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威的服从》读后感精选10篇
《对权威的服从》是一本由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3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对权威的服从》读后感(一)：集权的内在稳定性，从对权威的服从开始
作者用实验证明，艾希曼不是一个可怕的恶魔，而只是一个进入代理状态的，盲从权威的没有激情的官僚。当进入此种状态时，个人不再认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将自己定义为执行他人意愿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盲从权威的倾向；即有进化上原因，也与人类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无论是家庭，学校，都在执行着类似：服从权威有奖，反抗权威受罚的奖惩措施。在现代社会中，权威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即只与头衔有关，而与具体的人无关。
权力由他所统治的人的共识赋予，一旦建立不会自动消失，即使消失，也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面对权威，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如下：
3. 个体的道德感没有消失，而是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是否完成了权威的指令。
4. 让权威来确认他的自我价值。
破坏既定权威，等同于违反道德。因而不是一种礼貌的社会交流方式。当权威的指令与个人认知出现冲突时，就会使个人产生紧张感。个人通过躲避，否认，欺骗，物理转移，异议的方式来化解紧张感。另外，拉开行为和其后果之间的心理距离，紧张程度会得到改善。而当以上方法都无效时，才会寻求反抗，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坚持到这个最终结果。
同时，群体行为可以有效的削弱权威的力量，权威也可以运用群体的力量来推动服从。
作者的实验结果恰好解释了为什么集权统治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首先，当人类面对权威时，会选择追求权威认同，无论是因为本能抑或教育；其次，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寻求反抗，且只有少部分人能走到这一步。正如阿西莫格鲁所说：民主充满了诸多偶然性。如果再考虑集权对基因传承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权利的胜出者选择集权而非民主就再自然不过了。
《对权威的服从》读后感(二)：道德和良知顶不住权威的指令
1.纳粹刽子手在公审时为自己大屠杀犹太人辩护：执行上级命令无罪。 2.这引发了作者思考：上级下达的命令是伤天害理的反人道的，应该服从吗？正常人在权威指示下，会做出什么程度的恶行？道德和良知能否抵抗权威的指令？ 3.作者设计了这样的实验：对外宣称，研究体罚是否可以提高学习效率，招募志愿者。志愿者扮演老师，对答错问题的学生施行电击体罚。（学生是安排好的托，学过表演）多错一题，提高一档电击。最高是致命的450伏。 4.设备没有通电，实验组织人员不在场，只通过扩音器督促志愿者电击。志愿者隔着墙壁听着看着被捆绑学生（那个会表演的托）痛苦哭叫反应。 5.到底有多少人会在所谓“科学研究”的权威下三次启用致命的450伏呢？ 6.结果是40位志愿者26位服从命令三次采用450伏电击，占比65%。经过多次转换场景重复实验，结论是大多数人的道德和良知顶不住对权威的服从。 7.实验中，志愿者在挣扎在焦虑。把志愿者和痛苦的学生放在一个房间，反抗权威比例上升；两个实验人员意见不和吵起来，反抗权威比例也上升。 8.志愿者内心在说服自己：“他也是自愿被绑的”“我只是在完成任务”“天大的事权威顶罪”“实验研究高于一切”“我是在为人类心理学做贡献”“他活该”“不是我干的”“反正我没亲自动手”。 9.志愿者平时都不是坏人，此时却成为罪恶行为的帮凶。 10.那到底怎样才能反抗邪恶的权威呢？答案是敢承担后果，为了道义和良知，破坏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 11.最后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研究者隐瞒实验目的，欺骗志愿者参与实验，指使他们伤害别人，后又公布这样令人窘迫的实验结果，对志愿者造成的心理创伤由谁来承担？
1
1960年，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押往耶路撒冷接受审迅。艾希曼是纳粹德国高官，曾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他签发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文件，包括对数万犹太人执行死亡命令，可以说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
那这样一位恶贯满盈的战犯站在军事法庭审判席上时，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请求饶恕了吧？答案是，并没有！艾希曼并不承认自己有罪，还一再申辩，他只是在执行任务，奉命行事，没有任何罪过。
面对这样证据确凿、罪孽深重的恶行，艾希曼为什么不承认呢，却一再说自己是在执行任务，听从命令呢，人们到底会对权威服从到哪种程度呢？
当时身为犹太人后裔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于是他进行了一次电击实验。他想知道，当代表权威的一方下达命令时，这个命令是与道德和个人认知相违背的，到了对人性进行严酷考验的时候，人们会如何选择，他是遵从自己道德的指引还是遵从权威的力量？
后来作者把整个实验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对权威的服从》，副标题是《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在书中，作者详细记录了事件过程，并对实验过程中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主要是在情境力量下，权威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2
通常我们认为，人是自己行为的主体与支配者，人们的行为受自己良知、社会道德的约束，不会服从于别人的意志。正是因为我们有清楚的认知，才成为独特的个体。假使一个人没有主观意识，不做分辨的对外来的指令加以服从，那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简直是猪脑袋。
所以，如果个人对于某件事情的道德判断与权威产生了冲突，个人的自我认知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权威次之。这才是正常应该具有的表现。
但是如果读了《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你会知道，以上只是你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
现在假使我们参加了一场实验，实验规则是，让一个人回答问题，他答错了，然后代表权威的实验人员让你去电击那个人，你会听从吗？坚定拒绝是吧。因为在我们看来，电击别人这种行为简直是变态虐待狂才会做出来的事，绝不会是我们。
但是，先别这样武断地下结论，我们看看书中具体实验及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实验组招募有偿志愿者，假装要进行一项关于惩罚是否对增强记忆力有帮助的实验。两组人分别扮演教师和学生，学生被绑在椅子上，手臂上用电线连着按钮。如果学生回答错误了，教师就给对方实行电击。
电击按钮从15伏开始依次增大，共分为30个，所以最高电压有450伏。当然，实际上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学生是一位进行过表演培训的托，他会根据电压的大小做出各种痛苦的表演，但是扮演老师的志愿者们并不知情。所以这个实验中真正的被研究对象是扮演老师的人。
这个实验进行了很多变异，整个系列包括了19个独立小实验，参与人员超过1000人，年龄层次从20~50岁都有，并且涵盖了各种职业人员。
但是不管实验细节进行怎样变化，最终的结果基本上是：有将近2/3以上的人选择了服从，对别人进行了最高电击。 这个实验透露了一个细思极恐的现象：一些不带有任何攻击性或特别敌意的普通人，在某种情境力量的影响下，面对权威的压力，可能会完全失去自己的判断，变得盲从、麻木而无知，他可能触范平时的道德底线，违背心愿与良知，做出一系列不被认可的行为。
实验组在不披露结果的情况下，曾经任意采访了一些人，问他们是否会对对方进行电击，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自己绝不会做出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其实在知道实验结果之前，我们肯定认为自己也不会。人们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自制力与是非善恶分辨能力，具有一定的正义感、道德感、良知底线，肯定不会盲从别人而失去自我。
但是在我们知道了真相后，就不敢再报有乐观的看法了，因为事实是令人震惊而遗憾的。
3
那为什么相当多数的人出现极端服从现象，他们受了什么魔力的驱使，变得麻木而无知呢。《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中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情境力量的影响。受害者被锁定在这个情境中。实验是以心理学研究之名，看起来权威且专业，让人们产生了盲目崇拜。从而心理上产生了畏惧感，不敢去质疑对方。
就像我们会在某个专题座谈会上，表现的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听讲，对讲师的话深信不疑。
其次，是权威的力量。权威强大的力量影响人们将重点放在实验组人员身上。假设董事长、主管、员工这几类人在一起，大家会很容易倾听地位最高的董事长讲话。因为人们在心理层面，会很容易和权威靠近。
再次，是反人类变体特征。这个不好理解，简单说明，当受试者们想要放弃时，权威人士会说，“实验要求你继续”。于是命令就变成超越了人这样的个体之上的指令。受试者们无法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是谁的实验，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实验，对学生造成了伤害怎么办？
就像在二战中，发生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民众被征召入伍，被这样教导：德意志是最优等的民族，其他都是劣等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事业对保持人类基因的优等性有着崇高的意义。在这里，洗脑者把罪恶进行美化，上升到一个看起来正义而伟大的层面。对下属进行洗脑，实施他的独裁暴政。
最后，与接受的教育有关。想想自己的成长过程，上课要认真听讲，如果学生质疑老师的讲课内容，会被认为是钻牛角尖，调皮捣蛋，不是个听话的好学生。并且一直延续到成年。上班了听从老板的吩咐，业务上出差错，如果老板暗示要你背锅，你背不背？若想继续混下去，只有帮老板顶包。
因为生活经验让我们知道，叛逆会受到惩罚，遇事要权衡得失、趋利避害来保全自己。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要改变自己融合于这个社会群体。
基于以上的原因，人们选择了服从。虽然很多事情，从道义或责任感来说，不服从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可惜的是，太多人无法冲出思维定势，这听起来真令人失望和悲哀。
在《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中，作者分析的非常详细周密，因为这是一本心理学研究书籍，遣词造句都很克制严谨，既不武断也不轻浮。除此之外，书中还记录了实验场景，志愿者各自不同的真实表现，他们的表现，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人性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黑暗、光明、伪善、正直，等等。
4
其实，对于受试者来说，不管是服从还是反抗，在米尔格拉姆实验过程中，大部分人的心情并不舒坦。一方面，面对着学生的痛苦，受试者想要放弃实验，另一方面，代表权威的组织者要求他继续，他要兼顾此命令。在这时候，听从良知的指引还是权威的命令就成了受试者非常两难的诀择。
虽然某些时候，一个人做出的行为，并不源于他自己的本能动机，而是源自于在社会关系中，存在于更高等级的人的意愿，是这个等级的人或机构，促使别人做出了服从的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服从很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不过，在这个实验中，也有少数人打破了权威的力量，拥有冷静的思考力和决断力，体现了宝贵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们坚持与权威对抗，拒绝对别人进行大电击。虽然反抗者并不多，但至少让人们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有正义存在。
不管是选择服从还是反抗，受试者们都经过一个情绪激烈的对抗期。对此，作者米尔格拉姆也进行了分析。
那对于读者来说，看完了《对权威的服从》这本书，知道了人的性格中隐藏着各种劣根性，那如何去压制不好的一面，发挥人性中光明的力量，在生活中出现不合理的权威时，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呢？
我们要学会思考与质疑，学会分辨正确的权威与恶劣的权威，保持清醒的思考，正直与坚韧的人格。只有这样，在面对不合理时，才能克服强大的情境力量对自己的影响，进行反抗，从而避免极端盲从，做出有违常理的事情出来。
《对权威的服从》读后感(四)：良知对抗暴力
【行文的时候脑袋非常混乱，但是总算是写完了】
当人们面对二战遗留下的建筑废墟和心灵创伤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便是：是什么力量使得那些在平日与人为善的人，能够在战争中向其他无辜之人扣下枪械的扳机，或是摁下投掷炸弹的按钮。当他们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动之时内心经历了什么样剧烈的转变，道德戒律在此时为何突然失效，任由行动主体作恶？是否是战争触发了他们人性中残暴的开关，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攻击欲，而这其中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作为一名犹太人，对所发生在本民族的这出人间惨剧深感痛心的同时，也希冀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回答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我只是奉命行事。”这种官僚型人格所体现出的，是对上级权威的盲目服从。诚然，服从有助于组织体系的整合，是共同体存续的必要前提，但是，当像希特勒这样的恶魔攫取了国家机器从而发号施令时，服从就变成了一项危险的行为。事实证明，也正是众多纳粹分子对 “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抹去，为德国腾出生存空间”（希姆莱语）的命令的服从，才造成了六百多万犹太人的灭顶之灾。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在当时被视为民主与自由的天堂，但是对于悲剧是否会在这片土地上重演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毕竟“独裁主义可能会由民主化取代，但是，只要社会继续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存在，权威就不可能消失”， 越南战争中美军的所作所为即是显例。所以米尔格拉姆将注意力聚焦在了个人对权威的服从上，他的“服从实验”试图探讨的便是普通人何以在权威的命令下作恶，并且旨在从中寻求行动主体该如何破解这种道德困境的方法。
如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大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1933－）在本书的新版序言所透露的，整个服从实验一共设立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达到了1000多人，被试的年龄范围在20到50岁，涵盖了各种职业和教育水平的人，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在米尔格拉姆看来，“不得伤害无辜之人”是一则普适的道德律令，这种信念作为当权威下达加害于人的命令时的反作用力，和人对于权威服从的倾向相抵牾。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个体对于命令是否遵从体现了最后二者谁占据优势地位，米尔格拉姆用一组公式表示：
O：B>(S-R);D：B<(S-R)
当个体维持在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的力量大于紧张程度与解决紧张的机制之差时，便会表现出服从权威，反之则爆发反抗主试的行为。实验中，不少被试者表现出流汗、颤抖等紧张状态， 体现了此时被试者正在遭受心灵的焦灼，对“学生”施加电击并非他们所愿；而还有一些被试者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紧张感，他们非常听话地完成了主试下达的所有命令，对学生施加了450伏的电击后结束了实验。米尔格拉姆认为，主试通过着装、语态等外在表现向受试者传递出他是一个权威的信号，当个人进入实验室时，实际上就是进入了权威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从原先对自己行动完全负责的自主状态（autonomy）切换至了代理状态，在代理状态下，受试者将自己降格为执行权威命令的工具，随时接收和贯彻权威的指令。有所不同的是，一些被试者表现出的紧张是由于他们并未完全浸淫于代理状态中，还尚且保留着一丝价值判断意识，而那些不带任何压力地圆满完成所有“教学实验”的人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代理状态中。回想纳粹德国时期，整个德国社会就像巨大的服从实验室，经过纳粹长时间的反犹宣传和服从教育，民众处于深度的代理状态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难以被唤醒，这便是为什么普遍的德国大众麻木不仁地对待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犹太人的原因。
米尔格拉姆观察到，倘若拉大“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可以缓解电击带来的紧张和焦虑，被试也更倾向于服从。从实验1到实验4中，被试被设计成从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同谋者，一直到必须用蛮力才能强迫同谋者接受电击，实验结果显示，被试们反抗的百分比迅速上升。不难想象，执行一个针对数百平民的万米高空投弹任务比向一个人举起屠刀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更小，甚至可以说前者不会带来任何的负罪感，乔治•奥威尔曾写道：“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枕”。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将武器的射程一步步扩大，士兵丝毫感受不到目标是如何在他们扣动扳机、按下按钮之后灰飞烟灭的，他们既不会担心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受损，也无需忧虑被害者的复仇行动。同理，现代性的产物——官僚体制，催生出了像艾希曼这样的“案牍的谋杀者”，法庭在审判时甚至认为：越是远离那些亲手操作杀人工具的人，就越是罪恶。他们的武器不是枪支弹药，而是电话和电报机，艾希曼坐在办公室中制定和签署“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计划，无需沾染鲜血便成为了大屠杀的推动者。随着与受害人社会距离的增加，命令被一级一级传递、一层一层执行，官僚与自己制定的计划的最终结果隔着冗长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链条：犹太人是怎么一车一车地被运往集中营的，他们是如何分批地被带入毒气室的，大量的尸体最后又是如何被掩埋的，这些终日做着文书工作的人绝不会出现在现场目睹这些鲜活具体的场面。在官僚体制中，一旦将加害人与受害人被大量的中介者隔开，加害人便感受不到道德的压力，因为所有对于道德的关注都转移到了技术方面。按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说法，劳动分工所拉开的人们之间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执行灭绝计划被分成了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撕毁契约-集中-剥削劳动和饥饿措施-灭绝几个阶段，由最开始的把犹太人非人化，从普通人群中标注出来，到最终的屠杀阶段，这一系列繁杂的程序造成了官僚所承担的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 行动者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而是是否符合上级的要求，所有的责任都转变成了尽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命令执行者，道德感在此因为时间、距离和物理障碍而被抵消。与此对应的是，实验1中，在既听不见也看不见同谋者的情况下，40名被试中有26名将命令执行到了最后。
几乎所有的战犯在接受审判时都会搬出类似“齿轮理论”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在体制这个庞大的机器中，不过是一个会随时报废、随时被替换的齿轮而已，“如果我没有做，其他某个人也能而且也会做的。” 这种思想消解了个人责任，并将所有罪行都推卸给非人格的组织。在本实验中，被试所服从的并不只是主试的权威，还将实验视作具有超越人类的力量，进而服从实验本身，甚至还把整个实验置于更大的框架体系内，也就是科学的进步。实验过程中，不少被试曾经询问主试自己是否会对学生的受伤负责，当得到明确的否定回答时，被试选择继续进行实验。由此可以看出，当责任被转移时，个人作恶变得更加顺畅无阻。特别在纳粹组织内，个人责任正是处于这种“自由漂浮”的状态下，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对战争负责，除了他们的元首希特勒。这种观点恰恰也是战后德国社会中弥漫的“集体罪责”（collective guilt）的产生的根源所在，一些完全清白的人会因为身在这个犯下过罪行的国家中而感到自己同样也罪孽深重，这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是毫无必要的精神负担，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成为一种极有效的对所有那些确实犯下罪行的人的粉饰，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 事实上，一旦个人参与了某个具体的犯罪行动，就是非代理性的，就要对此负责，如果说德国人都应该为二战负责，那么唯一清白的只有那些被驱逐出共同体之外的难民和无国籍者。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定义：正义，即是每个人各得其所。罪责必须还原到具体的个体才有意义，法庭不能对虚无缥缈的非人格的国家政体或是运动定罪。
虽然实验最后呈现出的结果令人沮丧——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参与者选择了服从权威，但是我们还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反抗了权威的参与者身上，既然反抗是可欲的也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 米尔格拉姆在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解决紧张的五个机制。在最后一个环节“反抗”之前的是“提出异议”，这既可能是作为缓解自己道德压力的手段，以配合后面的命令，也可能是作为走向反抗权威的前奏。参与了实验2的一位工程师詹•瑞希勒在实验进行到在225V的时候坚决停止了实验，并且事后他认为，自己应当承当造成同谋痛苦的责任，而不是推给同谋或者主试。这也正是鲍曼认为的解决极权主义下个人道德困境的途径之一，除了要创造出多元主义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在嘈杂的环境中听见自己良知的声音以外，个体也要无条件地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所以鲍曼曾试图为一门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新型社会学理论开辟道路，在他的构想中，这种发端于二战后的社会学理论应该包含大屠杀经历中得出的所有理论和知识，能够对大屠杀进行合理地解释。这种理论认为，行动主体与他人相处就意味着先验地承担起了对他人的责任，它不是基于社会契约，也不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道德的所有意涵就在于“对他人的负责”，“因为责任成了人类主体的存在模式，所以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它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
而从阿伦特的观点来看，在道德命令从“你不得杀人”颠倒成“你必须杀人”的社会中，康德眼中永恒的“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似乎只有前者是不可变易的。 道德理论中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使得它存有因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变化而失去效力的风险。那些个体之所以能站出来反抗极权暴政，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前社会的旧道德体系的坚守或是他们心中有一套更加完善的法则，还是由于他们是自己行动的立法者。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这个概念不是用来说明艾希曼是愚蠢的，而是要表现他“思维的匮乏”（thoughtless）。正是艾希曼无法自我反思、与自己进行无声的对话，造成了他面对新政权创造出的新秩序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对于他来说，接受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就如同习得一门新语言，经过了多年的体制内摸爬滚打，他的心智早已经被陈词滥调、日常话语所侵蚀，而这也形成了一道屏障，将思考阻挡在外。那些怀疑论者，他们习惯于自省之后再作出决定，就像实验中的反抗也是诞生于参与者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诚如阿伦特所言，思考是一项危险又无结果的事业，因为事实上思考本身并不会带来知识，它是一股飓风，卷走所有指导人在世界上生活的已树立的标志，海德格尔称为“思想的风暴”。所以由于思考具有的颠覆性才易于促成个体对权威的反抗，它使得个体审慎地对待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良知得以显现，从而拥有了判断美丑善恶的能力，赋予个体打碎偶像的勇气。这正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的实质——时刻自省，保持目光清晰和内心的澄明，使得行动者即使身处乾坤颠倒的年代也能听从良知，走出代理状态，反抗邪恶权威。
《对权威的服从》读后感(五)：对权威的服从
本书的特点是科学、严谨，具体体现在实验中遵从控制变量法，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权威的影响力是否都有效、是否有增强或减弱。
欣赏后记李关于质疑的回答，以及附录中关于道德问题的说明。
对权威的服从与从中心理在我看来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本性，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社群形成并发展必然的两种心理（其实根本原因是节省脑能），因此即使是去中心化组织，甚至无政府社会都会面临。
对权威的服从体现在自我独立意识屈服于权威的影响，从宏观上讲个人自我意识的被压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的物化，从微观上（个人心理角度）讲则是个体通过逃避/推卸责任等方式缓冲冲突带来的紧张感，但当紧张感大于阀值时便会爆发成为“对压迫的反抗”。
探究对权威的服从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个体具有差异性，仅当个体进入群体时，为将群里的效益最大化，个体或自发或无意地作出改变，即从自主状态（autonomy）进入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对权威的服从便是其中的一个体现。而人常会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原因便是此，因为他接触到的别人也处于群体状态。
人的技能掌握有以下三个途径：（1）基因，例如婴儿吮乳 （2）模仿 （3）反馈（包括正反馈与负反馈）
既然“对权威的服从”的现象难以更改，调节紧张度的阀值也是反抗权威的一种方式，而以下原因可能导致服从的加深。
（1）从小被灌输服从的教育，例如家庭与学校。更具叔本华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儿童时期遭受的经历对人的发展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相对其他时期而言）
（2）权威往往与利益相关，因此服从权威往往带来正反馈，反抗权威往往带来负反馈
（3）反抗权威可能导致个人形象的降低，因为反抗已建立的（established）观点相违背，往往遭到负反馈
相关阅读整理：
（1）“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经验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心理学
（2）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讨论极端环境中人的行为的改变，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对权威的服从
另外，最近小结的两个社科的特性：
（1）社科的看似通俗，即“道理一说出来，听众总觉得顺理成章”，可他们未必理解。
“相关性”与“因果性”的谬误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顺便，“对现象作出自认为合理的解释也是人的天性之一”）
（2）社科观点的提出便是一种突破