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经典读后感10篇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一本由[美] 裴士鋒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2.00，页数：2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一)：“爱省主义”与中华帝国
前面各章的内容可归为“interesting”的一类。“跋”特别值得注意。
然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无法彻底摆脱掉的，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如此。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走出了自己生长的地方，都会立刻察觉外界的不同。语言、饮食甚至穿着都是如此。北上广这种大都市里的各类同乡会也比比皆是。出门在外，老乡当然会倍感亲切。这种差异，不要说在各个省之间，甚至就是在各个地级市、各个县之间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南京人马上就能听出镇江和扬州人的口音。市区人士马上就能听出下属县乡人士的不同口音。
不过，仍旧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东南沿海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中间，似乎很少听说过类似于“辽宁共和国”或者“江苏共和国”之类的说法。笔者倒是常在河南人口中听到所谓“大河南帝国”之类的表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是该书作者所说，东部地区由于接触外界较多，加之其人士多在中央任职，所以帝国的认同更强。而中原或以西的人士由于其“闭塞”而对本地认同更为强烈吗？他的这种说法如今还能成立吗？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二)：湖南人多半是不团结的
一日和几位同事饭后茶聊，一围十人当中，竟有八人来自湖南。于是便聊到地域人之差异。不出意外，我们一致认为，湖南人在今天来看，也是相当不团结的。
我记得我大学打过唯一的两次架，就是跟下铺的湖南老乡打的。大学期间有许多老乡会，不过据我了解，湖南人是比较不爱参与这类活动的。我们更加执着于自己的世界，而且一个个都还算标新立异。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湖南人都是不误正业的怪人，只是在这些“奇葩”当中，你是比较容易看到我们的身影。同样在工作学习这样被称作“正事儿”的活动中，你亦可以看到湖南人在冒尖。冒尖这个词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在性格上就不太趋于圆滑，可能这是我们不能团结的一个原因。毕竟，刺猬们是不太愿意互相拥抱的。还有你也许会常常看见山东人、东北人、河南人能够意气地帮助受欺负的老乡出头打群架，但是一定很少看到湖南人出现这种情况。哥们义气也是我们不怎么讲的一种东西，个人认为湖南不是没有这种东西，而是湖南人一旦讲起来，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这么看来，湖南人的确是不太团结，我们常常以“霸蛮”、“耐烦”来形容自己，不过这些不是原因所在。思前想后，我以为不能团结的症结可能是嗜辣的口味所致。因为嗜辣，所以脾气基本上比较爆，对于那些团结所需要的耐心不太容易培养起来，可能还没达成一致对外的共识，就先开始骂自己人傻逼了，然后就是内部干起来。
当然，这些纯属个人臆想。纵观历史，湖南境内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少之又少，好不容易出来几个，到后来多半还是被排挤，打压，落不着一个好下场。最早的屈原，汨罗江说跳就跳；然后是到了宋代才有个周濂溪；直到明代，才有个王船山。这些但凡有点成就的人，都是单打独斗，从来没有形成过合力。想在历史、政治的舞台上留下痕迹，单枪匹马基本上是炮灰的标配。湖南人炮灰了几千年，这一状况终于从明代的船山先生开始，有了改观。当然船山先生也没什么好下场，但他为后来湖南人的团结提供了基础。
自从有了指导思想，世界从此好有爱。湖南人从近现代慢慢开始活跃。风流人物扎堆出现，不再孤单寂寞冷的湖南人开始形成合力、开始搅动中华大地。
近现代湖南开始复兴。大致是湘军时代（曾国藩）、维新时代（谭嗣同）及革命时代（黄兴）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出湖南人在船山先生的思想衣钵里冲撞寻找，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湖南的路。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三)：但开风气争师从——王夫之思想遗产后的现代湖南人
王夫之本来是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位思想家，隐居山中从事著述，生前并不曾得尺寸裂土或令名。但谁也想不到身死之后的二百余年后，却成为了各方各派争相引用、阐释的巨大思想资源。
这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与我们的主流历史叙述不同，作者跳出了沿海模式的圈子路径，转而从内陆思想文化的独立本位来考察湖南在现代中国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作为一部思想史类型的著作，作者能娴熟频繁地征引不同作家的作品而无断章取义的繁冗之感，实则得益于其高潮的叙述的策略。用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模式，引申出现代湖南历史上一位位行动主义的思想家和实干家。
明清易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巨变，王夫之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变革的人物。与其他人不同，他几乎晚年长期隐居山中，不过问世间的政治俗务而潜心于学术思考，终于留下了煌煌巨著。但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在19世纪之前的一百多年里，王夫之的大部分著作都只有等待未来的付梓，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是注解古代儒家典籍的文章且涉及对满清不满和华夷之辨的大多被删减篡改。而本书的故事就从王夫之的作品重新刊布开始，带有“天启”式的使命感的湖南当地学者邓显鹤是第一批从事船山思想复兴的学者，而当时的湖南在各省之间为人鄙视，湖南人也常被称为“骡子”，邓显鹤等人在搜集楚地先贤的文章诗歌的工作中意外得到贵人帮助。王夫之后人决意光耀门楣重新付梓刊印王夫之众多从未出版的著作，而邓显鹤也成了开启历史大门的第一人。邹汉勋、邓显鹤、欧阳兆熊、左宗植、左宗棠等人分别负责主编审阅工作，这一事件对于王夫之思想的重新流行和现代湖南自主意识的萌发无疑起着凿空的功用。在作者看来。1842年的这项大工程的意义不亚于房山石刻亦或敦煌千佛洞。但作者也分析出了当时遗憾未竟的事业，囿于集权专制的权力，当时真正刊行的《船山遗书》只有18种，而本来预计是出版42种的，随后接踵而来的主编去世和太平天国的战火摧毁了刻板的成果。但火种已经种下，左宗棠将和郭嵩焘相遇，而在战乱时代的山中，《船山遗书》恰好被带入山中，在历史的语境下郭嵩焘开始了他的潜心研究，自此走上了改革和重建湖南人道德、思想的系列改革活动。
郭嵩焘的弃武从文和山中潜心研读王夫之著作为今后他的人生志向埋下了伏笔。开明而超前的郭嵩焘重新诠释了儒家经典，认为需要变革，改变需要因事而为。后来作为英国公使的他则是一个“盗火者”，他一生背负了家乡许多士绅和学子的辱骂、污蔑和抨击，但却以兴办新学堂和开展演说、组织禁烟会为契机，开始以一个行动家的身份重塑湖南人的精神气魄。在本书的第二章“湖南复兴的基础”里郭嵩焘的地位和作用着实不亚于曾国藩及其湘军，当然前一章里也论及曾氏刊印船山遗书的故事，但曾国藩所为多为自律而郭嵩焘则是意图以涓滴之不懈坚持而做改造社会之宏图大业。这种思想不啻是19世纪70、80、90年代的一股极为强劲的风。郭嵩焘是巨眼之人，他认准教育之重要。遂以校经堂和思贤讲舍为基础，讲授算学、科学。最重要的是郭嵩焘带来的是湖南学校学者同心协力的可能性，是王夫之思想余绪的血脉继承者，这些将在后来绽放异彩。
如果说郭嵩焘是生前还未看到公孙果的成熟的话，那么湖南在郭氏逝世后五年就突飞猛进。这得益于正反多方面的博弈，反面是周汉的神助攻，引发了西洋人的抗议，清朝政府为了平息不断的闹事安抚局面，更换了湖南上层督抚人选。陈宝箴来到湖南，谭嗣同等人领衔的湖南维新运动一时蔚然成风。天时、地利、人和在1895-1897年之间的湖南可谓最恰当不过了，这一时间陈宝箴、陈三立、学政江标、士绅王先谦、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通力合作，一时办报、讲学、讨论风气繁盛。《湘报》的问答版块事实上起到了民主实践和训练的作用，也陶冶培育了下一世代的青年人如杨昌济等。除了报纸刊物的广泛发布和影响，这一时期湖南的学会也呈现了新气象，作者特别关注了南学会和时务学堂中一些学生的激进言论，从历史的另一侧面解释了当时湖南青年人中确实存在着湖南地方主义和自成一体甚至立国的可能性。谭嗣同等人对王夫之也进行了诠释与阐发，其核心是需要主动自发的改造器以实行道。这一阶段也可看做是湖南自觉意识和地方情绪最为勃发的阶段。
第五章围绕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籍思想家、学者的苦闷与矛盾奋斗为出口，以黄兴的协调为转折，历史进入了新的拐点。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四)：从书中了解湖南发展历史
首先要说的是，作者是个外国人，翻译成中文后，读起来感觉不是很畅快。
其次关于20世纪20年代后的内容实在太少了，而这个时期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事迹应该更为精彩。我的理解是全书是探讨影响湖南的思想根源和发展轨迹，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已经是开花结果，没有更多的更新了。
最后书中有很多对书信或文章的大段解释，很影响阅读，到后面我就直接翻过去了。
比较深的体会是，王夫之原来对我湘近代有如此大影响，堪称近代思想鼻祖，郭嵩焘竟然对我湘思想发展有如此贡献，堪称第一功臣，其他如谭嗣同，黄兴，杨昌济，蔡锷等人又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湖南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而他们都受到湖南维新思想的影响。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五)：一脉相承的轻文献
古代湖南精神源自屈原，近代则源自王夫之，作为明朝遗老，王夫之大量阅读，对明亡原因有深入研究。著作在清末一开始作为王氏家族祭祖的目的重印，后被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历届湖南后辈不断深究。
湖南区别于沿海省份，在清末保守，但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首次看到外部世界，在英国见到了蒸汽机，议会制度，受邀女王的宴会。归国后创立船山学社，为后世传递西方价值，到民国初期，湖南成为比北京上海接触新思想更早更广泛的地界。
近代湖南一方面有杨昌济等人振兴教育的愿望，也有黄兴等人通过武力变革的想法。民国时的各省议会为独立自治奠基，这种愿望渗透了近代湖南精英阶层。
作为一篇论文性质的评述，后缀大量参考文献，使得全书考究，严谨。
作为民国史，全书出现的人物不多不少，既有大名如曾国藩，谭嗣同，也有小众人物，但对每个人物都能深入浅出介绍详尽，不纠结于琐事对话，对人物性格有剖析，有读小说的流畅感。
作者的父辈曾在长沙雅礼任教，作为外国学者，能产生在地归属感，可见对长沙，对湖南独特的热爱与厚望。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六)：政治历史浩瀚而无常
平时历史以及政治书籍看得少，读这本书很吃惊，最惊愕的是彭璜的突然人间蒸发，个人认为本书在很明显地暗示彭璜是被那位大人物暗杀掉了，非常揪心，想穿越回去看真相是怎么回事。
其次吃惊的是湖南闹独立在近代这么凶狠，而且领头人之一就是那位大人物，并且重要领导的檄文里用爱尔兰（在凡是稍微有良知人看来当然应该）独立来作比。联想到如今的台湾，深觉课堂上的历史政治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和肤浅。
因为自己对近代湖南出的人才有所了解，本书重点刻画的湖南多才俊到了影响中国命运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这本书让我把原有知识体系更加扩大化。
读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古以来”“天理”之类的静态的历史是非观和政治信仰是非常脱离实际和目光短浅的，看看那位大人物在本书涉及到了时期是怎么大变特变彻底变政治言行的吧。这只是一本通俗的书，只是一本记录几十年历史的书，一本记录区区一个省的书，里面描绘的政治主流是多么频繁的彻底改变。可见时势造舆论，做人和看问题要顺势而为，不要脱离时代。
大仲马说历史不过是我用来挂小说的一颗钉子，其实政治正确的理念也是人用来过得更好的一件衣服。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经典比喻，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我觉得历史不应该这样比喻，因为历史其实不带道德审判和政治立场的，茨威格写《人类群星闪耀时》以及司马迁写《史记》夹带个人情感只是因为作者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但历史本身只是“过去发生过的事”，评论感慨的是人，不是历史，所以不存在任人打扮，我觉得政治更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七)：一个弗南人读这本书——老祖宗还是会玩的
好吧，我承认这个标题有点噱头，不过当初买下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是出于对湖南的自豪与骄傲。最初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自己的先祖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曾有过多么多么伟大的功绩。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功绩”根本不是作者要写的重点......再次奉劝各位，一定要看书的简介，不要像我一样，看着很中二的封面和书名下手了......
还是回归正题，评评这本书吧。手拙，大家将就看看。
第一，也是我觉得本书价值最大的地方，即发掘了一种不同的看待近代中国的角度，也许可以叫做“史观”。诚如本书的导论所说：
也就是说，裴士锋试图摆脱从宏观国家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思想，而是将湖南这一个单独的省份置于研究的中心。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独特角度，为其增色不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书采用过类似的角度，我读书少，就假装没有吧......中国近代史并非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是一条毫无波折的，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单线，相反，在近代史的舞台上，各种力量、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撕扯，最终引向了近代史的最终结果（如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而湖南本省独特的发展历史，则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力量。这样的角度也让人了解到在近代时期，湖南做出了多少惊艳于世但如今又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湖南的独立运动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省宪法（以往只在联省自治中有所听闻），当然，这也达到了我读书的最初目的——“嬲他屋里的我们湖南人就是屌哈哈哈哈”
这样的新角度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误）不过我们必须要在此时坚定地站好政治立场，不要被西方资本主义学者妄图分裂中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当然，这种一条线串联这么多人的方式，有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过于单薄，令人无法完全相信，并且有美式英雄主义的嫌疑（长者：sometimes naive）。上一段的最后一句我使用了疑问句，原因便在于此。至少我在阅读过程中，便觉得作者的一些叙述是很牵强的，近代史怎么可能是一条单线就可解读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湖南维新运动、华兴会和辛亥革命以及湖南自治运动，这些历史事件难道仅仅凭借王夫之思想和各大名人之间联系活动就能闹得惊天动地？裴士锋试图证明近代史研究中，除了教科书上单线的国家主义角度，还有一个省份的角度，不料自己也掉了这种单线的陷阱。本书还有点像近代史上湖南先人的传记合集，作者考察这些大人物的思想、动态，或者说，仅仅关注这些身为少数甚至异类的知识分子或者官员的动态，却缺乏对于整个湖南的人民、经济、政治、思想的钻研，难道改天换地的活动，就是在几个大人物在书房指点江山一番或者写几篇文章就能搞定？看来裴士锋同志很有必要学习一下人教版政治必修四哲学篇啊！
第三，吐槽一下作者吧......说实话还真得佩服作者的勇气，文中王夫之等人的很多作品，是中国人理解都有问题的文言文，裴士锋居然还研究引用得这么起劲，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中文原版还是翻译成英文的。因此他犯错也犯得有点起劲，错得实在是让我觉得这货太萌了啊- -。比如中文版198页的“洞庭云梦广”，英文成了“The clouds of lake Donting have broad dreams”也即是“洞庭的云拥有广大的梦想”= =这这这这，原意完全歪曲了啊哥们！至于文中很多引用文言之后，作者填下的自己的解读，也让我琢磨不透——“怎么不找个高中生当翻译文言文的助手！！！......”真是辛苦译者和校注者了，反正“校者注”这三个字在文中是不时出现的。看来国学的东西，还是要国人自己研究才行啊，一旦翻译成洋文，错误总会一打一打地出现......
总的来说，这本书值四星，但也不能再多了，槽点和优点并存，各位读者想必还是比我聪明的，看到作者一些让人的错误就忍忍吧......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八)：在湖南人的洪流中翻找大石头下的珍玩
湖南人作为一个族群凸显，是从我深入黑茶/边销茶历史时注意到的。
粗粗翻翻湖南的商业历史，清末之前无大商家，没有闻名四方的商品。
湖南人跟湖南商人一样， 自古都属于边陲化外，俗称湖南骡子。不仅仅是指湖南人的负气和激烈的性格，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体现。偌大湖南，作为楚地时，属于边陲。湖南人民至今引领为精神象征的屈原，其实是湖北人，因失势发配到蛮地湖南后，投江自尽的。屈子以下，晚清以上，湖南名人，一个手可以数出来。明清科举，湖南始终是倒数3名之内。非常好奇，岳麓书院的门联“惟楚有才”是怎么来的。
本书指出了湖南人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根源：在楚地独领风骚的时候，湖南是楚地的落后边陲，到了帝国大一统，即使湖南从地理上不算边陲了，但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湖南还是不折不扣的边陲。因自卑而自负，因闭塞而负气倔强，湖南人民的心理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强化，至今未变。
自太平天国湘军突起，湖南人在帝国的历史上每一个重要的关头和角色，都深深留下了湖南人的印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核心和实干家都是湖南人。
本书将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崛起，归为船山遗产，完全是对中国文化和湖南性格的理解有误。船山的学术和精神，完全是皮毛而已。湖南人被压抑了几千年的性格，自湘军点起了湘江人民的雄心：湖南人从来都不是又傻又笨的骡子，我们是独挑天朝的脊梁。曾经争论不休的湖南自治论，也是从自卑到自负的大爆发的高潮。
老外做史，眼量长远，也翻起了不少脚下石头。石头下埋藏的玩意儿宝物，也许作者不识，也许有意简省了，本书并未去挖掘这些石头下掩埋的珍玩。
石头一：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是先锋也是主力，黄兴，宋教仁，蔡锷，杨度。。。。孙中山为何在民国历史里独占历史地位，也许从第三者袁世凯的话里能看出一些端倪：“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这个石头下定有不少珍玩，有心人可以深耕一下。
原载：读后记https://www.choubb.com/？p=3208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九)：摘要（关键词）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楚宝》 《沅湘耆旧集》 邓显鹤 古稀之年
《四库全书》 《礼记》（儒家礼数典范）
《船山遗书》 《读通鉴论》《礼记章句》《噩梦》《思问路》《黄书》《宋论》
王夫之 宋儒张载
郭嵩焘 （船山祠）严复（翻译）
湖南四位先贤：
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
王闿运 唐才常 毕永年
《仁学》谭嗣同（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 程朱理学／涂启先） 王先谦
嘉纳哲学（日本）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黄兴 杨毓麟 谭延闿
杨昌济《讲堂录》
四大创始人：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读后感(十)：《船山遗书》的精神标的一直定位在湖南
首先从这本书开始说起。整体而言，还是值得一读，具体原因就不一一分析了。看了书友们的评价和留言，贬多褒少，这点我不认同。首先还是应该肯定这本书，不管你抱着什么目的去读，读后读到了什么，是不是没有读到你期待的东西，那都跟作者无关，毕竟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而且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所以，作者写了什么，读者读到了什么，两者不搭完全能理解。但我还是不认同读者没有读到想读的或者没读懂就由此否定作者和作品。
以下谈谈我的理解。也借此说说作者疏漏的地方——湖湘文化。
有清一代，王船山都相当不受待见，其人其书，湮灭于史者凡200年。原因有三：
一是政治问题，他是明朝遗臣，而且曾经举兵抗清。
二是个人原因，就是王船山的个性——他30岁抗清失败后投奔永历帝于肇庆，然而彼时的小朝廷仍然党争不断，而他也不幸陷入其间。然后他就顿悟了：只要党争不息，明朝复国无望。他失望之余，正好母亲去世回家崩丧，一路清兵追捕，各种隐姓埋名，种种苦逼，可以想见，从此与这个小朝廷诀别。
三就是地域文化，即湖湘文化。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暂时又说回王船山。从33岁开始隐遁，至74岁逝世，凡四十余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逃亡、授徒、隐居、著述。身处国破家亡之乱世，其个人身世确实苦逼，吃的苦就不说了。也正是身处如此环境，促使王船山干了两件事：
一，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批判。
二，对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朝统治者，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批判。
其间，吴三桂、清廷都有招揽过他，但都被拒绝。一代大师，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全发全服死去，应该说是死得其所。但是，他的著作生前基本无法刊行。据说，他生前也留有遗言，要求子嗣至少200年内不得将他的著作示人。
这里再插播一下，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李二曲，也都是明朝遗臣，也是大师级人物，待遇就很高了——天子下堂，名重天下，而且招收了一堆硕士、博士给自己整理著作。
这两下一对比，船山哥忠于明朝的坚贞不屈的形象，就显得无比高大，至少为湖南本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绝佳的榜样；而他的著作中蕴含的深刻的批判思想，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留下了伏笔。不过，还是因为政治原因，再高大也只能在湖南一隅产生影响。这就出现了一个结合——王船山跟湖南紧密的联系了起来，纽带就是——湖湘文化。
这里又说回上文分析的第三个原因。湖南自古就是南蛮之地，历史上也都一直跟湖北绑一起，明清时都归于湖广总督治下。但是，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即以岳麓书院为策源地形成的湖湘文化，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形成。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南的士人一直都有一种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王船山以其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一生，理所当然的成为湖湘文化里程碑式的人物，也由此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坐标。
风云际会，历史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历史周期律在清末再次发挥作用。湘籍士人很自觉的举起了王船山的旗帜，不断从其思想里吸收养分，寻找依据。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魏源、曾左，到改良派的谭嗣同，到革命派的黄兴、蔡锷，最后到主席。当然，主席是通过他的恩师杨昌济，大量阅读了船山的著作，而深受其影响。最后，以主席为代表，从湖南走出去了大量的人才。对现代中国，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印象。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作者的基本观念。不过，我个人认为，作者唯一没有讲透的地方，就是湖湘文化。如果把湖南比喻为一位母亲，是什么促使这个地方，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孕育了大批量的英雄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湖湘文化这根纽带！
由此，也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王船山不是出生在湖南，没有湖湘文化的孕育，他的思想恐怕在历史上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他本人和他的著作可能真的就湮灭了。因此说，王船山，和他的《船山遗书》，精神标的一直就定位在湖南。
最后，掉个书袋子：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