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鲸肚子里》经典读后感10篇
《在巨鲸肚子里》是一本由[英]乔治·奥威尔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7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一)：坏思想和坏道德也能成为好文学
在乔治奥威尔这本随笔选集《在巨鲸肚子里》之前，我只看过他最富盛名的《一九八四》。《一九八四》给我的感觉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只记得是从一个同学手中借来的，是在教室里自习的时候看完的。当时既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也没有对其中深刻庞大的政治隐喻有足够的好奇心。但从我现在的阅读偏好来看，相比乔治奥威尔笼罩在巨大政治身影之下的小说，我一定会更喜欢他光芒闪耀，观点明晰的随笔。
每一个作家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也许都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或者你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人们从这些问题的回答中试图寻找到理解作者作品的入口，发现作家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信念来源。对这些问题，很多作家都会回溯到自己的童年，某个打开自己文学世界的启蒙时刻。奥威尔给出了一个显得不假思索的回答: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也许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在长大以后要当一个作家。这有可能是奥威尔为了彰显个性的夸大其词，但不得不承认，写作确实是一件需要天赋的工作。
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和对世界的看法，从而反映在作家的文字里。从书的开篇文章里，我们了解到奥威尔在寄宿学校的童年生活是充满了偏见与野蛮，压抑与黑暗的。这样一种童年的经历势必给一个孩子带来不良的影响。但奥威尔讲述的笔触却是耐人寻味的，他没有控诉，而是嘲讽。以一种嘲讽冷峻的语气向我们娓娓道来，并加上自己冷静的思考。而在《绞刑》和《射象》这两篇基于奥威尔在缅甸服役经历的文章，我们看到奥威尔战争冷峻锐利的思考。把这些文章连缀在一起，我们似乎能够看到日后写作《一九八四》的奥威尔的影子。
本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奥威尔的文学批评。书名《在巨鲸肚子里》即为书中所占篇幅最长的一篇对亨利米勒的评论文章的名字。亨利米勒和奥威尔的文学恰恰走了两个极端，亨利米勒躲在鲸鱼的肚子里写作，摒除一切政治动物的影子，而奥威尔毫不掩饰自己作品中的政治意味。书中不管是对亨利米勒，狄更斯，马克吐温这些极具时代代表性的作家的评论，还是对当时文学状况的批评，奥威尔都能阐发出自己独到的观点，让人深为敬佩，受用无穷。在《艺术和宣传的界限》和《文学和极权主义》中，奥威尔指出了政治给文学带来的危机。在《一个书评家的自白》中，奥威尔以戏谑的口吻揭露出当时书评的商业运作和毫无意义。在《查尔斯狄更斯》中，奥威尔让我们看到了狄更斯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诸如此类的思想光芒，在书中俯拾皆是。
奥威尔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家，其小说影响巨大，其随笔散文亦被视为英语写作的典范。他的文学观点值得我们关注。在奥威尔看来，文学是独立自由的，它应该超越政治与时代。一部作品是否流传是证明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在《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一文中，他再次强调了他多次提到的对文学的观点:每一篇写作都有其宣传的一面，但是任何一本书或剧本或诗歌或不论是什么的作品，要有持久价值，必须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根本不受它的道德或意义的影响——这种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艺术。在一定限度内坏思想和坏道德可以成为好文学。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二)：读《在巨鲸肚子里》三
奥威尔的散文虽然是以政治写作为信念的，但他很注重这种写作的艺术性，他努力让自己的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正如他自己的一个比喻：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镜。你可以通过文章来看清楚社会与人生，文化与政治，因为它真实、透彻、具有穿透力。也许有的文化批评的篇目现在读来丧失了具体的时代语境，（他当时也对一些已经被淡忘的作家做评论），但这些文字的背后还是可以容易辨认出他所追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价值。这些文字细读下来，清晰明澈，练达自然，却又蕴含丰富，深藏隽永。他总是从生活伦理出发而并非从概念那里反复引证穿插，让人印象深刻。奥威尔的散文写作如他自己所钟爱的英式下午茶，只选用一般瓷器或陶器，用最好的印度或锡兰茶叶，先放茶叶，后放牛奶，一边倒一边搅拌，不放盐也不放糖。李零先生曾在书里写道：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我想说不读奥威尔的散文，亦是如此。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三)：读《在巨鲸肚子里》
最近阅读奥威尔的散文集《在巨鲸肚子里》，却给了机会剖析他的写作与生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说自己“大约在我很小，也许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在长大以后要当一个作家。在大约十七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这么做有违我的天性，或迟或早，我会安下心来写作的。”尽管他有这样的认识，然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并未写下什么真正的作品。童年的埃里克生活在一个英属印度彭加尔省的下级殖民官僚的家庭，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的家庭搬回印度后，然而一踏入他们的庄园的门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浓浓的印度殖民时代气氛。尽管父母的疏离让童年的埃里克敏感，但奥威尔还是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维影响，走上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和缅甸。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英属白人殖民官员，然而年轻的殖民地经验恰恰导致了奥威尔与殖民主义的背离。正是这段经历让奥威尔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他在《射象》一文中对自己一次射象行为中所表现的行为和动机进行了考察，当他被周围的印度人围观去杀一头发疯踩死一个德拉维人苦力的大象的时候，他最终是为了表现的像个高高在上的白人老爷，而不显得像个被人笑话的傻瓜，开枪杀死了大象。然而这时的大象已经安静下来，专注吃草，像一个安详的老祖母。他最终在这件事上发现了殖民主义者行为的真正本质，那就是大英帝国终将会态度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形象和利益，从而从白人老爷变成暴君。
早年的缅甸经历让年轻的埃里克经受了贫困和失败感，也加深了其对权威的憎恨，加深了其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憎恨，加深了他对民生的人道主义的认同，然而使他区别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是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西班牙内战使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战争的气味和军队生活本质上的恐怖，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普通民众的反复无常，“他们那种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开关的激情，全是受报纸和电台催眠的结果”，“人们相信或者不相信惨案故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每个人都相信敌人制造了惨案，不相信自己人也制造了惨案”。这些人中不光有西班牙的普通民众也有英国的左翼分子，他们以不轻信不盲从而自得，然而当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暴行，他们就会被自己政见偏向所遮蔽。苏联在西班牙内战后期的不光彩行为更是让奥威尔印象深刻，比如利用政治上反对托派分子的名义公开排斥异己或秘密关押处决一些小的党派领导人的行为，让奥威尔对谎言和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有所戒惧。他看到苏联极权制度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纳粹社会的诸多相似性。他看到“历史不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写就，而是根据按照各党派的‘路线’应当发生的事件写就”，这样“谎言最终会窜入历史”，而“那部历史就会被人们普遍接受，谎言最终就会变成真理”。如果说参与西班牙内战之前的奥威尔多少是有些理想化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怀着和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们类似的情感看待苏联政权和其扶持的政党。那么西班牙内战之后的奥威尔开始更为明晰地知道自己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作品来源于生活，这句话应用到奥威尔那里同样有效，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往往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菲茨杰拉德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浮华虚荣密不可分，但有一些严肃的作家往往会与时代有着一种紧张的对抗性。奥威尔所生活的是一个越发不安充满对抗性的时代，大萧条、绥靖谎言、希特勒、法西斯、反法西斯战争、极权制度、两极世界，奥威尔自剖道：他写作的主题，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我们这个动荡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奥威尔认为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会由以下四个动机所支配：纯粹的利己主义、审美的热情、历史感、政治目的。但每个阶段每个动机的占比会有所不同。对于年轻的埃里克·阿瑟·布莱尔而言，前三条动机大大大于第四条，那些童年和在缅甸的经历让他得以成为一个笔名奥威尔的年轻作家。然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让奥威尔开始为政治写作了。如何理解奥威尔最后十几年的为政治写作呢，在此我想界定一下他的写作原则。奥威尔理解的政治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他并不为某一个党派某一个政权而写作，他是为了一种价值观写作。他所理解的政治目的：想把政治世界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想要改变其他人对自己正在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的看法。奥威尔认为每一本书中都或多或少有政治偏见或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态度。既然作为作家都会有政治偏见，奥威尔主张正视自己的政治立场，因为只有当“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是有明确意识，你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而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完整”。我认为奥威尔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不管是写作和政治生活中，当你遮蔽你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一些让你产生抵触的事情上，你为了参加某一政党、规避某一大人物而放弃自己的主见去发声，这种时刻作家极易变成趋炎附势的傀儡。既然奥威尔的政治写作不忠于特定的政党和政权，那么奥威尔忠于什么呢？奥威尔自己的回答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我们所要求的基本上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调和起来”。
由上文可知奥威尔将自己的政治写作与为某政党和某政权写作的人区别开来，故而他的后期散文创作也并不是以政论为主的。相反，奥威尔的散文主要是以文化批评为主的。散文集中选取了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得以管窥奥威尔的政治写作实践。在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奥威尔对英国语言受到政治污染而败坏的现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针砭。政治语言的内容和形式都造成了现代英语的退化。政治语言形式上缺乏生气、鹦鹉学舌，内容上充满委婉含蓄的隐语、偷换概念的诡辩和纯粹掩饰的含糊其词，这些对于现代英语不异于一次谋杀。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的汉语处境，我想与当时的英语处境也或多或少有些类似吧，从报刊社论到日常说话中充斥的都是糜烂的公式化套话，这些对传统的汉语也是一种巨大的戕害。特别是政治课教育中所带来的回答模式，常常给学生带来的缺乏真正有辨识力的政治洞见。教不好的政治课使得一种对祖国天然淳朴的感情转换成一种缺乏生气没有真实意义的空洞表达。
巨鲸肚子里的约拿
奥威尔的散文虽然是以政治写作为信念的，但他很注重这种写作的艺术性，他努力让自己的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正如他自己的一个比喻：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镜。你可以通过文章来看清楚社会与人生，文化与政治，因为它真实、透彻、具有穿透力。也许有的文化批评的篇目现在读来丧失了具体的时代语境，（他当时也对一些已经被淡忘的作家做评论），但这些文字的背后还是可以容易辨认出他所追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价值。这些文字细读下来，清晰明澈，练达自然，却又蕴含丰富，深藏隽永。他总是从生活伦理出发而并非从概念那里反复引证穿插，让人印象深刻。奥威尔的散文写作如他自己所钟爱的英式下午茶，只选用一般瓷器或陶器，用最好的印度或锡兰茶叶，先放茶叶，后放牛奶，一边倒一边搅拌，不放盐也不放糖。李零先生曾在书里写道：战时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我想说不读奥威尔的散文，亦是如此。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四)：读《在巨鲸肚子里》三
奥威尔的散文虽然是以政治写作为信念的，但他很注重这种写作的艺术性，他努力让自己的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正如他自己的一个比喻：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镜。你可以通过文章来看清楚社会与人生，文化与政治，因为它真实、透彻、具有穿透力。也许有的文化批评的篇目现在读来丧失了具体的时代语境，（他当时也对一些已经被淡忘的作家做评论），但这些文字的背后还是可以容易辨认出他所追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价值。这些文字细读下来，清晰明澈，练达自然，却又蕴含丰富，深藏隽永。他总是从生活伦理出发而并非从概念那里反复引证穿插，让人印象深刻。奥威尔的散文写作如他自己所钟爱的英式下午茶，只选用一般瓷器或陶器，用最好的印度或锡兰茶叶，先放茶叶，后放牛奶，一边倒一边搅拌，不放盐也不放糖。李零先生曾在书里写道：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我想说不读奥威尔的散文，亦是如此。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五)：读《在巨鲸肚子里》
最近阅读奥威尔的散文集《在巨鲸肚子里》，却给了机会剖析他的写作与生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说自己“大约在我很小，也许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在长大以后要当一个作家。在大约十七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这么做有违我的天性，或迟或早，我会安下心来写作的。”尽管他有这样的认识，然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并未写下什么真正的作品。童年的埃里克生活在一个英属印度彭加尔省的下级殖民官僚的家庭，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的家庭搬回印度后，然而一踏入他们的庄园的门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浓浓的印度殖民时代气氛。尽管父母的疏离让童年的埃里克敏感，但奥威尔还是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维影响，走上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和缅甸。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英属白人殖民官员，然而年轻的殖民地经验恰恰导致了奥威尔与殖民主义的背离。正是这段经历让奥威尔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他在《射象》一文中对自己一次射象行为中所表现的行为和动机进行了考察，当他被周围的印度人围观去杀一头发疯踩死一个德拉维人苦力的大象的时候，他最终是为了表现的像个高高在上的白人老爷，而不显得像个被人笑话的傻瓜，开枪杀死了大象。然而这时的大象已经安静下来，专注吃草，像一个安详的老祖母。他最终在这件事上发现了殖民主义者行为的真正本质，那就是大英帝国终将会态度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形象和利益，从而从白人老爷变成暴君。
早年的缅甸经历让年轻的埃里克经受了贫困和失败感，也加深了其对权威的憎恨，加深了其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憎恨，加深了他对民生的人道主义的认同，然而使他区别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是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西班牙内战使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战争的气味和军队生活本质上的恐怖，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普通民众的反复无常，“他们那种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开关的激情，全是受报纸和电台催眠的结果”，“人们相信或者不相信惨案故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每个人都相信敌人制造了惨案，不相信自己人也制造了惨案”。这些人中不光有西班牙的普通民众也有英国的左翼分子，他们以不轻信不盲从而自得，然而当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暴行，他们就会被自己政见偏向所遮蔽。苏联在西班牙内战后期的不光彩行为更是让奥威尔印象深刻，比如利用政治上反对托派分子的名义公开排斥异己或秘密关押处决一些小的党派领导人的行为，让奥威尔对谎言和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有所戒惧。他看到苏联极权制度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纳粹社会的诸多相似性。他看到“历史不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写就，而是根据按照各党派的‘路线’应当发生的事件写就”，这样“谎言最终会窜入历史”，而“那部历史就会被人们普遍接受，谎言最终就会变成真理”。如果说参与西班牙内战之前的奥威尔多少是有些理想化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怀着和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们类似的情感看待苏联政权和其扶持的政党。那么西班牙内战之后的奥威尔开始更为明晰地知道自己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作品来源于生活，这句话应用到奥威尔那里同样有效，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往往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菲茨杰拉德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浮华虚荣密不可分，但有一些严肃的作家往往会与时代有着一种紧张的对抗性。奥威尔所生活的是一个越发不安充满对抗性的时代，大萧条、绥靖谎言、希特勒、法西斯、反法西斯战争、极权制度、两极世界，奥威尔自剖道：他写作的主题，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我们这个动荡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奥威尔认为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会由以下四个动机所支配：纯粹的利己主义、审美的热情、历史感、政治目的。但每个阶段每个动机的占比会有所不同。对于年轻的埃里克·阿瑟·布莱尔而言，前三条动机大大大于第四条，那些童年和在缅甸的经历让他得以成为一个笔名奥威尔的年轻作家。然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让奥威尔开始为政治写作了。如何理解奥威尔最后十几年的为政治写作呢，在此我想界定一下他的写作原则。奥威尔理解的政治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他并不为某一个党派某一个政权而写作，他是为了一种价值观写作。他所理解的政治目的：想把政治世界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想要改变其他人对自己正在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的看法。奥威尔认为每一本书中都或多或少有政治偏见或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态度。既然作为作家都会有政治偏见，奥威尔主张正视自己的政治立场，因为只有当“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是有明确意识，你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而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完整”。我认为奥威尔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不管是写作和政治生活中，当你遮蔽你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一些让你产生抵触的事情上，你为了参加某一政党、规避某一大人物而放弃自己的主见去发声，这种时刻作家极易变成趋炎附势的傀儡。既然奥威尔的政治写作不忠于特定的政党和政权，那么奥威尔忠于什么呢？奥威尔自己的回答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我们所要求的基本上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调和起来”。
由上文可知奥威尔将自己的政治写作与为某政党和某政权写作的人区别开来，故而他的后期散文创作也并不是以政论为主的。相反，奥威尔的散文主要是以文化批评为主的。散文集中选取了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得以管窥奥威尔的政治写作实践。在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奥威尔对英国语言受到政治污染而败坏的现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针砭。政治语言的内容和形式都造成了现代英语的退化。政治语言形式上缺乏生气、鹦鹉学舌，内容上充满委婉含蓄的隐语、偷换概念的诡辩和纯粹掩饰的含糊其词，这些对于现代英语不异于一次谋杀。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的汉语处境，我想与当时的英语处境也或多或少有些类似吧，从报刊社论到日常说话中充斥的都是糜烂的公式化套话，这些对传统的汉语也是一种巨大的戕害。特别是政治课教育中所带来的回答模式，常常给学生带来的缺乏真正有辨识力的政治洞见。教不好的政治课使得一种对祖国天然淳朴的感情转换成一种缺乏生气没有真实意义的空洞表达。
巨鲸肚子里的约拿
奥威尔的散文虽然是以政治写作为信念的，但他很注重这种写作的艺术性，他努力让自己的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正如他自己的一个比喻：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镜。你可以通过文章来看清楚社会与人生，文化与政治，因为它真实、透彻、具有穿透力。也许有的文化批评的篇目现在读来丧失了具体的时代语境，（他当时也对一些已经被淡忘的作家做评论），但这些文字的背后还是可以容易辨认出他所追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价值。这些文字细读下来，清晰明澈，练达自然，却又蕴含丰富，深藏隽永。他总是从生活伦理出发而并非从概念那里反复引证穿插，让人印象深刻。奥威尔的散文写作如他自己所钟爱的英式下午茶，只选用一般瓷器或陶器，用最好的印度或锡兰茶叶，先放茶叶，后放牛奶，一边倒一边搅拌，不放盐也不放糖。李零先生曾在书里写道：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我想说不读奥威尔的散文，亦是如此。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六)：《在巨鲸肚子里》：听奥威尔说文学与生活
文/吴情
不过，奥威尔的小说并非人人皆可进入；而一旦进入，往往轻易不能离开。进入之难在于，你必须熟识公共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操作机理，以及国家、民族意志对个人情绪的塑造模式；离开不易则因为，当日常中的不合理被这一敏感者揭露之后，你还得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尽管你的思想早已被碾成碎片。那么，不妨以这本名为《在巨鲸肚子里》（Inside The Whale）的随笔集走进奥威尔的世界，听奥威尔说文学与生活。
在这篇文集的开篇，是奥威尔对幼时的回忆性文章《如此欢乐童年》，题目即已运用反讽：其中所叙生活，多半黑暗冷酷。他被父母亲抛入这一圣塞浦里安学校就读，预备进入公学。然而，这所以金钱和权势为教学指导两翼的学校，在工具性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学生毫无关爱，个人的价值以家庭背景和财产多寡来衡量；相反，这里只有接二连三的规训和惩罚；自然天性被抹杀，儿童被人为灌输学校和社会的价值观。可怕之处不止于此，而是个人对这一体制的麻木、顺从和适应。这篇文章中明显能够看出奥威尔日后名作《1984》的雏形，它笔调客观，表现了个人对外在无法控制、而又时刻塑造“歪曲”个人的威权的忌惮和憎恶。
英文中有一句谚语，“Childhood shows a man as a morning shows a day.”心理学家也认为，童年构成了一个作家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和所有的隐秘。如果说在早年的悲惨生活中，奥威尔在外在的重压下被迫挣脱，那么，长大成人的他则在主动试着思考这个世界的荒诞。在《绞刑》中，他思考着他者生命的重量；在《射象》中，他感受到舆论对不解弱者的打杀；在《艺术和宣传的界限》中，他表示了对意识形态的警惕。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究竟如何并不关键，它何以成为今天的模样才值得深思：一切正当性与合法性都应当得到证明。就这一点而言，他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良好传统。
除了在生活中检视政治道德外，奥威尔也有不少对文学的洞见。作为一名文学家，他特别重视英文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在《新词》一文中，他指出，为了现实经验和思想表达的需要，英文应当与时俱进，同时更好地服务于文学想象力的展开。当然，这一努力是一代人的事，有才华的文学家居于潮流中间。在《文学与极权主义》一文中，他认为，在极权主义的年代，文学受到了本体论上的威胁，部分或完全沦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文学的本质不在于此，文学的独立性和个人性要求其必须走向思想自由。即便八十年后，这一声音依旧振聋发聩。奥威尔本人常写书评，虽很少有人以文学批评家论之，但其文学观点不可不称为独特，鞭辟入里。在《查尔斯·狄更斯》中，他指出了舆论对狄更斯武断、刻板式误读，在《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里，他表示了学院派对莎翁过度发挥、过度阐释的反感，为托尔斯泰辩护。在评论鲁德亚德·吉卜林时，他丝毫不因同为英国作家，而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态度做伪饰；凡文笔所及，批评尤厉。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种说法，“人如其文”，也即人的道德品质与文学才能多半相称（当然不可、也不必机械理解成“一一对应”、“人决定文”），这句话对乔治·奥威尔来说尤其恰当。当他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向可视但不可对话的外在集体、威权主义表示了愤慨和憎恶时，他已经向一切不证自明的所谓权威扎下了锐利的匕首。而每一个有情感、有良知、有思想的人，都应该为此欢欣鼓舞，热烈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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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七)：读《在巨鲸肚子里》三
奥威尔的散文虽然是以政治写作为信念的，但他很注重这种写作的艺术性，他努力让自己的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正如他自己的一个比喻：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镜。你可以通过文章来看清楚社会与人生，文化与政治，因为它真实、透彻、具有穿透力。也许有的文化批评的篇目现在读来丧失了具体的时代语境，（他当时也对一些已经被淡忘的作家做评论），但这些文字的背后还是可以容易辨认出他所追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价值。这些文字细读下来，清晰明澈，练达自然，却又蕴含丰富，深藏隽永。他总是从生活伦理出发而并非从概念那里反复引证穿插，让人印象深刻。奥威尔的散文写作如他自己所钟爱的英式下午茶，只选用一般瓷器或陶器，用最好的印度或锡兰茶叶，先放茶叶，后放牛奶，一边倒一边搅拌，不放盐也不放糖。李零先生曾在书里写道：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我想说不读奥威尔的散文，亦是如此。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八)：读《在巨鲸肚子里》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九)：读《在巨鲸肚子里》一
最近阅读奥威尔的散文集《在巨鲸肚子里》，却给了机会剖析他的写作与生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说自己“大约在我很小，也许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在长大以后要当一个作家。在大约十七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这么做有违我的天性，或迟或早，我会安下心来写作的。”尽管他有这样的认识，然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并未写下什么真正的作品。童年的埃里克生活在一个英属印度彭加尔省的下级殖民官僚的家庭，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的家庭搬回印度后，然而一踏入他们的庄园的门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浓浓的印度殖民时代气氛。尽管父母的疏离让童年的埃里克敏感，但奥威尔还是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维影响，走上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和缅甸。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英属白人殖民官员，然而年轻的殖民地经验恰恰导致了奥威尔与殖民主义的背离。正是这段经历让奥威尔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他在《射象》一文中对自己一次射象行为中所表现的行为和动机进行了考察，当他被周围的印度人围观去杀一头发疯踩死一个德拉维人苦力的大象的时候，他最终是为了表现的像个高高在上的白人老爷，而不显得像个被人笑话的傻瓜，开枪杀死了大象。然而这时的大象已经安静下来，专注吃草，像一个安详的老祖母。他最终在这件事上发现了殖民主义者行为的真正本质，那就是大英帝国终将会态度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形象和利益，从而从白人老爷变成暴君。
《在巨鲸肚子里》读后感(十)：读《在巨鲸肚子里》
最近阅读奥威尔的散文集《在巨鲸肚子里》，却给了机会剖析他的写作与生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说自己“大约在我很小，也许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在长大以后要当一个作家。在大约十七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这么做有违我的天性，或迟或早，我会安下心来写作的。”尽管他有这样的认识，然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并未写下什么真正的作品。童年的埃里克生活在一个英属印度彭加尔省的下级殖民官僚的家庭，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的家庭搬回印度后，然而一踏入他们的庄园的门就能深深地感受到浓浓的印度殖民时代气氛。尽管父母的疏离让童年的埃里克敏感，但奥威尔还是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维影响，走上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和缅甸。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英属白人殖民官员，然而年轻的殖民地经验恰恰导致了奥威尔与殖民主义的背离。正是这段经历让奥威尔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他在《射象》一文中对自己一次射象行为中所表现的行为和动机进行了考察，当他被周围的印度人围观去杀一头发疯踩死一个德拉维人苦力的大象的时候，他最终是为了表现的像个高高在上的白人老爷，而不显得像个被人笑话的傻瓜，开枪杀死了大象。然而这时的大象已经安静下来，专注吃草，像一个安详的老祖母。他最终在这件事上发现了殖民主义者行为的真正本质，那就是大英帝国终将会态度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形象和利益，从而从白人老爷变成暴君。
早年的缅甸经历让年轻的埃里克经受了贫困和失败感，也加深了其对权威的憎恨，加深了其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憎恨，加深了他对民生的人道主义的认同，然而使他区别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是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西班牙内战使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战争的气味和军队生活本质上的恐怖，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普通民众的反复无常，“他们那种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开关的激情，全是受报纸和电台催眠的结果”，“人们相信或者不相信惨案故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每个人都相信敌人制造了惨案，不相信自己人也制造了惨案”。这些人中不光有西班牙的普通民众也有英国的左翼分子，他们以不轻信不盲从而自得，然而当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暴行，他们就会被自己政见偏向所遮蔽。苏联在西班牙内战后期的不光彩行为更是让奥威尔印象深刻，比如利用政治上反对托派分子的名义公开排斥异己或秘密关押处决一些小的党派领导人的行为，让奥威尔对谎言和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有所戒惧。他看到苏联极权制度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纳粹社会的诸多相似性。他看到“历史不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写就，而是根据按照各党派的‘路线’应当发生的事件写就”，这样“谎言最终会窜入历史”，而“那部历史就会被人们普遍接受，谎言最终就会变成真理”。如果说参与西班牙内战之前的奥威尔多少是有些理想化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怀着和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们类似的情感看待苏联政权和其扶持的政党。那么西班牙内战之后的奥威尔开始更为明晰地知道自己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作品来源于生活，这句话应用到奥威尔那里同样有效，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往往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菲茨杰拉德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浮华虚荣密不可分，但有一些严肃的作家往往会与时代有着一种紧张的对抗性。奥威尔所生活的是一个越发不安充满对抗性的时代，大萧条、绥靖谎言、希特勒、法西斯、反法西斯战争、极权制度、两极世界，奥威尔自剖道：他写作的主题，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我们这个动荡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奥威尔认为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会由以下四个动机所支配：纯粹的利己主义、审美的热情、历史感、政治目的。但每个阶段每个动机的占比会有所不同。对于年轻的埃里克·阿瑟·布莱尔而言，前三条动机大大大于第四条，那些童年和在缅甸的经历让他得以成为一个笔名奥威尔的年轻作家。然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让奥威尔开始为政治写作了。如何理解奥威尔最后十几年的为政治写作呢，在此我想界定一下他的写作原则。奥威尔理解的政治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他并不为某一个党派某一个政权而写作，他是为了一种价值观写作。他所理解的政治目的：想把政治世界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想要改变其他人对自己正在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的看法。奥威尔认为每一本书中都或多或少有政治偏见或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态度。既然作为作家都会有政治偏见，奥威尔主张正视自己的政治立场，因为只有当“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是有明确意识，你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而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完整”。我认为奥威尔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不管是写作和政治生活中，当你遮蔽你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一些让你产生抵触的事情上，你为了参加某一政党、规避某一大人物而放弃自己的主见去发声，这种时刻作家极易变成趋炎附势的傀儡。既然奥威尔的政治写作不忠于特定的政党和政权，那么奥威尔忠于什么呢？奥威尔自己的回答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我们所要求的基本上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调和起来”。
由上文可知奥威尔将自己的政治写作与为某政党和某政权写作的人区别开来，故而他的后期散文创作也并不是以政论为主的。相反，奥威尔的散文主要是以文化批评为主的。散文集中选取了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得以管窥奥威尔的政治写作实践。在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奥威尔对英国语言受到政治污染而败坏的现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针砭。政治语言的内容和形式都造成了现代英语的退化。政治语言形式上缺乏生气、鹦鹉学舌，内容上充满委婉含蓄的隐语、偷换概念的诡辩和纯粹掩饰的含糊其词，这些对于现代英语不异于一次谋杀。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的汉语处境，我想与当时的英语处境也或多或少有些类似吧，从报刊社论到日常说话中充斥的都是糜烂的公式化套话，这些对传统的汉语也是一种巨大的戕害。特别是政治课教育中所带来的回答模式，常常给学生带来的缺乏真正有辨识力的政治洞见。教不好的政治课使得一种对祖国天然淳朴的感情转换成一种缺乏生气没有真实意义的空洞表达。
巨鲸肚子里的约拿
奥威尔的散文虽然是以政治写作为信念的，但他很注重这种写作的艺术性，他努力让自己的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正如他自己的一个比喻：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镜。你可以通过文章来看清楚社会与人生，文化与政治，因为它真实、透彻、具有穿透力。也许有的文化批评的篇目现在读来丧失了具体的时代语境，（他当时也对一些已经被淡忘的作家做评论），但这些文字的背后还是可以容易辨认出他所追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价值。这些文字细读下来，清晰明澈，练达自然，却又蕴含丰富，深藏隽永。他总是从生活伦理出发而并非从概念那里反复引证穿插，让人印象深刻。奥威尔的散文写作如他自己所钟爱的英式下午茶，只选用一般瓷器或陶器，用最好的印度或锡兰茶叶，先放茶叶，后放牛奶，一边倒一边搅拌，不放盐也不放糖。李零先生曾在书里写道：不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还有《战时日记》和《战时通信》），就没法理解奥威尔，也读不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我想说：不读奥威尔的散文，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