大臣、帝国精英如何运用金融、货币杠杆运作天下之财？小民百姓在封建嗜血政策下是如何争取尊严的？这些问题的背后被作者冠之以金融和货币的因素，能够洞悉国民财富聚散的真理。可以说，财富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本书的主题，也是“天下之财”的归属。可惜的是，700年繁华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决策失误与机会错失。
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观念，我们不妨看看宋、元、明的几组数字：北宋仁宗年间中国人均GDP折合2280美元、南宋孝宗年间中国人均GDP为2600美元。即使不考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通胀因素，这个绝对数字直至2006年才被突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时，朝廷岁入每年不过60万锭白银，支出却高达300万锭左右，每年赤字高达240万锭。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独占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据说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但是，仅就白银占有率而言，还有一个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大明帝国。这些数字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国民财富的收支平衡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再强大的帝国大厦也会灰飞烟灭。
读史可以知兴替。在尘封的故纸堆中，国民财富聚散的道理散落其间，货币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试错又无处不在，华夏数千年往事，人们不断寻找着财富天道，先贤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进行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社会实践：宋代出现了人类的第一张纸币交子，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古代盛世；元代超量发行“至元钞”造成了一场社会大灾难，骁勇的蒙古铁骑竟然终毁于一张薄薄的纸币；明代与西方大航海同处于一个平行的时空，巨量海外白银涌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为帝国埋下了败亡的种子。这些都为今天的金融制度和货币制度政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养料，能够让我们沿着历史的经验继续前行。
注：该书评已经刊发2014年4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感谢该版编辑！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二)：跟印象中的历史完全不一样，嗯
其实很少看这类书，
总觉得太浮躁了，
现在的历史书有不浮躁的吗？
朋友说，你要看看这本，因为这是他责编的。
人情就是这样。
不过说实话，比我想象的好一些，至少比现在很多乱七八糟的历史读物好一点。
看得出，作者还是有一套自己的看法的，
他们前面的书我没看过，封面太土。
这本封面也土，但还不至于那么恶俗。
书里面的观点比较雷人，跟印象中的历史完全不一样。
作者的根据是经济学，或者应该叫金融学，
比如说宋朝和西夏、金朝的货币战争，玩的都是阴招，
让四川人印一堆纸币，还不准内地流通，只准和西夏人交易的时候才能用。因为四川当时是西夏商人和宋朝交易的热门地方。
结果，宋朝把西夏的物资都弄到自己这边了，换回去的却是没用的废纸，没办法只能物物交换。
阴招儿。
还说到明朝，白银占有量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加上非官方的统计，远远超过号称世界霸主的西班牙。可是大明缺钱缺的不行。
因为明朝是银本位制，所有人只认银子，其他都不认，买手纸都得银子，所以那点银子不够流通的，然后明朝想办法，印了一堆纸币，物价飞涨，把国家搞坏掉了。
还有个蔡京，好新潮的，跟我们印象中的蔡京感觉都不是一个人。生不逢时。贾似道也是，搞经济很牛逼，可惜也成了奸相。
发证我觉得这书倒是有些水平，不是纯粹的胡扯，也不是古文翻译一下白话文，加两句网络流行语了事。
我靠，写了这么多！！三星半，剩下一星半是人情。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三)：流动的信用 不死的欲望 ——《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成败兴亡七百年
流动的信用 不死的欲望
——《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成败兴亡七百年
因为学医的关系，所以学了中国医学史，而上课时候感触最为强烈和震撼的是宋金元时期的故事：从那时候起，中国医学不再是少数人家传秘辛的传承，有了真正的医学校，让医学作为一种职业而非鬼神的秘密得以更加公开——无需托名“黄帝”，人们可以通过师业传承，获得百姓的认可；而也从那时候起，公开的方剂和成熟的定制剂型变成了百姓“简便廉验”的“家中常备”……我以为这只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就能够获得社会分工后的更加精细化和多元化的职业和成熟的社会结构。
然而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也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通过不会欺骗我们的经济数据的推演，以及记载在史书上那些无法被主观设定左右的财政政策和施政纲领，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一段从巅峰到衰落的“帝国的午后”时光。成败兴亡七百年，从不再“均田”却多次逃出亡国泥沼的读书人能够与君王平起平坐的年代，从尽管强大却没能守住“长生天”庇佑的黄金铁骑，从一个破产小农出身到专制敛财的疑心君王……本书中，很多对于君主的观点和国家的观点与我们的教科书有出入，但是却让我们不禁怀疑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到底有多少。如果宋朝那么“积贫积弱”，那么真的会能够让“四大发明”中那么重要的科技成就出现么？如果元朝真的是一种对宋朝无能统治的报偿，那流民四起与民怨沸腾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明朝一位无产阶级出生的君王真的能够代表小农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清兵入关前，亡国的起义烽烟早已点燃？这是一本更为详细而全面的历史书，用更加客观的角度，给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思路，让我们看到财富的创造、天才的设想、智慧的迸发、人性的贪婪……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火热而新鲜的时间。
“天下之财，岂有止数，不在民，则在官。”这是司马光的一句写于《宋史》中“本该垂名千古”的话，也是写在本书腰封之上的全文的精神所在，两位作者老师是用这句话的精神，阐释了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两宋人民的富裕、社会创造的丰富在于政府的权力的狭小、人的欲望得到了最大的规范和限制，信用成为了人们传递财富的最好背书；可是正是因为欲望的无穷无尽，当渴望获得绝对权力以攫取绝对的利益的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那么等待百姓和这个国家的，将是无法逆转的令人伤感的衰落。
在我专业的医学史的课堂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一本专门为民众所谱写的政府信用背书的药物参考，人们可以用之来解决家庭常用的问题。这本药用成剂曾经有政府组织的药物的贩卖，标准化、简便化——而今想来，这是因为在那个“清静无为”的朝代，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华夏大地上，曾经有过的精神。《局方》中有味叫做“龙血竭”的药品，在那个时代就是一味能够为普通人知晓和使用的进口药物（产地主要是东南亚），但是上世纪80年代前，这都是一味紧缺的药材。这中间千年的变革里，到底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流动的信用VS不死的人性的贪婪，当二者演绎在这700年的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到底有怎样惊心动魄却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事情呢？
好书一本，一个午后，足以读这悠悠往事了。
y 林怿
2014年4月23日9:58:38
写于御庭园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四)：当个历史常识看看，挺有意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最近新出了一本书，题目叫做《天下之财》。作为一个向来以“读史明智”为志向的屌丝，这个“金融史”系列我是有所耳闻的，据说写得也非常不错。人民大学的校长啊、教授啊、博导啊，这么多吓人的头衔，能写出什么来？就算写出来，能说服我这个多少有点历史常识的屌丝吗？
据说这是陈校长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一部力作，我查了查，陈校长是财政金融学院的，大概是金融专业教师，我原以为这是本哗众取宠、写出来沽名钓誉的书，因此以为是教人如何赚取“天下之财”的庸俗历史读物。看来之后才知道，这书还真是一本讲历史的书，而且全是颠覆性观点，说的头头是道。宋、元、明三代财经历史，众所周知，这三个朝代不是比较富裕就是比较牛逼，700年的历史说出来还是挺辉煌的，也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段。但我确实一直不是很明白这七百年里为什么突然富裕起来，后来又怎么就混成清朝那个鸟样子，说是阶级斗争、说是封建社会走向衰亡，难以说服我。在这个书里，陈校长倒是给了一个比较有新意的解释，曰：是让钱闹的！也就是“天下财富”到底要落到谁的腰包里！再通俗点说，GDP大幅增加最后到分到了哪些人手里！
1000年前的宋朝人均GDP居然接近3000美元，怎么到了明朝，大航海一来、海外白银一到，堂堂大明帝国就毁在一个人妖魏忠贤的手里了？
陈校长的逻辑是从“钱”这个问题出发，以金融学的视角另辟蹊径，用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变迁上找到一个自己理解历史的答案。我坚持认为这个答案并不是历史的答案，而且有些偏激和过分，但是我也不得不说，这么写历史还是挺有意思的！
具体的内容就不剧透了，已经说的不少了。当个历史常识读物看看，挺有意思的。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五)：金融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对于陈校长等人的这本书，多数人大概能认同的是“金融”这个切入点，从金融出发写遍清朝之前中国历史的，似乎前所未有。
但这本书的内容实在是毫无严谨可言，多处引用了没有靠谱出处的“史实”：包括引发舆论哗然的岳阳楼是青楼，还有元朝二十户一把菜刀，以及崇祯私房钱三千七百万（书中所用单位是两，而出处是锭，相差500倍，何况这个说法已经被证伪）。
一本书读下来，感觉作者处处都在向我们述说：你们学过的历史都不是真的，实际如何如何。我想，如果有那么几处反转还算正常。但我们所学的历史总不至于不堪到让作者处处颠覆吧？如果真是，两位作者又从哪学来的呢？
作者给我的感觉，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论点而寻找史实，没有牢靠的就采用野史甚至传说，不惜故作惊人之语，为博读者眼球之快。
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读物，但不论怎样也是历史书，作者这种在争议处不列明出处，不给出依据，仅仅书后一页半参考书目的做法，和岳飞孙子有什么区别？
怎么写好这种偏通俗的历史读物，怎么让人信服，《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已经给你陈雨露做了榜样。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六)：观点片面
“天地所生财货百物 ，止有此数 ，不在民 ，则在官 !”司马光的这句话已经被梁启超批驳过了。一个积极的经济制度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产生更多的财富。就如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司马光完全从静态角度来看待财富总量。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财富并非“物质”，不是“天地所生”。
王安石所做，是抑制豪强，而豪强又都属于官僚地主阶级。司马光把“民”和“官”对立起来，这个论点被很多人引用。那么请问，大地主和小农是不是都属于“民”呢？抑制大地主帮扶小农怎么就成了聚敛民财呢？王安石和朱元璋把民财聚敛来供自己骄奢淫逸了吗？王夫之的观点不过是一家之言，又怎么能作为至理名言来推崇？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七)：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趣味指数：★★★★
精彩指数：★★★☆
脑洞指数：★★★★
页数：303
豆瓣评分：8.6
读这本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书的内容是以金融、货币及王朝政策为线索，全新解读中国历史，揭示历史、政治事件背后官民“天下之财”的分配本质。
文辞精彩、叙述真实，各种历史趣闻由作者信手拈来，即便是完全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也全然不会有晦涩难懂的感觉。
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中国是部金融史2
作者:陈雨露,杨忠恕
主要内容
《天下之财》讲述了从宋到明近七百年，中国封建时代最为辉煌时期的金融财经往事，其中涉及了中原王朝的经济恢复、财富累积，与少数民族政权幕后的财经、金融之战，土地、商业政策及对平民的影响，国家财富的官民分配与矛盾，财经失策及国际贸易保守对王朝的致命打击等丰富内容。
1 赵匡胤的东京梦华
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赵匡胤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黄袍加身。立国之后，宰相赵普对赵匡胤说：五代十国灭亡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干弱枝强。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只此方能让天下安定。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羡”），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大宋王朝刚建立时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而令人惊讶的是，赵匡胤确实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放下屠刀。
赵匡胤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陈桥兵变后大宋王朝善待后周遗孤，赵匡胤更是在太庙中立碑约束自己的后代子孙。
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事情就算办成了！
2 变法风云之范仲淹
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范仲淹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公元1043年，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
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在争取权利方面，范仲淹通过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要求朝堂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又指出必须给官员分配土地，让这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他说了算。
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第一是货币贬值，铸造大钱搂钱，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第二是重农抑商，他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又说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以军费对外放贷。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3 货币战争之宋金之战
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南宋市井图
战火只能毁灭财富存量，却无法彻底毁灭创造财富的人，优秀的人力资本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所以，这些国家得以在战后迅速崛起。靖康之难后的宋金对峙就是这个样子。
这便让南宋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国际贸易市场。当时所有进入南宋贩运货物的外国人都必须使用铜钱，南宋铜钱已经遍及当时人们所见的全部世界，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代世界货币。周边国家基本没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大宗交易全靠南宋铜钱作为交换媒介。
绍兴和议之后，金人也必须以自己的产出与南宋交换。由此，双方在南宋立国一百多年中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铜钱争夺战。由于铜钱在海外的购买力远高于南宋境内，只要能把南宋铜钱运出国境，那就发财了！
大量铜钱通过熙熙攘攘的求利人群流向了金国。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如果南宋缉私力度大一些，边境守军严格执行朝廷命令的话，南宋或许还有点希望。然而，一种新兴商人的出现彻底断送了南宋最后的希望，那就是南宋自己的军队。
高宗年间，南宋军队大范围卷入了宋金边境走私，最初集中于食盐，后来居然连军械、火药都开始贩运，所谓官办榷场很多也成为军队走私集散地。金国则是由布防在淮河一线的军队出面为南宋运输食盐，也承接南宋军队方面贩运来的铜钱、粮食、军械。
嘴里全是“靖康耻，犹未雪”，背地里却全是“铜钱恨，何时灭”，还能指望这样的将领直捣黄龙？难怪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宋金战史中双方经常互相投降，双方征战虽多，却极难见到大规模战争。商场就是战场，宋金双方早就在商场中结下了金钱的友谊！
4 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师们
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忽必烈
可能是忽必烈搂钱搂得实在太狠了，从第二代大汗开始蒙元帝国就进入了中晚期，帝国衰败迹象已经历历在目。
只说到搂钱，蒙元贵族的脑子不比汉人官僚差多少。蒙元帝国征服金国、西夏之后，大片土地被改为牧场，粮食就成了北国最贵重的商品，南粮北运自然也就成了最赚钱的生意。铁穆尔朝，蒙元贵族马上发现了这种赚钱的生意，而且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南人。
朱清和张宣是生活在南宋的一对结义兄弟，《元史》称二人出身为“乡间无赖”、“亡命集党”，后来二人开始从事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海盗，聚众数千人在松江一带劫掠过往商船。
华丽转身为“官家豪强”就是朱清、张宣的理想，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靠蒙元帝国，因为贿赂金额比较高，蒙元帝国主将伯颜宣布不再追究他们的海盗罪行。1725年这对结义兄弟接受了招安，成为当时鼎鼎大名的汉奸，也成为击溃宋朝海军的决定性力量。
平定南宋后，蒙元帝国实行种姓制度，两位汉奸虽然立了大功却还是地位最为卑贱的南人，只混了个千户之职，职责是从海路为蒙元帝国运送劫掠来的江南财富。因为京杭大运河因年久失修停止使用，于是两位海盗出身的南人找到了新的发财路径：通过海运，在南北之间贩运粮食。
朱清、张宣敢冒这种风险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很有江湖义气：赚到钱，大家一起分。朝中重臣，无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无论级别高低，但凡能跟生意沾边的，出手那是一个大方。
《元史》记载，二人败亡后，被揪出来的大臣、内侍、皇族有一万八千人，朝廷派了六支队伍在全国各地清点二人的财产，总计用了六年时间才清点完毕。
5 老朱家的经济学
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朱元璋
1352 年，朱元璋投靠大宋红巾军将领郭子兴，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反元大业。几年后，朱元璋攻克徽州，元朝池州学政朱升前来投靠，并提出了那条著名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很多富户逃亡或被人杀死，当其他各路人马大肆劫掠“寨粮”的时候，朱元璋却在自己的地盘上搞起了土地改革：但凡军队所到之处，由朱元璋本人亲自为愿意留在当地的无地户签发土地所有权凭证——户由，上面写明了这些人在朱元璋手中领到的田产、房宅。
拿着别人的土地送人，朱元璋当然是有收获的：从他手中领取土地凭证的人就是他的自耕农，要向他缴纳 10%的收成作为税收，所谓“十而税一”。这些人辛辛苦苦奋斗了数代，如今终于获得了一份“户由”，怎能不盼着朱元璋成事？换句话说，如果朱元璋战败，那自己的“户由”由谁来承认？
这一政策的作用力是巨大的，到了1361年，朱元璋的地盘已经基本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这一年朱元璋下令铸造“大中通宝”，只不过这种货币实在有点离谱——太重！是其他通行货币的数倍有多。纷纷乱世，铸造如此沉重的铜钱，摆明了是要吃大亏的。
但以朱元璋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做赔本生意的。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朱元璋铸造的大中通宝大多被江南商人弄走重铸了。而朱元璋也正是利用了这个“格雷琴法则”在纷纷乱世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辖区以外的人要想得到这种货币，就必须来他的地盘上交易，也就必须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资——粮食、布匹，等等。当时张士诚控制着江浙，江浙一带的商人却纷纷来朱元璋地盘上做生意，朱元璋将商税降得很低，开始“二十而税一”，后来改为“三十而税一”，几追当年的文景之治！
一开始朱元璋可能确实没有很多物资，但为了获得大中通宝，不知有多少人给他送来物资，这便是朱元璋能成功而其他对手只能失败的原因。
6 东林党与魏忠贤
屁股决定脑袋，中国是部金融史贰·天下之财！
魏忠贤
天启初年，木匠皇帝朱由校忙于自己的木匠事业，朝政落入一个叫做“东林党”的政治团体手中。当时努尔哈赤正跟明朝打得火热，边饷靡费甚重，为了增加“国家财富”，东林党人想出了征税这一贯路数。
东林党其实就是集官、商、地主、黑势力于一身的“官家豪强”、最具备掠夺能力的强势分利群体，他们提出的财经政策可以概括为两条，“官民两便”、“贫不累富”。“官民两便”的意思就是丝织业等非农行业税赋要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帝国边患也不要挡着我发财的路子，要赚钱、找小农。如此下去，东林党人、官商将天天都是好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逆天的人物出现了。这便是大明帝国第一太监，集道德败坏、阴险狡诈、贪污腐败等各种劣习于一身的人渣，贪官、地痞、恶霸的超级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的强项是溜须拍马、引导皇帝去干木匠活，他如果真的想控制朝局、想获得更多财富，最佳选择就是依靠东林党。所以，在魏忠贤尚未发迹时，他最初的选择是对东林党妥协示好。
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双方根本不可能合作。因为东林党人治国的方略是花掉皇帝的私房钱，而对于魏忠贤而言，皇帝的内帑就是自己的钱，他绝不可能容许东林党人毫无限制地谋夺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对魏忠贤这样的幸进之徒来说，聚敛财富的最佳手段是打击最强大的官商集团，而这些人恰恰就是东林党。
随着魏忠贤的势力逐渐强大，大明帝国的税收结构突然从征收田赋转向征收商税，针对小农的田赋不见增长，一年时间多出来将近三百万两白银全部出自工商业。眼见利益被分割，东林党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在一系列斗争中，魏忠贤摇身变成“九千岁”，而东林党人被屠戮殆尽，大明帝国再无任何人可以抗衡阉党势力。“九千岁”的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扩张，大到买卖内阁大学士、小到刑狱捞死囚，只要有钱什么都干，就连南京内库的金银珠宝也被矫诏盗取一空。
阉党成员靠贿赂魏忠贤身居高位，抢劫财富可不像东林党，从来不讲文明、懂礼貌，什么损招都用，除了脸、什么都要。在不足三年之内，堂堂大明帝国居然被更无耻的阉党搞到“搜无可搜、刮无可刮”的地步，帝国的败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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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士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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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八)：中国是部金融史《天下之财》
中国是部金融史《天下之财》
这套书的全称就叫做《中国是部金融史》这是第二本，讲述的内容是从宋朝到明朝。估计如果这套书起名叫“中国金融史”，那肯定没有几个人会感兴趣，不过这本书可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教材，而是和《明朝那些事儿》一样的对历史的解读，这个比较让人喜欢。
大部头的中国历史也曾经硬着头皮看过几部，但是印象并不深刻，倒是保养的《白话版资治通鉴》让人看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就是因为里面有柏杨对历史的评说吧。历史再经常，如果缺少了有人给你讲，给你评，那也容易变得枯燥无味。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从经济和金融角度来评说历史的，而且评得很精彩。我更感兴趣的是宋代部分，尤其是一上来就讲王安石，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背过王安石变法，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家里还有一套他老人家的《王文公文集》，上学的时候经常给读成“王文”“公文集”。
王安石一直是正面人物，变法吗，就是改革，只要是改革都是好的，这叫做法家，没想到王安石在宋以后的历史上基本都是反面角色，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时，才为他翻案，因为康梁也要变法。
以前看到的都是变法的好处，没想到变法也有缺点，要不怎么几乎所有的变法都以失败而告终呢。用书中作者的话讲，变法就是搂钱。而祖宗之法，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法就是禁止子孙后代搂钱，因为天下之财就那么多，你搂走了，老百姓就没有了，一旦放开一个缺口，下面的官吏们搂起来就没有了底线，于是老百姓就成了流民，流民泛滥，就要改朝换代了。中国历史就是在这样进行着循环。开国皇帝都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所以对子孙千叮咛万嘱咐的，可是过了百十年，这些子孙们总觉得搂钱怕什么，天下这么太平，搂点就搂点，完全罩得住，于是口子就一点一点的打开了。
可是最终的结果呢，挺可怕的。也许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有可能王安石比较单纯，并不知道变法的结果，只是想要让国库丰盈起来，不过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还有包拯这些人看得更清楚罢了。
果然青苗法一出，农民纷纷破产，青苗法是什么呢？就是为农民提供贷款，青黄不接的时候，春天贷款买种子，种下去，等到秋天收获了，换回来。表面上这法律多好啊，完全是为民着想啊。反动派司马光也知道，但是他们更知道青苗法一旦出笼，下面的官吏会如何执行呢？看看吧，真吓死人了，知道利率是多少吗？国家规定百分之二十，够吓人了吧，不过执行其实可以达到多少吗？百分之一百到三百，百分之三百就是借一百还四百，这贷款还有人借吗？这不是高利贷吗。不借！那可不行，必须借，那就借吧，还不起啊，还不起人家有办法啊，还有保甲法，你不还，就连座，而且县老爷不可能挨家挨户收钱，保甲里面有一个甲长，他就负责了，一般都是地痞流氓，贷款到他手里，都不发给农户，自己贪污了，而利息你必须还，结果就相当于给农民加了一道重税。赵匡胤的祖宗之法里有一条就是不许加税。于是只能卖房子卖地，成为流民。于是北宋末年《水浒传》里描写描写得很详细了。当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搂钱的时候，很难想象还会有人为这个国家卖命。军人也有家，当家都没有以后，军人们还会为国家卖命吗？于是梁山的敌人，并不是官兵，官兵不堪一击，他们的对头是祝家庄，扈家庄，就是地方土匪和土豪小军阀，他们之间互相打来打去的。
可是等金兵一到，大宋百万雄狮听到鼓声就溃不成军了。可怜的还是百姓啊。怎么评价王安石呢？还是司马光们看得更清楚吧。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九)：阳光底下无新事
宋朝「积贫积弱」而藏富于民，官僚无法集中力量便难以抵御外敌，最后亡于异族之手。
然而官僚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的天性就是把手伸向一切够得着的地方，接着掠夺，直到大厦崩塌。
元朝的做法更加简单，直接抢劫，反正汉人都是贱民。这样的政权也是很短命的。
到了明朝，天下非天下人之天下，而一人之天下。明太祖是乞丐出身，并不懂金融，于是官员也要穷，商人也难做，做良民也分分钟被杀。（感觉跟赵国有点类似）
隆庆开放海禁，出口丝绸陶瓷漆器，换回来的只有白银。以下是引用：
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在原本土地兼并就已经非常猖獗的情况下，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我们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浙地区的地契交易记录，隆庆、万历年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产价格尤其离谱，据《剑桥中国明代史》估计，一套尚书、侍郎的宅邸价值在七千两白银左右，当时一个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年收入不过只有十二两。
跟我国前十年十分类似，出口得到美元，固定汇率下只能印钞，大量流动性涌入楼市推升房价。
不管是任何朝代，只要打仗，人民就惨了。现在的中国未来将向何处去呢？
《中国是部金融史2》读后感(十)：自由与公平
看到有网友说“挑战传统历史观”，颇不以为然，经由文人儒士等利益集团的手笔、描写帝王将相的史书已经把真实的历史改的面目全非了，李世民、朱元璋父子都是有名的篡改历史的人物，中国传统历史观是做道德评判的，而对社会、历史、经济的演变及发展规律很少提及，站在发展规律的角度上、道德评语往往的确需要重新认知与修改。
作者基于货币轨迹论述历史，非常具有启发性，尤其是对两宋、明朝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作出了非常漂亮的论述，其中很多观点与《明朝那些事儿》中的论述也是相吻合的，说明无论站在经济角度、还是站在社会政治角度，结论也并不是完全矛盾的，比如在东林党的定性及论述上。另一方面，诚如作者所言，这样的角度在涉及某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把握上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个人觉得，作者对于宋高宗赵构的拔高就并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岳飞等人的土地政策也并非就是一般意义下官商利益集团的那般罪大恶极——彼时除了经济因素外、政治诉求也是重要影响因子。
最后，作者在两宋时期的大量论述中无不体现出“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思潮（这一点在第一册书中也大量提及和反应），诚然，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的确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市场也并非就是万能的，作者也反复提及“一旦解除关于土地交易的禁令”，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就接踵而至，进而小农群体失去生活和生存根本、最后动摇国之根基。
可见，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是需要的，有监管、有调控的宏观计划与干预手段也是必需的。个人觉得，用现代金融学理论的话语来表述，政府与市场不过是两种组织方式而已，而人性却是同一的，同样一批人组织成“市场”形式就一定效率高、万能而不出问题吗？反之，同样一批人组织成“政府”形式就一定低效或高效吗？
关键是机制设计和制度约束，争论二者效率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明晰二者的权责范围和权利义务边界，属于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和自发的商业活动的就交付市场去处理、政府无需插手，杜绝官商利益垄断集团以及“与民争利”的局面出现，而关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平原则、财富再分配、以及现代金融中至关重要的金融监管等问题方面，则交付政府予以监督和管理。
因此，经济活动并不是一味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市场需要自由环境，而政府则需要依靠强硬手腕与措施保证公平环境。
这也就牵涉到哲学意义上“自由”与“公平”之争的命题上来。而最重要的是，对待二者，是要辩证、客观、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