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忆往读后感10篇
《桑榆忆往》是一本由程千帆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3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中乾坤大，笔中日月长
文/米雪
庄子在《庄子-大宗师》说道：“大块载我以形 劳我以生。”细看程千帆先生跌宕起伏的经历，正应了此言。人生中所走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散落在时间的碎片中，成为记忆的痕迹。而人生的磨难，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孟子》中也曾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叙述磨难对于人的成长的意义。这记忆与过往，集成《桑榆忆往》。
由张伯伟编、程千帆老先生述的《桑榆忆往》，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劳生志略、音旨偶闻、书绅杂录以及友朋评议。晚年，程老先生已无法握笔，幸而以记忆为基础而成的口述，由他人代笔而成书，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总结，也是珍惜当下之意。而尤为可贵的是其所有的经验，方法都传授给了自己的弟子，写于书中使之薪尽火传，代代延续下去。
可以这样讲，程老先生的一生担得起“磨难”二字。磨难对于懦弱的人来说是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对于意志坚定的人来说，是考验是财富。他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在长沙出生，家境虽贫寒，却是有着文学底蕴的书香之家。幼年三岁即丧母，不得不寄居外家。在上学期间不断遭遇战争，辗转各地，生活一直不是很宽裕。解放后，又因为反右的政治运动被改造了十八年，妻子也是在他刚好一点不久也出了事。大好的黄金时光被磨砺的所剩无几。一生的坎坷，并未使其沉沦下去，更多的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深厚感情，促使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被南京大学聘任，继续把学问做下去，是以“活到老学到老”。
程老先生性格耿直，学术水平深厚。在南大教学期间，“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作者的口述中就提到南大在培养研究生的时候，谈了很多意见，被匡先生分发个研究室以供参考。诸如此类，以为常事。而治学，老先生文有陈寅恪之风，颇具宗师之资。莫砺锋在《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中说道：“程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当宽广，他在校雠学、史学、文学批评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最能体现其治学特点、成就最为突出的则是他的古代文学研究。”这与程老先生的家庭熏染分不开。早期师从黄季刚、吴瞿安、汪辟疆等人，在古文学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培养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校雠广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文论十笺》等这些造诣深厚的著作，凝结着老先生的心血和记忆。
在谈到著作《两宋文学史》行文中，程老先生在末尾感叹“韶光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天下熙熙攘攘，细思量这日子，再大的遗憾也一如过眼云烟，蜉蝣不可撼树，愿“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
《桑榆忆往》读后感(二)：学术耄宿的人生回忆
程千帆是南京大学的镇校之宝（已故），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就出此老门下，年青时的程老看着不像位学者，倒像个普通的民国白领，但其实学术成就颇丰，学术功底深厚，40年代和同是诗词造诣颇深的夫人沈祖棻颠沛流离，先后到过成都、乐山、武汉等地，为了生活，程老执教鞭于大学，沈祖棻女士则在家操持家务，两人之间也颇多唱和。沈祖棻女士年轻时即有“沈斜阳”之称，得名于其学生时代词作中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可惜八十年代初即遭意外身故，可惜。有《宋词赏析》一书，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甚可读。
程老年轻时就有很扎实的传统文学功底，这得益于其族叔父的私塾教育，小学、诗词、史家、书法，都有不错的基础，这为他之后前往新式学校就学打下很好的底子，这也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共同特点。
程老在回忆中详细回忆了自己童年时的生活，和青年时的到处避难的离乱，以及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委屈，字里行间，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生生眷恋，也有即便到晚年也还愤愤不平的愤懑，他说，“我这一生如果有什么追求的话，就是想做个学者，然而这一生最好的学术年华都被人葬送了”（大意如此），因为解放后的言出不讳，被有心者利用，十几年不能做研究，身份平反后又因为大学里的派系斗争，沦为牺牲品，差一点连继续读书教书的权力都没有，这也是他之所以晚年回忆起武汉大学，都还不能原谅的原因吧，就这么一点想法，居然也差点被人剥夺了，身为一个就想做点学术研究的人，这该是多么残忍的事，所幸南京大学爱惜人才，拯救了被命运打击的程千帆，这才有程老后来二十多年的学术辉煌，中国文学的研究，才有了一大批出自程门的大家。程老将自己的笔记取名《俭腹抄》，诗作诗论集结成《闲堂诗话》，从文集命名中，可见程千帆先生的谦逊和学者气度。
斯人已逝，徒留怀念。
另：此书中有大量关于如何读书的方法经验，可堪一读。
《桑榆忆往》读后感(三)：桑榆远照
“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
——《世说新语》
《桑榆忆往》这本书是以程千帆先生晚年回忆录为主干，增辑相关记述和回忆文字而成。程千帆先生是知名的文史学家、教育家，我最早知道他，好像还是读四卷本高教版《中国文学史》。《桑榆忆往》这题目显然是想表达时间流去的感怀，又带着点老骥伏枥的心绪。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劳生志略”，是程先生忆往顾学的文字；第二部分“音旨偶闻”是先生问学、共事的忆故；第三部分“书绅杂录”是私淑弟子问道的记录；第四部分“友朋评议”顾名思义是友朋的评论，当然友朋中有弟子，先生语：“学业既成，师弟即是朋友。”
书一开篇，程先生就感叹“许多过去的东西在过去来说，因为没有这些录音设备，过去就过去了，比如李龟年的歌唱，公孙大娘的舞蹈，曾经令杜甫那样惊叹。”陈丹青曾在文章中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现代作家分两类人，有彩色照片的，和没有彩色照片的。有彩色照片的，显然很幸运，有幸活到了新时期，但同时他们也是不幸的，就像有人感叹的那样，“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活下来自然有各种委屈和妥协，在历史上，留下许多黑色幽默或灰色时刻，有些惆怅永远排之不去，黑白照片则因远观，仿佛多了一些光环和质感，真有声光像的结合，恐怕就和近来网上流传的张学良视频一样了，引来一片诽声：“一瘪三尔嘛！”真相有时就是残酷的，所以宁愿没有记录，就会多些先贤。非得像狂人一样，从字里行间中发现“吃人”二字，何苦来？何苦来？但如程先生所说“口述史学是重要的。”有些苦，是要留得册页上反复咀嚼的，只苦了述者心志，启发来者坚毅，对于我们民族的历史，孤独登高而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学人的回忆文字，自然让人更留心其求学治学的经历，程千帆三岁丧母，童年从外家度日，从学随堂伯父君硕先生，于“有恒斋”积淀古文功底。有恒斋特点，起点颇高，在《三十忆往》《从文自传》等书描述的一般蒙童所识教育都不曾学，《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不曾读，因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说实在的，当日读这些书，许多地方没有懂，其中部分至今茫然。但懂了的，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似曾相识，谢逊教授张无忌武功的情景再现，教育到底是如何“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呢？这个话题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遇到，对于蒙童什么有用，什么无用呢？兴趣从哪里激发？如何培养爱好？到头来似乎依然，一律填鸭，当年的娃娃稍长一点，才慢慢体会这种拙笨功夫的造化，当然有了名气才有说服力，这就好比爱因斯坦的晚慧，爱迪生的口拙，总要有所成就，众人再一律“天才”一番，说到底天性如何？是很难判断的。
写经历，程先生完全是治学的态度，叙述从略，不大加以描绘，“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去，勉励有加。”如果是汪曾祺写来，一定会写清，如他评李贺那般，“别人都是在白底上作画，李贺是在黑底子上作画”，这就是文学家和学者的不同了。
看传记有趣处常在八卦轶事，即便略于描绘，也有值得摘抄的故事：“在一九四〇年的二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去教语文。那几年中我什么论文都没有写。我在那里教全校语文，一共五个班，每班每周两个小时，共有四个小时。这个学校虽小，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学生，名叫杨慧敏。上海沦陷时，谢晋元的一团部队退守四行仓库，坚决不投降。但是没有国旗，不能表示还没有沦陷的意思。这个杨慧敏，一个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着危险从苏州河游过去，把国旗带到身边，送给他们，又安全地游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就把国旗竖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
“有一段时间任鸿隽请刘大杰先生到四川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就丢了丑。因为刘大杰做的那些旧诗，连他们的学生都不如，所以后来没多久他就走了。那个时候刘大杰是新派人物，同四川的旧学基础相比差得很远。”我是翻过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看到熟悉名字，总会特别留意。书中还提到一点作者和朱自清先生的旧事，朱先生建议程先生写论文：“如果你用白话文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不是更好吗？我不敢回答他这个问题。”学人终归是老实的。
“在武汉大学的徐懋庸，鲁迅骂他是‘奴隶总管’这个判断实在非常准确。他又培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被武汉大学同事们称作‘金童玉女’，后来这两个人当了副校长。所以徐懋庸离开了以后，他的班子没有散。一直到现在为止，武汉大学不团结、脑宗派这种情况，就是徐懋庸搞起来的。”这段也有趣，如果判断准确，就不是骂，让人想起方舟子在网上和人论战，说一个人又蠢又坏，不是骂，我能用事实证明他又蠢又坏。文化人下笔千言，笔端之功，全在于“无一字不无来处”吧！
程先生记述文革中，文稿失而复得，值得人玩味，“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个锅里找到了。刚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们就对她说：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祖棻这个人很弱，一大堆稿子从学校抱了回来，抱得气直喘。我们那时住得很远，她拿回来以后，以为我会非常之激动，因为我非常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没有这样，好久好久没有做声。以为绝对没有了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忽然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处理好。”宠辱不惊吗？或许，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心冷，文化的传灯往往是让人齿寒的。
《桑榆忆往》以老先生《劳生志略》篇的文字为重，其他部分我就不过多评述了。程先生在引子中说：“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这就是一个读书人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2015年10月19日
《桑榆忆往》读后感(四)：此情可待成追忆——读《桑榆忆往》
程千帆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许多老一辈学人一样，经历坎坷。程千帆在“反右”与“文革”时期遭受打击，在盛年耽搁很多做学问宝贵的时间，直到1978年，已经60多岁的高龄，又回归研究事业，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者，使文学的事业得以薪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桑榆忆往》一部分包括了程千帆对人生经历的自述，即“劳生志略”，由其弟子张伯伟整理。程千帆一生磨难，“右派”就做了十八年。但是这些经历并没有使他垮掉。程千帆自认为愿因有二，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感情，二是不屈服的个性。这两点在许多以往的前辈宗师那里都有所体现，是知识分子百折不挠的传统，程千帆认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在程千帆身上，这种宝贵的传统得以延续。
程千帆对自己一生的口述，不仅是对这个传统的再次确信，也是一种“不平之鸣”。很多经历过政治磨难的人，可能在被平反之后，鉴于以往的教训变得畏葸沉默，但程千帆并不如此。他长期以来，将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都压在心底，而借这次口述得以倾泻。所以他直斥当年徐懋庸培养起来的极左思潮很厉害的武汉大学。也是当年武汉大学褊狭的目光，让他们失去了一个这样杰出的学者，使程千帆得以在更包容的南京大学获得重生。程千帆对过去的不满，不仅是对其个人经历的不满，而是为所有在当年受过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鸣不平。他的目的也不在于单纯发泄私愤，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中，企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在程千帆的自述中，并不总是有许多的牢骚和怨念，更有许多深深的感恩之情，对曾扶助过自己的师友，对自己的亡妻沈祖棻。特别是对沈祖棻，程千帆甚至怀着负疚的心情，觉得一辈子对不起她。对亡妻劳碌一身，在生活好转之时又遽然离世表示痛惜。另一方面是，程千帆可能觉得生活的负累，淹没了沈祖棻作为一个杰出的词人和文学研究者应该获得的声名，所以“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这种情感，不仅是夫妻间的伉俪情深，也是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惺惺相惜。
程千帆的求学及治学经历，是在一个学人荟萃的环境中，在程千帆的自述中，也忆及这些为学之中的师友，这些文章收录于“音旨偶闻”一章。这些人之中，有些是曾面临謦欬的受业之师，比如黄季刚（黄侃）。黄季刚是章太炎的弟子，是鲁迅的同学。在本书中，程千帆转忆了黄季刚与当时的学生亲密无间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轶事，使我们能够领略这一前辈大师的风貌。与“劳生志略”的口述体不同，“音旨偶闻”中的几篇，如《友杏庵遗集跋》、《吴白匋先生诗词集序》等则以古文书写，反映了程千帆深厚的旧学功底。
自程千帆本人的自述而外，《桑榆忆往》也收录了后辈学人品评程千帆学术成果的作品。这些文章对程千帆的诗学历程、学术品格进行综述，让我们对作为学者的程千帆有一个概略的认识，张伯伟将程千帆的精神遗产总结为“行道救世，保存国粹”，是入门的弟子对老师最真切的认识与观感。这一部分内容与程千帆口述自己的著作可相互参看，对做学问的人来说，也许能够有所启发。
《桑榆忆往》反映了程千帆的光明磊落、快意恩仇的秉性，使我们认识了一个杰出的学者、教育家，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也让我们从程千帆的追忆中认识了他的时代。
《桑榆忆往》读后感(五)：170328-170409《桑榆忆往》
170328-170409
《桑榆忆往》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9第一版第一印
23
○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刘）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这些轶事，朱先生自传中没有提及，知道的人现在不多了。
29
○我对于朱（自清）先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人是非常严肃的。他谈到我文言文写的论文，问我为什么不用白话文写文章。我说我受的教育，我的家庭和老师都是比较倾向于文言的，所以要自我解放出来也很不容易。他就说，如果你用白话文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不是更好吗？我不敢回答他这个问题。
32-33
○那时的文学史是苏雪林先生在教，但她总讲不完，总是讲到唐代就结束了。刘先生认为这样不行。那时按照刘永济先生的看法，文学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两年。要我教前半段，苏先生教后半段。苏先生每一次教文学史都只教到唐代，现在要她从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备课，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见，但不是对我的意见。这些问题都是过去历史上的问题。
35-36
○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刚好那时旧书非常便宜，他（金克木）想买一部《大藏经》。因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都买了。买回来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没地方放，只好又退还给书店。
47
○我到南大后，武汉大学听说南京大学对我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开会，武大的一个头头碰到南大的人，就问我的待遇是怎么样。南大的人就回答说：“给一百块钱，等恢复工作以后再说。”那人又问：“这一百块钱从哪里来呢？”南大的人就开玩笑说：“南大订了很多报纸，除了图书馆保留以外，其余的都卖了。每个月卖废报纸的钱就有一百多块。”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那个人回到南大，就说：“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狈，每个月卖废报纸过日子。”
50
○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长在作报告，全部讲的理科的事情，我听他讲完后就说：“我今天听了院长的报告，我很奇怪，我以为我们学校是清华大学，不是南京大学。如果是南京大学的话，怎么会没有文科的事呢？”他很难堪，我也不管。
96
○老师（黄侃）的谈锋不知怎么地一转，又议论起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比较来。他由木版书便于批点，便于执持，便于躺着阅读等等方便，而讥讽精装西书为“皮靴硬领”；又谈起中装之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他当即并不用手而把自己穿的布鞋脱下，然后又穿上，并且对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101-102
○离雅安城不远的山上有一座金凤寺，寺里有一位能诗的和尚，翔云先生（黄侃之父）出差到了雅安，和这位老和尚一见如故，便把公事放在一边，长期住在庙里，跟和尚唱酬起来。省里面的主管大不以为然，便参了老先生一本，执笔的幕僚，提到这件事，只用了“留连金凤”四个字。奏折发出去了，上面看的人没有想到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个妓女，而清朝官吏狎妓，是视为厉禁的，几遭严谴，后来经过解释，才弄清楚。因此一直到本世纪40年代，“留连金凤”这件逸事，还在老辈口中流传。我记得先父还曾就此事作过七古一首，有句云：“敢占温柔谑金凤”。
137-138
○又世传翁（王闿运）尝撰一联云：“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民国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总统布什东西。”此联切合当时南北纷争、袁氏窃取国柄之情实，故流传极广。惟闻先君言，翁原作实只有前十六字，其“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十二字，乃浅人妄续。
149-150
○莫砺锋本来要作《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学案，就将题目改了，撞钱穆是撞不过的。
153
○陈寅恪是很幽默的，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陈说寅恪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
173
○有一点你注意到没有，读他（钱钟书）的诗，好像钱先生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人，这么多的运动、变化，特别是解放以后，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写诗有时还忍不住有些影射，钱先生的诗里一点看不出来。我怀疑他还有另外一本诗集。
174-175
○以前在重庆的时候，朱家骅奉承蒋介石，要献九鼎，当然都比较小，请人写铭文。四川有许多老先生很擅长此道，但他们都不愿意写。后来找到顾（颉刚），他大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实际上他不内行。他说一个鼎上写一句，最后一个鼎落款。前四句忘了，后四句是：“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之九鼎，保于万古。”朱家骅有政敌，就去对蒋介石说，他在骂你。四川人骂装疯卖傻者是“献宝”。把后四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我在（载）献宝（保）” 。后来蒋介石看到，果然如此，一脚就把鼎踢翻了。是小鼎，所以用皮鞋就能踢翻。
196
○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和潦草字……当然，你写上一个一两万字的文章，偶然出现一个错别字，这也可以原谅，但总的来说，你不能抱着这种自我原谅的心思。因为我们不是搞物理、搞天文的……
235
○清朝有个大学问家毛奇龄，他很爱同人争论，一辈子就不喜欢苏东坡的诗，那么不喜欢就不喜欢，他还到处宣讲批评。有人说苏东坡也有好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初春的景物写得非常好。结果毛说，那为什么鸭子先知，鹅就不先知了？
☆以上皆段子，录之以备来日一笑。
118-119
○此外，季刚（黄侃）先生亦珍藏有刘师培先生的若干手稿及《柳下说书》巾箱本等，据汪辟疆先生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记载：
午后季刚约晚饭，饭后打牌四巡，负番币三十枚，季刚大胜。客去纵谈，出床下铁箧，皆申叔稿，以竹纸订小本，如《吕览鸿烈斠注补》、《古历》一卷。再出《柳下说书》数册，为清初柳麻子所据以登场者，云是武昌刘禺生所庋。此确为艺林珍秘之册。略为展阅，皆各自为篇，凡史实说部人物，并厕其中，词极雅驯，其惊心动魄语，亦谐亦庄。余因忆及冒巢民诗云：“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废河亭一日听。”每喜诵之，以为真能画出柳麻子也。今见此书，为季刚诵之。季刚曰：“此刘麻子，非柳麻子也。”余谓不必问刘、柳，要之此书与麻哥大有因缘。季刚大笑曰：“此书已入黄阁，裹以黄麻矣。”十时返，即题《柳下说书》四绝句云：“劫火难消一赫蹄，异书入手意凄迷。河亭灯火笙歌夜，此是先朝照水犀。”“剪裁不出娄东老，便是虞山病阇梨。成就髯麻千载事，斜阳古柳石城西。”“白衣残客哭江谭，画像提携在枕函（见钱谦益《初学集》）。解道报恩酬府主，一生知己左宁南。”“拂几吹唇字字安，却从悲壮见辛酸。此中具有兴亡泪，莫作寻常院本看。”
日记中所记刘师培先生遗稿《吕览鸿烈斠注补》，《刘申叔先生遗书》中不载。关于巾箱本《柳下说书》，刘禺生先生《世载堂杂忆》有“巾箱留珍本《柳下说书》”条，并引及汪辟疆先生日记，可参。
日寇入侵，南京失陷前，先生次子念田以大车两辆，载先生藏书，寄存于其友人鲁亚鹤采石矶寓中。然待到抗战之后，潘重规先生闻讯前往访书时，鲁亚鹤则谓藏书尽毁，仅存《古韵谱稿》及手批《文始》二册。季刚先生藏书，至此已尽皆流失。解放以后，南京市文联还设法寻找过季刚先生遗书，然亦未果。不知先生藏书如《柳下说书》者还存于天壤之间否？
☆【解道报恩酬府主，一生知己左宁南。】
QAQ左柳党暴风哭泣。
（划掉）啊这个CP大约天壤之间确乎只有我一个在萌233（划掉）
以上。
《桑榆忆往》读后感(六)：桑榆忆往
桑榆忆往
“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挫折，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好的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但我没有太多的愤怒、不平，我在想这个损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命运也是整个民族要负担的。”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
这是程千帆的《桑榆忆往》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两段话，饱含对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的珍惜、对自己命运和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痛惜。程千帆是著名的文史学家，教育家，1913年出生，曾历任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副教授，1978年任南京大学教授，2000年去世。《桑榆忆往》是他晚年的一部口述回忆录，还收有他对师友的评议，他的学生们对他口述的治学经验的记录，以及他的朋友、学生对他学术成就的评议。和同一时代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程千帆从小也受到了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抗战时期由沿海城市流亡西南，生活备尝艰辛，1949年后遭遇“反右”“文革”，直到晚年到了南京大学，生活才安定下来。他在谈起自己的著作《两宋文学史》时说，这是一部1957年春天就写成初稿的书，但直到1988年才在一个朋友的协同下完成，历程竟达31年之久。“韶光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对被剥夺掉的时光的惋惜溢于言表。而在种种艰难中，他之所以没完全垮掉，主要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惜， 以及他的个性使然，“说到底我就是不服”。
不管是抗战期间在金陵大学，还是1949年后在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程千帆直言不讳的个性一直非常鲜明。1944年在金陵大学，因为告状学校里的教会负责人贪污政府发给教师的平价米，他和妻子沈祖棻被解聘。1950年代后期在武汉大学，因为无所顾忌地谈论学校的一些问题被打为“右派”整整18年。晚年到了南京大学，“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及至口述这部回忆时，他对在武汉大学当年的极左思潮和宗派主义还是直言不讳，这并非发泄和报复，而是期待由此给后来的学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治学环境。
程千帆关于反右和文革的回忆，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反右最艰难的时候，许多人自杀，而他的信念是“无论如何也要同这种不合理现象对抗下去，就是不死，就是要看看到底结局如何”。那时他在沙洋农场，白天劳动挨斗，晚上就在农场图书馆把唯一的一套中华书局校点的晋隋八史看了一遍。“这包含了自私的个人信念，也包含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的信念，二者很难区分，这种生活情感是相当强大的力量。”——这种信念的力量、情感的力量让人震撼。二是文革期间他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稿子被红卫兵抄走，后来“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个锅里找到了。刚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们就对她说：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祖棻这个人很弱，一大堆稿子从学校抱了回来，抱得气直喘。我们那时住得很远，她拿回来以后，以为我会非常之激动，因为我非常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没有这样，好久好久没有作声。以为绝对没有了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忽然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处理好。”——难以想象那时的程千帆是怎样一种心情。
对程千帆来说，妻子沈祖棻在文革结束不久后意外车祸身亡是他心里最深的隐痛。“我现在只有一点是不大能够回忆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来是个富家女子，可以生活过得很好，但就是为了爱情，一辈子受苦，最后又是这个一个结果。”晚年的程千帆除了投身学术研究、教育学生，还致力于收集整理亡妻沈祖棻的作品，“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我想，这既是程千帆对妻子深切的怀念，也是他对一位被生活拖累、未能发挥全部潜力的女作家和女词人的怜惜。
程千帆对同代学人的评述、对学生的教诲也有许多精彩之处。例如他谈钱钟书的诗，“读他的诗，好像钱先生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人，这么多的运动、变化，特别是解放以后，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有。”他谈陈寅恪，“陈寅老以一考据家的面目出现，谈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走向问题，可惜从一点研究者尚少。”他谈治学，“其中一点是能与知识、感与知相结合。首先要熟悉作品，先有爱憎然后有好恶，熟悉作品，与作家心灵沟通，爱上他，才能进行评价。还有创作，知甘苦”。因此他要求学生“我劝你们写写字，作作诗，欣赏欣赏音乐，加强和扩充自己的心灵活动和表现能力。因为研究文学归根结底是面对人的感情，哪怕你研究理论，理论也是从作品中概括出来的。如果你对心灵的火花，感情的悸动缺少同情，缺乏爱赏，而是非常理智地去品评它，也不能说不对，但总是隔了一层，就好像一只蜜蜂，钻不出玻璃窗或者纱窗，看到外面的花很好看，花香也能透进来，但就是采不到。”——“心灵的火花”“同情与爱赏”，这既是程千帆教导学生应对所研究的作家作品所持有的态度，也是这位历经沧桑的学者对他的学术研究对世界仍保有的深刻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