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秘密战经典读后感10篇
《上海秘密战》是一本由华百纳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4.80，页数：3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上海秘密战》读后感(一)：《上海秘密战》重印修订情况
本书出版之后得到不少读者的反馈，有热心读者还亲自打电话来向我指出译文几处可以改善的地方，真是非常感谢，我也从中学到了不少。
我个人一直觉得只要利于本书提高质量，各种意见都欢迎向我提出。常言道写“编辑手记”是有风险的，因为等于把后台工作者推到前台，但我觉得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和我都能得到提高。现在虽然是个大家都急匆匆、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但是我觉得一本书还是像以前那样，是“越磨越精”的。
9月小长假前得知这本书准备重印，我汇总了读者的意见，集中进行了修订，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
书前人物表中：关于厄本和米奥雷尼的国籍有误，由“澳籍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更正为“奥籍美国人”、“奥地利人” ，感谢 @lector 提出意见
第2页译者脚注“德国花园总会”条，为避免歧义，由“位于茂名南路58号（原为霞飞路474号）”改为 “位于茂名南路58号，原为霞飞路474号”，感谢 @海阔 提出意见。
第18页：“初云号”，更正为“出云号”，感谢@上善若水 提出意见。
第150页译者脚注，根据读者提供线索，在“愚园路404号”后加上“即今市西中学校址所在地”。
第154页，根据热心读者意见，“锡杯、锡盘”改为“镀锡杯、镀锡盘”，并补注说明即马口铁
（ps 顺便又查了一下，相关的名词有“白铁”指镀锌铁，这本书中虽然没有出现，但还是记一下，免忘）。
第223页译者脚注，热心读者提出应无“帮理”一职，我查了一下似乎是开滦档物馆所用的杨嘉立简介中如此描述，但纸本还未查到，因此为免万一出错，改为“1922年来华”，删除“帮理”一词。
第244页，根据热心读者意见，“满洲里”一词更正为“满洲”，并补注说明“新京”为当时伪满洲国“首都”，即今吉林省长春市。
另外全书中后面出现的“白俄罗斯人”一词统改为“白俄”，这点非常感谢热心读者提出更正意见。虽然正文一开始是正确的，但是后面没有注意，导致出现这个错误，确实是我个人疏忽所致，非常抱歉。“白俄”和“白俄罗斯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相对于“红俄”，后者则是指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白俄罗斯共和国人。这位读者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但我当时忘记请您留下联系方式了，如您看到这篇文章，请联系我，想向您致谢。
另外各位读者如果发现书中还有问题或者有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请务必告诉我，可以在本文下面留言，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上海秘密战》读后感(二)：《上海秘密战》背后的故事
初次见到瓦瑟斯坦的名字，是在英国牛津的希伯来和犹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每个星期三有例行的讲座，请本校或外校来访的教授、文人谈论他们的研究项目。话题五花八门，水平参差不齐，凑到一起，却也琳琅满目，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天来的人叫大卫·瓦瑟斯坦。人长得苍白精瘦，头发棕黄，很典型的英国绅士模样。不说话时，彬彬有礼，温和的微笑。大家都压低嗓子窃窃私语，就等着他快快发言，快快讨论，然后大家好喝完小酒，说完小话（small talk），然后各自回家。
然而，他一张口，却是慷慨激昂，声如洪钟，竟然是绝妙出众的滔滔口才。那些令人振聋发聩的内容，由那个瘦弱儒雅的人说出来，如电闪雷鸣一般，把我震得目瞪口呆。他的专业是西班牙中世纪犹太历史，那天演讲的主题是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历史。
很多年过去了，瓦瑟斯坦演讲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但受到震撼的显然不是我一个。当时中心里有一位中国男留学生，正在和一个犹太女生恋爱。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说起原因，他说，就是那次听了大卫·瓦瑟斯坦的演讲后，那个犹太女生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犹太人，以后也只能嫁给犹太人，所以不想再和他这个中国人约会下去了。
我虽有追学术之星之癖，却也不至于听完一次讲座就改变自己的婚恋状态，顶多不过是去了一趟图书馆，专门查查这位瓦瑟斯坦有什么著作。看了半天，瓦瑟斯坦名下的著作不少，但都不是大卫的，而是另一位，叫伯纳德。“伯纳德”一听就是四平八稳、德国兮兮的，哪里有大卫的风流倜傥、口齿生风。大卫的书没找到，伯纳德的书翻都懒得翻，我就失望地回宿舍了。
从牛津转到美国时，牛津的老师卢卡斯告诉我，你到那里一定要找我的老朋友某某某（我根本没记住是谁），他在历史系，是学界名人，以后作论文一定要请他作你的论文指导。
及至到了美国，自己跑到历史系去找了伯纳德，听见“我弟弟大卫”，才知道这个伯纳德原来就是那个伯纳德，那个著作等身，却让我匆匆掠过的伯纳德·瓦瑟斯坦。
伯纳德·瓦瑟斯坦和大卫一样，也是在牛津读的学位。他们的父亲是古典学者，母亲是二战的匈牙利难民。二战期间，她随着犹太难民上了一艘逃离欧洲的轮船，轮船到达了以色列海岸，却因为英国托管当局的政策而不能登岸。她是匈牙利一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就凭着自己的游泳技能游向岸边，逃得一命，后来嫁给古典学者，养育了二子一女。
伯纳德·瓦瑟斯坦这样一位多产的学术人士，指导我们这样的菜鸟博士生自然不在话下。他平日里恃才傲物，他的智慧，是那种非常尖锐的急智，不紧不慢，却极有杀伤力，我就亲眼见过他将别的教授讽刺得下不来台。以这样的性情，和校方和学术界人士们难免牴牾，学术生涯中很换过几所学校，对教学却十分上心，加之口才也极佳，他上的课极受欢迎。选他作导师以后，我选题、开题报告、论文调研和写作都是一路顺利。
我的论文还没有写完，瓦瑟斯坦就离开了美国，回到了牛津，担任我上过的那个中心的主任。但他依旧远程指导我的论文，等我论文完成时，他还专程回波士顿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不过他最终还是回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上海秘密战》的研究助理
《上海秘密战》，看题目，自然是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间谍故事。然而，行内人读来，却是严谨周密的历史研究专著。就算是瓦瑟斯坦另一本非纯学术性的著作《特里比希·林肯的秘密生涯》，他也是对所有的历史材料进行批判性的搜集利用，然后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解剖。
瓦瑟斯坦在文科教授里算是大款，据说他的工资比校长还高，加上著作丰富，科研经费也很充足。我是他的研究助手，与我同时给他当助手的还有好几个。他自己懂几门语言，不懂而又有他需要用的资料的语言，他就各雇一个翻译兼资料员。《上海秘密战》就是这个阶段成书的，我负责中文和日文资料的挑选、搜集和翻译。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资料都不好找，瓦瑟斯坦使用的那些中文和日文资料，都不是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历史档案馆，而是来自美军当年缴获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我查阅和翻译内容，都与他关注的二战期间的上海租界相关。
瓦瑟斯坦通过馆际借书，定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里索要有关上海的缩微胶卷，我的任务就是首先挑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欧洲语言的资料，直接帮他打印出来，碰到日文和中文资料，就挑出可能对这本书有用的部分，然后给他翻译出来。我的日语水平不够，就找了个日本朋友金子真纪（Maki）帮忙。Maki是生物学系的博士生。这件事给Maki填了不少麻烦。Maki人极聪明，在我家里看一帮中国人打扑克牌，大家吆五喝六讲的都是中文，她却慢慢都明白了打升级、拱猪等牌路的规矩，缺人时，让她顶上来，她居然也能打得不错。翻译的麻烦不在于专业不对口，而是因为二战之后日本进行过文字改革，这一代的日本人已经不能够读懂二战期间的“古”日语。碰到读不懂的地方，Maki总是羞愧万分，不断地向我道歉，虽然她纯粹是在为我帮忙，这让我在感激她的同时，又多一层愧疚。碰到有难点的时候，她就认认真真记下来，然后攒到一起去问她远在日本的老父亲。
我是作RA的，帮瓦瑟斯坦作这些都是份内之事，Maki却是无偿服务。这么些年我一直觉得十分内疚，趁这个机会，再感谢她一次。
《上海秘密战》，《特里比希·林肯的秘密生涯》和上海犹太人
上海向来就被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二战中的上海，更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在我们这些从前的文学少年、文学青年的心目中，除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外，上海也无非是电影《上海滩》，还有张爱玲的小说。有意思的是，虽然《上海滩》和张爱玲的小说都是文学艺术性质的虚构，抽掉具体细节，单就背景和气氛来说，它们竟然和《上海秘密战》有些不谋而合之处。
一看《上海秘密战》的副标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就知道它和《上海滩》里的黑社会有某种联系。这本书里确实也涉及过杜月笙、黄金荣等历史人物，但其重点却不是华人圈中的黑帮，而是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上海的各国冒险家和风云人物，这里面有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政界、外交界和军方人物，也有商人、难民、流亡贵族和身份、国籍、身世、姓名都十分可疑的人物，三教九流、因缘际会，虽然作者使用的所有资料均来自各国的正式图书馆、档案馆，而且作者对所有没有旁证的当事人记录都持有历史学家严谨的怀疑态度，整本书读下来，却依然是引人入胜，荡气回肠。
这是瓦瑟斯坦的著作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却不是他第一次写关于中国的题材。早在1988年，瓦瑟斯坦就写了一本半学术的趣书《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
特里比西·林肯（１８７９—１９４３）是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皈依基督教后，曾经在加拿大当过传教士，后又前往英国，白手起家，居然成功地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身无分文，却创立和运营过庞大的跨国公司；他用过无数的化名，也持有过无数的真的假的各国护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曾经为美国和德国作过双重间谍，成为臭名昭著的国际间谍；因为触犯各项法律，匈牙利、英国、美国和德国都在不同时期要追捕他，但他却似乎有吸引陌生人的无穷魅力，被他屡次背叛的妻子，却至死对他忠心耿耿，即便是在狼狈的逃亡流浪过程中，也总有无数女子对他投怀送抱；他在纽约监狱服刑时，看守们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陪他聊天；巧妙地从监狱逃出后，却又马上大摇大摆地跑到报社召开记者招待会。更离奇的是，在英国、美国、德国、匈牙利的政坛和新闻媒体中出够风头、和众多女子有过风流韵事之后，他的晚年居然是在中国上海一家寺庙里度过的，身份是佛教的法师。
瓦瑟斯坦是一位严肃学者，写作这本野史性质的林肯传记，纯属偶然。八十年代八月末的一个下午，他被大雨困在牛津大学的博德连图书馆里，百无聊赖地翻阅那些极为乏味的书籍时，首次看到了有关特里比西·林肯的资料，从此便欲罢不能，放下了手头的“正事”，着魔般地顺藤摸瓜寻找起所有有关的历史线索来。
乍一听起来，特里比西·林肯纯粹是一个将政治、宗教、金钱和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骗子，瓦瑟斯坦也不否认这一点。瓦瑟斯坦追溯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不仅是因为林肯这个人物本身的独特和传奇，而是因为他的复杂经历，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那个纷纭杂乱、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林肯的疯狂，也折射了整个时代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疯狂，于是，这本书的意义，就超出了一般的冒险家的传记，成为一本具有独特视角的历史著作。
更绝妙的是，这本书趣味横生，远非一般冬烘书蠹吭吃吭吃地伏案考据、然后挤牙膏一般拼凑出来的“学术专著”。主人公玩弄一切于股掌之上，作者又将主人公无情解剖，精彩之处，时常让我想起电影《圈套》（The Sting）中保尔·纽曼和罗伯特·瑞福特和对手互相斗智斗勇时的狡黠和心计。所不同的是，《圈套》的导演为了照顾观众情绪，将胜利者放在了道德一方，而瓦瑟斯坦写作的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而，他除了必须遵循正史方法、细心调研资料来源外，不能臆造事实，还无法用欣赏的笔触，将特里比西·林肯写成一个英雄：林肯完全无视正义、善良、宗教、民族、亲情等维持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的受害者也不是比他更恶的恶棍，而是所有一切不幸与他产生了关联的国家、民族、宗教组织，还有至亲的家人和朋友。因而，自始至终，作者都对特里比西·林肯抱着一种怀疑、鄙视和辛辣讥讽的态度。读者掩卷之后，也不禁品味出历史的荒诞不经：这样一名小丑、骗子，居然几十年间在那么多国家、那么多领域如鱼得水、各领风骚，取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凡“成就”。
林肯象一只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蜘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不停地编织着一个网络，不管他本人多么荒唐，多么无足轻重，顺着他的足迹，我们还是可以走遍欧亚北美的大多数重要国家，追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幅复杂的历史地理图就这样描画出来了。荒唐的个人背后，是一部荒唐的历史；一个变色龙般的小丑的传记背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沉重的世界历史.
在我看来，瓦瑟斯坦这部看起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开小差”之作，比他别的著作更大手笔，更能显示他独特的视野、个性和才气。
和《特里比希·林肯》相比，《上海秘密战》是一本更加严肃的学术著作。它涉及的除了几十名类似林肯的各国冒险人物以外，更多地描述了二战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军事战略、金融政策和文化活动，为这些看似荒唐的人物和事件铺垫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舞台。
瓦瑟斯坦本人是犹太人，但他并不因此就对犹太人表示更多的同情，写及他们的时候，依旧是让历史资料说话。这本书里涉及到了一些犹太人社区的活动，却不是如坊间一般煽情文章那样歌颂中国人如何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二战中中国人自己处于无力招架的被动境地，犹太人能够进入上海，并不是中国人的慷慨好客，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无权控制，上海的大门对所有人包括逃难的犹太人都是敞开的；上海犹太人虽然幸存下来，他们中也有翻云覆雨的弄潮儿，但大部分人都是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难民，他们在上海的生活，亦远非世外桃源。
上学期间，我就翻译了我英国导师卢卡斯的《以色列现代史》，承蒙何兆武先生提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我就和瓦瑟斯坦开玩笑，希望能够翻译他的上海一书。但卢卡斯的书是放弃了版税的，瓦瑟斯坦却笑曰，这个条件不可接受。
有一天，我突然同时收到几位前教授的邮件，原来是《上海秘密战》一书翻译完成，瓦瑟斯坦多方搜寻旧部，希望能够找到我，让我帮他看一看译文。我也颇翻译过几本书，深知翻译虽难，校对更难，译文校对更是难上加难，碍于师生之情，却也只好勉为其难，将全书匆匆扫过。心中暗自庆幸，多亏这本书不是我翻译，不然我对那个时期上海、上海历史和上海人物不熟悉，定然不能像本书译者那样准确地翻译出不同地名、人名、事件的来龙去脉，准确地传达瓦瑟斯坦的本意。深知导师生性高傲挑剔，于是庆幸他找到了高质量的译者，不至于因为劣质翻译而损坏他的学术名声。偶尔发现小笔误或者小瑕疵，心中亦有窃喜，一是向老师证明他辗转找到我不是纯粹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也协助他和译者对读者尽到了责任，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准确无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我去国已久，而且在国内时的专业也不是二战史，对二战期间上海历史的研究现状了解不多。然而，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这本书以它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料来源，以及作者不同于国内研究人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定能给中文读者提供新的阅读乐趣和收获。
原文载《书城》2015年第11期。
《上海秘密战》读后感(三)：《上海秘密战》的编辑故事
这本书最初是由周育民老师推荐的，英文版原书是Bernard Wasserstein（中文名：华百纳）所著的Secret War in Shanghai一书。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出版将近两年了吧，多亏多位老师的共同努力，我自己也加了不少班，终于顺利出版了，再此想记录一下这过程中种种，最近流行一句话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挺喜欢的，虽然最近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真是不敢说自己日后会不会因为忙晕了头开始得过且过，但是趁现在还有热忱的时候，记录一下走过的路也不是坏事。
当初谈版权的时候，版代公司曾直接打电话来劝我放弃，说原书结语部分“提到某个非常敏感的事件”，作者不愿意做模糊处理，所以只有放弃一途了，我那时想的是既然下定决心要做了，就没有中途放弃的道理，况且这块内容篇幅不大并非重点，我跟周老师商量之后，他直接发了一封邮件给作者Bernard Wasserstein先生，先生不久便同意了，原来是由于英国那边沟通不畅导致了误会。这下总算避免了本书中文版“流产”的命运。
这本书最初并没打算收间谍肖像和二战时期的上海占领局势图，因为英文原版书上图片的质量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外方寄来的样书中，有用铜版纸印刷的清晰人像照片等，周老师建议还是应该收入间谍肖像，因为这些都来自档案，不是“随便能在外面找到”的东西，所以我再去交涉是否能采用扫图方式使用，外方同意了。
二战时期的上海局势图，是我在审完整本书的书稿后决定必须加进去的。因为研究生论文做的就是上海史的课题，我对反映老上海情况的地图的价值非常看重，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对于历史研究者的价值，而且也因为：
站在上海某条街道上，知道一百多年前这条路叫什么，上面有哪些建筑，哪些人造访过，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一个人顶多活个八九十年，但通过这种方式，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仿佛历历在目，可以说是“个人的生命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也许这就是让历史研究者痴迷的所谓“现场感”的一部分吧。
也因为当初做课题的时候（这里必须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刘老师，我能有幸为周育民老师做书也全因他的介绍），查上海租界英文路名等的中文翻译真是很费神，于是这次我执意在地图前加了个中英地名对照表，想以后有人要查可以作为对照，不用动不动去翻那些厚厚的大部头地方志去找译名对照表，这其实也有风险，因为“如果出错，编辑就会被喷死”这已经是个定律，但是本着“我自己到时候可能也想这样方便地找到原名”，我决定还是冒险一下。我做书的宗旨是“自己也要收藏一本”。这里还要感谢我们的美编，因为扫图质量太差，她几乎是全部按着原图重新画了一遍。
这本书是少数几本我看到的“完全基于史料，没有虚构，同时又写得像小说一样生动有趣”的研究二战期间上海的书，不仅作者本人在写书时严谨钻研（书开头缩略语显示本书使用的档案涵盖德国外交部、法国外交部南特档案馆、德国联邦档案馆、耶路撒冷中央档案馆犹太人历史档案、美国中情局据《信息自由法案》对作者开放文件等），更因为有了周书垚老师的精彩翻译（原文涉及多国语言，换了别人我认为真是搞不定），外加周育民老师严谨的译文校译工作，以及英方的协助校译（作者的学生杜女士协助校译了正文，作者本人协助校对了脚注部分，并更正英文版中错误），才得以顺利出版，另外我还想感谢本书的版代蔡先生，打了这么多电话，拜托您转发这么多次沟通邮件真是万分抱歉，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和付出。
对我来说，每次书付印都是惴惴不安的，就像一位老编辑说的，每出一次校样都会看出问题，虽然已经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这本书最终还是要靠读者来检验的，如果因我个人“学识或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导致本书留有缺憾，希望读者能够“刀下留人”，我个人也希望读者能通过它，一窥二战时期上海地下世界“一群外国混混和秘密人员”跌宕起伏的经历。
最后，提一下本书作者Bernard Wasserstein先生的中文名字的由来，因为是第一次来中国出书，所以他还特地请朋友帮忙取了一个中文名：华百纳，并发邮件解释了一下这个中文名的含义：“华”是Wasserstein的谐音，又因研究中国，故取“华”；“百纳”是Bernard 的谐音，又取“海纳百川”之意，由于限于篇幅，书中没有把他的这段说明放在作者简介里，因此在此记之。
《上海秘密战》读后感(四)：档案中的间谍战
诚如作者华百纳所言，照片中的苏玛丽并不十分美丽，与007中艳丽的邦德女郎相距甚远。但其印度帕提亚拉邦“公主”的高贵身份，风流放荡的作派，仍使她成为《上海秘密战》中最夺目的女主角。不过，她的舞台，不是好来坞的大荧幕，也非麦家的谍战小说，而是二战中的上海滩。
1937年11月，中日淞沪会战以国军溃退结束，上海沦陷。鸦片战争时期列强划分的上海租界遂成为孤岛。一时间，国共两党、俄、英、美、法、德、意、日，甚至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离的犹太人，各方势力都在这方寸之地明争暗斗，轮番登场。黄皮白皮、富豪权贵、青帮大佬、乞丐流民，在炮火映照的黄浦江畔，构画出二战在中国的一个微缩影像。
英国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在《二战史》中曾将间谍形容为攻破德国的细菌。诚然，间谍像细菌一样微小隐蔽，不易察觉，却无孔不入，一纸情报便能化解百万大军。孙子兵法云：“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知敌之情者”，往往就是身份神秘的情报人员，是虚构的007，余则成，是真实的盖世太保和中情局。
化身万千的“上尉”皮克，档案中的真实姓名是伊夫根尼•米哈依洛维齐•科涅夫尼可夫，拉脱维亚人。当然，对多面间谍来说，国籍一点都不重要。他的经历具备了谍战题材需要的神秘冒险和血腥阴谋。他在俄国服役，曾被德军俘虏11次；他为中国的共产国际工作，又投靠了英国情报机关；他是亲切的克莱治“医生”，也是知名的“尤金。欧万斯”，一位上海俄国戏剧界的知名人士，身兼经理和演员；他甚至冒称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斗胆签订百万武器交易合同；他热爱戏剧和音乐，嗓音优美，光头上留着刑狱折磨的疤痕；他会将人沉尸江底，也会好心施舍乞丐。就是这样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语言学家、演员和作家，身兼刺客、线人、奸细、军火走私贩，在上海组织了有40多名欧洲人组成的特务小组，成为日本刺探各国情报的得力鹰犬。
虽然具备了谍战题材的所有刺激元素，但若只把《上海秘密战》当成
一场窥秘猎奇，却是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了。间谍战虽然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长盛不衰，但在现实中，大多情报档案仍在不见光的保密状态中，专门研究情报战的史学作品并不多见。作者华百纳是美国历史学教授，他以严肃的史学研究态度，从德国外交部、法国外交部南特档案馆、国联邦档案馆、耶路撒冷中央档案馆犹太人历史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地搜罗史料，再以其文学硕士的功底将史料编辑成可以媲美谍战小说的史书，既有可读趣味，又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从高处看，《上海秘密战》折射的是二战期间的世界形势，同盟国和轴心国各自为战，各自内部也暗藏波澜，德日互相刺探，英美彼此竞争。地域有别、国家有别、种族有别、政党有别，然则金钱无界、利益无界、欲望无界、生存无界，这就是作者所言的“上海心胸”，它容纳一切差别，它腐蚀一切人性。
往细微处看，满纸阴谋争夺背后，卑微的人性隐隐若现，贪婪、阴险、放荡的面具底下，不过是一个个行走在生死边缘的男人女人，一个个恐惧、孤独、流离的灵魂，乱世谋生，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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